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已阅读到文档的结尾了呢~~
浙江省五校2016届高三第一次联考政治试题【优质】
扫扫二维码，随身浏览文档
手机或平板扫扫即可继续访问
浙江省五校2016届高三第一次联考政治试题【优质】
举报该文档为侵权文档。
举报该文档含有违规或不良信息。
反馈该文档无法正常浏览。
举报该文档为重复文档。
推荐理由：
将文档分享至：
分享完整地址
文档地址：
粘贴到BBS或博客
flash地址：
支持嵌入FLASH地址的网站使用
html代码：
&embed src='/DocinViewer--144.swf' width='100%' height='600' type=application/x-shockwave-flash ALLOWFULLSCREEN='true' ALLOWSCRIPTACCESS='always'&&/embed&
450px*300px480px*400px650px*490px
支持嵌入HTML代码的网站使用
您的内容已经提交成功
您所提交的内容需要审核后才能发布，请您等待！
3秒自动关闭窗口巴菲特启示录：股神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
金羊毛工作坊
视频：宇汇国际：股神巴菲特成功的秘籍是什么？，时长约4分转自微信公众号 金羊毛工作坊（ID：goldenfleece21）导读：股东（包括门口的野蛮人）与职业经理人（公司管理层）的战争是现代公司治理一个永恒的话题。万科与宝能、华润的之战只不过是新添的一个注脚。作为拥有长达五十年投资生涯的股神巴菲特，他是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如何处理和原股东的关系？罗杰·洛温斯坦著《巴菲特传》，和艾丽斯·斯罗德著《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书中提供了不少生动的案例和描述。我们特选取资深金融从业人士周琼女士近期的读书笔记以飨读者：不过，巴菲特在给蔡斯付报酬时相当吝啬，以至于蔡斯得到的薪酬比其他竞争对手纺织厂的管理者要少得多。1970年，蔡斯管理公司已经5年，但他的年薪只有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企业一样，对于员工的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沃伦非常反感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来牟取私利的做法。”蔡斯评价道。文章：巴菲特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一）主要案例作者：周琼巴菲特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如何处理和原股东的关系？罗杰·洛温斯坦著《巴菲特传》（英文版1995年，中文版蒋旭峰，王丽萍译，2013年中信出版社第3版），和艾丽斯·斯罗德著《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英文版2008年，中文版覃扬眉等译，2013年中信出版社第2版）书中提供了不少生动的案例和描述。以下案例基本以投资进入的时间顺序排列。1. 桑伯恩地图公司桑伯恩地图公司（SanbornMap）的例子充分说明巴菲特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衣钵。桑伯恩地图公司原先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已经日薄西山，因为公司的经营不景气，所以股价跌到了每股45美元，但公司在兴旺时期进行的证券投资组合每股就值65美元。巴菲特在年不断买进桑伯恩地图公司的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那番话深信不疑：“股票的价值迟早会回归。”但是事与愿违，公司的股价并没有上升。公司的董事们只拥有400股股份（公司共发行了105000股），其余的股份都流通在外，所以这些董事们任凭股价一跌再跌也无可奈何。事实上，他们坐拥公司优质的证券投资资产却无所作为，在8年里曾5次减少派发给股东的红利。然而，巴菲特却注意到，这些董事多年来一分薪水都没少拿。巴菲特通过努力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将证券投资变现的钱分给股东们（但如出售证券投资组合，公司需要支付大约200万美元的税款。巴菲特提供了置换股票以避税的技巧,这是一个可以做到完全不用纳税的解决方案）。不过，管理层顽固不化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同时，巴菲特没有向自己公司的合伙人披露已把大家35%的资产都投资到同一只股票上去了，也没有对合伙人提到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和桑伯恩地图公司其他持不同意见的股东们开始不断给公司施压。1960年，他威胁董事会，如果董事们不采取行动，他将召集一个特别会议以控制公司。桑伯恩地图公司妥协了，向股东们提出了要约，用公司一定比例的证券投资组合交换股票。仅此一项，就让巴菲特的投资赚到了大约50%的利润。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不能再向合伙人隐瞒了，他在写给合伙人的信中说：“桑伯恩地图公司要求我对该公司的运营情况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公司业绩的做法纯粹是徒劳。”这次桑伯恩公司的交易设置了一个“高水位标志”：巴菲特可以利用他的大脑和合伙公司的钱改变一个公司的方向，即使它顽固，即使它不情愿。2. 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1961年，巴菲特在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DempsterMill Manufacturing）投资了100万美元，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掌控一家公司。这家企业位于奥马哈城以南90英里的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镇，是一家有着80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机具制造商。风车制造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一直在销售停滞和利润下滑的环境下苦苦支撑。总裁克莱德·丹普斯特正把公司弄得一团糟。早在几年前，巴菲特就曾买进过该股票，它价格便宜，属于典型的“格雷厄姆式”股票。1961年，巴菲特大笔买入了该公司70%的股份，成了控股股东，这笔交易把他合伙人1/5的总资产都投了进去。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对于一个基金经理而言，此举非同寻常），这一举动也表明他绝不甘心只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巴菲特体面地打发了克莱德·丹普斯特。不仅如此，巴菲特还把唐·莫内恩带入了董事会。每个月，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都会驱车来到肮脏的平原小镇比阿特利斯，就像堂·吉诃德带着自己忠实的侍从桑丘一样。但是，巴菲特并不能完全控制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它需要一次彻底的整改。不过每天应付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不是他的特长。巴菲特并不喜欢经营事务本身，而是喜欢它们以数字形式形成的一种抽象概念。每个月巴菲特都会让经理人精减开支、减少存货，而他们总是口头上答应，然后等巴菲特回到奥马哈之后又把一切都抛到脑后。1962年春天，巴菲特带着困惑找到了芒格：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该怎么办？芒格并不是格雷厄姆的信徒。在他看来，陷入困境的公司，也就是以格雷厄姆的低价方式收购的那种公司，想要改弦更张并非易事。芒格认识一个名叫哈里·博特的年轻人，他经常处理这种棘手的情况，也许能解决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难题。之后巴菲特在洛杉矶与哈里·博特会面，6天以后博特就到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任职了。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压缩成本、关闭厂房、大幅削减存货。哈里·博特干了很多漂亮的工作，而且都是些费心费力的苦差事，也都是巴菲特没有精力去做的。他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业绩不佳的车间里挤出现金来让巴菲特投资于股票和债券。按照哈里·博特提供的模型，巴菲特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企业，这个企业持有多元化而且稳步升值的多种证券。这就是巴菲特擅长的炼金术。他对合伙人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日薄西山的制造业资产转化为蒸蒸日上的证券资产了。在1963年写给合伙人的信中，他将哈里·博特称为年度人物。当然，机械制造厂也为这种转型付出了代价，100名工人丢了饭碗，而且巴菲特在比阿特利斯镇遭到了严厉的抨击。比尔·奥蒂斯是巴菲特的一位桥牌牌友，他曾经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解雇了那么多人，夜里怎么还能安然入睡呢？”这番话对于巴菲特这个十分看重名誉的人而言，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如果不把他们解雇，工厂就会倒闭。”巴菲特答道，“我一直在密切关注工厂，大多数留下的工人比以前过得更好了。”尽管朋友的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巴菲特还是极其反感别人把他叫作“破产清算人”，发誓自己“绝对不会”再解雇员工了。不过，机械制造厂的业绩给他挣回了面子。一年以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规模缩小了许多，但收益率却比以前有了大幅提高，而且还有了价值200万美元的证券。1963年，巴菲特卖掉了机械制造厂，为自己的合伙公司挣到了230万美元的利润，相当于原来投资额的3倍。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骄人战绩，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最初较低的收购价格、巴菲特坚持经营的韧性、巴菲特和博特等人采取的一系列扭转乾坤的对策。对于巴菲特这个格雷厄姆的爱徒而言，三个因素中的第一点是最关键的。但巴菲特在《华尔街日报》上刊登广告要卖掉机械制造厂时，比阿特利斯镇的人一想到新的拥有者可能会对当地最大的这家企业实施裁员或关闭分厂，就气疯了，全镇的人发起运动反对巴菲特，他们筹集了280万美元以保证公司所有权仍留在比阿特利斯镇。公司创始人的孙子查尔斯·丹普斯特带领一个保证工厂继续开张的投资集团获得了公司的所有权。这段经历把巴菲特吓坏了。面对憎恨，他没有变得坚韧，反而发誓再也不会让此类事件重演。他可受不了一个镇子的人都恨他。3.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1955年由西伯里·斯坦顿（他的父亲曾任哈撒韦公司总裁）的哈撒韦公司和马尔科姆·蔡斯的伯克希尔公司（是奥利弗·蔡斯于1806年创办的，蔡斯家族已经营一个半世纪）合并而成的，堪称纺织界的巨人，有14家工厂、12000多名工人，年销售额高达1.12亿美元。