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神奇脉法：祖传九代老中医--梁秀清
作者：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郭博信
来源：名师与高徒
　　我虽为李可老师的弟子，但由于近20多年来乃至今日仍一直倾力于中医图书出版工作，所以徒有虚名，与其他弟子不可同日而语。现仅就我在学习李老师的“破格救心汤”的一点体会和在挖掘老中医经验方面的所见所闻引发的对于中医人才培养的两点思考汇报如下。
一、浅谈破格救心汤的应用
　　李老师的破格救心汤（载于《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和张锡纯氏来复汤。李老师一生致力于急症的研究，根据他的实践经验，救治心衰患者四逆汤类方虽补阳而救脱不足，来复汤虽救脱而补阳不足，两方合为一方不仅可以互补，尤其是在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发生了质变，更增入活磁石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开窍醒神，开中有补，从而成为扶正固脱救治心衰乃致全身衰竭的破格救心汤。方中关键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大量炙甘草，一以监制附子巨毒使不至于偾事；一以甘草甘缓之性使姜附逗留于中则温暖之力绵长而扩达于外，使逐阴回阳之力持久。如此可谓既师古而不泥古，继承中有大胆创新；组方严谨周全，至稳至当，可以放胆使用。
　　日，我在临汾旺安医院应诊时，适逢因风心病、肾衰竭而住院的一65岁男性邓氏患者，心肌扩大，于下午6时忽然不能说话，以手指心脏比划，示意此处极端痛苦，不能平卧，呼吸难以接续，面色灰暗，口唇指甲青紫，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汗出如油，舌红光无苔，脉浮虚大而数（260次/分），血压已测不出，气息奄奄，证属阳脱阴竭，危在倾刻，速与大剂破格救心汤：
　　附子200g 净山萸肉120g 干姜、炙甘草各60g 红参20g（另煎浓汁兑服） 生龙牡粉各30g
麝香1g（分3次冲服），因病势危急，用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
　　8时许，病势未转，二剂时附子加至400g，稍稳定；11时又服第3剂，附子加至500g，病势开始趋缓。至次日清晨6时，已不喘，口唇指甲青紫已退，四肢转温，已能坐起说话，脉亦变缓（90次/分），血压160/70mmHg。调理1周后出院。通过这一病例，我深深体会到，李可老师的破格救心汤确实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认识到老师说的“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救之所在。”真是独具只眼。
二、对于中医人才培养的两点思考
　　我因长期从事中医图书出版工作，接触众多中医界人士，其中不乏精英者。从他们的医疗实践，我感到当前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有诸多不足，仅举以下两点说明之。
（一） 昧于脉诊医道之大失
　　我社曾出版过一本《肿瘤治验录》一书，作者梁秀清是一位祖传九代老中医。20世纪70年代末我与他相识，当时他住在山西侯马市侯马村一间普通的农村小屋里，与众不同的是，他看病时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五脏六腑简图，然后标出何处有病、何处疼痛、何处不适，乃至肿瘤的大小良恶部位，身上几处刀口，妇女生育几胎、流产几次，等等，皆一一标明，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患者看对不对，要紧处才问上几句，并详细告诉患者致病之由，由于语语切中要害，患者非哭即笑，甚则拍案称奇。此情此景，远胜过电影神医喜来乐！患者来自全国23个省市以及海外日本、新加坡等地，他的门前虽未挂任何行医招牌，但每日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国内各大媒体均作了采访报道。
中医的脉诊竟如此神奇，真不可思议！我非亲身亲历，实不敢相信。后来我同他多次交谈，才了解到，他12岁时父亲就让他开始练习梁氏诊脉法。这梁氏诊脉法，颇有一部分《难经》脉法，如练习一呼一吸脉行六寸，练久了就能计算出脉行致何处有异即何处有病；练浮取、中取、沉取则是按《难经》上说的往三个指头上粘豆子逐渐加码。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四季平脉，父亲对他说，只有掌握了平脉才能摸出病脉。然而，初学脉时父亲不让他摸人的手腕，而是让他去摸河里的水。父亲说河流好比大地的血脉，它四季四时（早午夜晚）的变化，犹如人脉的变化，掌握了河脉的变化，有助于掌握人脉的变化。乍暖还寒的初春，他把手插进河水中摸着固定的绳子细切“春弦”；金风送爽，他一手举着麻雀，一手轻扶雀背，闭目体会“秋毛”；炎夏他头顶烈日摸着河水练“夏洪”；冬天他砸冰伸手到河水练“冬石”。他天天摸着自己的脉搏，体察脉的瞬息变化，每当季节变换的日子，哪怕是半夜，他也摸着自己的脉体会几点几分几秒脉丛一个季节的形状突变到另一个季节的形状，为此他整苦练了3个寒暑才掌握了梁氏诊脉法。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又有了创新，才达到后来这样的境界。他准备写一本《梁氏诊脉法》以传后人，可惜他于10年前突然去世，未能如愿，这使我引为终身的憾事！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他写的《肿瘤治验录》（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
　　由此我感悟到，中医虽有四诊，但脉诊的重要性远胜于其他三诊，难学程度也远胜于其他三诊。正像梁秀清所说：“中医离开脉诊，如盲人夜行，有了它就心明眼亮，在夜航中如见灯塔一般。”他看病的诀窍主要是凭脉诊而兼顾其他三诊。记得某年夏天，在市人民医院有一住院的青年男子，高热20多天，遍请中西医学专家会诊无效。我随梁师同往迎诊，见患者困顿已极，势近垂危，虽三伏天还身穿军棉大衣，可见恶寒之重。梁秀清诊完脉后（脉浮取濡数、沉取有力），观其舌苔白厚，中心燥黄，断为受暑湿之热过重，予生石膏200g、滑石粉100g，佐以芳香化浊、滋阴解毒、扶正祛邪之品，两剂而热退出院。此病若非精于脉诊，单凭望诊很容易诊断为阳虚，无怪乎《素问》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我有一作者曹培林，大学教授，今年68岁，他讲了一辈子《中医基础》，《伤寒论》都能一字不差背下来，可见下功夫之深。他还写了二三十本中医书，可谓著作等身。他告诉我，他退休后潜心研究了5年脉诊，发现脉诊太重要了，现在他看病，先不让患者开口，等自己看完脉后据脉说病，再问患者说得对不对，然后据脉证下药，于是疗效大增，患者日多。他感叹地说，他当了一辈子中医教授，60多岁才开了这一窍，知道中医是怎么看病的。他告诉我过去他到一个地方看病，一开始人们冲着他的名声来的人很多，由于疗效不高，人越来越少，与现在看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说脉诊这么重要的课，在5年中医大学教育中却只占了区区20个课时，他讲课时还是匆匆一带而过，学生听起来索然无味，向他提问题，他总是说；“脉诊就是这么回事，你们自己体会吧！”由此我联想到，有个中医重量级人物也说什么“脉诊的主观性太强，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价值不大。”还有位资深中医在《健康报》上发表文章，题目是《中医不能停留在三个指头一个枕头上》，他实在是不知道这三个指头一个枕头可是有大学问的。现在，一些西医甚至个别科学家因为不懂中医，就否定中医，而我们有的中医呢，自己因为不懂脉诊，就否定脉诊，无怪乎现在培养的中医大学生，临到看病，往往指下茫然，漫道“脉不可凭”，只好据问诊而来的征象，以成方经验为用，真乃本末倒置，是为医道之大失！
