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回城不久的我被当地政府分配去当中医学徒。我拿着卫生局给的介绍信，跨进了一家当地有名的医院。医院在县城的中心，是座深宅大院，紧贴着石板大街：石库门，青砖厅堂，落地花格长窗，天井，厢房……，可能原来有好几进，但仅剩三进，都成了挂号室、诊室、药房、化验室、注射室、供应室等，最里面是一栋别致的两层小洋楼，那是住院部。我在这个医院中度过了六年的时光。
    老师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叶秉仁先生。他当时六十多岁，肤白，头发胡子花白，对人特别客气，经常点头微笑，是大家所说的“大好人”。先生与我是同乡，且与我父母是世交，一口县城东乡话，听来十分亲切。所以，与先生交往，我从未有过半点的隔生。
叶先生的医术很好。据说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在调到城里之前，是东南乡知名的好医生。他既能打针背药箱，又能开方子，是在临床上打拼过来的。叶先生最善于辨病，常常能在一般的腹痛腹泻病人中发现肝癌、胃癌、肠癌等病。那时医院有个工友，恰好在唐山大地震期间，每天脓血便，按痢疾治疗未效，叶先生一看，说是肠癌，后来果然死于此病。他对疾病的转归非常清楚。他管的病人，绝对不会死在他手里。发现蛛丝马迹，他早就作出处理，或转院，或会诊，或向病人家属说清道明。所以，就是病人死了，家属还是千恩万谢。叶先生还有一手过硬的临床诊疗技术。他不仅能熟练进行胸腹腔穿刺，那些连护士都打不进的小儿头皮静脉针，老人竟然能一针见血！这都是当年在农村卫生院练出来的。后来因为手抖，也就不摸针筒了。
叶先生的医德更是感人。跟他抄方多年，从未看到他与病人红过脸。那年，先生负责创建中医病房。他不仅每天查房，晚饭后还要去病房转一转，和病人聊聊天。冬天查房，他听诊时常常先用手焐热听诊器，然后轻轻放到病人的胸口。有次，病房收住了一位老工人，大便几天不通，用药无效，先生竟然毫不犹豫，戴上手套，亲手为病人掏大便。其情其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跟叶先生学医的第一天，就是坐在他旁边抄方。所谓抄方，就是先生口述配方，我抄录在处方笺上。中药药名虽多，但经常抄，也就慢慢记住了。那个时候，诊室里各种各样的病人都有，很多都是大病重病。这些病人都是我学中医的“教材”。先生看病时，常让我触摸病人的肝脏，那时常常发现肝脏边缘不整的肝癌患者。遇到心脏病人，先生会教我听心音。然后在纸上画一圆圈，中画一十字，给我讲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先生对方剂很熟悉。遇到比较典型的用方，他就会教我他编的方歌。先生编的方歌，一般仅两句，且不拘泥于格律，只要记住顺口就可。至今我还记得逍遥散的方歌：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白芍、白术、白茯苓）荷（薄荷）草（甘草）当（归）柴（胡）烧（煨生姜）。开始我用先生的方歌，后来我也学着先生的方法自己编方歌，普通话、方言俚语，全用上了，力求形象诙谐，力求好记。比如小青龙汤方歌：黄（麻黄）白（白芍）干（干姜）细（细辛）小青龙，五（五味子）桂（桂枝）半（半夏）草（甘草）居当中。三仁汤方歌：三人（杏仁、蔻仁、薏苡仁）扑（厚朴）通（通草）滑（滑石）下（半夏）来。这样一来，兴趣大增，方剂能记住了，但是先生的方歌倒反而忘掉了，实在惭愧！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全国大搞中草药运动。先生积极响应，研究草药。他常用马兰根、板蓝根治疗感冒，用白槿花、马齿苋、望江南治疗痢疾，用马兜铃、鱼腥草治疗咳嗽吐痰；用白花蛇舌草、虎杖根治疗肝炎，用仙鹤草、墨旱莲治疗出血，用合欢皮、夜交藤治疗失眠，割人藤、猫爪草治疗结核，夏枯草、稀莶草治疗高血压，金钱草、海金沙治疗结石，白花蛇舌草、半枝莲、半边莲、八月扎、蜀羊泉治疗肿瘤，鱼腥草、墓头回治疗带下等。先生说，政府有号召，我们必须响应。他一生谨慎，所以他的家庭成分虽然比较高，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未遭大难，这和先生的政治反应敏捷有关。说实话，这些草药的效果平平，但先生还是老老实实地在临床使用，并不断摸索。后来，他竟然创制了几首草药方，代表者有银蝉玉豆汤：用金银花、蝉蜕、玉米须、赤小豆、连翘、浮萍、白茅根、冬瓜皮、车前草，水煎服，主治急性肾炎。还有治疗乙型脑炎的银翘青板汤，用金银花、连翘、大青叶、板蓝根。他也用来治疗流行性感冒。
叶先生家与我家住得很近，下班后，我俩常常一路走，一路聊。路上先生和我讲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和病人交流。他说当医生不要将话说绝，因为临床情况复杂多变，要多长心眼。他说周总理说过，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做医生，就是要不断学习，学到老，还学不了。他也常夸我聪明，但同时又告诫我不能骄傲。我常常晚饭后就去叶先生家。他会让我看他的笔记本。内容大多是按病种摘抄的临床报道和经验介绍，中医西医均有，分门别类，用钢笔圆珠笔抄写，如蝇头小楷，非常秀美。
叶先生健谈，尤其是他高兴的时候，常常谈他的往事。这些往事，几乎都与医有关。他讲过当年在上海读书时，有位调皮的学生将巴豆塞进糕点“蟹壳黄”中，结果让误食的同学大泻不止，说到此，他常常像孩子般地笑起来，好像回到当年。在说他对他学术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事情，莫过于传染病的治疗。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刚从学校毕业返乡行医，适逢霍乱大流行，踌躇满志的他立即按张锡纯先生介绍的卫生防疫宝丹配制后分发病员，但收效不理想，后来采用补液才活人很多。后来，又遇流行性脑脊膜炎流行，他先用白虎汤、葛根汤等治疗，但都效果不如磺胺类药，更不如青霉素。这对他的触动很大。后来，叶先生笃志于中西两法治病。最让先生骄傲的，也是他反复提起的，是60年代中期参与苏州地区乙型脑炎抢救小组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不仅熟练使用酒精擦浴、冬眠灵等物理及药物疗法，同时，他配制了抗病毒退热的验方银翘青板汤，并成功地使用平胃散解决了患儿的胃液潴留，用白虎汤治疗过高热等。因此，叶先生受到了卫生行政部门的表扬，并将他调入县中医院。他常常对我说，学术无国界，治病在疗效。这是先生一生行医经验的总结。先生是极力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也是一生进行中西医结合实践的。
我在先生身边学了三年。满师的那天，叶先生笑着说：从今天开始，要叫你小黄医生了！从此，我开始独立行医。我将先生的诊余医话整理成文，以《杂谈偶记》为题发表在当时声名显赫的《中医杂志》上。先生十分开心。后来。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每年回家，总去叶先生家看望他。1988年，先生不幸被撞股骨颈骨折，从此卧床未起。经常高热，尿路感染，他开始消瘦。记得1993年春节，我回去看他。他思维有点乱了，但还能认识我。他喃喃地说要去深圳，还要干番事业。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医生！
    这就是我的老师，一位可敬可爱的老医生。
我的大学（二）——医院的老中医们
    医院的大院里一直飘着各种气味。西边飘出的是艾叶香，时浓时淡，那是针灸骨伤科在用灸疗及温针；东边则常常有稍有呛人但不讨厌的中药味及油烟味，那是皮肤科在熬制药膏。医院二进的厢房里是中药房，周边飘着淡淡的、幽幽的，有点陌生，有似乎熟悉的草药香。只是到了后面的病房楼，才让人感到那是医院，因为经常充斥着浓浓的来苏儿味。
    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气味，也渐渐熟悉了这里的人。
夏武英先生，慈祥的老者。他有肺气肿，常常气喘，也怕冷，冬天，他常常穿着厚厚的棉袄，白大褂紧紧地绑在身上。他好喝茶，满口牙全黑了。他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冲茶。那是品质一般的红茶末，茶很浓，发苦发黑。夏老是城里的老人，一口城中方言，认识的人也很多。我发现找他的病人中，老太特多。他的话，很通俗，就那么几句，什么浊气在上，什么肝胃气，什么寒气在下，什么亏等，那些老太们很虔诚地听着，也似乎很满意这样的解释。夏老的方，少用补药。用的最多的，是理气药、导滞药，如大黄、枳壳、厚朴、芒硝、青皮、陈皮、乌药、莱菔籽等。药很灵，往往一两剂药下去，大便通，神清气爽。夏老治疗咳喘也有一手。每年寒流一来，病房里就住进来不少咳喘的病人，恶寒无汗，痰多如水。夏老常常用小青龙汤三剂，咳喘即平。
郁祖祺先生，很富态，气色好，鹤发童颜。他的病人非常多，诊室外常常排成长队。病人大多是农民。他看病时神情傲然，也不要病人多说，其间对病人或呵斥，或劝慰，或解释，也寥寥数语。病人常常在他面前或流泪，或嬉笑，然后然后千恩万谢地领着药方离开。郁先生不写病历，仅写处方，钢笔字迹很潦草，但药房的药工能认识。用药也很奇特，没有成方，药也不是常用的，如白金丸、甘松、瓦楞子、蒲公英、磁石、刺猬皮等。因为他病人太多，院长让我帮他抄方数月。他很高兴。那次诊余，他告诉我一张方，说治疗顽固性呃逆很灵，我一看，就是王清任《医林改错》的血府逐瘀汤。后来我试用与数例顽固性呃逆，均效。他的抽屉里只有两本书，一是《医林改错》，一是《本草备要》。郁先生一直没有进入中医的主流，人皆视郁先生为野路郎中，但我看来，他对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还是有经验，如治发热，常常先用荆芥麻黄等发汗，继用柴胡青蒿等和解，最后一招，是用黄芪鳖甲等理虚，这大多是发热性疾病的三种类型。他治疗妇科病，多用清热止血药，取其见效快捷。他治疗肾病，多用清热利湿草药，多不用补药，且人病人不忌盐。而且，郁先生的方子很便宜，所以，农民喜欢他。
与郁祖祺先生同一科室的是韩鸣凤先生，一位老读书人，清瘦，高度近视，背驼，成天埋在一旧藤椅里。诊桌上放了不少古籍，如《时病论》《温病条辨》等。韩先生写处方是极其认真的。拿圆珠笔是三个指头抓的，是毛笔的握法，慢悠悠地。处方笺上要写脉案，文言文，也是老法。韩先生的处方笺用复写纸，备份一张张夹得整整齐齐。他的病人不多。他的话也不多，清闲时只是静静地读书，守着他那属于自己的世界。
孙泽民先生，外科皮肤科痔科均擅长。他瘦高个，皮肤白，非常精神。他好像不是本地人，操一口苏北方言。他是老中医中最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早年曾撰写过有关痔科的专著，发明了枯痔疗法等，创办的肛肠科远近闻名。后来，他又专搞皮肤科，研制了不少外用药，院内的制剂室主要是生产皮肤科的制剂。孙先生不仅能动手术，中药方也开得很好。有次，我看他用黄芪一斤（５００克），如此大量，让我开了眼界。现在医院的皮肤科依然是省级重点专科，这都是孙老的贡献。