新公司的总部迁到了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由西伯里·斯坦顿担任总裁，马尔科姆·蔡斯担任董事长。1962年，西伯里的儿子杰克·斯坦顿已经是公司的总会计师了，年逾古稀的西伯里打算再工作几年，把儿子扶上总裁的宝座。西伯里的弟弟奥蒂斯和马尔科姆·蔡斯都觉得杰克资历不够，在秘密地物色其他人选以取而代之。1962年12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以每股7.5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2000股。当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票的低价格对于格雷厄姆的门徒绝对是很有吸引力的。这家美国东部脆弱的成衣制造商一直都在与成本低廉的南美和远东竞争对手们苦苦抗衡。不过，至少从账面价值来计算，买进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绝对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其每股资产为16.5美元，是其股价的两倍多。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学派的拥护者，巴菲特看上了这只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了仓位。巴菲特的想法是买下这家公司，清算后分成一块一块出售，最后关闭。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经营前景一片暗淡。由于纺织品市场不断萎缩，公司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只得不断地关闭旗下的工厂。但巴菲特对它的投资兴趣日渐高涨，他在纽约的一位经纪商朋友丹尼尔·考因给他找来了大量股票。西伯里·斯坦顿立刻对巴菲特的购买做出反应，进行了几次要约收购。而这正是巴菲特所希望的，因为他的购买是建立在最终西伯里会收购股票的预期上的。1963年，巴菲特合伙公司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最大的股东。巴菲特曾一度隐瞒自己作为最大股东的身份，而由丹尼尔·考因出面，让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中争到了一席之地。后来，有消息说丹尼尔·考因背后的大老板正是巴菲特。伯克希尔的销售副总裁斯坦利·鲁宾认识巴菲特，于是打电话询问巴菲特是否有意买进更多的股票。巴菲特含糊其辞地说：“有可能会吧，也有可能不会。”不过，仍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巴菲特会有什么大动作。入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前，巴菲特两次拜访公司。第一次是去见西伯里·斯坦顿。巴菲特询问西伯里，下一次要约收购打算怎么做。西伯里问巴菲特愿意出售自己手中股票的价格，巴菲特说如果他们要约收购，会以11.5美元出售。但是后来西伯里通过信托公司来信提出的要约收购价为11.375美元，比之前口头达成一致的价钱要少12.5美分。巴菲特火冒三丈，派科文去新贝德福德规劝西伯里不要背信弃约，可西伯里否认他和巴菲特达成过什么交易，他告诉科文那是他的公司，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真是个错误。因为这次欺骗，西伯里将自作自受。巴菲特决定——不再出售股票——相反，现在他要买这家公司。巴菲特第二次拜访了这家企业，这次是去看继承人杰克·斯坦顿，巴菲特需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当得知杰克·斯坦顿手里有一份公司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财务状况复印件之后，他兴奋不已，马上要求复印了一份。之后他又想去看看厂房，杰克·斯坦顿回忆说：“当时我很忙，因此就让肯·蔡斯陪他去参观。”这是杰克·斯坦顿一生中犯下的最致命的错误。奥蒂斯早就考虑把肯·蔡斯（他与马尔科姆·蔡斯没有什么联系）当作取代西伯里的候选人了。但是，将这一职位视为囊中之物的西伯里和杰克都没察觉到这一点。肯·蔡斯是一位化学工程师，于1947年进入哈撒韦的人造纤维部工作，后来通过努力打拼升到了负责生产的副总裁。在两天的时间里，蔡斯带着巴菲特在纺织厂里四处参观，沃伦·巴菲特一直问个不停，关于营销的，关于机器的，关于我认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公司该怎样发展，我们目前销售的是什么产品，我们主要的销售对象是谁……对每个细节他都刨根问底。肯·蔡斯并不知道自己是未来掌管这家公司的竞争者，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公司存在的问题，认为斯坦顿家族将钱砸入这样一个日薄西山的行业实在是很愚蠢。巴菲特认为找到了自己中意的人选。巴菲特并没有表什么态，但是在行程结束时，他给肯·蔡斯留下了一句富有暗示性的话：“肯，我会和你联系的。”过了一段时间，巴菲特约了蔡斯。巴菲特直截了当地问道：“我想让你担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裁，你意下如何？”蔡斯当时48岁，而这个许诺给他事业第二春的人只有34岁。蔡斯还没来得及答应，巴菲特就补充说，他手里已经握有足够多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会上办妥这件事。他让蔡斯暂时保持沉默，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未来，他说：“想想你都需要些什么，它已经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蔡斯的谈话总共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而蔡斯一直都没回过神来。肯·蔡斯并不知道，在此之前巴菲特已经找过董事长马尔科姆·蔡斯，并且提出要买断他的股票。马尔科姆提出自己多年来和公司感情深厚，不愿意出售股份，但是马尔科姆家族里已经有一些人同意出售了。巴菲特还有一道难关需要过。奥蒂斯·斯坦顿愿意出售他的股票吗？也就是说，即使知道这样做会损害他哥哥的利益，他也会这样做吗？斯坦利·鲁宾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苏塔俱乐部安排巴菲特、奥蒂斯共进午餐。奥蒂斯答应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答应以同等条件把西伯里手里的股票都买下来。这可是关键性的一个突破。尽管杰克·斯坦顿还在为代表权之争厉兵秣马，但西伯里对此已经没有兴趣了。在拥有了斯坦顿兄弟的股票以后，巴菲特合伙公司便拥有了49%的份额，平均每股成本是15美元。杰克·斯坦顿曾经因为太忙而没有带巴菲特去参观工厂，现在他开始后悔了，但是为时已晚。他觉得必须和巴菲特见一面。于是，杰克和他当时的妻子凯蒂飞速赶赴纽约，在广场饭店和巴菲特及苏珊共进早餐。但是杰克当时非常紧张，都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也许巴菲特很想转换一个话题，于是他就对杰克讲起自己的事业历程，讲述自己作为一个投资人的成长轨迹。杰克问他：“你是如何取得成功的呢？”巴菲特说他每年都要读“几千份”公司财务报表。凯蒂希望巴菲特不要推翻这家世袭工厂留传下的家族管理传统，而让肯·蔡斯这样的工厂小人物来主持大局，她认为肯·蔡斯和杰克跟她以及巴菲特和苏珊不是同一阶层的人。但巴菲特恰恰是一个蔑视世袭的人，并且对奥马哈的权贵嗤之以鼻。在5月的董事会会议之前不久，巴菲特秘密地被提名为公司董事。在正式接手公司那天，巴菲特一大早就飞到了新贝德福德。在召集所有与会人员入座以后，西伯里把这次会议的日程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但没有表态。之后，西伯里·斯坦顿就隐退了。杰克·斯坦顿也只能喝下这杯苦酒，两人一言不发出了铺着镶木地板的优雅的会议室。肯·蔡斯被选为总裁，巴菲特担任公司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奥蒂斯·斯坦顿还不忘给哥哥最后一击，把票投向了多数派，使自己在董事会中保全了一个席位。尽管马尔科姆·蔡斯的头衔还是董事长，但现在真正接管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人是巴菲特。公司改组的日当天，股价便大涨到每股18美元。不过，这一次巴菲特在媒体上的良好形象几乎毁于一旦。下午版的《新贝德福德标准时报》的头条新闻——“外部利益”接管公司。西伯里·斯坦顿故意向媒体走漏风声，对于某人因为“某种外部利益”而使得自己被迫离职的做法大加挞伐。由于巴菲特担心公众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清算人”（这是一个源于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令人嫌恶的称谓），所以他十分恼火。但是，巴菲特却撰文公开赞颂斯坦顿兄弟在公司改组期间做出的重要贡献，并且也刻意让自己在实施公司改革计划的过程中放慢了脚步。在这份报纸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诺他“将像以前一样，在原来的工厂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并销售给同样的顾客”。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伯克希尔几乎关闭了所有的纺织厂，最后只留下两家工厂，累计净亏损超过1010万美元，资产减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这个数字只是1955年两家企业合并时员工总数的1/5。不过，公司的经营前景看起来有好转的迹象，市场对人工纤维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终于看到了扭亏为盈的曙光。人们本来想听听分析师理查德·蒂利森关于巴菲特的到来会发表一番什么评论，但这位“忠实的”分析师却和西伯里·斯坦顿站在了同一战壕里。价值线公司关于伯克希尔·哈撒韦5月的报告是由另一位新的分析师签名发出的，他指出“新控股股东”的运营计划并不为人所知。在董事会会议之后，巴菲特和肯·蔡斯坐下来促膝谈心。肯·蔡斯早就想要听听这位新业主对工厂未来的规划，但是巴菲特却说任何与纱线和织布机有关的事情都由蔡斯来打理，而他只负责看管资金。巴菲特就向蔡斯讲述了一些有关投资回报的基本理论。他对蔡斯到底能生产并卖出多少纱线不是特别在意，对于某个孤立的数字所代表的公司全部利润额也不是很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利润与投入资本的比率，这才是巴菲特用来评价蔡斯业绩的尺度。和大多数管理者一样，蔡斯一向认为企业规模扩大绝对是一件好事，因此巴菲特的这个观点对他而言还太新鲜。但他领悟到，也许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条的关键之处，巴菲特用蔡斯易于理解的方式阐明了这个观点。“我宁愿要一个投资规模仅为1000万美元而投资回报率高达15%的企业，也不愿经营一个规模大到10亿美元而投资回报率仅为5%的企业，”巴菲特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些钱投到回报率更高的其他地方去。”巴菲特对于把钱投资到“其他地方”非常上心。他让蔡斯把存货量和管理费用尽可能压低。蔡斯说：“巴菲特很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加快资金的周转速度。”在巴菲特和蔡斯共同管理公司的头两年里，纺织品市场一派繁荣，因而公司获利丰厚。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赚到的钱重新投到纺织厂里去。