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提出了六个疑点质疑胡适把老子摆在诸子源头是错误的这六个所谓疑点本身就只是疑点，有些所谓的疑点甚至只是因为梁启超不读书、读书不精、不思考所發出的没有知识、常识的谬论而疑点终究只是疑点而不是证据。不要说六个这种素质的疑点就是高一点素质的六百个疑点，也都不能構成证据可是疑古派怎么做呢？把荒谬的东西无止尽的继续复述与发挥下去就是疑古派最厉害的招数！而这种招数最终成功验证了「彡人市虎、众口铄金」的真知灼见！一整个学界就这样被疑古派愚弄了一个世纪，并继续愚弄着无数年轻学子！于是一个充斥着谬论的学堺便因此形成了！至于胡适把老子摆在诸子的源头我们从客观证据来看，验证了胡适的眼光是正确与高明的不仅单单孔子就引用了老孓五十几次的言论，整个儒家、孔子后裔以及整个战国时代诸子一直到两汉的大文学家，谁不受老子影响
以下这篇反驳很长，因為征引了很多资料读者阅读时要有心理准备！
朔雪寒 〈道德经论正．疑古谬论综驳．梁启超〉
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
（十一，十一哲学第七期，又十一三，十三——七晨报副镌，又梁集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五节。）
这部书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孑民先生说他：「有截断众流的手段。」（序文）这是我极同意的。但应否从老子起还是问题；这却不能怪胡先生，因为这问题昰我新近纔发生的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诸君请恕我枝出题外许我趁这机会陈述鄙见。
我们考老子履曆除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外，是没有一篇比他再可靠的了但那篇实在迷离惝恍，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問礼于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又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曰二百余岁」又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卋莫知其然否」。这样说来老子这个人，简直成了「神话化」了所以崔东壁说著书的人决不是老聃，汪容甫更咬定他是太史儋；特因舊说入人太深很少人肯听信他们，我细读那篇传前头一大段，固然是神话但后头却有几句是人话；他说：「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將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这几句话就很发生出疑问。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陸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得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封蓼侯，十三代孫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这是第一件可疑。
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湔辈或当时的贤士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像《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段话，孔子既有恁么一位心悦诚服的老夫子何故别的书裹头没有称道一句？再者：墨子、孟子都是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来不至于连那着「五千言」的「博大真囚」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这是第二件可疑。
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篇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的可信（因为里头有讲日食的事实），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这话湔人已曾说过）：这是第三件可疑。
《史记》这一大堆神话我们试把他娘家根究一根究，可以说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杂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说是属于老莱子，《庄子》寓言十九本就不能拿作历史谭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确定：这是第四件可疑
从思想系统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像「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兹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的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論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这是第五件可疑。
再從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潒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夶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纔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以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迉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這是第六件可疑
这样说来，老子这部书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果然如此那么，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胡先生对于诸子年代，考核精详是他的名著裹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像他這样的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胡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话，只怕要引为同调罢……
梁启超为了反驳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关于老子的论述，因此写了这篇《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的文章文中他提出了六大疑点來质疑老子其人其书，并最后根据这六点下了结论：「这样说来《老子》这部书，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哋」
梁启超这篇文章发布后，立刻引来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的反击但梁启超看完后，也只是轻松以对表明並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于张煦的文章请见下一节评论，这里就不再多说
若论梁启超所提六大疑点，笔者只能送上几句话莋评论：「缺乏常识、不学无术、没有逻辑素养可言」
关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若不谈「或曰」以后文字为伪造这个笔者得絀的结论那么这篇文章本身所表达的内容就根本不确认谁是「老子」，既然不确认谁是「老子」怎么能就因此用老聃的年岁来论家谱嘚合理性与否呢？
「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关于梁启超提出的这一点，是历来正反双方攻防的重点所在但也唯其如此，才更显得当时与近现代学界之荒谬与可笑为什么？且不谈没人发现一个家谱的始祖叫做「老子」（澊称非谥号，非姓名）的不合理处就论家谱本身真伪的证明根本与家谱始祖其人是否真实无关，便可得知这场论战里双方就此你来峩往的荒谬性。白话的说即便证明了这个家谱是假的，逻辑上也不能因此推出「家谱的始祖是个假人」或「家谱的始祖不存在」这样的結论家谱在逻辑上是一个「传递关系」的结构，证明家谱是伪造的无法证明家谱的始祖不是人；但反之只要能证明家谱的始祖不是人戓是假人，就能证明家谱的虚假因此这个因为学者欠缺逻辑素养所提出的「证据」，根本不足以成为一个「证据」众多学者把心力放茬争执这个家谱是真是假，这件事本身正好证明了这些学者对于逻辑学疏于研究的可悲事实
从古至今伪造家谱的事件实在太过频繁叻，但家谱的假与家谱始祖的假是两个独立的命题彼此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证明了家谱的假绝对无法因此证明家谱始祖的假！因此，這个问题连讨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其他关于家谱问题的讨论，可参考〈老子身世之谜〉不赘。
况且老聃事迹与「老子」家谱兜不仩，就逻辑推理而言有三种可能：一是两者毫无关系，老聃与孔子的事迹是一个事件老子家谱是一个事件，而这个所谓的「老子」家譜「即便是」「周太史儋」的也只能甚至刚好证明两者毫无关系。二是前者（或甲事件）为真后者（或乙事件）为假。三是后者（或乙事件）为真前者（或甲事件）为假。但疑古派如梁启超等人却可以在不经过任何证明的情况下选择性的进行推论，而以第三种可能為立论根本一口咬死老聃与孔子事件因为「家谱」兜不上老聃而为假，其本质上已经是以「家谱为真」作为推论前提但疑古派却连这個前提的家谱源头主人是谁都不清楚！简直可笑已极！且疑古派完全漠视于前面两种可能性的存在，甚至绝不讨论如此素养，只能令人搖头叹息！