（二）知医识药不可或缺
　　中医传统是医药不分家，历来精于医者必精于药。知医识药，两者不可或缺。正如《本草思辨录》所说：“人知辨证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但不效，而且贻害。”
　　今日中药较古人更为复杂，野生家种、真假伪劣、产地不同、等级差别，上化肥、打农药以及非其时采摘等，皆严重影响疗效。开药方是医生的事，进药是药房的事，效与不效，孰是孰非？再者，书本上的经验是别人的，要想变成自己的，非亲身实践不可。
　　我因自己和家人得颈椎病和腰椎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这两个病。但治起来总是有时有效，有时没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做药时，我的司机告诉我以前的血竭不好捣，现在的血竭一捣就碎；还有另一位女药工说，以前血竭特黏，染到手上不好洗，现在的血竭不那么红，黏到手上也好洗了。通过这个偶然发现，我才恍然大悟：问题出在血竭上。于是我三下云南，五去安国，花了七八年时间反复试验，经过了多次失败，走了不少弯路，报废了一批又一批药品，最后总算弄明白了：那么多种血竭，虽然都是正规厂家生产，都有国家规定的质量标准，但只须那种外表看起来颜色鲜红、摸起来黏手不易洗、捣时不易碎的血竭治这两种病才有效，其他一概无效。药品选对后，再治这两个病才开始得心应手。我老伴1992年在省中医研究所摄X线片时医生说，她颈椎的骨刺是往下长的，是最能引起疼痛的、比较严重的那一种，经过我断断续续治疗，不久即消除了疼痛。上个月做CT检查除了颈椎生理弯曲有点改变外，基本正常，骨刺居然消失了！我父亲70多岁时，得了颈椎病，我给他治好后，直到他88岁去逝时都未复发。我自己的颈椎病和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也治好了。十几年来经我治好的这两种病有几百人，基本未再复发，连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惊奇。我想如果我单凭书本上的知识而不是在选药、辨药上亲自去实践，恐怕不会有这样好的疗效。所以我对药的感情很深，每到药店发现我所需要的那种血竭，总是有“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而激动不已。“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津》中的这两句诗，实在也应该成为我们中医的座右铭。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十分敬重中医界老前辈的高尚医德。像李可老师，他常年奔波在贫困山区，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和得失风险，以悲天悯人之心救治穷苦百姓，遇到急危重症他常常是守候患者身边，亲自为患者煎药、灌药，患者脱离危险方才离去。那种艰苦卓绝，常人难以想象。他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无怨悔地奋斗在中医急救的攻关路上。我不仅要学习、继承他治疗急危重症的宝贵经验，更要永远学习他治病救人为己任、以振兴中医为天职的崇高精神。
就拿梁秀清来说吧，他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最初学习中医时的老师。当时他住在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他是祖传九代的老中医，与众不同的是，他看病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五脏六腑的简图，然后一一标出何处有病、何处疼痛、何处不适等，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患者看对不对，要紧处才问上几句，并详细告诉患者致病之由、祛病之法，由于语语切中病情，患者非哭即笑，甚则拍案称奇！中医脉诊竟如此神奇，我非亲身经历实不敢相信。后来我才了解到，他8岁时父亲就教他练习梁氏诊脉法，这梁氏诊脉法颇似《难经》诊脉法，如练习一呼一吸脉行六寸，练久了就能计算出脉行至何处有异即何处有病；练习浮取、中取、沉取则是按《难经》说的往3个指头上粘豆子逐渐加码。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四季平脉，父亲对他说只有掌握了平脉才能摸出病脉。然而，初学脉时父亲先不让他摸人的脉搏，而是让他摸河里的水，父亲说河流好比大地的血脉，它四季四时（早午晚夜）的变化，犹如人脉的变化。掌握了河脉的变化，有助于掌握人脉的变化。如此等等，他整整练了3个寒暑，才掌握了梁氏诊脉法。他就凭着这一手诊脉的硬功夫，不仅能诊断出肿瘤，而且凭脉辨证用药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的生命。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本《梁氏诊脉法》传之于世，可惜他未完成此书即去世，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他写的《肿瘤治验录》（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梁氏诊脉法已经不复得见，如何运用诊脉来诊治肿瘤这一绝技从此消失，我因为工作调动未能跟他学习而遗憾终身。
　　　　像梁秀清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山西介休县有个老中医孔二焦以擅长儿科和治疗肿瘤闻名遐迩，其望诊是一绝，病家不用开口，他一望就知道小儿患的是什么病，他开的药方，小儿每剂从不超过1角钱，成人每剂不超过5角钱，而且疗效卓著，直到现在还在百姓中传为美谈。那个时候，山西临汾市还有一个老中医李玉寿，最擅长小儿推拿，像小儿常见病如高烧、吐泻、肺炎、惊厥等，他用推八卦、利三焦等手法治疗，多则三五次、少则一两次就好了。每天抱着患儿来推拿的人川流不息。他每次收费也只有两三角钱，没带钱的就干脆不收。花钱少，效果好，又无副作用，真正是“简便廉验”。可惜，像以上这些民间老中医去世后，他们的这些“绝活”也在世上消失了，这是多么可惜呀！在这次论坛上邓铁涛痛心地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有“兴废继绝”的紧迫感——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师带徒”是中医传承的关键
