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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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美文
漂亮时光（刘心武）
　　时间、时光这两个同义词里，我喜欢时光；美丽、漂亮这两个同义词里，我钟情漂亮。
　　岁月推移里有许多光影，非常漂亮。
　　前几天去看望范用前辈，他卧在床上，见有客来，改卧为坐，靠着枕头，自己话不多，却为来客的话音欣喜，微笑着。
　　他耳朵收音不清，客人说的，大概只听真三四成，凡听真切的，如是提问，他会朗声回答。
　　那天李黎先去。李黎和许多海外文化人一样，老早就称他范公，他总是摇头摆手，表示担当不起。我理解，跟已故的夏衍等相比，他的辈分，要低一些，人们称夏公他觉得确切，称他为公，他必然谦辞。但李黎认识他时，他已近花甲，而李黎才刚过而立之年，两人很快成为忘年交，李黎随一些海外文化人热络地唤他范公，实在是出于真心尊重而非虚礼矫情。
　　在开放尚未成为中心国策时，北京的三联书店成为连通海外文化人的一个重要渠道。1979年以后，这个渠道更得风气之先，李黎就是在1980年由范用邀请到北京来的台湾旅美作家，除安排她在三联书店主办的报告会上演讲，介绍她自己和台湾以及由台赴美的作家们的创作，还创造条件，让李黎成为最早去西藏、新疆参观的海外华文作家之一。
　　我结识李黎，就是由范用牵线。那比他以三联书店正式邀请李黎演讲更早，是在1978年。说来有趣，当时从美国飞来北京，要求见我，并提出进行采访，希望我畅谈《班主任》创作经历的，是薛人望先生，我那以前因为已经参加过三联书店接待海外来客的活动，知道范用是“外事通”，就打电话问他，能接受这样的采访吗？那采访，显然是要在海外发表的，会不会给我惹事呢？他蔼然地回答我说：没关系，薛人望和夫人李黎，都是前些年在美国出现的中国留学生发起的“保钓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李黎的短篇小说内涵深刻，艺术手法圆熟，你更可以跟她切磋一番。于是，我就在华侨饭店接受了薛人望的采访，后来他整理出很长的采访录，在海外署名张华发表出来，采访录最后注明来不及请我过目，他文责自负。采访录中我的话究竟是否恰当另说，单就他的提问、插话及简短响应而言，他那对自己祖国的挚爱之心，切盼祖国发生良性变化的热望，洋溢在字里行间，“张华”这个笔名，当然是“张扬我中华”的寓意了。
　　薛人望的本行是研究基因的。他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校区任教，后被史坦福大学以优厚待遇挖走，专门从事研究。这下可好，他在学术领域节节上升，文学方面就只剩下一个空兴趣，再无闲暇读文学作品，更不可能以采访录来“张扬中华”了。如今他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每次来京总是专心致志地搞他的业务，简直没有时间会朋友。
　　但李黎却成为我的好友。每到北京，她一定要看望范公，也一定要会我。这回我们约齐来到范公床前，不免兴奋地谈论起来。话题涉及我近年来的揭秘《红楼梦》，李黎笑我“秦学”居然自圆其说，范公儿子在旁提及当年王昆仑以太愚笔名写成的《红楼梦人物论》就是他父亲安排出版并设计封面的。范公让儿子把两册书分赠李黎和我。那是一本素雅的小书，封面上印着“时光”两个大字，又以较小的字印着“范用与三联书店七十年”，还有两张淡色照片，一张是满脸稚气的少年范用，一张是满脸沧桑的老年范用。李黎和我齐请范公签名，他大声说了好几遍：“这不是我的书啊！”意思是此书非他所著，签名不妥。那是三联书店为表彰他将一生精力献给这家出版社成绩累累而编印的，里面有展现他历年风采的照片和手迹，以及他亲自设计的书籍封面。拗不过李黎和我的请求，范公接过笔为我们在书上签了名。回家一看，签的是“赠心武兄，范用”。随手一翻，就翻到了他设计的美国学者房龙写的《宽容》的书影。三联版《宽容》对我曾有过启蒙作用，范公的封面设计堪称雅而不拗、靓而不痞。
　　在我心中，三联是“宽容”的象征，而范公身上所体现出的宽容，施恩于我，难以忘怀。时光漂亮，镶嵌在时光里的范公的生命漂亮。愿范公在漂亮时光里乐享长寿。
“红学大家”周汝昌——唯痴迷者能解味（刘心武）
　　●他本来凭借英文水平高的优势，可以在大学英语系任教授，或从事翻译事业，但对《红楼梦》的热爱，使他走上了一条终生爱红、护红、研红的“不归路”。
　　●他家的境况，坦率地说，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略久，却又会感觉到有一种“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氛围，一种“嶙峋更见此支离”的学术骨气，在氤氲，在喷薄……
　　●他痴迷地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如今过了九十大寿，竟还有新观点提出，他称自己为“解味道人”，可见，他的快乐并不是想当“红学泰斗”，更不想当而且远避“红学霸主”，他只是以对《红楼梦》不懈地深入体味有所解读而心生大欢喜。
　　日，我的私人助手鄂力接到手机短信，是周汝昌老前辈的儿子周建发送给他的，鄂力立即抄录到纸上，第二天送来给我看。