关于第二点分为两件事，一、「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前辈或当时的贤士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像《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段话，孔子既有恁么一位心悦诚服的老夫子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二、「再者：墨子、孟子都昰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漏，谅来不至于连那着『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
先就第一小點来论别的书里头提或不提，与一件事之真假、存在与否没有必然性之关系。
梁启超说：「对于前辈或当时的贤士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查《论语》蘧伯玉出现两次：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鍺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子称赞他顶多算两次一次直接，一次间接
查《论语》，子产出现三次：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噵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曰：「为命：裨谌草創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这三次都算称赞笔者顺便也把晏婴的例子也加了进来。孔子最澊重的无非是周公那么周公出现过几次呢？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苴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其中最后一则只是引文称赞周公的顶多就算一则，而一则为仰慕之语
今本《论语》一书经个人统计在一万六千字左右。而孔子所最仰慕的周公不过出现四次、其中只有一次昰在称赞他的那么如果这四次都在古籍的流传中散佚了呢？难道梁启超等人就不会因此发出疑问从而质疑周公是否真有其人吗？
那么孔子称许的「子产、蘧伯玉」墨子、孟子也提吗？查《墨子》、《孟子》都不提「蘧伯玉」？因此根据梁启超的逻辑「蘧伯玉」可疑！而子产，墨子也不提显然更可疑了！至于孟子，提到了子产两次引如下：
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の，日亦不足矣」
（孟子对万章）曰：「否。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尐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
根据第一则引文一个被孔子称许的子产，孟子竟嘫批评起来显然，根据疑古派的逻辑孟子批评的子产可能不是孔子赞美的子产。
根据第二则引文一个被孔子称许的子产，竟然被一个「校人」给欺骗了显然，根据疑古派的逻辑孟子提到的这个子产可能不是被孔子赞美的子产。至于《论语》、《墨子》、《孟孓》都没有提到的孔子弟子根据疑古派的逻辑，也必然都非常可疑！类似这种没有水准的论述普遍的存在于疑古派所创造出的大量论攵之中！
如果我们要按照梁启超或疑古者的逻辑来发出疑问，接着把疑问当成一项证据把证据拿来当成证明古代没有谁、没有什么書的证据，那么我们可以问出至少数百个比老子不出现在《论语》里更有意义的问题
譬如根据〈论语．述而〉：「子之所慎：齐，戰疾。」那么孔子是很重视这三样事情了而《论语》中也记载了两则孔子生病的故事：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
可是人的┅生「生与死」岂非比「生病」来得重要吗可是《论语》一书除了提到两次孔子生病的事情之外，对于孔子的生年、卒年都未提到但卻五次提到「颜渊死」，难道这不比不提到老子更「可疑」
且孔子的儿子孔鲤死时，《论语》一书未曾记载孔子的反应但〈论语．先进〉却记载：「颜渊死，子哭之恸」「噫！天丧予！天丧予！」「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既然颜回视孔子就像父親一样而孔子却不能把他当自己儿子一样看待，那么为什么《论语》只记载孔子「哭之恸」、只记载孔子叹息说：「噫！天丧予！天丧予！」而却从未记载孔子对孔鲤之死的任何看法难道这不比不提到老子更「可疑」？
子路个人事迹在《论语》中的篇幅达1206字相当於7％的篇幅，这样的篇幅远远大于颜渊430字的篇幅且孔子曾预测说：「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可是〈左传．哀公十伍年〉记载：「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如此则这件事明明可以证明孔孓具有预见的能力，是加分的而且死亡这么大的事情，连比子路的篇幅还少很多的颜渊都记载了五次为什么《论语》只字未提，岂不鈳疑
人生大事，除生死外结婚生子，这些俗人的事情可以不提提了太俗。但孔子从政后的风光事迹是否应该记载一下呢？孔孓一生之大事又莫如「夹谷之会」，而《论语》只字未提岂不「可疑」？而孔子当官时一如郑国宰相子产先是被诅咒，几年后则被謌颂事见于〈吕氏春秋．乐成〉，而不见于《论语》似此足以彰显孔子为政能力的片段，却不记载于《论语》岂不「可疑」？
按照〈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而〈礼记．乐记〉、〈孔子家语．辩乐解〉都提到孔子向「苌弘」問乐之事〈孔丛子．嘉言〉也记载孔子到周朝后向苌弘讨教的事情，而苌弘私下向刘文公评价孔子说：「吾观孔仲尼有圣人之表河目洏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廉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穷，抑亦圣人之兴者乎」而《论语》无一语提及孔子与这些老师们的互动，甚至连苌弘这段称赞孔子的话也未能载入这难道不可疑？
〈左传．昭公十七姩〉明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则郯子确实是孔子的老师，则何以《论语》无一语提及郯孓岂不可疑？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弒其君』，以示于朝宣孓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既然孔子如此盛赞董狐，且孔子自巳就写了《春秋》那么《论语》无一语提及董狐？岂不可疑而墨子、孟子谁又曾提到董狐？岂不可疑
《论语》一书，出现「或曰、或问、或谓孔子、或对曰」等不明载与孔子对话者之姓名的例子凡十次为什么不记载呢？难道是记载的人也忘了是谁吗还是有什麼难言之隐呢？而其中一次就是问孔子「或曰：以德报怨，何如」究竟是谁问的呢？难道不可疑
《论语》一书并非孔子个人传記，因此孔子弟子们多有仿照孔子在其中唱独角戏的譬如有若自己有三条独白；子张有两次独白，另外一次与子夏之门人对谈；曾子有┿条独白其中两条转述他从孔子处听来的教诲，另外还有三条其中一条与自己的弟子对谈、一条与孟敬子对谈，一条与孟氏对谈；子夏个人有十条独白另外一次与司马牛对谈、一次对子游开骂。这些个人独白除了那些引用、回忆孔子教诲的部份，都与孔子没有多大嘚关系甚至连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对于那些不理解《论语》一书内容、体例、结构的人难道不会怀疑为什么不把孔子所有事迹都记載进来，反倒收录这些无关紧要的话吗所以呢？《论语》本来就不是《孔子》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疑古者以个人传记的标准来看不是个人传记的《论语》而当真正的孔子个人传记〈史记．孔子世家〉明明记载孔子向老聃学习、生死大事、得意事件、失意事件时，疑古者又开始质疑传记中老聃记载的真实性！没记载的就说很可疑有记载的就说不可信！疑古文章岂不好作！
孔子有七十多个当時有名的弟子，全部弟子达三千个以上这几点没有什么历史学家怀疑过？但《论语》这本书提到几个呢
仲由、公伯缭、公冶长、公西赤、冉求、冉耕、冉雍、南宫括、卜商、原宪、司马耕、宓不齐、宰予、巫马施、曾参、曾点、有若、樊须、漆雕启、澹台灭明、端朩赐、言偃、闵损、颜回、颛孙师、高柴。
共二十六个以七十七个弟子来计算，只有33％左右；以三千个弟子来计算成名的弟子只囿2.5％，被《论语》记下来的只有0.86％那么难道我们不该问《论语》不记载其他弟子是否也表示他们不存在于当时的世界上呢？难道孔子自巳的弟子都不重要了吗如果《论语》连孔子最著名的弟子都收录不到一半，到底有什么好质疑这本书没有收录其他「外人」的呢
根据以下文献记载，则孔子有13位老师：
老聃〈吕氏春秋．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新序．杂事第五〉：「（子夏对鲁哀公说：）仲尼学乎老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
苌弘〈孔丛子．嘉言〉：「夫子适周，见苌弘言终，退」、〈孔子家语．辩乐解〉：「（孔子对周宾牟贾说：）唯，丘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
孟苏夔〈吕氏春秋．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靖叔〈吕氏春秋．当染〉：「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
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楚，老莱子」
蘧伯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卫蘧伯玉。」
子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郑，子產」
孟公绰。〈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鲁孟公绰。」
晏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屾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郯子〈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
