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大显著特征是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问你,魏晋南北朝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什么?还是我说吧.从政治上来看,这段时期表现为天下大乱,割据政权此起彼伏.但大致上形成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割据,南方汉族政权统一的局面.从经济上看,北方经济因少数民族混战而变得凋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得以恢复发展.而南方经过人口南移,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为日后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从文化上看.北方成为了民族的大熔炉,少数民族开始了汉化进程.而中原文化南移,南方的文化事业得以迅速发展,中国文化中心南移也在此时开始.另外,由于混战,政府对思想的控制力度下降,儒家式微,道教式的清谈盛行,佛教等外来宗教在中国也得到了迅速传播.总体来看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但经济和文化却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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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 &&&&&& 月份朝代春&&1&& 2&& 3夏&&4&& 5&& 6秋&&7&& 8&& 9冬&&10& 11& 12季节不详魏晋南北朝记载为春季但月份不明3次记载为夏季月份不明1次记载为秋季但月份不明0次记载为冬季但月份不明1次25&2&& 1&& 46&& 7&& 32&& 2&& 14&& 8&& 1&合计101751425唐代记载为春季月份不明3次记载为夏季月份不明6次记载为秋季但月份不明0次记载为冬季但月份不明1次8&0&& 0&& 20&& 0&& 10&& 0&& 01&& 1&& 2&合计57018宋代记载为春季月份不明1次记载为夏季月份不明0次记载为秋季但月份不明0次记载为冬季月份不明6次6&1&& 1&& 01&& 2&& 21&&&&&& 00&& 0&& 0&合计35106注:1.本表参考童圣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四辑的《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一文中表2、表3、表4并由笔者修订完善后制成。&由表三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多发生在春夏冬三季,秋季发生瘟疫的记载不多。唐宋时期瘟疫集中发生于春夏,秋冬发生瘟疫的记载很少。有关该时段瘟疫发生的空间范围统计,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区划与唐宋时期差别较大,不具有可比性,故而分别叙述如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国至西晋的瘟疫发生地区多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南方记载偏少。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南方的瘟疫发生地区已明显超过北方,只是发生频率由快转慢。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的整体形势有关。西晋末东晋初之所以瘟疫高发,一是由于大批军队长途行军十分疲惫,加上水土不服,引发瘟疫。根据相关数据,可知仅军中发生瘟疫就达16次之多;二是大量北方民众突然南迁,一时无法适应南方的湿热天气和多瘴气的恶劣环境,许多人因此染病;三是当时南方比较落后,许多原住民卫生习惯不良,也导致疾疫肆虐。以后随着南方逐渐开发,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四是这一时期各朝代政府都主要忙于战争和巩固既得利益,用于疾疫防治和灾后补救的措施很不完善,这也是这个时期疾疫大规模爆发而且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笔者对唐宋时期瘟疫发生的空间状况进行了统计。参见表四。表四:唐宋时期瘟疫空间分布情况表& 地区&朝代&河北道&关内道&河南道&剑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河东道&不详唐代26635102&& 地区&朝代&河北&陕西&京东&两浙&荆湖&江南&&不详宋代115412&1　　注:1.本表参考童圣江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四辑的《唐代地震灾害时空分布初探》一文中表2、表3、表4并由笔者修订完善后制成。2.因同一时间、不同地域分别计算,因此所得数字多于统计总数。3.唐代以贞观十道为单位,宋代则以至道十五路为单位进行统计。因为唐代贞观十道和宋代至道十五路的地域面积相对较大,更便于统计与说明。&由表四可知,除去地点不详者外,唐代瘟疫高发地区分别是江南道(10次)、淮南道(5次)、关内道(6次)、河南道(6次)、剑南道(3次)、河北道(2次)、河东道(2次);宋代瘟疫高发地区分别是京东路(5次)、两浙路(4次)、江南路(2次),河北路、陕西路、荆湖路各一次。如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唐代北方(包括河南、河北、关内、河东四道)共发生瘟疫14次,南方(包括山南、淮南、江南、岭南、剑南五道)18次;由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控制薄弱,文献记载不全,南方实际的瘟疫发生率可能还会更高,现有材料已经表明唐代南方瘟疫比北方高发。宋代北方(包括河北、京东、陕西、京西、河东、开封府等路)共发生瘟疫7次,南方(包括江南、淮南、剑南、两浙、荆湖、福建、夔州、梓州等路)也是7次,南北方发生次数相同,但京城所在的开封府多达5次,占北方瘟疫总数的71.4%,比例非常高。除史籍记载的因素之外,由于都城区位变迁影响着疫灾重心的变迁,都城人口众多而且流动性大,瘟疫发生率往往偏高,则是以上几个时期瘟疫发生的共同表现。&二、唐宋时期瘟疫流行的特点总的来说,唐宋时期是瘟疫低发期。具体到各个时期,疫情略有不同。根据以上材料分析,唐宋时期瘟疫的流行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瘟疫发生频度无固定性。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瘟疫高发相比,唐宋时期大体来讲属于瘟疫低发期。唐代与北宋相比,北宋的瘟疫发生率是每9.7年一次,较之唐代的12年一次显著增高。但从已经掌握的数据来看,瘟疫的发生频度并无明显的固定的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多发,是由于战争频繁和人口大量迁徙。而在唐宋低发期当中,仍有部分阶段呈现高发特征,如唐太宗时期曾先后发生6次瘟疫,其中2次为严重瘟疫,这显然与过去所认为的“贞观之治”、社会安定太平有些不相吻合。实际上,贞观时期百废待兴,稳定统治、平定边疆、远征朝鲜等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和频繁的人员流动也助长了疫病的发生和传播。但在唐初政治清明的条件下,即使发生了瘟疫,政府也有力量控制其扩散范围和实施有效救治,减少其危害。