　　鄂力是搞篆刻的。他原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小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忘年交之一，帮助我办些事。如今吴老、新老都已仙去，他帮我也已达17年之久，他眼看着我从写《五十自戒》的中年人，也进入望七之年，如果他把那短信转到我的手机上，我老眼看起费力，因此抄录拿来。
　　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周老的赠诗：
　　听儿子建临读心武兄报端《蜘蛛脚与翅膀》文章心有所感律句寄怀：
　　不见刘郎久，高居笔砚丰。
　　丹青窗烛彩，边角梦楼红。
　　观影知心健，闻音感境通。
　　新春快新雪，芳草遍城东。
　　《蜘蛛脚与翅膀》是我发表在天津《今晚报》个人专栏“多味煎饼”里的一篇文章。其中只有部分内容涉及《红楼梦》。没想到再次引起周老对我的关怀、鼓励与鞭策。
　　我自2005年到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百家讲坛》栏目录制播出了45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并陆续出版了四本同名书籍，颇为轰动。在讲座中，我一再申明，自己是遵从蔡元培先贤所倡导的“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学术伦理，并以清代袁枚的两句诗来为自己的发言身份定位：“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也几次向听众和读者说明，我对《红楼梦》的研究，是在周汝昌前辈的影响下进行的，我的“秦学”研究里，融入了他大量的学术成果，而我所引用周老的观点，都是先征得他的同意。当然，我对《红楼梦》的理解与周老也有若干不同甚至抵牾的地方，他也很清楚，但他从未要求我与他保持一致，我们在“境通”的前提下，始终尊重各自的“独解”。
　　周老年轻时，取得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文凭，他的英文作文水平，曾令教授惊叹赞扬。当然，他后来又入燕大中文系研究院深造，国学底子打得也很坚实。他本来凭借英文水平高的优势，可以在大学英语系任教授，或从事翻译事业，但对《红楼梦》的热爱，使他走上了一条终生爱红、护红、研红的“不归路”。
　　1947年，周汝昌还没从大学毕业，就在报纸上就曹雪芹生卒年问题与胡适进行了答辩。胡适知道他不过是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以后，不但并不鄙夷他，1948年还在家里亲切地接待了他，更慨然把自己珍藏的古本(甲戌本)借给他。周汝昌和哥哥周祜昌征得胡适同意将甲戌本过录后，在解放军已经围城，从西郊燕京大学进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周汝昌还是赶到了城里胡宅，将甲戌本原璧归还。胡适几天后到东单临时机场登上飞机，先离北京，后转往台湾，他登机时只带了两部书，其中一部就是周汝昌归还的甲戌本。
　　鄂力跟我闲聊时曾议论，那时，周先生如将甲戌本留住，待北京和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将其捐给国家，岂不是立一大功吗？我说，跟周先生接触不算多，但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毕竟是个“纯书生”，绝对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用北京土话说，就是有些个“死凿”。周先生不懂政治，但懂传统道德，借人物品，一定要归还。更何况甲戌本是珍贵的孤本，怎能留下不还胡适？胡的慨然借书和周的完璧归赵，与政治无关，却同是中国文人传统美德的体现。
　　1953年，周先生出版了在当时引起轰动的《红楼梦新证》。那时，胡适已经在台湾，而且继续从政。原来书里提及胡适全是中性表述，但在那种情况下，出版社能那么出版吗？就由编辑操刀，加了些批判的语句，而且在胡适的名字前，加上“妄人”的二字定语。转眼就到了1954年，发生了毛主席肯定两个“小人物”批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著名事件，很快又发展为对胡适的批判。于是，《人民日报》上出现了周汝昌批判胡适并与之划清界限的文章。
　　有些年轻人翻旧报纸合订本，看到了这文章，不禁大惊小怪，觉得周某人怎么能如此“忘恩负义”？你那《红楼梦新证》，从书名上看，就是承袭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呀，你划得清界限吗？又何必去划清界限？你保持沉默不行吗？好在周先生在晚年出版了《我与胡适先生》一书，把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究其底细，其实，应该是毛主席本人态度的一种体现。1953年周先生《红楼梦新证》出版之际，正逢中国文化界联合会召开大会，会上几乎人手一册。从后来“文革”中毛主席让将《红楼梦新证》中《史料稽年》印成大字本供自己阅读，又对《新索隐》中“胭脂米”一条十分感兴趣，以至找到那样的米煮粥招待来华访问的日本首相，诸如此类情况，都可以证明，毛主席当时不仅看了《红楼梦新证》，而且，起码对其中《史料稽年》和《新索隐》部分兴趣甚浓。
