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事件敲响警钟 心理医生把脉开方
日 09:21&&&编辑:蓉蓉&&&来源：大连新闻网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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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复旦大学黄洋中毒事件成为了各大网络媒体的头条。微博点击量就更不用说了，不少网友表达了深深地哀痛，惋惜。复旦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得知这一事件后，在校园某一实验室的橱窗内，愤而写下“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事发生后，有众多网友发帖调侃似的告诫，“防火防盗防室友”，并且要警惕室友递给你的水。这一新闻震惊了很多人，并且有人盘点出了近些年来校园里出现的一系列惊动社会的案件。　　1994年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铊中毒事件，一身才华、青春洋溢的受害人朱令被摧毁成了百分之百伤残、智力如七八岁儿童，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至今还在苦苦支撑着生命。　　2004年，云南大学生马加爵杀害四名同学；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发生铊盐投毒案。　　记者在针对此话题的调查中也发现，有不少网友表示，大学校园的嫉妒生恨、报复、使坏等事件并非个案。有网友竟然评论，自己非常讨厌某位室友，曾向他的水里下安眠药，导致他第二天没有精神听课。还有的网友发帖泄愤，说自己恨死某位同学了，恨不得杀了他。　　大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和社会压力下，心态到底该如何调整？人与人之间要怎样沟通？昨日，记者采访了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李奕。听听心理专家怎样说。　　保持心理平衡八法　　1、不对自己过分苛求。　　2、不对别人期望过高。　　3、正确疏导愤怒情绪。　　“我就是想弄得他难受”　　曾经有一位我市某高校的学生来到医院诉苦。这位学生学习成绩优异，很有可能有被保送继续深造的机会，可与他竞争的另外一个学生的实力也非常强，他因此非常痛恨这位同学。“我知道他在谈恋爱，我想把那个女孩子抢走，这样他就会痛不欲生，没心思学习，就没机会和我争了。我就是想弄得他难受。”　　“难道你搞垮了他你就是第一名了吗？再出现一个比你厉害的怎么办？”心理医生的一句反问让那名学生说不出话了。　　李奕说：“他的想法很幼稚，可一旦付诸实施就会伤害人了。好在他主动到医生这里咨询，说明他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对劲，来寻求帮助了。”后来在医生的开导和干预下，这名学生的心里敞亮多了，并且靠自己的实力获得了更高的学位。1 2 3 下一页 尾页 热点推荐：高考志愿填报: 综合类 理工 农林 医药 语言 师范 财经 政法 体育 军事 民族 艺术高就业率高考专业: 新闻 土木工程 金融 车辆工程 英语 税务 建筑 高考专业人气榜
大学查询: 985工程大学 211工程大学 2011计划大学 海外院校查询: 留学院校库　　分析：“竞争”让学生“输不起”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往后出生的孩子会感受到了一个词“竞争”。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教育孩子不能输给别人，有好机会自己要抢，什么都没有学习重要，什么都没有出人头地重要。而在孩子的身边也都充斥着崇拜成功，必须成功的文化环境。在班级里学习好、活跃的孩子自然会受到老师的喜欢。进入高年级，成绩简直就成为了学生的主要评分标准。　　赢了就可以得到表扬，没有人安慰输者，并且大多数的教育模式是要告诉孩子，不能当输家，你必须赢。当所有的孩子都削尖了脑袋想要赢的时候，当经常赢的孩子开始失败的时候，他们稚嫩的心能够承受这些压力吗？　　“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在我市某高校读书的大学生李丹（化名）也表示，在寝室里不能显得自己太能耐，不然会遭到其他同学的排挤。她说，这些处世之道都是上了大学后慢慢学会的。“刚入学时参加了几次活动，我又会画画又会唱歌，经常出去忙，很晚回到寝室，后来就发现大家不怎么理我了，也不和我一起吃饭。之后我推掉了很多活动，晚上和大家一起回寝室，现在我们的关系又像以前一样了。”李丹说，她能理解室友的心情，自己总不在寝室，与室友们的沟通必然缺乏，某些时候随大流也是一种智慧。　　去年十一二月份，正赶上大学生刚刚入学不久，门诊接待了不少苦恼的学生们。有一位女孩子问她：“室友为什么不能像父母一样对我？”还有学生很焦虑：“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好？”　　分析：“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　　现在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一方面有社会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家庭环境息息相关。家庭养育模式对孩子的性格特点影响非常大。她解释，现在有的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告诉孩子什么都不用管。使很多孩子只会学习，不会交朋友，自理能力极差，到了大学无法适应。有的孩子就郁闷了，开始自我否定，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对内攻击，就是朝着自己来。　　而还有的孩子在家就被宠坏了，尤其是现在的独生子女，要啥有啥，总是一副得天独厚的样子。这样的孩子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自我感觉良好，走到哪都认为别人应该围着他转。一旦有外因对他不利，有的孩子便要“对外攻击”他人。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热点推荐：高考志愿填报: 综合类 理工 农林 医药 语言 师范 财经 政法 体育 军事 民族 艺术高就业率高考专业: 新闻 土木工程 金融 车辆工程 英语 税务 建筑 高考专业人气榜