安史乱后,由于局部战事不断,官员敷衍塞责,国家机器运转失灵,致使瘟疫肆虐,由小灾而恶变为大疫,酿成严重疫情。宋代瘟疫高发是在994―1010年,应与当时人口激增、北方战事不断、军队调防增多以及流民流动加剧密切相关。第二,瘟疫发生时间具有规律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主要流行于夏冬春三季,冬季发病次数仅低于夏季。这与唐宋时期有所不同。其原因可能与战争导致人口突然大量迁到南方,出现严重水土不服有关。随着南朝中后期和隋唐时期对南方的逐步开发,当地原来潮湿烟瘴的恶劣生存环境有所好转,于是隋唐以后南方冬季发生瘟疫的情况明显减少了。唐宋时期瘟疫大多流行于春夏季节,从表三可知,除时间不详的8次外,唐代另外的13次瘟疫中有12次发生在春夏;北宋也如是,除时间不详的6次外,其余9次瘟疫中有8次发生在春夏。这是由于春季青黄不接,人们纷纷进入经济条件较好的都城和其他城市谋生,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传染病发生和传播。夏季则是由于气候炎热,河湖港汊密集地带极易发生生活用水污染,加之古时居住条件和卫生状况较差,造成夏季瘟疫盛行。第三,瘟疫发生空间具有集中性。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都下”、“都邑”发生瘟疫的记载比比皆是,唐代都城长安、陪都洛阳以及北宋都城开封亦如此。这一是由于疫情发生在京都,政府重视,史籍记载详细完备;二是由于都城人口众多,流动性大,瘟疫发生几率更大。唐宋时期南方两浙和淮南一带是瘟疫发生较集中的区域,虽然经过几个朝代的开发,江淮地区出现了扬州那样的繁华都市和润、宣、常、婺等10万户以上的大州,但至少在唐前期,人们仍把江南看作卑湿烟瘴之地。如杜甫《回棹》诗:“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7](卷233,p.2578);白居易诗:“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8](p.203);高适《宋中送族侄式颜》诗:“登临多瘴疠,动息在风水”[7]卷211(p.2199);等等。官员如被派到江南为官,都认为是被放逐而不愿赴任[9](卷336,p.2684)。“卑湿烟瘴”的自然环境确实会给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带来一定困难,而且唐宋时期南方江河湖泊比现在更密集,不良卫生习惯往往造成水源污染,使江河湖泊成为瘟疫传播途径。北宋与北部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时战时和,战乱不已,不少北方民众纷纷南下,因生活环境变化而水土不服,也是疫病易发的原因之一。另外,瘟疫爆发次数往往同当地社会发展水平成正相关。一般来说,府州以上官府所在地以及经济发展较好、人口比较稠密的交通要冲都是瘟疫多发地区,这一特点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相同。第四,瘟疫危害程度有加重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瘟疫高发期,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大疫曾发生44次,都是破坏性很强的大灾。如嘉平五年(253年)四月“诸葛恪围新城。大疫,死者太半”[10](p.1009);咸宁元年(275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万人”[10](p.1009)。唐宋时期虽是瘟疫低发期,但其危害程度却有不断加重趋势,每次疾疫发生都涉及范围甚广,危害甚大,死亡率很高。例如唐代永淳元年冬“大疫,两京死者相枕于路”;神龙三年春“自京师至山东疾疫,民死者众”;大历初“关东人疫死者如麻”;元和元年夏“浙东大疫,死者太半”;北宋明道二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熙宁八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七年五月“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这种重大疫情的发生,对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破坏,并且大大削弱了社会的承灾能力。&综上所述,唐宋时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当属瘟疫低发期。瘟疫的发生,虽然时间上没有明显的周期性,但季节分布呈现一定规律性,主要集中于春夏;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瘟疫危害程度具有加重的趋势。唐宋时期,当朝政清明时尚能积极防范和救治疫灾,将危害降低到较小程度;一旦朝廷无所作为,官员敷衍塞责,瘟疫发生后不能组织有效救治,就会导致疫情肆虐,使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遭受严重破坏。总结历史经验,对于当代的灾疫防治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1 ] [美]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M].台湾: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2 ]现代汉语词典[Z].上海:商务印书馆,1990.[ 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传统医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4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1).[ 5 ]龚胜生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3).[ 6 ]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6).[ 7 ] (清)彭定求.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 1960.[ 8 ]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第一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 9 ] (宋)李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6.