　　显然，是毛主席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周汝昌主动写文章与胡适划清界限并作自我批评，然后，无事——— 也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将他保护起来。当时，周先生见批判俞平伯的火力特猛，又牵出胡适，当然紧张，焦虑中住到医院，忽然被毛主席大力肯定的“小人物”之一李希凡飘然来至医院病床前，蔼然可亲，让他安心养病，又跟他说，他与俞平伯、胡适还是有区别的。这当然等于给周先生吃了一粒“定心丸”。从医院回到家中，不久，就有《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干部找到他家……
　　我说周先生不懂政治，也不善人际经营，从他的回忆文章里可以找到很多例证。比如，他在文章里一直说是《人民日报》的钟洛找的他，他竟浑然不知钟洛姓田，而且在文艺界几乎无人不知其笔名——— 袁鹰，后来出任《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以儿童诗著名，又是散文名家。他回忆那时钟洛陪他坐邓拓专车去往《人民日报》社，那是他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坐上高干汽车。到了《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亲切地接待了他……
　　他哪里写得出合乎要求的文章来，后来，以他署名发表的文章，其实是编辑部在他底稿上几经“彻底改造”完成的。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是那样，如果认为你没资格发表批判他人的文章，你写出的文章再“好”也不会刊用，而一旦确定，一定要让你以批判他人的文章来“过关”，则你的文章再“不好”，也会帮你改“好”按计划发表。周先生当年就那么“过关”了。但他竟至今不明白，邓拓对他的态度是由当时毛主席的态度决定的，他就误以为那以后，能够让邓拓记住并保持那天的亲切态度。因此，他在另外的回忆文章里，写到1962年举办曹雪芹逝世200周年大展，邓拓出现时，他趋前打招呼，自报姓名，邓拓却十分冷淡，令他难堪，不禁耿耿于怀。他哪里知道，邓拓一直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浮沉，曾被毛主席召到床前，痛斥他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就从《人民日报》卸职到了北京市委，在彭真领导下工作。1962年，他心情难好，正在思考许多问题，在《北京晚报》上写《燕山夜话》专栏，哪可能与周汝昌邂逅时喜笑颜开呢？
　　1953年冬天，我12岁，因为5岁上学，所以，那时已念到初中一年级。我早慧，那时受家里大人影响，已经读了《红楼梦》，而且很有兴趣。我家住北京钱粮胡同，胡同东口外马路对面，有家书店，我常去逛。有天在那书店里见到《红楼梦新证》，翻开看到有一幅《红楼梦人物想象图》，大吃一惊，因为我自己的想像，是从京剧舞台上衍生出来的，与那书相距甚远。我就把那书买下来，回家捧读。似懂非懂，也难卒卷。但其中《迷失了的曹宣》和《一层微妙的过继关系》两节，令我有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于是，就跑到大人门前说嘴，惹得他们将书“没收”，拿去轮流阅读，然后，我们家里就时时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
　　1991年，我开始大量发表“读红心得”，逐步形成“秦学”思路，以及到2005年，推出集大成的《红楼望月》，并终于借助《百家讲坛》，把自己“研红心得”以更大力度公诸社会，引起争议，产生轰动，拥有“粉丝”，欲罢不能。
　　1991年，我在《团结报》副刊上开了一个“红楼边角”的专栏，时不时发表些谈主流红学界很少触及的“边角”话题，比如“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什么的。没想到，我这样一个外行人的外行话，竟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他公开著文鼓励，更与我建立通信关系，使我获得了宝贵的动力。不为只是一粒苔花而自惭，也学牡丹，努力将自己小小的花朵胀圆。周先生对我，正如胡适当年对他，体现出学术大家对后进晚辈的无私扶持。
　　周先生给我的来信，均系他亲自手书。由于他早已目坏，坏到一目全盲一目仅剩0.1视力的程度，因此，他等于是摸黑在纸上写字，每个字都有铜钱那么大，而且经常是字叠字笔画叠笔画，辨认起来十分困难，但阅读他的来信，竟渐渐成为我的一大乐趣。过目次数多了，掌握了他下笔的规律，辨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当然，往往时隔多日仍然不能认准的字，只能最后去请教他的女儿、也是他的助手周伦苓女士。十多年积攒下来，已有好几十封。这些来信内容全是谈“红”，或是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耐心回答，或是对我新的研红文章的鼓励与指正，更难能可贵的是将他掌握的最新资料无私地提供给我，或将他最新的思路感悟直书给我。有出版社愿将周先生与我的通信出成一本书，供红迷朋友们参考，周伦苓女士也已经在电脑里录入了绝大部分通信，但一次电脑故障，排除后经格式化，竟将全部录入的资料丧失！相信通过再次努力，这本通信录早晚能够付梓。
