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三十年，学生成重灾区｜清华教授解读 - 知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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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控制中心文 | 邓志英 陈晓雪| 导语 |日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自中国在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例，中国的艾滋病感染病例在30年间快速增长。截止到日，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病例715051例，死亡169300人，其中性传播逐渐成为HIV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男男同性性行为群体，尤其是在青年人的男同群体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 1 |30年逾71万感染者，艾滋病渐入平常人家1985年6月，一位阿根廷游客在入住协和医院不久后死亡，后被证实为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例艾滋病。而中国本土最早集中爆发的艾滋病例出现在云南。1989年，缅甸、泰国当时的艾滋病流行。一位云南省卫生防疫站艾滋病科的科长在戒毒所里采集了50例血液样本，发现26例呈阳性，事情一下子变得严重起来，接下来全部排查后查出了146例艾滋病感染者。其主要感染途径都是注射吸毒。到了20世纪90年代，河南、安徽、湖北等中部地区的卖血群体曾集中爆发艾滋病疫情。这两个群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重要防控群体。年间，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分别占HIV病毒感染的44.2%和29.2%，中国医科大学尚红教授与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张林琦教授今年10月在《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研究显示。10年前的数据表明，中国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些高危人群中，包括静脉注射吸毒人群、曾经捐献过血液和血浆的人。最新的调查表明，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渠道，HIV病毒的传播范围已经不断扩散至男男性交者以及女性性工作者，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高危人群，而逐渐延伸至普通人群。监测数据显示，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两种方式在2015年的新增HIV病毒感染病例中的占比已下降至5.3%和0.0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表示，毒品注射传播和血液传播相比较其他渠道已得到明显控制。景军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性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指出，性传播造成的新增HIV病毒感染人数占比年间的11.6%增至2015年的92.5%，成为HIV病毒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传播数据从0.3%激增至27.2%，增长近91倍，而同时期的异性性行为传播增长为6倍。在性传播途径的艾滋病感染病例中，男同群体成为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尚红和张林琦的研究显示，中国男男同性群体中的HIV阳性携带者只有很少一部分（4.9%）对其一夜情的性伴侣告知其感染艾滋病的实情，相比之下，配偶和固定性伴侣的知情率为44.1%~43.9%。与此同时，该群体分别有45.7%、10.9%的人与同性恋者、异性恋者发生过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把他们的性伴侣、妻子儿女置于HIV感染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之中，也增加了不同亚型病毒多次感染和之后的病毒重组几率，使得HIV病毒的遗传复杂性和抗药性也会不断增加，给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疫苗的研发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尚红和张林琦两位学者在研究中写道。| 2 |青年学生成新增重灾区中国艾滋病增长的另外一个特点是，15~24岁的年轻人感染群体增长显著，成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程峰告诉《知识分子》，从2011年开始，中国青少年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现在平均增幅是35%”。《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显示，2014年，全国15~24岁年龄段新增报告艾滋病人数为1.5万多人。今年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中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增长较快。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表示，今年1到10月，已有1.4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左右，而“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22岁的大学期间。11月26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2015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指出，青年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月份共报告2662例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7.8%”。