[10] (萧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 参见闵翔鹏“唐诗中的瘟疫”,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5年第11期;邱云飞“两宋瘟疫灾害考述”,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6期;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载《历史地理》1995年第12期;康弘“宋代灾害与荒政述论”,载《中州学刊》1994年第5期;李曼曼《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未刊),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未刊),上海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另有其他论著涉及瘟疫内容,如杨俭“我国秦至清末的疫病灾害研究”,载《灾害学》1994年第3期;范家伟“两晋刘宋时期的疾疫”,载《历史地理》1999年第15期;梅莉等“明代传染病的初步考察”,载《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赖文等“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年创刊号;孙关龙“中国历代大疫的时空分布及其规律研究”,载《地域研究与开发》2004年第6期;张剑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2]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瘟疫发生的统计,目前已有多篇论文涉及,如宋凤英《六朝荒政》,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高峰《北朝灾害史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王亚利《魏晋南北朝灾害研究》,2003年四川大学博士论文;黄平芳《六朝荒政研究》,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由于统计标准不同,所得出的统计数字差别较大。龚胜生、叶护平发表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疫灾时空分布规律研究》中的相关数据最为详尽。请注意，本站信息均收集自互联网，相关信息仅供参考，医疗等重要信息请以正规途径为最终意见，本站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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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文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1 北方各族人民的穿珐扁貉壮股憋瘫铂凯大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民族融合带来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文化繁荣；2 江南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北方战乱，南方向对安定，北方人逃往南方，促进江南开发，也推动南北交流，促进科学发展3,广大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说”科学家“不准确，近代科学产生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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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可以说是非常动荡的，处于战乱之中，政权更迭平凡，我认为战乱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战争是一个逼迫文明进步的东西。
此间，玄学兴起，佛教道教活跃，另外还有希腊文化传入中国。宗教间的竞争是促进发展的原因，希腊文化的传入也是个契机。比如佛道儒三教合流，就是因玄学诱发，互相竞争发展而来。
经济也是重要因素，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可以说是非常稳定的，特别是江南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有稳定的经济才能发展。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是一段多民族的历史，比如“五胡”、北魏等，都是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民族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而民族融合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举个例子，世界上的众多国家代表了中国的各个民族，国家合作，于是世界发展；同样的道理，民族合作，文明发展。而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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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十四次最严重的瘟疫 黑死病几乎毁灭欧洲
文章提交者：zhangzizhong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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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別严重，對人类后代的影响特別大。黑死病(1347 - 1351)黑死病在人类历史上是最致命的瘟疫之一。普遍认为是由一种名为鼠疫的細菌造成的。但最近有人认为是由其它一些疾病引起的。关于鼠疫的起源在专家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黑死病开始于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或中亚。在随后的数年內由商人和携带到俄罗斯南部克里米亚。在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流行病从克里米亚传到西欧和北非。黑死病造成全世界死亡人数高达7500万，其中欧洲的死亡人數为2500万到5000万。黑死病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的皮肤上会出现许多黑斑，所以这种特殊瘟疫被人们叫做“黑死病”。对于那些感染上该病的患者来说，痛苦的死去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沒有任何治愈的可能。引起瘟疫的病菌是由藏在黑鼠皮毛內的蚤携带来的。在14世紀，黑鼠的数量很多。一旦该病发生，便会迅速扩散。在年间，总共有2500万欧洲人死于黑死病。但是，这次流行并沒有到此为止。以后的40年中，它又一再发生。14世紀20年代当此瘟疫细菌再次爆发之前，它已经在亚洲戈壁沙漠中潜伏了数百年，之后迅速随老鼠身上的跳蚤中的血液四处传播，从中国沿着商队贸易路线传到中亚和，然后由船舶带到，进入欧洲。欧洲密集的人口成了此疾病的筒。3年里，黑死病蹂躏整个欧洲大陆，再传播到俄罗斯，导致俄罗斯近三分之一至一半的人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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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有数的大瘟疫，几乎都清一色的发生于中世纪的欧洲，那个极端愚昧而又肮脏的年代，是偶然事件？还是必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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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大瘟疫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传染病对太平天国战区的军事活动和人口究竟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又是如何发生作用？