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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肾者调查：确实有人为买iPhone而卖肾
日，北京，蔡家兄弟俩因为给活体肾脏买卖做中介，在海淀法院出庭受审时痛哭。核心提示：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董楠，25岁，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小丁，22岁，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阿豪，19岁，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 2和iPhone 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非法器官交易频现一些关于“肾”的流言一直在民间流传。一则最广泛传播的谣言，称坊间有团伙专门趁人不注意将其麻醉后偷肾。这些谣言多次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广州华侨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周姓医生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被麻醉后偷取器官完全没有根据，“移植器官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零件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和受体的配型，减少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周医生解释：“受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对体内的外来组织器官加以识别后进行控制，逐步摧毁甚至消灭。这种生理免疫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上被称为排斥反应，如果反应足够强烈，就会导致器官移植手术失败。”“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几乎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因此，如果是陌生的肾源进行移植，能够匹配上肾源的几率连1%都不到。”周医生说，即使能匹配上，在进行移植手术后仍然会发生排斥反应，“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排异反应治疗，整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暨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江振友告诉记者：“取下的肾器官在常温下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因此，要通过降温和持续灌流保持器官活性，才能有效延长器官的存活时间，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保存，器官活性也很难超过24小时。”谣言的背后，是国内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以及器官捐赠比例的严重失调。非法器官交易的猖獗，成为“谣言”让人信以为真的基本前提。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两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肚子上的伤口“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信用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有点后悔卖肾了“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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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讲两万元卖肾经历：“幼稚愚蠢”警醒后人
丁红进住在佛山的一间出租屋内，现实已无法改变，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面对（资料片）长而深的刀口是他单肾人生的开始 记者 冀强 摄6月9日，卖肾后第一百天，32岁的丁红进仍不时用手轻抚腹部左下方的伤口。就在几天前，这道十二厘米的伤口，刚刚不再出血流脓。印象中除了痛、无力、冒虚汗，丁红进似乎还没有太多的体会。但他很明白，这将陪伴他走完余生。左肾被切除后，他换来了两万元报酬，但这并未能使他生活变好。失去了家庭、朋友和工作的他，远离故乡，孤独栖身在广东佛山城中村租来的民房内。面对到访的记者，他最终答应直面现实，希望自己“幼稚而愚蠢”的经历，能给社会带来警醒。曾经的幸福在丁红进看来，和几年前的幸福时光比较，32岁的自己如今比较“失败”。十五岁那年，他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徽，跟随老乡来到江西南昌打工。每天十几元的收入，对尚显稚嫩的他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幼年父母双亡，丁红进不得不更加独立要强。