校园版艾滋病日宣传海报值得注意的是，在15~24岁的群体中，全年龄范围表现出的以男男同性恋为主的HIV流行特点也表现明显。吴尊友指出：“在15～24岁群体中，通过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的占到96%，男男同性传播占到57%。”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张林琦研究艾滋病防治工作多年。他认为，年轻人群体HIV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处在更开放、便利的性接触环境中，对性的态度更加开放，但缺乏对性知识、保护措施的了解，并不真正知道感染艾滋病的严重后果，因此造成了现在感染人数剧增的严峻局面。| 3 |“更安全的性”成防艾新挑战 过去30年的数据表明，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总趋势是，“由异性和同性传播渠道感染的艾滋病直线上升，毒品注射和采集血浆、血液制品以及输血导致的艾滋病感染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母婴传播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感染渠道不详的病例越来越少。”景军说。景军认为，一方面，政府行为在控制毒品危害和保证医用血液安全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这两个领域涉及公共生活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都是行政手段可以直接使用的政府治理空间，因此静脉吸毒、采供血的传播途径已得到明显控制。而涉及到私人生活空间经性渠道传播艾滋病的问题反而不好控制，需要更多的教育措施。”景军解释说。“整个艾滋病在中国蔓延的新趋势是对公众科学知识的挑战、行为方式的挑战”，张林琦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中表示，我国在公众认识水平、有效的防治手段和科研投入力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中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也就是自知率还处于一个相当低的水平。张林琦提供给《知识分子》的数据显示，美国艾滋感染者的自知率约在90%以上，中国可能只有30%~40%，而根据《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的报道，美国艾滋感染者的知晓率为75%，我国估算为54%。潜在的社会歧视是影响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自知率较低的一个主要原因。张林琦分析认为，有些人是因为不想知道自己是感染者，因为担心检测出来后根治不了却还要受歧视，找不到工作。“但这同时也意味着错过了接受治疗和关爱的机会，增加了传播的可能，形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链条反应”，他说。而社会歧视存在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公众对艾滋病的传播方式还并不了解。实际上，艾滋病毒的传播主要是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等三种主要的方式。“正常的握手、一起吃饭，根本就不会传播艾滋病……哪怕是性行为，只要进行保护，也可以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有效保护。”张林琦说。他建议，政府在宣传艾滋传播相关知识、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还要在相关法规制定上消除歧视，特别是明确歧视的法律责任，这样潜在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才可能站出来，不再隐藏自己，主动接受治疗。而在男女之间、男男之间的私人性生活领域，政府的行政干预并不是最有效的手段，多位学者表示，这时更需要更多带有教育性质、有说服力、可以改变人们观念、行为的一些创新方法和手段。张林琦建议，政府应加强性教育方面的知识，促进安全套的使用以及有效预防感染艾滋的措施，鼓励个人和群体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主动采取保护措施，爱惜自身，珍爱伴侣，在正确知识指导下采用正确的性行为方式。程峰从性的角度介绍了预防艾滋病的“ABC”原则。其中A代表Abstinence, 禁欲。“如果你没有性活动的话，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危险就会降低的很多”，程峰说。鉴于性与爱是人生的永恒主题，要实现这点并不现实，这时可以对自己的性伴忠诚一点（Be faithful），“性伴多的话，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机会就越大”。“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一定要用安全套(Condom），特别是正确使用安全套，”程峰说。针对于一些特定人群，尤其是男同人群，张林琦表示，“这并不是简单的医学生物学、社会学，还涉及心理感受，比较复杂。”在中国，同性恋依然被视为异端，许多同性恋不愿意暴露其性取向，隐瞒自己的身份。他认为，“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同性的认同、法律保护问题”。不过，与西方相比，中国现在要想改变对同性恋的观念还比较困难，“首先是要在进行性行为的时候必须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张林琦说。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关注请加微信号：the-intellectual或扫描下方二维码。","updated":"T04:35:51.