从1950年代开始，大陆医史学家对太平天国战争中的疾病与医疗史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6]。他们对太平天国史的贡献主要在于「复原」太平天国军队和清军中的医疗体系。研究表明，太平天国军中医疗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太平军中疫病的「少见」，适与清军中的疾疫流行形成鲜明对比，成为清军腐败的明证。医史学家的这些研究主要停留在医疗制度层面，对于太平天国战争中各军队中军人的染病细节则并未涉及，因而无法了解传染病流行对于太平天国军队和战役的具体影响。[7]一般认为，太平天国战争对于战区人口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有的学者给出了估算数字，如葛剑雄和曹树基的研究表明，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这场战争中大约减少了7000万人口[8]。对于如此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认为，「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很大」[9]。民间百姓则把原因归结为瘟疫盛行，如皖南花鼓戏「唐老三下江南」有这样的唱词：「昨日里无事去把集赶，耳听得众人等讲一遍……江南人儿发瘟死，全都是客家人种庄田。」[10]就是在华南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如广东蕉岭县老人们说：「战时许多人死于瘟疫。」[11]这些口碑传说，反映了传染病对战区人口的影响。战争中传染病所杀害的人口，远比战斗来得多。然而，这一军事医学史家的共识，在一些历史学者看来，或者仍是一个谜[12]，或者否认这一共识，认为传染病对于战区人口不起决定作用[13]。本文的目的并不限于仅仅再次揭示传染病对于太平天国战区人口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而是进一步探讨在太平天国战区这一特定的地理区域内，到底是哪些传染病深刻地影响了战区的人口，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战区人口。在同时期云南的回民战争中，根据当地人的观察和人口数字推算，战争中鼠疫死亡人口远大于其它各种死亡原因。李玉尚和曹树基据此推论：「19世纪中叶，中国云南、西北地区的回民起义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太平天国战争，以及战争中的瘟疫、饥荒，造成了中国1亿人口的死亡。从云南、皖南的情况看，死亡人口的大部分死于瘟疫，而非其它原因。」[14]云南存在着鼠疫自然疫源地，战争引起鼠疫的扩大流行，从而导致人口的大量死亡，易于理解。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用云南的例子来推论太平天国战区并不合适，对于太平天国战区的传染病史的研究更需要进一步加强。谢高潮指出，同治初年苏浙皖交界地区的疫灾包括疟疾、伤寒、痢疾以及古典型霍乱(Classical Biotype Cholera)等多种疾病。[15]尽管这一研究深化了太平天国战争与疾病关系的认识，但对于该地常见的传染病以及古典生物型霍乱对于战役和军队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仍未能完全揭示。因而对于战争中传染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具体原因，还需要做一阐释，并从发生学上去揭示战争中人口大量死亡的主因，也为解释历史时期中国人口数量「大起大落」的现象提供一个典型案例。军队中传染病盛行，使作战军队因疾病减员的人数相当多。湘军、淮军可以不断地从湖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勇；太平军则采取掳丁策略，掳掠战区民众充当士兵或者军队后勤人员。比如在南京，张继庚记载：「惟念江南未破城时，查户口清册，有二百六十余万之众，破城后死难者十之三，被贼杀者十之一，迫而为兵四出者十之五，逃散者十之一。此时所存三万余人。」[69]战争也使战区民众丧失最低的生活条件，以致身体抵抗力减弱，病原体侵袭机会增多，加之军队携带病菌，造成传染病的广泛流行，民众的死亡率超过平时数倍。太平天国时期传染病流行对战区人口变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引起曹树基的关注，他从民国《宁国县志》卷十四「民死于锋镝者十之三，死于瘟疫者十之七」的记载中，认为战争中全部人口损失的70％死于瘟疫[70]。在以后的著作中，他援引徽州的资料，再次强调同一观点[71]。正如曹树基的研究所揭示的，皖南是了解传染病对战区人口影响相当典型的例子。皖南人口发生异常的下降始于咸丰十年；在此之前，虽遭兵燹，人口并未受到损失。至于原因，徽州人黄崇惺做了如下的解释：咸丰五年郡城之失，贼入城，即严启闭，禁其党四出掳掠。乡人见贼目骑马登古关岭上，徘徊良久即退，盖恐有伏兵也。谭渡距城最近，然皆未至。未几，遂弃城退去。乡人皆谓贼不甚扰民。六年九月北里亭之战，村人皆隔岸观战，妇女亦有聚观者。贼骑渡溪乃奔，然未几亦即退。故十年贼陷之后，居人因于纽于前事，皆不肯远避，谓贼皆必不久驻。贼入山焚掠，犹以为官军所为。以至巨家大族，无能免者。[72]咸丰十年之后，太平军开始骚扰徽州住民，「观于咸丰十年郡城失守之后，深山穷谷，无往不能至」[73]。这使得居民流离失所，遭受饥饿及流离之苦，大部分死于疾疫。从黄崇惺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深刻地理解这一点：庚申（咸丰十年）之乱，徽人之见贼遇害者，才十之十三耳。而辛酉（咸丰十一年）五月贼退之后，以疾疫亡之六七。盖去其家已十阅月，草间露处，虽大雨雪无所蔽。魂魄惊怖，无所得食。日夜奔走而不得息。当是时家室流亡之苦。与夫屋庐残毁之痛，犹未暇计及也。比贼退，各还其家，惊悸之魄既定，顾视家中百物，乃无一存，而日食之计，一无所出，或骨肉见掠于贼，渺然不得其音信。愁苦之气郁于其中，而兵燹之情动于其外，于是恤然病矣。又贼未退以前，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贼退，米价每斗到二千钱……于是饥饿而毙者亦不可胜计。[74]从黄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战争中人口死亡的数量与战争持续的时间成正比。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民众由于体质下降遭受传染病的几率就越大。至同治元年，饥饿不堪的徽州民众，又遭受严重的霍乱侵袭，其流行程度仅次于宁国和南京[75]。饥饿与流离所导致的疾病，加之同治元年的传染病剧烈流行，使徽州人口大量死亡，民国《歙县志》卷3《武备志·兵事》记载：「国藩于上年（咸丰十年）六月驻师祁门，敌军亦悉锐来攻，徽州蹂躏不堪，村舍焚烧殆尽，至是战祸稍纾，斯时徽民不死于兵刃，即死于饥与疫，孑遗亦无几。」皖南其它州县的情况与徽州相同。广德州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人口损失率为94.5%，该地区的原住民在这场战争几乎死亡殆尽[76]。咸丰十年二月初三日，「广德失守警报至，在城附郭居民大半逃避乡间」[77]，同治元年境内又发生传染病流行，下文研究表明，此为古典型霍乱侵入，人口因此大量死亡，光绪《广德州志》卷58《祥异》记载：「同治元年大疫，先是州民在贼中困苦流离，死者过半，至是又病疫，五月至八月，积尸满野，伤亡殆尽。」光绪《广德州志》卷60《兵寇》有更详细的记载：「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灾。」