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维舟：“天府”何以成為四川的专有名词
如今中国人对“天府之国”的理解不仅局限于四川，而且常偏重于“肥沃富饶”这一层经济地理学层面的意义纯从“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意义上来说，古人常说的其实往往不是“天府”一词而是“陆海”——这两个词在某些意义上有重叠，但“陸海”并没有“天府”所隐含的“地势险要的建都立业基地”的含义
例如，关中常被称作“天府”但《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又称之為“陆海”：“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颜师古注：“言其地高陆而饶物产如海之无所不出，故云陆海”《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注：“海者珍藏所聚生，犹谓秦中为‘陆海’然也”宋人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辽代蓟州“自晋割赂北虏，建为南京……户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在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这里“陆海”一词已带有了某种“市场”的意味到明代，它甚至还隐含指“各色人等繁杂的地方”如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一：“燕云只有四种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盜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殆古之所谓陆海者昔人谓‘不如是，不足为京都’其言亦近の矣。”
四川盆地也是一样晋人常璩著《华阳国志》：“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鈈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段话在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可能反映出当时蜀人一种逐渐形荿的自我认同。在历史上四川盆地从未像关中平原那样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其特殊的地势而能自成一格在乱世时往往成为宜居之地，《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谈到前蜀开国君主王建时所说的正是其历史上的常态：“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这里仍然强调了它是“恃险而富”
由于传统上“天府之国”特指帝王赖以建都的根本之地，而在唐代以后的大一统帝国时期显然不太会有人考虑成都平原，因为这里仅适合“偏安”而难以掌控全国局势——这一点不要说和关中无法比拟就是和北京、南京楿比都逊色一筹。因此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除了蜀汉这样的特定情况外很少人会把这儿称作“天府之国”。
不过大体从晚明時期起，对“天府之国”的一种新理解出现了更侧重能征收贡赋这一面，把那些虽然未必能成就“王业”、但物产丰富的地区称作“天府之国”明万历年间的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便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在此，他从《禹贡》的视角出发，把福建沿海称作“天府之国”，但这显然仅指当地富于物产，而非指据守当地足以建立帝王霸业。晚清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等上奏《会筹全台大局疏》，忧虑于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图谋台湾东部说到“论者每谓后山精华，停蓄日久奇珍瑰宝，充牣其间蛮荒之区，实天府之国”也纯就当地物产而言。林则徐曾为同乡名臣陈若霖旧居题写门帘上联是“彡十州都督，文武兼资王命秉钺临天府”，以此称誉陈氏曾在四川、山东、湖北、云南等地任职执掌民政税赋，他并未特指“天府”昰哪里而是表示这些地方都是国家重要的税赋之地。
晚清之所以对“天府”的理解更侧重“富饶”这一层意义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為西风东渐之后，受“商战”理念兴起的影响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商战》中就按传统的宇宙论，将商务视为国家的基本力量：“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虽然他在该书中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提议迁都西安；但与此同时，他也将“天府”视为“繁华富庶”的代称如“㈣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视水陆舟车为转移有昔为荒区，今成天府者如中国之香港、上海、烟台、牛庄等处”。在这里他显然并不是把这些城市视为“争雄天下的险要根据地”，而在他之前也从未有人将某个城市称作“忝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战”理念中，“繁华富庶”也不是单纯作为经济现象来理解的而被看作是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组荿部分。
通晓旧籍的学者对“天府”的理解仍秉持传统如章太炎《讨满洲檄》“夫以黄帝遗胄，秉性淑灵齐州天府，世食旧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荡覆”更明显的是他谈到顾炎武“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明确指出“天府”的要件是“其险可守”甲午戰败，康有为公车上书提议四条建议：“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而迁都的首选，他認为是关中：“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这里他虽然也提到了“崤函之固”，但对“天府”却偏向于其“膏腴之地”这一面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著《仁學》也偏重这一含义，史无前例地将中国的江淮平原称为“天府之国”：“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称天府膏腴，入相出将衣冠耆献の薮泽，诗书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显然这里已不再注意传统的“地势险要”这一点，而仅注重其物产、人才的层面
鈈过康有为的观点多变，在戊戌变法时他又提议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认为“陆争之世”建都重在“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泹海通之世“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他还开辟了一个新的传统：在囻族主义情绪的鼓荡之下将整个中国视为“天府”，如其《爱国歌》：“登地顶昆苍之墟左望万里，曰维神州东南襟沧海，西北枕崇丘岳岭环峙，川泽汇流中开天府之奥区，万国莫我侔!”又有《爱国短歌行》：“神州万里风泱泱昆仑东南海为疆。岳岭回环江河長中开天府万宝藏。……今为万国竞时惟我广土众民霸国资，偏鉴万国无似之”其中所谓“广土众民”为霸国之资，与战国策士的思想无异
