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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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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及控制⊙ 李若建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一个极其特别的时期。这一时期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饥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然而，与中国历史上历次饥荒相比，这场饥荒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社会动荡，实值得深究。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回忆录也很少的情况下，要全面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恐怕为时过早，但是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已经过去40年了，如果继续等待下去，我们就会对这一段深刻影响当代中国历史的事件更加陌生，也更难从中总结出对今天发展有益的经验。笔者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资料全部来自已公开的文献。一　社会动荡情况 　　在1957年之前和1957年间，中国已经出现一系列社会不稳定的现象。城市出现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农村出现农民的抗议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9月以后的半年内，先后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几十个县的农民闹事1。1957年全国发生暴乱案34起，其中已经暴乱14起2。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以后，社会动荡明显加强。甲　社会动荡的类型　　（1）暴动、叛乱与骚乱　由于目前一些地区的地方志还没有出版，再加上笔者无法查阅所有已出版的地方志，因此下面的数据并不完整。　　这一期间最大的叛乱是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范围涉及到青海省。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发生武装叛乱3。1959年青海省海西州发生部落叛乱4。1962年新疆伊犁地区发生骚乱。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5。1960年甘肃泾川县发生反革命叛乱6。1963年甘肃嘉裕关市发生反革命叛乱7。从1956年到1961年元月，四川省阿坝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发动的武装叛乱持续不断8。1960年四川开县发生武装暴乱9。1958年云南鹤庆县在三县的结合部发生土匪骚乱10。大跃进中，云南丽江地区部分藏族、彝族群众暴乱，红河、曲靖地区都有小规模暴乱。边沿一带州县发生人口外逃，总数达八万人11。1958年云南牟定县有人对大跃进不满，打死公安人员，攻打区公所12。1958年云南禄劝县发生暴乱13。1959年云南建水县发生暴乱14。1961年云南省南华县发生暴乱15。1958年9月云南西盟发生武装叛乱，1962年云南镇源县发生30余人的暴乱16。1958年11月贵州水城县发生暴乱，1960年贵州织金县、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发生暴乱。1962年贵州盘县发生暴乱17。1958年广东阳山县发生暴乱18。1958年广东连南和连山两县的瑶族地区发生暴乱19。1958年和1959年广东翁源县两度发生暴乱20。1958年广西百色县发生暴乱21。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22。1960年安徽绩溪县发生反革命暴动23。1958年湖北五峰县发生暴乱24；同年，湖北竹溪县发生暴乱25。同年冬，湖北长阳县发生暴乱26。1959年湖北保康县有人自称皇帝，纠集200多农民企图暴动27。 　　根据地方志的资料，绝大部分暴乱的规模都不大。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些所谓的反革命暴乱未必有政治动机。由于地方官员的无限上纲，使有些正常的反映意见行为，或者是有些偏激的行为成为反革命暴乱。例如在1957年12月云南通海一名共产党员向上级写意见书，反映该乡缺粮情况，并且发动800多人在意见书上签名，结果被定为「反革命骚乱」，14人遭冤狱，到1979年才平反28。　　（2）刑事犯罪　受到饥荒影响，全国的社会治安恶化。1957年全国刑事犯罪立案数是29.8万件，1961年上升到42.2万件，是1952-72年间最高的一年。1961年以后，随着饥荒缓和，刑事犯罪立案数又逐步下降。根据现有资料推断，大跃进期间的社会治安普遍恶化。当时安徽省的社会治安明显恶化，与财产有关的犯罪率急剧上升，1961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数比1957年增长了18.1%，同期抢劫案件增长了310.0%，盗窃案件增长了44.0%。在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上升的同时，因刑事案件而伤亡的人数也显著上升，但是因为刑事案件造成的财产损失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贫困状态。　　1960年在辽宁抚顺地区，治安问题集中表现在强要强拿粮食、农副产品及与此相关的票证上29，反映了一些人因饥荒而铤而走险。据黑龙江省1963年对2,234个企业的统计，1.3%的职工有贪污和投机倒把行为30。广州市在1960年开展打击伪造粮票、涂改粮证和盗卖粮食的现行犯罪份子运动，仅广州市的一个区在一个月里就破获这类案件204宗，其中大案15宗31，在一个区里有如此多有关粮食的犯罪，说明饥荒在城市蔓延。　　（3）抢夺粮食　在饥荒中，最容易发生的事情就是偷抢粮食。以今天的眼光看，当时一些暴乱未必有甚么政治动机，其实质恐怕就是抢粮食。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32。甘肃省在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33。1961年在张掖市发生3,000多人抢国家粮库哄抢粮食事件34。1961年甘肃安西县发生群众砸开国家粮食仓库抢粮食事件35。四川省石柱县在1960年5月发生百余人的暴乱，吊打干部，抢夺粮食36。贵州省雷山县在1960年发生多次哄抢国家粮库事件37。贵州黎平县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期间发生4,000多群众因缺粮而哄抢国家和集体粮食事件38。广东省潮州市也发生哄抢集体粮食事件39。 　　（4）政治案件　除了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之外，困难时期的政治案件也大幅度上升。在江西省，由于粮食紧张、所有制、干部作风、城市副食品和日用品供应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厂矿破坏事故、反革命标语与反革命谣言增加。1960年江西省政治案件比1959年增加38.5%，刑事案件比1959年增加13.2%，政治性谋害、纵火、投毒案件突出40。广州市在有可比资料的1950-53年和1960-65年间，1960年反革命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占14.5%，是有资料年份中最高的41。铜陵市1960年全市发生反动标语、传单、谣言案件比上年上升107.7%，厂矿企业发生破坏嫌疑事件比上年上升230%42。政治案件中，有些人并非对政治不满，而是对领导有意见。例如广西凭详有一位工人因说了不满领导的话，竟然被冠以破坏大炼钢铁的罪名，判刑五年，入狱后再加两年43。　　（5）宣泄不满的情绪　民众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也有不满。一个突出的事例是湖南一位女工不畏个人安危，到北京国务院北门外贴了「中央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到下面去看一看」和「打倒、铲除、消灭人民公社」等内容的标语44。河北有一位农民当面不客气地对周恩来总理说：「再吃两年大锅饭，连你们也得饿死了。」45在大跃进时期还是有头脑清醒的人，一些县级干部和普通干部认为大跃进是吹起来的、是浮夸，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民主人士更是直言不讳，认为是瞎来、唯心、人心丧尽。军队的干部中同样存在着不满情绪46，到了1960年甚至有士兵质疑毛泽东是否知道情况47。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汇报，由于国家困难，许多地方饿死人，战士的家多在农村，亲友没有饭吃，农村干部作风不好，强迫命令，捆人打人，有的战士对此讲几句怪话，连队干部就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还根据战士思想情况把士兵分成三类，有的甚至划成落后份子48。当时在高等学校也有学生发泄不满情绪。据196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全国各地处理了五六百名反动学生，据称这些反动派学生「对我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份子」49。　　（6）其它问题　困难时期的人口外流，导致一些外流妇女与他人非法同居以及各类民间纠纷。安徽六安县发生过聚众抢拉重婚妇女事件多起50。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土地、山林的权属一再变动，因此引发许多矛盾。1958年后，广东化州县因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引起的聚众斗殴事件时有发生，仅月全县就发生452宗，1961年开始这类案件才趋于下降51。 　乙　社会动荡的特点　　当时社会动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比较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从前面的数据中可以看出，比较有规模的暴乱多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这与当时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严重灾荒的空间分布在山区居多有关52。　　社会动荡的另一个特点是与经济问题关系密切。直接的哄抢粮食、经济犯罪是饥荒的结果，一些暴乱也与饥荒有关，有的暴乱份子的行为是抢粮食、抢商店、杀猪。二　产生动荡的原因　　导致社会动荡的最主要原因是发动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直接原因是饥荒与基层干部的作风。　　（1）饥荒　饥荒是导致动荡的最主要原因，当时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人相食的现象。根据笔者见到的资料，出现人相食的地区有：甘肃临夏地区个别地方53、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县54、河南商城55。