蔡斯按照巴菲特的要求不断削减公司的存货和固定资产。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每股0.1美元的微薄红利，但他很快又觉得这笔钱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从此以后，巴菲特便紧握资金不放手，这也是他自己许下的诺言。巴菲特会亲自过问每一笔资金的用处，甚至连办公室添置一把削笔刀的费用都不例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财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表明，任何一笔费用都难以逃脱巴菲特的掌控。1969年牛市中，巴菲特宣布离开投资界，清算巴菲特合伙公司。除了两项投资以外，合伙公司把其他投资都进行了清算。这两项分别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后者是本杰明·罗斯纳的联合制衣公司的控股公司。后来巴菲特把多元零售公司并入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1970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解散，巴菲特个人拥有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29%的股份。他自己任董事长，并且首次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报里拟写了一封致股东们的信。在信中谈及对公司经营的评价尺度的时候，巴菲特所用的标准与私下里和肯·蔡斯所用的尺度是完全一样的：权益资本收益率，也就是其投资的每1美元到底能赚到多少钱。巴菲特对于业绩的评价标准向来都保持一致。他绝不会对凯威特广场用一个尺度，而对新贝德福德用另一个尺度，再对公众用其他尺度。197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从纺织业中赚取的利润只有让人啼笑皆非的4.5万美元，但是，它却从保险业中赚取了210万美元，从银行业中赚取了260万美元。而这两个行业在年初启动的时候，所占用的资金量和纺织业是大致相当的。在公司的年报中，巴菲特对肯·蔡斯的工作态度和表现表示了赞赏，但他也提出纺织业目前“正是逆水行舟”。他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是10%，刚好达到美国公司的平均水准，他还指出“这一投资回报率远远超出了把资源全部投入纺织业可能得到的回报率……”当然，巴菲特作为一个后来接手纺织企业的投资家是否会关闭纺织厂这个问题，从最开始就一直萦绕在肯·蔡斯心头。马尔科姆·蔡斯声称从第一天起就看出巴菲特“根本无意为纺织厂注入更多的资金”。杰克·斯坦顿也一直冷眼旁观，他得出的结论是：巴菲特只不过是个清算者而已。不过，时不时地，巴菲特也会在纺织企业里追加一些投资，因为他不想遭世人记恨，让人说正是他关闭了新贝德福德的最后一家纺织厂。在给合伙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喜欢经营纺织厂的人们，他们在市场环境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为改善企业而辛勤耕耘。尽管投资回报率不高，但只要经营带来的利润率能够保持现有水平，我还是愿意把纺织企业继续维持下去的。巴菲特觉得自己欠肯·蔡斯的人情，因为正是他给了巴菲特资金来实现多元化投资。而在蔡斯身上，巴菲特也看到了自己最为赞赏的品质—坦诚和自立。有一次，在蔡斯觉得有些灰心丧气时，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说道：“肯，你已经很不错了，从一无所有奋斗到今天的地位。”不过，巴菲特在给蔡斯付报酬时相当吝啬，以至于蔡斯得到的薪酬比其他竞争对手纺织厂的管理者要少得多。1970年，蔡斯管理公司已经5年，但他的年薪只有42000美元。同时，巴菲特和其他纺织企业一样，对于员工的养老金计划相当抠门。“沃伦非常反感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来牟取私利的做法。”蔡斯评价道。但是，在巴菲特的领导下，蔡斯觉得自己在运营的时候可以大展拳脚，因此对巴菲特依旧忠心耿耿，这也证明巴菲特可以给人们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尽管巴菲特紧紧抓住钱袋不松手，但他有高超的手腕能够调动别人的积极性。蔡斯曾一度担心巴菲特会不会让最后一家纺织厂关张，但他后来觉察到这位大老板并不想因为关闭纺织厂而引发一场骚乱，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欢变动。“沃伦喜欢维持现状，”蔡斯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是老相识。”如果仅仅根据巴菲特的资本家信条，他也许应该关闭这家纺织厂，但是他发自内心地对这家古老的工厂怀有一种眷恋，它的过去似乎比它的未来更有生机。他宁可忍受并不高的回报率，只要纺织厂的现金流不至于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投资。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厂更多是在精神上而不是在财务上，象征着一直受到巴菲特推崇的新英格兰工作理念。因此，巴菲特在自己的良心、满足感以及金钱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纺织业也许会衰败下去，但考夫大街上的织布机还会继续嗡嗡地响下去。在巴菲特执掌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最初10年里，巴菲特使公司的每股净值从20美元飙升到了95美元。他将公司改头换面，买进了保险公司、银行、股票组合、韦斯科金融公司的控股股份以及蓝带公司、喜诗糖果公司。要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是由另一位高管来掌舵，也许他会给公司起个新名字来体现公司如此多的重大变化，也许会把公司叫作“伯哈公司”或是“伯克希尔实业”。然而，巴菲特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变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喜欢公司现在的名字，它会让人想起公司的起源。虽然巴菲特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他还是让肯·蔡斯从新贝德福德工厂的档案堆里找出昔日董事们的会议记录，把它们都运到了奥马哈。正如巴菲特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解释的那样，他永远不会出售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打心底喜欢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我将长期与它为伴。虽然他是一家上市公司，但它现在就像我家里的生意一样。”巴菲特指的并非一段时间，而是他的整个余生。他的事业，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包括他的生命都已融入了这家公司。不论他做什么，也不论他要进行什么投资，其实他都是在给这幅油画添上新的一笔。自从当初巴菲特从西伯里·斯坦顿手里得到这支画笔以后，他再也不会把这支画笔拱手让人了。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巴菲特拥有公司43%的股份，苏珊也持有3%。为了得到伯克希尔·哈撒韦以及蓝带等下属公司的控制权，巴菲特投入了1540万美元。这相当于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每股股票增加了32.45美元的市值，这是巴菲特愿意为之注入的最大资金额。肯·蔡斯继续忘我地工作，他换了生产线和纺织面料，改进了机械设备，与工会领导的关系也改善了（他们知道住在奥马哈的老板是个吝啬鬼）。可肯·蔡斯不能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跑得更远，因为竞争所需的投入似乎永无止境。巴菲特从中悟出了一条真理：一个好的经理人在一个糟糕的行业中也等于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身陷困境的公司，人们经常会说“要想改善局面绝非易事”。1980年，巴菲特暂停了曼彻斯特的纺织厂的生产，并把新贝德福德的纺织机数量减少1/3。尽管如此，在1981年，纺织厂还是亏损了270万美元，甚至赶上了西伯里·斯坦顿时代经营最不景气的年份。巴菲特对肯·蔡斯说：“如果你不减少开支，我就让你停工。”最终，肯·蔡斯在困境中绝地逢生，这让巴菲特又惊又喜。1984年，肯·蔡斯退休了，接替他的是加利·莫里森，一个拥有纺织学工商管理学位的经理人。莫里森申请新的资金，被巴菲特断然拒绝。没有钱，工厂肯定要遭受损失。到了1985年，巴菲特就把它关闭了。纺织厂的400多名员工，大多是技术熟练的葡萄牙裔工人。如果几个月前就事先得到通知并得到了从业技能培训，至少他们可以去干些工资比现在略低点的工作，不至于没有分文收入。工人们要求得到比合同约定更高的离职金，新贝德福德美国纺织工会的财务秘书戴维·利马回忆说：“对于即将失业的人来说，这些东西其实也没什么用。”工会会员还要求与巴菲特单独会面，巴菲特再次断然拒绝，他认为这样的会面毫无意义。加利·莫里森认为：“沃伦想要的是公平，他的确很公平，但是不够慷慨。”巴菲特对这些关于他的议论很敏感。在后来对这一事件的评论中，巴菲特写到：在过去的5年里，全美国已有250家纺织厂关门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纺织厂也亏损了500多万美元。他认为，在历时这么久的经营中他已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既不像亚当·斯密那样不顾工人的利益，也不像卡尔·马克思那样样样兼顾，他愿意承受“一时不景气的盈利状态”，但不是“永无宁日的亏损”。当然，巴菲特也有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只是隐藏得很深。他想调和一下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牺牲自己“一小部分”的赢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亚当·斯密的思想。巴菲特的中心观点依旧是：如果抛弃了亚当·斯密，那就是抛弃了资本主义，其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他遵从亚当·斯密的理论，把钱投到纺织厂以外的行业中去了。巴菲特还提到一家名为伯灵顿工业公司的纺织厂。伯灵顿工业公司没有把钱分散到别处，而是专注于纺织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赢利颇丰的那一年里，伯灵顿工业公司又在纺织业中投入了30亿美元的资金。它现在是全美最大的纺织公司，不过这可能只是个徒有虚名的美誉，因为在过去的21年里，它的股票只是从每股60美元上涨到每股68美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它的投资人实际上还亏损了2/3的购买力。马克思可能会同意它的做法，但亚当·斯密和巴菲特是绝对不会赞成的。这些股东们之所以损失惨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大量精力和资金投放到了错误的行业中，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这种情况可以用塞缪尔·约翰逊的马来打个比方：一匹能数到10的马是头了不起的马，但绝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家。同样，一家纺织厂经营得再好，也不能证明那是一个好行业。