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6,"collapsedCount":0,"likeCount":36,"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titleImage":"/7be2cd02c14334fcc93c48_r.jpg","links":{"comments":"/api/posts//comments"},"reviewers":[],"topics":[],"adminClosedComment":false,"titleImageSize":{"width":443,"height":301},"href":"/api/posts/","excerptTitle":"","column":{"slug":"zhishifenzi","name":"知识分子"},"tipjarState":"inactivated","annotationAction":[],"sourceUrl":"","pageCommentsCount":6,"hasPublishingDraft":false,"snapshotUrl":"","publishedTime":"T12:35:51+08:00","url":"/p/","lastestLikers":[{"bio":"学生","isFollowing":false,"hash":"4f9a2ae7dd07ba747d0e0","uid":922600,"isOrg":false,"slug":"zhang-li-ze-83","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粗中生一枚，喜好历史政治，观点便左的工业党。\n—业余正常人","name":"张利泽","profileUrl":"/people/zhang-li-ze-83","avatar":{"id":"v2-594eb02d5a9ed03d4c7a3","template":"/{id}_{size}.jpg"},"isOrgWhiteList":false},{"bio":"","isFollowing":false,"hash":"ddc063ae22c1","uid":72,"isOrg":false,"slug":"chen-xiao-kai-121","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name":"陈小凯","profileUrl":"/people/chen-xiao-kai-121","avatar":{"id":"bfb47e7723fac7f9ad1bb3cc644dc47b","template":"/{id}_{size}.jpg"},"isOrgWhiteList":false},{"bio":null,"isFollowing":false,"hash":"58b9dfecd98c9","uid":227800,"isOrg":false,"slug":"llll-28-42","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name":"llll","profileUrl":"/people/llll-28-42","avatar":{"id":"v2-2f102da5fd805d218ebbfdd","template":"/{id}_{size}.jpg"},"isOrgWhiteList":false},{"bio":"kl","isFollowing":false,"hash":"7ea41cfb6a15ef6","uid":193500,"isOrg":false,"slug":"veud","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name":"无一日之安","profileUrl":"/people/veud","avatar":{"id":"v2-86a0d62e66ebed","template":"/{id}_{size}.jpg"},"isOrgWhiteList":false},{"bio":"一隻熱愛公益的運營狗妹纸","isFollowing":false,"hash":"4d2a06d42b6d746ad57d920ae97e57d5","uid":663700,"isOrg":false,"slug":"phoebebao-bao","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name":"慾望的綠芽","profileUrl":"/people/phoebebao-bao","avatar":{"id":"v2-dea509225fbc60fd5ed202","template":"/{id}_{size}.jpg"},"isOrgWhiteList":false}],"summary":"中国艾滋病各传播渠道所占百分比数据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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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nn 和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的N.G.Holmes就批判性思维的间接习得进行了深入分析，试图探究这种批判性思维过程所涉及到的认知过程，并据此设计出一套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内化这个过程。实验证明，他们设计的对比—分析—决策流程能够有效促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一研究结果9月8日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研究指出，科学家进行批判性思维时会进行一系列的重复对比和基于对比的决策行为：将新获得的数据同先前的数据及模型进行对比，然后根据对比的结果来选择相应的分析工具进行数据分析。这些行为的累计将逐渐提高数据质量并改进实验模型。在一般的实验设定中，实验者要做出种种决策，有时候是要提高数据测量的精度和准确性，从而能够发现隐藏的因变量；有的时候，他们需要根据实验数据决定采用、调整或舍弃相应的实验模型；而有的时候，需要设计出新的实验去解决出现的研究问题。在其他一些例如医学政策相关的实验中，虽然决策的种类不多，但是也要根据模型和数据表现一致或出现矛盾做出相应的决策，以及用数据去证实结论。三位研究者表示：“我们并非不切实际地要求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就可以进行复杂的思考过程，但我们可以通过简化科学家们的决策过程，来训练学生们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首先需要实现批判性思维过程的透明化，向学生展示这个思考过程如何帮助他们学习和探索；当然，仅仅向学生展示批判性思维的过程远不能够让他们学会应用。