可见，由于战争，民众避居他处，由于饥饿导致体质下降，加上有剧烈的传染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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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瘟疫电影《大明劫》宣传时，里面描写的瘟疫被戏称为“明朝SARS”。导演谢晓东认为，明朝郎中吴又可在《瘟疫论》里提出的病毒传播学说比西方早了两百多年，“我们在2003年SARS期间用到的治疗方子‘达原饮’就源自《瘟疫论》。只是后人不知道”。1642年，离明灭亡还剩两年，全国瘟疫横行，战乱四起。崇祯将关在死牢的孙传庭释放，率兵征讨李自成，可军饷不济，军营瘟疫蔓延。孙传庭焦头烂额时，郎中吴又可出现了。吴又可要消灭瘟疫，孙传庭要筹集军饷，整饬军队。吴又可的对策是隔离患者、掩埋尸体，但负责埋葬的士兵却私下扒衣服、偷靴子。出兵前，孙传庭与吴又可一番长谈。吴又可认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失败是早晚的事。孙传庭比吴又可认识得更清楚——我们已经失去民心，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我孙传庭一回也输不起。关于吴又可，史料上只有寥寥数句，说他是苏州吴江人，曾为游医，著有《瘟疫论》。国内寂寞，吴又可在国外却声名显赫，因为他比西方早两百多年提出传染病因学说。1980年代日本曾组团考察过吴又可行医遗迹。“苏州县志记载，明末苏州23万户仅剩5万户；北京60%人口死于瘟疫。崇祯在位17年，瘟疫横行15年，明朝人口死了近一半。”谢晓东说，明朝军队是屯兵制，二百多年无大战，慢慢地军田被“官二代”、“富二代”占了，农民成了打工者。遇到歉收，财主还能养活农民。好运气结束，大荒伴大疫，大疫促大荒，财主也只能自保，于是流民四起，一发不可收拾。明灭亡前一年，也就是1643年，北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1644年李自成逼近北京，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吴又可的家乡也没能幸免。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明末）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应对瘟疫，不仅无效而且经常越治越泛滥。苏州人吴又可到陕西加入孙传庭的队伍，这是编剧谢晓东的“合理假设”：“治疗瘟疫要找病源，病源在在陕西和山西交界处，就是李自成起兵处。我们假设吴又可曾追溯病源，游医至此，在军中积累应对瘟疫的经验，写出《瘟疫论》这样的巨著。”《大明劫》中的吴又可桀骜不驯，又文人气十足。《瘟疫论》行文犀利尖刻，他公开攻击同行，说病人往往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庸医。“从文字能推断他的才情、压抑和孤独。没人认可你，关键是同行不认可你，遂满腔孤愤，著书传世，不求认同。”谢晓东说。《明史》有“传庭死而明亡矣”的说法。孙传庭文人出身，但带兵打仗下手极狠。影片中他杀掉43户豪强，历史也有记载。孙传庭曾擒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得只剩18骑。但后来遭受诬蔑，关了三年大狱。就在这三年里，李自成以18骑重新起家，拥众数十万卷土重来。崇祯但凡有人可用都不会再用孙传庭，可这个时候除了孙传庭，再没有人能把李自成打成光杆司令。孙传庭奉命出征，固守潼关，筹集粮草，整饬军队，应对瘟疫，以待战机。在崇祯的催逼下，孙传庭出关迎敌，虽然出师仓促，但仍能以新兵和火器打得李自成狼狈不堪。“结果天降大雨，孙传庭的火器不灵了。大雨下到20天时孙传庭说，现在雨停还能打，再下7天就无力回天了，结果这雨就下了7天。”谢晓东唏嘘感慨，一代名医加一代名臣联手，还是败给了铺天盖地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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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之际大瘟疫许多史学家认为14世纪，横行于欧亚的传染病，为历史纪录上最严重的灾情。第13、14世纪，蒙古人由其偏僻隔离的世居地往外迁移及扩张，可能为首次带瘟疫病菌到欧亚大草原者。已感染瘟疫细菌的跳蚤、老鼠是传染给人类致命的带菌者。研究瘟疫史成名的史学家，麦尼尔 (William McNeill) 写道：战争与瘟疫肆虐，造成中国人口巨减。中国的人口估计由1200年的1亿2千300万下降至1393年的6千500万人。瘟疫沿著欧亚贸易路线（又名丝路）由东往西横行，于1346年蔓延至克里米亚(又名克里木半岛)，蒙古军队在该岛卡发贸易市围城进攻时，被瘟疫袭击。感染的跳蚤、老鼠、与人们由该地搭船至地中海各海港，再由诸港口传染至欧洲各地。此瘟疫又名黑死病，使大部分欧洲人丧生。最可靠的估计，年期间，欧洲因瘟疫丧亡有2500万人之多，相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通常认为，1346年，在蒙古军队进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又译克法，现乌克兰城市费奥多西亚）时，用抛石机将患鼠疫而死的人的尸体抛进城内，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细菌战。鼠疫原产中亚，其携带者是土拨鼠。在蒙古帝国之前鼠疫曾多次传入中国，所以虽然中国也曾发生过地区性鼠疫传染，但中国人也逐渐有了对鼠疫的免疫力，而欧洲人则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鼠疫。在卡法的一个热那亚商人将带病的跳蚤无意间带到意大利，于是鼠疫在欧洲广泛传播，成为令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因为鼠疫患者皮下淤血、全身发黑而死。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鼠疫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把病菌带到中东，然后又传播到欧洲的。黑死病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对人的关心的人文主义随之觉醒。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第一部代表作《十日谈》就是卜伽丘在黑死病泛滥最猖獗的时期写成的，描述1348年发生在意大利的可怕瘟疫。欧洲就此迎来了文艺复兴的曙光。至于元朝北方人口大量的减少，有人说是蒙古人屠杀造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一时期(？~1350)发生了横扫欧亚大陆的黑死病。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两个二十五年出现了异乎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阿拉伯作家Ibn al-wardi亲历了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的。