大学查询: 985工程大学 211工程大学 2011计划大学 海外院校查询: 留学院校库　　“我总觉得女友会离开”　　一位大学生刚刚谈上恋爱，却总是没有安全感，“我总觉得女友会离开”。这种情绪使他焦虑，多疑，甚至没办法与女友相处下去了。心理医生与他聊天发现，他小的时候母亲非常忙，便把他扔给了保姆照顾。当他六七岁，和保姆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母亲辞掉了保姆，开始专心抚养他，而他好一阵子都无法忘记保姆。　　分析：“成长环境影响性格”　　医生表示，小时候的母亲就把他扔给别人会让他很没有安全感，当他刚刚与保姆培养起感情，母亲又一刀切断了，他又陷入了没有安全感的境地。也许你会以为这件事情早被淡忘，孩子还小不会有什么影响。可实际上当他成年之后一旦与关系亲密的人出现问题，这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情一下子就会被抽出来，令他害怕。　　医生表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病都能够在幼年成长的经历中找到影子。还有一些孩子从小就被打骂，被惩罚，他从小就学会了施暴，当他长大了，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别人。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越痛恨父母的什么行为，有一天你惊讶自己竟然也在做同样的事。　　专家建议如何解心结　　当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不平静的内心该怎么办？　　心理医生表示，寻求帮助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同时医生提醒，家长应该从小注重培养孩子的心智，从小就让孩子多交朋友，让他从小就在朋友圈里体会各种人情冷暖。同时，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作为你修正自己心理和行为的参照物，你可以发现朋友性格上的优点，不断修正自己。首页 上一页 1 2 3 热点推荐：高考志愿填报: 综合类 理工 农林 医药 语言 师范 财经 政法 体育 军事 民族 艺术高就业率高考专业: 新闻 土木工程 金融 车辆工程 英语 税务 建筑 高考专业人气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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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速扫描精彩猛料，你懂的！吴绮莉坦言不看心理医生：负担不起医药费
日 11:27&&&编辑:游鱼&&&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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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香港媒体报道，吴绮莉上个月涉嫌虐女被捕，之后和女儿吴卓林分开一个月后，终于一起返回大埔的住所，怎知没过多又爆发吴绮莉质问学校事件，左右做人为难的卓林又再次拒绝回家。吴绮莉的情绪问题，成为母女间隔阂的主因。据报道，吴绮莉并没有定期看心理医生，而吴绮莉更坦言自己负担不起医疗费用。吴绮莉接受周刊访问，坦承自己已经不太去看心理医生，原因是她觉得看心理医生对自己情绪问题帮助不大。不过她知道光看一两次，一定不会这么快见效，但长期看下去，她又负担不到。吴绮莉表示看一次医生要三千，一年最少要十万(约8万元人民币)，看完未必有用，还要浪费这么多钱，不如留点钱给女儿。据传闻，现在卓林念在国际学校一个月的学费1万8千(约合1.4万元人民币)，尤其加上吴绮莉还要照顾她身在上海的妈妈，难怪吴绮莉说自己的收入足够照顾家庭，但不够她看医生。吴绮莉早前与成龙的婚外情又被挖出。当年成龙承认婚外情后，香港周刊《忽然一周》曾爆他支付了3000万港币的&分手费&，并承诺每月付10万港币生活费，才让吴绮莉带女儿到上海定居。但没想到2011年，吴绮莉希望女儿能接受优质教育，决定回到香港定居，而此事也让成龙相当不满，最后断了她生活费。不过，吴绮莉曾否认拿到成龙的生活费。成龙和港姐吴绮莉的私生女吴卓林今年16岁了，这不是新闻，两岸三地几乎人人皆知，他们两当年又是怎么认识的呢?据悉，吴绮莉与成龙的初次相识是在一个派对上。两人一见面，彼此便都有一种电闪雷鸣般的感觉。在震撼与颤抖之后，成龙走到吴绮莉面前，翘起食指说：&吴绮莉!&吴绮莉十分吃惊，口不择言地说道：&你，你知道我是谁?&成龙微笑着答：&亚姐吴绮莉，你去问问整个香港，看有谁不知道?&吴绮莉真有点受宠若惊。如果不是成龙提起，她还从来不知道自己竟然是如此的出名，一时差不多激动得发抖。随后，两个人找了个角落，倾心相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完全将其他人忘在了一边。这次交谈，成龙对吴绮莉有了突如其来的好感。成龙自见了吴绮莉之后，便一直很关心她。常常在午夜给吴绮莉打来电话，问寒问暖，使吴绮莉大为动情。自小到大，除了母亲，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体贴地关心过她。她在电话里对成龙说，她很寂寞，很孤独，很想有个人陪陪自己。这类午夜电话，至少彼此传递了一个信息：成龙心中明白，吴绮莉并不反对他整夜陪在她身边;而吴绮莉当然也清楚，自己已经让影坛大哥大成龙动心了，只要时机合适，他很可能成为自己的裙下之臣。