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病用针把病患处扎破恐抽血针头方法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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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沈阳防艾一线工作者——带艾病毒的采血针扎到他手上
  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走近沈阳防艾一线工作者———  战斗在防艾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报记者&丛治国&摄  阅读提示:  他们被称为温暖生命的阳光———从25岁到“已过了退休年龄”的防艾工作者。  他们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朋友———他们会倾听那些不平常的故事,然后再轻轻地为对方卸下肩头的沉重负担拭去泪水。  是他们,通过执著的工作改变着人们对防治艾滋病不关注、不关心、不设防的漠视。  也是他们,“厚着脸皮”不惜牺牲业余时间、私人空间,甚至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险,为防艾事业奔忙。  正如本文中一位防艾工作者所说:“我不希望家人担心,也不想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我所做的是真真切切能够救人的工作,即使仅仅有一个人在性行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的‘唠叨’,戴上了安全套,因此没被传染艾滋病,那我也满足了。”  当人们谈艾色变时,带病毒的针却扎到了防艾工作者的手上,而且不止一例。  被针扎到的防艾工作者说:“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防艾工作总是要有人做下去。”  在12月1日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本报走近艾滋病防治一线工作者———沈阳市艾滋病与性病防制中心的医务人员。关注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关注我们自己。  女防艾工作者的首次授课  台下的人看着一个20出头的女孩讲如何使用安全套时,甚至起哄大喊“没学会啊,再来一遍!”    25岁的小王在艾滋病防治科已工作近4年,看着她走路时棉鞋两侧晃荡着的绒球,任谁都想不到她已是一个“防艾老手”。  小王回忆说:“刚刚进入防艾工作的那段真是度日如年,‘脱敏’很折磨人。”  在防艾工作中,“脱敏”是指对社会上普遍认为敏感的、有关于性的词汇和行为的描述职业化、专业化。要做到用的时候要脱口而出,描述的时候专业详细、演示的时候严肃熟练。  小王还记得第一次出去给特殊人群进行防艾知识宣传讲座,课程有一部分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对于未婚的她得在几十人面前用模具教授如何使用,手足无措的她只有向防艾的老医生请教。  授课当天虽“脱敏”成功,而台下的人看着一个20出头的女孩讲如何使用安全套时,也都非常诧异,甚至还有人起哄大喊“没学会啊,再来一遍!”多亏有老医生出面解围,小王才顺利完成她防艾工作的第一次宣传授课。  2008年,由于工作需要,小王开始负责对沈阳市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防艾工作。随着工作的推进,小王发现不仅仅要提供健康的知识和相关的服务,还需要倾注感情和爱心,对于他们某些行为举止要学会认可。  随着沟通与交流的增多,一部分男男同性恋者对小王从排斥到信任到无话不谈。在一些男男同性恋志愿者的帮助下,对男男性行为人群的防艾干预工作做得越来越顺利。而小王也遭遇了另一种不被理解。有一天她乘坐一辆拥挤的公交车时,接到一个男男同性恋者的电话,“我挂断电话后才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躲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刚刚不小心说了‘无论你有多爱他也得戴套,要定期检测艾滋、梅毒’之类的话。”  虽然能够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但小王也说:“在家接类似电话的时候,总是要躲着父母。我不希望家人担心,但也不想离开我现在的工作,我所做的是真真切切能够救人的工作,即使仅仅有一个人在性行为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我的‘唠叨’,戴上了安全套,因此没被传染艾滋病,那我也满足了。”  给“性工作者”讲课  “不能有道德制高点的高高在上,也不能有主动低微示好的微笑,只能保持职业的严谨。”    面临不被理解的并非小王一人,在艾滋病科工作多年的谷医生也曾面临过,只不过,这种不理解来自于她所帮助的对象———商业“性工作者”。  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群体,由于诸多因素,这个群体同样有着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所以教会她们使用并坚持使用安全套则是谷医生曾经的工作内容。实际上,对于谷医生来说,寻找这样的群体并不容易,她只能通过有关部门联系,即便如此,也很难联系成功。  经过反复沟通,有一次终于获得相关部门的同意,可以在谷医生下班后去场所讲课———谷医生下班的时间也是那些工作者上岗的时间,但是当谷医生和她的同事来到场所时却发现大门紧闭。  