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前重庆城市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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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前重庆城市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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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史
&& 1927年11月，重庆设市，从此，重庆成为以市为名的市建制城市。日，正式成立重庆市政府，重庆由此正式建市。重庆正式建市，标志着重庆在城市管理方面已经趋于系统化，随着市政机构的进一步完备，有力地促进城市市政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由于重庆优裕的地理环境，良好的水运交通，其城市地位日渐突显，再加上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刘湘从1927年到1935年的苦心经营，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到抗战全面爆发时，重庆已发展成为西南的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一座现代意义的城市展露雏形。
&&&&一、行政区划的雏形
&&&&重庆正式建市以后，市区逐渐划定。1930年2月，二十一军军部明令召集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全权办理划界事宜，并由重庆市政府与江北、巴县政府组织市区测量委员会。这次划界由于江北县和巴县士绅的反对而未能实行。
&&&&1932年冬，二十一军军部令重划界址。经数日踏勘，计巴县划入场镇有两路场、姚公场、南城坪、海棠溪、弹子石及县城全部；江北县划入市区的有弋阳、宝盖、金沙、上关、樱花、下石梁、上石梁七厢，溉澜溪、相国寺两码头以及县城全部。此次勘划的结果，巴县划入43平方公里，江北划入3.75平方公里，全部面积为46.75平方公里。
&&&&为了适应城区的发展，重庆区划、新市区的开辟，大体依1927年3月市政当局《暂行简章》14条的规定进行："以南纪门至菜元坝一带为第一区，临江门至曾家岩一带为第二区，曾家岩经两路口至菜元坝一为第三区，通远门至两路口为第四区，南岸玄坛庙至龙门浩一带为第五区，江北嘴至香国寺一带为第六区。次第开辟，分期进行"
&&&&二、城市社会基本状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重庆的经济有了缓慢的增长。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电力、钢铁、水泥、化学、机器制造等工业；厂家增多，据国民政府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下册统计，1933年重庆有近代工厂和手工工场415家，又据《四川经济季刊》统计，1936年四川同类工厂仅583家，用1933年重庆的厂家数量与1936年全川厂家数量相比较，重庆占全省厂家总数的71%，资本数、工人数均占全省2/3以上
。虽然重庆的近代工业刚刚起步，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但在四川，乃至西南，重庆仍是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城市。商业在重庆的主导地位，据1936年统计，重庆城内有商业行业27个，店铺字号3058家，而同期各类工厂仅400余家，重庆仍然是西南最大的商贸中心城市。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航运业有了很大发展，以民生公司为代表的华轮在川江航运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开通了上至宜宾下达上海的长江航线，上到合川的嘉陵江航线；公路建设从20年代起步，到抗战前夕，修成了成渝、川黔、川湘、川陕等公路，初步形成了以渝蓉为中心的沟通西南、西北的公路网；随着1936年7月九龙坡机场的修筑，重庆有了广阳坝，珊瑚坝、九龙坡3个机场，中国航空和欧亚航空相继在重庆开通航线，民用航空事业初步建立，重庆成了西南各大城市与全国各地联系的重要航空中转站，使重庆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联系大大加强，也促进了重庆的开放和发展。此前，刘湘还组建了自己的航空部队，有飞机20余架。
&&&&重庆工商业、交通的发展，使重庆初步改变了单纯的商业中心的态势而向既是商业中心又是工业中心的现代都市进步，为抗战时期重庆经济的大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条件。
&&&&通讯业也有新的发展。有线电报以重庆为中心，连通成都、泸州、贵阳、合川、宜昌、奉节、万县、川东、云南等线，成为全国电报局中的一等转报局。1928年6月，在江北大万坪、弋阳观设无线电台，重庆始有无线电报，称为全国无线电网第5区。重庆总台直接受上海交通部无线电管理局指挥。1935年，电报局与电台合并，称交通部巴县电报局。巴县在1931年前就开通了有线电话，1936年，成渝、川黔长途电话开通。长途电话归电报局兼管。
&&&&重庆的科研机构已略具规模。1930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创立，该院由卢作孚发起，并且得到刘湘及一些学者的支持，下设生物、理化、地质、农业四个研究所和博物馆，图书馆、兼善学校等单位，从事科学研究及人才培养。1933年，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在重庆兴隆街15号成立，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在重庆磁器口成立。1935年，中国化学会重庆分会成立。1936年，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中国护士学会由南京迁重庆。
&&&&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1、城区道路交通的改善
&&&&重庆城区由嘉陵江、长江汇合处的北岸、南岸及半岛前端等3部分组成。部分在半岛的前端，东、南、北3面临水，西南与陆地相连，但老城区不出临江门，通远门，南纪门。市区以半岛山脊为线，山脊以北为上半城，山脊以南为下半城。全面抗战前，下半城为一沿江的东北--西南的走向的狭长地带，长约3公里，宽仅300-600米。主要商业区分布在下半城沿江一带，历代政府机构也设置于此。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市政当局提出《开辟新区说明书》，决定以马路建设为重点，以马路建设带动新开辟街道的片区建设。1927年，决定修筑新市区交通干线，"测定干线三线：一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约长六里；一由南纪门经菜元坝并斜上接两路口，约长五里许；一由临江门双溪沟经孤儿院至曾家岩，亦长五里许"
。是年，由通远门经两路口至曾家岩--中区干道开始修筑。中区干道于1929年8月筑成。路线由通远门外七星岗起，经观音岩、两路口、上清寺达曾家岩，全长3.5公里。道路平均坡度为3%，路面以三合土敷面，底层与中层碎石铺压，人行道以0.5平方米之菱角石铺就，边沟以石料彻筑。1932年至1937年，中区干道逐渐由七星岗延至朝天门，延长部分称中城径路。中干线全长7公里。公路所经的街道包括现名有中山四路，中山三路、中山二路、中山一路、民生路、民权路一小段、磁器街、新华路、陕西街。
&&&&北区干由临江门沿嘉陵江延至曾家岩。其西段上清寺至大溪沟于1927年至1932年由渝简马路总局征集民工修筑而成。东段和中段因工程艰巨，经费举措困难，时修时停。东段在抗战时，修小梁子至临江门段时停。
&&&&南区干道1929年7月开始动工。路线拟从南纪门外定善寺起，经上石板坡，燕喜洞、菜元坝，绕王家坡而达兜子背码头，全长4.67公里。实际于1930年7月完成了由菜元坝到南纪门（麦子市）一段约2.87公里。1933年4月到1936年6月，又修成麦子市至陕西街段，与南干道衔接，称南城径路。南干道全长6.87公里。
&&&&由于南、中干道分段施工，个别路段延至1937年才完成，所以由南、中两干道达半岛最东端朝天门的路线迟至1937年才正式投入使用。两干线修成以后，市政当局意图修建数条连接南北的纬路线，来扩大新市区，改造旧市区，建立新的商业和居民区。至1937年，陆续建好南区公园路、民族路、民权路、邹容路等，与3条主干道成经纬之势。初步改变过去"崎岖狭险、房屋辐辏、街道凌乱"的状况，市区马路所达面积约8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扩大一倍多，奠定了抗战时期重庆城市建设和道路发展的基础。