在四川富顺县有饥民挖泥土吃56。因生活所逼，安徽农民偷青、吃青（偷割青苗和未成熟的庄稼）的情况很普遍，以1960-61年春最为严重57。1959年安徽岳西县发生暴乱，其行动纲领是「袭击粮库，夺回粮食」58。当时甘肃还发生过饥民哄抢部队押运的军队粮食列车事件，饥民一边抢一边把米往嘴里塞59，可见是饿极了。1960年12月中央工作组到达甘肃省定西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抢救人命」60。1960年甘肃山丹县委的一份报告，非常恰当地说明了当时许多地方农村的情况：「当前我县农村劳苦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61　　（2）干部作风　大跃进时期，一些干部作风恶劣，导致群众不满，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对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干部作风问题，笔者已经有初步研究62，这里就不作进一步分析。三　社会控制的手段　　（1）严厉打击社会动荡　当时控制手段是相当强硬的，任何犯罪的嫌疑都会受到严厉打击，这保证了社会的相对稳定，但也带来了许多冤案。为了对付因饥荒引起的社会治安恶化，一些地方官员采取强硬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社会秩序。据安徽43个县的统计，1957年12月至1962年2月共逮捕、拘留、扣审、劳教、集训15.2万人，有的县受到上述处理的人占全县总人口3%之多。受处理比重最低的县，人数也占全县总人口0.4%。有的群众因为偷几棵菜、几斤粮食、说几句顶撞负责人的话也被拘留关押63。1958-60年，安徽天长县法院带着盖好公章的空白判决书下乡，遇到被认为表现不好的人，随时判决，宣布管制。公安、检察机关和公社干部亦可随时填写空白判决书，甚至出现少数口头判决现象64。1961年四川崇庆县开展了七天的突击「治安运动」，对909名有小偷小摸行为的人进行斗争，出现打死和被打者自杀事件12起65。1958-61年间云南省楚雄自治州共打击现行反革命5,813人，在1958年共打击各种坏份子10,549名，其中死刑37人，逮捕3,238人，劳动教养702人，被打击的坏份子约占总人口0.7%66。 　　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不少冤案。1958年甘肃的广河、东乡等地发生大规模反革命叛乱，平叛过程中发生严重扩大化。从1959-82年多次对这一事件进行覆查，1959-62年改判、释放16,849人，1972年对涉及参加叛乱的20,830人的案件进行清理，平反19,112人，占91.7%。1982年又一次覆查，除了维持原判181人外，对战场上打死和失踪人员分别作出处理67。甘肃在1961年3月对近年来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42,267名脱产干部进行甄别，占应甄别干部的98.9%，甄别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只有8,451人是原处理正确或基本正确，占甄别干部的20%；部分错7,632人，占甄别干部的18.1%；错了和基本错了26,147人，占甄别干部的61.9%；另有37人是要加重处分，占甄别干部的0.1%68。河南省南阳地区在1962年对1958-61年间各种刑事案进行覆查，覆查案件22,023件，涉及22,884人。原判正确的18,995人，占82.9%；有问题的3,889人，占17.1%；其中错案2,063人，轻罪重判1,309人，畸轻36人，其它问题481人69。1962年铜陵市对1957-61年月年中处置的反革命案件与刑事案件进行覆查，其中重点覆查452件，处理结果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占54.4%，有问题的占45.6%，其中冤案、错案占23%，定性不当占6.6%，轻罪重判占15.9%70。这是在1962年的覆查，如果放在今天来覆查，恐怕冤案、错案更加多。安徽灵壁县1957-63年的情况同样说明冤案、错案的比重相当惊人，1957-63年间，大约30%的刑事案件和40%的反革命案件是冤案、错案71。云南禄劝县在1958年发生暴乱后逮捕117人，其中被刑讯逼供打死24人，打伤致死七人，致残29人，判刑50人。1987年覆查该案，维持原判26人，改判一人，其余宣告无罪72。1952-90年间，云南耿马县一共判处死刑27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11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47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18人；判处15年以上徒刑的106人，其中在1958年判处的63人73。从耿马县的情况看，当时是建国以来控制最严厉的时期之一。在今天看来，当时有些案件是荒唐滑稽的。河南有两个老农抵制密植，少下麦种，被法院以「破坏生产罪」，各判处三年徒刑。青海有一名21岁的学生，因饥饿偷杀了生产队的两只羊，割了一对驴耳朵，被法院以「杀害牲畜罪」判处10年徒刑74。 　　（2）过度的惩罚　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对「阶级敌人」的严厉惩罚是近于残酷的，因此这种惩罚对大部分人来说起了恐吓作用。大量可能制造麻烦的人被作为阶级敌人受到专政，减少了可能的社会动荡。安徽六安县1959年总人口是97.45万，而全县有五类份子23,078人75，占全部人口的2.4%，大约占成年人的4%左右。四　社会相对稳定的基本因素　　困难时期发生了那么大规模的饥荒，死了那么多的人，但是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动荡，其中原因很值得探讨。如果归纳一下，大致有几个因素：第一，社会控制严密；第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第三，救济及时；第四，处理不得人心的干部，平息民愤；第五，民众对饥荒习以为常。 　　（1）社会控制严密　建国后，中国的社会控制完善程度迅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快速膨胀。1949年党员人数是449万人，1957年达到1,272万，大跃进期间党员人数也加速发展，1961年党员人数进一步增加到1,700万人76。1949-61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平均每年递增11.7%，1961年党员人数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2.6%。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各个部门和乡村，使得政府的控制比较容易，一旦出现动荡情况也比较容易遏止。 　　（2）平均主义　中国历史上，大饥荒的结局往往是农民暴动，其原因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快要饿死，而有人还在花天酒地，那些要饿死的人自然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贫富悬殊问题得到了根本改变。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的私有财产所剩无几，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恰好使中国在困难时期避免了一场动乱。　　（3）救济及时　政府在困难时期的初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克服饥荒，从而使饥荒恶化。不过到了1960年，政府利用中央集权的优势，三年内大规模下放约3,000城镇人口，减轻了政府的粮食负担，同时推行「三自一包」（发展自由市场、发还和扩大自留地、工商业自负盈亏、农业采取包产到户）政策，极大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帮助政府渡过饥荒。为了渡过难关，从1961年初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仅仅在月间就进口粮食43亿斤77，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进口粮食6.5斤。对因为饥荒引起的疾病，给予集中治疗，同时给予食品方面的补助。例如广东化州县对全县6,100多水肿病人集中免费治疗，每人每天发放大米一斤、油三钱、糖半两、肉一两，到1961年末，治愈水肿病人5,900人78。　　在地方官员默许和支持下，当时的一些重灾区通过「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迅速恢复，也有助于克服困难。例如在安徽太湖县的一个大队，在1960年有20%的人浮肿，70%的户是漏屋破锅；而通过包产到户后，1961年粮食增产81%，这还不包括自留地在内。山东惠民县的一个村有225人，在1959-61年死了75人，包产到户后从靠国家救济变成可以卖粮食给国家79。安徽省在1960年人口负增长严重，1961年开始恢复，这与该省的包产到户有关系。　　（4）处理不得人心的干部　政府一方面采取比较灵活的「三自一包」政策，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惩罚、撤换对饥荒直接负责的官员。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在「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通过这些方式让民众出口气，平息民愤。国外有学者认为，当时党的策略是把灾难归咎于基层，认为是基层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低造成了灾难，通过这种方式暂时保住了党的面子80。虽然不少基层干部在大跃进过后受到处分，不过大多数后来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许多处分确实是不公道的，是把本来上级应该承担的责任推给下级。不过基层干部暂时的委屈却平息了群众的怒气。　　在困难时期，各地检察机关对基层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也进行了打击。1959-60年广东检察机关单独或协同有关部门查处违法乱纪2,182人，根据广东22个县市统计，由于违法乱纪引起的命案150件，殴打重伤96件，奸淫妇女156件。1963年黑龙江检察院查处的707起违法乱纪案件中，私立公堂、捆绑、吊打等68起，贪污404起。1962年山东、辽宁、贵州、甘肃和安徽等五省就查处违法乱纪案件8,627件，大部分是发生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高潮中。1963年河南、安徽、福建、山东、黑龙江、甘肃六省查办违法乱纪案件8,636起81。通过查办违法乱纪案件，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　　河南省信阳地区是大跃进时人口死亡最多的地区之一，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的半年内，800万人口中死了14.2%，大牲畜损失24.6%，家禽、家畜损失70%以上，破坏大型农具78.3万件，破坏房屋77.4万间，田地荒芜144万亩82。在死亡率最高的光山县，人们吃野菜根、树皮、稻谷壳、庄稼杆。男人饿死了，女人就跑到其它地方；父母饿死了，孩子成了孤儿被带走。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边。有的家里死了人，可是活的人饿得抬不动死尸，只好把死尸放在家里。有的全家都饿死了，有的小村庄整村人都饿死了。