通过圈内朋友了解。成龙知道了吴绮莉正面临情变，便打了许多电话去安慰她。然而，成龙没有想到，吴绮莉的情变本就因他而起。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成龙和吴绮莉的地下情，被港媒早看得清清楚楚，不到高潮的事情发生，港媒不会轻易报道。成龙和吴绮莉在加拿大密会，两个月后，吴绮莉就奇迹般怀孕了。当成龙知道吴绮莉怀孕之后，便质问她到底怎么回事，甚至对她的动机充满了怀疑。吴绮莉觉得十分失望，成龙在她心目中的形象迅速变形。她认为，成龙不仅是一个不肯负责任的男人，同时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男人。于是，她产生了一种多少有点恶毒的念头：你不是不肯负责任吗?我就是要让你负责任，看你怎么办!吴绮莉终于做出了最后决定：将孩子生下来，报复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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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速扫描精彩猛料，你懂的！心理医生谈给官员看心病：常在会所 他们很封闭
日 09:04&&&编辑:佚名&&&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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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给一些官员看过“心病”。以前，看病的地点通常是“绝对隐秘的会所”，专车接送。如今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来访者更愿意通过朋友认识后再单线联系，秘密而安全。许燕说，在找到自己之前，对方通常已经了解过自己的背景。许燕曾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心理学院院长，这被她视为自己能够获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他们非常谨慎，开始都会聊些其他外围的东西试探，觉得可以了才开始讲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讲得也不多，更不会说压力背后的原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许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通过表情就能看出来他们很封闭，内心很沉重，甚至连身体都是很紧的状态，所以我首先会说明我们专业的保密原则，也不会主动去问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应特征告诉给他，让他自己作判断。”　　许燕的经历像是某种缩影。近年来，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正逐渐浮出水面。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自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被认定为自杀或者排除他杀可能。在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症，至少5人死亡前称身体有疾病。一个多月前，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更早些时候，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他同样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如今，许燕对这些新闻已经“见怪不怪”，“这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究竟准确数字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在她看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机在整个公务员群体中的日益凸显。“看起来这是个人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它，仅仅依靠学者或医生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做一次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不少公务员都是忠实的听众，有些人甚至“从处级听到了局级”。但饶有意味的是，课程结束后前来咨询的官员并不多，他们的求助方式也独具特点—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很长时间里我们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觉悟高态度正，他不承认得了病，还有人觉得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该得的，所以拒绝承认。”曾参与过中组部对后备干部心理调查的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　　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宁愿诉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专家。来自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教授就接触过一个基层官员，为了治疗心病，他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摆一摆。