Al-Maqrizi是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在他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Al-Maqrizi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文宗?,顺三年八月己酉，文宗崩于上都)本自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Michael W.Dols(1977): 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ew Jersey，pp39-41.《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卷也提到了金元之际北方人口的大量锐减，作者分析战乱造成人口大批死亡是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正是疫病的大面积流行，作者还举出了蒙哥汗死于瘟疫的例子，以此提出四川也有大量人口死于瘟疫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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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大瘟疫中国在将近2000年前，曾经爆发过一场大规模并持久性的瘟疫，具体是何种瘟疫，目前仍有待考证。不过，这场瘟疫从东汉中后期大爆发，一直持续到了三国时期，造成中原疫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赤地千里，白骨蔽野，未死的人大量逃亡辽东、西凉和南方等非疫区，造成中原为之一空。中国古代的名医华佗、张仲景，都诞生于这次瘟疫之中，留下了大量的可靠资料。东汉末年，雄霸天下的曹操，族人在二三十年间，因疫病死亡者就多达五六十人之多，曹操手下大量青年将领和谋士，也都因为疾病英年早逝，具体是何疾病，不得而知。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黄巾大起义，也是因为这场瘟疫而爆发的，起义领袖张角靠施符水，问鬼神，为人治病，在重疫区冀州笼络了几十万民众，建立了庞大的地下武装。然而，张角本人也未能幸免，起义爆发后不久，就因病而亡，估计不会跟瘟疫脱得了干系！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场瘟疫，是由东汉中后期，陆续内迁的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东汉朝廷多次北伐匈奴，深入漠北，大量将士归来，也将瘟疫带回了中原，到东汉中后期，终于大面积爆发，无药可救，几乎灭亡了大汉王朝。汉末大瘟疫，肇始了魏晋南北朝乱世，结束了大汉王朝的统一，自此之后，九州幅裂，天下大乱，二三十年间，诸侯并起，烽火连天，中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口死亡数千万，损失率达到了惊人的70%，中原为之一空。此后，百年之间，经过曹魏和西晋的辛苦经营，仍毫无起色，以至于曹魏一度不得不废除货币，以利人口恢复和经济流通。五胡十六国的乱世是从西晋末年开始的，但是，根子，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种下。由于中原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北方出现真空，大量漠北蛮族趁机举族南下，内迁中原，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经过魏晋百年的繁衍生息，到了八王之乱之时，在关中、河朔和辽东，人口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地的汉族人。西晋实行错误的政策，过度宽泛，不加限制，结果，胡族势力逐渐取得了北方的主体地位。并且，大量胡人投身军伍，效力朝廷，建立了一支支数量可观的部族武装。同时，胡人上层还积极参与晋室的皇权争夺，大量进入晋朝的上层社会，东海王司马越住所以能够最终取得政权，就是因为南匈奴刘渊的鼎力相助。因此，许多学者都承认，汉末大瘟疫，肇始了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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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黑死病(1771年)莫斯科最初出現鼠疫跡象是在1770年底，到1771年春季變成流行性大瘟疫。當時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譬如設立隔離區，銷毀被污染的財產，關閉公共浴池等。此次大瘟疫造成市民的極度恐慌和憤怒。整座城市的經濟陷入癱瘓，主要是因為許多工廠，市場，商店和行政大樓已被關閉。接下來是糧食嚴重短缺，造成大部分莫斯科人的生活水平日益低下。為逃避瘟疫，貴族階級和有錢人紛紛離開莫斯科。日早晨，大約1000人再次聚集在Spasskiye門口，要求釋放被俘的反政府武裝分子和消除隔離。軍隊試圖驅散人群，但無法驅散，最終隻能再次鎮壓暴亂。大約300人被監禁。9月26日，卡拉辛奧爾洛夫(Grigory Orlov) 手下的一名政府官員被派往莫斯科恢復社會秩序。為減輕瘟疫帶來的影響，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為市民提供工作機會，發放食物給他們，最終平息了莫斯科民眾的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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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賽大瘟疫(1720 – 1722)1720年，馬賽遭逢瘟疫侵襲，這是該市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災難，也是18世紀初歐洲最嚴重的瘟疫之一。1720年，法國馬賽突發瘟疫，影響了整座城市和周邊城市，造成10萬人死亡。這場瘟疫來得快，去得也快，馬賽很快從瘟疫中恢復過來。經濟隻用了短短的幾年就恢復了，並發展很快，貿易擴展到西印度群島和拉丁美洲。截至1765年，人口增長恢復到1720年之前的水平。這場瘟疫不像14世紀發生的黑死病破壞性那麼大。這場瘟疫結束得快與法國政府採取的強硬措施不無有關。政府規定如馬賽市民與普羅旺斯和其它地方的人有任何來往或溝通將會被處以死刑。為加強隔離，還建立了瘟疫隔離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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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安東尼瘟疫”(公元164—180年)古羅馬“安東尼瘟疫”是因為傳染而引起的。據史書描述得此傳染病的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嚨腫痛，潰爛，高燒熱得燙手，手腳潰爛或是生了壞疽，感到難以忍受的口渴，皮膚化膿。在近東打戰的士兵回到羅馬帝國，帶來了天花和麻疹，傳染給了安東尼的人們。傳染病奪走了兩位羅馬帝王的生命。第一位是維魯斯(Lucius Verus)，於169年染病而死，第二位是他的繼承人馬可·奧勒略·安東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做帝王做到180年，也因被傳染難逃厄運。9年后瘟疫再次爆發。 據羅馬史學家迪奧卡稱，當時羅馬一天就有2千人因染病而死，相當於被傳染人數的四分之一。估計總死亡人數高達5百萬。在有些地方，瘟疫造成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死亡，大大削弱了羅馬兵力。瘟疫對羅馬帝國的社會和政治也有著極大的影響，特別是對文學和藝術領域的影響。