许多农民跑到县城找吃的，可是县城站岗不让进，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后来政府用「每埋一个尸体，发一斤粮食」的办法，把近十万具尸体埋葬83。　　当时中央把河南信阳地区的大饥荒定为「信阳事件」，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反革命复辟」，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最残酷的阶级迫害」，是「敌我矛盾」。中央派干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干部765人，抽调各市县干部2,986人，对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1960年12月中央对信阳事件重新讨论，对涉及的少数人按敌我矛盾处理，大部分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恢复工作84。　　1959年四川涪陵县召开万人「算帐会议」，清理大大小小干部的「经济问题」，揭发检举有贪污、挪用、瞒产私分、多吃多占行为的干部7,990人，占到会干部的73.3%。清查的问题不实甚多，后来大多数被否定。1962年涪陵县整风，批斗1,235人，其中200人逮捕法办85。1959年四川内江市将1,035名干部划为有贪污挪用错误的干部，占农村干部的62.6%86。显然四川各地对干部的清算有扩大化，但是多少也让平民百姓出口气。　　（5）民众对饥荒习以为常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饥荒，饿殍遍野的情况时有发生。新中国成立以后到1959年为止，大规模的饥荒虽然已经杜绝，但是小饥荒依然存在。根据政府公布的资料，在经济情况比较好的1957年有273人因饥荒而非正常死亡，1958年达到57,751人。在相当一部分民众心目中，饥荒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对待饥荒的态度也比较坦然。民众的这种心态对维护社会的平稳起了很大作用。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上，大跃进与困难时期对中国的当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学术的角度认真研究这一历史时期，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写。注释1、46　《国史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页29；41-45。 2、74　《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页241；100。 3 《青海省志．公安志》（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页10。 4 《海西州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页41、45。5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页1030。6 《泾川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页40。 7 《嘉裕关市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页5。8 《阿坝州志》（成都：民族出版社，1994），页771。 9 《宣汉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页26。 10 《鹤庆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页23。11 《云南省志．第八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330。 12 《牟定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页23。13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26。 14 《建水县志》（中华书局，1994），页27。 15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199。16 《思茅地区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页34-38。17 《六盘水市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70-83。18 《连县志》（1985），页452。19 《连南瑶族自治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33、34、530。 20 《翁源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页39-42。 21 《百色县志》（1993），页16。22 《岳西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页37。 23 《旌德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2），页22。 24 《五峰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页443。 25 《竹溪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页24。 26 《长阳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页533。 27 《保康县志》（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1），页684。 　28 《通海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页19。 29 《中国国情丛书．抚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页520。 30 张向凌：《黑龙江大事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页334。 31 《广州检察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页195。32、57、63　《安徽省志．公安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页238；236；235。 33、68　《甘肃省志（第二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页403；416。34 《张掖市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页29。35 《安西县志》（北京：知识出版社，1992），页27。 　36 《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页25。 37 《雷山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6。 38 《黎平县志》（成都：巴蜀书社，1989），页35。 39 《潮州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页115。40 《江西省公安史》，页61。 41 《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广州市）》（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页73-77。 42、70　《铜陵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页763；792。43 《凭详市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页181。 44 《缅怀刘少奇》（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页345。45 舒展：〈实话难说〉，《羊城晚报》，日，第10版。47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页468。 48 权延赤：〈贺龙与薛明〉，《南方周末》，日，第七版。 49 国家教育委员会编：《高等学校学籍管理文件汇编：》（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页298。 50、75　《六安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3），页446；434。 51、78　《化州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页704；715。 52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若干问题〉，《中国人口科学》，1998年4期。53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页55。54 傅上伦等：《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页26。 55 顾准：《顾准日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页58。 56 《富顺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页816。 58 《岳西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6），页37。 59 徐剑文：〈周总理「化缘」〉，《广州日报》，日，第12版。60 《定西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页43。61 《山丹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页38。62 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 64 《天长县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页149。65 《崇庆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页362。66 《楚雄彝族自治州志．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页204-32。67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页1045。 69 《南阳地区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页698。 71 《灵壁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页186。 72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页26。73 《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页548。76 汤森（James R. Townsend）着，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页244。 