&&&&两大干线修成以后，带动了新旧城区的建设，促进了新城市区的开辟和旧城区的改造，重庆城市建设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区突破了旧城区的界限，扩大到曾家岩、两路口、兜子背一线，城区面积增加了一倍以上。新城区的开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狭小市区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市容面貌也大为改观。新市区开辟以后，昔日的荒山坟地为繁华的街市和新的居民点代替（1927年8月-1934年3月，共计从新市区迁出土石各坟43.5万余V），旧城区的不少商家亦迁至新城区。随着公路延伸进旧城区，旧城区市容为之改观，公路两旁开始出现高层建筑，繁华区域逐渐由两江边向公路两侧转移。
&&&&在道路改善的同时，重庆的路灯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兴办起来。1927年，中区干道修筑时，市政厅工务处委托烛川公司在干道两旁共竖立整齐之杉木90根，其档距80米，每根杆木上端安装一盏300Ｗ路灯。这是在新建公路上首次安装公共照明路灯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由于烛川公司资本微弱，设备简陋，1929年的重庆大火中又烧毁部分发电设备，以至于公用路灯有所减少。市警察局为治安需要，令各区警察署安装汽油灯，到1932年，共计安装"保险汽油灯"98盏，"美孚玻璃灯"932盏，以供警士夜间巡逻及过往行人照明。1934年7月，重庆电力厂建成并开始供电，重庆市的电力供应大为改善。当月，新市区曾家岩、大溪沟、两路口至通远门一带路灯通电。11月，旧城区七星岗经较场口、都邮街、陕西街、第一模范市场、新丰街、四牌街、镇守使署及苍坪街、大梁子一带路灯通电。次年2月，上清寺至李子坝一带路灯通电。时通电路灯达500余盏
，重庆城市照明系统正式起步。到1936年，全市新旧城区已有路灯1338余盏。当年全市有街巷、梯道495条段，装有路灯的就有400余条段，覆盖面约占80%。
&&&&改善了市内交通条件，促进了市区交通的发展。公路修成以后，滑竿、轿子等落后的交通工具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汽车、黄包车（人力车）。1929年中干道修成以后，便有车辆行驶。1933年，市政府公布《公共汽车招商承办条例》。9月，重庆市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起初，只有3辆车，后添至5辆。公共汽车实行分段行驶：由曾家岩至两路口为一段；两路口至七星岗为一段；七星岗至过街楼为一段。车票分临时、长期两种，"市民极口称便"
。重庆最早创办的汽车客运公司--巴县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干1932年成立，翌年开始经营七星岗至青木关，七星岗至磁器口两条客运线路，主办城郊的客运业务。
到1937年，全市营业汽车达73辆，自备车106辆，人力车已达数千辆之多。交通状况的改善，方便了市民的生活，促进了重庆经济的发展。
&&&&2、渡口码头的兴建
&&&&重庆历来为川江航运的枢纽。然而，长期以来，水运都是用木船，所以重庆缺乏停泊轮船的现代码头。自1926年，潘文华任督办以后，提议扩充市政，修建朝天门和嘉陵码头以来，到1934年，重庆两江沿岸共有渡船码头40个。
1935年，又先后修建了江北、千厮门、太平门、飞机坝、金紫门、储奇门码头。这些码头的修建，一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航运业的发展，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川江航运，为重庆工商业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
&&&&3、城市供水和排水
&&&&重庆城市供水系统在30年代开始形成。1930年前，重庆市无自来水设施，城市日用水全靠人力挑运，据20年代末统计，以挑水为生的约达2万人。1927年春，成立了官督商办的自来水公司筹办处，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主持规划设计，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订购设备，于1931年3月正式供水，此为四川第一家自来水厂。日，重庆自来水公司在模范市场成立。3月1日，重庆自来水公司于干道区域内设售水站10处，正式向市民售水。但是，由德国订购的设备运转一年多后即损坏或阻塞失灵。故在1934年由政府接管，成立自来水公司整理处，交由华西公司承办整理，后由市商会负责整理处的工作。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自来水业得以不断发展。水厂建成初期，日供水量2,000余吨；后经改造，到1937年，日供水量达4,000吨，部分满足了城市用水的需要。
&&&&下水道是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之一，在重庆建市前后，街道与住宅尚无统一规划，排泄污废水的沟渠随地形而定，阳沟裸露地面，污染环境，而阴沟的阻塞又很严重。1935年12月，市政府拟定计划，准备用2年时间疏浚城区排水沟渠。包括两江沿岸，城内的过街楼、小什字、三牌坊、鲁祖庙，复兴关等二十余条主要街道、疏浚工程进行至抗战开始，基本消减了泛滥阻塞之患。
&&&&4、城市供电
&&&&重庆的发电与供电始于1907年。重庆大溪沟发电厂始于1933修建，翌年，开始向市区和江北城的两条供电线路供电，到1937年，供电范围达40平方公里，供市区，江北，南岸，沙坪坝等地用电。
&&&&5、城市环境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公园绿地亦开始兴建和开辟。1929年8月，上下城之间的后伺坡建成重庆的第一座公共园林，定名为中央公园（后称中山公园，今人民公园），该园占地1公顷多，设有亭、堂、假山、草坪、儿童游戏场、网球场及阅览室等。同时修建的还有江北公园，于1933年6月建成，占地面积3.16公顷。从而改变了重庆城市无公园绿地的面貌。
&&&&6、城市卫生事业
&&&&重庆的近代卫生事业兴起于19世纪末，最早出现的是一些教会医院。计有美国美以美会的宽仁医院（1892年）、英国伦郭布道会的仁济医院（1896年）、法国巴黎外布道会的仁爱医院（1902年），还有一所"由德国政府资助并由一名德国军医管理"的医院
&&&&国人主办的卫生机构主要有：1903年，重庆绅商汪云松、王兰楫等人捐资创办医学传习所，1905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巴县医学堂，开始以学校教育方式来培养中医人才；1911年，重庆社会士绅方廖延、李觐枫、温少鹤、杨庶堪、张培爵等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重庆分会。该会成立以后，即在临江门外太平桥修建有200张床位的西医院一所。1917年，已先后设立4个中医社。1920年，重庆红十字会总医院正式成立，同年在市区九尺坎设西医治疗所。1921年，重庆红十字医院于南岸玄坛庙设第5中医院。1923年又设分院于通远门外，免费收治贫民，并在售珠市勇善堂开设第6中医所，在南岸海棠溪开设第7中医社。1926年，重庆红十字会在城区五福宫兴建中山平民医院，后改为重庆平民医院。同年在南纪门莲花洞设第2分院。1937年，重庆李义铭医生私人集资在观音岩开办义林医院，主治外科。重庆的医疗卫生事业到全面抗战前夕，已经初具规模，至1936年，全市有公、私立医院、中医诊所15个，病床535张，每当瘟疫流行，医院拥挤不堪。
&&&&重庆的市政建设及基础设施从无到有，并初步发展，为城市的近代化创造了条件，也为重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全面抗战期间重庆城市的发展状况
&&&&一、国民政府战时对重庆的管理
&&&&抗战全面爆发，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城市迅速膨胀，城市建设的政策方针和管理体制随之发生重要改变。由抗战前市政单一机构的管理成为多个机构的分工管理，由市政府单一层次的管理成为国民政府(前期省政府参与)与市政府之间的多层次管理。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发布由国民政府直接定夺，市长及市政府各局负责人均由行政院直接任命。国民政府建立了筹划重庆城市建设的机构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实际将重庆城市建设统管起来。具体管理工作和具体政策法规由市政府及各职能机构办理和制定。因此，抗战以后重庆城市建设形成了多层次综合管理体制。