  还有，中医内科陈济怀先生，他像个干部，中山装，浅色框架的眼睛。烟不离手，茶不离口。他的病人以干部为多。我曾看他的方，以补气药、理气药为。药味比较多。中医外科的曹医生，他平时不苟言笑，但善于治疗疔疮疖肿；针科的顾仲雍先生，个头不高，每年夏天，是他最忙的时节。家乡农村有冬病夏治的习俗，说伏天针灸能去病根。所以，针伤科门口常常挤满了人。老百姓说他能治“半边风”，也就是半身不遂。
离开江阴已经多年了，但回想起来，当年的老前辈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清晰。说实话，我的医院，当时确实不上档次，既没有高大的病房楼，也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就是靠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医人，撑起了医院的门面。他们传承着传统的医术，并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在为当地的老百姓解决病痛。这些人虽然白大褂不挺括，但他们很会当医生。大家都喜欢忙，喜欢病人多。下班晚，常常是一种荣耀，一种骄傲。叶秉仁先生也常常拖班，有时中午结束门诊，都快一两点了，但先生依然满面春风，毫无倦色，步履轻盈地下班。郁祖祺先生虽然不属正统中医，但因为病人多，所以，他依然很尊严。
    医生，是因为有病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名医，是因为有一大批崇拜他的病人，才成为名医。这个道理，那些老先生们比现在的医学院毕业生可能更加心知肚明。家乡的老中医，就是这样一群熟悉人情世故，精于刀针方药技术，且与病人打成一片的聪明人！
我的大学（三）——在编写组的那些日子
 文革中，毛泽东重视中西医结合和赤脚医生，因此，中医学受到特别的礼遇：西医学习中医。县里组织了学习班，也组织人员编写教材。于是，一批被下放到乡镇医院的老中医陆续返城。这种机会让他们带来极大的满足和安全感，大家以报恩的心态，小心翼翼而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西医学习中医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去。那个时候，县卫生局的这个临时组织名“编写组”。我也被抽调到那里工作。
具体负责人是卫生局干部潘纲先生。他当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大，但讲话中气十足，走起路来急急冲冲。他喜欢写毛笔字，颜体，胖胖壮壮，似与其人不相应。他中医学徒出身，又长期从事中药工作，尤其能识很多草药，是当时大搞中草药全县的领军人物。他的点子很多，干劲更足，一个县自己编写西医学习中医的教材，在当时可以说是大胆的举动。但他做成功了，靠一股执着的干劲，靠上级领导的支持，更靠家乡的几位老中医。
《中医学简编》，上下两册，上册是基础理论，下册为内外妇儿各科临床，像模像样。县里受苏州地区委托，轰轰烈烈办了好几期，江阴也出名了，外地的取经者来了不少。编完教材，又开始整理总结老中医经验，编写《老中医医案选编》。此书收集整理了全县近二十位名老中医的验案，还收录了江阴地区已故名中医，如华士姜氏、柳宝诒、邓养初、朱莘农、朱少鸿等人的医案。书的扉页用黑体字醒目地印着毛主席语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前言也写得很有时代特征：为了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以适应广大医务人员、赤脚医生、红工医的迫切需要，我们在上级党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发掘总结整理老中医丰富的实践经验，帮助老中医整理验案，并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编了这本《老中医医案选编》。
     我在编写组的工作，最初是教材文字修改润色，后来担任老中医医案的总装以及按语的撰写，所以，也算是个业务骨干。这段日子，我学到很多东西，对中医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那里，我又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几位家乡的名中医。他们的人和事，至今还在眼前。
邢鹂江先生，瘦弱而矮小，其貌不扬，但说出他的历史，让人肃然起敬。他曾经上北京出席过群英会，参加过我国中医院校的第一版教材的编审会议，他是县人民代表，县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邢老的字，清秀工整。他用的钢笔粗而秃，就如后来的硬笔书法笔一样，字如毛笔字，不是大话，他的字，完全可以当硬笔书法的习字贴。他的医案，多用文言文，简洁，有清代医案的遗风。邢先生传锡澄地区名医朱氏伤寒之学，擅用经方，我曾看到他早年的医案，用附子，用肉桂，用大黄，均气度非凡。可能是文革被冲击以后，晚年用药偏于轻灵，力求平稳了。
邢老先生平时话不多，对人非常谦恭。那时他刚被解放。他在牛棚时必须先冲刷厕所后，才能到门诊看病。他从来不提起被人冲击的事情，每天就是埋头写东西。我常去他的单身宿舍。师母在乡下，他一直一人住在医院的宿舍里。他的生活非常简单。他说过：人之一生，有一桌一椅一床足矣。一间20多平米的房间内，真是只有桌椅床，外加一木书架而已。书架内放满了他积累的病历，叠得整整齐齐。我去后，他很高兴，常常用那只布满茶渍的瓷杯，给我冲上一杯奶粉，让我喝着，然后让我听他讲过去的事情。
   我有几次跟邢老出差的机会。记得有次去苏州，在书店我看上了一本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邢老看我喜欢竟然立即掏钱买下送我了。最让我终身铭记的是和邢老的中山陵之行。那时的我，非常希望能来省城求学，但苦于没有机会，不免有些惆怅和无奈。趁在省厅参加医学界评法批儒学术讨论会的间隙，我俩去了东郊的中山陵。邢老带我到了灵谷塔下，他让我登塔，他说他气喘，不上了。可是等我上楼凭空眺望时，老人居然也来到九层塔顶。下塔后，邢老说你看到啥了？我一时不明白。邢老让我后退十步后抬头。这时我看到了塔身有“有志竟成”四个遒劲大字。我一下明白了先生的良苦用心！后来，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以后，老人特别高兴，专门送我一本笔记本，扉页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着“浴沂集”三字，并赠言，最后有“志士景行，可瞻竟成”一句。现在，每当我看到这本笔记本，就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
编写组的主笔，是夏奕钧先生。他与邢鹂江先生师出同门，都是朱莘农先生的弟子。夏老是位老顽童，经常与人搞笑。他的寒暄词很奇特，遇到年轻人常常突然发问：你几时讨阿嬷啦（江阴话：你什么时候娶老婆啊？）？被问者常常一时语塞脸红，而他则呵呵一笑，旁顾其他去了。夏老看病非常认真。往往点着烟，眯着眼，沉思良久，忽然起身，扒开病人的嘴巴，自己也啊啊地张着大口，看人家喉咙，然后又坐下，再思索，然后下笔处方，自批自赞，写毕，递方，即唤下一个病人，也不和病人闲聊。他治病效果很好。他看的病，以发热性疾病为多；用的药，黄连方很多，许多处方开首就是川连八分，所以，老百姓送他一个雅号：夏川连。其实，夏老用桂甘龙骨牡蛎汤最有经验。我开始关注经方，是受他的影响。他讲究腹诊，说桂枝证有脐筑，有脉浮露，有气急汗出，有少腹板窒等。他也讲究舌诊，说用干姜，舌苔要紧贴舌面者；用肉桂，要舌根舌苔白厚者。他还讲究咽喉诊。凡胃痛者，看咽喉充血者，必用芩连栀苦寒泄热。这些都是朱莘农先生的经验。
夏老的毛笔字也很好看，圆圆地，就如他的头。记得最初见到这位老人，是一次病房会诊。时值夏天，夏老穿一件格子短袖衬衫，剃着短发平头，很是潇洒。在编写工作上，夏老则很严谨，常常为一个用词反复斟酌，征求大家的看法。他也常常听我的意见。我多从文法角度来讲，特别是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常常让夏老直点头称是。夏老比较信任我，经常带我参加各种学术会议。那个时候，苏州地区中医协作组的活动很多，我也跟着夏老去过常熟、吴县、太仓、无锡等，游过光福的香雪海，喝过常熟的桂花酒。有次，他带我去常熟一家糕团店吃早餐，吃着，忽然他惊呼：有骨头！吐出一看，是他一颗牙！
编写组的条件非常简陋。那本谢观编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可以算是最重要的工具书，还有，就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古医籍，再就是文革中编写的中医教科书。编写组的成员们就是参照这些书籍的写法，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写出了教科书。现在看看，里面废话没有多少，而且切近临床，比现在的厚厚的大学教科书实用得多！那本《老中医医案选编》。我写了不少，尤其是写柳宝诒医案的按语，半文半白，还有点点评医案的味道，当时非常得意！
   编写组的工作地点也不断变动，曾经住过县招待所，借用过医药公司的饮片厂，印象最深的，是在水乡璜塘镇上的医院住了三个月。那时，邢老、夏老、陈加栋先生、刘济农先生等均住在一起。陈先生白白静静，个头欣长，一口假牙，已经被烟茶渍的牙缝乌黑。他健谈，常常谈过去的往事，也谈临床各种奇方妙法。他的笔记本上常常记着各种单方验方。他最推崇张锡纯先生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喜欢用其中的配方。用药也喜欢用生的。他的思路很活，曾写过《眩晕十则》一文，让我懂得治疗眩晕原来不仅仅是平肝熄风，还可以仅用半夏生姜两味的小方，也可以使用真武汤、二加减龙骨牡蛎汤等古方。他的字很秀气，就如其人，大概是用惯毛笔了，钢笔也是三指抓的。可惜没有留下他的医案。
 那段时光令人难忘。伙食好，天天有鱼虾。晚上则听老先生们闲聊，高兴时，还自娱自乐，我拉二胡，陈先生弹琵琶。陈加栋先生会唱评弹，尤其是徐调，唱得回肠荡气。陈先生当年是评弹名角徐丽仙的“粉丝”，据说他曾跟着戏班走好几个码头，确实有点痴迷，也有点浪漫。他还会画兰花，据说是他师爷常熟名医金兰升家的风气，金先生的学生每人必须要有文艺专长，或琴，或画，或诗，或棋。那年我考上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以后，他还送我一幅他亲手画的兰花。