肯·蔡斯在退休后回到了缅因州海岸，他说巴菲特经营这家工厂已达10年之久，时间确实很长了。肯·蔡斯强调说，他珍惜与巴菲特在一起奋斗的经历，“和巴菲特在一起工作时的那种兴奋真是难以言表”。不过，他也希望巴菲特能对他的付出有所表示，但是巴菲特一直都没有表态。“有件事总是让我感到很困惑，”肯·蔡斯坦言，“我不明白他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我。我辞职时，他说：‘我记得自我走进这家工厂的第一天起，你对我就一直很坦诚。’这就是他最后的表态。”工厂之后的命运证明肯·蔡斯关于巴菲特关闭工厂太迟的评价是正确的。所有的设备仅仅以16万美元的低价被拍卖给了一群趁火打劫的商人，这笔钱少得让人感到可笑。工厂在1981年以每台5000美元的价格买进的纺织机，在1985年仅以26美元就被廉价处理掉了。但巴菲特坚持要保留在考夫大街上的地产，后来厂房租给了制造丝网、乐器和数字处理软件的小公司，它们不会记得这儿曾有过一个纺织厂。但是，人们不会忘记这曾经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总部。1965年，巴菲特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说，“我们以一个好价钱买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2004年，他说“我的很多钱被套在这个‘烟蒂’里了。如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可能我的情况会更好。”4.国民赔偿公司1967年，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买下奥马哈城的一家保险公司国民赔偿公司，它的控股股东是杰克·林沃尔特，总成交价格为860万美元。让很多人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一个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工厂想要收购一家位于奥马哈的保险公司。但是，巴菲特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只看作一个纺织企业，而是要看作一个资本支出应该取得最大收益的公司。纺织品行业需要不停地在厂房和设备上进行投资，因而需要消耗很多资金，但是保险业却能不断地带来现金流。保费可以在前端收取，而债务可以以后再偿还。在收取保费和偿还债务之间，一个保险公司就可以投资股市，这在行话中叫作浮存金（float）。传统的保险公司在管理浮存金时都相对保守，它们手中持有的现金远远多于实际所需。但是巴菲特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认真地考虑保险这项业务。他认为保险业的浮存金就像火箭燃料一样具有巨大的推动力。浮存金就是现金，保险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可用于投资的现金通道。巴菲特的这种观点后来很快流行起来，但在当时，保险业还是一潭死水。很多保险公司甚至不屑于公布它们的盈利情况，也没有投资者有兴趣看这些数字。促成这笔买卖的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说：“巴菲特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早地领悟到了浮存金的巨大作用。”巴菲特付给林沃尔特丰厚的报酬，而且和他结交为朋友。就像联合零售公司有罗斯纳一样，他买了一个由能干的经理人运营的出色的企业。林沃尔特则用卖公司的一部分钱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巴菲特买入了国民赔偿公司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就有了充裕的资金供巴菲特进行大手笔的运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又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业公司（Sun Newspapers of Omaha Inc.），该公司旗下有奥马哈的几份周报，后来它又买入了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Illinois National Bank&Trust）。这家银行是由尤因·阿贝格经营的。他从1931年开始接手，当时的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还分文不值，而且城里的其他银行也处于经营不善的境地。当然，尤因·阿贝格也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巴菲特始终牢记大萧条的教训，在买入企业时似乎都坚持同一个标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尤因·阿贝格打下了1亿美元的存款业务基础，并使资产收益率（银行业的主要评价指标）在全美国的商业银行中遥遥领先。5.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1966年和1967年，巴菲特合伙公司花了大约1500万美元买下了两家零售企业，包括位于巴尔的摩的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服装连锁店联合制衣公司。对于这两家公司，巴菲特买下的并不是部分流通股份，而是整个企业。这种做法在其他基金经理人中都是前所未有的。巴菲特购买股票都是基于长线投资，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和联合制衣公司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不可能拿起电话，像弗雷德·卡尔卖领带一样轻松地就把公司卖掉。另外，关于城市贫民窟零售业已经江河日下的说法也不利于股价企稳。不过，这两家公司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认为如果由他来经营，公司一定能赚到很多钱。当巴菲特对联合制衣公司询价时，他对零售业内情了解的深刻程度让63岁的公司所有人本杰明·罗斯纳都大吃一惊，但是巴菲特对零售业的了解都是基于财务报表。当罗斯纳提出带他去一家商店看看时，巴菲特却谢绝了，说他即便真的去看了也看不明白。他只想让罗斯纳通过电话给他读一下过去5年来的资产负债表。第二天，巴菲特就打回电话给了一个报价。当罗斯纳接受报价后，巴菲特便带着查理·芒格到纽约签下了这笔生意。联合制衣公司可以说是破旧不堪。它的商店位于日趋破落的内城附近，它的创始人罗斯纳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再一次觉得需要一个堂·吉诃德的仆人桑丘式的忠心耿耿的人物，于是他故作认真地问罗斯纳是否可以继续留任半年来帮他理顺公司的业务。而在私下里，巴菲特对查理·芒格说：“有一点我们根本不用担心，那就是罗斯纳绝对不会现在就退休的。”罗斯纳是奥匈帝国移民的后裔，他于1931年在芝加哥开办了第一家服装店，是一个典型的白手起家进而取得成功的人物。创业之初，他手里只有区区的3200美元，但后来却把公司做成了一个年销售额高达4400万美元的大企业。和其他自强不息的人一样，他是个工作狂，对待雇员就像个暴君。他那种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守财奴精神让巴菲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祖父—从前那家巴菲特父子商店里的暴君。罗斯纳曾认真数过一叠卫生纸到底有多少抽以免受骗上当，这绝对是巴菲特式的风格。巴菲特经常给罗斯纳戴高帽，尽管他会找罗斯纳要每月的财务报表，但从来都不干涉罗斯纳对具体经营事务的管理（也从不走入罗斯纳的商店），这倒是让俩人井水不犯河水。正如巴菲特预言的那样，罗斯纳并不急于退休，而且想要从这个日趋败落的公司里挤出新的利润来。罗斯纳在这个管理职位上一待就是20年。最终退休时，他对巴菲特说：“我告诉你这家企业为什么能经营到现在，那是因为你忘了你买下了这家企业，而我忘了已经把它给卖了。”霍克希尔德－科恩百货公司就无法如此轻易地得到挽救，一方面是因为那家商店早已破旧不堪，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司需要不断注入资金才能维持现有的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巴尔的摩的市中心也在日渐衰败，不管百货公司的股票是否便宜，用不了多久巴菲特就意识到自己做的这笔买卖并不划算。不过1969年，巴菲特幸运地把霍克希尔德公司卖给了通用超市，而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文章：巴菲特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二）主要案例6.《华盛顿邮报》1973年，巴菲特开始慢慢入主《华盛顿邮报》。当年2月，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27美元的价位买下了18600股《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到了5月，股价跌到了每股23美元。在所罗门低息融资的支持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又买进了4万股，但价格还是在大跌，巴菲特却还在买进。9月，他又以每股20.75美元的价格买进了87000股。到了10月，名气并不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一跃成为《华盛顿邮报》最大的外部股东。这份报纸可是巴菲特童年递送过的，也是他心目中极度渴望得到的媒体财富。不仅如此，由凯瑟琳·格雷厄姆经营的《华盛顿邮报》旗下还拥有4家电视台、《新闻周刊》杂志以及印刷工厂。很多这类资产都是不公开上市的，因此难以估价。巴菲特认为它们至少值4亿美元，而《华盛顿邮报》的市值仅仅为1亿美元。当沃伦·巴菲特空降到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公司时，她正经历着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时期。她的父亲在1933年买下了濒临破产的《华盛顿邮报》，当时《华盛顿邮报》在拥有5家报纸的华盛顿影响力排名最低。在她那才华横溢但最后神经错乱的丈夫菲利普·格雷厄姆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之后，凯瑟琳·格雷厄姆于1963年接管了《华盛顿邮报》。1971年，《华盛顿邮报》上市以后，凯瑟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公司的经营状况上来。她把公司的财务交给董事长兼顾问弗里茨·毕比律师来处理。1973年春，弗里茨·毕比去世，凯瑟琳成为《财富》500强企业的第一位女董事长。她曾大胆地向证券分析师们宣布，如果管理界也有普利策奖的话，她希望自己能够获奖，但是华尔街让她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切发生在巴菲特开始买进她的股票的时候。凯瑟琳之前通过《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结识了巴菲特，但是她不清楚巴菲特到底是何许人以及有何打算。《华盛顿邮报》内部本来已经警报频传，凯瑟琳的儿子唐纳德当时正努力提高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他警告说公司可能会落入某个“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极端右翼分子”的手中。凯瑟琳也感到万分恐惧，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探有关巴菲特的消息。