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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医院整形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杨继绳、孙经先、杨松林论战简述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一个广泛流传的数字是饿死了三千万人。2009年5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被作为权威结论被广为援引。
一、饿死多少人的数字是否重要？
春节期间，在书店里买到一本杨松林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除了采用孙经先的研究成果对杨继绳“饿死3600万”的权威观点提出挑战外，该书还分章节对蒋正华、丁抒、金辉、曹树基等人关于饿死几千万的权威说法逐一进行了批评和反驳。
包括孙经先、杨松林在内的质疑者们，并不否定三年困难时期大量饿死人的事实的存在，也认为国家和政府应当吸取历史教训，那么，既然如此，分析和研究到底饿死多少人还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呢？对此，杨松林在《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一书的引言中写到，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想到苏联当年的“重评苏联历史运动”和苏联解体。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说斯大林在1936年-1938年进行了残酷的“大清洗”，很多人被处决和流放。但具体数字没有公布。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开始了“重评苏联历史运动”，此后关于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数开始“层层加码”。与中国情况不同的是，苏联国内外关于死亡数字多数是“知情人”的“一句话”式的论证。
原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万-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1991年，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科夫说：“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
雅科夫列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宣传部长，曾被任命领导一个专门负责平反的委员会。在他著名的《一杯苦酒》一书中提到，1954年内务部长呈报赫鲁晓夫“1930年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的资料。但他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者超过了1000万……”后来他又对记者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写到，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苏联解体九年后，俄罗斯社会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茹科夫在中国社科院一次报告会上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时期全国被镇压的人数超过700万，苏共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认为被镇压人数达到1300万。其他一些人由于算法不同，有2000万、3000万甚至7000万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似乎在比赛谁算的多。”
上世纪末，俄罗斯对苏联档案资料进行解密。整个斯大林时期被处决的人是78.6万，平均每年2.6万人被处死刑。加上各种原因死在古拉格群岛、感化营和监狱的犯人和流放人，总共96.3万人，这里包括刑事案件的犯人。那些所谓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数字都是推测的。
但是这只能是马后炮——苏联已经解体。
苏联解体前，没有一个苏联学者在“重评苏联历史的运动”中对2000万、3000万直至7000万的数字表示过怀疑。甚至懒得用3000万或者7000万除以当时不足19000万的苏联总人口，也不愿意想一下如果每2.7个或者6.3个人（相当于一个家庭的总人口）就有一个死于非命会留下什么样抹不掉的历史痕迹！更没人注意到所有论述中那些被称为“受害者”、“遭到镇压”的人如何一步步变成“牺牲者”、“被斯大林处死”和“惨遭杀害”的。
这些惊人的数字对制造仇恨和实现政治目的是有效的。直到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后，总统尤先科在万人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说30年代斯大林在乌克兰迫害致死700万-1000万人。“每分钟有17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25000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犹太人还要多。”台下万人情绪激昂。但在场的乌克兰人没有用那时3000万的总人口做分母做一下验算。
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由来&&&&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此后，一些国内外研究者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三、孙经先对杨继绳《墓碑》饿死3600万的反驳
对于杨继绳《墓碑》关于“饿死3600万”的分析和结论，引用者众多，批评也有不少，但在孙经先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前，批评和质疑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2011年，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此后，孙经先又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杨继绳关于“饿死3600万”的结论提出质疑和批评。孙经先教授的基本观点是，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减少是由于户籍登记管理中人口迁移重报、漏报、虚报等技术性原因造成的，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孙经先教授的主要理由如下：
1.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2.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3.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4.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5.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6.由于以上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7.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8.如果将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的差额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漏报，那么在此后年度中，这些漏报的死亡人口应当会进行补报，但此后年度的人口统计数字以及人口普查数字，并不能消化和反映这些所谓的“漏报”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四、杨继绳对孙经先的回应
在孙经先的批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多次撰文对孙经先的批评进行了回应和反驳。
杨继绳的回应反驳的主要观点如下：
1.人口统计数据差额，是由于死亡漏报产生的。