一年后，他跟着表哥闯荡上海，做起了装潢生意。不到二十岁时，他已自立门户。2005年，他应聘到一家媒介广告公司，很快被提为组长。2010年5月，被派往杭州分公司时，那是他人生最得意的阶段：不仅升任主管，而且还和女友生下了可爱的女儿。那年春节前，有两家银行的业务员来到丁红进办公室，分别说服他填写了两份信用卡申请表，其中一家还赠送了一块毛巾作为礼物。回到家，他还特意向女友讲述了这个“礼物”的由来。“一切都很顺心，春风得意。”回忆着当时的美好，丁红进感慨。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和尚未登记的女友闹翻，对方带着女儿回了福建老家。那段时间，情场失意的丁红进开始借酒浇愁，并拉着朋友频繁光顾酒吧。“少的时候也要四五百，多的时候一晚上两千多……”很快，自己两万多元的存款被花光。已经酗酒成性的他在酒吧里，潇洒地亮出了信用卡。浑浑噩噩中，信用卡账单的邮件一封接一封，看着已被刷爆的信用卡，丁红进才开始着急。不久，他接到了银行的催促还款电话。“说按照多少多少条规定，再不还款的话，就起诉我是信用卡诈骗。我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丁红进开始害怕，但为情所困已于2011年6月辞职的他却无力偿还。他坦言自己是个好面子的人，不好意思开口问朋友借钱，更不可能张口向家里的亲人诉说。“现在的人都比较现实，提到钱就伤感情。”他想到了喝酒闲聊时的卖肾传言。“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这对处于崩溃边缘的丁红进而言，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求人不如求己，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丁红进决定卖肾还钱。第一站卖肾的念头，一下子成为丁红进的全部。他开始上网搜索，输入关键词“卖肾”，没有搜到他想要的信息；输入“有偿捐肾”，终于找到了一条信息。帖子虽然打不开，但却链接了一个联系方式和QQ号码。去年11月3日，他将这个QQ号加为好友。只简单问了身高、年龄和血型，对方答应“要”他了。“一星期准备，手术很快，一周就能拿到钱，四万现金加患者给的红包。”QQ上，对方承诺。这让丁红进心动。按照他的计划，这些钱不仅能偿还两万三千多元的信用卡账单，而且还能有结余。三天后，再次致电对方确认后，下定决心的丁红进花126元买了杭州到漳州的硬座火车票，踏上了卖肾之旅。曾经的生活，从他踏上远行的火车开始，慢慢撕裂。而在丁红进之前，四川广安一个名叫王彬彬的21岁年轻人，为了“能拿卖肾的钱换回女朋友”，也踏上了开往漳州的火车。到站后，对方把他接往了漳州九中对面的一个小区内。“因为对方说很快就能拿到钱，本以为对方会安排住旅馆的。”打开那间出租屋，丁红进被吓到了，并不宽敞的房间内，住着二三十个和他一样，等待卖肾的“供体”。体检后，丁红进以为马上就要手术。但意外的是，当初“一个星期”的承诺，一拖就是三个多月。每一次询问何时能够卖肾，得到的答复都是“还没有患者”。不得已，年龄稍大的他和其余“供体”们一样，每天麻木的消磨时间，等待有人出钱买走自己的肾脏。他回忆说，尽管人身自由未被限制，但出租屋的房门一般都是锁起来的， 偶尔能够获批去楼下小卖部买包烟抽，但丁红进也偷偷溜出去上过网，在网上和家人报个平安，只是从不提“卖肾”的事。在微博上，王彬彬也回忆说，想早一点拿着卖肾的钱回去，却总是那么漫长，那种焦急的心情没有人能懂。“走上那条路的人不是养不活自己，而是所谓感觉来钱快的一种方式，到了那里等了那么久又不可能放弃，因为除了卖肾感觉自己没有选择的路可以走，所以自己都已经出不来了，一般的人到那里最多几天都没有钱了，想去哪里路费都没有。”丁红进也是如此。一直等到2012年春节，他都没有后悔过，只是在不停的催促中介，能不能快点，再快点？除夕那晚，和十多个供体一起，他们吃着烂菜叶，在出租屋里过年。割肾春节后，丁红进终于等不及了。从其他供体那，他知道还有一种快捷的有偿卖肾途径：虽然价格偏低，但不需要配型，也无需等待，甚至当天就能卖肾。有人甚至向他们提供了广东东莞一家快捷中介的联系方式。他和另外两人一起，向中介表明了等不下去的态度。今年2月15日，中介为他们买好了前往东莞的汽车票，送走了他们。听说女友快结婚了，王彬彬同样也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先后辗转长沙、杭州两地，祈求能够早点卖肾。“在我最急，最没有着落的时候我曾经愿意一万都要卖，那时不再是因为钱了，而是那种心痛了。那条路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在东莞的那间出租屋内，还有四名和丁红进一样，迫不及待想低价卖肾的年轻人。因为自己是O型血，“幸运”的丁红进这次没有太长的等待。2月23日，龙抬头。收走身份证、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一家小旅馆里，丁红进和中介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他甚至没有仔细看协议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卖肾的报酬两万元。“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当天傍晚，他被人带上汽车，全程要求戴着鸭舌帽和特制的墨镜，不许摘掉。大约一小时后，他被扶出了车领进了一个房间，这时他才被允许摘下墨镜。“是一处套房，各种设备很专业，但肯定不是医院。”一名操着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求他换上病号服，在屋里等待召唤。