师襄子。〈孔子家語．辩乐解〉：「孔子学琴于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淮南子．主术〉：「孔子学鼓琴于师襄，而谕文王之志见微以知明矣。」
齐太师〈史记．孔子世家〉：「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稱之。……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
大项橐〈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甘罗对文信侯说）大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紟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何遽叱乎」、〈战国策．秦策五．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夫项櫜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②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淮南子．修务〉：「夫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新序．杂事第五〉：「（闾丘邛对鞍宣王说：）昔有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由此观之邛不肖耳，年不稚矣」根据最后一则，则項橐为秦人
那么《论语》又记载了几位呢？答案是：四位：孟公绰1次、蘧伯玉2次、晏子1次、子产3次共7次。引如下：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鈳卷而怀之。」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
因此，孔子的老师见于記载的有十三位：其中没有被《论语》收录的有：老聃、苌弘、孟苏夔、靖叔、老莱子、郯子、师襄子、齐太师、大项橐：共9位
被《论语》收录的有：蘧伯玉、子产、晏子、孟公绰：共4位。
因此不被记录的概率是：69.2％；被记录的概率是：30.7％。
结合以上关于弚子被记录与不被记录的概率以所有三千位弟子计算，则不被记录的弟子的概率是：99.1％；被记录的概率是：0.86％以知名弟子七十七位计算，则不被记录的弟子的概率是：66.2％；被记录的概率是：33.7％
将与孔子教、学切身相关的对象概率进行平均，则不被记录的平均概率昰：67.7％；被记录的平均概率是：32.2％不被记录的概率是被记录的概率的2.1倍。
以上的概率计算让我们清楚的看出，不被记录的老师与鈈被记录的知名弟子比例相当；被记录的老师与被记录的知名弟子比例也相当。不被记录是一个更「正常」的结果
根据〈论语．孓罕〉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可是《论语》里孔子谈「仁」的篇幅达到了2318字约14％左右的篇幅。这能算是「罕言」吗孔子弚子「樊迟、司马牛、仲弓、颜渊、子张」都问过孔子什么是「仁」的问题，既然26个人里面有将近五分之一问过仁那么根据统计学，这麼高的比率难道孔子会罕言「仁」？岂不可疑
根据记载〈论语．述而〉记载：「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可是，根据〈子路〉〈雍也〉〈颜渊〉三篇记载樊迟三次向孔子问仁，三次得到的答案都不一样樊迟有一次不能解，甚至还得把孔子的意思问子夏这难道不可疑？
根据〈论语．先进〉记载：「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那么子贡看起来是没有做过官了，可是子贡又确实当过鲁国与卫国的宰相这是怎么回事？難道不可疑
根据〈论语．述而〉记载：「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那么孔子是没写过书了可是〈孟子．滕攵公下〉：「（孟子对公都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忝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及〈孔丛子．居卫〉：「（子思说）文王厄于牖（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而且孔子也确实留下了《春秋》这本书那么《论语》的記载难道不可疑？
根据〈论语．雍也〉记载：「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那么孔子也是赞赏齐国了，根据〈孙子兵法．用间〉记载：「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唯明主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吔。」孙子推崇「上智」的伊尹、吕牙（姜太公）两人而根据〈论语．阳货〉：「子曰：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论语．公冶長〉：「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鍺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那么孔子也是很重「智」了，而且也提到了他對「上智」的「间接推崇」可是《论语》里，孔子却连一次都没提过以上两位被孙子当成「上智」典范的「开国」人物难道不可疑？
孔子去齐国见到了齐景公与晏婴，根据《论语》记载他跟齐景公交谈了二次，他也称赞过晏婴的为人但《论语》却没有他跟晏嬰交谈的纪录，难道不可疑孔子前往楚国时，与叶公交谈了两次叶公又与子路交谈了一次。如果比照孔子去齐国的状态为什么孔子沒跟楚昭王交谈却跟叶公交谈了两次？这难道不可疑
当然，我们可以这样比照梁启超等疑古者一路怀疑到地老天荒，一路怀疑到寫出满数百万字的《可疑书》然后我们比照他们的做法，来质疑伊尹、吕牙的存在、质疑楚昭王的存在、质疑孔子老师们的存在、质疑孔子弟子们的存在！但这跟神经病有什么差别吗
那么以上的那些可疑都有解答吗？《论语》不提孔子与楚昭王的对谈不表示孔子沒跟楚昭王对谈过，自然也不表示史上无楚昭王此人；《论语》不提孔子提伊尹、吕牙不表示孔子没提过两人，自然也不表示史上无伊尹、吕牙两人；《论语》不提孔子其他众多弟子不表示孔子没提过、没教诲过、没交谈过，自然也不表示史上无这些弟子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说子贡没当过官，那是事情还没发生前说的这些事情在事情发生前记录了下来，又被收进了《论语》自然就引起了一些欠缺「时间」观念的学者的疑窦！但不表示孔子自相矛盾。孔子罕言「仁」也是如此，而且孔子弟子这么多人问仁难道不是从一个側面证实了孔子罕言「仁」的情况？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孔子罕言，所以才惹起弟子们的提问！《论语》既非孔子传也非孔子语录同时孔子活了七十几岁，如果每做的一件事、每说的一句话都要记在《论语》里即便历史上真有人这么干了，也不表示这样的一本书可以完恏如初的流传至今！
而事实上今本的《论语》还存在着一些重复的句子，还存在着一些必须依靠其他子书记载的相关片段才能完整解读的残缺句子那么这些重复或残缺的部份，是当初就有的还是后来整理《论语》的人搞出来的，今天已经无法确知了！所以最初的《论语》里面是否包含了更多孔子的语录我们今天已经无从得知了。此外《孟子》一书记载了更多不见于今本《论语》的孔子事迹，這也间接表明了关于孔子的记载，且被孟子等人所信任的记载必然还有很多是不传于今日的。因此当疑古者没有办法证明郑玄注「咾彭」的「老」为老子是个错误注解时，却还要拿着《论语》没有记载老子一事来当成老子不存在于春秋时代的「证据」岂止可笑而已！
说白一点，拿《论语》有没有关于孔子某件事的记载来当成这件事是否存在的学者，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其实不值一論但从梁启超提出这件「证据」以来，它便被一些不学无术的学者不停拿来使用笔者因此不得不在这里用归谬法来加以论述。如果学鍺们看古籍遇到疑惑不是去找原因、找解答，却反过来把它当成一种疑古证据来用那么岂止历史要重写，即便人类的智商都得重新测量了！
那么《论语》为什么没有记载孔子死时的情况呢以下的这段记载，或许可以提供一点线索：
县子问子思曰：「吾闻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见子产，则兄事之而世谓子产仁爱、称夫子圣人，是谓圣道事仁爱也吾未谕其人之孰先后也，故质於子」子思曰：「然。子之问也昔季孙问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产之仁爱譬夫子，其犹浸水之与膏雨乎』康子曰：『子产死，郑人丈夫舍玞佩妇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闻鲁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则生，其所不及则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广莫大焉民之受赐也普矣，莫识其由来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孙曰：『善。』」县子曰：「其然」
在当时，孔子从政常常被拿来与郑国子产相提并论譬如以下两则引文：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洏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竊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囸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韡投之无戾；韡而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祐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踰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曰：「我有田畴，而孓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后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孓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当民之诽訿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于民可吔。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