2.中国人口统计的数据不准确，人口学家通常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校正。他们校正的基础：一是人口普查的数据，二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生育率调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中国大饥荒年代到底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四处的人最有资格回答。四处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
86 岁，离休前是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
岁，上世纪五十年在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六十年代在公安部三局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研究员。王维志认为孙经先不了解人口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张庆五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个人估计两千多万。王维志提供的计算结果是：1959－1961
年三年非正常死亡 3500 万人。
4.孙经先文章中提出，有大量的城镇人口迁移到农村时，没有及时办理农村户口的迁入登记手续，人口迁移的漏报造成人口统计数字的非正常减少，这一分析不符当时的历史事实。在那个年代，人们在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
“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的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经先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孙经先回避了这个事实。
5.1958－1961
年间出现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虽然孙经先用他的“科学推导”来否认，但确有大量的事实来证明。这些事实存在各地档案馆的官方调查报告之中，也散见于各地的方志当中，也在大量当事人的见证当中。信阳事件饿死了
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通渭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也是甘肃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四川饿死
万，不仅可以从四川省的人口统计中得到证明，也可以至今还健在的一些四川老干部那里得到证明。中监委李坚当年到安徽调查的估计是，非正常死亡是
300万人。文革中，中共中央原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回京后对李坚说，安徽饿死
500万人。薄一波对山东省长赵健民说山东饿死 300
万人。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他们三人将这个报告送周恩来，周看了后没有否定，只是说：“不要外传，立即销毁！”几天以后，周恩来又问他们：“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连版也销毁了。”
五、杨松林对杨继绳《墓碑》“饿死3600万”的反驳
除了孙经先此前已经对杨继绳的反驳理由外，杨松林对杨继绳《墓碑》还提出了以下几点质疑：
1.杨继绳并没有“计算”出3600万非正常死亡。杨继绳3600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是在金辉（2791万）、王维志（3378万）、曹树基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加码形成的。杨松林据此提出质疑，杨继绳自己想尽办法也只能把数字算到1600万-2100万，怎么有能力把别人的数字加码加到3600万呢？
2.杨继绳的算法没有遵循“一致性原则”
杨继绳只统计某省某年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多的那些数字，而不计算某年某省死亡人口比“正常死亡人口”少的那些数字。如果把各省低于杨继绳确定的“正常死亡率”的死亡数放进去，“非正常死亡”就不是2098万而是2008万，少90万。
2.杨继绳把“非正常死亡”算到2000多万的几个方法：
（1）在计算各省市“非正常死亡”人口时，没有选用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公布的数字，而是选用了由教育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组织编写的《中国人口》丛书的数字。这套丛书公布的各省人口数字，与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和公安部三局的数字并不完全一致。
杨继绳明知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和公安部三局的统计数字，只是为了算出更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才有意选用《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
（2）杨继绳把1958年和1962年也作为“困难时期”或者饥荒时期，其统计的时间长度为五年，而不是一般人概念中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3）杨继绳把1958年
和1964年两个死亡率偏高的年份排除在确定“正常死亡”的年份之外，使“正常死亡率”明显降低。（博主注：原味为“提高”，疑为笔误。）
因此，杨继绳是用了五个违反统计学和人口学规则的计算方法才得出“1958年——1962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的结论。
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杨松林本人的观点是350万-400万。
杨松林认为：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于50年代初，先城市后农村，至1960年基本完备。这一时期，城乡间有数千万人的迁徙活动，出现了上千万的户口重报、漏报，户籍人口数严重偏离实际人口数。又因政策调整使户籍人口数出现大幅起落（而非实际的人口自然增减），或称户籍人口的机械性增减。
1955年-1960年工厂大量从农村招工，很多人获得城市户籍而不注销农村户口，累计1000多万。1960年底动员约2500万人返乡，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返乡后自动恢复原户口，户籍人口机械减少约1000万；部分人滞留城市导致户口迁入漏报，其后十几年陆续纠正补报，其间城镇和农村户籍人口每年都出现机械性增加。
1960年、1961年，大量农民逃荒，此时出生的儿童漏报户口，待情况好转后回乡补报，多等级为1962年生（1964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推算出500多万人。
1953年-1958年，农村漏（瞒）报死亡人口约800万，1959年-1961年，农村生产队建立集体户口，按规定需补登死亡，表现为户籍人口减少、死亡率提高。
杨松林据此推算：（1）1960年-1961年没有1348万的人口凹陷，而是有1241万的人口增长；（2）扣除正常死亡人口，1959年-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50万-400万。
七、其他：个人经历与口述历史的局限
杨继绳的《墓碑》引用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其自述写作该书的起因，即在于父亲在“三年困难时期”被饿死的经历。
在这之前，父母亲从未与我谈论过“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话题，春节期间，在看了杨松林的书后，我向母亲问“三年困难时期”，家中亲戚、附近村庄有没有饿死人的情况，据母亲回忆，当年确实饿得很厉害，油树皮都被人刮下来做粑吃，她还和她的父亲一起到大山里挖过草根，有位老太太还拿了个观音土做成的粑给她吃，但她实在吃不下去，又还给人家了。但是她没听说我们那边有饿死人的情况。
当然，个人经历与口述历史是有其局限的，在我的江西老家，尽管土地不是很多，但几乎没有听说到外地乞讨的情况，而在我小的时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还记得，在每年的春节，总有安徽人到村子里乞讨，这说明安徽的情况和江西的情况就不大一样。
杨松林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南海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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