大约半个小时，他被领进了隔壁的房间， 房间装修得和手术室一样，两男两女穿着浅绿色大褂，等在手术台前。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 曾经麻木的丁红进终于开始有所忐忑，但他仍决定“顺其自然”。年轻女护士态度温柔，挂上吊瓶，为他注射麻药。“也就十几秒，我就昏睡过去了。”冰冷的手术刀精准而缓慢的切入丁红进的身体内，温热的左肾，被切除取出。再次睁眼，腹部撕裂的痛感和短促的呼吸，提醒他已失去了左肾。王彬彬的经历似乎更加波折。在找到买家被发往济南，“终于看到希望”后，怀着乱七八糟的心情，他走向手术台。未曾想在手术台上他被发现血管变异，无法进行手术。“卖不掉了，连自己去哪里都不知道了。”这次中介也并未再为他买好回家的车票，最终拿两百元将他打发掉。悔恨和羞愧事后，丁红进知道，手术是在佛山完成的。仅仅休息了一天，2月25日，丁红进就被人扶出了“手术室”，临走前，东北口音的男子拿来两叠百元钞票，问他要不要点。意识模糊的丁红进几乎无力回答，他摇摇头，对方就将钱塞进了丁随身携带的包里。下楼上车，还是一路帽子墨镜。20分钟后，他被带到一个小旅馆内安顿下来，下车时，他看到不远处是佛山顺德区碧江轻轨车站。八盒消炎药，一小瓶消毒水和半卷纱布，是中介留给丁红进最后的物件。此后，答应随后前来送还他身份证的中介，再没有出现。27日中午，换了几个姿势才从床上爬起来的丁红进退房，出门时，他甚至无法拎动装有简单衣物和现金的包。缓步大街上，他向人打听所欠款银行的网点位置。“第一个念头就是赶紧还钱，两家银行共还了9000元，还有别人的4000元。”随后，他以每月250元的价格，就近租了一处民房安身养伤。为了早点恢复，偶尔他也会奢侈一回，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店点一碗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他趁商场搞活动时，用1599元买了一台特价电脑，打牌斗地主打发时间。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卖肾所得的钱几乎已经花光，但信用卡内的滞纳金却在不断上涨：5月份，丁红进邮箱的账单显示，包括滞纳金在内其信用卡欠账已达16464.41元。这一次，丁红进没有多余的肾可卖。丁红进说，自己的人生被手术刀整齐地切成两段。“现在的日子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卖肾后，他换掉了手机号码，删除了QQ上的联系人，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城市，孤独的隐居。他丢失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左肾：此前手机上存有两百多个联系人号码，如今只剩下十多个；一年多来，他也再没有见过女儿，想女儿的时候就上QQ空间，看看她五六个月时的照片。你恨中介吗？丁红进有些迟疑。他说要说恨的话，也是恨他们“忽悠”自己很快就能拿到钱；“如果真像他们所说，一星期能卖掉拿到四万元，我个人倒是感激他们。那样的话，我所有（经济）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曾经失意的王彬彬，今天却开始庆幸，慢慢懂得珍惜。“也许当时我卖了肾也挽回不了什么，我现在照样过得好好的。”丁红进却不知道，自己那颗左肾，到底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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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肾者动机调查：部分为买iPhone 4S
　　图说：日，北京，蔡家兄弟俩因为给活体肾脏买卖做中介，在海淀法院出庭受审时痛哭。　　在记者暗访中，何青、孙明、马涛讲述了一些卖肾者看似五花八门的理由：董楠，25岁，他用来拉货的卡车被交警扣下，他曾经想通过卖肾来筹钱赎车。小丁，22岁，为了凑3000元钱给女朋友打胎，来广东卖肾。阿豪，19岁，坚定不移地要卖肾，只是为了还分期付款买的智能手机，以及他每天都在念叨的iPad2和iPhone4s，同时还要给QQ充一年的黄钻。后来被强子3000元“转卖”到郑州的地下中介。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所谓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卖肾者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中介分成两个体系，一个专门找患者，这些人常年游荡在各大医院里；另一个专门找“供体”。强子就是找“供体”人群中的一个小老板，负责出钱“养人”，通过中介做成一例肾脏移植手术，可以提成5万元。　　在小老板强子的下面，有线上和线下工作人员。线上有各种网络客服，包括通过QQ、网页、论坛等非法网络广告。线下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养人”，提供食宿，管理松散，来去自由。等到“供体”配型成功后，就与主刀医生联系，安排手术。　　器官移植系统不健全　　非法器官　　交易频现　　一些关于“肾”的流言一直在民间流传。一则最广泛传播的谣言，称坊间有团伙专门趁人不注意将其麻醉后偷肾。这些谣言多次引起当地民众的恐慌。　　