根据布拉德利的说法，凯瑟琳对“有关巴菲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华盛顿邮报》有两种股票，公开交易并有投票权限制的是B股，对公司形成控制权的是A股，而A股被格雷厄姆家族紧紧地控制在手中。但是，凯瑟琳·格雷厄姆仍是投资界的一个新手。《华盛顿邮报》旗下《新闻周刊》的资深副总裁彼得·德罗一直安慰她说：“别担心，毕竟A股在你手中呀！”凯瑟琳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不停地说：“有人想挤进我们董事会了！他究竟想干什么？”巴菲特当时想，自己已经持有《华盛顿邮报》10%的股份了，说话应该有些分量了。于是，巴菲特就写了封信给她：“亲爱的格雷厄姆夫人……”信里讲述了他之前身为《华盛顿邮报》报童的那些“壮举”，否认自己有任何敌意收购的意思。凯瑟琳把这封信给许多熟谙游戏规则的朋友们看，包括安德烈·梅耶以及芝加哥的银行家罗伯特·阿布德等人。大家都警告她，巴菲特这番善意表态的背后也许是个大阴谋，建议她和巴菲特保持距离。凯瑟琳对自己的顾问一向言听计从，但是这一次她相信了自己的直觉。她给巴菲特写了封回信，提议两个人当面谈谈。当凯瑟琳去拜访《洛杉矶时报》时，巴菲特从自己位于拉古纳海滨的家里开车去拜访了凯瑟琳，两人一起度过了凯瑟琳认为极其欢快的一段时光。巴菲特觉察到凯瑟琳心中的忧虑不安，主动提出暂时不再买进《华盛顿邮报》的股票。凯瑟琳尽管对巴菲特还不能说是知根知底，但还是邀请他去东部时顺便参观她的公司。大都市公司董事长（也是巴菲特的朋友）汤姆·墨菲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共进午餐，建议她邀请巴菲特进入董事会。当凯瑟琳·格雷厄姆去拉古纳海滨拜访巴菲特时，他还试图讨她欢心，买来了一把太阳伞和沙滩椅，这在巴菲特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家人从来都没见过巴菲特下水。凯瑟琳·格雷厄姆侧过身子对巴菲特说：“我希望有一天您能加入董事会。”巴菲特说：“哦，那您还等什么呢？”当巴菲特开车送她回洛杉矶时，她说：“如果您想对我说什么就尽管说吧，只要委婉些就行。如果有人冲我大喊大叫的话，我倒宁可去上吊。”巴菲特是何等聪明的人物，根本不需要凯瑟琳·格雷厄姆来提醒他。1974年秋天，巴菲特成了《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董事。其他的董事，包括凯瑟琳的亲戚、《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以及凯瑟琳的朋友，他们对巴菲特都是心有戒备。用《新闻周刊》副总裁彼得·德罗的话来说：沃伦是个来自奥马哈的外人，他一下子就吃进了公司10%的股票。我们的反应是：“为什么之前从来都没有听说过他？”这让我们感到有些忐忑不安，他是一位不速之客。对于这样的矛盾心态，巴菲特自然心知肚明。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告诉这些董事们，他投资《华盛顿邮报》的原因，以及从个人体验来说，这家公司给予他的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他签署了给唐纳德·格雷厄姆的股权授权委托书（这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和继承人拥有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票权），这以这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管理层的信赖。同时，他还以书面形式承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希望能够“永久”地持有它在《华盛顿邮报》的股份，这种做法估计在现代的投资专家看来也是不明所以。巴菲特通过各种方式来表明自己不仅仅是个外来的投资者，还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伙人，这和他对伊丽莎白·彼得斯的态度如出一辙。《华盛顿邮报》的高管们都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新闻记者，踏踏实实地完成主人的指令。但巴菲特开始向他们点点滴滴地灌输财务方面的知识。有一次，他突然跑进彼得·德罗的办公室，询问有关《新闻周刊》的事。后来，他开始阐述自己对《新闻周刊》特许经销商的看法，他用汉堡连锁店进行类比，听起来浅显易懂。“听完以后，我对它的理解更深刻了，”彼得·德罗说，“巴菲特就像一束激光，能够让你集中思想，但决不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个笨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几乎成了凯瑟琳的家教。每次来华盛顿，巴菲特总会带上一大堆公司年报，教凯瑟琳一字一句地阅读。有一天，巴菲特送给她一张迪士尼公司年报封底上的图片，上面画着一个在婴儿车中熟睡的孩子。巴菲特在上面写着一句话：“这就是读完第20份公司年报之后的你。”凯瑟琳的有些同事指责巴菲特试图操纵凯瑟琳，但凯瑟琳却对巴菲特信任有加。巴菲特从来没有劝凯瑟琳该做些什么，只是提出建议和忠告。巴菲特的魅力在于他富有耐心，这让凯瑟琳觉得他像磁铁一样富有吸引力。凯瑟琳对巴菲特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发喜欢他的真知灼见。不久之后，巴菲特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华盛顿邮报》应该回购一大部分自己的股票，凯瑟琳觉得这简直是件疯狂的事。如果一个公司的资本总是在自己的钱包里循环，那它又该怎样成长壮大呢？巴菲特则认为，公司整体的业务增长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股收益增长率，就像把一张比萨少分几份。如果公司的股票可以用低价收回（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非常廉价），那么每一块比萨上分到的奶酪就会更多。巴菲特还帮凯瑟琳从数学上解答了这个难题。在凯瑟琳自己接受了这些观点以后，她就和《华盛顿邮报》的其他高管探讨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凯瑟琳竟然用起了大量的金融术语。她经常在公开场合引用巴菲特的原话，有时候引用频率之高甚至让有些人生厌。面对职员们提出的建议，她的答复方式也令人生气：“有意思，那我们去问问巴菲特吧！”有一点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那就是凯瑟琳不仅把巴菲特当成商业顾问，在其他方面也很倚重巴菲特。身为一个富有的寡妇，她对其他追求者都很不信任，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她性格脆弱，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华盛顿月刊》的查尔斯·彼得斯说：“凯瑟琳需要一位密友。”她觉得巴菲特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威胁，于是两人往来更密了。凯瑟琳曾邀请巴菲特到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农场以及在马撒葡萄园的家中去做客。巴菲特也回请她去位于拉古纳海滩的家中度假。凯瑟琳还开始参加巴菲特组织的本杰明·格雷厄姆门徒的聚会。有一次，他们在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着陆之后，凯瑟琳急着要打电话，便问巴菲特有没有10美分的零钱，巴菲特在口袋里摸出一枚25美分的硬币。也许和所有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亿万富翁一样，巴菲特可舍不得浪费15美分，于是就跑出去想换零钱，只听得凯瑟琳在后面大声喊道：“巴菲特，得了，能给我25美分吗？”不论如何解读，人们似乎都难以解释巴菲特为何把这样一段关系驾驭得游刃有余。也许这与他带给她的年度报表有关，巴菲特好为人师，就像他给合伙人写的信一样，而凯瑟琳恰好是一个非常虚心、接受力很强的学生。不过，公司的高管和董事们看到，巴菲特与凯瑟琳这一联盟确实给企业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乃至对巴菲特的投资都带来了影响。现在要想让凯瑟琳打开支票簿签字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对此大家完全有理由归咎于巴菲特。在奥兰多市成为旅游胜地之前，公司负责广播事务的乔尔·查斯曼有个机会用1.2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这本来是一笔绝佳的买卖，”乔尔·查斯曼说，“你完全可以预见它将来一定会大有市场，但是公司最高层中不知道是谁在作梗，这么好的提议竟然被驳回了。”觉得有人从中作梗？凯瑟琳曾给巴菲特打过电话，巴菲特认为要价太高了。让人震惊的是，在巴菲特的董事任期内，《华盛顿邮报》几乎没有任何大的商业运作。在整整11年之中，《华盛顿邮报》公司只创办了一家体育杂志，后来又关闭了，还在华盛顿买下过一家报纸，在特伦顿出售了一家，在手机电话和其他领域中的动作都不大，其中的一些业务后来又被出售了。和之前一样，公司98%的利润依旧来自《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以及旗下的4家电视台。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公司每年的收入增长率保持在12%左右，这个比率虽然很稳定但并不十分可观。唯一显著的变化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大为改观。1974年，公司每1美元销售额中包含的经营利润仅为10美分；到了198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19美分，相当于股本收益率翻了将近一番。当然，如果没有巴菲特的话，在华盛顿的报业大战中，《华盛顿邮报》也会取得胜利。而且他对公司旗下电视台盈利水平翻番这样的业绩增长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直到为公司赚得了大把的利润之后，巴菲特的贡献才变得彰明较著。巴菲特给格雷厄姆家族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看问题的视角是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而与此同时，其他媒体公司都在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帝国的地盘扩张得越来越大。巴菲特不断提醒《华盛顿邮报》公司的高层，就像多年前他在纺织厂给肯·蔡斯忠告一样：企业规模并不是终极目标，股东的高回报才是要致力于争取的目标。从表面上来看，《华盛顿邮报》似乎错过了良机，但其实他是让《华盛顿邮报》真正悬崖勒马了，因为稍有不慎，企业就会把本应属于它的利润白白扔进业绩糟糕的垃圾业务之中。不过，在巴菲特的劝说下，《华盛顿邮报》用它的闲置现金买入了自己公司的750万股股票，占到了总股份的40%。因为在这期间，公司的净收益增长了7倍，而每股收益，也就是每块比萨上分到的奶酪，增加了整整10倍。诚然，那几年整个传媒界生意火爆，但是就巴菲特所认可的唯一尺度—投资者的利润回报而言，《华盛顿邮报》在整个行业中都是独占鳌头的。在年这11年间，《华盛顿邮报》为股东平均每1美元的资本挣到了可观的23美分，而大都市公司和《时代镜报》的业绩仅为19美分。7.政府雇员保险公司1976年年初，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宣布上一年度亏损额高达惊人的1.26亿美元。1974年，公司的股票价格还曾创下每股42美元的纪录，而如今已经惨跌到了每股4.875美元。