当然,也有成功进入到场所的时候,但这却让谷医生感受到了更大的郁闷。“有一次到一个KTV里,在她们的休息室里,我们说明来意之后,就开始给她们讲如何保证自己安全。但整个过程中,那些人该换衣服的换衣服,该打麻将的打麻将,对我们连瞅都不瞅。虽然遭到冷遇,但我们还要把课讲完,实际上我发现,虽然有些人外表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但也在仔细听。”  谷医生还记得教商业“性工作者”正确使用安全套的样子,尽管这些女性终日在风月场所工作,但是看到谷医生拿着教具,还是露出了女性特有的羞怯,就连平日里表现得无所顾忌的女人也害羞地看着老师们把安全套戴在教具上。  谷医生告诉记者:“对待那些人不能有道德制高点的高高在上,也不能有主动低微示好的微笑,只能保持职业的严谨。”  那是一种无奈的痛惜  “后来经过检测呈阳性,他虽然还是故作轻松地带着笑容,但能看出来那是一种绝望的笑。”    在艾滋病防治科,年纪最大的是已过了退休年龄的梁老师。60岁的梁老师每月拿着几百元的薪水,在这里做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工作。梁老师坦言:“退休后在别处可以挣到更多钱,但我在这儿已工作了几十年,这个工作更有意义。”  梁老师说,自咨询室从原来的公共楼搬出来直接对外开门后,最高峰时每月前来的咨询者达到100多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为在与商业“性工作者”接触时,没有进行安全保护而惴惴不安。  这些人往往会借口“不小心被针扎了”或“拔牙时流血了”表述自己的情况。对于这样的咨询者,梁老师说:“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在撒谎,包括一些羞于启齿的同性恋者。但在他们面前,绝不要说破他们的谎言,在那时不能有道德上的评价,我们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  事实上,为了能够确认自己是否感染上艾滋病,咨询者在后来都会如实讲述自己的经历。嫖娼也好同性恋也罢,在追求感官刺激的同时,他们忘记了安全的重要,而之后心理上又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有的咨询者被检测之后,没有任何问题,但还会经常过来,就是心理压力太大。”梁老师告诉记者。  她还记得有一个咨询者,“一个看起来非常干净的男孩,在聊天之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后来经过检测呈阳性,他虽然还是故作轻松地带着笑容,但能看出来那是一种绝望的笑。有的被检测出来呈阳性之后,浑身发抖。”  梁老师说:“我总在想,一个人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家里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仅仅因性行为缺乏应有的保护,生命就变得这样脆弱。”  说起这样的故事,梁老师总会不由自主地叹着气:“那真是一种无奈的痛惜啊。”  (文中部分医生为化名)  本组稿件由本报记者&丛治国&采写  带病毒的针扎到手上  他说“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事实上,对于这些阻击艾滋病的特殊医护人员来说,还面临着感染艾滋病的威胁。  今年10月19日上午,某区的疾病控制中心,负责艾滋病检测的大山终于遇到了恐怖的经历。这一天大山对一个同性恋进行采血检测,虽然此前已经确认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因工作需要,还要对此人进行检测。  大山说:“这个人从最开始就一直不配合,毕竟是得上了病,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我给他打完针,让他采血检测的时候,那个人就是不配合。因为担心他的安全,我没来得及把针放下就拿着棉签给他止血,没想到他开始反抗,结果刚给他抽完血的针扎在了我右手的拇指上,当时就见血了。”  让大山多少有些感慨的是:“当时同事们都很紧张,立刻按照程序对我进行救治,但那个肇事者却表现得跟他无关一样,转身就走了。”&&  记者:这些日子一直活在恐惧之中吗?  大山:也没那么严重,但是说不害怕也不现实,每天都会想起这事,毕竟对这个病的结果谁都知道会是什么样。  记者:已经得出结果了吗?  大山:还没有,艾滋病有窗口期,暴露后3到6个月,才能最后确诊到底有没有感染。  记者:家里人知道了吗?  大山:怎么可能告诉家里人?不会让家人担惊受怕。虽然压力一直很大,但是组织上对我还是很照顾的,该用什么药都及时满足,还给我买了电暖壶和电暖气。  记者:没有跟组织上提出换个工作?  大山:没想过。这个工作总是需要人来做的,我在这个领域做了快20年,已经很热爱这个工作了。有时候也会自己劝自己,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就不能想太多。实际上,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  记者:遇到过和你有类似经历的同事吗?  大山:遇到过啊,前两天开会,就遇到一个跟我差不多经历的同行,他是另外一个区的,发生的时间比我早几天,也是在抽血时被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针头给扎破了。我们俩还聊彼此的经历,也没啥可抱怨的,互相鼓励呗,防艾的工作,总是要有人做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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