 编写组里比较年轻的，是姚立丹医生。他刚从下放的农村回来。他浓眉大眼，面方肤白，如果个子高些，那绝对是美男子！他很聪明，知识面非常宽，他擅长针灸，尤其对针灸理论有独到看法，但我那时还听不懂，但感觉他很了不起。他的文章写的很好。我写的东西喜欢给他修改。经他的手，文章就好看了许多。后来，他曾被省城的出版社看中，但他没去，执意要当临床医生，为此，我替他惋惜了好久。
在编写组的日子里，有件事情不能不提。那就是评法批儒的运动。那时，政界批儒家，医界就批儒医，结果将推崇《伤寒论》的清代陆九芝先生当复古派代表人物批了，写《温疫论》的明末吴又可先生则当作具有革新精神的法家派人物捧了。县里领到的任务是写吴又可和恽铁憔的文章。恽铁樵先生的名字我听叶秉仁先生说过，他当年在上海抵制废止中医的运动中力挺中医，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夏奕钧先生只是个医生，也不懂医学史，更不会写政论文，这可急坏了他。夏老赶忙带我去拜访几位县里的文人，记得找了律师金先生，广播台的台长钱先生，人家很热情，但对中医人物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最后，我花了几个通宵，硬写出了《论吴又可尊法反儒的革新精神》一文，让邢老去宣读交差。姚立丹医生则写出了《恽铁樵痛斥洋奴》，让我去当故事宣讲。我参加了省厅组织的评法批儒讲师团，还在省城做了几次演讲。这让我这个小中医长了不少登台讲课的经验。
      编写组，为我提供了一个向家乡各位名中医学习请教的绝好机会，可以说是我的中医研究班。到如今，我依然深深怀念这些可敬的老人。当年那种纯学术的工作氛围，那种忘我无私的工作态度，他们对生活和专业的满腔热忱，一直感染着我，激励着我。
我的大学（四）——当年爱读的中医书
 文革期间，书很少，中医的书更少。医院斜对面就是新华书店，那是我常去的地方。还正巧，我进医院不久，就在新华书店买到了一套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科书，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二版教材的那套书。从此，我开始读书学医之路。这套书，有好多本，米黄色的封面。《内经讲义》，看了几篇，读不下去；《伤寒论讲义》《金匮要略讲义》，实在看不懂，只得作罢。还是《中药学》《中医方剂学》《中医内科学》看得最多些。除中医书外，《实用内科学》是我常翻的，这本书是临床医生必备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本，草黄色的封面。当时在在书店看到上架，兴奋地心直跳，忙不迭买了下来，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
 教科书，比较枯燥。《时病论》《温病条辨》等，也读得比较艰难。吸引我的，倒是那些医案医话。有次，要塞医院的邓秋鸿先生带来一本线装书，《诊余集》。为清末名医余听鸿先生的医案。全书是作者的一些治验，全是危急重症，治疗过程描述很细，往往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而且，文笔朴实，如老医灯下娓娓长谈，让人很有现场感。余听鸿先生学医于孟河，后行医于常熟，医名甚重，雅号“余仙人”。其用药多用经方大剂，思路和教科书各别，让我打开眼界。而且，书中还有许多作者当年学医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孟河名医们行医的故事，其中为人为医的道理，治病用药的经验，也给人很多启迪。这本书，我手抄下了。后来我写《医案助读》一书，就选用了其中不少医案。
医案中，我还细细读了《蒲辅周医案》《治验回忆录》《沈绍九医话》《柳宝诒医案》等，但用力最深，化时间最多的，应该是清代苏州名医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我们简称叶案。学医后一直听到这位温病大家的大名，也听老前辈们说叶案如何如何难懂，其用药如何如何灵活善变，对叶案心存敬仰，但苦于买不到这本书。大约是1977年夏天，师弟沈建煜从上海买到刚出版的铅字版。繁体字，竖排，有清代名医徐灵胎的批注。这太让我兴奋了！我不客气地“占”有了。老弟知我心，也笑着不和我计较。那时的我，成天读叶案，抄叶案。《临证指南医案》全书二千余则医案，都是临证的实录，有案语，有用药。案语字数不等，短则二三字，长则十几行，多记述病状，分析病因病机，提示治法，文辞多为文言文，用辞华丽。其用药确实精炼，六味、八味为多，有载药量的，也有只录药名的，更有仅有方名的。此老用药常有奇异之处。很多药，是后来不常用或根本不用的，如鲍鱼、海参、淡菜、羊肉、猪脊髓、鱼线胶、雄乌骨鸡、白扁豆、莲子……，有点像饭店后场配菜的；还有如甘蔗浆、梨汁、生荸荠汁、藕汁、西瓜，则像水果铺和饮料店；至于如紫河车胶、人乳粉、两头尖、秋石、金汁、纹银、金箔等，则闻所未闻，更不见后世医家入方。叶案中药物的炮制也很怪，如菊花炭、熟地炭、炒麦冬……。清香的菊花变炭，还有效吗？熟地炒炭，还能滋阴吗？我不解。
我读叶案，专找其独特之处入眼，也就是教科书没讲到的概念。如胃阴，如胃阳，如温理奇阳，如络病，如肺痹，如内风等。然后用笨办法，一案一案比较，摘录其案语，然后归纳分析。后来写出的一些总结叶案的文章，大多采用这种方法。说实话，叶案中的不少理法，名称别致，但实际用药少有独到规律，摆弄半天，也只能看出个笼统大略。但话又说回来，叶案中有些思想方法，还是可取的，比如辨体质。他有句话很经典：“凡论病先论体质、形色、脉象，以病乃外加于身也”。我当时总结出叶天士的体质分类大致有六：木火质、湿热质、肝郁质、阴虚质、阳虚质、脾弱质。我并归纳出他的辨体手法有十：辨形体、辨病史、辨治疗史、辨饮食、辨起居、辨性情、辨年龄性别、辨天时、辨地理环境、辨家族史。我后来写了篇名《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的文章，发表在《江苏中医药》上了。这篇文章除将叶天士辨体经验归纳总结以外，还结合叶案讨论了体质辨证的意义。这篇文章的构思是在1979年夏天，但写成是该年的秋天。那时我刚刚到南京，至今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教室里空荡荡的，秋日的斜阳透过窗户洒在书桌上，窗外不时飘来阵阵浓郁的桂花香，我一个人静静地趴在课桌上，钢笔尖不停地走着，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的点点思想变成一行行文字，模糊散乱的叶天士的体质论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感觉，真得好极了！
那时的书非常珍贵，书大多是借的。我经常去叶秉仁先生家去读书和借书。那时最爱看的，是《近代中医流派经验选集》。第一次看到这本书，就觉眼前一亮，首先是装帧雅致，书名题笺是秀丽的行书，出自书法大家白焦先生之手。正文是长仿宋繁体竖排。书中的内容，是近代上海地区著名中医的学术经验介绍，丁甘仁、王仲奇、张骧云、范文虎、朱南山、恽铁樵、徐小甫、费绳甫、陈筱宝、夏应堂等，有的听叶老等前辈说过，有的则第一次看到。各家独特的视界，别致的经验，清新的文字，犹如阵阵清风拂面，读来十分惬意。后来，这本书叶先生送给了我，作为我考上研究生的礼物。那时，我着实高兴了一阵。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的教学和临床。名医们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成才成名的趣闻轶事，让我的讲课变得生动，变得实用。我爱上经方，也与这本书有关。书中名医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范文虎、恽铁樵、徐小甫三位先生。他们特立独行的学术个性，给我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看到了一片充满活力的芳草地。他们告诉我：中医原来可以这样看病！
    借人家的书，最怕弄丢或弄脏。有次，我从邢鹂江先生手里看到新出版的《中医基础理论》，邢老说是刚从周慕丹先生处借的，看我爱不释手，邢老让我看一夜，明天还。可当夜不小心给一小孩在封面上按了个明显的手印，我虽然擦洗，但还是留有污迹。第二天还书，邢老虽没说啥，我的心倒悬了好久。
    我的书也借给人家。那本《中医内科学》被进驻医院的工宣队长借去后，从此一去不复返，让我痛惜好久。那可是我必看的教材啊！
上个世纪７０年代，医院还没有图书室。我们几个年轻人就去卖破烂，将药房里的纸盒和化验室的废旧玻璃瓶拖到废品收购站换钱，然后去新华书店买书，这个月买几本，下个月买几本，后来居然有了一个书橱的书，并在此基础上建起了图书室。后来我去南京读书前，院长要送我礼物，问我要点啥？我说要几本书吧。院长答应了。我高兴地在图书室挑了两本，一本《柳选四家医案》，一本《谢映庐医案》。这两本书，是我１９７９年春天在无锡古旧书店淘到的。这两本书至今静静躺在我的书橱里，成为当年的纪念。
现在的中医书，种类可谓多矣，经典的，医史的，方药的，临床各科的，实验的，经验的，……，不仅有纸指书，还有电子书，但不知怎么的，当年读书的感觉则找不到了。就如每次回老家，都想去当年县城大街上的芙蓉饭店吃碗阳春面。在我的记忆中，那家饭店的面条最好吃，汤鲜，面劲，有一种特别的诱人的香味。但后来那个饭店关了，在其他饭店吃了几次，配料更讲究，吃上去虽然也可口，但总没有当年吃面的感觉了，走出店堂，心里头有点淡淡的惆怅。
我的大学（五）——没有忘却的病例
          在医院，我成天和病人打交道，当时能在脑子里留下印象的，倒不是教科书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病例。可以说，学中医，我是在坐在病人身边学的。过去很多年了，还想得起初为中医时让我沮丧，让我高兴的病例。
 我的叔叔，那年秋天胃病发了，疼得不能吃，不能睡。我忙不迭地给他开方。止痛药如川楝子、延胡索，理气如白檀香、佛手片，消炎如蒲公英、制酸如瓦楞子。还有健脾如太子参，和胃如麦芽、谷芽。满心欢喜可以邀功，第二天就去看他，结果叔叔黄着脸，依然是痛。最后，还是吃当时流行的偏方，用痢特灵加维生素B6治愈了老胃痛。那时，我真是失落！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个痞证，用半夏泻心汤就可以了。但当时，哪能想到呢？
      陈老师，男，中年，住我家街对面。主诉上腹部疼痛，发作时痛感如波浪状向两胁及背部放射，并有嗳气、恶心等。我也不知何病，但告知是气滞，方用佛手、陈皮、旋覆花、焦山楂等。几番更方，无效。后来，陈老师告诉我，检查出来是胆结石，手术后就不痛了。那时，好难为情！如果现在，肯定明确诊断，用大柴胡汤，必效！
 也是位老师，他黄瘦，但唇红，四肢常冷，经常来看病拿药，每次都是神情默默，话不多，只是讲疲倦，讲食欲不振，讲睡不着觉。我用健脾药，用安神方，也没有多少效果。后来，我认真地劝他去外地检查，他说是不是很严重，我说脾肾亏虚，这两脏是先后天之本，不能不重视。他一听，就去上海了。后来，在路上遇到他。他一脸不悦，说：检查了，我的肝脾肾均好，根本没有病！从此，他也不再来看病了。现在来看，那不就是用点四逆散、半夏厚朴汤之类不就行了？我还大动干戈，他也吓得不轻。