1976年4月，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召开了年度股东大会，400位股东把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挤得水泄不通，让公司高层下课的呼喊声响彻整个饭店。不到一个月，拉尔夫·佩克就遭到解雇，接替他的是来自旅行者财产事故保险公司43岁的保险业老手约翰·J·伯恩。约翰·伯恩四处奔走。他在全美国共关闭了100家机构，裁员近一半。即便如此，公司的苦难日子还没结束。华盛顿的保险业监管部门威胁说，如果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找不到其他保险公司来分保一部分业务的话（就是所谓的再保险），就要让它关门大吉。现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市值已经跌到谷底，巴菲特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形势，决定涉足投资政府雇员保险公司。7月，在《华盛顿邮报》要召开董事会会议的前夜，约翰·伯恩赶到了凯瑟琳·格雷厄姆家。当时，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跌到只剩每股2美元了。这个过去不可一世的公司很有可能成为保险业有史以来最大的失败者，用巴菲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保险业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巴菲特把约翰·伯恩领进富丽堂皇、有着高高吊顶的书房。巴菲特渴望了解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全面情况。据约翰·伯恩回忆说，巴菲特把他拷问了好几个小时。经过这番彻夜长谈，巴菲特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几乎无所不知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依然延续了过去的低成本运营方法，就是不依靠销售代理人来进行经营，这个方法曾使它很有优势。粗略地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每获取1美元的保费收入，只需要支出15美分的费用，而其他保险公司的平均费用大约为24美分，这就使得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并在挑选客户时更有选择空间。后来，它显然放弃了这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公司潜在的成本优势依旧没有变化。巴菲特相信只要它能安然无恙地度过当前的危机，它的盈利能力就能重新焕发生机。巴菲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当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经营乱作一团而且面临破产威胁时，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运通公司一样，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也是“一个正在经历暴风雨洗礼的伟大企业”。但即便是在阴霾密布的时候，巴菲特也能预见暴风雨之后的艳阳高照。当晚，巴菲特其实也对约翰·伯恩个人进行了一番考察，伯恩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伯恩的言谈举止更像是公司的主人，而不像一个颐指气使的经理人或是官僚。他坚毅果断，具有杀伐决断的气概，这正是一个企业渡过危机所必需的。也许伯恩性情多变因而不能在和平时期有效地率领部下，但作为一个战争时期的将领，巴菲特认为他是绝佳的不二人选。在约翰·伯恩离开几小时以后，巴菲特就给自己在高盛公司的经纪人罗纳德·卡特曼打电话，让他以每股2.125美元的价位买进50万股，并说随时准备“再买几百万股”。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会议上，兴奋过度的巴菲特泄露了消息：“我刚刚投资了一家也许会破产的企业。有可能下周，所有的投资都会化为泡影。”但是只要巴菲特开始投资了，他就绝对不会轻易收手。伯克希尔·哈撒韦很快便投资400多万美元买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巴菲特让伯克希尔·哈撒韦为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提供了一部分再保险，同时还亲自给美国保险业监管当局负责人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打了电话。巴菲特告诉他说，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在深思熟虑后对政府雇员保险公司投入了数百万美元，那么马克西米利安·沃勒克就不该这么着急地要把这家保险公司关掉。巴菲特投资不到半年，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价就上升到了每股8.125美元，达到了原来低谷时的4倍，这表明公司还大有潜能可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伯克希尔·哈撒韦又把所持股份额翻了一倍，使巴菲特成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控股股东。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似乎也引入了巴菲特的模式，其实巴菲特对许多公司都发挥了类似的影响力。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和《华盛顿邮报》一样，开始回购自己的股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高管也养成了经常拜访巴菲特的习惯，整个公司完全被巴菲特化了。约翰·伯恩是一位老练的行家里手，但是他在处理与巴菲特的商业关系时和凯瑟琳·格雷厄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约翰·伯恩说：“我会问巴菲特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会告诉我各种有效的融资方法。他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但他从来都没有要求我必须接受他的建议。沃伦·巴菲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想明白了，他完全可以只做一个乐善好施的股东，而且替伯克希尔·哈撒韦赚进大把的银子。”巴菲特希望约翰·伯恩在对公司进行管理的时候要立足长远，并且一再强调自己一定不会将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股票卖掉。巴菲特想让约翰·伯恩知道自己信任他。而且他也知道，如果自己能够表现出这种信任，伯恩是不会让他失望的。谁都可以说巴菲特是幸运的，但是幸运女神总是眷顾他。回想起政府雇员保险公司的坎坷波折，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时的同事沃尔特·施洛斯评价说整个过程“非常悲壮”。有些人成了百万富翁，有的人根本没得到任何好处，还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政府雇员保险公司创办人的儿子里奥·古德温在低谷时期退出了，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8.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1983年夏天，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他走进罗斯牛排屋对面的一家大商场——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罗斯·布朗金（奥马哈人都管她叫B夫人）正开着自己的高尔夫球车巡视商场。她穿过一条过道，一边与一个店员高谈阔论，一边精力充沛地朝客人打着手势，看她那活力四射的样子，似乎她的年纪只有实际年纪90岁的一半。她脸色红润，留着一头蓬松的棕色头发，只有鬓角有些许斑白。巴菲特觉得他宁可“和猩猩厮杀搏斗”，也不愿和B夫人刀刃相见，这也正是他来商场拜访的原因。巴菲特小心翼翼地询问她是否愿意把商场卖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夫人爽快地说：“愿意。”“您想要多少钱？”巴菲特问。“6000万美元。”B夫人脱口而出。他们旋即握手成交。巴菲特拿出一页纸的协议，这是巴菲特迄今为止最大的一笔收购案。B夫人已经不能写字，连阅读都很困难了，于是就在合同底部画了个押。几天后，巴菲特就给了她一张价值总收购金额90%的支票（布朗金家族仍持有一小部分股份）。她看也不看就把支票折了起来，然后说：“巴菲特先生，我们要把所有竞争者都碾得粉碎。”交易就这样达成了。B夫人的经营之道其实十分简单：大批购进货物，尽量减少开支，有钱就存起来。她的卖价通常只比成本价高10%，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有对年轻夫妇来了，看上去他们手上的钱不多，而且诚心诚意地想要一个折叠沙发，B夫人就会只收一个成本价，之后这对夫妇便会成为这里的回头客。巴菲特的妻子苏珊与布朗金一家关系不错，巴菲特从苏珊那儿听说了这家装扮了半个奥马哈城的商店。其实巴菲特在刚从事投资业时就想买下它，但是当时B夫人拒绝了，因为他出价太低。但遭到拒绝只能让巴菲特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此后，他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家商场，观察B夫人是怎样击败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的。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巴菲特和作家亚当·史密斯在城里开车兜风的时候，巴菲特指着这家商场如数家珍地给他介绍销售量、营业面积、营业额等数字。“您为什么不买下它？”史密斯问道。“这不是一家上市公司。”“噢。”“不过总有一天我会买下它的，”巴菲特说，“等着瞧吧！”在购买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之前，巴菲特先查看了它的纳税记录，上面写着它每年的税前利润为1500万美元。巴菲特并没像很多人那样去做账目审计，也没查存货、应收货款和财产名录。一般来说，一个美国人在花6000万美元时肯定要看很多份报告。但巴菲特的做法在现代社会里是有些与众不同，这与J·P·摩根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商业伙伴最重要的是人品。巴菲特说，如果他信不过布朗金一家，为什么还要与他们合作呢？常常有人忍不住问巴菲特，事情就这么简单吗？问题的答案是他有化繁为简的能力。在这笔生意之前，他曾在1982年的报告中写了一份“收购声明”，给出了他认定的收购标准。他允诺尽快对开价做出反应，“一般只用5分钟”。巴菲特的意思是他做事不会拖拖拉拉的，当然这次收购机会也是他感兴趣的，布朗金家的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自然是这样的机会。这家店是全美国最大的家具商场，年营业额高达1亿美元。在奥马哈的同行中，它的营业额就占了整整2/3，这个比例也是其他地方的大型商场无法相比的。正因为如此，诸如迪拉德百货公司（年营业额高达40亿美元）等都不愿在奥马哈开设分店，免得与B夫人争个头破血流。巴菲特也许认为，B夫人拥有奥马哈家具市场的“桥梁收费站”。巴菲特心里明白B夫人其实就像他自己的翻版，虽然有些地方不尽相同，但是两人在本质上非常相近。她90多岁时还坚持每天工作10~12小时，年复一年，从不休息，这并非仅仅是她的习惯而已。