笔者开始学习中医时，将中医大学的课本知识装了一肚子，但在临证时往往疗效不高，后来拜了几位老中医为师，承袭了他们的经验，才在临床中逐渐得心应手。就中医治疗急危重症来说吧，过去我避之惟恐不及，后来拜了老中医李可为师，随师看病抄方，见他重用附子，屡起沉疴。过去我在10多年临床中因附子是“霸道药”从不敢用，经李师言传身教，逐渐学会了附子的应用。特别是对李师自创的“破格救心汤”，体会尤深，今举例说明之。
　　我之所以敢用重剂附子救此危垂之症，完全是由于李师言传身教的结果。“破格救心汤”是李师平时治疗急危重症的常用方，他说此方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和张锡纯氏来复汤。李师一生致力于急危重症的研究，根据他的经验，心衰垂危病人不仅阳绝而且阴也暴脱，《伤寒论》的四逆汤类方虽补阳而救脱不足，张锡纯氏来复汤虽救脱而补阳不足，两方合为一方，不仅可以互补，尤其是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发生了质变，更加入活磁石、生龙牡粉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开窍醒神，开中有补，如此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方中关键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大量炙甘草，一以监制附子之毒使之不至于偾事；一以甘草甘缓之性使姜附逗留于中则温暖之力绵长而扩达于外，使回阳之力持久。组方严谨周全，至稳至当，可放胆使用，李师特别强调“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平时随李师侍诊，聆听他的教诲，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中医传承尤应着眼于精髓
　　毫无疑问，这些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应该全面传承，包括一招、一式、一方、一法。但是我通过品味此次论坛论文又深深地感到，我们更要着眼于学习他们辨证论治的思想，这是中医的精髓。换言之，我们更要学习他们临床中运用中医的思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试举我师李可用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病案论之。
　　2000年秋，一位37岁农妇患原发性高血压18年，由于暴怒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昏迷48小时，醒后暴盲。诊见寒战、咳逆无汗，查颅内血肿、水肿，双眼底出血、水肿。眼科名家陈达夫先生目疾六经辨证大法有云：凡目疾，无外症而暴盲，为寒邪直中少阴，玄府（毛孔）闭塞所致，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肾散寒。附子温少阴之里；麻黄开太阳之表，即是启玄府之闭；细辛直入少阴，托邪外透。李师见此妇禀赋素壮，症见寒战无汗，纯属表实，与少阴无涉，遂径与麻黄汤一剂令服。次日诊之，夜得畅汗，小便特多，8小时约达3000毫升，头胀痛得罢，目珠胀痛亦止，目赤亦退，血压竟然复常，已可看到模糊人影。又以通窍活血汤冲服水蛭末12克，调理一段，终于复明，左、右眼视力分别为1.2、0.8，病愈3年后随访，血压一直稳定。
　　麻黄、桂枝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类病用药禁区，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医的常识。而李师却用麻黄汤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怪事？其实不怪，李师之所以成功治愈此病，就是因为他未受西医药理的束缚，而是用中医理论去分析本案病机。即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故用麻黄汤发汗，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此案若不按中医的思路去治，岂能奏效？
　　我受李师治疗此案的启发，在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对症方中，加入麻黄一药，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由此联想到古人用以麻黄为主的“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临床应用13个世纪，实有至理，而现代人久已罕用，实是不知中医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药有双向调节作用，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若按照现代中药化学分析来使用中药，岂不是与中医的病理病机南辕北辙？
　　再举一例。记得笔者曾跟随另一位中医临床大家黄杰熙侍诊。黄师最善于用寻常之品，起重疾，却顽疴，就诊者塞门壅户。我见他每天接诊之前，总要念几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立方。”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仲景治病的十二字真言，每天念几遍，主要是提高警惕，怕诊病时偏离中医轨道而犯错误。这和李可老师的治病观念不谋而合。李师亦常告诫我，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不必深究，据四诊八纲以识主证，析证候以明病机，按病机立法、遣方、用药，如此虽不能尽愈诸疾，庶几见病知源，少犯错误。中医讲的是“有是证用是药”，我想，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辨证论治这个精髓，才能一通百通。不管疾病有千种万种，疾病谱如何变化，我们都会“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乃至破解世界医学难题。如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医的传承，使创新不致于成为一句空话。
李可：如何入得中医之门之如何学脉学
文：李可&田原
田原：很多学生觉得脉象学很难，您的中医全部是自学的，在脉诊这方面给他们一些忠告？
李　可：脉象这个东西啊，主要是要做到能看出来病势、走向，你掌握浮、沉、迟、数四个脉就可以了。比如说，数，你要掌握他的一呼一吸要超过多少下，超过八、九十下就属于数了。数在脉经上讲，属热，但是我发现呀，数脉它不但主寒，而且是主大寒，非常危险的寒，正所谓热极必反。就是当你这个脉搏跳到一百次以上，甚至两百次，这个时候啊，你这个阳气已经没有了，完全外散了。可它是数脉，对于这种数脉你绝对不能用凉药。
所以学中医的人你要活看，你要结合不同机体的病人，在我身上如果是数脉，可能就是……唉呀，我身上哪一个地方有火，清泻一下就过了，但是有些病人他表现出一种反相，一种假相。你比如说肺结核，肺结核的病人，他那个基础脉搏数啊，就在一百次以上，他能有什么热？他那个元气都散光了，你要再给他去治热，那他就死路一条了，然后他得感谢你给他治病。（笑）很多东西并不像书本上写的那么简单、明了，一眼就能看透。