&&&&（一）国民政府直接领导和参与重庆城市建设的规划与管理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国防为中心，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高度重视战时首都建设。随着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提升，战时首都重庆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国民政府要求拟定建设新重庆的计划，使之真正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为了加强对重庆建设的全面开发和管理，在组织、行政、具体规划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39年，立法院公布实施《都市计划法》，规定了计划区域的划分，设计按住宅、商业、工业、行政、文化等特点发展各计划区域，发展道路系统及水陆交通，发展公用事业及上下水道，土地分区使用，确定市区内中小学及体育、卫生、防空、消防等公用地设置地点，环境生态保护等。抗战初始，大量部门和工厂涌入重庆，同时日机不断空袭，在变幻振荡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划江北、巴县以及璧山、合川、綦江为疏散区，将大量机关、学校、工厂迁入该区。1939年3月国民政府有关部门组成迁建委员会，统一指挥单位迁移，安排疏散区内房屋营造和人员安置。迁建工作对重庆人口与部门的合理分布，拓展城市区域，形成一些环绕市区半岛的新城镇起了推动促进作用。1939年12月行政院445次会议通过新勘定的重庆市新市区地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为形成大重庆奠下基础。行政院1940年10月决定建立重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任主任委员，详细规划了重庆建设事宜。当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编制《战时三年建设计划大纲》提出陪都整建计划，宣布重庆在抗战时期为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战后亦将为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建设以贯彻战时与和平时两重性原则
。从而确定了重庆城市建设的方向和规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布《三十年元旦告军民书》，把"在抗战中积极建国"作为后方工作的重点方针，强调了战时建设两重性中的平时性原则。
&&&&在此期间，重庆市政公用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区扩大，供电，供水、道路交通，轮渡水运，建筑开发，防空设施，医疗机构等基础设施进一步扩充。1942年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针对薄弱环节提出了新的具体规划：(一)根据城市的扩大和发展，提出了重庆土地使用及分区计划，确定重庆范围和区域划分；(二)由于重庆尚无现代下水道设备，准备进行全面设计并完成旧城区的设计工作；(三)扩充供水线路，实施郊区供水工程；(四)调整整个供电计划，设立新电厂；(五)进一步发展市中心和新市区道路，开辟重庆各地区内的道路系统，加强水路交通运输；(六)选择在两江架桥的地点和设计施工图
(1939年政府部门提出在长江和嘉陵江分别建两座大桥)，以及隧道建设问题；(七)勘探朝天门--牛角沱，朝天门--菜园坝沿江地带，修治堤路码头和港务工程。
&&&&这些重点建设项目的规划，是国民政府全面改变重庆市政建设面貌的重要步骤，成为市政府进行城市开发建设的基础目标。当时，囿于财力不足和战时环境及条件不利，其中有半数以上项目未能落实或做得不够，但却为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的制定提供了经验和依据。
&&&&在城市建设中，对战时经济发展和军事形势有直接影响的部门，由国民政府直接进行管理。1941年8月，国民政府设置重庆公共汽车管理处，统管全市公共交通，包括公共汽车及其修理，轮渡、缆车，驿运等，职能从市政府工务局脱离出来，以便国民政府从战略高度上利用和开发交通设施，在变化多端的经济，军事形势中增强应变的力量。
&&&&国民政府根据重庆和后方城市开发建设的需要，颁布了《建筑法》、《战时地籍整理条例》等政策法规，为重庆市各主管部门制定和实施相关法规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重庆市政府城市建设构思和职能机构的拓展
&&&&抗战后，重庆市政府根据城市发展，在国民政府指导和督率下提出了以建设战时新重庆为目标的方针和构思。1940年政府在《重庆市实行地方自治三年计划大纲》中，提出城市建设总方针是"实行国民经济建设，奠定民生主义基础"。以发展经济来带动城市发展。同年市临时参议会首届二次大会通过了《重庆市建设方案》，提出了包括城市建设，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在内的发展计划，比行政院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的重庆建设计划还早半年。
&&&&对重庆城市的建设布局，较能代表重庆政府当局意图的是市民住宅筹建委员会的规划："建设新重庆整个计划，从共向性与地区性划分，分制推进。如划重庆城市(市区)为商业区，近郊划为住宅区，沙坪坝划为文化区，南岸划为工业区，南北温泉划为风景区。"
总的构思拟根据重庆市内各地区的特点，进行有地方特色的建设开发，以期使重庆变成具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惜在抗战特定条件下，人，财、物力均难真正实现上述规划。
&&&&抗战初始，在国民政府严格督率下，市政府机构进行了较大调整。在重庆城市大发展过程中，相应扩大和设立了一批有明确分工范围的职能管理机关，逐渐改变过去由一个机构总管城市建设的落后局面，并设立了若干推动城市建设、市政开发的市级机构，如市建设期成会，市民住宅建设委员会等，使战时重庆城市建设管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1938年10月，行政院决定重庆市按特别市规格设置机构。市政府将工务科扩编为工务局，总揽各项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与管理，主管范围较战前大为扩展，计有公共汽车，人力车、自来水、木渡、轮渡、驿运、轿子、滑竿、电力、路灯，沟渠、隧道、土地丈量、公共房屋、基地、市政工程及其施工、绿化地带(公园)，危岩堡坎、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所，广告、飞机场管理以及客、货车的监理等。1943年9月后，工务局先后在城区、新市区、南岸区、江北区、沙磁区，复兴区、歌乐山区成立直属的工务管理处。工务局建立后，勘探、设计并公布了城市"道路网计划"和市郊道路建设计划，修筑新路，使市区形成经网交织的道路系统，修建了市区以西广大郊区的道路系统，促进了市区和新区的市镇建设开发。同时，水、电、轮渡，房屋建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应发展起来。工务局的建立和管理范围扩大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反映，但它管理庞杂，日理万机，又缺乏对应的下属机构，伏有种种弊端，在后来的城市发展中日渐显露"。
&&&&抗战初期，重庆没有房屋建筑和房产管理的专职机构，只有一个抗战前市政府设立的"房屋调解委员会"，负责房屋租赁纠纷的调解工作。市政工程和公共房屋的修建，都由市工务局管理。随着人口增加和城区扩大，房屋营造和管理成为突出问题。鉴于房荒日趋严重，对民房营造，有时要由市政府会议讨论和直接办理。40年代初，重庆建立了市民住宅建设委员会，从事民房的建房规划，划定建房区域，选择住宅地址、向银行贷款修建等事项，曾先后在江北、南岸，市区修造了民房数百幢，对缓和房荒起了一定作用。
&&&&1938年后，重庆城市人口由30万增至50万，土地经营管理日趋繁重，特别是为营造房屋建筑而进行的土地买卖更加频繁，1943年底市政府设置地政局，主要掌管全市地籍，地权、土地登记、土地买卖等项目，由于市政公用等各项事业皆需用地，地政管理的加强对城市建设起了直接推进作用。
&&&&1937年11月，市公安局改为警察局，正式组建市清洁大队，负责市区环境卫生工作。1938年11月，改由市卫生局负责城市环境卫生的治理工作，战时首都环卫工作开始有了专门职能机构的管理。街道清扫面积和日清扫垃圾量大幅增加，每年都要举行全市大扫除和开展及令卫生运动，使重庆脏、乱、差面貌有了好转。
1940年6月，重庆市工业卫生委员会成立，负责全市工业卫生计划的制订，派出医务人员进驻大中型厂矿企业，帮助工厂陆续建立卫生室、医务室、使厂矿职工的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1945年市卫生工程委员会成立，重点普查市区长达40公里的下水道，掌握确切数据，为战后重庆新式下水道的修建工程作了准备。
&&&&城市管理的发展是城市开发水平的综合体现，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其城市管理机构的扩展，标志重庆城市建设进入大发展的时期。
&&&&二、重庆市区行政区划的调整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随大批迁川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内迁和市区人口向郊外迁建区扩散，形成一批以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聚集的卫星城镇，重庆实行分区设署（后改为公所）的近代行政管辖体制。至1949年重庆市辖18区，面积为295.78平方公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日，国民政府命令：重庆由四川省政府直辖乙种市，改为行政院直辖市。