　　我和周老虽有颇丰的书信来往，但我们见面的次数，十几年里加起来竟不过四五次而已。我去他家里拜访过他两次。他家的境况，坦率地说，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略久，却又会感觉到有一种“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氛围，一种“嶙峋更见此支离”的学术骨气，在氤氲，在喷薄……
　　周老这些年一再申明，他不是什么“红学家”，更不懂何谓“红学界”。确实，周老何尝靠红学“吃饭”、“升官”、“发财”？他本是英文高手，上世纪80年代，他和一些人士同时被邀到美国参加关于《红楼梦》的研讨会，下了飞机，过海关，人家看见推车上那么一大堆东西，当然就欲细查，偏偏其他人士都不会说英语，结果只好由周先生出面交涉。他告诉海关人员，他们是一行什么人，为什么要携带如许多资料，因为他说出的英语竟是那么古典、规范，竟把海关工作人员镇住了。这就好比有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进入中国过海关时，忽然开口用典雅的汉语说道：“诸君，这厢有理了。我们一行均是专业研究人员，因之必定要携带参加研讨会的丰富材料，盼理解，请通融……”美国海关人员听了，立即对他们免检放行。
　　周老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散文，他的散文集也出了不少。研究古典文学他也不仅在《红楼梦》这一个方面。他以九十岁高龄，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的研究心得也表述得见解独特、生动活泼，大受欢迎，影响深远。他选注的宋代诗人杨万里、范成大的诗集几十年来不断重印。另外，请不要忘记，周先生还是书法家，他论书法的专著，鄂力曾担任特约责任编辑，在热爱书法的群众中影响也非常之大。
　　我不想援引某些人士对周老那“红学泰斗”的称谓。人会被捧塌，巴掌太响亮会拍死人。周老是个普通人。他只是痴迷《红楼梦》。曹雪芹喟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周老痴迷地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如今过了九十大寿，竟还有新观点提出，他称自己为“解味道人”，可见，他的快乐并不是想当“红学泰斗”，更不想当而且远避“红学霸主”，他只是以对《红楼梦》不懈地深入体味有所解读而心生大欢喜。
　　我前些年每逢元旦将至，会手绘些贺年卡分寄亲友及所尊重的前辈文化人。在2009年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冰心纪念展上，展示了我给冰心老前辈的几张自绘贺卡，我没去看展览，鄂力去了。他回来跟我形容，我想起当时确实是那么画的。我自绘贺卡是“看人下菜碟”，很少重复同一构图，总是根据所寄赠的对象，来画出给他或她以惊喜的内容。记得我曾给周汝昌老前辈画去过“一簾春雨”的意境，因为我们在通信里讨论过，简化字方案将布制的“帘”与细竹签编成的“簾”统一为“帘”，结果古典诗词里的“一簾春雨”印成“一帘春雨”就完全不通了，因为“帘”会完全遮住门窗，只有“簾”才能因具有许多缝隙而构成“一簾春雨”的视觉效果并引发出浓郁诗意。
　　我还就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诗句“有谁曳杖过烟林”画过意境图，作为贺年卡寄给周老。他每次接到我的贺卡都非常高兴，而且有诗作相赠。不过，贺年卡因为要搁在邮政部门规范的信封里投寄，我绘制的尺寸都很小。但我也曾绘制过比较大幅的水彩画，如《大观园沁芳亭》等。这样的画，就只能先拍成缩照洗印出来，再粘到贺卡上。我也曾给周老寄去，他也非常高兴。
　　惭愧的是，虽然周老不时有诗赠我，我旧学功底太差，竟不能与他唱和。但我心里一直充满对他的敬意与感激。我只能以这样的话语答谢他：“唯痴迷者能解味，拥知音众当久传。”
　　作者简介：
　　刘心武，日生于四川成都，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以短篇小说《班主任》成名，该作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其作品以关注现实为特征，代表作有《我爱每一片绿叶》、《立体交叉桥》等，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主流作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就秦可卿等专题进行系列讲座，对民间红学的蓬勃起到推动作用。
关于《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
　　《我爱每一片绿叶》是我三十年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这篇小说1979年夏天完成后，投给《人民文学》杂志社，尽管此前《人民文学》刊发过我的《班主任》等作品，《班主任》还刚刚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第一名，但是，这个短篇小说差一点发不出来。当时负责刊物终审的是副主编刘剑青。1977年《班主任》稿子到他手上后，他也很犹豫，曾召开编辑部会议，让大家共同讨论，会上有一种意见，认为《班主任》属于“暴露文学”，恐怕不宜发表，而这也正是刘剑青所深为担忧的，当时杂志的最高负责人是张光年，张光年一般是不管具体稿件事宜的，刘剑青也轻易不去麻烦他，但为《班主任》的事还是找了张光年，张光年也就看了，看完了把他和小说组组长、责任编辑等全都找去，一起讨论，最后张光年拍板：小做修改后刊发。