再说迟脉，迟脉主寒，但是有些热极的病，上下关格不通，他那个脉也很迟，那你就要给他通腹，要用大承气去让他泻肚子，一般的迟脉是要扶阳，但是特殊的迟脉就不能一样治了……所以要把这些情况都搞清楚，你心中就有数了。
现在把脉一般都是个样儿，看上去是看脉呢，其实脑袋不知道想啥呢。然后他问你，你怎么回事，你说了半天，他把那个脉早忘记了是啥脉了。所以判断脉的时候啊，要读那个彭子益脉法，很有特殊启发作用。他那个方法特殊，病人坐在对面，两个手平放，这六部脉，心、肝、肾、肺、脾、命门，哪一路脉独特，就是那个地方有病。
田原：同时按，然后进行比较？
李　可：哎，你不比较怎么知道强弱、快慢？所以看病的时候你还要结合望诊。比如面色晦暗，但是他脉非常快，那就是阳气快完了，绝对不是热症。
田原：是寒症？
李　可：对。所以你看那个脉案上写着脉数，数不但主虚、主寒，而且主亡阳，但是脉诀上没给你那么写吧？你要这么讲那别人都得说这家伙是胡说八道，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
还有浮，浮主表，但是当人阳气外散的时候，这个浮啊，绝对不是表症，如果你按表症给他治，用麻黄汤、桂枝汤，他就完了，赶快用四逆汤吧。
这只是四种脉里面的三种，就有这么多变局啊，正局当然好看了，那个变局呀，十有九都是变局，正局表现的很少。尤其是一些现代病，西医治到不能治的才找中医，他那个脉象就是恰恰相反，你看他热症，他肯定是个寒症。真正对脉很通的，现在周围已经没有。最好的脉法还是《难经》脉法。
过去河北有一个梁秀清，他看脉，旁边放张纸，在那儿画图，最后画到肺这个地方了，他说你这个肺的左边有这么大块的东西，你去透视一下。出来一看，他左边有个肿瘤；还有一个将军去找他看病，其实也不是看病，本来是计划砸他那个牌子，说这个人太神了，肯定是一个江湖术士啊。这个将军进去以后，这个梁秀清一般不许病人讲话，他就看脉，看了半天以后啊，他说你这个背部太阳经第几个穴位那个部位啊，有一个异常的东西，不是你本来应该有的，这个将军就惊呆了，说我那是个弹片，正好在那个肺和心的中间。
田原：太神奇了，就是通过脉象看出来的？
李　可：就是啊。但是这个人治病不怎么样，他断病非常强，他就好像有透视眼似的，断病非常准确。
人体的脉象啊，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一个循行的路线，循行到哪一个部位不通的时候，他那个脉象就会出现很突然的变化，他就能抓住那个东西，就给你断定了，告诉你，你哪个地方有病。
这个方法失传了，没有人能知道。
田原：脉象二十四小时还有一个运动的规律？
李　可：对，肯定的。
田原：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中医大夫，把脉就把个半分钟、一分钟，能看出来什么？
李　可：（笑）啥也看不出来，江湖骗子。所以说中医的四诊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单纯靠哪一个也不行。脉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法。
现在也有看脉象和心脏是不是同步啊，心脏跳几下，脉就跳几下，那和中医的脉风马牛不相及（笑）。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还算是中西结合里的一个成果呢。
田原：李老，咱们从开始聊天到现在，你可吸了不少烟……
李　可：挺好啊，除了感冒，一般是不咳嗽。
田原：中医说吸烟耗阴，抽烟的人嘴唇一般都是干红的，有虚热的表现。
李　可：胡说八道。那是假辨症，看到表相，看不到本质。我告诉你啊，现在教科书上的结论基本上是错的，特别是阴阳的辨证，其它的就不用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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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谈到中医的传承，我不能不回忆起自己几十年涉足医林的往事，我亲自目睹了一些老中医由于后继无人使他们的治病“绝技”失传。
　　就拿梁秀清来说吧，他是我上世纪70年代最初学习中医时的老师。当时他住在山西侯马市西侯马村的一间普通农舍里，他是祖传九代的老中医，与众不同的是，他看病总是边号脉边画出患者全身五脏六腑的简图，然后一一标出何处有病、何处疼痛、何处不适等，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交给患者看对不对，要紧处才问上几句，并详细告诉患者致病之由、祛病之法，由于语语切中病情，患者非哭即笑，甚则拍案称奇！中医脉诊竟如此神奇，我非亲身经历实不敢相信。后来我才了解到，他8岁时父亲就教他练习梁氏诊脉法，这梁氏诊脉法颇似《难经》诊脉法，如练习一呼一吸脉行六寸，练久了就能计算出脉行至何处有异即何处有病；练习浮取、中取、沉取则是按《难经》说的往3个指头上粘豆子逐渐加码。春弦、夏洪、秋毛、冬石是四季平脉，父亲对他说只有掌握了平脉才能摸出病脉。然而，初学脉时父亲先不让他摸人的脉搏，而是让他摸河里的水，父亲说河流好比大地的血脉，它四季四时（早午晚夜）的变化，犹如人脉的变化。掌握了河脉的变化，有助于掌握人脉的变化。如此等等，他整整练了3个寒暑，才掌握了梁氏诊脉法。他就凭着这一手诊脉的硬功夫，不仅能诊断出肿瘤，而且凭脉辨证用药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的生命。他曾对我说，他要写一本《梁氏诊脉法》传之于世，可惜他未完成此书即去世，现在留在世上的只有他写的《肿瘤治验录》（山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一书。梁氏诊脉法已经不复得见，如何运用诊脉来诊治肿瘤这一绝技从此消失，我因为工作调动未能跟他学习而遗憾终身。
　　像梁秀清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山西介休县有个老中医孔二焦以擅长儿科和治疗肿瘤闻名遐迩，其望诊是一绝，病家不用开口，他一望就知道小儿患的是什么病，他开的药方，小儿每剂从不超过1角钱，成人每剂不超过5角钱，而且疗效卓著，直到现在还在百姓中传为美谈。那个时候，山西临汾市还有一个老中医李玉寿，最擅长小儿推拿，像小儿常见病如高烧、吐泻、肺炎、惊厥等，他用推八卦、利三焦等手法治疗，多则三五次、少则一两次就好了。每天抱着患儿来推拿的人川流不息。他每次收费也只有两三角钱，没带钱的就干脆不收。花钱少，效果好，又无副作用，真正是“简便廉验”。可惜，像以上这些民间老中医去世后，他们的这些“绝活”也在世上消失了，这是多么可惜呀！在这次论坛上邓铁涛痛心地指出：“中医几千年来的宝贝丢失得太多了。”我们应该有“兴废继绝”的紧迫感——中医传承，时不我待！
“师带徒”是中医传承的关键　　从1990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了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采用了传统的“师带徒”人才培养模式，这是事关中医传承的重要举措。为什么中医传承非得采取“师带徒”这一形式？我认为这是由中医药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决定的。