广州华侨医院泌尿外科的一位周姓医生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其实被麻醉后偷取器官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移植器官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零件的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做人类白细胞抗原（HLA）供体和受体的配型，减少移植后的排斥反应。”　　周医生解释：“受体的免疫系统，能够对体内的外来组织器官加以识别后进行控制，逐步摧毁甚至消灭。这种生理免疫的过程在器官移植上被称为排斥反应，如果反应足够强烈，就会导致器官移植手术失败。”　　“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几乎不可能找到HLA完全相同的供受体。因此，如果是陌生的肾源进行移植，能够匹配上肾源的几率连1%都不到。”周医生说，即使能匹配上，在进行移植手术后仍然会发生排斥反应，“需要进行长期的抗排异反应治疗，整个过程将会是漫长而复杂的。”　　暨南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江振友告诉记者：“取下的肾器官在常温下少则几分钟，多则不超过1小时就会死亡，不能用于移植。因此，要通过降温和持续灌流保持器官活性，才能有效延长器官的存活时间，但即使在理想状态下进行保存，器官活性也很难超过24小时。”　　谣言的背后，是国内器官移植系统的不健全，以及器官捐赠比例的严重失调。非法器官交易的猖獗，成为“谣言”让人信以为真的基本前提。　　32岁的何青坐在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时不时会检查肚子上的伤口。一个月前，他做了肾切除手术。　　何青的肾是自愿切除的，他用自己的肾“换”来两万元现金。黑中介“强子”原本答应，另外再给何青1000元钱，并归还何青的身份证。一个月过去了，强子不知去向，何青成了“三无”人员。　　肚子上的伤口　　“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未必肯借钱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何青向南方日报记者展示他的伤口：自上而下一道12厘米长的伤疤，看上去缝合得很好，“像一只蜈蚣在肚子上爬”。　　何青是安徽人，前些年一直在杭州打工。当时何青由于肯吃苦还做到了部门主管，“一个月收入也有四五千块钱。”在杭州，何青了老婆，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幸福的生活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几个月后，由于生活价值观的差异，老婆与何青分道扬镳，带着女儿回了老家。那段时间，失意的何青经常跟几个朋友去泡酒吧，每次都抢着刷卡埋单。“当时办了两张卡，每张都欠下了一万多元的债。”　　老婆带着孩子跑了，何青再也没心思工作，那段日子何青挥霍无度，很快背负了2.3万元的债务。感情受挫加上经济压力，何青主动辞职。　　两个月后，银行委托专业讨债公司致电何青。“如果欠的款项逾期未还，我们将报警，根据刑法196条诈骗罪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你还要承担诉讼费和律师费。”何青开始感到害怕，但又无力偿还。　　“如果让家里人知道，自己在外面辛苦打工这么多年，还欠下一屁股债，那面子就丢大了。”何青一直没跟家人说老婆带着孩子离开他的事情，怕家里人在街坊面前抬不起头来。朋友们看到何青平时出手阔绰，经常请客，谁都不信他会出现债务问题。　　几乎把自己逼到绝路的何青，偶然听到别人在谈“有偿捐肾”的话题。“一个肾能卖十几万元呢，而且对身体影响也不大。”卖肾，处于崩溃边缘的何青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我在网上联系到福建漳州的一个卖肾中介，说是能卖4万元，但要等三四个月。”山穷水尽的何青别无选择，花126元买了一张火车票，身上只剩下100多元钱。到了漳州卖肾中介的窝点后，何青用自己身上余下的钱买了几包烟，分给跟他一起等待卖肾的人，“初到贵地，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两万多元的债务，为何不求助亲戚朋友？　　“这种事情是自己造的孽，哪好意思去求别人？再说了，求人不如求己，求别人，他们也未必肯借给你，没借到多难堪啊。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有点后悔卖肾了　　“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在漳州等了3个月，何青一直没有等到能够跟他的肾配上型的患者。后来听说广东也有“有偿捐肾”的地下中介，实在等不下去的何青，和另外两个“供体”一起来到广东，等待新的“有偿捐肾”机会。　　这一次，“幸运”的何青很快找到了“受体”，2月23日，做完一系列的体检后，在东莞的一家小旅馆里，强子跟他签下了“有偿捐肾”的协议。　　何青并没有仔细看协议的内容，只是核对了一下给多少钱，他按下手印时还有点紧张。“只有一份协议，两页纸，签完之后就被强子收回去了。他问我是打卡还是现金，我说要现金。”　　2月23日下午，何青被人从东莞带到了佛山，全程都被要求戴着墨镜和帽子，不许摘掉。　　“我不知道是哪里，但肯定不是医院。”房间里的设备非常专业，一间休息室，旁边还有一间“手术室”。一名三四十岁、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要求何青换上睡衣，来到“手术室”，何青看到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已经在等他。护士给何青注射了麻醉药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　　“整个手术才一个多小时。”