77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页123。 79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包产到户资料选（一）》（北京：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1），页317-65。80 迈斯纳（Maurice J. Meisner）着，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页334。81 《当代中国的检察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页151-54。 82、84　《驻马店市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页101；101。83 靳占修：〈浮夸忧思录：不堪回首「天堂」泪〉，《中国统计》，1995年第5期。 85 《涪陵市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页57-59。86 《内江市志》（成都：巴蜀书社，1987），页11。李若建，男，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获得华东师大博士学位，其学术特长主要有人口学、社会变迁研究、统计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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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亮在求生之路――“大跃进”时期流民的收容遣送 &&皮学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灾难。在1959年到1961年间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饥饿的农民携老扶幼，外出逃荒，再加上其他流民[1]，形成了大规模的“盲流”[2]。直到1961年底这次“盲流”潮才渐渐平息下来。至今为止，学术界对“大跃进”期间人口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饿死的人数和原因等方面，笔者则试图通过分析“大跃进”时期对流民的收容遣送，研究当时对流民的控制如何影响到农村的死亡情况。　　1953年国家建立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政务院于日颁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县、区、乡政府、农会向准备或要求进城的农民耐心解释，劝止其进城”。该年11月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确保对城市居民供应的口粮，一方面阻止非城市居民在城市购买粮食。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仍然有许多农民试图流入城市谋生。从日到日之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连续发布了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联合指示强调，粮食部门不得向没有城市户口的人销售粮食。因此，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基本上被严格限制住了。日，毛泽东又以“主席令”颁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剥夺了占总人口85%的农民――随后不久便是所有中国人的迁徙自由权利。”[4]　　然而，在“大跃进”期间，随着饥馑的全国性蔓延，大批流民从家乡涌出，外出寻找生路。外流情况较严重的有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5月，上述每个省外流的农民都不下10万名。外流的去向总的是流往城市，尤以流往边疆各省、区的城市为多。据统计，月外流的农民流入内蒙（主要是包头、呼和浩特）的达269,000多人，经哈密流入新疆的约20多万人，流入兰州市约6万人，在黑龙江省仅哈尔滨市就安置了49,000多流民。[5]饥民的外流“1960年达到了最高峰，全国约有600万人次。”[6]　　一、流民外出的原因和外流后的状况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当时的流民主要是大饥荒造成的大量饥民。据1959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的统计，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7]这些饥民向城市流动，主要是求生欲望所驱使，与社会上长期存在的所谓“惯流”（即习惯于流浪的人）不同。例如，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1961年1月在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表示，农民外流“实际上有的是食堂停火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8]但在“大跃进”时期，在官方文件里，饥民往往被视为“率遣屡返”的“惯流”。　　众多饥民从家乡走出，茫无目的地流向他乡。例如，1960年2月，据山东省郯城县红花、墨河、港上、重坊等四个公社的汇报，江苏新沂县的民众每天流入郯城县“3,000余人，多数扶老携幼，拖家带眷，全家外流。”流民反映，他们“在家生活困难，口粮紧，无法维持。有的说每天每人4两（老秤，16两为1斤）或9两粮食，也有的说，每人每天发1角钱，不发粮食”，他们“因生活未得到妥善安排而外出找东西吃”，以致“公路上成群结队，继续北去”。1959年至1961年间，仅甘肃省通渭县“因饥饿外流到陕西、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及靖远、会宁、兰州、酒泉、武威、张掖、两当、徽县、武都、临洮等县市的人口达21,958人。”[9]　　从当时情况看，流民的状况非常悲惨，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社会秩序。外出逃荒者有的住亲戚或同乡家，有的则宿居小客店、破空屋、汽车站、候船室或桥洞里，或借宿在浴室、菜场、城、交通岗亭和公共厕所等处。他们起初拍卖所携带的家具、什物等以维持生活；钱用完后便三五成群到处流浪，“甚至强讨恶要，骗食骗喝，有的径直走近市民家说：‘有饭大家吃，你吃什么，我也吃什么。’”由于饮食不足，加之天冷而衣服单薄，饥民们又饿又冻，其中部分人染病。1959年3月，据安徽省芜湖市收容劝阻站统计，患有各种大小病者占流民的15%左右，因病死亡者19人，仅2月份就死亡13人。[10]许多成年人不得不丢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婴儿或儿童。例如，徐州市日至23日共收容弃婴、弃童286名（1月收容15名，2月收容271名）；而徐州专区其他各县3月1日至20日共收容弃婴、弃童452名。[11]据原安徽凤阳县办公室主任张少柏说：1960年“丢弃小孩的很多，赵玉书（原县委书记）不叫下面拾，并说：越拾越多。有一次他说他看到一个地主丢小孩，以后认定，凡是丢弃小孩的就是坏人，哪个拾小孩哪个就是坏干部。”到1961年底，全县孤儿数达2,389人，仅收容247人。[12]同时，流民抢夺食物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个别作案到一、二十人合伙作案，由街头巷尾隐蔽地方到大街小巷、车站、公路上、公共场所到处作案，由抢夺食物到抢夺偷窃衣物家具、鸡、猪、羊、驴子等家禽、家畜等财物”，“偷窃稻子，还有的挖人民公社正在生长的山芋、藕等农作物。”据资料显示，1960年3月中旬徐州市共发生抢夺食物1,603起，偷窃545起；4月1日至28日共发生抢夺食物917起，偷窃620起；到后来甚至“每天有100起左右。”[13]　　流民中“16岁到50岁的人占60－70%”[14]，他们在外地也试图寻找机会正常谋生。如1959年2月，江苏海安、铜山、六合、兴化、泰县等地流入江西德安县的60多名农民在德安县人委“哭哭啼啼，下跪哀求”，要求德安县人委安排生产，说“死也不回家，回家也是死。”[15]一些地方也确实设法安置了部分流民。如江苏省丹阳县将部分流民收容后组织他们劳动，“口粮每人每天1斤10两米，没有工资。”[16]日江西省新余县国营南英农场允许来自江苏省高淳县的农民孔繁生将家乡的家属带到该农场，孔回家后“一起就带走14人。”[17]据陕西省宜川县石堡人民公社向中央政府内务部、陕西省委、宜川县委、安徽省委、河南省委、山东省委、河北省委、江苏省委等发出的“关于我社地区内流入外籍灾民的情况报告”：“春节农忙时季，我们社内暂安置了一部分，共计1,500余人，伐木场陆续招收1,300余人，连同家属共2,000余人，中季安置到殿坑水利上一部分，1,400余人。”[18]　　二、对“流民”的收容遣送　　1959年的春荒产生了大量饥民，许多饥民离乡求生。尽管饥民属于被迫外流，但当时中央政府认为，“农民不正常流动，既浪费了许多劳动力，不利于生产和巩固人民公社，……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19]为了将流出的农民限制在其户籍所在地，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打击反坏分子”等，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该文件指出：“根据河北、山东、河南、山西、辽宁、吉林、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的不完全统计，外流的农民约有300万人，……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20]当时文件中规定的措施主要是劝阻、收容和遣送。各地政府根据此指示，立即在火车站、轮船码头等交通要道设置劝阻站，劝阻饥民返乡。然而，饥民们并不愿主动回乡，因为在家乡能得到的口粮极少甚至完全无粮，政府又很少救济，若听从政府的建议回家，无异于活活等死。　　1960年，由于全国性大饥荒的加剧，外流人口陡然增加。各地政府在“交通沿线都加强了劝阻”，饥民们为了求生，大部分改绕小道步行流入城市，“使劝阻工作更难进行。”日，内务部、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关于坚决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提出“以铁路交通为中心，从各个环节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建议“水陆交通部门要严格执行火车、轮船的剪票、查票制度”；“在客流较多的码头和火车站，要加强管理，维持秩序，严禁无票上车上船。除外宾、归国华侨等人外，车、船上吃饭要收粮票。加强长途慢车和主要货车的警卫、守护工作，严禁爬车。在爬车较多的车站或铁路段，应增加铁路民警，加强守护，力量不够的地方，由各省适当增派武装民警，个别地方还可请求驻军帮助。”[21]各地政府还派干部到流入地劝说流入该地的本地农民，并将他们带回。当时，江西省是江南地区饥民的主要流入省之一，江西省委及该省许多县委曾多次发电报给湖南、江苏、安徽等省委、省政府，要求派人将流入该省的农民、学生等带回。农民逃荒本因“人祸”而起，但当时的官方文件称：“外流人口比较复杂，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但也有少数是敌我矛盾”，因此对“五类分子”“要提高警惕”，“对其中逃避监督改造，浑水摸鱼，为非作歹的人必须严肃处理”；“有严重历史罪恶的和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应送交司法部门法办，有重大现行破坏活动嫌疑的送交公安部门审查处理”；“对确实属于生活困难的要加强守法教育，强制遣回原籍监督劳动，并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22]　　根据日颁布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的规定，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有三种类型。