上面這幅圖上的坑裡的遺骸就是傳染病死者的尸骨，讓人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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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鼠疫(公元前430–前427)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發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個雅典幾乎被摧毀。有專家認為此疫即鼠疫。雅典鼠疫是一場毀滅性的傳染病，襲擊了整座古希臘雅典城。希臘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這場毀滅雅典的瘟疫進行了這樣的描述。“身強體健的人們突然被劇烈的高燒所襲擊，眼睛發紅仿佛噴射出火焰，喉嚨或舌頭開始充血並散發出不自然的惡臭，伴隨嘔吐和腹瀉而來的是可怕的干渴，這時患病者的身體疼痛發炎並轉成潰瘍，無法入睡或忍受床榻的觸碰，有些病人裸著身體在街上游蕩，尋找水喝直到倒地而死。甚至狗也死於此病，吃了躺得到處都是的人尸的烏鴉和大雕也死了，存活下來的人不是沒了指頭、腳趾、眼睛，就是喪失了記憶。”當時正處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第二年，正當雅典勝利垂手可得時。據說鼠疫由比雷埃夫斯傳入雅典，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城市，也是主要的食物和日用品來源地。斯巴達和地中海東部一些地方也受到疾病的襲擊。此瘟疫曾於公元前429年和427年冬天兩次死灰復燃。現代歷史學家不同意鼠疫是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的原因的說法。然而，人們普遍認為，戰爭的失敗為馬其頓的勝利鋪平了道路，最終，建立了馬其頓帝國。據史料記載，此次瘟疫以多種形式爆發，包括傷寒，天花，麻疹，以及中毒性休克綜合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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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大瘟疫()1629年至1631年，意大利爆發了一系列的鼠疫，通常稱為米蘭大瘟疫。包括倫巴第和威尼斯，此次瘟疫造成大約28萬人死亡。米蘭大瘟疫是黑死病開始后的所有流行性瘟疫中的最后一次大瘟疫。1629年，德國和法國士兵將傳染病帶到意大利曼圖亞。在三十年戰爭中，威尼斯軍隊感染了疾病，當他們撤退到意大利中北部時，將疾病傳染給了當地人。當時米蘭總人口為13萬，在這次瘟疫中染病而死的人數高達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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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瘟疫(16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這裡居住著400萬到500萬的原住民，其中大多數都在16世紀幾十年間死去，有歷史學家甚至稱它為“人類史上最大的種族屠殺”。不過，奪取印第安人生命的最直接殺手不是歐洲人的槍炮，而是他們所帶來的瘟疫。當哥倫布抵達新大陸時，歐洲人就已經經歷了多次致命傳染病的浩劫，也從中找到了治療一些傳染病的方法。但是，美洲之前長期與歐亞非大陸隔離，印第安人也幾乎與這些疾病完全隔絕。歐洲人的疾病隨著哥倫布的第一次美洲之旅后開始蔓延到新大陸。腮腺炎、麻疹、天花、霍亂、淋病和黃熱病等，這些早已被歐洲人適應的疾病對印第安人來說卻極具殺傷力，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幾乎缺乏抵抗力，尤其是麻疹和天花。因此阿茲特克人等中美洲原住民即使擁有歐洲人攻不破的城牆，但卻被外來的瘟疫打敗。瘟疫摧毀了阿茲特克。1521年，當墨西哥殖民者的軍隊開始圍攻墨西哥原住民阿茲特克人的堡壘時，他們遇到了頑強的抵抗，進攻一次次被擊退。受到重創的西班牙人原以為阿茲特克人會趁機發動致命反擊，但是城堡裡的軍隊卻遲遲不見有什麼動作。這給了西班牙人喘息的時間，8月21日，他們發動了新的攻勢，卻並沒有遇到任何反抗。而城堡裡的情形讓他們自己也難以置信：死尸遍地，到處彌漫著腐尸的氣味，比西班牙軍隊更致命的力量已經橫掃過這個城市，那就是瘟疫。有人曾經認為，是落后的武器和技術讓美洲印第安人敗給西方殖民者。因為在傳統觀念中，歐洲人的先進武器一直是他們獲勝的關鍵，但是當時的西方火槍並不先進。印第安人很快發現，雖然火槍威力巨大，但要瞄准卻不容易，他們對於新武器的畏懼感也隨之消失。而且印第安人弓箭的遠程威力也並不遜色。在15世紀時候，拉美印加文化就已經達到了鼎盛，他們修建田地，社會分工明確，造就了繁榮的經濟，他們的天文地理知識足以讓現代人驚嘆。然而，就這樣一場瘟疫卻讓這樣一個並不落后的種族在短短幾十年間瀕臨滅絕。實際上，歐洲傳染病的蔓延速度完全超過了殖民者向美洲大陸的推進速度，那些從海岸居民口中得知歐洲人到來的印第安人，多半也同時被感染上了新的疾病。因此，當殖民者在16世紀20年代抵達智利時，這裡的印加文明已經遭遇上了天花的重創，整個王室幾乎都被瘟疫奪去了生命。而新的王位之爭將整個國家一分為二，這才使得西班牙人有可乘之機。對疾病的抵抗力也是當時瘟疫導致盛行的原因。傳染疾病病菌多從動物身上變異而來，先傳染給人，然后才在人類群體中傳播。由於歐洲農業歷史悠久，家畜眾多，在幾千年來與病菌的頻繁接觸已經形成適應性;印第安人則不是，農業的欠發達讓他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觸的經驗，肌體很少遭遇此類病菌，也就全然沒有免疫力，所以在天花面前潰不成軍。而非洲人由於較早和歐洲人接觸，也擁有相似的免疫系統和抵抗力。而疾病的傳播也可以是雙向的。當時，唯一一種從美洲傳入歐洲的疾病是梅毒，它奪走了大量的歐洲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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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瘟疫()倫敦大瘟疫是指一場於1665年到1666年發生在英格蘭的大規模瘟疫。在這場瘟疫中，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喪生，超過當時倫敦總人口的五分之一。它在歷史上被確定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引起的大面積黑死病，由人通過跳蚤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 。1665年這場傳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蘭的最后一次大規模爆發。瘟疫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來自法國，1665年4月，兩個法國海員昏倒在倫敦西區特魯裡街與朗埃克路口，后來他們身上攜帶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圍的傳染。另一種說法是說鼠疫病毒來自荷蘭，這種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蘭當地傳播了。瘟疫襲擊的第一個地區是倫敦的聖吉爾斯教區。1664年底至1665年初的冬天，就已經有病例在那裡出現，但直到1665年開春，由於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衛生條件的急劇惡化，疾病才大規模迅速地傳播開來。