那时候一篇多少具有点革新意味的稿件，想公开刊发出来往往都会有个坎坷的历程，像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卢新华的《伤痕》，就都被《人民文学》杂志退稿，后来在别的地方刊发；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退过两次，作者不死心，一再修改，最后才终于得以在《人民文学》上刊发。 　　前些时候从传媒上看到，有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把1978年出现的“朦胧诗”划入“伤痕文学”的范畴，引起某“朦胧诗”代表人物的愤慨，他说他们早就跟“伤痕文学”划清了界限，他批评“伤痕文学”不过是“工农兵文艺的变种”。我也觉得把“朦胧诗”和“伤痕文学”归并到一起很不恰宜。当时以《今天》为载体的“朦胧诗”，是一种体制外的“地下文学”，仅其崇尚纯文学这一条，就具有挑战“工农兵文艺”的意义。我对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地下文学”一直持尊重的态度。每个写作者的站位不同，写作理念不同，将自己的作品公诸公众的路子不同。在我来说，把《班主任》或《我爱每一片绿叶》投给官方杂志，说明我的站位不是“地下”而是“地上”。我少年、青年时代，受到过多种文学的影响，我也看到过一些“白皮书”、“灰皮书”（指改革、开放前以“内部参考资料”形式印行，需通过特殊渠道看到的主要供批判使用的书籍），但我并不只跟那些文字认同，在“工农兵文艺”里，我也有一些喜欢的作品，比如我就觉得上海作家艾明之写工人的《火种》不错，孙犁写农民的《铁木前传》非常好，郭小川那涉及到兵的长诗《白雪的赞歌》（还有《深深的山谷》，虽然没有兵，但写的是革命队伍里的人物感情与命运）挺有味道，我不想跟这些“工农兵文艺”划清界限，切割开来。其实，我所喜欢的这些“工农兵文艺”，在那个时代都不是主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所谓“正宗工农兵文艺”的“变种”。 　　在“工农兵文艺”范畴内进行革新形成“变种”，我以为不但不应该加以蔑视，还应该给予尊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路翎的《洼地上的战斗》，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丰村的《美丽》、宗璞的《红豆》等短篇小说、流沙河的《草木篇》、蔡其矫公开发表的诗作、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邓拓的系列杂文《燕山夜话》……都不是“地下文学”，都是力图扩展“工农兵文艺”的内涵与外延，使其从僵硬的意识形态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格局里变化为“另一种”，也就是更能让读者接受的，追求真、善、美的文学。这个变化的过程是极其悲壮的，其中包含着血泪甚至死亡。《我爱每一片绿叶》后来经责任编辑和小说组长力争，副主编刘剑青没有再去麻烦主编（当时主编换成了李季），他签发了，但安排在那一期杂志上小说的“末题”，即最后一篇。没想到这篇小说刊发后，也有不俗的反响。若干读者来信表示感动而且获得启示。1980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中如冯牧竭力肯定，最后上了获奖名单。 　　在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里，这样评价了《我爱每一片绿叶》： 　　在运用短篇小说形式的技巧上，刘心武进展很快。1979年6月他发表了《我爱每一片绿叶》，这篇故事成功地将隐喻、戏剧性的事件和复杂的时间结构，全部融合进长留读者心中的人物描写里，描写了一个才华横溢而又横遭迫害的怪癖者。故事的中心意像是主人公藏在书桌中的一张女人的照片——主人公和她的关系从未明确交待。当照片被一个爱窥人隐私的同事发现，并被公开展示后，他经受了极度痛苦的折磨。后来，这位妇女来看他了——显然他是在庇护她免遭政治上的攻击。刘心武将藏匿的照片这一象征物，触目惊心地暗喻为知识分子的“自留地”。农民允许有自留地来耕耘自奉，难道知识分子不也应该有他自己的一份“自留地”——思想中的一方自主地，精神里的归隐所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中，这真是一个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引文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的译文。此书另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译本。 　　我以为以上洋人的评价，还是公允的。“旁观者清”，当然不错，但我更重视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评价。
刘心武：过家家
　　辛卯春节，直到破五那天，北京依然干旱无雨雪。我坐在小区健身区边的长椅上，晒着太阳看几个小孩子嬉戏。他们并没有使用那些健身器械，而是在过家家。这引出我许多的思绪。