其一是“收容遣送站”，其职责是担负本地区的收容遣送任务。据资料显示，江苏省的11个收容遣送站从1960年到1961年1月“共接收和处理省内外流动人口526,105人（次），其中被各地收容的242,774人（次），劝阻73,922人（次），中途接转209,409人（次）。在总人（次）中属于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的有222,511人（次），占总人（次）的42.3%。属于本省的有303,594人（次），占总人（次）57.7%。”[23]各地收容遣送站的设备、条件、管理等参差不齐。据一位住过5个收容遣送站的“流浪者”魏杰介绍：“物质条件以汉口为最好，在这里有淋浴设备，一天两餐大麦糊，比南昌和九江遣送站的情况强得多。有许多住过湖南各地收容站的人，在站里总是回味着岳阳收容站每天供应三餐大米饭和长沙供应一钵蔬菜吃大米饭的好处，……九江收容遣送站是在一个空空洞洞破庙里‘关’人，庙徒四壁，无桌无凳无铺板，大家要在潮湿的土地上面打坐和睡觉，象我们这些没有半丝行李的光棍，想找半根稻草垫到地下都不可能。早晨洗脸没有水，更谈不上洗脸和洗衣。大门是锁着的，在墙角内放着粪桶给我们大小便。在管理方面，九江收容遣送站把人锁起来，大家比坐牢还坏，因此，有很多不安分的就吵闹、逃跑。”“南昌收容遣送站是茅草棚子，碰到下雨比九江的破庙还漏得厉害；南昌吃稀饭用竹筒盛了喝，人多竹筒少，和九江一样要等待接班，接过竹筒来又没有水洗。因此，南昌和九江的卫生最差。”[24]　　第二种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是“接收站”，它主要负责接收外地送回的外流农民。笔者根据日的“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整理出全国各省市的“接收站”地点清单。1961年1月，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一处以外，河北省有石家庄、张家口、唐山、天津4处，山西省有大同、阳泉、侯马3处，辽宁省有沈阳、锦州2处，黑龙江省有哈尔滨1处，甘肃省有兰州、天水、平凉、张掖4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山东省有济南、德州、兖州3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苏州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3处，河南省有郑州、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5处，湖北省有武汉、宜昌2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醴陵4处，江西省有九江、萍乡、上饶3处，广东省有广州、韶关、汕头、湛江4处，四川省有万县、广元2处。从此清单可以看出，在1961年1月时，吉林、陕西、浙江、福建等4个省以及内蒙、宁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7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相当比例的省区未被要求设接收本省区外流农民的“接收站”。　　根据日内务部的“全国民政厅、局长关于收容遣送工作座谈纪要”，笔者又整理出1961年10月底全国各省市的“接收站”地点清单。这份清单明显比上面提到的那份10个月前的清单长得多：除在北京、上海市各设1处之外，河北省有沧县、石家庄、张家口、邯郸、唐山5处，内蒙有包头、集宁、通辽3处，山西省有太原、大同、长治、侯马4处，辽宁省有锦州、大连、铁岭、叶柏寿4处，吉林省有四平1处，黑龙江省有双城、齐齐哈尔2处，陕西省有宝鸡、渭南、阳平关3处，甘肃省有兰州、天水、酒泉3处，宁夏区有石嘴山、中卫、固原3处，青海省有西宁1处，新疆有大河沿、盐湖2处，山东省有德州、兖州、烟台3处，安徽省有芜湖、安庆、宿县、蚌埠4处，江苏省有徐州、南京2处，浙江省有嘉兴、湖州、金华3处，福建省有福安、龙岩、邵武3处，江西省有九江、上饶、萍乡、鹰潭4处，河南省有安阳、信阳、商丘、三门峡4处，湖北省有汉口、宜昌、黄石3处，湖南省有长沙、衡阳、郴州、株洲4处，广东省有汕头、湛江、韶关3处，广西有桂林、梧州、柳州、玉林、贵县5处，四川省有重庆、广元、万县、泸州4处，云南省有益1处，贵州省有贵阳、独山、安顺3处。显然，到1961年10月底，几乎所有省市都设了接收本省区外流农民的“接收站”。　　第三种城市收容遣送组织是“中转站”，其任务是解决各地遣送回乡的外流农民的途中临时食宿和办理转车手续。“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确定，在全国设天津、济南、徐州、郑州、上海、南京、丰台（北京）、武汉、宝鸡、株洲、金华共11个“中转站”。被遣送者“中途不换车的不得在中途下车”。[25]　　上述收容遣送单位的主要任务是：（1）对外地流入本地区人口及时收容，不使他们到处流浪，帮助解决临时食宿困难，及时遣送回乡生产；（2）对外地送来的外流人口负责转送，并解决沿途食宿困难，及时转送；（3）对经过本地区的外流人口进行劝阻，动员回乡。收容遣送对象主要是农民，当时的文件称他们“因生活困难或思想问题而自由流动外出谋生活的流进流出人口”。[26]在收容遣送过程中，许多农民不愿被遣送回乡。因此，许多流民故意不报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27]，或者“在收容时，睡在地上哭闹不走，有的还以自带的铁器等物弄破工作人员的手，有的送上车又跑下来，送到收容站硬行逃跑，有的屡送屡返十多次，也有个别跳河自杀，还有个别公开谩骂共产党。”[28]有的流民还通过殴打干部逃避收容、遣送。1959年春节，芜湖市收容劝阻站收容了几百名“流民”，正打算遣送，“流民”中有人就鼓动说：“人多力量大，我们把干部打一顿后集体逃跑。”后被发现制止。[29]很多收容遣送站工作人员“任意打骂盲流人员，贪污盗窃，强奸妇女，破坏粮食政策，胡作非为，无法无天”。如1960年郑州市民政部门遣送站的108名工作人员中有92人有违法乱纪行为，他们采用多种刑罚对待“流民”，仅1960年1月至9月“就有246人被折磨致死，其中有5人被活活打死。”[30]有些收容站还对“流民”非法搜身。[31]有些工作人员则把部分不应收容或不应由“遣送站”处理的人，也交给“遣送站”收容和处理。如有些地方对所有投亲访友的、持有公社证明外出购买东西的、串街串乡的手工业者等当作“流民”收容；有的工作人员将居住本市的或过往旅客中的盗窃、赌钱、打架、乱搞男女关系、涂改证件的人，送到遣送站拘留审查，且随便扣留和没收财物；还有的工作人员把小商小贩、出卖统购物资等某些违反当时市场管理规定的人，送到遣送站审查处理；也有的把在火车上发现的涂改车票、坐车越站的旅客都送给遣送站处理。根据部分地区的调查，在遣送站收容的人员中，“错收的和不应由遣送站处理的一般占10%左右，个别的达到30－40%。”[32]　　收容遣送过程中，有些地方为了甩包袱，把“流民”扔在途中。据郑州市1961年2月反映：兰州、西安、武汉、北京、石家庄等市和本省内专区有几批被遣送人员本不应在郑州下车，却都只送到郑州就不管了。又如，兰州市2月1日至9日派人遣送3批共122名外流农民回郑州，半途遣送工作人员就下车不再过问。据天津市反映，河南省南阳接收站和安徽省蚌埠接收站只收本专区的外流农民，对本省其他地区的不愿意接收。另据沈阳、徐州等市反映：郑州、吉林、内蒙等地在遣送外流农民中也有此类情况。[33]　　发生于1958年至1961年间的“盲流”是千百万饥民的逃生行动，而强制性的收容遣送阻断了他们的求生、谋生之路，虽然维护了城市的稳定以及政权的“尊严”，却把回乡后没有粮食的农民逼向了绝路。今天，我们反思“大跃进”那段可悲的历史，不能忽略“盲流”的原因和强制性收容遣送的后果。（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湖南省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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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楼【注释】【1】池子华认为“流民”一般指四类人：1、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2、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3、四出求乞的农民；4、因自然经济解体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引力而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第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1年。&【2】本文中的“流民”主要指“因饥荒年岁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出求乞的农&民”。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第2页，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1年。1953年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提出了“盲流”概念。1959年，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强制终止“盲流”。&【3】这9个限制农民进城的文件分别是：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日由内务部颁布的“关于受灾地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日由国务院颁布的“批转关于受灾地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办法的报告”；日由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日由国务院颁布的“批转关于实施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削减城市人口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的报告”；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日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日由zhonggong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民盲目外流的指示”。&【4】程默，“我们怎样失去迁徙自由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户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当代中国研究》【美】，2007年第4期（总第99期）。&【5】“中央转发劳动部党组关于农村劳动力外流问题的报告”（1960年），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754。&【6】公安部、内务部党组，“关于坚决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永久卷99。