学生们必须通过练习和实践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并且这种练习和实践应当辅以一定的目标反馈进行重复。三位研究者们指出学生们之所以具有这种批判性思维，主要原因是现有的教育环境提供给学生进行这种思考过程的机会少之又少。因此，只有让学生最大程度地感受并参与到这种对比—分析—决策流程的思维训练，学生们才可以体会认识到他们所在领域科学的本质，从而渐渐习得并内化这种批判性思维。研究者们选择了一所研究型大学物理专业的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在他们的物理实验课上进行了为期十七周的两组对照实验。实验组的学生被要求反复多次地将数据同理想数据进行对比，反思自己所获得的数据能够如何提高，并且对实验模型做出判断和可能的改进，做到的学生将会获得额外加分。而对照组的学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这些要求和奖励机制。在实验组内，随着课程的推进，这种要求将逐渐减少，直至最后几周学生将完全自主完成实验和思考。当所有的要求和指示停止后，实验组的学生会展现出和传统教学的对照组学生怎样的不同呢？在学期刚开始的第二周和学期末第十六、十七周的三次抽样结果显示经过一学期的对比—分析—决策流程的反复练习之后，到学期末即使没有要求和指导的情况下，实验组的大部分学生中能够主动反思自己的实验数据质量，并寻求改进的方法，而不是像传统对照组里的学生那样简单地将实验数据的低质量归因于测量误差和实验仪器精度不够。此外，实验组里有超过一半的学生能够主动寻求新方法去争取更高质量的数据，而这在传统的对照组中完全没有发生。实验组中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学生能够识别数据和模型之间的矛盾，这一人数比例是传统对照组的整整四倍。实验组中超过一半的学生能用自己的实验数据去评价并解释物理模型的缺陷，而传统对照组中仅有10%的学生这样做。最后，对比—分析—决策的批判性思维流程重复的次数越多，学生对模型的分析也越来越精准和深入。他们对自己的数据也更加有信心，从而敢于去质疑给定的权威模型。而这种差异在大二学生的对照试验中也继续保持。学生对外部知识高效接收、合理分析、全面总结的能力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内容。对比—分析—决策的批判性思维流程训练让学生能够对数据和模型进行自主独立的批判性辩证思考。这种自主能力和信心的培养对学生未来能否在科学研究中自主地改善模型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项技能的习得，更是一种研究态度的转变。这套对比—分析—决策的训练流程可以应用到很多涉及数据和模型的科学领域，对高校的教学方法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Holmes N G, Wieman C E, Bonn D A. 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 .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关注请加微信号：the-intellectual或扫描下方二维码。","state":"published","sourceUrl":"","pageCommentsCount":0,"canComment":false,"snapshotUrl":"","slug":,"publishedTime":"T11:50:05+08:00","url":"/p/","title":"前沿 | 如何学习科学家的思维方式？","summary":"编译 | 刘海平 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根据不确定或变化的复杂数据做出一系列的判断和抉择，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可追溯到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反省性思维”：能动、持续和细致地思考任何信…","reviewingCommentsCount":0,"meta":{"previous":null,"next":null},"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sCount":1,"likesCount":5},"next":{"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titleImage":"/50/b48cc24bf6adc3e679bc2aa39901c10f_xl.jpg","links":{"comments":"/api/posts//comments"},"topics":[],"adminClosedComment":false,"href":"/api/posts/","excerptTitle":"","author":{"bio":"工作繁忙，偶尔答题，此帐号平时由知识分子的编辑代为维护。","isFollowing":false,"hash":"1aeaafbb8ffc","uid":293800,"isOrg":false,"slug":"zhi-shi-fen-zi-2015","isFollowed":false,"description":"《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The-Intellectual）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name":"饶毅","profileUrl":"/people/zhi-shi-fen-zi-2015","avatar":{"id":"f5ae4a35795aac64be3555e","template":"/{id}_{size}.png"},"isOrgWhiteList":false},"column":{"slug":"zhishifenzi","name":"知识分子"},"content":"全球顶尖学者聚首华盛顿文 | 叶水送 陈晓雪 顾卓雅美国当地时间12月1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召集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e Editing）在华盛顿拉开帷幕。