&&&&重庆被定为战时首都后，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以及工厂、银行、商业、学校、文化团体纷纷迁渝。重庆的地位日益显要。由于大量单位迁渝，市区人口急剧增加，加之日机的不断轰炸，不少机关、学校、工厂以及部分居民向市区四周疏散，致使郊区也迅速发展起来。当时市区范围即将市中心至青木关到北碚的公路沿线地带划为了迁建区。1939年5月，重庆市将原有的6个区改设为12个区。6月，巴县龙隐乡（今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划入重庆市。1939年至1940年，巴县、江北县位于城郊的区域陆续划归重庆市。
&&&&日，国民政府宣布重庆市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市政府与四川省政府正式办理省市划界事宜，划定重庆市与四川省的边界。巴县划归重庆市的有龙隐、新丰、高店、石桥、崇文、大兴6乡；江北县划归重庆市的有回龙、石马2乡及恒兴、石坪、龙溪3乡各一部分。
&&&&到1940年底全市的范围包括：江北方面、自大兴场对岸的梅子岗岚垭江边起到上游的沱江边止。包括郭家沱、唐家沱、黑石子、寸滩、头塘、江北城、溉兰溪、廖家台、相国寺、石马河等地；南岸方面，市区越过了涂山，自大兴场起到金沟岩止。包括放牛坎、大田坎、大佛寺、弹子石、玄坛庙、龙门浩、清水溪、崇文场、海棠溪、南坪、铜元局等地；西郊方面，北起嘉陵江渡溪沟，经歌乐山背斜层，南达长江边的余溪浩处，包括詹家溪、磁器口、沙坪坝、小龙坎、新桥、歌乐山、金刚坡、上桥、石桥铺、九龙坡等地。加上原来市区，全市面积达到328平方公里。
&&&&以后，重庆市调整区以下行政组织，将全市划为18区，408保，7177甲。1941年2月，巴县划入的新丰、高店两乡建为第十三区；龙隐乡先设沙磁区临时办事处，此时建为第十四区；划入的崇文、大兴两乡建为第十五区；划入的石桥乡先于民国28年（1939年）12月建为石桥直辖镇，1942年2月改建为第十七区；江北县划入的龙溪乡一部分（香国寺、猫儿石、陈家馆等地）和石马乡并入第十区；划入的回龙乡及恒兴、石坪两乡各一部建为第十六区。17个区的辖区范围如下：
&&&&第一区辖龙王庙、太华楼、马王庙、镇江寺一带；
&&&&第二区辖桂花街、大阳沟、蹇家桥、北坛庙一带；
&&&&第三区辖段牌坊、东华观、东N楼、五爷庙一带；
&&&&第四区辖观音岩、骡马店、安乐洞一带；
&&&&第五区辖石板坡、金马寺、菜园坝、宝善寺一带；
&&&&第六区辖张家花园、大溪沟、曾家岩一带；
&&&&第七区辖上清寺、两路口、中二路一带；
&&&&第八区辖化龙桥、复兴关、李子坝、黄沙溪一带；
&&&&第九区辖米亭子、木关街、四方井、体仁堂、三洞桥、五里店一带；
&&&&第十区辖香国寺、刘家台、陈家馆、猫儿石、石马河一带；
&&&&第十一区辖龙门浩、玄坛庙、弹子石、窍角沱一带；
&&&&第十二区辖海棠溪、南坪场、铜元局一带；
&&&&第十三区辖歌乐山、高店子、山洞、新桥、上桥一带；
&&&&第十四区辖磁器口、金沙街、童家桥、沙坪坝、小龙坎、红槽房一带；
&&&&第十五区辖黄桷垭、大兴场、清水溪一带；
&&&&第十六区辖寸滩、溉澜溪、唐家沱一带；
&&&&第十七区辖石桥铺、歇台子、鹤皋岩、九龙铺一带。
&&&&加上以朝天门、千厮门、香国寺、弹子石、海棠溪、黄沙溪、磁器口等码头水上居民为主建立的水上区，重庆市辖18区。
&&&&1942年，重庆市的辖区范围东至大兴场（今南岩区峡口乡），北至石马河（今江北区石马乡）嘉陵江边的堆金石，西至歌乐山，南到马王场（今九龙坡区九龙乡大堰村）和川黔公路二塘（今九龙坡区花溪乡二塘村）以北。1944年1月，市工务局测定市区面积为294.3平方公里，1946年观音桥地区划入后面积为295.78平方公里。
&&&&1943年10月，完成本市地地测量，计新旧市区面积共43万余亩。其中旧市区自1940年6月起至1942年2月止，共完成户地测量五百分之一图371幅，一千分之一图278幅，地籍调查649幅；新市区自1942年3月起至1943年9月止，共完成户地测量五百分之一图126幅，一千分之一图1099幅，地籍调查1225幅。
&&&&1944年9月，第十一区的弹子石、窍角沱、鸡冠石地区分建为第十八区。1946年，重庆市水上区撤并，其所属基层保甲组织，改隶附近陆上区。重庆市仍辖18区。同年，江北县的龙溪乡一部（观音桥地区）划入重庆市第十区。
&&&&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建设
&&&&日，重庆市建设期成会正式成立，该会拟定了《重庆市建设方案》。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该方案共分六个部分：第一，建设之前提。请政府明令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之行都及战后永久之陪都。请市政府从速设置"都市计划委员会"，经常协助建设事业之进行。第二，交通建设部分，共七项：（一）完成既定计划；（二）重新确定本市区建设计划；（三）建筑螺旋形马路之新干线；（四）建筑地下隧道及过江铁桥；（五）改善及增建交通工具；（六）水上交通应办事项；（七）筹划经费办法。第三，经济建设部分。（一）原则为创倡都市经济建设，奠定民生主义基础；（二）办法为创设生产机关，设立市银行及市金库，施行土地整理，促进合作事业等。其余部分为警政自治，教育、文化及市民福利等。由此而开始战时城市建设。
&&&&1、城市道路交通
&&&&抗战以后，重庆成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大量单位和厂矿迁入，城市人口空前膨胀，市内各区域之间的行政，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联系更为频繁和密切。城市对内对外交通的迫切需要促使国民政府高度重视城市道路的建设。1938年7月，国民政府重庆行营要求市政府：对市内各街巷"切实筹划，彻底改善"。在严厉督率下，市政府设立工务局，专门增加了道路工程规划、测量、验收的技术部门，成立了3个测量队，经过1年多工作，对30年代初期重庆道路规划进行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提出了城市发展的"道路网计划"。蒋介石以行政院院长名义亲自审批，并下令在报刊上公布施行，同时还要求一些重要工程项目要限期竣工。城市道路修建重点是发展和完善市区与市郊道路，对原有道路进行改造，以增大交通流量。由于经费计划数额颇巨，市财政难以悉数承担，国民政府和省政府对一些新建道路给予部分财政补贴，有的道路由使用单位或军工修建，多渠道资金来源加快了筑路进展。经过艰苦努力，重庆道路建设和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8年初，市政府开始修建两浮公路。同时修筑的还有市区的三大马路，即由临江门经定远门达劝工局段；由段牌坊经玉带街、雷公咀、三圣殿达磁器街段；由临江门沿嘉陵江而上达大溪沟段。7月，上述各路基本完工。8月，市府又令工务科会同马路工程处翻修城区都邮街、关庙街、较场口、大、小梁子等支马路。至此，重庆城区马路干、支线基本形成。年底，渝碚路正式通车，每日来往客车一次，单程票价为3元。1941年4月，南纪门至较场口马路修竣正式通车。此前，市区上、下半城的马路只有两条，一是由过街楼至南纪门，一是两路口经南区马路至菜园坝，交通非常不便。为此，市工务局报经市政府批准，在市中心修建南纪门至较场口一段马路，以进一步沟通上、下半城间之联系，全路工程费约20万元。
&&&&随着城市扩张，人口增加，城市内部之间的商业、金融、文化，日常生活的交流日趋频繁，上下班往返的工薪层队伍更加扩大。市工务局测定抗战初期每日市区通过车辆辆，交通流量成倍猛增，旧道路已难负荷。在抗战前贯串市区东西方向的中区干道和南区干道的基础上，继续延长中区干道至朝天门，实现把市区半岛东西之间完全连通。同时，通过打铜街和新修的凯旋路，中兴路等把中、南干道连为一体，形成经纬交织的交通路网，把上半城与下半城紧密联接起来，促进了南干道沿线旧城区的改造，推动了城市格局的变化，形成了市区整体布局。
&&&&抗战时期市区新辟道路主要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一支路、凯旋路、健康路、两浮路等，以及重建的沧白路。新辟道路大多在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1941年底，市区都邮街广场建成通车，环绕广场，西直到上清寺，曾家岩，向北连结临江门等嘉陵江沿岸，向南经凯旋路(正在修建中)和中兴路通连下半城至长江沿岸。新修道路如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从此成为市区道路枢纽，重庆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门集中在这里及附近，形成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街域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抗战时期，随着城市的扩大，在市区两路口以西的广大地区，包括杨家坪，沙坪坝等地带，形成了城市新区，如像大坪，杨家坪、小龙坎、沙坪坝、九龙坡、新桥等工商业和文化发达，人口集中的中小城镇不断出现。新建的道路逐渐把它们与市区联系在一起。浮图关--九龙坡公路是连结西郊兵工、钢铁企业和通往九龙坡机场的主干道。还有浮图关--新桥、小龙坎--杨公桥、小龙坎--磁器口、山洞--白市驿、海棠溪-南温泉等公路，在广大西部新区形成比较宽阔的道路网。此外，通往广阳坝，九龙坡，珊瑚坝、白市驿四个机场的道路，通往南泉、北泉、南山等著名风景区的道路业已建成。市郊公路的建设开发，在经济，文化上加强了市区与广大新区的联系，而且有力的带动了各中小城镇的开发形成及发展，由主体在市区半岛的"小"城，变成真正的"大"重庆城。同时，重庆与境外的陆空联系更加密切和方便。
&&&&抗战以后重庆城市公路交通得到很大的发展。市内陆路交通工具，既有公共汽车，还有客运商车、校车，以及人力车、驿运马车等。