&【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14页，zhonggong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3年。&【8】“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日）”，见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年）》，第197页。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9】《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通渭县志》，第472页。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1989年。&【10】“芜湖市民政局、公安局‘关于江苏省委高淳县农民盲目流入我市情况的报告’”，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11】“关于徐州市处理对外人口情况的报告”（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1。&【12】“zhonggong凤阳县级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1961年1月），见王耕今等编：《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197页。&【13】出处同注【11】。&【14】出处同注【6】。&【15】“江西省德安县人委致江苏省委书记处的信”，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87。&【16】“制止外流情况简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1。&【17】“关于动员遣送盲目外流农民工作情况的简报（1959年）”，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18。&【18】“zhonggong陕西省宜川县石堡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我社地区内流入外籍灾民的情况报告’（宜石字第36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19】zhonggong江苏省委，“zhonggong江苏省委为执行‘zhonggong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的通知”（1959年2月），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20】“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21】“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60），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22】江苏省民政厅，“关于收容遣送自由流动人员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54。&【23】“关于收容遣送自由流动人口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24】“五个收容遣送站‘视察’记――魏杰从汉口市收容遣送站寄给中央的信”（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25】内务部，《城市收容遣送站工作方案（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26】出处同注【23】。&【27】“徐州市流入人口处理情况简报”，民社陶（60）字第44号，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28】乜庭宾，“第一次汇报（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29】芜湖市民政局、公安局，“关于江苏省委高淳县农民盲目流入我市情况的报告（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11，短期卷769。&【30】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收容遣送工作的通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70。&【31】“关于江西地区动员外流人员返乡工作的有关资料”，&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462。&【32】“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公安部关于外流农民遣送工作中几个问题不当通知”（日）,&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永久卷99。&【33】“当前外流农民收容遣送工作的情况与问题”，江苏省档案馆，全宗3085，长期卷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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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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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桔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孚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 有的农民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又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拢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几爷子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抄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背后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还未断气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工作籍、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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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科学发展观还是野蛮发展观呢？请看野蛮发展观的恶果：&（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郑州会议》文件。&《郑州会议》文件中附上了杀气腾腾的关于“反瞒产”的“毛泽东讲话”全文。&后来，为了进一步督促反瞒产抢粮食运动切实全面地在全国展开，，毛泽东又一次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毛泽东又一次重复强调指出斗争的对象：“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泽东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饿死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的大手笔；是他在1959年2月的郑州会议上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以普通农民为斗争对象的反瞒产抢粮食运动造成的。时出动民兵等武装力量和工人阶级武装下乡征粮队，挖地三尺抢粮食，连来年的种子也不准留。捆绑吊打，死伤基层干部无数。夜半三更，被拷打的人的惨叫声“象杀猪一样”。贵州农民家一般都有用竹竿编成的天花板。抢粮队担心农民将粮食藏在竹竿里面，连这样的天花板都要用刀一根根劈开检查！&听到全国老百姓大量饿死的消息，毛泽东用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和“三大战役”的历史经验――“阻敌退路，务求全歼”――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向全国发文件下命令不准农民逃难进城（文件首次将逃难的农民称为“盲流”），派兵把守路口，农民就只有继续大面积饿死这一条路可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家的毛泽东，深知这一招的厉害，它怎能让饥饿的农民进城呢？&少数农民翻山越岭，冲破封锁线逃到遵义等城市，已是全身乌黑，又脏又臭。他们藏在街头，看到路人提着吃的，就冲上去抢来吃。一边逃跑，一边吃。这样的人群，被市民称为“拿抓”，此俗名一直沿用至今。&“拿抓”的克星，则是残暴无比的“城市收容所”。&贵州下文件决定两个月不发粮食给大食堂――“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早已经禁止农民自己做饭，砸了灶头，上交了铁锅以满足全国钢铁高指标）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全省农村被政府人为绝粮。在此基础上还要到农村抢农民最后一粒粮食！贵州的反瞒产运动被省委书记李景膺创造性地称为“捉鬼拿粮运动”。同全国相比，贵州饿死的人数排名第五[四川第一，被李井泉饿死1000万人！]，也成功地活活饿死了380多万老百姓，其特点是：人吃人。&有一部分人吃人事件作为阶级敌人的“报复”处理，如遵义县鸭溪区天旺乡五星生产队农村两母子吃次子事件发生后，将残余的尸体强迫一无辜的地主分子背上游乡示众。现在仍然有档案保存。&许多历史见证人今天仍然健在。根据他们的口述，亲眼见乌江一带老百姓全家饿死在床上，湄潭县死人太多（官方后来只承认饿死12万人），用席子裹起来一排排立在公路两边（没有劳动力掩埋），遇到过路的省军区解放军运输连的连长询问，地方官员就谎说是死于传染病。人们看见公路两边的树皮全部被吃光了，许多人走着走着，倒下去就再也不能起来。&ezx先生回忆，他们在1961年刚进入遵义四中初一，全校同学就被赶到遵义县的团溪区去支援所谓“双抢”。他说，到了生产队才知道，那里的男人已经全部饿死光了！这才明白政府为什么要急忙把城市里的学生弄到农村参加劳动。在农村听到的反瞒产运动的情况真吓人。有一家农民饿得发慌，偷偷弄了几个白罗卜砍成丁丁当饭吃。不想被反瞒产领导人发现，大为愤怒：全村家家都没有吃的，只有你家有饭吃！一定有瞒产！于是，不由分说，全家都被残酷地活活打死。&在遵义南门关，反瞒产运动中抓到的“敌对分子”被草绳子捆着，成群接队在大街缓慢走过，领队让休息，许多人先靠在墙上，然后慢慢倒在地上死掉。队伍继续前进，留下许多的横七竖八的尸体也没有人去管。&这些昨天还欢天喜地的所谓“翻身农民”，没料到一下子却翻到了阎王殿！&4000多万勤劳而善良的中国人，不但没有“从此站起来了”，而是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纷纷倒下去了！他们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地狱的黑暗，4000多万冤魂至今仍然在中国大地愁云惨雾的上空游荡，魂无归处。