　　我小时候，常跟邻家的孩子一起玩过家家。有时我会扮演新郎，一位邻家姑娘大方地扮演新娘，其余孩子就模拟各种婚礼场面上的角色，有的就用两只手在嘴巴前指头一动一动表示吹唢呐，其余的就大声起哄。我的童年跨越巨大的社会变革，过家家的游戏也打上社会变革的深重痕迹，比如后来玩耍时就没有上轿子、揭盖头等情节，而变成众顽童齐哼唱西洋《婚礼进行曲》，新娘子也装成穿婚纱的模样。再到后来，自己长大了，不再玩过家家游戏，但比我小的孩子们，也鲜有玩过家家的，大多改玩打仗的游戏，一方演好人，没有玩具枪就用手比划，嘴里模仿机关枪嘟嘟嘟射击的声音，另一方演坏人，就先负隅顽抗，然后表示中弹歪歪斜斜倒到地上。由世俗婚嫁到战场杀戮，这童嬉的演变如果搜集些文字、图片资料，或也可形成有价值的社会学论文。
　　1962年，那年我20岁，电影院上映了一部电影《南海潮》，里面出现了孩子们玩过家家游戏的镜头，那时的童星石小满在影片的过家家游戏里当新郎，那时石小满大约六七岁，在镜头前十分自然，憨态可掬。后来石小满又主演了儿童片《小铃铛》，那既是他本人生命史上的一大亮点，也给那时一般的电影观众如我辈，在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的当口，多少得到些夹缝中的点滴轻松与快乐。后来的情况，《南海潮》被作为“大毒草”挨批，编导蔡楚生被迫害致死，石小满的父亲石羽挨斗，那时他大约刚过十岁。几十年过去，那天有人告诉我，快看电视里的石小满，他指着电视连续剧《洪湖赤卫队》里的画面，我半天没明白，哪位是当年那个以童真、童趣打动过我的石小满啊？经人指点，才知连续剧里饰演大反派彭霸天的，正是当年那个迷倒无数观众的童星石小满。看了几段他演恶霸的戏，是个好演员，非本色，演技派。但也不免旋出戏外感慨：连石小满都老了，岁月·人生·世道，让我们敬畏，促我们深思。
　　我的青春期，正赶上一段火热的年代。那时候我心中常有“私字一闪念”，比如到了节期，我就很怕“过一个革命化的假期”的号召，记得有一回节期单位里“自发”地“过一个革命化假日”，那时我已有“对象”，非常想跟她见面，却也只好参加单位里“深挖洞”的“战备劳动”，那种滋味真不好受。那时的孩子们也没有再玩过家家的，实际上那时私人的空间已经压缩到了最极限，记得我结婚的时候，单位里给举办的“革命化”婚礼不去细说了，在单位借给的那间“洞房”里，我的“私字一闪念”是：下一位来送礼物的，希望不再是“红宝书”，因为人们送的“红宝书”已经堆成了一大摞，结果一位老大姐送来了一对枕巾，真觉得别开生面，让我感激得不行，展开一看，一条枕巾上印着“革命伴侣”，一条上印着“民主鸳鸯”，她跟我说，枕巾是多年前买的，“民主鸳鸯”那条因为怕被批判为“四旧”、“封资修”，几次想毁掉，舍不得，避开别人拿来送我，希望我别心里“圪硬”(北京土话，别扭的意思)，如果我嫌弃“民主鸳鸯”，就单留下“革命伴侣”。我自然全留下了，那条“民主鸳鸯”一直扔到改革、开放以后，可惜后来搬家时觉得旧仍掉了，否则留到今天，也是个时代变迁的见证吧。
　　坐在小区健身区长椅上的我，逼近七十岁了。经得多见得多想得也很多了，却总还有新发现新问题新思考。我细观察那几个玩过家家的孩子，其中一个情景，是当中一个小女孩，左右一个略高些的男孩和女孩，好像是在模拟一起去洋快餐店吃东西，那右边的女孩居然唤那左边的男孩：“老公！你走慢点！”那左边的男孩则说：“我的车停在那边哩！”当中的小女孩则紧紧拉着他们各自一只手，走着颠连步，自豪地说：“我爸我妈带我去——”忽然，那边来了几个家长，全是女士，有的见到我跟我打招呼，她们各自唤回自己的孩子，带着他们找各自的汽车去了，剩下的一个女孩就住在这个小区的，怏怏地望着他们离去。我就一下全明白了。这几个孩子全是单亲家庭，多由母亲抚养，母亲带他们来看姥姥姥爷，他们插空就跑来玩过家家，把他们希望自己有完整的小家的内心隐秘，外化于一场嬉戏当中。过去觉得过家家是儿童融入社会伦常的提前演练，现在更感到童嬉里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伦常的喻示。到我八十岁的时候，还会看到孩子们怎样地过家家呢？
净 饿（刘心武）
我现在很少参与饭局，那天偶然应约而去。上菜之前，忽见一位仁兄掏出一套注射器，当着大家面，若无其事地撩开上衣，给自己往肚子上扎针，不禁惊叹。旁边一位熟人遂附耳说，你莫少见多怪，现在此类做法颇为流行，是注射胰岛素呢———&得了糖尿病，不愿放弃口福……进餐时，那位肚子上扎过针的人士果然百无禁忌，吃得稀里呼噜。生命属于各自，我没有干预他人生活方式的权力，但回到家里想到饭局上的镜头，还是不免暗中訾议。 &&&&纵向，跟30年前相比，如今人们不仅普遍得到温饱，城镇居民的饮食质量也普遍有所提高；横向，跟世界上其他地方包括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普通市民进餐馆，应该属于领先地位。“打牙祭”这个旧语汇，现在已经很不流行，因为普通百姓下趟馆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吃香喝辣，本是好事，但正如古本《红楼梦》里所说：“好事多魔。”注意不是“多磨”而是“多魔”，也就是乐极会生悲，福兮祸所伏，现在有相当多的人患病，不是饥饿导致的营养不良，而是贪吃造成的营养过剩、营养失衡，糖尿病已不新鲜，更有痛风的流行———&那更是一种“富贵病”，有的人士就因为鲍翅宴吃得过频，导致体内嘌呤积存，一般先从脚趾缝痛起，严重后会窜至身体其他部位。 &&&&病了怎么办？当然需要检测，需要吃药。如今又很流行“食疗”，而且似乎什么食物皆有疗效，以吃代治，似乎可以百病包除。我倒觉得《红楼梦》里所写的一种治病方式更值得参考。