　　中医与西医不同，正像任继学老师分析的那样，“西医学的基础模式是实验医学……其理论是一对一的”。而“中医药学的核心理论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又是“整体之中注重个体的理论医学”。中医讲的是辨证论治，其学术由临床产生，反过来也只有通过临床才能真正将其理解和运用。正像朱良春所说的那句明言：“中医之生命在于学术，学术之根本在于临床，临床水平之高低在于疗效。”而老中医是临床的高手，他们是中医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我们只有拜老中医为师，虚心求教，才能把他们的经验学到手，才能提高疗效，从而把中医学术传承下来。
　　笔者开始学习中医时，将中医大学的课本知识装了一肚子，但在临证时往往疗效不高，后来拜了几位老中医为师，承袭了他们的经验，才在临床中逐渐得心应手。就中医治疗急危重症来说吧，过去我避之惟恐不及，后来拜了老中医李可为师，随师看病抄方，见他重用附子，屡起沉疴。过去我在10多年临床中因附子是“霸道药”从不敢用，经李师言传身教，逐渐学会了附子的应用。特别是对李师自创的“破格救心汤”，体会尤深，今举例说明之。
　　日，我在临汾旺安医院应诊时适逢因风心病、肾衰竭而住院的一位65岁男性患者，心室扩大，于下午六时突然不能说话，以手指心脏比划，示意此处极端痛苦，不能平卧，呼吸难以接续，面色晦暗，口唇、指甲青紫，手冷过肘，足冷过膝，汗出如油，舌红光无苔，脉浮虚大而数（260次/分），血压已测不出，气息奄奄，我速将李师“破格救心汤”予之。因病势危急，用开水武火急煎，随煎随喂。八时许，病势未转。第二剂时附子加重用量，稍稳定。十一时又服第三剂，附子又加量，病势开始趋缓，至次日清晨六时，已不喘，口唇指甲青紫已退，四肢转温，已能坐起说话，脉亦变缓（90次/分），血压160/70毫米汞柱，终于转危为安，又以补益气血之药调理一周后出院。
　　我之所以敢用重剂附子救此危垂之症，完全是由于李师言传身教的结果。“破格救心汤”是李师平时治疗急危重症的常用方，他说此方脱胎于《伤寒论》四逆汤类方和张锡纯氏来复汤。李师一生致力于急危重症的研究，根据他的经验，心衰垂危病人不仅阳绝而且阴也暴脱，《伤寒论》的四逆汤类方虽补阳而救脱不足，张锡纯氏来复汤虽救脱而补阳不足，两方合为一方，不仅可以互补，尤其是破格重用附子、山萸肉后发生了质变，更加入活磁石、生龙牡粉吸纳上下，维系阴阳；麝香开窍醒神，开中有补，如此方可挽垂绝之阳、救暴脱之阴。方中关键是附子非重用不足以奏功，伍以大量炙甘草，一以监制附子之毒使之不至于偾事；一以甘草甘缓之性使姜附逗留于中则温暖之力绵长而扩达于外，使回阳之力持久。组方严谨周全，至稳至当，可放胆使用，李师特别强调“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平时随李师侍诊，聆听他的教诲，常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中医传承尤应着眼于精髓　　毫无疑问，这些名老中医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我们应该全面传承，包括一招、一式、一方、一法。但是我通过品味此次论坛论文又深深地感到，我们更要着眼于学习他们辨证论治的思想，这是中医的精髓。换言之，我们更要学习他们临床中运用中医的思维去审因论治，组方遣药。这话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试举我师李可用麻黄汤治愈蛛网膜下腔出血并发暴盲病案论之。
　　2000年秋，一位37岁农妇患原发性高血压18年，由于暴怒引发蛛网膜下腔出血，昏迷48小时，醒后暴盲。诊见寒战、咳逆无汗，查颅内血肿、水肿，双眼底出血、水肿。眼科名家陈达夫先生目疾六经辨证大法有云：凡目疾，无外症而暴盲，为寒邪直中少阴，玄府（毛孔）闭塞所致，当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温肾散寒。附子温少阴之里；麻黄开太阳之表，即是启玄府之闭；细辛直入少阴，托邪外透。李师见此妇禀赋素壮，症见寒战无汗，纯属表实，与少阴无涉，遂径与麻黄汤一剂令服。次日诊之，夜得畅汗，小便特多，8小时约达3000毫升，头胀痛得罢，目珠胀痛亦止，目赤亦退，血压竟然复常，已可看到模糊人影。又以通窍活血汤冲服水蛭末12克，调理一段，终于复明，左、右眼视力分别为1.2、0.8，病愈3年后随访，血压一直稳定。
　　麻黄、桂枝升压，现代药理已成定论，近百年来已列为脑血管类病用药禁区，这几乎成了每个中医的常识。而李师却用麻黄汤治愈不可逆转的高血压，岂非怪事？其实不怪，李师之所以成功治愈此病，就是因为他未受西医药理的束缚，而是用中医理论去分析本案病机。即由于寒袭太阳之表，玄府闭塞，寒邪郁勃于内，气机逆乱上冲。邪无出路，遂致攻脑、攻目。邪之来路即邪之出路，故用麻黄汤发汗，随着汗出，表闭一开，邪从外散，肺气得宣，水道得通，小便得利，郁结于大脑及眼底之瘀血、水肿亦随之而去，脑压迅速复常。此案若不按中医的思路去治，岂能奏效？
　　我受李师治疗此案的启发，在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对症方中，加入麻黄一药，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由此联想到古人用以麻黄为主的“古今录验大小续命汤”治疗中风，临床应用13个世纪，实有至理，而现代人久已罕用，实是不知中医汗法可以消除溢血、充血之水肿。人本一体，表里同气，表气闭塞则里气逆乱，表气通则里气和。中药有双向调节作用，是通过调燮整体气机而治疗局部疾病。汗法之奥妙，并不单在一个“汗”字，麻黄可以通利九窍，宣通脏腑之气。若按照现代中药化学分析来使用中药，岂不是与中医的病理病机南辕北辙？
　　再举一例。记得笔者曾跟随另一位中医临床大家黄杰熙侍诊。黄师最善于用寻常之品，起重疾，却顽疴，就诊者塞门壅户。我见他每天接诊之前，总要念几遍：“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立方。”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这是仲景治病的十二字真言，每天念几遍，主要是提高警惕，怕诊病时偏离中医轨道而犯错误。这和李可老师的治病观念不谋而合。李师亦常告诫我，临证之际，不但不要固执于西医的病名，有时连中医的病名也不必深究，据四诊八纲以识主证，析证候以明病机，按病机立法、遣方、用药，如此虽不能尽愈诸疾，庶几见病知源，少犯错误。中医讲的是“有是证用是药”，我想，我们只有真正掌握了辨证论治这个精髓，才能一通百通。不管疾病有千种万种，疾病谱如何变化，我们都会“成竹在胸”，以不变应万变，乃至破解世界医学难题。如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医的传承，使创新不致于成为一句空话。&
回复：郭博信
郭博信,他是李可老中医的大弟子,也是他最早发现了黄杰熙、李可等一批老中医，他以自己敏锐的中医传统思想的眼光向我们推荐了这些名医，并且帮他们著书立说，今天我得到了他主编的一本新书，《明清临证医话精选》，论坛中有朋友问我们学中医拜谁为师呢，在他的书序言中这样写道：学习中医治病的真功夫，在许多情况下，要靠拜书本为师，．．．．医话不不仅短小精悍，而且是著者有感而发，信手写来，直抒其辨证用药的思路，使人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洞察中医的奥妙．我们每读医话，总仿佛是名师在侧，指点迷津，常有茅塞顿开之感，获益良多．
　　作者将明清医话中切于临床者，辑录成册，每文中另拟小标题，对于中医临床家很有启迪和帮助，闲时读上几篇真是大有益处．朱良春先生为之特为之序．
　　学好中医传统文化是基础，这本书对我们加强对中医文化的认识实是大有益处,特向大家推荐.