&利益集团及其儿子儿孙们倒的确是从此站起来了！&遵义童谣唱道：&唉呀啦的老瞒产勒&阿死得惨勒&湄潭县饿殍的奇观：死人全身膨胀得可怕，而且头上还长出了蘑菇，象两只角。&这样的饿殍蘑菇，当时应该贡献给伟大的大救星毛泽东熬汤喝，它就好这一口！&没有哭泣、没有哀悼、没有鞭炮、没有花圈，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就这样带着对生存的渴望，带着对“大救星”毛泽东的热爱和盼望，带着对美好生活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无声无息地成为了饿殍！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让死人作肥料[毛泽东本人除外,因为它自封为人民的总代表，事实上是个水晶棺装着的总屠夫！]的庆祝大会就这样在贵州辽阔的田野上沉痛召开了。&铜仁有个军官，在外服役，回家乡探亲，才发现全家早已经饿死光了。精神崩溃，拔枪自杀。&380万，在今天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在这数字的背后本来都是同我们一样的热爱生活的活人。380多万贵州各民族的父老乡亲的被有计划、有组织的无情屠杀掉。毛泽东依靠着这种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的专制制度，创造了这种低投入，高效率的屠杀方式――没有花费国家机器更多的子弹，毒气室、集中营和绞刑架，而是几次讲话，几篇文件所造成的难耐的饥饿，以及吃掉自己的亲人和被自己的亲人吃掉的痛苦。其中有多少惨绝人寰的故事，也许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毛泽东对民众大屠杀的创造性就在于迫使被屠杀者自己屠杀自己。&这样做的好处是：既不留下作恶的痕迹，又能够让被屠杀者承担不明真相的后人的伦理学的谴责：&你为什么要残忍地用菜刀把自己美丽的女儿杀死，在木盆中大卸八块放盐泡着逐渐吃掉呢？&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毛泽东对民众展开大屠杀的首创性就在于成功地将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集中营,这个集中营的基本单位就是臭名昭著的人民公社。而那些集中营中平时颟顸无能的干部，唯有在贪污和侵犯人权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事业”中能够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如湄潭县在反瞒产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就有1324人，打伤致残的有175人，关押致死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开除公职、撤消一切职务的1680人。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的反瞒产运动中，全县共饿死12451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死亡绝户的达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人寰的是，发生了许多起人吃人的事件（《炎黄春秋》2007年第7期）。&&&深入开展的反瞒产运动引发了贵州第二轮饥荒。1960年1月，铜仁地区印江县反瞒产用了捆绑吊打等八种刑法，全县饿死万余人。前任书记还强迫一个老太婆活活打死一个小孩子煮来吃了。瓮安县浮肿病人发展到4000多人（《王民三日记》页18）。&&&&事后处理：湄谭县、大方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金沙县的几个区委书记被枪毙。这些都有档案可查。遵义地委书记（人称“魔鬼李苏波”）、铜仁地委书记、毕节地委书记被调离草草了事。这三个地方也是贵州反瞒产抢粮食运动的急先锋，饿死人数也是最多的地区。其中仅金沙县全县就饿死老百姓三分之一！&&&&&时遵义的官方称为“遵义事件”、“湄谭事件”。现在看来应该叫“中国反人类事件”。&&&&&现在，中央早已经改称：“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说"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9.日，八届六中全会毛讲话："人要不灭亡那要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作肥料."&人们总说我们的残暴象秦始皇，这往往要由我们来纠正。事实上我们超过秦始皇几十倍。秦始皇只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光一个“镇反”就杀了多少万？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三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因此，所谓三年饿死四千万民众，实际上是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饿死四千万民众！&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而强迫各地开办的所谓“公共食堂”，创造了大量饿死老百姓的重要条件：农民家中的灶头碗盆全部被砸烂，金属的铁锅铜器等一律上交以满足“大炼钢铁”高指标的需要。这样，老百姓吃饭就只能完全依靠“公共食堂”了。如贵州省委为了“反瞒产”，竟然下文件规定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各县不得发粮食给“公共食堂”。使“公共食堂”揭不开锅。这就走出了成功地饿死几百万人的极为关键性的一步。再加上残忍地以武装力量从老百姓口中夺粮，于是迅速出现了前无古人的全国性饿殍遍野的惨况。&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正是饥饿的人们最难熬的严冬：农历的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贵州俗语云：又冷又饿，（死亡）快当不过！因此，选择这个时间给老百姓断粮，是不够妥当的。&民间俗语有云:“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科学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大家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首先饿死的是壮劳力,然后是妇女和儿童。毛泽东的“反瞒产运动”就这样将老百姓逼上了绝路,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这是中央的最新叫法）就这样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辽阔的农村悲惨的原野上饿殍遍地，在历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大饥荒理所当然地很快向城市蔓延，各阶层（包括机关干部、学生）浮肿病越来越多，饿死人的情况同样发生了！这样的经济大倒退连续持续了三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封建皇权时代，如果因为天灾饿死老百姓，反动而腐朽的皇帝都要认为是自己德行不够造成的，都要发一份“罪己诏”而昭告天下。毛泽东人为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不要说国家赔偿，连句国家道歉的话都没有！&也可以先解决国家赔偿问题：已经饿死绝户的就免了；对于能够拿出证据的幸存者，每饿死一人赔偿20万元人民币还是应该的。对于当年被捆绑吊打基层干部，如果能够提供证据，则应该人赔偿25万元人民币；因捆绑吊打或者因被关押致死以及因残酷斗争被逼自杀的基层干部，则应人赔偿50万元人民币。发生人吃人现象的家庭幸存者（处理时应该实行隐私保护措施），则应赔偿50万元人民币。&也可以按照“民不诉，官不究”的惯例，实行谁起诉，就赔偿谁的方式。解决一点算一点。&幸存者的后代同样应该享受这样的国家赔偿。&国家赔偿的执行，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难道继续隐瞒这一切历史真相，就能够维持“先进性”吗？&小日本在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咱们不依不饶，天天要求人家道歉（这当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外交部的发言，义正词严，振聋发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是完全正确。）；而毛泽东活活饿死4000多万中国老百姓，国家却象没有那回事情似的，这不是玩双重标准是什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看来，这把手电筒只能用来照日本，对自己是不适用的。&现在，连最保守的朝鲜金正日红太阳，也承认朝鲜存在着绑架日本公民的所谓“国家犯罪”（金正日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一二呢？&金正日在文明世界的形象因此而有所改善。&如今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红歌不断，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又要来一次“大跃进反瞒产”？&显然，当今歌颂红太阳毛泽东的红歌运动，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无情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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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1987年，笔者参加了《湄潭县志》的编纂工作。在查看史料时，阅读了“湄潭事件”发生的经过及历史面目。 当时湄潭县是由凤冈、余庆和湄潭三县合并而成的大县。全县总人口60.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6.57万人。 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历时5个月之久，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悲剧已经过去47年，如今旧事重提，痛定思痛，把真实历史整理出来，供大家借鉴。 （一） 事件前，全县农村经过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兵团作战、大办食堂等的反复折腾，早已民力疲惫，财力、物力空虚，几乎山穷水尽了。许多生产队除集体饲养的几头耕牛外，其它六畜濒临绝迹，森林严重被毁，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面临绝境。食堂以人定量，长期缺少油水，农民普遍吃不饱，以瓜菜相添。时间久了，对长期体力劳动的农民来说，实在吃不消。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其它农作物减产更为严重。然而，1958年大跃进中膨胀起来的浮夸风，不但未止息，反而变本加厉了。当时，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把全县粮食总产定为8.462亿斤，虚报5亿多斤。数字虽可观，没有粮食等于零。