&&&&抗战开始后，市政府拨款100万元，将卢作孚1934年投资兴办的公共汽车接办，改为公营。1940年5月，私营重庆公共汽车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四联总处"即以100万元作为官股，增购车辆。公司遂由商办改为官商合办。1941年4月，该公司又奉令召开改组问题的股东会议。宣布了对该公司整顿办法：（一）公司自行结束；（二）拨开商股，改为公营；（三）政府拨款投入新股等。公司董事会鉴于政府指示和物价上涨，公司已不能支撑。故通过了三项决议：（一）旧公司资产作价500万元，由董事会盘交交通部；（二）对商股除还股本外，加还全部利润；（三）商股一概退出公共汽车公司，正式成立公共汽车管理处。自此，重庆市公共汽车改由政府经营。
&&&&此外，巴县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于1943年由出资者推举路股代表成立了巴县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时曾增资40万元购车设站，在城区和市郊区设有13个车站和一个招呼站，先后拥有汽车40辆。
&&&&1942年，驿运总管理处还在渝试办马车。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在重庆设立驿运服务所及上清寺、化龙桥两处驿运站，在市内试办马车，12辆新式马车即在上清寺、化龙桥间开行客运班车。此后，驿运线路不断延长。1943年3月又添办市区马车线路，并代运海棠溪至市郊的行李。1945年2月，重庆驿运服务所并入市公共汽车管理处管理，易名为驿运营业所。抗战期间，市区内有驿运马车33户、马匹49头。行驶路线有：牛角沱至化龙桥；化龙桥至小龙坎、新桥：两路口至大坪；菜园坝至过街楼等，每日乘客两千人。此外，南岸土桥至南温泉亦有马车，属巴县管辖。
&&&&抗战期间，重庆市公共交通行业发展情况如下：
&&&&1937年：据日市政府社会科统计，市内有各种交通工具数量为：营业汽车88部、自用汽车151部、运货汽车5部、人力车2091部、自用包车174部、人力载货车41部、营业脚踏车193部、自用脚踏车469部、机器脚踏车12部、营业汽船7只、自用汽船8只、渡江木船1045只、驳船228只、乘轿3332乘。全市从事交通运输业工人为14833人，其中汽车司机269人、人力车夫2831人、渡船工人3893人、轿夫4000人、搬运工人3238人。
&&&&1939年：据《国民公报》日报道，全市各种交通工具数量为：营业汽车54部，较1937年11月减少34部；自用汽车457部，比1937年增加306部；人力车2091部，与1937年相同；自用人力车（包车）208部，增加34部；营业脚踏车15部，增加3部；乘轿3332辆，与1937年相同。全市有汽车司机523人，增加254人；人力车夫4680人，增加1894个；轿夫4000余人，与1937年相同
&&&&1944年：据日《新华日报》报道，全市公共汽车每天乘客有20万人。全市公共汽车共49辆，城区内有车21辆，其中九辆是特别快车；城郊有车28辆，其中到北碚的3辆，到青木关的2辆，小龙坎的8辆，石桥铺的4辆，九龙坡的2辆，化龙桥的1辆，海棠溪到南泉的8辆。汽车保养场有三个，分布在曾家岩、国府路和小龙坎，每场有工作人员20多人。此外，在高滩岩尚有汽车修造厂一所，有工人五六百人，该厂可以制造车身及汽车零件。重庆城区公共汽车司机有40人，公共汽车售票员有70余人
&&&&2、市区轮渡
&&&&重庆三面临江，交通以水路为便，码头之建筑，对工商关系甚大。战前，市内乘客和货物过江全靠木船摆渡，全市计有渡、驳船2000多只。重要码头有12处，其中建筑最早、最大的码头，为1927年建成的嘉陵江码头。稍后建的有江北觐阳码头。其余的有朝天、千厮、太平、金紫、储奇、望龙、飞机场码头、九龙坡码头、牛角沱码头等。1939年建成西南公路之起点的南岸海棠溪码头。随后又建成江北廖家台新码头。
&&&&1937年11月，市政府召集川江航务处、公路局、民生公司、驳渡事务所筹商开办轮渡。决定由驳渡董事会与民生公司为承办主体，并向民生公司租船两只，先行试办储奇门至海棠溪轮渡。（位于南岸的海棠溪是川黔公路，四川境内的终点，军事物资的接运和汽车进出频繁。）当时资本为40万元，民生公司占83%。储海线于1938年元旦开航。试办三个月后，由川江航务处组成重庆轮渡公司筹备处，正式开办本市轮渡。并增设朝天门至玄坛庙、朝天门至弹子石两条航线。1938年6月，省建设厅长何北衡兼任轮渡筹备处主任，嗣后又在汉口购油船数艘。1938年9月正式成立重庆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至1940年，该公司共拥有轮渡14艘，航线7条，计有储海线：望（龙门）、龙（门浩）线；朝野（猫溪）线；朝弹（子石）线；朝溉（兰溪）线；朝江（北咀）线；储黄（沙溪）线。公司职工曾达700余人，每日客运量达5万人次，月载乘客160万人次。其间，1938年，日机在重庆大轰炸的时候，轮渡为疏散市区民众作出了重大贡献，仅10月-12月，3月间就载客1，029，000人次，其中储海线占454，600人次。
&&&&除轮渡外，全市尚有渡口17处，由木船摆渡，日载客量超过轮渡载客之数。1941年1月，江北廖家台新码头举行落成及开渡典礼。市长吴国桢、内政部、卫戌司令部代表及民众万余人参加了典礼。1942年以后，该公司又开辟了南纪门至鹅公岩；朝天门至化龙桥、小龙坎；储奇门至九龙坡等顺江航线。1944年10月，又成立了渝工轮渡公司。该公司由重庆渡船公会集资20万元创办。公司董事长卢建人，总经理董泽晋。渝工轮渡公司成立后，开辟了临江门与江北报国寺及廖家台间的水上交通。
&&&&3、城市供水、排水
&&&&抗战伊始，生活用水及工业用水量急剧增大。日，在原重庆自来水公司基础上正式成立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资本200元，系由官商合办。重庆市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敷设水管总长35000公尺，设售水站10处，供水范围主要限于市区。1938年9月，安设两浮公路干管，至1944年，售水站共有22处，专用户2260户，日售水量为吨，1945年，售水站增至
29处，专管用户已逾3000户 ，日售水量比上年平均增长3000吨左右。抗战期间，该公司遭轰炸60余次，在公司的努力下，供水量仍然保持增长趋势。
&&&&由于重庆市地形分散，山川阻隔，加上人口迅猛增长，远非一个水厂即可普遍供给全市用水。因此，抗战期间又陆续建成沙坪坝渝西自来水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日供水量可达1000多吨；李家沱给水公司，日供水量3000吨；北碚水厂，日供水量有400吨
。在一定程度弥补了重庆自来水供水区域狭窄的缺陷。
&&&&战时重庆人口剧增，排放污水量大大增多，污染环境和影响市容卫生的问题日渐突出。1938年，市政府工务局对学田湾，国府路，林森路等行政、商业集中的路段进行修建和维护，在进水不畅之处设进水口，在曲折隐晦之处加设检查井，在有水无沟之处增修一些排水沟渠。这是抗战时期排水沟渠一次较大规模的维修活动。1945年，市政府卫生工程委员会组织各相关部门在市区进行了调查，截止抗战结束，在市区5平方公里面积内有旧沟线路104条，沟道总长40公里。进水口350个，排水口16个，将污水分别排入长江和嘉陵江。
抗战胜利后，根据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提出的《陪都十年建设规划草案》，市政府在1946年对重庆下水道进行彻底整治建设，重庆才开始有了近代城市最新型的下水道体系。
&&&&4、城市供电
&&&&1938年初，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发电设备，新购两部4500千瓦发电机安装在大溪沟原厂址，称第一厂。1939年为了防止日机轰炸对电厂造成极大破坏，原有1000千瓦发电机移装南岸弹子石，称第二厂（另一部1000千瓦发电机售与五十兵工厂）；不久，又将一厂的4500千瓦发电机一部迁装在鹅公岩山洞内，称第三厂。至此，该公司发电量增加到1.1万千瓦，月发电500万度。公司资本增加到500万元，新增的250万元为中、中、交、农四行和川盐、川康银行所投资，原有私股比重相应大大减少。至1942年，该公司资产增值和追加投资，资本达到3000万元，成为战时大后方最大的发电厂。
&&&&抗战前，该公司所发之电主要供市区照明；战时，内迁的兵工纺织及大型厂矿多自带发电设备，该公司电力仅供小型厂矿之动力用电，1939年、1940年，日本飞机大轰炸，该公司厂房、线路、用电器材遭到严重损失，用电户由1.5万余户降到9000余户。加之交通阻塞，新设备无法增添，尤其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器材缺乏，公司亏损严重，困难重重。1944年时，全公司共有员工1400人，其中职员200余人，工人1100多人。
&&&&除重庆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外，1942年后，又新建了富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巴县电力公司，但发电量均很小。巴县电力厂建成发电，可发电1000瓦。1944年，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水利示范工程处在迁建区完成两项工程：一是南温泉水电站，该处利用南温泉堤坎五尺跌水，创办水力发电站，计发电30匹马力，供给附近各机关；另一是北碚水厂。1945年1月，北碚歇马高坎岩水力发电厂开始发电。1943年3月，政府曾拨款1亿元，作为后方小规模动力设备之费用。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与民生公司、川康兴业公司、北碚管理局及交通、农民、金城银行等联合筹办了歇马场高坎岩水力发电站。该厂有发电机两部，各具240匹马力，其机件均为国内自制，在国内尚属首创。该厂所发之电仅供北碚区住房所用。