      至今我忘不了是那张脸，那张愤怒的脸。那是病房里的一位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我见其喘，便开了葶苈大枣泻肺汤，有怕冷，就加附子：痰黄，是肺热，加黄芩。第二天查房，病人怒目园睁，说你开得好方，让我一夜泻了好多次！我脸红至脖，尴尬至极！
 最让我心痛的，是治疗更对我打击的，那是在80年的夏天，隔壁邻居的孩子突发高热，继而昏迷，住院诊断为乙型脑炎。我到病房，用中药配合治疗。我受陆九芝先生影响，认为昏迷都是胃家有热，所以，就用小承气汤攻下。药后，大便是有了，是黄色的稀便，但昏迷依然。最后，还是没有救过来。当听到孩子母亲凄惨的哭声，我的心也如同刀绞，作为医生，那是无能！
      失败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说实话，那个时候，没有几个疗效好的，古人所说的“效如桴鼓”“覆杯而愈”的标准，犹如远古的神话，在我身边不可能看到。但话也说回来，临床上也有让我兴奋异常的病例，只是很少，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
有次，病房中收治了一位晚期肠癌患者。他剖腹后见广泛转移，无法根治而关闭。术后出现严重腹胀，呃逆连连。考虑腹膜炎，用抗生素等常规治疗无效，因病人已经神志模糊，便请中医会诊。先请一位资深中医，记得方用枳壳、白术、刀豆克、柿蒂、陈皮等，药进二服，症状依然。后主治医生让我小中医看看。我刚得到郁祖祺先生所传治呃验方血府逐瘀汤，再看患者腹胀便秘，当用下法，略为思考，便用血府逐瘀汤合小承气汤。第二天，病人呃逆除，神志清醒，从此病情稳定。后来，病人告诉我说：他当时在昏昏糊糊中闻到一阵异香，那药入口，也是清香可口，服下，顿感胸腹间舒畅开来，然后出现排气，人就舒坦地睡着了。那位老人望着我，充满感激的神情。我第一次感动了，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一种只有医生才能体会到的感觉！
 有效病例，不仅仅让我感到满足，更重要地是让我产生思考。有位男青年，是位白面书生，患上消化道溃疡，多次出血，颇为苦恼。补气养血的药吃了很多，但依然轻度贫血，更恼人的是头昏乏力和比较严重的盗汗。那时，我从夏奕钧先生处学得桂枝加龙骨牡蛎汤的用法，便用此方治疗居然立竿见影，症状明显缓解！原来总认为是失血须补血，要用当归、熟地、枸杞；盗汗要用瘪桃干、麻黄根，而事实让我对原先的这种套路感到了怀疑。以后，这张方我用在很多病种上，如春天以后，很多咳喘病人依然不能出院。我发现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也有效果，但这些患者大多消瘦，面白浮红，舌嫩苔薄，多伴有失眠、心悸、盗汗等。而一般止咳平喘药无效，用此方则能迅速改善症状，如果加上生脉散，更好。此方用来治疗一些神经衰弱、胃痛等患者，也有效。从此，我喜欢上了桂枝汤，看《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有关桂枝汤的条文，就有点味道了。
      做中医，就是要在病人堆里滚。我这几十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我敬重病人。是病人，让我摸索和积累经验；也是病人，让《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条文变得生动起来。说的更直白些，是病人教我学中医。做医生，不能没有病人！这是我最深切的体会。
我的大学（六）——杂书乱读
    自学中医，好处就是自由。我是自由地读书，遇到什么就看什么，可谓是杂书乱读一气。说是杂书，其实与中医都有关系。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政治味依然很浓，不断有各种政治运动，我们也不可避免。但也很有意思，我读的书，也和这些运动有关。评法批儒运动开始了，我并不知道有何政治背景。我只知道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古文。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许多活页，特别是法家的著作，有注释，很好读。我见了就买。当时读得最多的，还是荀子的文章。他有很多名言警句，细细读来，启迪良多。如“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还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论的辨论，如在当今，绝对是超级辨手！后来，又有了“评水浒”的运动，我也趁机读了《水浒传》，而且还写些文章。记得我写了几篇有关评宋江，反对投降派的文章，投县城的广播站，还真的播出了，当时我也得意了一番。我接触古诗词，是在那年县卫生局组织的西医学习中医班上。有位学员来自苏州，她毕业于医学院，聪明好学，娴静少语，读的书多。她曾用秀丽的钢笔字抄给我不少古诗词，其中有李白的，有苏东坡的，有李煜的，还有李清照的。后来，我在书店买到了唐诗和宋词的小册子，然后就抄抄念念，有感觉的，还送给朋友。说实话，那个时候，自学这些古文及古诗词，也读不深，想不透，但古文的那种感觉，使我在读中医古籍和医案时，少了许多隔阂。
文革中，鲁迅先生是一面大旗。他老人家的文章，也是我当时能看到的主要文学书。我先是买到了单行本《朝花夕拾》《呐喊》《华盖集》《三闲集》《南腔北调集》等。后来又在县教师进修学校图书馆中借到了《鲁迅全集》。鲁迅先生对中医的看法，深深地刺激了我。我一直弄不明白，我学的中医竟然是鲁迅先生所看不起的！后来，到了南京，研究了医学史，才明白过来。鲁迅先生那种富有个性的批判精神，对于今天研究中医不也是有用吗？那时，我学鲁迅的笔法写小文章，记得曾就医院的资本主义倾向写过批判文章，说医院决不能办成医店！
七十年代中期，有两本杂志影响较大，一本是《自然辩证法》，一本是《学习与批判》。都是上海出版的，大约属于综合性社科类刊物。前者是季刊，后者是月刊。《自然辩证法》中常有哲学的文章，记得有一期是讲在医疗实践中学哲学的文章，对我还有点启发，对此我还写过关于药物用量与功效关系的笔记，运用了量变质变的理论。这本杂志还有一些文献的附录，这给我可以稍开眼界，如屈原的《天问》与柳宗元的《天对》，就是从那里看到的。屈原的《天问》，深沉而热烈、凝重而飘扬；柳宗元的《天对》，实在而辩证，睿智而渊博，都让我激动。《学习与批判》有点象《红旗》杂志，但内容更广泛些，常有写历史、哲学的文章。1976年以后，这两本杂志就销声匿迹了，后来知道那是“四人帮”办的刊物。现在想来，当时，也不懂政治，也不知道写文章的背景，更读不懂文章的政治含义，只是那些文章中有关政治、历史、哲学、经济等学科的术语、概念，让我新鲜，让我开眼，也让近乎空白的头脑着迷。记得最清楚的，那次去南京出差后回江阴，在车站报刊部买到了本《学习与批判》，一路上读得入迷，差一点忘了下车。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日语教学节目。我开始了自学日语之路。首先是自制了五十音图卡片，记得那次我到江边码头接待参加全省中医工作会议的代表，闲着等客，就大部分背了出来。我的家乡不远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日广播发射台，电流极强。小时候装矿石收音机，一个二极管，一个天线加地线，就能听到日语广播。这个台要到深夜才有中文广播，所以，那时戴着耳机，熬到半夜，满耳都是日语，不听也得听，虽不懂意思，但日语的语气语调不知不觉入了脑。后来学日语入门快，可能与此有关。学日语是为了读日本的中医书。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位上海的朋友，邹大根先生。他是我的未见面的患者和朋友。1976年，我在《新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实习日记》，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来信。邹大根就是其中一位。他身体不佳，自学中医，便经常与我通信治病。他给我寄来了两本从旧书店淘到的日本汉方医著，其中一本竟然是大冢敬节先生的《诊断处方与汉方疗法》！他可能没有想到，这本书一直伴随着我，从江阴到南京，现在依然是我的爱物。
    我读书没有系统，可谓是乱读。到现在看来，当年读的这些书，还都派上了用场。
我的大学（七）——初到南京
      大门并不气派，但进门后两排参天的法国梧桐给人带来一片清凉。对着大门的是主楼，三层，青砖白缝，楼前是密密的大冬青。大门左边是图书馆，右边则是实验楼。两栋都是三层的小洋楼。校园人不多，宁静而安详，这就是我对南京中医学院的第一印象。
 1979年9月，我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首届研究生。据说是300多人报考，取了20人。曾任校长的项平，现在担任博士生导师的顾武军、杨进、金实、陈文垲、汪受传、李玉堂、熊宁宁、梅晓云教授等，还有现在全国知名的以岭药业的总裁吴以岭、寓居荷兰行医的江扬清、定居美国的赵耕先和李道舫、浙江省名中医林真寿、江苏省名中医周光等，均是当年的同学。那时候，同学们学习非常刻苦。我和吴以岭一屋，他很少其他爱好，每天就是读书，而且必定要开着收音机读。林真寿则不然，一早起床，到操场上打太极拳，然后或是看书，或是背《伤寒论》———整篇条文烂熟于心，也是真功夫。
1979年的文化生活依然贫乏。学校给我们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成为大家的最爱。每天散步回来，就坐在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那家伙是匈牙利制造，质量极差，不久就不亮了。修理不容易，要几个同学一起抬到大行宫，修了不多时，又坏了，再去修。那家伙特笨重，每次都给它折腾得气喘吁吁。那时的磁带录音机有现在的电脑主机那么大小，两个磁带盘，经常卡带，不过，当时也算是高档学习用品了，还由专人负责。