手术后的何青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很短促，只能半呼吸，因为很痛”，东北口音男告诉他，手术很成功，让他在休息室躺了一天，“痛得根本睡不着，但我也不好意思说。”主刀医生还夸何青勇敢，“别人来做都喊疼，你却一声不吭。”　　“静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拆线。”主刀医生术后告诉何青，采用的是皮内缝合术。东北口音男对主刀医生的技术“非常满意”。　　第三天中午，中介送何青走，离开前东北口音男给了何青两万元现金，“钱放哪里？”何青疼得几乎走不了路，在男子的搀扶下，何青上了车。整个过程同样被戴上了墨镜和帽子。　　20分钟后，车停在顺德碧江轻轨车站，何青被带到附近一个小旅馆里安顿下来，此时已经是2月25日下午。　　“好久没理发了，像疯子一样。”爱面子的何青忍着痛跑去附近先剪了头发。何青花250元租下一间出租屋，花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偶尔何青也会去沙县小吃店喝一碗乌鸡汤补补身体，后来实在无聊，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折腾了一个月，何青的两万元钱所剩不多。　　“我有点后悔卖肾了。”何青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地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我现在比以前瘦了很多，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找份工作，踏踏实实干几个月，也能挣个一两万。”　　也有卖不出去的肾　　“那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手术后次日，何青给他在中介等待“受体”过程中结识的朋友孙明发了条信息，“手术已做，一切顺利”。孙明想让何青到深圳和他们一起住，“都是兄弟，相互有个照应”，但何青婉拒了他的好意。　　跟何青相比，孙明的肾没有“卖”出去。　　去年上半年，孙明在(,)做水晶灯饰的生意，因为没有经验欠下8万元债务。孙明急于还债，无奈之下就想到了卖肾。“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觉得到期了没钱还给人家，面子上过不去。”　　日，孙明买了张火车票，一路从老家西安站到成都。在成都待了两天，因为没有配型成功，中介给了他400元路费打发他回去，不死心的孙明又辗转来到广东，在顺德碧江市场一带，见到了中介老板强子和他的手下董楠。　　“平时很少见到强子，只有在有人要做手术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主要是董楠在负责我们的吃住。”董楠原本也是来卖肾的，但是由于长期配不上型，就只能等待。后来慢慢发现，干中介有利可图，他就专职负责“养人”。　　孙明在中介的出租屋里住了3个月，一直没有配上型。和他抱着一样目的的还有六七个人。在此期间，孙明见到几个做完摘肾手术的人，“之前还蛮有精神的，做完手术后整个人脸色苍白，非常虚弱。”孙明心里开始犹豫。　　今年1月28日，马涛从深圳来到顺德，和孙明一见如故。在马涛的劝说下，孙明彻底打消了卖肾的念头。　　马涛和强子是东北老乡，以前又做过侦察兵，很快就取得强子的信任。“我想找到证据后，把强子抓住送去公安局，端掉这个团伙。”　　“我们在这吃住，行动不受限制。但强子很警觉，每次一有人突然走掉，他就要挪动一下。”马涛掌握了强子至少3个“窝点”。南方日报记者随后前往调查时发现，3处窝点都已经人去楼空，但是从房东老板的记录中，还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为了摸清地下中介的网络，马涛在中介窝点一共待了10天，跟5个完全不认识的“供体”一起，同吃同住同睡，“里面跟猪窝一样，连个被罩都没有，破棉絮，光板床，吃的是白菜土豆，简直就是把人当猪养。”　　卖肾的种种“理由”　　在做手术前，卖肾者的心情既害怕又兴奋，害怕是怕疼，兴奋是因为马上就能拿到钱　　“在中介窝点，大家吃饭就故意浪费，开水一壶接一壶地烧，烧完冲厕所；饭煮两锅，吃一锅倒一锅，菜也是炒一盘倒一盘，我们5个人，两天干掉50斤米，一桶油。为什么这么干？因为我们"供体"恨中介，恨死中介了。明明知道一个肾能卖多少钱，但到你手里能有1/10就不错了。中介、老板、主刀医生、麻醉师、护士，每一层都要拿钱。这些钱，都沾着卖肾者的血。”　　马涛接触到的每一个卖肾者，无人不痛恨中介，但生活的无奈让他们只能贱卖自己的器官，在他们看来，这是他们唯一还能支配的资本。　　每个人卖肾的动机，其实并不复杂。但现实的残酷就在于，每一个看上去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卖肾行为的理由，其背后隐藏的是个体的命运之困。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在自尊的驱使之下，他们选择了卖肾。　　“凡是卖肾的人，都会给自己找个可以接受的理由。但起码这个人的心并不坏。”每个人卖肾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之处：缺钱。　　1 2 >　　　　声明：凡本网注明转载自其他媒体的作品，转载目的在于传递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点此查看《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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