前一段时间,郭先生曾到澳大利亚讲学,澳洲中医听后说:这是真中医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紧扣疗效,几天前,澳大利亚一行九人又专程来中国学习,这是民间的交流,这是疗效的交流,来的人是中澳大利亚中医界的顶尖人物,来做什么,来学习,来提高疗效.李可老中医还有一些民间的中医给澳大利亚的讲课,进行了交流,郭先生给了我一份他在澳洲的讲稿,我正好在网上见到了一个内容近视的贴子,转发在这,大家共享
先说梁秀清，若论文化程度，在解放前他只上过初小，他是在父亲的引导下自学中医。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与他相识时，他居住在山西侯马一偏僻的农村小屋中，门前未挂任何招牌，但是找他看病的人，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还有来自日本、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整日门前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1986年，他的原籍河北省巨鹿县委作出决定，由县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侯马，对他治愈了的附近的几十个肿瘤病人一一进行调查落实，然后派专车把他全家六口人接回巨鹿，专门为他成立了“巨鹿县中医肿瘤医院”，任命他为院长。
我的第二个老师是黄杰熙，他本是太原市第七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而开除了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的他，因其祖父曾是中医而从小有些耳濡目染，为了生存计，他就自学中医为人看病，1966年文革开始，因找他看病的人阻塞了太原市西米市巷内的交通，惹恼了造反派，将其投入了监狱。1986年我拜他为师时，他早已被平反恢复了教师的工作，因他善以价廉寻常之药起大病，却顽疾，每日候诊者塞门拥户，他撰写的《本草问答评注》等6本中医书，说理透彻，深入浅出，无任何浮泛之词，句句为临床家言，迥非寻常中医书可比，因此风行海内外而读者赞誉有加。
我的第三位老师是曾当过山西省灵石县中医院院长的李可。李可本和中医无半点渊源。解放前他初中没毕业就参了军，23岁时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他在铁窗内开始研读《伤寒论》，出狱后奔走于山区乡村，为穷苦百姓看病，50岁后才被平反昭雪，恢复了他这个老革命的名誉，殊知此时这位老革命自学成才已成为一位老中医了。
李可临证颇有大将风度，他以大剂量附子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的亦有百余人。李可打破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医是“慢郎中”不治急症的观念，所以他的临床经验尤为难能可贵。《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问世后，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在中医界引起强烈反响，海内外求医拜师者纷至沓来，孰知他的职称，虽年近八旬，亦不过一中医主治医师而已。
以上所述，乃个人的一点实际经历，局限性在所难免。但是，若按报上某些贤达的观点，似乎是培养出像梁秀清、黄杰熙、李可或乃至鄙如我这样低水平的纯中医就无法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要求，敢问此等高论是否有点“杞人忧天”？
随着临床的时间长了，经历的病例多了，才感到治疗一些顽固病，决非几剂汤药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有方有守。所谓有方有守，即对某些顽固病、慢性病，一直守方治疗，证不变，方也不变，甚至像刘绍武说的那样“百剂不更方”。因为疾病是日积月累而来，那么疾病的治疗也得日积月累而去。也就是说，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本......
山西已故名老中医刘绍武，给人看病时，常要求病人服药100剂。过去我对此颇为不解。但是随着临床的时间长了，经历的病例多了，才感到治疗一些顽固病，决非几剂汤药就能解决问题，必须有方有守。
　　所谓有方有守，即对某些顽固病、慢性病，一直守方治疗，证不变，方也不变，甚至像刘绍武说的那样“百剂不方”。因为疾病是日积月累而来，那么疾病的治疗也得日积月累而去。也就是说，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本质的东西，决定病变的终始，非到病变的发展过程的完结，疾病不会痊愈，因此，治病必求于本，本质不变，方不可变，变则无效，甚则半途而废，前功尽弃。疾病的顽固性决定治疗必须有持续性。
　　日，我曾诊治过一位姓陈的69岁男性病，当时是由其子接我去其家诊治。位患者2002年曾在河北石家庄某大医院检查，确诊为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狭窄，阻塞60%，并有萎缩。西医的意见必须在阻塞处做两个支架，当时做一个支架需人民币8万元。但主管医生说因阻塞处正在冠状动脉血管交叉处，因此手术有一定的危险性。患者系河北省正定县一农民，因无力支付高昂的手术费，转而由其子接来太原求中医治疗。当时我见他时，他面色苍白，消瘦，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去卫生间得扶着墙壁走，手颤抖不能洗脸，全身软弱无力，动则汗出，心慌气短，喘息咳唾，头晕目眩，胸部憋闷，胸痛彻背，脉极沉迟细弱，并有结代。询之尚有小腹冷痛、晨起即泻之30年痼疾。此属素体阳虚气弱而兼寒凝血瘀，与《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证相似，遂拟一温阳益气、化瘀通脉之方与服，10余剂后症情缓解，遂回河北农村老家坚持服药，其间曾7次打电话述说病情，我则嘱其主方不变，稍事修改。日，又与其子来我诊所，时隔两年零8个月，见其面色红润，体态丰满，说话有力，完全变了一个人。他高兴地说，他现在全身有力，什么农活都能干，也能去赶集，还帮助村里盖房子，一如常人。胸部也不憋闷疼痛了，诊其脉和缓有力，亦无结代，患者告我，他两年多来，一共服药340余剂。父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并且拿出了我给他开的药方，处方如下：
　　栝楼30g,薤白20g,丹参20g,川芎15g,红花10g,降香10g,黄芪30g,党参20g,香附10g,茯苓10g,麦冬10g,五味子10g,仙灵脾15g,附子15g,桂枝10g,炙甘草10g,水蛭10g,地龙10g,蜈蚣1条，生姜三片，大枣30g。
　　这是一个主方，他服了100余剂，其余7次改方除去掉附子外，余皆不变，有时兼加补骨脂、肉豆蔻、吴茱萸等，现在他不仅冠心病痊愈了，而且小腹冷痛、晨起即泻30年之痼疾亦愈，过去三天两头感冒，现在一两年也没感冒。过去一点冷食也不能吃，现在夏天也敢吃西瓜了。他儿子还回忆说，过去我们小时候，我爸经常让我们上去踩他的小肚子。可见患者痼疾痛苦之甚。
　　这是我在有方有守方面的一个典型病例，事实上许多慢性病、顽固性疾病，都是长期服药才能见效。我治疗晚期肺癌，都是在服七八十剂后才在拍片时发现病灶缩小的。因这些病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表现极为轻微，这就如同我们浇花灌水一样，必须循序渐进，假以时日。老百姓说的“得病如塌墙，治病如抽丝”，就是这个道理。