此次峰会持续三天时间，汇集了基因研究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如诺贝尔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著名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Crispr-Cas9技术共同发现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ennifer Doudna和马克普朗克感染生物研究所Emmanuelle Charpentier以及在基因编辑领域大放光彩的麻省理工学院Broad研究所张锋等。哈佛大学医学院遗传学家George Church除此之外，该峰会还召集了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他们齐聚一堂，共同探讨飞速发展的基因编辑技术所带来的基础研究变革、潜在应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管控以及法律问题等。美国病毒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教授David Baltimore主持此次峰会，他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了解到各方的态度和想法。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许智宏代表中科院出席此次会议，他表示，“我相信（人类基因编辑技术）是一个需要所有人认真思考的重要话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Ralph Cicerone表示，希望这次会议能够阐明各方对基因编辑在科学、伦理和文化上的差异，甚至能够在一些突出的科学问题、研究重点领域以及伦理指导方针上达成初步共识。当然，共识也只是更深入、更广泛讨论的一个开端，Cicerone说。健康产业、游说团体、公共机构和政府机构未来逐渐都要纳入决策之中，“尽管我们已经为这次会议作出尽可能的努力，这还只是刚开始迈出一大步而已”，Cicerone说。基因编辑伦理讨论成焦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问题是此次会议备受关注的焦点。近日，Doundna在Nature发文提出监管人类基因编辑的五个步骤，其中第一步就是采用用于测量基因编辑技术效率和脱靶效应的标准，也就是首先要解决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问题。加州伯克利分校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不过，基因编辑技术已被张锋证实会越来越安全。此次峰会开始的当天，张锋在Science发文称，他们通过调整Crispr-Cas9蛋白成功降低了脱靶效应。在这篇标题为“Rationally engineered Cas9 nucleases with improved specificity”论文中，张锋和同事从化脓性链球菌中改变了组成Cas9酶的1400个氨基酸中的3个氨基酸，从而将基因编辑中的脱靶效应降低到了几乎无法检测的水平，这意味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安全问题，越来越有保障。哈佛-麻省理工Broad研究所张锋如果使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被证明是安全的，伦理是不是要进行改变？这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科学家们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我们都同意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总有一种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语言”，生命伦理研究所海斯汀中心（Hastings Center）主任、生命伦理学专家Josephine Johnston说，“人们对这项工作关注的一些其他问题还是很难进行对话。”而这些问题并非只是科学方面的，还有社会领域的问题，包括知情权以及人类在基因修饰中的角色等问题。数月前，中山大学学者黄军就通过Crispr-Cas9技术修饰人类三原核受精卵（不能正常发育的受精卵），引起全球科学家激烈讨论。半月前，美国学者一项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研究显示，他们在实验室对蚊子的基因进行改造，使其携带一种抗疟疾的基因，从而对疟原虫产生抑制，进而遏制疟疾的传播。这项研究同样使用了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尽管改造一个物种基因已变得越来越简单易行，但在受益于免受疟疾的侵袭同时，也让人们对面临的伦理问题感到惶恐不安。各国态度不一不同的国家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编辑态度不同。根据2014年一项研究显示，在全球39个国家的调查中，有25个国家反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的修饰，并通过法律来执行这项禁令，其中包括了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以及法国等（下图红色部分）。另有4个国家已通过文件禁止这类研究进行，但未立法，这其中包括中国（下图粉色部分）。而俄罗斯在内的9个国家对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饰的态度左右摇摆、飘忽不定（下图深灰色部分）。对于美国来说，人类生殖细胞基因修饰仍被限制，这是横亘在很多研究者的面前的一条红线：人类生殖细胞不允许进行基因修饰（下图灰色部分）。不同国家对生殖细胞基因修饰态度，图片来自威斯康星大学法学和生命伦理学教授Alta Charo发言PPT对于基因编辑技术而言，尽管欧洲和美国都有相关的法律约束，但是他们的立场并不一致。在欧洲，他们主要偏向于对风险性技术的约束，这项法律的颁布是以尊重人类原有遗传信息为基础的，只要该技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都有可能会被禁止。而美国更偏向于对产品的约束，尽管他们会评估风险性技术的每一次应用所带来的潜在威胁，但不同产品执行的标准不尽相同则让公众感到困惑不已。制定国际新规范的开始两家机构于今年6月份公布成立了一组国际咨询委员会，作为该倡议的顾问并负责整个倡议活动的运作，其成员包括了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和伦理委员会主席许智宏。