一次摆完他觉得好一些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再请另外一个风水先生重摆一次，最后万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专家来看心病。　　这种现象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临床经验中同样显露无遗。在他的印象里，公务员前来咨询、问诊和治疗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让人知道有心理问题，怕会影响仕途”。包括李恒、许燕在内的几位受访学者都提到，更多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约个时间地点，不说为了咨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由此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真正能进入医生视野范围内的“官心病”群体中，不少都是以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为主的患者。李恒接触过一位来访者，尿频一年多，肾病科、泌尿科、中医，挨个儿看过来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按照焦虑症治疗焦虑，抗抑郁的药一吃，辅以心理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很多人宁愿硬扛着也不愿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干部很忌讳这个。我只能说在接触过程中，能感觉到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不好的。”许燕记得，自己曾在一次讲座中列出过“心理枯竭”的几大症状，结果台下许多人回应：“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有！”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曾经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状况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13.5%的职工选择了重度或者极重的选项。　　许燕记得，每次到机关部委上课，自己演讲的主题都是“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有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重复性太强，“我说我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你们就不能听点别的吗&&他们说不，说我们就想听这个！”　　当被问到“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上海市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小到基层公务员，大到小城市的副市长，都曾经找她看过心病，“公务员群体几十年来都是强者的队伍，他们的竞争力和抗压力往往比较强，他们的压力变成心理障碍，一定是有事件触发的”。　　她曾对媒体讲起过一个患有“疑病症”的病人，许多专家均认为他没有病，但他却坚称自己体内长了恶性肿瘤，每次散步都不会超出小区方圆20米，每次出门车上都要准备好各种急救设备和药品。一开始，他面对王裕如也坚称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突然问他，“你生病后工作怎么办”时，他反复说了三四遍同样的话：“他们会给我留着位子的。”　　“不用说就知道是跟升迁有关的问题。”许燕在回忆与王裕如相似的出诊经历时谈到，她说，“官心病”往往还具有季节性的属性—越到换届时期，越是官员“心病”高发的季节。　　福建省红十字会心理援助办公室副主任詹锦华最近就遇到一个患者，他对詹说，机关将要提拔一个办公室主任，结果“群众推举是我，领导推荐是我，公示名单是我，可任命名单不是我”。结果公布后，他觉得五雷轰顶，“连朋友的祝贺酒都喝了，你说我咋办&&”　　在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2012年那次调研得出的结论中，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其他几个被列出的心理压力来源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制诱惑等。　　这次调研还得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结论，即处级以下干部比处级以上干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这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题为《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相似，相对于行政级别为处级的被调查者，科级和科员感受到的来自角色超载的压力明显偏高。　　李恒对此结论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接诊过的基层公务员数量远远超过所谓“官员”数量。他们曾这样向李恒描述自己的境况：“可能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蛋了”；“我们这种陪领导的岗位，压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几位学者还先后提到了一项对国内官员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的调研。