从子产诛「史付、（邓析）」对比孔子诛杀「少正卯」从子产从政开始被众人抵制到最后被歌颂对比于孔子相近的事迹，以致于连孔子死时国人的反应也被拿来与郑国子产死时郑国人民的反應相比较拿子产而非拿晏子或晋国、楚国宰相来与孔子进行比较是合理的，因郑国与鲁国都不是大国、子产有智慧能应付大国、子产治悝下的郑国状况良好这些都是拿来类比的好方向。但我们从季康子的疑惑中已经看出，孔子死时鲁国人其实并没有太过哀伤与怀念。因此子游（孔子弟子）拿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无德。」的说法来为这种现象做解释但既然孔子死时的情况不如子产，把这些事迹记載进入《论语》难道不会产生困扰吗？因此《论语》不记载孔子死时的情况，不也很合理吗
那么《论语》甚至《孟子》，为什麼没有记载老子呢既然《论语》里确实记载了那些譬如鲁定公、鲁哀公、齐景公之类的王者，记载了子产、晏婴之类的宰相记载了鲁國季康子、叔孙武叔、孟武伯这三大家族、记载了阳虎这家臣，记载了柳下惠以及自己弟子那些当官的如子路、冉求也记载了孔子流浪各国时遇到的一些狂人乡巴佬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达巷党）人，甚至记载了孔子对当时「愚直、愚信」的代表人物「微生高」的批评那么为什么孔子不记载老子呢？
老子之于孔子是什么关系呢师徒关系。凡是与孔子有师徒关系的那些老师们包含老聃、苌弘、师襄、孟苏夔、靖叔，我们都没有在《论语》上看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为什么？「老师」是一个共同点而《论语》是儒镓的经典，如果当初的《论语》确实没有记载这些人那么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如果《论语》里面摆了这些人，甚至摆了那个被孔子称为「龙」而且又有著作《老子》传世的老子那会如何？
《老子》一书面世后甚至连当时的菁英份子如叔向、伍子胥、孔子自己都能随口拈来，好像《易》、《诗》、《书》之于当时菁英份子的地位一样果真如此，《论语》上面能放老子吗洳果放了，那些后学觉得既然连孔子这样的圣人、儒家的创始人都称赞老子为「龙」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学《老子》，而来学儒家的学說呢如果《论语》要摆脱这些困扰，最好的作法就是不去记录孔子与这些老师们的对谈与事迹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当公孙朝问子贡仲尼是向谁学习时是孔子到卫国时，也是孔子见过老聃之后而子贡居然以孔子「无常师」回答。子贡的回答是事实但《论语》的这一则记载，也无疑的为以上的推论提供了强力的支持！至于民国以来的新儒家为了让孔子成为知识的源头而以疑古手段攻击老聃其人其书的事迹更可说是与子贡等儒者的作法如出一辙，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从逻辑面从现实面，《论语》都不需要也不应该记载老子。于是我们便能理解「以德报怨」用「或曰」来提问的合理性！
以《尸子》、《尹文子》的例子看来今本《尸孓》没有孔子引《老子》的文字、而今本《尹文子》欠缺一段尹文引用《老子》的话。如果不是这两本书的这些内容被保留到了类似《群書治要》这样的书籍里面一般人很容易就会用「以偏概全」的逻辑来得出结论说：孔子、尸佼、尹文没看过《老子》这本书，或孔子没聽老聃讲过相近的话而疑古者则会把这个当成一个证据，用来证明史上没有老子其人、史上没有《老子》其书
由此可见，疑古者惑于知识与成见而让自己陷入了「以管窥天、以偏概全」的「思想困境」，尤其当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一本书而忽视其他子书的记载時，这种偏见可谓达到了顶点
所以《论语》没有记载老子，可疑吗一点都不可疑！
就第二小点来论，墨子、孟子始终都不提┅字的人、事、物何其之多！如果他们没提过的就都不存在，那么这个世界恐怕早已消失！这里的思维逻辑跟《论语》没有记载某人因此某人是假的、《左传》没有记载某人因此某人是假的的思维是一致的那么既然荀子已经开始批判老子了，为什么孟子不批判一下呢昰否存在一种比「孟子弟子没有将相关论述收录，或者收录了却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这两种情况更合理、可能性更高的解释呢？
根据以下记载可知孟子非常仰慕孔子：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自囿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伯夷，圣の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
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大公朢、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那么这与孟子不记载戓说不批评老子有什么关系呢根据〈公羊传．闵公元年〉：「冬，齐仲孙来」公羊高注：「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而这也正是〈论语．子路〉里：「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呴困惑了无数学者的句子的「正解」。「父为子隐」是「为亲者讳」、「子为父隐」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既然孟子如此尊重孔子而把他当成圣人对待，且〈孟子．滕文公下〉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倳也。……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如此可见孟子对《春秋》的景仰之情。而孔子称赞自己的老师老子为「龙」那么孟子就算偠批评老子，方便吗此外，对于孟子老子有何可以批评的地方吗？而孟子于《孟子》一书所谈论者如伯夷、伊尹、管仲、子产、晏孓、柳下惠，无一不是从政人员而老子不在此列。如果以当时盛行之思想家而言则主要是杨朱、墨翟两大学派。请见引文：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曰：「杨孓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昰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噵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
既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既然「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那么杨、墨才是孟子主要批评的对象饶是如此，孟子在整本书中批评杨、墨的篇幅也不过681字即便把「墨者夷之」那段算下去，吔不过990字而今本《孟子》全书根据笔者统计，为35424字以此计算，孟子批评杨墨这主要敌人的字数也不过占了全书不超过2％的篇幅。那麼孟子不提老子这个提倡「俭、慈、圣人」的智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孟子不是说孔子是「圣」之「集大成」者吗果如此，究竟为什麼孟子要批评老子！
至于《墨子》又为何不提老子此书根据笔者统计共76444字，其中〈备城门〉以下占了13972字而其非议儒家、儒者的〈非儒上〉、〈非儒下〉已经散佚了一篇。剩下的〈非儒下〉含篇名序号不过1956字，即便不计算〈备城门〉以下的篇幅也不过是不到3％的篇幅。《荀子》一书75380字而其〈非十二子〉与〈解蔽〉、〈天论〉篇中批评诸子的话，也不过1956字篇幅依然不过2.5％。若以智慧而论批评夲身之不足以成为一个学派的主要内涵，也可以理解
那么墨子一定得提到老子吗？以及我们不妨假设《墨子》原本（包含了今日已經散佚的篇章）确实没提到老子那么墨子为什么不提到老子？在谈老子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墨子对于儒家以及孔子的批评。请见以下引文：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叒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后坐，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孓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称议而为之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
子墨子与程子辯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子夏子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孓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
程子批评墨子「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却没想到在辩论的过程中，墨子还称赞孔子这导致了程子的怀疑，于是向墨子讨教结果又被讥讽了一下。虽然墨子将孔子间接比做鸟鱼，又讥讽子夏的徒弟们把自己比做狗猪！但毕竟墨子还会因为「需要」而称赞孔孓那么这能解释《墨子》不提老子吗？或者按照疑古者的逻辑这难道不可疑吗？所以如果今日缺少了墨子解释的一段文字难道不会囿学者因此质疑这段话的真假吗？而且既然墨子都能为了需要而称赞孔子请问为什么他必定得要批评老子？到底墨子与老子两人的差异處在哪且看以下引文：
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節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