&&&&动力不足，是抗战时期重庆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全市实际需要量则为1.6万余千瓦，实际供应在最高峰不过1.3万千瓦，因而供需矛盾甚大，又加上窃电现象严重，每月有近25%的电力被有权有势的人物窃用，致使电力供应更加紧张。1941年，因本市电力供应紧张，为缓解用电矛盾，重庆市制定节约用电办法，采取了分区轮流停电办法。整个市区划分为：一，菜园坝至储奇门，陕西街至千厮门一带；二、张家花园至中一路、七星岗、回水沟，民主路、民权路一带；三、董家溪至江北城，曾家岩一带；四、虎头岩至土弯磁器口、杨公桥一带等四路，实行轮流停电。1944年11月，因电力公司负荷过重，市政府特又调整用电时间。规定各普通工厂每日午后5时至7时停止用电，为执行这一规定，市府特派技术人员检查各用电工厂，如不遵守规定用电，给予停电三天处分，如查出二次，则剪线撤表，停止用电。日，经行政院核准，重庆市制定了节约用电办法，规定：（一）商店营业部单间只准装电灯2盏，不得超过100瓦，其余每间只准装一盏，不得超过40瓦；（二）住宅不准装门灯；（三）各种广告及喜庆彩灯一律取消；（四）沿街摊贩电灯一律取消。
&&&&5、邮政电信事业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必然要求、关注和促成邮政电信事业的更大发展。为适应形式需要，1943年5月，交通部设立电信、邮政两总局，乃隶属交通部管辖。
&&&&邮政发展迅速，原因在于：一是邮政总局内迁重庆；二是重庆人口剧增城区扩大。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邮政总局由南京迁武汉；1938年又迁昆明；1941年在日本侵占缅甸后，又由昆明迁重庆。
&&&&重庆邮局原隶属东川邮务管理局，到抗战时期，重庆为大后方邮政中心，其业务才逐渐发展起来，下辖有分局16处，另有乡村代办处及邮箱和邮筒。1942年2月，重庆市邮局又在南岸和铜元局设立了十七、十八支局。1938年以来，相继开通了重庆到贵州、成都、云南、宝鸡、湘、鄂、赣等国内邮路以及重庆到缅甸、香港、加尔各答等国际邮路。形成了飞机、轮船、汽车、板车等多种形式的邮政运输。邮政运输量大弧度增加，从1937年的1500.87万件发展到1940年的8203.59万件。
&&&&1938年以后，川藏电政局迁渝与重庆电报局合并办公。抗战期间，该局报房设市郊天然岩洞内。每月收发电报达40万次以上，电报费收入约600万元。1943年后，电报局与电话局两局合并，成立重庆电信局，始综理重庆电信业务。
&&&&抗战期间，重庆亦增辟了国际、国内无线电报业务。1942年2月，重庆与荷属东印度爪哇之万隆间无线电报直接开通。6日，成都与新德里电台亦直接通报。综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重庆方面增开的国际无线电路，已有美国旧金山、洛杉矶、南洋新加坡、万隆等四处；成都方面新开的电路有澳州雪利及印度新德里两处。连同原有的重庆至莫斯科、成都与伦敦、日内瓦、旧金山及昆明与仰光间等电话。中国的国际无线电路已有十余条。1943年5月，重庆、昆明间开办无线电传真业务。
&&&&重庆市电话系由市府借电话公债10万元筹组建立，当时名为重庆电话总所。1937年10月，有资本40万元，用户1000余号。抗战爆发后，电话用户增多。总所遂派人赴长香港购买器材。扩充内部，电话达到1400门。1938年7月，电话总所奉令移归交通部接管，改组为重庆市电话局。11月，开始安装从南京拆运来的1000门史端桥式自动电话交换机，次年初开始投入使用，全市即共有电话3000门，市内电话用户2450户。为防空袭，1939年在长安、纯阳洞各辟地下室一座，将两部电话总机移入洞内，又开始敷设地下电话线，至1941年底，城区内地下电话线达3000公尺。1940年9月，市电话局又增设在紧急情况下备用的自动电话交换机800门；1941年11月，第二套由武汉撤运来的西门子下式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1500门开通。
&&&&当时，重庆市的电信分三类：自动电话，其通话地区为城区及新市区（大坪、九龙坡、大渡口等处）其中中一路，上清寺、国府路就拥有自动电话1000门；南岸、江北地区使用人工电话880多门；其他如化龙桥、沙坪坝、山洞、白市驿、北碚、李家沱等迁建区的通话则属长途电话。1941年9月，市电话局共设有9个市郊分局，以后又增设了相国寺分局，西南各省长途电话全部开通，重庆至香港的无线电话也正式通话。每月电话费收入达120万元（其中长途占75%）。在此期间，重庆电信业务特别繁忙，据1944年3月统计，每天接通长话5.6万次，该月电报45万余次。
&&&&日。交通部又将电报、电话二局合并，成立重庆电信局，综理电信业务。
&&&&6、卫生防疫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医疗卫生建设进入发展时期，开始步入现代医疗卫生进程。1938年，国民政府卫生署迁渝，同年，重庆卫生局成立，由医学博士梅贻林首任局长。从1937年开始，中央大学医学院、中央卫生实验院，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湘雅医学院、江苏省立医院陆续迁渝。这些国内一流医院的迁来和许多著名医学专家，学者荟萃山城，推进了战时重庆的现代医疗卫生事业。
&&&&战时医疗机构空前发展。1939年，市卫生局接办私立市民医院，成为重庆第一所官办医院。为进行日机轰炸后的救护工作，重庆市成立救护总队。随后，国民政府卫生署军医署，红十字会、市卫生局共同组成医护委员会、全面负责日机空袭后的救护事宜。中国红十字会在沙坪坝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建立，该院主要担负空袭救护工作，并派出医疗队随军远征。1940年国民政府在璧山县和来凤镇设疏散区医院，1943年中央卫生实验院建立牙病防治所，为国内第一个公立牙病防治机构，同年，建立当时治疗不治之症的肺病疗养院，又建立了陪都中医院。1943年12月上旬市立产科医院开始门诊，该院耗资120万元，可设病床50张。1944年，由朱宝粹任院长的重庆妇产科医院和中华助产士协会重庆产院成立，陆海空军总医院在江北成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建立
(初名私立蜀中高级护士职业学校)。1945年，劳工医院、私立济民医院开业。战时，重庆还出现了一批专科医院：重庆市立传染病医院，私立重庆外科医院等。还设立了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市立第一和第二平民医院。
&&&&战时，除重庆陆军总医院、航委会空军医院等12所军警特医院、5个诊所担负着繁重的战伤和空袭救护工作外，国民政府委托分布在市区，南岸和沙坪坝地区的大中医院设立了16个重伤医院，专事空袭救护工作，还设立了大量空袭救护队、站。为救治伤员，重庆各军、民医院倾巢出动，不分昼夜工作。各医院主动设置临时床位，安置伤员，竭力抢救。
&&&&至1945年，全市有医疗卫生机构39个，医技人员937人，病床1842张。
随着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基础医疗设施有较大改善，居民健康水平亦有所提高。
&&&&抗战期间，对重庆军民威胁最大的除空袭外，当数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由于防治工作落后和日机长期轰炸造成的环境污染，传染病散布区域广，种类多、死亡率高。1944年，国民政府公布《传染病防治条例》，明确法定的传染病有霍乱、天花、细菌性阿米巴痢疾，流行性脑炎等10种。在霍乱流行时，市政府成立霍乱病防治委员会，由市长贺耀祖任主任委员，开设霍乱病医院21所。
&&&&战时重庆的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也有很大进展，1939年重庆市卫生局设食品卫生稽查队，负责全市食品卫生检查管理工作。1939年重庆市长吴国祯特饬卫生局教育局筹办学校健康教育及卫生事宜，翌年，市府批准卫生局建立健康教育委员会，负责学校卫生工作。1940年6月重庆成立工业卫生委员会，负责全市工业卫生计划的制订，派出医务人员进驻大中型企业，帮助工厂建立卫生室，医务室，加强预防保健，使厂矿广大职工的医疗卫生条件有所改善。1942年6月，重庆成立汉宜渝检疫所，在市区朝天门设总站，在太平门、千厮门、新场、巴县一品、北碚、万县等地设立检疫分站，实施舟、车、航空检疫，防止云、桂、湘霍乱入渝，在当时有效的防止了疾病的传播，避免了严重后果。
&&&&7、城市减灾防灾
&&&&重庆是三面临水，一面连陆的山城。人口集中，市街狭窄，遇有紧急事变，人口疏散十分不便。因此，战时的城市减灾防灾主要集中在防空与救火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日机对重庆空袭达200多次，出动飞机9000多架次，投弹2万多枚，炸毁房屋17000余栋，死难同胞达11000多人，伤14000多人（不包括大隧道惨案）。仅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即达500万美元