该调研发现，与“畏罪自杀”的社会想象不同，一些主动结束生命的官员反而是责任心很强的优秀公务员。　　有多年心理咨询经验的詹锦华告诉记者，有一些来向自己咨询的乡镇干部“往往是很廉洁的”，“领导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当然会被看作异类，成为孤家寡人”。　　作为中科院心理所国家公务员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对这种现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经遇到过一个专程来北京看病的外省干部，他业务能力出色，但一到签字的时候就害怕，总是担心财务虚报瞒报，“如果我真的贪污受贿做错事，我受这些罪是应该的，但是我没有做错事啊”。他患上了抑郁症，觉得自己对不起组织培养，他甚至希望出车祸，或者得一场重病解脱，因为这样可以“死得体面”。　　“这也是一类很典型的病人，他们觉得现状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价值观和信仰不一样了，又无法逆转这个局面。”许燕解释道。　　所谓“官心病”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　　许燕与祝卓宏都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体公开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为此，中纪委、中组部的有关负责人曾经专门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谈，并请专家做事件分析，特别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和问题。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质的意见》。也正是从那时候起，关于公务员心理健康的讲座与培训开始在各级政府机关频繁举办，有些心理学专家还被请入国家公务员考试的专家小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央党校的课程设置里开始出现了心理学的部分。　　但在采访中，许燕几次提到，所谓的“官心病”绝不能简单视为患病官员的个人问题，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绝非他们这些学者，“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社会问题”。祝卓宏同样向记者强调，“解决中国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学，也不能等到有了问题之后再去治心病。我们讲，治病是下医做的事，治人是中医做的事，而大医要治国。”　　在进入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之前，李恒曾在德国做过3年心理医生工作。他发现，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稳定之外，德国的公务员群体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职就可以。同时这一群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力”，在高度程序化的办事规则里，贪污腐败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国的官场不一样，权力放在这里是个很大的诱惑，做坏事与不做坏事都有很大的压力”。　　李恒说，自己在德国也给近100名当地公务员做过心理咨询，不过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是，德国公务员感到抑郁的原因并非压力过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稳定，缺乏激情，对生活提不起兴趣”。　　许燕则记得，在国外，有关职业健康心理学的研究通常都会将目标定在影响决策与政策制定上，定在改变社会大环境上，“也只有这种走法才最有效”。　　“只有建立一个健康的组织文化和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公务员们的心理健康，否则就是治标不治本。”她向记者讲起，自己所在的北师大心理学院曾经开展过为干部制订心理测评问卷的工作，结果这项工作到后来不得不终止—所有的测评方法都会被官员破解，他们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答案会带来何种结果。　　“测出来一看，结果都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全是满分。”讲到这件往事时，许燕忍不住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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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速扫描精彩猛料，你懂的！半天接诊30个患者心理医生成开药的