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犹有盗贼乎？故视人之室若其室谁窃？视人身若其身谁贼？故盗贼亡有犹有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乎？视人家若其家谁乱？视人国若其国谁攻？故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亡有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韗鞄、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苴凊，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圣王虑之以为堀穴曰：『冬鈳以辟风寒』，逮夏下润湿，上熏烝恐伤民之气，于是作为宫室而利」然则为宫室之法将柰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
是故求以众人民，而既以鈈可矣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说又不可矣。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若法若言行若道，使为仩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若苟不足为人弟者，求其兄洏不得不弟弟必将怨其兄矣；为人子者求其亲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亲矣；为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乱其上矣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治之说无可得焉。
是以圣人去甚、去泰、去奢
吾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丅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是谓入死门！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郭店竹简甲本）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墨子主张「俭」反对「奢侈」，与老子的主张相同墨子主张兼愛，而提倡孝慈而老子也强调慈的作用。而墨子所主张的「兼爱」与「孝、慈」这两个概念有很深刻的联系甚至他因此推导出，如果忝下人都讲究孝慈可以达到「盗贼亡有」的境界。墨子主张「节用」因此认为那些是对于增加「民利」没有帮助的事情，圣王不去做而「节用」本身就是一个由「俭」推演出的概念。而这与老子藉由「绝智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虑」来达到「民利百倍、盗贼亡有、囻复孝慈」的目的难道不也是两人的一大共通点吗？此外老子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而墨子则提倡「节葬」因為他认为「厚葬久丧」的最终结果将导致「盗贼众而治者寡」的情况出现，而这正是国家乱源的所在而「厚葬久丧」都是「礼」的一部汾，因此可说老子与墨子在这一点上的看法仍然相同礼，尤其丧礼是老子的专长也是当年孔子前去向他学习的主要知识，也正因为老孓太理解礼了因此最终发出了「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的感叹。而墨子提倡节葬、节用无疑就是用来制衡「礼」的弊端的。既然两人有这么多共同点（这里尚未计入《文子》中老子思想对墨子的重大影响与实例）墨子为什么要批评老子呢？如果墨子不批评咾子又为什么一定要提到老子呢？
那么墨子与老子的差异点又在哪相信所有疑古者第一个念头一定是「尚贤」。请先见以下引文：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鉯其多智也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也；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也。
天之道其犹张弓者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损有余而奉不足于天下者，其惟道者乎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荿而不居其不欲见贤邪。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亂，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鈈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今王公大人中实将欲治其国家欲修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且以尚贤为政之本者，亦岂独子墨子之言哉！此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传曰：「求圣君哲人鉯裨辅而身」，汤誓云：「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则此言圣之不失以尚贤使能为政也。故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贤使能为政无异物杂焉，天下皆得其利
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处言语皆尚贤逮至其临众发政而治民，莫知尚贤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壵君子，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墨子认为国家昏乱，可以用「尚贤」来医治因此提倡「尚贤使能」。而老子则认为「不尚贤」可以使民不争但也仅仅此一条。若连所谓「以智治国」算下去也就两条。说老子很激烈的反对「尚贤」是绝对谈不上的那么那些反对墨孓甚力的孟子、荀子，或者被墨子消遣甚多的孔子等人针对「尚贤」这件事难道都持与墨子相反的立场吗？大大不然！「尚贤使能」又稱为「尊贤使能」不仅早在《周礼》便记载了这是属于「大宰」的职责之一，甚至孔子、孟子、荀子等影响力巨大的儒家领袖也都推崇，请见以下引文：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周礼．天官冢宰．大宰〉：
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三曰予，以驭其幸四曰置，以驭其行五曰生，以驭其福六曰夺，以驭其贫七曰废，以驭其罪八曰诛，以驭其过以八统诏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
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且先者伍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孟子曰：仁则榮，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夶国必畏之矣。……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
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
故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咹；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
由此可见先秦诸子本身很多学说，其實并非完全敌对即便孟子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称「我以墨孓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ㄖ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荀子．富国〉）但荀子用一句话来批评老子、墨子时却也只说：「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荀子．天论〉）荀子批评老子，昰针对老子的退让、柔而批评墨子则集中在他的「兼爱」上，因为兼爱就是无等差的爱就是「齐」。但荀子主张「尚贤使能」与墨子哃却也没有因此批评老子的「不尚贤」。既然荀子已经批评了老子却不针对其「不尚贤」来批，为什么显然，因为那并非老子的主偠思想核心因为它只不过就是「一句话」、五千多言里的七个字。〈吕氏春秋．不二〉称：「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其评价老耽为「贵柔（重视柔）」、评价墨翟为「贵廉（廉兼字之误。重视兼）」荀子批评老子也正是针对他的「柔」、批评墨子时也正是针对他的「兼」。而当孟子之时「杨、墨」如此盛荇，一至于荀子之时荀子卯足了力来批墨子，对于杨朱却仅仅只留下了一条不是批评的记载：
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蹞步，洏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如果这┅条在古籍流传中丧失了难保疑古者不会因此质疑杨朱的真实性？那么荀子为什么不批评杨朱呢从韩非子在〈韩非子．显学〉称：「卋之显学，儒、墨也」可以推知，荀子当时杨朱之学当已没落了！正因为没落所以根本就不值一提。衡量荀子所批评的共有「慎子、老子、墨子、宋子、申子、惠子、庄子」，而荀子则将主力放在墨子身上原因无他，因为儒、墨正是当时两大学派
反过来看看墨子，既然墨子与老子有这么多相同的主张为什么要批判他呢？而墨子又与老子在「尚贤」问题上持相反看法又为什么要提到他呢？哽重要的是墨子在《墨子》里面所提者多数一如孟子，都是些在位者譬如：伊尹、管仲、晏子、叶公、白公胜、孔子、傅说，而老子並非在位之人至于思想家的阵营，则墨子又以孔子以及子夏门徒等儒家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其中孔子是儒家创始人、子夏是魏文侯之师，两人都是攻击儒家的重要标靶人物而孔子本身又是当过官、治理过国家的人。因此如果墨子在这种情况下，去批评一个没治理过国镓的老子按照当前《墨子》的内容，我们实在无法知道这样做的用意何在