&&&&为了应付敌人空袭，1938年，国民政府在重庆颁布《防空法施行细则》，正式要求修筑公用防空设施，财政部拨款20万元，重庆防空大隧道于8月正式动工，同时，市民修筑的私人防空洞壕不断增加。市防空当局在老城区内建防空大隧道，以作战时避难之用，于是成立了隧道工程处。该隧道由朝天门至通远门，临江门至南纪门，横贯老城区的南、北、东、西，共有13处进出口，共可容纳4万人。由于负责隧道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多是学土木的，对隧道工程并不十分在行，加之经办人员贪污腐败成风，因此工程进展十分缓慢。后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才于1940年将已贯通了的一部分隧道开放使用。包括临江门、千斯门、公园路、半边街、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等共7段。这些隧道内本已安装了通风、照明设备，但由于贪官间分赃不均，纠葛难解，故长期未能开放使用，后终至酿成1941年的防空隧道窒息惨案。据国民政府军政部1941年1月份的统计：全市共有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个、防空洞664个、掩体38个，可以容纳22万多人。
&&&&在日机"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巨大的损失迫使国民政府紧急寻求对策，一方面下令从5月7日起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
25万，一方面改组重庆防空司令部，由军队进行空袭时的抢救工作。市政府设立重庆市防护团，按区、保、甲层层设立相应机构，培训人员，投入消防、救护等工作。随着空防的发展，国民政府社会部设立陪都空袭服务队，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牵头，联合一些中央和地方机构组成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陪都卫生署，军医署，红十字会，市卫生局共同组成陪都空袭医护委员会，将市区、南岸、江北、沙坪坝等地重要医院组成16个重伤医院，调集社会各界组成32个空袭医疗救护队和防疫队。
经过调整、充实扩大、改造，重庆逐渐形成政、军、民结合，包括指挥、防护、救护功能的防空组织结构，空袭损失开始减小，防空效果逐渐提高。但是，由于一些空防机构雷同，在同一区域都设有分支机构，重叠交错，造成职责混淆，管理混乱，后来发生的较场口大隧道千余人窒息惨案与此有深刻联系。日，日机夜袭重庆，造成防空隧道窒息惨案。这次空袭长达3小时，由于市民缺乏思想准备，仓促避难。特别是石灰市、演武厅、十八梯一带防空隧道，地处繁华市区，流动人口特多，隧道容量不够，通风不畅，加之天气炎热，引起隧道内秩序混乱，终酿成震惊中外的惨案，伤亡惨重。这次惨案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被称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发生的三大惨案。
&&&&1938年3月，重庆消防联合会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令，将本市救火车队由三队增加到八队。所需经费由市政府会同市警察局、征收处、市商会拨给。不仅如此，在1939年4月上旬，市疏散委员会，又决定城区内从速开辟火巷，限4月中旬开始拆除，所需费用由政府和业主各承担一半。
&&&&1939年2月，重庆市成立紧急疏散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刘峙为主任委员，李根固为副主任委员。3月1日，国民政府批准重庆市紧急疏散人口办法。市府宣布限3月10日前前为自动疏散，10日后强迫疏散。要求全市机关、学校、商店、住户疏散四乡，并令中、中、交、农四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市府又划定江北、巴县、合川、壁山、綦江等地为疏散区。3月底，又决定各中央机关疏散至重庆周围100公里范围内。同时，将成渝、川黔、渝丰公路两侧，重庆周围80公里的范围划归重庆市区。
&&&&1944年4月，重庆市再次实行强迫疏散人口办法，计划一个月内疏散人口13万，平均每天5000人左右。当时，《新华日报》也发表短评，对国民党当局的疏散工作提出了批评。指出，一是被疏散者离渝后的生活问题没能解决，二是疏散方式不善。短评最后说，人民愿意疏散，但根本的生计不能解决，这是重庆行政的弱点；同时，宣传疏散不与人民配合，防空与人民之间隔上了一堵墙
。从1939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止的六年中，每年雾季一过，重庆市即开始组织市民的疏散工作，以减少日寇空袭时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
&&&&8、城市环卫
&&&&抗战伊始，市政府改公安局为警察局，由其组建市清洁大队，负责城区清道工作。1938年11月，成立重庆市卫生局，具体管理医疗和环卫工作，重庆环卫治理步入一个新阶段。重庆卫生局成立卫生局清洁总队，在市区划定6个工作区，负责清道、厕所，市场等项卫生，市健康委员会组建了卫生稽查队，灭鼠工程队，粪便管理所，垃圾处理站等机构，同时，开始整治维修市区排水渠道，增修城区公厕，推行饮水消毒等工作。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增加，重庆街道的公厕，垃圾箱，果皮箱、痰盂和功能简易的垃圾处理场等设施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起来。1939年市政府决定对公厕实行公建和民建并行，到1942年，除修复了日机炸毁的厕所外，还在市区马路旁修厕所20个。从
1940年开始，市卫生局监制防空洞专用木质厕所162座。为了确保公厕的清运，完好，1943午后，根据行政院方案规定，市区每保修建厕所。要依照院颁全国公厕标准图建造。到抗战结束，共新建公厕16座。抗战后期，由于管理不善和市民缺乏维护公厕的意识，市区大多数公厕都有程度不同的损坏，而且肮脏不堪，严重影响了使用和市容卫生。
&&&&1942年至1943年，市警察局制木质废物箱和木质石灰痰盂各
1000多个，设置在人烟密集的街道上，制作木质废物箱32个，悬挂在交叉路口的电杆上，供过往行人使用。
&&&&战时，重庆市没有垃圾站，各保自设垃圾箱，凿制垃圾坑供住户商店倾倒垃圾。至1945年，市区设置垃圾箱400多个，郊区垃圾坑1300多个。1939年市卫生局购置垃圾运输船23艘，停靠南纪门、金紫门、望龙门、朝天门、嘉陵码头，千厮门、储奇门、临江门等码头。
&&&&在市容卫生管理方面，国民政府迁渝后，全市主要街道清扫面积猛增至300多万平方米，清道夫役发展到2000余人，日清除垃圾量由战前400吨增~1000吨。
每年都要举行全市清洁大扫除，开展夏令卫生运动。1942年市政府公布《重庆市清扫取缔办法》规定："公共道路，场所由卫生局清洁总队每月派夫役扫除三次"，要求"本市区内店铺住户每晨七时前应将各该铺户内外地面，厕所，门户前后，马路人行道及街巷垃圾扫除干净，倒入垃圾箱内并经常保护清洁"，1944年，市政府决定当年为陪都清洁年，饬令卫生局和警察局就市区环境卫生切实予以整顿，规定以后每年2月19日、5月5日、9月9日，12月25日为重庆市清洁大扫除日。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检查卫生清扫的落实情况。
&&&&1945年4月，市政参议会通过《重庆市清洁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规定除专业队伍承担的清洁责任区外，同时规定"各户(包括机关团体厂商、行号、住户等)应将室内外及户前人行街道等处随时打扫干净，经常保持清洁"，各保应雇用3至5人按日清扫各保辖区内的全部街巷，至此，战时首都市容卫生初步形成专业队伍与民办清洁工划片包干的责任制，市容卫生的全网络管理体制基本形成，为推动环境卫生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经过政府部门组织实施改善环境的卫生活动，市容市貌确有很大起色，市民卫生意识也有提高，但始终未脱脏、乱，差的基本格局。
&&&&在战时城市绿化方面，重庆市政府也作了相当努力。在国民政府附近街道和主要街道进行植树，以美化环境。1939年3月，成立了重庆市各界造林运动委员会，是年在市内植树数千株。次年3月又开展了植树宣传周活动，以后每年都陆续在市区植了各类植物。市政部门还进行了管理，如编织竹笼保护闹市区的行道树，1943年3月市工务局制定了《行道树保护管理办法》，次年5月又出台了《关于行道树的保护意见及有关规定》。但因街区狭窄拥挤，管理乏力，街头树木日渐减损。
&&&&在园林建设上也作了一些努力。1939年4月，南泉公园事务所改为公园管理局，在南温泉有计划地修建住宅区，培修风景区，取缔不合格的私人建筑。除远郊有南温泉、北温泉等著名园林风景点外，北碚平民公园和澄江公园，另外1940年，在市区两路口附近的南一支路上，市政当局营造了一所开放的南区公园。枇杷山、浮图关的绿化也林木苍翠，颇为注目，在灰蒙蒙的城市里，稀少的园林绿化点缀了少许色彩。
&&&&9、市产、公用事业的营运与市容管理
&&&&日，据市政当局统计，全市有市产：土地18817平方丈又367亩、佃户720户、房屋750栋、战地面积470亩，每月收租金295700元，地点为唐家沱、黄桷垭、观音桥、羊坝滩、小沙溪、弹子石及望龙门7处。
&&&&1944年7月，因各项公用事业亏损严重，决定自8月起减少各项支出。1944年2月，市政府决定，市区内电灯、电话、自来水、公共汽车等公用事业由政府接管。但由于物价不断高涨，入不敷出，亏损甚巨。公共汽车公司已负责1亿元，国家总动员会议决定从6月份起每月补贴该公司1000万元；马车业也因赔累很大，纷纷停业，收马不干，致使重庆交通更加恶化。