　　这里关键是要心有定见。心无定见，急功近利，朝令夕改，也是医家一误。心有定见，那就是对疾病的本质要诊断准确，用药准确，中医也叫丝丝入扣，才能功到自然成。反之，如果辨证不准确，犯虚虚实实之戒，就会造成失误。或者用药与疾病的本质沾不上边，风马牛不相及，丝毫无效还不知改方，服药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药物蓄积中毒，造成变证或其他的损害。脉变、证变、法变、方变、药变和守方不变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核心还是辨证论治，也就是常说的“有是证用是药”。
所谓纯中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问题，只不过当前出现了中医西化的严重现象，所以人们才提出了纯中医的概念，以示区别于那些名为中医实则用西医思维诊病的人。一句话，纯中医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这也算是中医在名称上打了一个时代的烙印吧。
我对中医的接触、学习、关注与思考，应该说有半个世纪之久。在此，我愿以过来人的身份再谈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
　　记得小时候，在我的前辈中，远近乡里总是有名震遐迩的老中医，他们立起沉疴的妙闻趣事，在百姓中津津乐道，可以说是不绝于耳。那时候，各县有各县的几大名医，各省有各省的几大名医，他们如雷贯耳的名气，不是靠电视、报纸宣传出来的，也不是哪一级政府命名的，而是靠他们实际治病的神奇疗效，由百姓们口口相传、约定俗成的。他们头上虽然没有“教授”、“主任”、“专家”这些炫目的头衔，也没有政府给的特殊津贴，多数还名不见经传，但他们确实是得其真传的纯中医，他们哪个人有什么绝活儿，有什么特长，百姓们清楚得很，“引车卖浆者流”也不例外。那时候，百姓们找个好中医看病还是不难的，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失，老一代名医相继逝去，这样的局面也渐行渐远。现在打开电视、翻开报纸、走进医院，中医“教授”、“主任”、“专家”扑面而来，现代新闻媒体的宣传力度不仅强大，而且手段不断翻新，真是“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令人失望的是，牌子换了，疗效也换了，中医治病神奇疗效的传闻，在我耳边也越来越少，代之而起的是百姓们“现在找个好中医太难了”无奈的“一声叹息”。现在不用说找个过去那样的名中医了，就是找个不开化验单、检验单、认认真真号脉按照中医思维看病的所谓纯中医，也绝非易事。
　　从1984年起，我在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主持中医药图书出版工作，由于我本人从小对中医的耳濡目染，对中医的热爱与执着，加之本人又是个中医师，所以决心利用这个具有新闻性质的职业为振兴中医出把力。15年来，我带领本社同仁跑遍大江南北，积极组织出版了以中医为主的医药图书。1994年《出版参考》公布了“读者心目中的名社名书”，偏居一隅的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名列其中。然而说句老实话，在我社出版的上千册中医图书中，真正让我感到确有实用价值、能在手头把玩的不出10种，而在我所接触的数百名中医书的作者中，据我观察，能够用中医思维看病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15年辛苦不寻常，竟是如是之结果，这可真成了“天涯何处觅芳草”了。
　　2005年，澳大利亚大使馆参赞助理杰森女儿的慢性湿疹经我治愈，感激之余他邀我去澳大利亚看病，我说：“不行啊，我不懂英语。”哪知听了这话，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错了，我们澳大利亚人专找不懂英语的中医看病，我们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正宗中医！”这话让我吃了一惊。
　　第二年底，当我终于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的时候，似乎是明白了点什么。那一天我在某大学中医系与同学们一起座谈，得知他们教学模式完全是照搬我们的，即中西均有，他们毕业后同样存在就业难的问题，甚至连实习的地方也找不到。可谁都知道，澳大利亚中医诊所是很多的，怎么能找不到实习的地方呢？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澳大利亚中医针灸学会秘书长刘炽京，他说：“他们（指中医大学毕业生）什么都不会，所以我们的诊所拒绝他们来实习！”我们知道，澳大利亚是全球除中国以外第一个承认中医中药的国家，维多利亚州还实现了中医立法，他们中医诊所的中医大夫只准开中药，不准开西药，他们都成了纯中医了。无怪乎我只讲了点传统中医思维用药的经验，他们听后居然惊呼：“这回是真中医来了！”
　　往事如烟，小时候我亲自感受的中医风采已成了遥远的回忆。而今天，我开始从外国同行那里听到了“真中医”这个称呼，从我接触的洋人那里又得知“正宗中医”这个词。1996年我去美国时，还看到有的州中医考试的课目竟有我们久违了的王叔和的《脉经》。殊知在我们这边对于脉诊无论从教学还是到临床几乎快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怎么他们洋人重又拾起来了呢？难道当我们要“辞旧迎新”时，他们却要返璞归真不成？现在，我又看到了报上关于培养新中医还是纯中医的争论，却也是针锋相对，面对中医的是是非非，倒叫我这个普通中医心绪难平，真是“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而写出了如上的回忆文字，虽属浮光掠影、零星八碎，但毕竟耳闻目睹，非敢杜撰，但愿能给人一点点启迪。□
郭博信 山西省太原市
自古以来，中医治病不仅有汤剂，而且还有丸散膏丹等剂型，只是今人治病，大多只开汤剂，忽略了其他剂型，影响了疗效。
　　肺癌晚期，多数患者出现阴虚内热的症状，最典型的是手足心热，患者觉得从骨头里往外热，睡觉时手足露在外边，经常用身体贴住墙壁，严重时手足不能离开凉东西。对于这一症状，我开过多少滋阴清热的药方很难见效。一开始我用的是梁秀清老师传给我的“清骨散”，即：当归、地骨皮、丹皮、麦冬、滑石粉、山药、黄芩、厚朴8味药。用汤剂病人服了近一两个月也不见效，后来我还是用这8味药，按老师所说的，做成散剂，每次服3g，每天服3次，很快见到效果，一般服用7～8天，手足心即不热了，整个病情也有了好转。
　　虫类药一般用散剂也比煎剂效果好，我治疗脑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因这些病均属于气血痰瘀交阻经络，故用走窜的虫类药煎剂治疗，效果不明显，后来改成散剂，则疗效卓著。处方：全蝎10g，水蛭20g，地龙20g，蜈蚣5条，共焙干研末，每次服3g，每日服3次，名为蛭蝎散。去年我治疗一个80岁脑血栓病人，右半身不遂，卧床不起，我开了6剂补阳还五汤，兼服蛭蝎散2个月，至今已1年多，这个病人一切行动如常人。还有的半身不遂病人未服汤药，只服蛭蝎散就痊愈了。
　　有的病需慢慢调养，则可做成丸剂。如一中年妇女患脱发，头发越来越稀疏，已露出头皮，诊见脉涩，断为肾虚瘀血所致，用沙苑子100g，三七50g，藏红花50g，莲须200g，共为末蜜丸（每丸9g），每日早晚各服1丸，3个月后再见到她不仅已不脱发，而且长出了新发。