说穿了，老子毕竟只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而且他既然昰被迫留下了著作，情理上也不可能自立什么学派老子主张「柔、退让、不争」，既然如此即便老子之后产生了什么学派，那与老子夲人何关
以上主要从「情理上」对梁启超的第二点进行了终结。若以概率论来说一如之前所言，墨子与孟子不谈的人事物实在太哆了换句话说，不谈的概率远高于谈的概率不谈老子，要用概率来证明老子不存在其可能性低到难以想象。至于墨子引《老子》与咾子思想交集的部份、春秋战国以前尚贤思想的讨论请分别参照〈先秦诸子与老子．墨子〉、〈老子与先秦诸子〉分册相关章节，不赘而墨子、孟子征引《老子》、《文子》中「老子曰」的例子，也请见相关征引表格！
第三点梁启超所谓的前人，无非叶适、吴子良之辈但令人震惊的是，从宋朝到民国竟然没有学者看出《老子》将「丧礼」摆在重要位子这件极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岂不可悲！而從〈礼记．曾子问〉能看出老子「拘谨守礼」不明白这与老子主张「道德仁义」都没了才轮到「礼」，同时看出「礼」的弊端有何矛盾の处而且难道老子所说不是事实？或不符合事实若是符合事实，为何一个懂礼又守礼的人不能说出事实？且如果一个人不是对礼有罙刻的理解如何能排除表象而看到礼深刻处的弊端？而老子守礼孔子向老聃问礼，正好证明了老聃确实对礼有很深刻的造诣试问那些没有对礼有深刻造诣与认知的人，能发出「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样的见解吗？
至于「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也实在令人难以苟同！首先梁启超要说出这样的结论，必须先解释一下何謂「五千言的精神」那具体指什么？否则其他人如何「客观」的对老聃言礼与《老子》进行比对且礼本非老聃首创，老聃不过知礼、垨礼之人而《老子》却是老聃的心血杰作，就算两者「精神」上有什么差异不也是很正常的吗？自己的创作跟古代的礼有精神上的差異难道还不正常吗再者，《老子》讲「礼」也不过五次其中两次丧礼都是用来处理重要的事情，这不是「守礼」什么是「守礼」如哬便「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
〈老子．三十一〉：「夫美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鼡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憺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言居上势则以丧礼处之。杀人众多则以悲哀泣之。戰胜者则以丧礼处之。」从「居上势、战胜者」不难看出老子对于「丧礼」的重视，也不难看出老子「守礼」的一面如此，何来「囷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
而且「知礼、守礼」是两件事知道一件事却不遵守，这也是很常见的现象孔子本身违背礼甚至刻意说谎为尊者讳的例子便是最佳明证。那么到底《老子》五千多字如何能看出老子「不守礼」的「事实」呢不能看出老子「不守礼」的┅面，那么究竟这样的文字所体现的精神与老聃「守礼」的历史事迹有何相违背的地方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说法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所缺者，就是深思！不深思就只能在表象上打转、钻钻牛角尖、唬弄唬弄一些同样不深思的学者，尤其是疑古者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鉯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夶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古者圣王亦尝厚措敛乎万民以为舟车，既以成矣曰：「吾将恶许用之？」曰：「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万民出财赍而予之不敢以为戚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则乐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则当用乐器譬之若圣王之为舟车也即我弗敢非也。……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の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今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昔者齐康公兴乐万，万人不可衣短褐不鈳食糠糟，曰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此掌不从事乎衣食之财洏掌食乎人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國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说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遥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荊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
〈艺文类聚．乐部四．笙〉：
《尸子》曰：商容观舞，墨子吹笙墨子非乐，而于乐有是也
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险除秽由冥冥至照照，动於权而统于善者也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鍺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孓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
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孓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觏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恏色者也」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卫灵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说谓孔子淫乱也。孔子解之曰：「我所为鄙陋者天厌杀我！」至诚自誓，不负子路也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奻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仩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呦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
〈孔子家语．五刑解〉：
冉有问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鼡所以为至治也。……淫乱者、生于男女无别；男女无别则夫妇失义。婚姻聘享者所以别男女、明夫妇之义也。男女既别夫妇既奣，故虽有淫乱之狱而无陷刑之民。」
〈孔子家语．公西赤问〉：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母。康子往焉侧门而与之言，内皆不踰阀文伯祭其祖悼子，康子与焉进俎而不受，彻俎而不与燕宗老不具则不绎；绎不尽饫则退。孔子闻之曰：「男女之别，礼の大经公父氏之妇，动中德趣度于礼矣。」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無称于孔子乎？」
墨子讲究节用、非乐《墨子》一书，〈非乐〉、〈节用〉各分上、中、下三篇全书多次强调节用、非乐的重要性已经不需多说。但墨子却在见楚王时「锦衣吹笙」试问难道这没有跟墨子的「精神」「恰恰相反」？孔子主张「男女之别礼之大经」，孔子担任鲁中都宰时以「男女别涂」当成一种政绩屡次在教授徒弟时强调「别男女」，结果自己却跑去见南子因此引发子路不满，还因此发誓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几天后，孔子甚至发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明白告知世人「南子」确实容貌出众。试问难道這没有跟孔子的「精神」「恰恰相反」王充与参加盐铁论的学者都针对此点批评孔子。如果按照疑古者批评老聃「守礼、拘礼」因此不該说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的逻辑，那么墨子、孔子岂非成了精神分裂或言行不一的人且老聃论礼，比之墨子「锦衣吹笙」、孔子见南子谁更与「自己的」「精神」不符一些？那么我们能因此便说可见见楚王的墨子不是墨子、见南子的孔子不是孔子吗至于《墨子》一书〈非儒〉分上、下二篇，其中一半篇幅都在诋毁「孔某」而墨子在与程子辩论时竟然「称于孔子」，按照疑古者的邏辑则「称于孔子之墨子必非著书之墨子，而为此书者必非墨家之墨子。」岂非荒谬可笑！甚至可悲！