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經遍布倫敦城。當時的國王查爾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都被迫離開了倫敦前往牛津郡，但市長和參事仍在堅守崗位。而一部分神職人員、醫生和藥劑師也因此忙碌了整個夏天。滿大街都是負責瘟疫的醫生，雖然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沒有執照。由於這場瘟疫的蔓延非常之快，人們不得不將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連人带屋一起封死，在緊閉的大門外漆上紅十字，上面寫上“上帝保佑”的字樣，嚴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時間，由專人從窗口送進食物和水。成千上萬的病人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淒慘地死去，最多時一周死去的就不下萬人。時至9月上旬，原來熙熙攘攘的倫敦城竟然完全變成了一座寂靜的死城。所有的店鋪關了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長滿了茂盛的雜草。城內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送尸體。每到夜晚，運尸車“咕隆，咕隆!”的車輪聲和那哀婉的車鈴聲，讓人聽了毛骨悚然。最初，這項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進行，后來死者人數太多了，不得已也在晝夜進行了。死者的尸體被橫七豎八地裝到運尸車，運到各處的埋尸坑。在那裡，負責埋尸的工人們往往蒙面捂嘴，搖著鈴，口中念著：“安息吧!”匆匆把尸體倒入坑內，掩上薄土后，匆忙離開。記錄顯示倫敦的死亡人數從每周人持續上升，到1665年九月，平均每周已經有7000人死亡。到深秋時候，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二月，城市被認為安全到可以迎接國王了。而同時，由於與歐洲大陸的商貿交流，瘟疫傳到了法國。此后直到1666年九月，瘟疫仍在溫和的流行。9月2日和3日，倫敦城遭遇了一場大火，燒毀了大部分遭到感染了的房屋，這是狀況好轉的開端。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大部分被感染的人群都已經死亡了。此后倫敦城在大火的基礎上重建，在這場瘟疫過后又獲得了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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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瘟疫(541-542)查士丁尼瘟疫是指公元541到542年地中海世界爆發的第一次大規模鼠疫，它造成的損失極為嚴重。此次瘟疫對拜佔庭帝國的破壞程度很深，其極高的死亡率使拜佔庭帝國人口下降明顯，勞動力和兵力銳減，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還產生了深遠的社會負面后果，而且對拜佔庭帝國、地中海、歐洲的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公元4世紀以后，曾經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漸漸分裂為東西兩部分。雄距東部的拜佔庭帝國的歷代皇帝一向以羅馬帝國的正統繼承人自居，所以一直試圖收復失地，重新統一羅馬帝國，再現往日的輝煌。到公元6世紀時，拜佔庭帝國的皇帝查士丁尼決定採取行動實現這一夢想。於是，查士丁尼於公元533年發動了對西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戰爭。然而就在他橫掃北非、征服意大利，即將重現羅馬帝國輝煌的時候，一場空前規模的瘟疫卻不期而至，使東羅馬帝國的中興之夢變為泡影。公元541年，鼠疫開始在東羅馬帝國屬地中的埃及爆發，接著便迅速傳播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區。當時出現了許多詭異恐怖的情景：當人們正在相互交談時，便不能自主地開始搖晃,然后就倒在地上;人們買東西時，站在那兒談話或者數零錢時，死亡也會不期而至。而最早感染鼠疫的是那些睡在大街上的貧苦人，鼠疫最嚴重的時候，一天就有人，甚至上萬人不幸死去。官員在極度恐懼中不得不向查士丁尼匯報，死亡人數很快突破了23萬人，已經找不到足夠的埋葬地，尸體不得不被堆在街上，整個城市散發著尸臭味。查士丁尼自己也險些感染瘟疫，在恐懼之中，他下令修建很多巨大的能夠埋葬上萬具尸體的大墓，並以重金招募工人來挖坑掩埋死者，以阻斷瘟疫的進一步擴散。於是，大量的尸體不論男女、貴賤和長幼，覆壓了近百層埋葬在了一起。鼠疫使君士坦丁堡40%的城市居民死亡。它還繼續肆虐了半個世紀，直到1/4的羅馬人口死於鼠疫。這次鼠疫引起的飢荒和內亂，徹底粉碎了查士丁尼的雄心，也使東羅馬帝國元氣大傷，走向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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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鼠疫大流行(s)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是指1855年始於中國雲南省的一場重大鼠疫。這次世界性大流行以傳播速度快、傳播范圍廣超過了前兩次而出名。這場鼠疫蔓延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先從雲南傳入貴州、廣州、香港、福州、廈門等地后，這些地方死亡人數就達10萬多人。中國南方的鼠疫還迅速蔓延到印度，1900年傳到美國舊金山，也波及到歐洲和非洲，在10 年期間就傳到77個港口的60多個國家。單在印度和中國，就有超過1200萬人的人死於這場鼠疫。據世界衛生組織透露，這次大流行一直延續到1959年，這時全世界因鼠疫而死亡的人數減少到了200個左右。這次流行的特點是疫區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區，家養動物中也有流行。幾乎所有的中外學者都一致認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於雲南，並認為雲南是一個古老的家鼠鼠疫疫源地，但又都斷言雲南不存在鼠疫自然疫源地，並認為雲南的鼠疫是輸入性的。即從印度和緬甸直接或輾轉傳入的。然而，1974年，雲南鼠疫工作者從雲南劍川縣的中華姬鼠中分離出鼠疫菌，証實了滇西存在著鼠疫自然疫源地，學者們稱為滇西縱谷大絨鼠齊氏鼠疫源地，這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提供了進一步的的科學根據。現在，鼠疫已非常罕見，但並沒有完全消失，因為它仍然會在鼠類之中傳播，一有機會還會傳播給人。在20世紀80年代，非洲、亞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發生鼠疫的報道。1996年印度爆發的鼠疫還成了世界性的重大新聞。目前，每年大約有人感染鼠疫。即使在美國，平均每年也會有10多人從野外鼠類感染鼠疫，1/7的患者死亡。盡管鼠疫已非不治之症，也容易控制，但是歷史慘劇在人們心中留下的陰影卻難以消除，它仍然被許多人視為最恐怖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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