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一场骇人听闻的反对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的斗争，就在全县展开了。 （二） 1959年11月，湄潭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布置开展反瞒产运动。会上首先动员号召各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和小队干部自报粮食产量。报得多的就表扬，准其先回家；报得少的就是瞒产，瞒产就是“反革命”，不准回家，必须重新报“实”产量。会上穷追硬逼，气氛十分紧张，一直要等报的产量与县领导事先框套的数字基本吻合才放过关。树为“红旗书记”的绥阳公社××，开始就称反出瞒产1200万公斤，县领导派出专车将该社开会的干部送回公社。回社后就布置假现场，先在粮食下面堆满乱草、秸秆、糠壳、石头等，上面从国仓中运去粮食盖起来，让人参观。1959年12月初，湄潭县先后组织数千基层干部到该社参观学习，由该社领导进行经验介绍，又让该社事先训练好的10名反瞒产“标兵”到全县各公社介绍反瞒产经验，大造声势。12月底，遵义地委又亲自在该社主持召开全地区反瞒产现场会议，介绍经验参观假现场。各公社回去后如法炮制，立即行动，在全县农村搞开了反瞒产私分的斗争。 全县农村停粮断炊以后，对长时间口粮标准低、瓜菜代，不见油荤的广大农民来说，真要命了，普遍浮肿，走路拄棍棒，东倒西歪。一些农民开始纷纷逃荒活命，更多的农民到处剥树皮、挖野菜来填肚子，时间长了就不行了，饿得连家门口都迈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元、二月份死人最多，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满地，实在使人惨不忍睹，耳不忍闻，视者落泪，闻者伤心。 情况如此严重，并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仍然一股劲地反瞒产，捉“鬼”拿粮，大喊大叫要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彻底粉碎“富裕农民”的瞒产私分活动，把生产队干部当作集体瞒产私分的头子而横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队、打虎队，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凡是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硬把群众置于死地，有的群众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群众说：“国民党又回来了！” 有的群众不堪忍受饥饿之苦，到饭店抢饭吃，有的拦路抢东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盗窃国家粮食。县委主要负责人不调查这一时期偷盗的原因，反而开展反盗窃运动。1960年元月，县里召开有关干部会议，布置反盗窃运动，开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时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来。在凤冈、余庆和义泉设立关押点，成立临时法庭，就地宣判，并采取先捕后批准，先出布告后判刑，判处10年以内徒刑由公社批准等违法行为。在下面设立“劳改队”、“教养队”，抓来的群众，白天由民兵持枪监督劳动，晚上开会斗争，一斗就动刑。被非法关押的群众达2794人（经批准的有65人），关死的就达200余人。这些被关押的群众，除极少数是惯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众。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动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实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四） 在开展反瞒产的同时，决定从农村抽调10万民工（实际集中7万民工）大垦万亩茶园，万亩果园，大修万头养猪场，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毁大量民房等建筑设施，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民工体力消耗大，又吃不饱，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为了凑足10万民工，农村已经大量死人了，还继续征调，有的农民拿点树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还未走到就倒在路边死了。就是到了这种时候，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完全绝望，他们说：“这些事情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会放过这些人的。”有的农民临死前还在念叨：“毛主席，你老人家赶快派人下来打救我们吧！” 1960年元月，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到遵义地区视察工作，发现沿途一带情况严重，在桐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吴实同志骂开了：“先不要说党的原则，你们多少有点良心没有，人都饿死了，你们还不安排生活，还在反瞒产。”各县根据吴实同志的指示，先后开仓发粮，停止了事态的发展。而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却一直顶着，并对地委表态说：“湄潭没有死人”，仍不发粮食。遵义地委副书记×××忍不住了，对湄潭县委说：“你们县要赶快采取措施，开仓发粮。”县委主要负责人又顶了回去，并说：“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不会出死人事件，妖风刮到我们县委头上来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级台风也刮不倒我。”他这一顶，湄潭县多死了几万人。 事件中，县委主要负责人加强了邮政通信检查，凡是向上级反映情况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来，把消息封锁得死死的。县委第一书记个人就扣住51封信件，两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机关侦察。凡是反映情况的人都受到各种打击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组到湄潭调查，县里继续捂盖子。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重操故技，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与工作组接触，又把严重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又组织人力把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该社后面的两个大消洞里面，丢了几百具尸体，还有未断气的就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 据统计，在这场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全县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撤销一切职务的1680人。 （五） 1960年4月，“湄潭事件”暴露后，省、地委派出工作组，采取紧急措施全力抢救，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开仓发粮，安排群众生活。粮仓一开，农村死亡基本停下来了。当政府开仓发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天亮了！老天爷睁眼了！我们有救了！” 二是抢救病号。全县成立临时医院250个，每个管理区至少一个，大的管理区2至3个，住院病号6300余人，免费治疗，采取营养、药物等方法医治，完全康复后出院。 三是收养孤儿。全县成立23所孤儿院，每个公社至少1所，把4735名孤儿集中在孤儿院抚养。 四是对失去儿女的孤寡老人，都接进敬养院，吃穿由集体包下来。 五是全县在事件中外出逃荒的农民4737人，由各公社通过亲朋好友打听下落，由公社派专人带钱带粮去接回来，帮助他们安排好生活、生产，重建家园。但也有些人至今音信杳无，可能永远长眠在他乡异地了。 六是全县7万多青壮年妇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有严重闭经、脱宫、腹痛等妇科病，组织医疗部门进行治疗，使她们很快恢复了健康，积极投入了生产救灾工作。 由于采取以上有力措施，劫难后的农村开始复苏了。许多农民说：“共产党又回来了，人民得救了！”
（六） “湄潭事件”揭开后，为了平息民愤，挽回影响。省、地委工作组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后对“湄潭事件”作出了结论。查明公社党委被坏分子掌握领导权的6个，占公社总数的33.3%；管理区党总支腐烂的31个，组织不纯的51个，共82个，占管理区总数的60.3%；犯有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在职干部377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区是当时县以下的两级主要政权组织，却烂掉了50%以上，情况当然是严重的。工作组向地委写出报告，提出八条处理意见。有了结论和处理意见，紧接着就号召全县干部和群众揭“湄潭事件”的盖子，开展“新三反”，不久又搞开了“整风整社”。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60年6月，原县委第一书记×××被定为蜕化变质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领导也抓了几个。县里组织了庞大的专案队伍，把有问题的几百名干部集中审查定性办集训班。于1960年8月，公开枪决了副县长兼绥阳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3月平反）；另外，还枪决了兴隆公社中华管理区大队支书×××。后来人越抓越多，在“整风整社”中，一次会议就抓了30几个干部。在这场斗争中，又处分了大批干部。 围绕“湄潭事件”进行的“新三反”、“整风整社”运动，本来是为了总结教训，平息民愤，挽回影响，调整党群关系。而实际上是以“左”反“左”，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把事态重新扩大，并没有找出造成“湄潭事件”的真正原因，接受沉痛教训。而是把事件的全部责任一锅端给下面，让你吃不完兜起来。这种以“左”反“左”的做法，只能是抱薪救火，错上加错。 后来，党中央发觉了这一问题，指出这类事件，主要是总结接受教训，一般不要追究个人责任，才停止了事态的继续发展，“湄潭事件”才算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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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晚上慢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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