&&&&在困难重重之下，重庆公用事业自8月起，多方减低成本负担。减少现金支出。其具体办法为：（一）紧缩生产；（二）停止各项有关业务建设；（三）再度裁减现有员工；（四）按照各该业每月成本额赔损比例减少员工薪金和工资；（五）暂时停付各项原料购料欠额。据统计，电力公司一千四百余名员工，其生活水平已降到战前的三分之一。是年12月23日，重庆市政府又再度约集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轮渡公司负责人与工务局主办人商讨渡过难关之办法，提呈国家总动员会议审核，其办法为：（一）调整水、电价格，并稍增补贴数额，从10月开始实行；（二）不调整价格，全部由政府增加补贴，亦从十月份开始实行。补贴数额，除原有补贴外，电力公司每月增加补贴1000万元，自来水公司增加1200万元，轮渡公司增加300万元。总计政府每月增加补贴2500万元。据报道，国家总动员会议议决暂按第二项办法办理。但是，这些办法均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公共汽车公司到1945年8月，亏损更达6亿元。
&&&&重庆市政当局以街头棚户有碍观瞻，日来出动警察，勒令迅即迁移。是时，全市共有街头棚户两千户，均系战区流亡难民，本市被炸灾民或贫苦无靠之寡母孤儿。他们本小利微，无地可去，呈请市政当局收回成命。市工务局以棚户于交通安全、市容观瞻以及业主主权有碍，规定从1943年1月起一律严禁再搭木棚。除街头棚户外，本市尚有大量沿江棚户。据统计，住这种棚户的大约3万户，10余万人。
&&&&四、城市人口发展状况及其管理
&&&&战时重庆人口的膨胀
&&&&1931年，重庆市人口256596人，1935年为379058人，1936年为471018人
。抗战期间，大量人口内迁，沦陷区1000余万人迁往西南，西北地区，其中有700万人来四川，迁至重庆地区的达100万人。1944年，重庆市区人口突破百万。1945年抗战胜利时，重庆人口已达至125万余人。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量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迁离，重庆人口规模逐步萎缩。但重庆作为西南经济中心的基础已奠定，人口仍保持在百万以上，成为当时仅次于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广州的第七大城市。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战事节节失利，被迫于日从汉口往重庆撤退，其党政机关移来重庆，军事机关退往湖南。一些社会团体、学校、工厂和外国使馆也随之来渝。还有沦陷区人民也纷纷向重庆逃难而来，从而使人口剧增，以致国民政府在其幕僚机构迁到重庆的第2天即6月10日，不得不开始疏散人口。到6月底止，长江中下游来渝入户的人口达41.9万余人。日，重庆市警察局公布：全市固定人口为49.7万人，较1937年底增加2.3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约60万人。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使这座古老的旧城呈现出"战时繁荣"的景象。
&&&&日，重庆市警察局公布全市人口统计结果：全市人口为496，789人，较1937年增加2.3万人。如加流动人口和江边船户，全市人口约60余万。本市固定人口的具体分布情况是：上城分局86340人；中城分局88226人；下城分局96322人；新市区84430人；江北64413人；南岸77067人。
&&&&1941年，重庆市警察局对各区、镇保甲户口进行了清查，统计结果是：重庆市共有155495户，795480人，其中男性458153人，女性337327人。
&&&&日，重庆市警察局再次公布全市人口统计结果：截止9月底，全市人口总数共达156827户，915443人。其中男567605人，女347838人，3月至8月迁入13569人，迁出8117人，死亡71337人。留渝外侨1129人，其中英国人329人，美国人168人，德国人191人，苏联人163人，外侨中有外交24人，军事200人，传教119人，政治86人，文化60人，商业53人，医务44人，自由职业40人，经济32人，兹善带来25人，交通4人，其他218人。全市人民团体共518单位，会员135753人；中等学校50所428班，学生共20032人。
&&&&到1945年为1255071人，全市平均人口密度为3800余人，其中最高的第三分局高达约11万人。
&&&&家庭人口规模
&&&&民国时期，虽然战火绵绵，生灵受戮。但从重庆市的家庭人口规模来看，有确切记载的年份，每户均是在4人以上。家庭人口规模最大的是1935年，为6.97人/户。对重庆来说，人口的损耗并不严重。在1940年以前，平均每户的人口只在4人左右。1941年-1945年，是家庭人口数显著增多的时期，1941年为5.23
人/户，1943年增加至5.84
人/户，1945年高达6.22人/户。这一时期的总户数和总人口也较以前有明显增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其相应幕僚机构、友邦使节、工矿企业纷纷迁出重庆，不但带来了重庆市总户数和总人口的萎缩，而且也带来了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小，人/户。
&&&&人口政策
&&&&由于一方面人口的大量涌入，给城市供水、交通、治安等都带来严重困难；另一方面战势不断恶化，日本侵略军飞机常常对重庆进行空袭。为减少人员伤亡，国民政府于日发布紧急疏散人口的命令。接着，重庆市社会局发布《告公众书》。宣布3月10日前为自动疏散，11日起强迫疏散。同时召集交通运输机关开会，统筹运输。国民政府又命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家金融机构沿成渝、川黔公路两侧修建平民住宅。随后，重庆市一些机关、学校、商店陆续向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巴县、合川县、璧山县、綦江县等地疏散。仅日至7日，重庆居民紧急疏散到各县乡村的就达25万人。接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及市政府，又奉命疏散人口20万人。由于人口向郊区大量疏散，所以1939年底全市人口只有301074人，比1938年底的528393人减少22.8万人，1940年也只有417379人。1941年后，由于市区范围扩大，所以从1941年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时的1945年，总户数和总人口均有较大的增长。
&&&&为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于1941年初命令，重庆市在1941年3月底前完成重新换发居住证工作。指定新居住证由重庆卫戌总司令部监制，由警察局根据户籍编造名册颁发后，旧有居住证作废。今后，凡无证的人，应强迫疏散出重庆市区，以解决本市人口骤增问题。是时，重庆全市市区人口约在43万人。至3月7日，换发居住证工作初步完成。总计请领居住证市民共342521人。经初步核准者为283469人。1942年初，市政当局又呈准行政院核准，颁发市民身份证。证内详细注明本人经历，并有本人指纹。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人口开始向各地迁出，国民政府于日正式还都南京，使重庆经济呈现萎缩，人口也大幅度减少。1945年总人口为1255071人，1948年下降到1000356人。
&&&&户籍制度
&&&&日，重庆市政厅改为重庆市政府后，在市政府下设公安局，原来的重庆警察厅随之撤销。在户口管理方面实行厢坊制。据1932年统计，在当时的行政辖区内，重庆市共22坊，其中老城区7坊，新城区3坊，南岸4坊，江北8坊。1935年联保制取代了厢坊制，各保有保长，各甲有甲长，甲长具体负责段组的户口管理。建立了每年层层上报户口的制度。从这时起，在统计总人口时增加了分性别统计两项数字。
&&&&日，根据行政院公布的《各级警察机关编制纲要》规定，重庆市公安局改名为重庆市警察局，仍隶属市政府领导，下设12个警察分局（亦即12个区）。重庆市警察局设户籍科，负责重庆市的户籍管理。各分局设户籍员。1939年，根据《重庆市改进保甲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之规定，又废除联保制，实行警保联系制。市辖12区（分局）、46镇（派出所或分驻所）的划分都按警管区范围，并由同级警察人员兼任区、镇长。这一时期，不但进行了总人口分性别的统计，而且还对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人口异动情况进行了统计，并制定了旬报、月报、年报制度。
&&&&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户口普查条例》规定：以日，即清明节为调查时点。
&&&&1942年6月中旬，重庆市成立居民身份证登记处。规定市内居民均应取得联结，申请登记，领取身份证。但这一办法未能得到很好地施行，只有部分地区进行了居民登记，颁发了身份证。
&&&&日，重庆市调整区以下行政组织，撤销了镇公所，划全市为18个区，408保，7177甲。（节选自《重庆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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