而且她对银行也不是很信任，她的商场从未做过任何抵押。巴菲特评价说：“她靠500美元起家，结果却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横扫出局。”这是她唯一的目标。《奥马哈世界先驱报》采访她时，问她最喜欢哪部电影，B夫人说：“太忙了，没时间看。”当被问到最喜欢哪种鸡尾酒时，她回答说：“不喜欢，喝酒的人容易破产。”那么爱好呢？“开车去四处窥探竞争对手的经营情况。”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美国移民，她认为巴菲特写的东西又复杂又无用。她对商业术语一窍不通，但她却能告诉巴菲特自己的现金余额，一分钱都不会有偏差。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课时说B夫人对货币贬值和利率增长的理解“比所有在场的人都要深刻”，尽管她没听说过这两个专业术语。他认为，B夫人有一种本能，那就是能抓住自己熟悉的东西不放，这点与巴菲特也很相似。由于巴菲特的推崇，纽约大学授予B夫人“荣誉商学博士”称号，同获此殊荣的还有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和花旗银行首席执行官沃尔特·里斯顿。巴菲特一想到生病或死亡会迫使他放弃工作就受不了，他还经常开玩笑说将来要显灵来管理公司。巴菲特总是用幽默的方式表达自己最恐惧的事。人们知道他总有一天会死的，在这一方面，B夫人是巴菲特的榜样。在给股东们写报告时，他还把B夫人的年龄与自己联系起来。“我想，她的时日已经不多了，最多还有5~10年的时间。因此，我说服董事会制定了到100岁强制退休的政策。（时间已证明：每过一年，这个政策对我来说就显得越发愚蠢。）”9.大都市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80年代，兼并步伐大大加快了，1975年整个华尔街的并购交易量仅为120亿美元，到了1984年这一数字已经猛增到1220亿美元。原先几乎陷于沉寂的投资银行家们，现在却招来了旁人很多艳羡和嫉妒的目光。他们年轻、富有、衣着光鲜，而且喜欢用军事案例来打比方，他们这些人让华尔街主流公司的高管们都敬畏三分。一个世纪以来，华尔街一直充当着帮助公司进行融资的角色。风水轮流转，现在华尔街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掌握了主动权，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只能对他们俯首帖耳。进行恶意收购的人拥有了一种新的利器，那就是垃圾债券。开创这一先河的是人们谈之色变的德崇证券公司，其他公司只能接受它开出的价格，不论价格有多高。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80年代与过去高歌猛进的投机时代极其相像。实际上，原来在投机年代提倡股票迅速转手做法的弗雷德·卡尔摇身一变，成了德崇证券公司垃圾债券的推销者。当然，华尔街对于投机已熟视无睹，对兼并狂潮也并不陌生。但是，整个华尔街的架构已经和从前大不相同。《财富》500强公司现在已经被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所控制。它们的叫价一向很高，左右着市场。过去，大股东对某家公司（至少是对经营业绩良好的公司）的承诺能够有效地防止公司被收购，现在这种承诺用不了半杯茶的工夫就会失效。冠军国际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西格勒抱怨说，他的股东变动太频繁，他都记不住他们的面孔。巴菲特的观点也变了。之前，他完全站在股东的角度来看待华尔街，步入中年后，他的观点已与很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趋于一致。他时刻提防操纵股市者，防范他们在董事会会议室里掀起风浪，对因为收购风潮带来的股价猛涨也是时刻警惕。巴菲特再一次从心底感觉到和之前的投机时期一样，华尔街做得有些过头了。但是巴菲特这次不想罢手，他很想做成几笔大交易。巴菲特是从日开始玩这种大游戏的。在华盛顿停留的那几天，他接到了大都市公司董事长汤姆·墨菲打来的电话。汤姆·墨菲欣喜若狂地说，“我刚买下了美国广播公司，你快点儿来教教我该怎么付账。”汤姆·墨菲的大都市公司已发展成一个集广播、有线电视和出版为一体的传媒帝国。巴菲特是在70年代早期认识汤姆·墨菲的。1977年，伯克希尔·哈撒韦买下了大都市公司3%的股份，但在股市上运作一段时间后又卖掉了，后来巴菲特说这种决定“简直是疯了”。与此同时，墨菲和他的副手丹尼尔·伯克开始在每次大手笔运作之前都先与巴菲特商量。巴菲特早就对美国广播公司感兴趣了。墨菲对美国广播公司同样很感兴趣。它的地方电视台是一棵摇钱树，遍布全美国的电视网更是价值连城。1984年后半年，大家都看出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想提高一个公司对一家电视机构的最高持股比重，这就使得兼并一家电视机构成为可能。墨菲马上拜访了美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79岁的莱昂纳多·H·戈登森。他们在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大楼会面。“莱昂纳多，”墨菲说，“我不想被你从39层扔下去，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莱昂纳多·戈登森并没有把他扔下去，因为他知道美国广播公司已被一群喜欢公司并购的人盯上了。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把他用毕生心血打造起来的公司弄得支离破碎。如果莱昂纳多·戈登森真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墨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至少他可以保持公司的完整性。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规定，巴菲特不能同时兼任《华盛顿邮报》和大都市公司的董事。巴菲特对《华盛顿邮报》情有独钟，与格雷厄姆一家的交情也非同一般，因此巴菲特需要慎重考虑。巴菲特左思右想之后，他认为即使不当《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也仍能持有它的股票，而且他与《华盛顿邮报》的关系并不会改变。后来，巴菲特的朋友比尔·鲁安取代了他在《华盛顿邮报》的董事职位。大都市公司要想兼并美国广播公司就得卖掉旗下的有线电视公司，经巴菲特的提议，它被卖给了《华盛顿邮报》。巴菲特给墨菲打电话，提议由伯克希尔·哈撒韦以每股172.50美元的价格买下大都市公司300万股股票，这是当时的市场价（创业之初，大都市公司的股价只有每股72美分）。墨菲马上就同意了。就是说巴菲特将以5亿多美元买下大都市公司18%的股份，这是他与B夫人交易额的8倍，也是他第一次在传媒业的投资（《华盛顿邮报》）的50倍之多。大都市公司则靠伯克希尔·哈撒韦输送的弹药来购买美国广播公司。除了美国石油领域之外，美国广播公司这笔价值35亿美元的收购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然而，这个纪录并没保持多久。紧跟着又出现了几笔大的收购案，很多都是恶意收购。投行也放弃了传统的方法，刚刚收完一个企业的佣金，转身又会把矛头对准它。很多小型企业甚至吞掉了一些行业巨鳄。华尔街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战场。巴菲特并没有否认股东们能从收购事件中受益，他自己就从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案中狠狠地赚了一笔。但是，股市的投机商越来越多，这也让他深感忧虑。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他的老相识，很多还是他的朋友。他发自内心地对这些投机者们的恶意收购感到担忧。“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内，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进行收购，看不见的手就会挥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缘由何在：第一，我知道一些经营完善的公司常常会以低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被出售……”让巴菲特感到不安的另一点是，他发现收购会扰乱市场价格。商人就像政客一样，他们花别人的钱总比花自己的钱大方得多。好几个首席执行官都告诉过巴菲特，如果公司能给他们报销的话，他们就坐头等舱，在豪华餐厅用餐。在巴菲特看来，收购游戏就像是在吸毒，华尔街只能不停地用垃圾债券这个“针头”来扎自己的肌肤，因为华尔街已经因为毒瘾而精神恍惚了。巴菲特预言说：“除非遭受重大挫折，否则垃圾债券不会消失，因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巴菲特在凤凰城说过，债务是金融界的狐狸精，会给人以“温柔的致命一击”。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巴菲特对债务一向不屑一顾，对杠杆收购的推销商也颇有微词。他们在交易一开始就已经谋划好了“逃跑”的退路，并把债务转移给第一个愿意上钩的冤大头（通常是公众）。巴菲特认为投资就是从企业的经营中获益，而不是赚取差价。杠杆收购的推销商其实不能算是真正的“投资者”，他们充其量只是把资产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的倒爷。他们并不创造价值，即巴菲特认为的给社会提供必需的、有用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投机商们的利润，通常只是靠把资产变成债务后节省的一笔巨大的税款。巴菲特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这种人不配获得如此丰厚的收益，而社会将因为税收的减少而变穷。巴菲特的传统观点其实是有偏向的，他认为B夫人的工作比美林证券的工作对社会更有价值，也就是做比萨的工作比分比萨的工作更有价值。他在大都市公司的一次聚会上谈到，杠杆收购者既不能“让牛排更美味”，也不能“让衣服更保暖、更结实”。布恩·皮肯斯和吉米·戈德史密斯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为股东创造价值，其实他们并没有。他们只是把社会的财富转移到了股东手中。这样做是否合适姑且不说，它完全没有创造新价值，因为他们没有像亨利·福特那样推动汽车业的发展，也没有像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那样做出更美味的汉堡……就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家又一家公司被熟谙此道的人改头换面。到1986年早期，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价已突破每股3000美元。在21年里，巴菲特把一家不起眼的纺织厂变成了一个聚宝盆，其股价涨了167倍；而在同期，道琼斯指数只不过上涨了一倍而已。整个华尔街对他也是又敬又怕。当巴菲特告诉房利美公司的董事长戴维·麦克斯韦，说他对房利美进行了投资时，麦克斯韦兴奋得一蹦三尺高，跑到窗前冲着窗外高声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各大报刊都称巴菲特为“迈达斯”、“投资奇才”、“奥马哈的智者”以及“奥马哈的先知”。文章：巴菲特如何对待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三）小结从《巴菲特传》和《滚雪球》中相关案例和描述，可以将巴菲特对所投资公司的管理层与原控股股东的态度，以及被投资公司的反应小结如下：一、巴菲特早年是格雷厄运姆的信徒，更重视以低的价格（股价低于账面价值）买进公司，如果价值能因某种原因上升，就能出售股票获利，如果有足够的控制权，可能通过清算资产变现获利，但虽然理论上如此，清算资产会受到当地人和公司雇员的憎恨，名声不好（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案例）。