　　中药外洗，因药物直接接触患部，见效更快，比如外痔出血，用荆芥、防风、透骨草、白矾各10g，开水冲泡熏洗，当即见效，顶多用4～5次即痊愈，相比之下，内服中药效果就慢得多了。还有骨折后或扭伤后，疼痛不止，吃中药也来得慢，可用当归、透骨草各15g，红花、羌活、独活、荆芥各10g，血竭、桃仁、乳香、没药、防风各6g，海桐皮12g，共煎熏洗，舒筋活血定痛，常是一两剂肿消痛止。
　　外用药有时也能治疗急症，如一个晚期肺癌病人，这人不太相信中医，有一次他妻子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忽然小便不通，小腹憋胀难忍，用西药也无效，医院要给他导尿，他不愿意，因为他看见另一个病人用导尿无效，医院为他在小腹部打了个眼往出排尿，所以他不愿意受这个罪。我让他用7粒白胡椒、1根葱白，共捣烂，敷脐上，后来他妻子打来电话说敷药两个多小时后小便即通畅了，他妻子问他：“你不是不相信中医吗？”他高兴地说：“这回我相信了！”他的主治大夫也说：“想不到中医这么神。”从此这个病人开始认真服中药，原来医院说他活不过一个月，现在3个月都活过来了，而且病情一天一天在好转。
　　中药还有酒剂、滴剂等等其他各种剂型，均有其各自的适应症。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中医治病除了要用内服的汤剂外，其他剂型也不可忽略。对一个疾病，采用多种手段治疗，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不必对纯中医求全责备&
□ 郭博信&
　　贵报今年8月23日刊载的刘世峰先生“不要刻意打造‘纯中医’”的文章说，他在临床实习时的一位带教老中医突然患腹痛，解脓便血，误认为是痢疾服中药未愈，后经镜检诊断为直肠癌，临终前这位老中医仍然不知病情被蒙在鼓里，还嘱咐刘先生要努力钻研脾胃病。这位老中医对中医的执着和对年青中医的拳拳之情，令我肃然起敬。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先生竟然下了这样一个断语：“是传统中医的局限性害了他。”此话着实令我匪夷所思。任何人都知道癌症是世界医学难题，而且有些癌症一经发现就到了晚期，这也是常识，怎么能说这位老中医不知病情就是中医害了他？难道知道病情就能免于一死吗？退一步说，就算他及时知道了病情服中药未愈，又怎能说是中医害了他呢？癌症死亡率总是排在第一、二位，是中西医都要面对的难题，为什么非要责难中医呢？
　　刘先生举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头痛患者，请老中医周泽勋会诊，诊断为阳虚头痛，服中药未效，后经CT检查发现患者头痛系颅内肿瘤所致。这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中医没有发现的病，CT发现了。但是也有一些西医待查的病被中医治愈了，这也是常见的事，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但真正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刘先生由上述两件事得出的结论，即虽然以上两位老中医“医术精湛”，但由于他们的“缺陷也显而易见”，因此“没有再造就纯中医的必要”。
　　我们应当清楚，这两位老中医的精湛医术和缺陷是两码事，不能说因为有缺陷，其精湛的医术也不需要了，更不能仅由两个人的情况就扩大到说整个纯中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荒唐的逻辑推理不正像古人说的“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吗？不要说一个中医有缺陷是不足为奇的事情，就整个中医队伍而言，也不能说没有缺陷。如果中医没有缺陷，西医就传不到中国来，更不会成为当今社会的医疗主体；同样，如果西医学没有缺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也就不会留存到今天，更不会传到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如今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中西医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该互补，共同承担着人类战胜疾病的重任。怎能说有缺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呢？
　　实际上就一名纯中医来讲，不要说他不懂西医是个缺陷，就是对中医的学习和掌握，也都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的老师梁秀清长于脉诊和治疗肿瘤，但若诊得病人是“雀啄脉”、“屋漏脉”即断为必死，非己所能，只好辞为不治；与此相反，李可老师善治急危重症，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是亲自为病人煎药、灌药，以大剂量附子挽回垂危的生命。黄杰熙老师在治疗急危重症、大剂量用附子方面不及李师，在脉诊和治疗肿瘤方面不及梁师，但他熟谙药性，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管治什么病临症用药总是那么平平常常的十来味药稍事加减，局外人看起来似乎是千人一面，然取效亦在应手之间，此等中医由博返约的功夫又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刘先生提出的“现代中医应该是精通中医理论和诊疗技术，熟悉西医诊治方法，以中医中药为主防治疾病的医务工作者。”这样高的标准是没有错，但在我看来却如“白云在青天，可望不可及”。“应该”是一回事，但能否做到却是另外一回事。其中仅“精通”中医而言，殊非易事。我40年来学习研究中医，无一日敢“偷闲学少年”，至今年过花甲，所治好的疾病固属不少，常窃喜自己此生有幸结缘中医，然而我治不好的疾病更多，始知自己对中医的学习还很粗疏。李可老师乃医林奇才，但他曾对我说就是给他两辈子生命，他也学不完中医；年届九旬的中医界泰斗朱良春，在“首届著名中医药学家高层论坛”会议期间，与我们几位同仁闲谈时用手比划了馒头大的一个小圈，说自己对中医只学了这么一点点。他们这种虚怀若谷的谦虚精神无疑是我们的楷模，但仅仅看到这一点就有些片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实际上这也是他们通过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清醒认识。
　　我们现在常说的“学贯中西”，我认为这只不过是学人的理想境界，或者是对某位重量级人物的赞誉。世上果然有人能真正做到了，那可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神医了。然而我历数十年之观察，可谓“过尽千帆皆不是”，不用说学贯西医了，就是学贯中医，也无人敢自诩。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超凡的“医圣”（准确地说应该称作“天才的中医科学家”）和无数人由实践到理论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今天以一人之力能够真正学好用好其中的一部分，那就终生受用无穷，能够解决一部分疾病乃至世界医学难题而“独占鳌头”即是骄人成绩，岂能做到“十全”？在无可否认的中医西化严重、中医整体医疗水平下降的事实面前，今天人们提出培养纯中医的概念意在传承，意在务实，刘先生又何必出于理想化而对纯中医求全责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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