 研究生第一年集中学习四部经典，还开设专家讲座以及自然辩证法等课程，担任主讲的是当时学校实力很强的教授。陈亦人教授清瘦，戴一副近视眼镜，平时不苟言笑，上课非常认真，一口苏北话听似平淡，但把《伤寒论》辨证论治的精神深深地印刻在你的脑海中。孟澍江教授面宽体胖，中山装笔挺，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讲温病，思路十分流畅，内容切合临床，一口高邮方言，声音洪亮，如同王少堂说评书；板书如同书法作品，十分飘逸。讲《金匮》的张谷才教授，瘦高个，高额骨，眼突有精神，修顶，头发已经全白，讲的是如皋方言。他上课没有备课笔记本，而是几张卡片，但滔滔不绝， 讲到动情处，常引起大家的一阵笑声。他讲《金匮》不死抠条文，更多是讲自己的临床经验，很有个性。沈凤阁教授讲《温热论》，条分缕析，十分细腻。王自强教授身材修长，讲话声音不大，很谦和，大约是镇江地方口音，讲授《内经》慢条斯理，但条理分明，就如叶落后的枝条。王众老师讲逻辑学最为投入，板书多而急，擦黑板来不及，干脆用袖管，一堂课下来，衣服上黑白分明。任殿雷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但好像讲的不是闽南话，有湖南湖北腔调，不易听懂，其音调偏高，有金属声。他所讲《自然辩证法》内容很广，我很佩服他的知识面。黄剑朋老师讲《医古文》，常常口若悬河，中气很足。最有意思的是唐玉虬教授，头发稀疏，矮矮的个子，是位慈祥的老者。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讲《黄帝内经》中“被服章”三字，他考证的结果就是古时官服前面的图案，尽管大家有点不解其意，但被老先生执着的精神所折服。吴考磐教授讲座的内容是说《黄帝内经》早已散佚，现今可见的《素问》和《灵枢》两书不是古代的《内经》。所说有道理。吴教授一口海门方言，全口假牙咯咯作响，口齿更不清楚。但讲课很认真，讲到得意处，会自己笑起来。我家乡话与海门话同属吴语系，所以，听得津津有味，而几位来自北方的同学则连连摇头，说根本不知道吴老说的是啥，真是可惜！
 班主任是研究生科科长俞靓奋老师，一位肤色白净，气质很好的知识女性。她曾在省级机关工作过，但思想开明，毫无官气。她经常来宿舍看望大家。有次我在偷偷听邓丽君的磁带，不知道俞老师进来，心里忐忑不安，不料她竟然也坐下来一起听《何日君再来》，并聊起邓丽君唱腔的特点来。那时俞老师不仅管学习，还管思想政治工作及计划生育。有次寒假前，俞老师召集我们谈寒假注意事项，记得她一本正经地说要搞好计划生育，说得那些已经结婚的同学脸都红了。
 图书馆是校园中最雅致的建筑，大门台阶旁是两棵大铁树，“图书馆”三字据说是著名书画家胡小石的手迹。图书馆中的报刊阅览室在一楼，是我们晚饭后常去的地方，我最喜欢《新华文摘》，我读，有时还摘抄一些好的句子。古籍部在三楼，一般人无法进去。里面的线装书真多，书架放得满满的，人在里面转身也不方便。我在里面读了徐灵胎、喻嘉言、尤在泾等许多大家的书，也读了叶天士、王孟英等的医案。当年坐在图书馆古籍部那种静谧沉潜的心境，至今依然令我向往。
我的大学（八）——苦读
    在南京中医学院读研究生课程，那真是读书，成天地读书。
    第一年集中学习，我除听讲以外，还找一些自己喜欢看的书读，心情是愉悦的。那时，我才开始细细地、反复地阅读《伤寒论》与《金匮要略》。
 《伤寒论》的注本很多，我看的是清代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年版，繁体竖排，是我在从江阴带到南京的。我一边听陈亦人先生讲伤寒论，一边读《来苏集》，那书留白处，我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上读书心得。柯韵伯，名琴，浙江慈溪人，后迁居江苏常熟。这本书是他研究《伤寒论》的力作，全书共八卷，包括《伤寒论注》《伤寒论翼》《伤寒附翼》三个部分。论注，是对《伤寒论》原文的注释；论翼，是十几篇论文；附翼，是仲景方论。柯韵伯先生是主张《伤寒论》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病而设，认为《伤寒论》中最关键的是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而核心是落在方证上的。陈亦人先生的观点也基本上与柯先生一样。所以，读起来印象深刻。特别是柯韵伯的文笔很美，理论分析透彻细致，读起来也感到舒服。我非常佩服这位清代的伤寒学者。
 《金匮要略》是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金匮要略方论》，是宋代王洙从蠹简中翻出的那本。我刚学医时买的，但一直看不懂。听张谷才先生讲《金匮》后，也开始细读。但眼光基本上是中医教科书的套路，看来看去，总觉得经方零零散散，脑子里建立不起框架，读《金匮》的感觉总比不上读《伤寒》。不过，毕竟是第一次通读了，也做了笔记。
 那一年，我还细细读了《躯体的智慧》一书，这是美国著名生理学家坎农的著作。他的内稳态概念吸引了我。坎农认为，内稳态不是静止的，而是一种维持内环境稳定的自我调节过程，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坎农用流畅的文字，新颖的观点，描述了神经、内分泌以及血液缓冲作用下出现的复杂的生命现象，同时也揭示了一个古老而时髦的哲学命题：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位西方医学家与东方古代医学家在认识人体的角度上有惊人的相似！我感到兴奋，同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有了新的认识。那时，我摘抄了坎农很多原话，卡片有一叠。
 第二年，研究生开始分科，我选择了中医各家学说研究方向。各家学说教研室刚成立不久，主任是丁光迪先生，一位成天读书的老学者。我就在他身边的桌子上读中医书。我那时，是死读书。按照教科书《中医各家学说》上的人物，按家通读其著作。我的读书笔记是按人物介绍、著作提要、主要学说、后世影响、学术评价等几个方面来做的，基本上是大段地摘抄书中的论述，然后用红笔在旁边进行提要批注。用的是蘸水钢笔，那笔尖不耐磨，几个月下来，写秃了十多个，当然，笔记稿本也高高一大摞。教研室朝北，冬天很冷，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先生火炉，上置水壶，炉火一旺，室内很暖和，那就是静心读书的时间了：水壶丝丝地叫，笔尖沙沙地响，加上丁光迪先生低低地吟读声，常常是教研室里的交响曲。
 经常读书，也不是快事，而且中医的书看多了，感觉比较沉重。许多大名家的书，并不是那么引人入胜。就是鼎鼎大名的李东垣的《脾胃论》，横竖是升脾补阳，但临床疾病各种各样，哪能都从脾虚立论？其论说，也是说到哪里是哪里。比如“阴火”一说，读了半天就是弄清楚是啥东西？我问丁光迪先生，先生说就是内热！内热，那不就是一个症状或症候群吗？但后人都将阴火当病机、当病因来探讨，结果各说各的，莫衷一是。比如朱丹溪，号称滋阴派开山，但看他的《丹溪心法》，里面用药以“气血痰郁”为主，也并非都用大补阴丸。就是讲养阴，只是按理学思想，让人要节欲而已，是养生学的思想，非治疗学的观点。比如刘完素，人皆说是主火派，但看其书，也不是凡病皆用寒凉，只是在治疗温热病上，卓然成家。而一直让人感到眩目的赵献可、薛立斋等，其书也不免笼统浮泛，以一阴阳水火印定病机，过于死板。那时的我，开始怀疑中医，怀疑中医的名家，更怀疑教科书中医的观念。我觉得后世的中医往往犯一个错误，哪就是将古人伟人化，把局部的经验扩大化，将医学经验哲理化。中医书籍不少，但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空泛者多，实在者少。实证不足，推论有余，一家有一家的中医，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中医各家学说，有点象各家瞎（苏北话：学与瞎同音）说。中医问题不少！那时的我，有点痛苦，有点失落，有点惆怅，特别是久别临床，感觉我已经不是医生了。我非常怀念在江阴的日子。好在那时教研室王老师有个磁带录音机借我听，边读中医书，边听邓丽君，到也能解不少烦闷。
 我开始对医学史感兴趣。那时，读的最多的是贾得道先生的《中国医学史略》，刘伯骥先生的《中国医学史》、谢利恒先生的《中国医学源流论》、陈邦贤先生的《中国医学史》等。读史学家书，能给人思路，让我从历史学的角度去看中医各家学说，将各家的论述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地域环境去看，同时，可以看出其学术的源流递进关系。特别是谢利恒先生的《中国医学源流论》让我眼前一亮。那是一本民国时期的铅印本，线装，里面仿宋大字，看起来很舒适。此书论述了上古至近代数千年中医学的演进史，其中有《素问》《难经》《灵枢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的考证，有对上古医派、隋唐医籍、宋明医方的考证，还有对五运六气说、唐宋学说之异、宋学之弊、伤寒温热之别等理论问题提出独到见解，特别是谢先生对各家医学流派的分类和评价，对中医学分科源流的剖析和评价，更让我有一种远看中医、豁然开朗的感觉。
 我决定从医学史切入中医，我选择了江苏地方医学史中明珠——孟河医派作为硕士研究生论文的题目。孟河，是常州郊外的一个小镇，临长江，在清代末年，这里名医众多，最有名的是费、马、丁、巢四家。费伯雄、马培之、丁甘仁、余听鸿、费绳甫、贺季衡、谢利恒诸位大家均出自孟河。这批孟河的医生，以精湛的医术，求实的思想，给晚清沉闷的中国医坛吹来了一股清风。孟河，也成为近代中医的摇篮。我来到孟河作实地考察。那是1981年的初夏，蓝天、白云、田野里金黄的麦子，江边蜿蜒的小山，我在熟悉孟河历史的巢益民医生的引导下，去走访名医的后裔门人，考察名医的故居遗迹，探寻名医发迹的土地，人感觉十分轻松而兴奋！那是种书斋里找不到的感觉。
我的大学（九）——思想的放飞与回归
      改革开放的热潮涌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到处洋溢着活力。中医界也开始探索振兴发展的道路。中医现代化成为当时中医发展的主旋律。但是，中医如何现代化？争论是很多的。当时，好像普遍有这样的想法：现代化不能是西医化，中医学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１９８２年夏天，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讲《中医各家学说》课程。上了讲台，面对学生，我思考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我开始考虑中医的未来，考虑自己的事业是否有前途？中医能否现代化？这些问题，虽然常常出现在脑海，但始终没有清晰的答案。那年深秋，南京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组织的中医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而组织者，是一些高校教师、医生、科研人员。李枝老师，当时主持南京中医学院脉象研究课题，我听过他关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讲座，他演讲时常常激情四溢；邹伟俊，对周易的研究近乎痴迷，他曾与钱学森通信，并提出唯象中医学的概念，他脑中的中医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他为人低调，但做事执着而宽容，犹如布道者。李铁君，刚从北京中医研究院研究生毕业，对中医学充满热情，他发言常振臂，煽情。卢央，学者，专长古天文研究；林祖赓，能干的外科医生，中西医结合专家。杜文东，讲师，由医而及心理学，才气过人。成建山，中医学会干部，热心人一个。我也加入进去，参与学术活动。