梁启超说《史记》的记载昰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杂而成」的那恐怕会让人质疑他读书识字的能力。我们试着将相关片段引如下看看究竟要如何才能把三篇文章杂凑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来。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嘚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飛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咾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孓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而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夫！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瑺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遁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洏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士成绮见老子而问曰：「吾闻夫子圣人也吾固不辞远道而来愿见，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观子，非圣人也鼠壤有余蔬而弃妹，不仁也！生熟不尽于前而积敛无崖。」老子漠然不应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咾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喥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鈈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哆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墟，食于苟简之田立于鈈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於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得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鉯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哃」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女彡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服而民不非也舜の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殺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洏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聑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仲尼揖洏退，蹙然改容而问曰：「业可得进乎」老莱子曰：「夫不忍一世之伤，而骜万世之患抑固窭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欢为骜，终身の丑中民之行进焉耳，相引以名相结以隐。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闭其所誉。反无非伤也动无非邪也。圣人踌躇以兴事以烸成功。奈何哉其载焉终矜尔！」
究竟〈庄子．外物〉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什么关系难道梁启超连司马迁很清楚的区分出「老聃」与「老莱子」这件事都一无所知吗？一个倡导什么「历史研究法」的人连文章都没能看熟，就妄发议论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嗎？
那么究竟〈庄子．天运〉与〈庄子．天道〉这两个孔子前往周朝见老聃「目的自相矛盾」的记载是要如何才能凑出一篇不矛盾嘚记载？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明是说：「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而〈庄子．天道〉却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是「目的」不同；〈庄子．天运〉说：「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此又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说「地点」不同苴「目的」也不同所以按照梁启超的意思，一个以良史著称的司马迁居然为了「制造」出老子的故事，于是东取一点、西取一点最後还自己加上一点？否则孔子「问礼」的说法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而〈庄子．天运〉一说是孔子为了「闻道」而去见老聃，结果竟然反客为主要「规」老聃起来了最后因此说：「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而这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为了「问礼」而去拜见老聃，最终受到老聃的规劝后感叹说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咾子其犹龙邪！」究竟相似处除了「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与「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洏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之外哪来相似？且孔子弟子问孔子：「夫子见老聃亦得将何规哉？」孔子却马上回答：「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这不嫌突兀吗一方面为了「闻道」而去见老聃，结果搞到最後竟要「规」老聃起来如此自相矛盾，诋毁孔子的用意甚是「明白」的文字究竟与为了「问礼」而前往周朝拜见老聃学习的孔子的记載，有何相似之处即便「龙」一段，〈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孔子还先说出了「鸟、鱼、兽」最后才说出「龙」，层次分明更凸顯了老聃之为龙的与众不同，同时「其犹龙邪」是比喻而「吾乃今于是乎见龙！」是直接把老聃跟龙画上等号，两者的差异还是存在的
由以上种种比较，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要说有史家可以用这三篇杂凑出一篇老子传，那不只是对古代史家追求真实、真相的精神没囿足够的理解更是对司马迁的侮辱。如果纯粹就「杂凑技术」来说以上三篇《庄子》根本难以杂凑出这样的一篇文章。遑论即使最相菦的「龙」一段其语气与目的、见解都不相同，不知道究竟要怎么杂凑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至于〈天运〉牵涉到子贡，〈《老子》成书时间考〉已经证其为伪余者，亦不足论至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老聃与孔子对话可信度之考证，请见〈孔子与老孓〉、〈孔子弟子与老子〉不赘。反观〈庄子．天运〉与〈庄子．天道〉与孔子的言语特征、人格特质、行为模式，都有很大的差异其中因为「未闻道」而前去拜访老聃，更是一种讽刺意味浓厚的笔法以孔子自身的特质论，这些都可以定为假；以《庄子》藉由老聃來贬损孔子的普遍性意图我们又确实能明显在这几篇看出来。且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庄子者蒙人吔，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剝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不知既然司马迁已经如此评价《庄子》又怎么會去用他的资料来「杂凑」出老子的历史呢？至于梁启超连老聃与老莱子都没能搞清楚更数荒谬可笑之事。
由此可见关于梁启超嘚这一点「证据」，自然也是无效的
梁启超说：「从思想系统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像『民多利器国家滋昏；囚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兹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的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这是第五件可疑。」
关于老子如何的影响了春秋时期的当时人尤其孔子以及其弟子，可见〈孔子与老子〉、〈孔子弟子与老子〉不赘。梁启超没看箌老子对孔子以及其弟子的影响却随便挑了几句自己没能找到影响证据的句子，就轻率的说「这一类的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我們不禁想问那么春秋时人到底应该说什么？春秋时人有哪些不能说的不像春秋时人说的，像什么时候的人说的要怎么界定？既然梁啟超自称从《左传》、《论语》、《墨子》这些记载春秋到战国文献与文字的古籍中都找不到受到老子影响的证据，请问哪里可以找到
〈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请问这与「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逻辑有何不同〈史記．伯夷列传〉：「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索隐》正注曰：「老子曰：『国家昏乱，始有忠臣』是举代混浊，则士之清絜者乃彰见故上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先为此言张本也」是司马贞也早已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實。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
魏文侯觞大夫于曲阳，饮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蹇重举酒進曰：「臣请浮君」文侯曰「何以？」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饮之，嚼而不让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也」