后来他更重视以合适的价格进入，长期持有优秀公司的股票，选择公司的标准包括合适的前景、行业条件、护城河（独特的竞争优势）等，好的管理层看来并非一个必要条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能干的经理人运营的出色的企业”，好的管理层是形成公司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目前的管理层也能让他满意；一种是公司已符合他的标准，但如果改善管理（现有管理层按他的建议去做，或者，换掉管理层），还有很大价值提升的潜力。他对管理层的态度，相应就是，他欣赏的管理层他会放手让原管理层管理，以投资回报率为最终评判标准，会给管理层很多有价值的管理和投资建议（比如对华盛顿邮报，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不欣赏的管理层，他会毫不留情的换掉（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其中当然有斗争（比如在巴菲特陆续收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时，其总裁西伯里·斯坦顿立刻对巴菲特的购买做出反应，进行了几次要约收购，但后来巴菲特和斯坦顿谈崩，巴菲特从各种渠道买入股票，甚至说服西伯里·斯坦顿的弟弟将股票都卖给了他，开董事会前掌握了49%的股票），但关键是谁掌握的（包括可以联合的）股权数量达到控制权，谁就能说了算，体现的还是资本的意志（双层股权制度有点特殊，如华盛顿邮报案例，如果没有这种安排，那只能接受达到控制权票数股东的意志）。他换掉管理层，可能从原公司找个人（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创始人家族人员之一，原总裁西伯里·斯坦顿，本想让自己儿子杰克·斯坦顿接班，但巴菲特看中了原来的一个负责生产的副总，入主时就把他提成公司总裁），也可能从外部派个人，如对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不过对更多的公司他是让原来管理层经营，特别是他以信任和放手的方式，使得那些公司的创始人兼原管理人（如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场的B夫人，联合制衣公司的罗斯纳，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尤因·阿贝格等）卖掉公司后，仍象对自己的公司一样继续兢兢业业地经营公司，这是很高明的一种做法，可能也有助于赢得后续他所收购控股公司的信赖。二、被新的投资者控股时，从管理层和原控股股东（有的是创始人兼管理层，原控股股东基本上和管理层算是一条阵线）的反应来看，他们在乎的除了价格，多数非常重视收购方的理念（是否能和自己相投）和声誉（主要是通过历史建立起来的，是否能长期持股，是否能让原管理层继续经营，是否能改善公司经营、提升公司价值）。比如70年代巴菲特还没有后来那么大名声时，他进入《华盛顿邮报》是这样的画面：（控股股东格雷厄姆家族在位的董事长）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儿子唐纳德当时正努力提高自己在公司里的地位，他警告说公司可能会落入某个“来自于内布拉斯加州的极端右翼分子”的手中。凯瑟琳也感到万分恐惧，于是拼命找出版界的朋友们打探有关巴菲特的消息。根据布拉德利的说法，凯瑟琳对“有关巴菲特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不会放过”。其实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华盛顿邮报》有两种股票，公开交易并有投票权限制的是B股，对公司形成控制权的是A股，而A股被格雷厄姆家族紧紧地控制在手中。但是，凯瑟琳·格雷厄姆仍是投资界的一个新手。《华盛顿邮报》旗下《新闻周刊》的资深副总裁彼得·德罗一直安慰她说：“别担心，毕竟A股在你手中呀！”凯瑟琳还是惶惶不可终日，不停地说：“有人想挤进我们董事会了！他究竟想干什么？”80年代巴菲特已被称为“投资奇才”、“奥马哈的智者”以及“奥马哈的先知”。当巴菲特告诉房利美公司的董事长戴维·麦克斯韦，说他对房利美进行了投资时，麦克斯韦兴奋得一蹦三尺高，跑到窗前冲着窗外高声大喊：“沃伦·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同样，1985年，大都市公司的墨菲（后来和巴菲特联手收购美国广播公司）拜访了美国广播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79岁的莱昂纳多·H·戈登森，提出想收购美国广播公司时，也是忐忐忑忑，不知是否能被认可。他们在纽约的美国广播公司大楼会面。“莱昂纳多，”墨菲说，“我不想被你从39层扔下去，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的想法。”莱昂纳多·戈登森并没有把他扔下去，因为他知道美国广播公司已被一群喜欢公司并购的人盯上了。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把他用毕生心血打造起来的公司弄得支离破碎。如果莱昂纳多·戈登森真到了非卖不可的地步，墨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至少他可以保持公司的完整性。于是双方开始坐在谈判桌前谈价格。书中引用的巴菲特的话以及作者对巴菲特的风格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描述：1.（从50年代在格雷厄姆-纽曼公司工作开始，即使并不控股，）拜访管理层是沃伦做生意的一种方式，他利用这些会面尽可能地去了解公司。和管理层的私人接触中，他会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迷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他感觉通过和公司的管理层变得友好，他也许能够影响这家公司去做正确的事情（控股后他仍主要按这种风格行事，当然影响力更大了）。相反，格雷厄姆不会去拜访管理层，更不用说设法影响他们了。他把这种行为称为“自助”，并且认为这是用“欺骗”去获得内幕消息，即使那是合法的。他觉得投资者从定义上来看就意味着是一个外部人，他和管理层应该是公开询问，而不是和他们有往来。在1968年给合伙人的信中，他说：“在生意中，当我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时，我发现这对我是种激励，而且能获得相家的资本总体回报（比如10-20%），为了多挣那么几个百分点而仓促行事是愚蠢的。而且对我而言，在一个合理的回报率下和高品位的人建立愉悦的么人关系，比在更高的回报率下面对可能的愤怒甚至还要糟糕的情况，要明智得多。”——《滚雪球》2.很多像尤因·阿贝格一样年纪偏大的企业家都希望把企业卖出一个好价钱，然后荣身而退；而新的业主们一边称颂前辈的业绩，一边恨不得早日肃清前任的影响力。巴菲特则不同，无论是管理银行、保险赔付中心还是零售连锁店，都并非他的专长，他本人也没有越俎代庖的欲望。事实上他觉得，如果自己根本不喜欢某个企业的经营方式，那又有什么必要非得买下这家公司呢？巴菲特一直在物色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白手起家，靠自己的汗水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就。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企业家对他都忠心耿耿。尤因·阿贝格在把公司卖给巴菲特时已经是71岁高龄，但他仍然愿意在巴菲特作为大股东的条件下为巴菲特打理公司，这就和杰克·林沃尔特为巴菲特经营国民赔偿公司以及本杰明·罗斯纳为巴菲特管理联合制衣公司一样（尤因·阿贝格勤勤恳恳地管理着这家银行，直至80岁高龄）。其实，这群亿万富翁中没有人需要为了讨生活而工作，但是巴菲特懂得：无论这些人嘴上怎么说，他们对成就感的渴望与对金钱的追求是一样强烈的。巴菲特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完全依靠他们，而他也通过他人对他们工作的赞赏以及对他们经营公司的充分授权表达了自己的信赖。——《巴菲特传》3.巴菲特对收购的态度。他对很多公司并购的效果提出质疑。他讽刺地说“虽然收购交易常常在实践中失败，但它们从未在预测中失败。”“被收购企业及其代表总是提出娱乐价值大于教育价值的财务预测。”虽然他本人参与了众多并购，也不否认股东们能从收购事件中受益（他自己就从通用食品公司的收购案中狠狠地赚了一笔），但他对80年代的并购狂潮表示过忧虑：“我认为，在经济学领域内，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起作用。只要有人出价进行收购，看不见的手就会挥动起来，最终的结果可能是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几年来，两件事一直困扰着我，其实我也不知道缘由何在：第一，我知道一些经营完善的公司常常会以低于实际价值许多的价格被出售……”理论上，收购对公司的弊端是有诊治作用的，这种做法能帮一些企业剪去大树上的枯枝。在理想的经济模式中，资产将流向出价最高的人，因为理论上他们能最高效地利用这些资产。但实际上股市并非总是处于理想状态。即便是一个优质公司的股票，如大都市公司，其股价可能也不高。股市投机者往往会抓住这种时机，这并不是因为经营者是大树上的枯枝，只是因为他们公司的股票价格不幸跌入低谷。布恩·皮肯斯也抱怨说，石油公司通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兼并其他石油公司，要比在地下采油划算得多”。华尔街今天炒石油，明天就会炒别的。在巴菲特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学的达尔文主义，而是经济学大轮盘赌局。1985年《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登出了号称“油神”的石油投资商T·布恩·皮肯斯的照片，他称自己是那些“思想古板”的企业家的死对头。像他这样的企业家并不指望在买下企业后进行什么改造，他只希望买下足够多的股票，然后再转手出让他家，自己从中牟取暴利。不过，被兼并方的首席执行官的一些手法也不高尚。许多首席执行官用股东的钱来贿赂套利者，让他们离开，好保全自己的饭碗。甚至一些大公司，如迪士尼公司等被索尔·斯坦伯格威胁，被迫花出一大笔钱以息事宁人。菲利普石油等公司担心被投机猎手卡尔·爱康盯上，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表现不够出色，于是大举借债，把资产负债表弄得一团糟，免得那些企业狙击手向它开火。80年代的企业狙击游戏为巴菲特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想让伯克希尔·哈撒韦当一名救火队员（白衣骑士），因为它的老板向来就有遇事从容、处变不惊的美誉。不用融资，它就可以快速采取行动。一个被逼上绝境的首席执行官如果既不愿被兼并者牵着鼻子走，也不想采取贿赂对方的自杀性行为，他很可能会走第三条路——把公司卖给巴菲特。因此，巴菲特在他的报告中常常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比作一个避风港：“对于合适的行业和合适的人，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巴菲特传》版权保护声明：腾讯财经选发有优质传播价值的内容，我们极其尊重优质原创内容的版权，如所选内容未能联系到原文作者本人，请作者和bigson（微信）联系。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腾讯财经（finance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