日 15:32&&&编辑:人民网&&&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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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半天接诊30个患者心理医生成开药的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尴尬：你赶往医院，渴望一次心理上的疏导，面对的却是“做几道测试题”和“领回一大堆药”的匆匆结局。尴尬背后是巨大的反差：同样心理诊疗一小时，医院收费不到50元，社会上心理咨询师开价几百上千元……在社会压力感日益增大、精神疾患不断增加的同时，作为“王牌军”的心理医生，也面临着行业性困局。不交谈直接开药多说没利益开药能提成“我想要的是和医生倾诉解结，不是塞给我一大堆药让我吃。”在沈阳某大学读书的大三学生小丽（化名）因压力大，经常做噩梦夜半惊醒，在朋友的建议下去一家省属医院的心理门诊看病。“大夫直接让我做一份人格量表，然后就据此诊断开药，根本不听我倾诉。这哪里是心理医生&&简直像是药房售货员。”在北京工作的王女士曾去一家综合医院心理门诊就诊，“不专业”是她就医的最大感受。“医生让我做症状自评量表，好多都是‘容不容易入睡’‘生活有没有意思’之类模棱两可的题目。在勾选‘偶尔’‘有时’‘经常’‘持续’4个选项时不知如何界定，医生就让我看着选。”据了解，目前“重开药轻治疗”已成为心理诊疗行业的多发现象。沈阳一位心理医生告诉记者，有不负责任的医生出门诊时大量压缩问诊时间，一上午能看30名患者，无法保障就医质量。据了解，为了加速看病，有的医生来不及等患者把话说完就直接开药。“按照心理诊疗常规标准，单例病人首诊时间应达到40分钟，复诊至少20分钟。综合算来，一名心理医生一上午就算不上厕所不休息，接诊不应超过10人。”辽宁省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何茹说。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心理医生多采取生物医学模式进行药物治疗，甚至有开大处方的情况，而对于心理咨询模式的技术治疗则相对抵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科大夫坦言，和病人说话是在浪费时间，“说再多话也没有利益，开药才能有提成”。资深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孙波说，目前精神治疗类药品没有专注于青少年专用药物的研发，一些药品含有激素，有可能对青少年身体发育造成不良影响。“一些药厂甚至拿钱收买心理医生，让其按照药厂的测试要求，得出用药品质的合格数据。这些带有虚假数据的药品，就被临床医生用在了病人、尤其是青少年患者身上。”4小时收198元没法盈利看病缺乏动力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理科教授王旭梅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成年人群精神疾病患病率达17.5％，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与大量需求相比，目前中国医院设立心理科室数量较少，且多以门诊形式为主，开辟住院部门的更少。以沈阳为例，目前大部分省属医院和部分市属医院都设立了心理门诊，但只有两家医院开设心理病房。业内人士表示，因心理病房创收能力差，相对边缘化，大多数医院设立病房的积极性不高。据了解，即使是省属医院的心理病房也面临效益不佳的问题，病人较少时月收益十几万，在医院排名大多倒数。还得拿出来一部分给医务人员发工资，给医院创收的更少。据了解，目前沈阳市物价局规定心理治疗费是40分钟收33元，之后每20分钟加15元，此标准已经27年没有调整。而咨询服务定价严重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已成为全国普遍现象。何茹告诉记者，自己不久前为一位大学生患者做了超过4个小时的心理治疗，一共收费198元。“缴费时患者以为自己眼睛花了，特地跑上来问我‘怎么收费那么低’。如今市面上的普通心理咨询师都是每小时200至500元，要价高的咨询师甚至达到每小时1000元。”业内人士表示，咨询费标准过低，使医生缺乏开展心理咨询治疗的动力，再加上部分心理医生职业道德感相对欠缺，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光开药医生”和“速诊医生”。心理医生群体也需诊疗解困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发表文章指出，目前中国接受正规系统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约1万人，只有20％左右从事一线应用治疗工作；而美国接受正规训练的心理学工作者有20万人，90％都活跃在一线应用治疗领域。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工作不受重视、收入偏低等原因，导致心理人才大量流失；而“光开药医生”和“速诊医生”的行为，也容易引发心理疾病患者对医生、医院的不信任，使整个医疗行业形象受损，部分患者从临床治疗流落到社会，面临非正规咨询耽误治疗的风险。对于心理诊疗行业面临的困局，专家建议，有关部门宜加强对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生治疗费和服务费，促其合理使用药物，重视心理治疗手段。“建议加快开放心理医生多点执业，引入民营资本扩大设立心理病房，避免增加医院扩建成本”。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目前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行中居首位，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五成，导致首诊误诊率较高。专家指出，院内和院际之间的转诊机制、心理医生参与的会诊机制尚不完善，也致使部分心身疾病患者没能得到有效诊治。沈阳市精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光明建议，在全社会加强心理健康宣传，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认知程度，同时完善心理科室的会诊和转诊机制，减少心身疾病的误诊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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