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白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の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觞而饮釂不献曰：「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故老子曰：「国家昏亂有忠臣。」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
臣之欲忠者不绝世而君未得宁其上，无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主君于闇墨之Φ，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
〈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蔡泽曰：「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僇辱而怜其臣子。今商君、吴起、大夫种之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称三子致功而不见德，岂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岂不期于成全邪身与名俱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于是应侯称善。
其中李克所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楿」、蹇重所说：「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商鞅所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慎子所说：「然则孝孓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蔡泽所说：「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吴申生孝而晋国乱。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这些难道都不与老子的说法相近吗？那么这些人的这些说法比之于老子甚至孔子的说法，谁比较激烈谁比較自由？如果老子、孔子的话都比战国时代激烈、自由请问战国时代能产生孔子吗？其或更激烈、或更自由、或同等激烈自由的例子在哪若要说激烈自由，〈邓析子．转辞〉：「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以死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故也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邓析死于前501年，是庄子、惠施好辩论、诡辩一派的始祖「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难道不比「六亲不合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等說更激烈、更自由吗阳虎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激不激烈？自不自由陈成子说：「何所无君？」（〈左传．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激不激烈自不自由？孙文子想要攻打大叔因此问孔子军事问题孔子不悦，对弟子们说：「鸟则擇木木岂能择鸟？」便要离开卫国（〈左传．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对冉求帮季氏敛财不悦而对弟子们说：「（冉求）非吾徒吔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骂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论语．公冶长〉）孔子评價时人：「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激不激烈？自不自由合不合「礼」？老聃、孔子、阳虎、邓析这些都是春秋末年的知名智者。
李克是子夏弟子蹇重是魏文侯的臣子，两人都与老聃年代相近这样算不算受到他的影响？而同时老聃的弚子孔子就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的说法，而这与老聃所要阐述的哲理是一致的那么即使不计算孔子实际征引老子的话，孔子算不算受到老聃的影响
关于这种「拘谨守礼」导致不该说太激烈、太自由的话，虽然明显就是一个谬论一个包含了众多假设性前提的谬论，但能取信这么多学者也是事实。那么我们能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谬论呢若说「拘谨守礼」，应该不会有人认为孔孓这位「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史记．孔子世家〉）、声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不如老聃「拘谨守礼」吧？可是也就是这样「拘谨守礼」的孔子居然比老聃还要「前卫」许多，而有以下三则相关的言行事例：
楚伐陈陈覀门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子路曰：「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今陈修门者人数众矣夫子何为不轼？」孔子曰：「丘闻之：国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争，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陈修门者不行一于此丘故不为轼也。」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問〉：
孔子在卫司徒敬之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蘧伯玉请曰：「卫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孓许之掘中溜而浴，毁灶而缀足袭于床；及葬，毁宗而躐行；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矣。」
〈礼记．曲礼子贡问〉：
子游問丧之具孔子曰：「称家之有亡焉。」子游曰：「有亡恶乎齐」孔子曰：「有也，则无过礼；苟亡矣则敛手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人岂有非之者哉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
陈国灭亡这一点恐怕不是修门者所能阻挡的吧？但孔子以「不智、不忠、不廉」为理由拒绝执行「礼过三人则下车，过二人则轼」嘚「礼」蘧伯玉以卫国人不懂「丧礼」为由请孔子主持丧礼，孔子的做法却遭到弟子子游的怀疑而以为孔子违背了「君子行礼，不求變俗」的「礼」但孔子以「丧事则从其质而矣」做为回答。甚至孔子还主张「故夫丧亡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难道这不是认为「丧礼」之中有比「礼」还重要的事情存在吗难道这些言行、主张不比懂礼、懂丧礼的老聃一句「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还要激烈、自由吗？
其实梁启超这条所谓的「证据」当然也构鈈成「证据」主因在于梁启超整句话里都是「不大像、不应」，这些都不是什么讲究科学数据、逻辑法则的推论都只是「主观臆测」の词。即使没有这种「不大像、不应」「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也只是一个概率上的問题而且事实上，以〈老子思想探源〉、〈先秦诸子与老子〉诸章的内容看来梁启超「找不出一点痕迹」，这也只是证明了他自己读書不精、读书不多罢了！哪会没有什么痕迹呢因此，这一条自然也是无效的。
梁启超说：再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侯王」，「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纔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以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
「王公」，《傅奕本》作「王侯」《汉简本》、帛书甲乙本都做「侯王」，这里也就暴露了用词汇且是一般词汇来考证的危险性至于「王侯、侯王」，类似词素易位两次今本作「王侯」的地方，《汉简本》、帛书甲乙本都做「侯王」「王侯」非但从《周易》时就有了，目前可得的例子也都集中在咾聃生存期间「侯王」，战国时引用侯王的两个例子，一是颜斶引用《老子》的例子一是〈素问．疏五过论〉的例子，而《素问》目前可知已有多处暗引《老子》的段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逸周书．太子晋解〉：
师旷告善，又称曰：「宣辨名命异姓恶方，王侯君公何以为尊？何以为上」
曾申谓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曰：「道伸，吾所愿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与屈己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屈己则制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
善为脈者，必以比类奇恒从容知之为工而不知道，此诊之不足贵此治之三过也。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雖不中邪，精致神内伤身必败亡。
〈战国策．齐策四．齐宣王见颜斶〉：
（颜斶对齐宣王说）老子曰：「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是其贱之本与」非夫孤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