讲座是当时的主要活动形式，主讲者大多是各科的专家教授，听讲者多为大学生，那次，天文学者朱灿生来学校讲天文与中医，我是主持人。他讲座中让人振奋的是一个研究结果。他和他的研究生把本世纪月亮运行的百年数据规律描绘在坐标图中，得到两条互抱的旋臂曲线，竟然是太极图！这让中医人太激动了！全场爆发热烈的掌声。还有次是请南京大学莫绍揆教授来讲数学与中医，阶梯教室全坐满了。老教授缓缓道来，讲的是阴阳与数学。卢央教授的讲座，谈到古老的五运六气学说原来与古天文有关，让我们感受古人的聪明与智慧。我们还请了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来做科技发展与中医学的报告，还请南京医学院医史学教授张慰丰先生来将中西比较医学史等。讲座给当时的年轻人有巨大的冲击。我也常常激动，脑中浮现的中医学是伟大的，同时又带有神秘感。中医学哪来的？我们在讨论中，有人说是特异功能者发现的，有人说是外星人留给人间的智慧。那时的我，有点飘飘然，眼前的中医虽摸不到，但在远处闪烁着光芒，很是诱人。
我们曾经组织几次较大的学术活动。１９８３年春天，我们在盐城举办的大型讲座，那时，江苏省著名中医徐景藩先生也去了，讲中医学的特色。我也安排了一次讲座，讲中医学的临床流派。参加的人很多，都是基层的医生，但听得很认真，那时的中医，饥肠辘辘，吃啥都香！还有一次是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的中医多学科研究学术讨论会，地点是江苏饭店，主题是天人相应，因为只有这个题目能涵盖所有的内容。所以，会议内容十分庞杂，周易、运气、哲学、医学、史学、心理学、养生、气功，等等，什么都有。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代表。会议搞得像模像样，还开新闻发布会，我只觉得是参加了一场革命运动似的，有点使命感。
那个时代，思想大解放，学科大发展。中医学的新名词如雨后春笋，如中医预防学、病因病机学、中医治疗治则学、中医人才学、中医心理学、中医气象学、系统中医学、中医分子生物学、中医哲学等，让人眼花缭乱。南京中医学院也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中医基础学科分化方案的评选，我也参加，并获小奖。但是，那时我的心里还是有点虚的，因为那些“划分”出来的新学科，都离临床比较远。那时的我，总觉得所感知的中医世界，正在发生漂移，与我当年的感觉不一样了，中医变得高大深远，变得有点陌生。对此，我常常有莫名的困惑和烦躁。
我决定还是回归史学的研究方法。我将中医多学科研究也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开始归纳百年来中医学发展的思想轨迹。我发现，对中医学前途的思考，其实已经从清代初就开始了。清代医学家徐灵胎等就已经看出医学蜕变的危机，并发出过振兴医学的呼声。清末民初，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主张吸取西方医学之长，所谓中医汇通，如唐容川、张锡纯诸家便是代表者。五四运动以后，中西文化的论争将中医推到风口浪尖上，中医生存危机爆发。于是，围绕中医是存是废的问题上，各家见仁见智。其中有恽铁樵的改良中医论，有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论，建国以后，有毛泽东的中西医结合论。改革开放以后，又产生了中医现代化论、中医特色论、优势论以及中医多学科研究论等。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医发展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我开始收集资料，并对其作一综述。《医学与哲学》杂志，这家当年十分权威的医学哲学杂志刊登了我的文章《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理论》。文中，我对中医多学科研究论的评价是：多学科研究论考虑到了中医学的自身特点的延续性以及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立论具有新意，故在衡阳会议后提出，即引起中医界的关注。从八十年代末来多学科研究情况看，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心理学、时间生物学等对中医学研究有可能互通有无，但由于中医理论存在着笼统性和不确定性，多学科研究在阐明部分中医理论中蕴涵的现代科学思想以后，便举步维艰，以难以有突破性的发展，更难以形成指导临床实践的应用理论。这是否应将多学科研究的方向从理论转向临床？抑或古代自然观与现代自然观之间的差距无法缩小？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思考。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闯荡以后，我开始清醒了，我觉得我的精力还是要放在实实在在的中医学本体的研究上。我的思想开始回归，如放飞的风筝慢慢回到本土，回到属于中医的土地。我开始编写两本书，一本是《医案助读》，一本是《中医临床传统流派》。
《医案助读》是一本辅导学生阅读医案的著作。医案的阅读与研究，是中医传统的学习与研究方式。我当年也是从医案开始涉入中医之路的。当８０年纪的大学生们要我开讲座谈谈如何读医案时，我欣然答应，面对他们，我如数家珍地将自己读医案、整理医案、研究医案的经验告诉了他们，讲座非常吸引他们，因为这是中医的，但是教科书里没有。那时，学校希望教师开选修课，于是，我开始编书。那时，我还住在筒子楼里面，写字桌紧靠窗口，就坐在床沿，写得很轻松，因为资料是现成的，经验是现成的。书稿出来后，学校自印了不少，作为选修课教材。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医案助读》，我感到特别踏实和愉快，因为这是我第一本书！后来，这本书被中国医药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当年就达１２０００册。
《中医临床传统流派》是在研究生读书笔记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担任中医各家学说的教学工作中，为使教学内容趋于条理化和系统化，并更切近中医临床，我尝试对宋元以后中医的各家学说进行比较分类。１９８４年，我写成了《中医临床传统流派选介》的小册子，作为在研究生班及一些进修班上的讲座资料。后来，我继续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和分类研究，但当时，这种比较分类完全是我的一家之言。在中医各家学说是否要分类研究上，国内的专家教授的看法不统一。北京任应秋先生是主张讲学派的，上海裘沛然先生及南京丁光迪先生是反对讲学派而主张按单个医家讲的。我在教学实践中感到，面对历史上众多的名医及其学说，若不作比较分类，寻找其中的联系及差异，就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各家学说，也影响了各家学说及经验的推广利用。所以，我决定还是编写这本书。此书介绍了历史上研究探讨外感热病的诊疗规律所形成的通俗伤寒派、经典伤寒派、温疫派、温热派、伏气温热派；介绍了研究探讨内科杂病的诊疗规律上形成的易水内伤派、丹溪杂病派、辨证伤寒派、经典杂病派；还有外科上的以陈实功《外科正宗》为代表的正宗派、以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为代表的全生派，以及以高锦庭《疡科心得集》为代表的心得派。另外，还介绍了民间医学派、日本汉方和韩医。１９８９年，我将这本书交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两年后终于出版，随后，日本《中医临床》杂志连载。后来，我又增加了一些图片由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改名《中医传统流派系谱》。不过，这已经是２０００年的事情了。
我的大学（十）——教学相长
南京中医学院座落在汉中门，校园面积不大，但很紧凑。学校后面的乌龙潭，是当年颜真卿在南京当刺史时的放生池；乌龙潭旁，还有清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故居。学校原来仅有少量平房，50年代建校以来，经多年建设，建起了图书馆、教学行政综合楼，学生宿舍，又将后面的土山移走，建起了像样的体育场。80年代以后，学校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办学条件大大改善。白天，上课时校园非常静谧；下课了，又人流滚滚，欢声笑语；下午，教学楼前草坪上、李时珍的石雕像前，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读书；特别是晚上的校园，教学大楼灯火通明，图书馆阅览室座无虚席……。那时的校园，是让人产生读书冲动的校园。
 我主讲的课程是《中医各家学说》，外行常常弄不懂这是一门什么课程，曾有人写信给我，叫“国家学说”，还有叫“各界学说”。这门课，是讲述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以及临床经验的课程，是帮助学生读书的课程。授课对象是中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四年级甚至是毕业实习回来的学生，已经有了临床，对教学内容是挑剔的，我们讲课有难度，照本宣科式的讲解，学生的头是埋起来的。我开始摸索当教师的经验。我发现，学生们爱听案例。当我回忆起当年治疗的一些病例时，讲起江阴老中医们治疗疑难病验案时，学生们常常凝神静听，眼神中透露出好奇、专注和钦佩，这时的我，讲得也来劲。我还发现，讲各家学说，要讲各家的治学经历。名医的趣事轶闻，名医治学为人的事迹，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历代名医中，叶天士、徐灵胎、舒驰远、范文虎、余听鸿、曹颖甫医家的趣闻，最有讲头，他们个性张扬，有活力。有时，常常引来笑声一片。这些名医本身，就是教材，就是教学生治学为医的范本。我也常常被感动。我还发现，上课时教师的气势很要紧，有时要像说书，如惊堂木在手，将听众的情绪调上调下；有时则要如朗诵，让人感受的语言的美。记得是我第一次上讲台，对象是78年级的学生，那天讲清代名医叶天士。阶梯大教室，两个班级的大课，进入教室，人声喧哗。我上台后不讲客套，直奔主题，开口就说，不紧不慢，就像主持人上台：“在中医的历史上，有许多的名医。有的是医学理论家，如张景岳；还有的是医学普及家，如陈修园；但更多的是临床家，清代名医叶天士，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临床高手。今天……”，顿时，全场无声，静听我的讲课了。