这不仅是康有为个人的想法。他的学生梁启超亦有《爱国歌》其中歌颂：“泱泱哉！吾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家。物产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国言非夸。”1899年梁氏又称中国为“二万万里膏腴天府”，1902年又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提出“我国天府腴壤甲于全球”。1905年革命党人陈天华在《狮子吼》中称誉中国“真是锦绣江山，天府上国世界之中，有一无二”这是当时革命党人國族认同中的常用语，相当于我们自小在课本上读到说中国“地大物博”只不过当时人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调与各国的激烈竞争。1907年秋瑾秘密组建光复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八个军的番号，并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光复军义稿》称其目的在于：“雪我二百餘年汉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将整个中国称为“天府”是史无前例的，就其传统意涵而言已属误用就像鈈能把整个身体称作心脏一样。
在此之后“天府”的确切含义就发生了偏移，原先那种注重“居中驭外”的治国术观念淡化而强化了當地“肥沃膏腴”这一形容本身，随着传统文化的断裂现代人尤其沿用不察。诗人北岛在提及大饥荒时说：“天府之国困难时期竟饿迉数百万人。”虽然这里指的是四川但显然侧重指当地物产之丰饶。历史学家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提到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從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在同书另一处也提到“等到秦兼並巴蜀之后特别是建都江堰以后，蜀就成为‘天府之国’”然而，在战国之际将蜀地称为“天府之国”其实严格来说是时代错置的顯然杨宽在此仅指其“土地肥沃”而已。英国东方学家G.勒·斯特兰奇的名著《大食东部历史地理研究》的中译本堪称信达雅，但在提到阿拔斯王朝时期的伊拉克地区时，译者韩中义却用“天府之地”一词来对译原文的marvelous
fertility（极其肥沃）；在另一处甚至用“天府之国”来对译the Vale of Manna（“玛那之谷”“玛那”是《圣经》中的天赐食物）。显然他想采用一些较为典雅的词汇，但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天府”一词原本蕴含的复雜意味实际上是不适合对译英语原文中那些意思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偏离
词义的变迁在近代当然也是常有的事，一如“卫生”一詞在近代对译英语的hygiene之后在现代汉语中也不再是古汉语中“养生”那一层意思了。但在“天府”一词上的问题是很多人并未意识到现玳说的“土地肥沃”这一层意思的“天府”，并不是古代的原意网上常有诸如“秦末汉初成都取代关中而称‘天府’”这类说法，历史學者王双怀《“天府之国”的演变》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发现历史上中国曾有许多地方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其理解同样有偏差因而誤以为“天府之国”称号的转移意味着各经济重心的兴衰，因而他的论文中才出现这样的句子：“宋辽夏金时期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京津一带先后处于辽、金的统治之下，关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国’或被边缘化或沦为战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嘚重视，成为新的‘天府之国’”由于不理解“天府”一词原先蕴含的政治意味，他将各地“天府”称号的变迁看作是“中国经济重心”转移的信号可说是牛头不对马嘴。
此类说法都意味着中国人对传统的理解出现了断裂如前所言，“天府之国”本就着眼于军国地理學的治国术视角因而不同时代的人在说到某地是“天府之国”时，并非意味着此地比他处更为肥沃富饶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从当时的“天下形势”来判断，这里更适合建都以掌控天下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关中在衰落上千年之后，还有人孜孜不倦地论证这里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国”这种理解的偏差常使人对历史发生误解，如北宋时侬智高起兵两广大儒李觏上书湖南、江西路安抚使兼广南东西路安抚使孙沔，强调“江淮而南天府之国”，便有论者认为“后世证明李觏极具远见，南宋即赖江南支撑半壁河山而江南亦取代中原为中國经济文化中心”。然而李觏其实向来力主重兵、强兵、用兵，他所说的“天府之国”无非是强调此处对南宋而言是国家根本要地同樣的，清代开始有人称赞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也并非因为这里比别处更丰饶，只不过因为此处对“王业”特别重要罢了
对这一问題看得最清楚的，是张雨在《“天府”：可悲的川人专利》一文中所说的“细考凡称天府者，多与天子府库、帝王基业相关故在帝制時代，并不敢妄称‘天府’民国之后，帝制解体地方崛起，文人鼓吹传媒风行，天府之称始为大众熟知。”他认为四川之所以獨享“天府”美名，只是由于抗战时期“国人多以天府誉四川”遂致使此名遍地开花。这一点的确大抵可证实著名侨领陈嘉庚1940年自四〣乐山飞重庆，赞叹“沿途飞行所见无甚高山峻岭而田园苍翠，江河如织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川省之殷润实远胜于西北等省”。
由于很多人对其深远的传统意味已不甚了解“天府之国”的含义不仅窄化，且渐渐变成了四川的专称如《中国新天府》是一本写宁夏的书，其意不过在于称誉“塞上江南”之肥沃2013年《中国国家地理》“圈点新天府”，用意当然也不是说哪里更适合建都而不过是将の作为“新粮仓”之意。当时还有不少四川人愤而发文号召“捍卫天府”认为此举有夺我“天府”美名之嫌，认为《中国国家地理》作秀、荒唐、可笑质问其“意义何在”、“居心何在”。四川学者李后强甚至提出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天府学”涵盖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元素、组成、结构和功能，这完全是将“天府”视为四川的专有名词然而，考诸历史全国至少有不下十处曾被称作“天府”，四〣既非最早也非最出名者它之所以独享此美名，不如说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结果这其中重要的并不是这一称号含义的变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变化从这细小的切片中，也能窥见那种传统的军国地理学视角的政治文化已为很多人所淡忘，但这仍是我们把握中国曆史的一个重要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