该委员会将对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科学支持以及临床、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并于2016年发布一份报告，提供研究结论，对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合理使用作出建议。事实上，这些具有风险性技术，如基因编辑技术，进入市场前需要相关部门反复斟酌，如何更好地管控它们。如果法律过于松懈，那么整个市场会变得混乱不堪，不良事件频发，最终会扼杀该技术的整个市场，而如果法律过于严格，对于那些拥有创新能力的创业公司则十分不利，因为这会扼杀他们的创新能力。研究发现，通过政府基金资助来调控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975年，全球科学家聚集在加州的阿西洛马会议中心，为安全地推进重组DNA技术制定指导方针，至今被科学界视为自我监督的典范。此次专就Crispr-Cas9革命性技术召开的国际峰会有望成为制订新规范的开始，让我们在敬畏生命的同时，也能够最大化新技术带给人类、环境的福祉。正如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保罗·纳斯所表示的那样，“基因编辑技术对改善人类健康和福祉提供了伟大的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道德和社会问题。”中国同样是基因编辑技术伦理规范制订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中国科学家和政府都在关注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正反面。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已经组织了小组讨论，并与有关政府机构一道探讨该项技术的法规政策。我们愿意与国际团体协作，探讨如何制定适当的法规和实现这类技术的应用。”[5]| 关于基因组编辑的7个关键事实（据Nature整理）：1. 目前仅有1项研究发表了对人类胚胎细胞的基因组编辑
今年4月，广州中山大学黄军就领导的团队声称他们使用Crispr-Cas9技术编辑了人类的胚胎。事实上，论文在发表在《Protein & Cell》杂志前的数周内，就已引发了对于修改人类生殖细胞的激烈讨论。黄和同事使用了“不能存活”的胚胎进行试验。2.\t世界各国对于编辑人类胚胎细胞的法案差异巨大德国对于人类胚胎的实验限制非常严格，擅自进行可视为刑事犯罪。在中国、日本、爱尔兰、印度，对于人类胚胎编辑只有非强制性规则。许多研究者一直盼望能有一个国际性的准则，并希望这次在华盛顿召开的峰会可以成为制订准则的开始。3.\t修改基因组，门外汉也能做到Crispr-Cas9技术让基因修饰变得既廉价又简单，业余生物学家在自家车库或者公众实验室都可以尝试这种实验。4.\tCas9不是唯一有用的酶Crispr-Cas9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成分是DNA剪切酶Cas9。但在今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Broad研究所的张锋报道了另一种名为Cpf1的DNA剪切酶，有望让编辑基因更加容易。张锋是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进行Crispr-Cas9基因编辑的先驱之一。5.\t猪：基因编辑实验的重点对象尽管狗、山羊和猴子都是Crispr-Cas9基因编辑的对象，但猪已经成为实验的重点。令人瞩目的发明包括重量为正常猪六分之一的微型猪、超级肌肉猪以及基因组中有62个位点被编辑过，以期成为人类器官捐献者的猪。6.\t比尔盖茨、谷歌和杜邦公司都想加入基因组编辑的大潮今年8月，包括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谷歌风投基金在内的重量级投资者，拿出1.2亿美元投资马萨诸塞州剑桥的Editas医药公司（张锋为该司的创始人）。大农业投资也在跟进，杜邦在10月和加州伯克利的Caribou生物科学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宣布将使用Crispr-Cas9技术来改进作物。7.\tCrispr-Cas9系统的专利之争2014年4月，张锋获得了Crispr-Cas9技术的美国专利。早在2012年他申请专利的几个月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Jennifer Doudna和现任职于马普感染生物学研究所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也申请了自己的专利。因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要求美国专利和商标局裁定谁应该拥有Crispr-Cas9技术专利。这样的争议也同时发生在欧洲，Charpentier也反对张锋对Crispr-Cas9技术的专利权。三位科学家都成立了应用Crispr-Cas9技术的公司。参考文献：[1] Liang, P. et al. Protein Cell 6, 363–372 (2015).[2] Zetsche, B. et al. Cell 163, 759–771 (2015).[3] [4] [5] 《科技导报》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此次峰会，文章末段引自《科技导报》。知识分子，为更好的智识生活。欢迎个人转发分享，刊物和机构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事宜：。《知识分子》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并担任主编。关注请加微信号：the-intellectual或扫描下方二维码。","state":"published","sourceUrl":"","pageCommentsCount":0,"canComment":false,"snapshotUrl":"","slug":,"publishedTime":"T11:10:22+08:00","url":"/p/","title":"这件事太重要，全球科学家聚首讨论基因编辑新技术","summary":"全球顶尖学者聚首华盛顿 文 | 叶水送 陈晓雪 顾卓雅 美国当地时间12月1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联合组织召集的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International Summit on Human Gene Editing）在华盛顿拉开帷幕。 