讲《中医各家学说》很难，内容杂不说，更主要有些东西说不清。其中我讲得最吃力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学说，如张元素的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刘河间的六气皆从火化说，李东垣的脾胃元气论、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赵献可的命门水火论、张景岳的真阴真阳论等。这些学说，绕来绕去，本身头绪不清，按教学大纲，又必须讲清楚。这对教师，对学生都是难题。说实话，这些东西，不过是古人临床经验的发挥或提升，至多是假说而已，尤其特定的条件范围，大可不必将其作为理论看，当作指导临床的原则看。我有点厌恶当时的教科书，因为教科书大多依样画葫芦，原文一引便了，缺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分析和评价。我坚持认为，各家有所长，必有所短。所以，我讲各家学说，总要对医家发议论，以表明我的学术态度。当然，要告诉学生，这不必记，不考。那个时候，我想改教材，但没有办法。我动不了，手脚被捆绑着，很郁闷，很无奈。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很快，我找到一块自由自在的芳草园。那就是学生课余的指导，人称“第二课堂”。1984年，我组织了各家学说兴趣小组，成员十余名学生都是中医80年级的。活动的题目是收集名医名言。我列书单，学生分头去找，摘录那些言简义赅，并对治学临床有指导意义医学谚语、警句等。牵头的同学叫黄伟，常熟人，浓眉大眼，英俊小生，悟性高，字更漂亮，组织能力还强，有他，我顺手很多。小组中都是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查德忠，常熟人，灵活好学；尤建良，无锡人，好学肯干；吕慰秋，扬州美女，字也秀气；赵鸣芳，稳重老成；陈仁寿，踏实温和；高想，不多言；刘宏波，热情；邹海燕、方平、孔薇等几位女生都是聪明伶俐。一本名《医家珍言》的小册子很快编成了。学校内部印刷。我很高兴，同学们一定更高兴。我还根据学生的要求，为他们开讲座，讲座多在晚上，内容大多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或涉及不深的，比如如何读医案，如何中医论文写作等。这些内容，学生欢迎，我讲得也轻松。1984年．南京中医学院大学生科协成立，我被聘为顾问。从此，我就经常参与大学生科协的活动，为大学生开设讲座，参与他们的活动的策划，参加科协组织的义诊和社会实践等。和他们在一起，可以感受到年轻人炽热的激情，也可以为学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一片空间。我学术的发展，经方医学思想的确立，均与大学生的第二课堂有关，与大学生科协有关。许多学术性强的讲座，大多九十年代以后，容后再述。
 当教师，就是面对学生。学生中，各种人都有，其中，我对具有个性的学生最感兴趣，印象也深。中医77年级中有位叫冯松杰的同学，善思好辨，有次上课时与主讲老师辩论起来。他人清瘦白净，操一口无锡方言味很浓的普通话，讲话时头身前倾，眼神专注，用手指划，如入无人之境。他提出的观点很独特，比如说《神农本草经》中提到“鬼”，不是迷信，是记录了患者的幻觉，是脑病。很有道理。他对民间单方验方感兴趣，曾试用用生萝卜汁滴鼻治疗头痛，也是独到。年轻人都喜欢现代的东西，但79年级中有个对版本目录学很感兴趣的同学，叫徐光丕，常熟人。他的字很好，老练质朴，写的文章也文乎文乎，与年龄似不切合。他常来我宿舍聊天，将他爱读的《文史知识》杂志借我看。我的《医案助读》的书名，就是他建议的。82年级的许志泉同学，兴化人，爱好哲学，喜欢思考。他对中医发展问题有见地，我是在一次午后教室里和他闲聊发现的。后来他就中医名词术语规范化问题作了研究。他统计了中医、现代医学以及《辞海》中语词分册名词术语的多义率，发现中医名词术语的多义率与语词分册的多义率接近，而现代医学的多义率则极低，提示中医理论尚属于自然语言的范畴。一个本科学生，能有如此见解，确实不容易。话说回来，那个时代，能考上大学的，都是聪明好学的，都是好料，是人才胚子。现在我外出讲学开会，常常遇到当年的学生，大多是医院的主任、院长，或学校的教授、博导什么的，有的还是地方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前不久，我到扬州参加省政协调研，安排活动的秘书长、当地农工民主党的副主委，均是我当年教过课的学生，让我好高兴。
 我之所以为教师，因为我有学生。教师的存在，是以学生为前提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我教他们，其实，也充实了我自己。古人说得好，教学相长。我和学生在一起，能感受到时代的气息，了解他们的爱好和兴趣，关心他们需求和期望，是做好教师的关键，也是我研究中医的方向和动力。多年来，我写书，是为他们写的；我讲课，是为他们讲的。他们听得懂，用得上，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的大学（十一）———进藏后的思考
　　　　1986年是忙碌的一年。我被抽调出去搞中医专业分化的调研，这是国家教委的任务，我的任务是就新设中医养生康复专业的社会调查。上北京，跑上海，还无锡、苏州、成都、哈尔滨等地，开座谈会，走访专家，忙得很开心。9月初，又接到国家教委的一项任务，要我进藏为藏医专业搞一文稿。这是让我心跳的任务，我能到那神秘的西藏了！
　　　飞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时，天空还是细雨蒙蒙，不久，窗外就是蓝天一片，阳光特别耀眼，底下是蜿蜒不断的皑皑雪山。两个小时不到，飞机降临贡嘎机场，吉普车接着我们疾驰在公路上，西藏的山寸草不生，全是青森森的石头，倒是路边的雅鲁藏布江，宁静，宛如连接天边的玉带，夕阳下，还跳着金光。西藏的阳光很好，天空湛蓝湛蓝，入夜仰望，星斗满天。高原空气稀薄，当天晚上就乱梦纷纭，心跳加速，明显缺氧了。不过，第三天情况就好转了。
　　在拉萨的日子是充满激情的。酥油茶、青稞酒，清水羊肉，祝酒歌，踢踏舞，八角街、大昭寺、罗布林卡、布达拉宫，还有八角街上摇着经僮的藏民，布达拉宫旁五体投地的信徒，大昭寺摇弋飘忽的酥油灯，色彩艳丽的唐卡，给我的都是异域风情的刺激。但最让我激动并带来沉思的，是藏医的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理论与实践。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起强盛的吐番王朝。大唐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大量的医学著作和医生。同时，藏王还请了印度、尼泊尔医生入藏，结合高原古老的医学，编辑整理了大量的医学经典著作。公元8世纪末，藏区名医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著成了藏医学的奠基之作《四部医典》。藏医理论与中医理论不同，他们认为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龙、赤巴、培根；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 “龙”是推动人体生命机能的动力，与生命活动的一切机能密切相关；“赤巴”具有火热的性质，主脏腑机能活动。“培根”具有水和土的性质，与人体内津液、粘液及水液密切相关。七大物质基础，即饮食精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种排泄物，即小便、大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
　　藏医对人体的认识很让人惊奇。他们发现，人体有360块骨头，其中脊椎骨28块，胁骨24块，牙齿32颗，四肢大关节有12个，小关节有210处，韧带16处，头有21000根，汗毛孔有1100万。人体内的器官，藏医也有五脏六腑。五脏指心脏、肝脏、脾脏、肺脏和肾脏，六腑指大肠、小肠、胃、膀胱、胆和三姆休。藏医还发现，胎儿从形成到成熟分娩，需要38周的时间，264天。并把胎儿发育的全部过程分为三期，即鱼期、龟期和猪期。它认为，胎儿发育中的鱼期时，胚胎形成长条形，因此称鱼期。胎儿长出四肢体形，并分出头部，因此称龟期。胎儿从龟期进一步地发育成除了四肢和头部外，还逐渐凸起所有器官，并能从母体中吸取混食，因此称猪期。藏医胚胎学中的鱼期、龟期和猪期的出现，不仅形象地描述了胎儿发育的全过程，而且是与脊椎动物的鱼纲、爬行纲、哺乳动物纲而后人类的进化顺序相一致的。
    藏医以望诊（尿诊）、切诊（脉诊）、问诊为主。 藏医的治疗方法丰富多彩，有药物疗法、放血疗法、艾灸疗法、催吐法、按摩、推拿、药浴疗法等多种方法。其中放血疗法和药浴疗法颇具特色。
　　面对和中医学不同的藏医学，我好奇，我兴奋，我激动，我也思索。
　　进藏后思考的收获之一，是发现中医理论其实还不是真理。比如经络学说，中医发现有十二经脉再加奇经八脉，循环无端，但是同样是传统医学的藏医，却没有发现经络，而只是发现了类似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的白脉与黑脉！是汉族人太敏感，还是因为十二经脉经过了后人刻意地美化和加工？中医的理论体系很完整，许多中药均在其指导下使用，性味归经，头头是道，但藏医也用天然药物，其中有许多与中药相同，如大黄，如黄连，如麻黄，而且，我发现其主治也与中药基本相同，如大黄攻积，黄连止痢，麻黄平喘利水等，但所用的理论却与中医截然不同。中医讲元气，讲阴阳水火，而藏医讲龙、赤巴、培根，两者都是传统医学，从理论的层面较量，何者对，何者错？何者优，何者劣？显然不能轻易定论。
　　　进藏后思考的收获之二，懂得了传统医学就是一种文化，是各民族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中医强调天人合一，阴阳平衡，强调适寒温，主张补不足，泻有余，以及喝姜汤，吃大黄，针灸刮痧拔火罐，还有冬病夏治，冬令进补，以脏补脏，等等，其实就是汉族人传统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传统医学中，宗教的成分也很多。藏医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藏医都是喇嘛；而无独有偶，中医与道教儒学关系密切，汉代医家多是方士，神农本草经以三品分类，其中轻身延年不老等黄老之学的内容到处可见。而到宋代以后，理学浸入，学医多儒生。于是，前者是喇嘛医，后者是儒医。冬虫夏草，是藏人心目中的神草；灵芝人参，则是汉人心目中的神草。