书里写，贾母带着刘姥姥逛大观园，兴致过高劳累过度身体欠安，请来王太医诊治，这位王太医号过脉后对族长贾珍说：“太夫人并无别症，偶感了一点风寒，究竟不用吃药，不过略清淡些，常暖着一点儿就好了，如今写个方子在这里，若老人家爱吃呢，便按方煎一剂吃，若懒待吃，也就罢了。”写了方子刚要告辞，奶子抱过大姐儿(凤姐之女，后来刘姥姥给取名巧姐)来让给看病，王太医号脉、摸头、观舌之后，笑道：“我说了，姐儿又要骂我了，只是要清清净净饿两顿就好了……” &&&&书中后来又写到晴雯淘气受了风寒，“此症虽重，幸亏她素昔是个使力不 &&&&使心的，再者素昔饮食清淡饥饱无伤。这贾宅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次则服药。”显然，曹雪芹对王太医主张的贾府奉行&&&&的“净饿疗法”并无反讽，而是一种充分肯定的态度。这倒恐怕并非曹氏家族的“祖传秘法”，不少资料显示，曹雪芹祖父曹寅是个“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享乐主义者，精刻过《糖霜谱》等很偏僻的“美食指南”，后来，不慎染上了疟疾，康熙皇帝虽然对他破格关照，派驿马飞送金鸡纳霜给他，却也在李煦(曹寅同僚、内兄、《红楼梦》中贾母原型的哥哥)的相关奏折上批评曹寅喜欢吃人参的陋习。皇帝恩赐的特效药抵达时，曹寅已经咽气。家族这惨痛的遭遇，可能促使了曹雪芹父兄辈特别是他自己的反省，懂得迷信药物补品的害处，从民间总结出“净饿疗法”的秘诀。 &&&&人难免有欲望，欲望有激发创造力、竞争力以及审美热情等正面效应，但欲望过烈，摄取无度，不仅会派生自己生理、心理方面疾患，还可能导致社会悲剧。适当地压抑欲望，采取“净饿”的方式来休养生理系统与心理系统，以使自己恢复正常并以健康状态接触他人介入社会，是十分必要的。 &&&&如今电脑十分普及，从小学生到离退休老人，天天用电脑的人越来越多，上网，查阅资料，开博，网聊，网上购物……不少人已经患有“电脑依赖症”，电脑出了故障，跟手机出了故障一样，几可达到“如丧考妣”的程度，这其实也是一种“嗜食症”，属于接收信息方面的“营养过剩”。一位朋友跟我说，他虽然喜欢用电脑，但每周一定安排一至两天“净饿日”，不开机，不上网———&当然，如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外。他说这种“净饿”带给他的身心收益十分显著，而且使他形成电脑开机后“不贪吃”、“不偏食”、“不迷信”的良好“吃相”。
腋鞋（刘心武）
　&&我妻吕晓歌日晚仙去。 　&&我不能承认这个事实。我不能适应没有晓歌的世界。 　&&一些亲友在劝我节哀的时候，也嘱我写出悼念晓歌的文字。最近一个时期，我写了不少祭奠性文章，忆丁玲，悼雷加，怀念孙轶青，颂扬林斤澜……敲击电脑键盘，文字自动下泄，丝丝缕缕感触，很快结茧，而胸臆中的升华，也很容易地就破茧而出，仿佛飞蛾展翅……但是，提笔想写写晓歌，却无论如何无法理清心中乱麻，只觉得有无数往事纷至沓来、丛聚重叠，欲冲出心口，却形不成片言只语。 　&&晓歌一生不曾有过任何功名。对于我和我的儿子儿媳，她是一个伟大的存在，但对于社会来说，她实在过于平凡。人们对悼念文字的兴趣，多半与被悼念者的公众性程度所牵引。晓歌的公众性几等于零。这也是她的福分。 　&&王蒙从济南书市回到北京，从电子邮件中获得消息，立刻赶到我家，我扑到他肩上恸哭，他给予我兄长般的紧紧拥抱。维熙和紫兰伉俪来了，维熙兄递我一份手书慰问信，字字真切，句句浸心。燕祥兄来电话慈音暖魂。李黎从美国斯坦福发来诗一般的电子邮件。再复兄从美国科罗拉多来电赐予形而上的哲思。湛秋从悉尼送来长叹。我五本著作的法译本译者，也是挚友的戴鹤白君，说他们全家会去巴黎教堂为晓歌祈祷……他们都是公众人物，他们都接触过平凡的晓歌，他们都告诉我对晓歌的印象是纯洁、善良、正直、文雅。老友小孔小为及其儿子明明更撰来挽联：“荣辱不惊，风雨不悔，红尘修得三生幸；音容长在，世谊长存，青鸟衔来廿载情。”但是唯有我知道得太多太多，可我该如何诉说？ 　&&忘年交们，颐武、华栋、祝勇、小波和小何、李辉和应红……我让他们过些时再来，他们都以电子邮件表示会随叫随到。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处在一个世态越见诡谲、歧见越发丛滋、人际难以始终的历史篇页中，但我坚信仍有某些最古朴最本真的因素把我们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粘合在一起。这个世界每天有多少人在死亡，但他们仍真诚地为一个平凡到极点的师母晓歌的仙去而吃惊，为夕阳西下的我的生理心理状态担忧，这该是我对这世界仍应感到不舍的牵系吧？ 　&&温榆斋那边的村友三儿从老远的村子赶到城里的绿叶居，一贯不善于以肢体语言交流的他，这次见到我就拉过我的双手，用他那粗大的手掌握了拍，拍了揉，揉了再握，憨憨地连连说：“这是怎么说的？” 　&&和三儿对坐下来以后，我跟他说：“三儿，我想写写你婶，可就是没法下笔。”没想到他说：“就别写呗。”三儿告诉我：“我爹我妈特好。就跟你跟婶那么好。特好，就不用说什么话。”三儿爹妈相继去世十来年了。他说他还记得有一天的事情。那一年他大概十来岁。他妈给他爹刚做得一双新鞋。鞋底是用麻线在厚厚的布壳帛上纳成的，鞋面又黑又亮。那天晌午暴热，他爹光着膀子，穿条缅裆裤，系条青布腰带，穿着那双新鞋出门去了。忽然变了天，下起瓢泼大雨。他妈就叹气，那新鞋真没福气！过了一阵，他爹回家来了。浑身淋得落汤鸡一般。他爹光着脚，满脚趾渍着烂泥。新鞋呢？三儿妈和三儿都望着三儿爹。三儿爹身姿很奇怪。他两只胳膊紧紧压着胳肢窝，胳膊上的肌肉和胸脯子肉都鼓起老高绷得发硬。 　&&他也没说什么，三儿看出名堂来了，就过去，从爹胳肢窝里先一边再一边，取出了紧紧夹在那里面没有打湿的新布鞋来。