此次峰会…","reviewingCommentsCount":0,"meta":{"previous":null,"next":null},"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sCount":2,"likesCount":13}},"annotationDetail":null,"commentsCount":6,"likesCount":36,"FULLINFO":true}},"User":{"zhi-shi-fen-zi-2015":{"isFollowed":false,"name":"饶毅","headline":"《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The-Intellectual）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avatarUrl":"/f5ae4a35795aac64be3555e_s.png","isFollowing":false,"type":"people","slug":"zhi-shi-fen-zi-2015","bio":"工作繁忙，偶尔答题，此帐号平时由知识分子的编辑代为维护。","hash":"1aeaafbb8ffc","uid":293800,"isOrg":false,"description":"《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The-Intellectual）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我们将兼容并包，时刻为渴望知识、独立思考的人努力，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profileUrl":"/people/zhi-shi-fen-zi-2015","avatar":{"id":"f5ae4a35795aac64be3555e","template":"/{id}_{size}.png"},"isOrgWhiteList":false,"badge":{"identity":null,"bestAnswerer":null}}},"Comment":{},"favlists":{}},"me":{},"global":{"experimentFeatures":{"ge3":"ge3_9","ge2":"ge2_1","appStoreRateDialog":"close","nwebStickySidebar":"sticky","qrcodeLogin":"qrcode","favAct":"default","default":"None","mobileQaPageProxyHeifetz":"m_qa_page_nweb","newMore":"new","iOSNewestVersion":"4.2.0","newMobileColumnAppheader":"new_header","sendZaMonitor":"true","homeUi2":"default","answerRelatedReadings":"qa_recommend_by_algo_related_with_article","wechatShareModal":"wechat_share_modal_show","liveReviewBuyBar":"live_review_buy_bar_2","qaStickySidebar":"sticky_sidebar","androidProfilePanel":"panel_b","liveStore":"ls_a2_b2_c1_f2","zcmLighting":"zcm"}},"columns":{"next":{},"zhishifenzi":{"following":false,"canManage":false,"href":"/api/columns/zhishifenzi","name":"知识分子","creator":{"slug":"zhi-shi-fen-zi-68-1"},"url":"/zhishifenzi","slug":"zhishifenzi","avatar":{"id":"32e1bb8dbb8d2c487488d","template":"/{id}_{size}.jpeg"}}},"columnPosts":{},"columnSettings":{"colomnAuthor":[],"uploadAvatarDetails":"","contributeRequests":[],"contributeRequestsTotalCount":0,"inviteAuthor":""},"postComments":{},"postReviewComments":{"comments":[],"newComments":[],"hasMore":true},"favlistsByUser":{},"favlistRelations":{},"promotions":{},"switches":{"couldAddVideo":false},"draft":{"titleImage":"","titleImageSize":{},"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can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title":"","titleImageUploading":false,"error":"","content":"","draftLoading":false,"globalLoading":false,"pendingVideo":{"resource":null,"error":null}},"drafts":{"draftsList":[],"next":{}},"config":{"userNotBindPhoneTipString":{}},"recommendPosts":{"articleRecommendations":[],"columnRecommendations":[]},"env":{"edition":{},"isAppView":false,"appViewConfig":{"content_padding_top":128,"content_padding_bottom":56,"content_padding_left":16,"content_padding_right":16,"title_font_size":22,"body_font_size":16,"is_dark_theme":false,"can_auto_load_image":true,"app_info":"OS=iOS"},"isApp":false},"sys":{},"message":{"newCount":0},"pushNotification":{"newCount":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