　　　我开始对民族医学感兴趣。那时，我有一种冲动，希望到我国的边陲区考察民族医学。青藏高原上的藏医、新疆天上脚下的维医、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蒙医、大兴安岭深处的鄂伦春人的土医，延边的朝医，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丛林的傣医，凉山地区的彝医苗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医，还有汉族民间的各种民间疗法，我都要去走一走，用文字，用图片，用声像，将各民族在治病防病，在养生保健上的各种经验和方式记录下来，然后整理成书，编辑成画册，送给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
我还想在学校开设《中国传统医学概论》的课程，让中医院校的学生了解传统医学的历史、种类、特征，以及传统医学工作的特性和法律政策，还有传统医学理论与临床的规律。我说，不了解民族医学，不了解传统医学，就不能了解中医学，更谈不上发展中医学！当时，我还非常渴望有机会和电视台合作拍摄《中国传统医学》的电视记录片。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话说长江》的电视片，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加上主持人陈铎先生浑厚的解说，吸引了很多观众。我看了后很高兴，我说，如果说，《话说长江》是从地域的角度去阐释讲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我这个电视片将以民族医学为视点，记录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轨迹和特色。我说，在现代文明日益强盛，而传统文化日益萎缩的今天，我们这项工作很紧迫，也很有必要，对子孙后代将有一个交代，对人类文明的传承也有贡献。这个想法，我向学校领导说过，向北京的领导也说过，但是，由于我的无能，由于我人微，更是由于时机不到，没有机遇的垂青，想法最后还是想法。最终，我的这种想法在时光中慢慢褪色，考察的冲动归于消失。
我的大学（十二）———我与中医学会
早在70年代，参加学会活动就成为我的快事。文革中，江苏省中医学会瘫痪，但苏州地区的中医活动还在进行。那个时候，每个县有中医协作组，轮流举办活动。会议地点多为县政府的招待所，会议程序也远比现在的会议简约，没有冗长的开幕式，也没有多少领导的讲话。交流的内容多是临床经验。那个时候，中草药经验介绍很多，如用天冬治疗乳腺肿块，天名精内服治疗丹毒，槐花治疗高血压，蜀羊泉治疗宫颈癌，徐长卿根研粉口服治疗胃痛，白芥子、细辛等分研末外敷肺门膏肓治疗咳喘，季德胜蛇药和蚯蚓捣烂外敷治疗带状疱疹，土大黄、番白草、地骨皮治疗血小板减少，蟾蜍去皮煮食治疗肝硬化腹水，牛蒡子浸酒治疗神经性头痛，等等。这些经验，我也没有试用过。
那时的学术活动也有过理论探讨。记得曾探讨过三焦实质，还讨论过脾胃实质。三焦是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淋巴系统，有人说是胸腹腔等，也有人说三焦有名而无形。后来，还有过脾实质的讨论，有认为脾就是现代的胰脏，苏州吴怀棠先生有篇《脾胰考》的文章，写的很有深度。回想起来，我那时理论不深，文献又少，只觉得这些探讨很坚深。我也曾写过一些理论探讨性文章，如《气火探讨》《流气化湿法探讨》《叶天士养胃阴法》等，其实只是老中医经验的总结或医案的归纳而已。
    那时的开会，大多是老中医发言。他们很肯讲话，我最爱听。回想当年，会议的场景、老前辈的印象，依稀如在眼前。
    马云翔先生，吴江老中医，当时60多岁，清瘦，头发花白。他曾在军队供职，退休回地方以后依然常常穿一身黄军装，下着解放鞋。他身板很硬朗，常年用冷水擦浴，有次会议上他详细介绍了保健经验。他很健谈，不保守，他介绍过用马钱子治疗腰腿痛，用附子退热，用大柴胡汤治疗胆结石等病的经验。
    印象最深的是吴怀棠先生。他是苏州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他肤白，个头修长，戴一幅金丝眼镜，一口吴侬软语，十分儒雅。他好经方。有次讨论肝炎治疗，大家都说用草药田基黄、虎杖等，谈兴正浓时，吴老却高声发言：治疗黄疸肝炎，前人已有成熟经验，茵陈蒿汤，就是良方，如此好方，竟然搁置不用，不可思议！一时，发言者语塞。
高质量的学术活动，要推1976年12月底在常熟举行的苏州地区中医学术经验交流会。粉碎四人帮以后，举国上下群情欢腾，中医界也一样，那次活动，参加人数达200人，全省各大中医教学科研临床机构均有代表。所以，这次会议应是江苏省中医界文革后的第一次盛会。那时，屋外飘雪，会场上热气腾腾，四天会议，许多名医介绍经验，如如皋黄星楼先生介绍治疗放射性肠炎的体会，南通的汤承祖先生介绍了中医对发热的认识，从自汗讲到战汗，很吸引人。还有是常熟李葆华主任介绍陶君仁先生的经验，也很有启发。陶老是常熟名医，雅号“陶半仙”，他用药多学张锡纯，如用生芍药、生甘草、生麦芽，名柔肝饮，治疗胃痛、肝病。当时，会上发了油印的《陶君仁医案》，其中有用小建中汤治疗手术后发热不退，是甘温除大热，我印象都很深。我是那次会议上年龄最小的代表。我在会上介绍了学习中医的体会，不外是多记，多问，多写，多动脑，等等。最近我整理旧物，竟然翻出了当年出席人员名簿。其中的许多老中医已经不在人间，而我这位当年最年轻的代表，也已经两鬓花白，人生苦短，不禁感慨万分。
    80年代以后，江苏省中医学会恢复正常活动。学会的办公地点，就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园的东侧，是座小洋楼，据说是当年国民党将军的私宅。楼下的大厅，常常是我们开会的地方；楼上，是学会的几个办公室，《江苏中医》杂志编辑部也在上面。我常去小洋楼，也常常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我那个时候主要参加中医多学科研究组、仲景学说组以及医史组的活动。
仲景学说组的牵头人是沙星垣先生和陈亦人先生。沙先生是一位热心仲景学说的老人。他是南京军区总院的中医科主任，学医于苏州，后来还在省中医院工作过。沙老人干练，思路开阔，对《伤寒论》非常推崇，临床用栝楼薤白桂枝汤治疗冠心病，用白虎汤治疗糖尿病等，都很有特色。晚年的他，曾也有一个庞大的《伤寒论》研究推广计划，从基础理论到各科临床，很全面，但实现起来，当然也很困难。那时候，我和同校《金匮要略》教研室的张贤媛老师等去过他家多次。为了这次会议，他抱病前来，开幕式那天早晨，他迟迟不到，原来是他体弱，久坐而大便不下。待他缓缓来时，脸色还是惨白的。
陈亦人先生是南京中医药大学伤寒论教研室的教授。他对仲景学说可以达到痴迷的程度。他反复强调《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基础，是教人如何辨证，如何辨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伤寒论》讲常的少，讲变的多。这位老人最不高兴的，就是听到说《伤寒论》没有用，甚至说《伤寒论》是治疗外感病的专书也不行。他会发火，会争论，弄得面红耳赤。每次开会，他都对教育部门忽视《伤寒论》教学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位可敬的老人晚年患了脑梗塞，后来思维也错乱了。那次我去省人民医院病房探望他。他明显消瘦了，说话也很困难，嘴唇哆嗦良久，吐出的词还是：伤、寒、论。陈亦人先生在学术会议大多是作主报告，他讲过《伤寒论平议》，讲过《伤寒论的科学性》等。他的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其学术观点对我的启迪很大。
医史组是学会中规模比较小的组，但参加人员的素质都很高。当时牵头的有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陈道谨老师，他热情，善于交往，把会议组织得很好。学术秘书是《江苏中医》编辑部的顾泳源编辑。他来自常熟，熟悉苏南地方掌故、医学史上的趣闻轶事，而且其谈锋甚健。听他用常熟方言讲故事，特别有味道。他文才佳，经他改的文章，干净精练。所以，医史组的学术资料，编辑得如杂志一样。医史组中积极分子，还有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教研室的吴云波老师。他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从事中医学史研究也驾轻就熟。在中医学术思想史、中医教育史、中医护理史方面都有研究。他对徐灵胎很推崇，写了不少有深度的文章。很多人认为搞医史与临床无关，其实，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是省内一些临床高手。海安县名老中医王益谦、镇江市名老中医沙载阳、丹阳市名中医贺玥、苏州市名中医俞志高、江阴市名中医陈正平等均是既能写文章，又能看病的学者型中医。
    做学问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开阔视野，所以前人有游学的传统，当年叶天士先生也有拜十七师的佳话。其实，现在我们做学问的条件远胜于古人。学术活动，好比给你在烦闷的时候打开了一扇窗，开开眼，透透气，你的精神就焕发了。
我的大学（十三）——学报编辑部的故事
    1986年秋天，我调任《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任主任。这意味着我在主讲《中医各家学说》以外，还负责一本杂志的编辑工作。远离了教研室疙疙瘩瘩的琐事束缚，在一个可以独立伸展学术思想的空间工作，那是一件让我庆幸的人事变动。
 《南京中医学院学报》原是一本内部学术刊物，主要是汇集教师科研人员的科研资料，自编自印自发行。我到任后，干了几件事情。一是改为邮局发行，目的是让市场检验，扩大学校影响；二是改由校外印刷厂印刷，学校的印刷厂的服务质量和印刷质量是无法过公开发行这一关的；三是重新设计杂志封面。特别是将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置于封面。这个徽标很美，是由一条蛇盘绕的权杖所覆盖的联合国标志。南京中医学院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定的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之一，这可是学校的光彩；四是调整学报栏目，增设专题笔会、理论研究、临床报道、经验交流等栏目，发表有关中医发展思想、学科发展思路的文章，加大学报中临床第一线的内容。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开门办学报，不要孤芳自赏；希望中医科研和教学要紧贴临床；希望学报要有思想性，中医高校理应为中医学术发展起到引导的作用。
 在编辑部的工作是紧张的，也是细致的。从组稿到编辑，从印刷到发行，都要过问；一个标点符号，一段引文，都要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