三儿妈从三儿手里接过那双鞋，往炕底下一放，就跑过去捶了三儿爹脊背一下，接着就找毛巾给他擦满身雨水…… 　&&是呀，三儿爹和三儿妈，包括三儿，在那个场面里，甚至并没有一句语言，但是，那是多么真切的家庭之爱！ 　&&我听到此，强忍许久的泪水忽然泉涌。晓歌仙去后，我多次背诵唐朝元稹悼亡妻的《遣悲怀》，“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独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越过千年，穿过三儿爹妈暴雨时的场景，直达我失去晓歌的心底深处，始信有些情愫确属永恒。 　&&我要将关于我和晓歌共同生活岁月里的那些宝贵的东西，像三儿爹把三儿妈新鞋紧夹在腋下不使暴雨侵蚀一样珍藏。“就别写呗”，我心如矿。
漫话阶梯（刘心武）
最早的阶梯，完全是连接两个以上、不同平面的功能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梯逐渐具有了心理属性，也就是说，人们建造阶梯，不仅是因为必须方便于从一个平面通达另一个平面，而且，也是为了利用阶梯，达到一种心理满足。 &&&&比如，北京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三大殿。本来，那地面是平的，可以平地起殿堂，为了体现出天子的威严，就故意先平地起基座，再在五米高的基座上建造大殿，而分为几层的基座，再以阶梯连接，阶梯中段专供皇帝行走的部分，称为“御道”，再用最优质的汉白玉石，雕出祥云飞龙的图案。过去，都称皇帝为“陛下”。“陛”是皇宫阶梯的专称。明明皇帝高高在上，臣民在他殿堂的阶梯下，还得匍匐着向他跪拜，似乎称他“陛上”才对，但皇帝至少在口吻上喜欢贬低自己，比如自称“寡人”。皇帝喜欢人们称他为“陛下”而拒绝“陛上”之类的谀词，这份虚伪很有意思。 &&&&中国古典建筑，不仅是皇宫，像祭坛、寺院、道观、王府等建筑群中的主体建筑，都一定要平地垒起高基座，建造有气派的阶梯，体现出对神佛、贵人的尊敬。现在，仍存在的河南开封龙亭，是将这种心理需求达于极致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是一座清朝建筑。清朝，开封早已失去宋朝都城的威严。它必须向皇帝所在的北京表达出万分诚恳的臣服。所谓“龙亭”，并非龙王庙建筑。它是在平地拔起的13米高台上盖出一座殿堂，里面供奉着称颂“真龙天子”即“皇帝万岁”的牌位，专用于在彼处由钦差大臣宣谕“圣旨”。殿堂即“龙亭”前面的台阶分三层共72级，而且故意建造得相当陡峭。无论是接近现场，还是观看其照片，那夸张的阶梯造型，都会给人强烈的视觉刺激。 &&&&近代社会建筑中的阶梯，仍可起到主导人的心理意识的作用。由吕彦直设计的完成于1929年的南京中山陵，由陵下平地到达陵寝主体的坡地，落差为73米，设置了8个过渡性平台，一共有392级台阶(当时中国人口为3.92亿)。谒陵者在头几个平台的阔台阶上往上行走时，他所望见的只是天宇，要随着一步步地攀登，踏过相当多的阶梯后，那顶部的蓝瓦祭堂才会慢慢地浮现在眼前。这就是建筑师利用长距离、缓爬升的阶梯，来调整谒陵者心理，使其能够“默默想音容”，将崇敬与缅怀的情绪达于浓酽。 &&&&1959年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有意将其基座与紫禁城内的三大殿取齐，但阶梯的设计，则采取了广阔通透的方式，尤其是东门阶梯的设计，很有大国气派，可以容许成百上千的人同时拾级而上，确有“让人民当家作主”的韵味。1995年，莫斯科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建造了一座胜利广场，用若干大平台来达到提升主建筑的目的，其间阶梯，故意设计得“不起眼”，这也是一种巧妙手法，表达出苦尽甘来的欣慰与舒展。 &&&&城市公众共享空间的阶梯设置，一定要突破狭隘的功能需求，应该营造出奇趣妙境，使公众不仅获得实用的方便，更能消费心情，达到快乐。最成功的一个例子是意大利罗马的西班牙广场。说是广场，其实那空间最出彩的并非平面旷地，而是1723年由德·桑蒂斯和斯佩基设计的那一组面对“破船喷泉”的扇形阶梯，它不仅是“视觉冰激凌”，还可以当作舞台承载多种形式的表演。已有太多电影利用它作为背景，去表现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命运，那一组台阶，实际上已是人们熟悉的、具有生命的存在。 &&&&虽然如今中高层建筑都普遍设置了垂直升降的电梯，但室内阶梯，仍不可或缺。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华侨大厦，大堂南侧那一架弯转落地的宽大阶梯，十分堂皇，风姿高雅，是“以梯吟唱”的代表作。民居里的阶梯，现在花样很多，法式的旋转楼梯似乎相当流行，但照搬这种节约空间而且具有浪漫气息的楼梯时，一定要考虑到是在为什么样的居住者提供。倘若是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设计别墅，则这种沟通楼上楼下的梯子，对于老小都具有安全隐患，需格外慎重。 &&&&阶梯并非简单事物，在当下生活中，除了其实用性，“阶趣”应该是设计者考虑的重点，特别是涉及公众共享空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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