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友冷战中，一周了，我都快没信心了，算是结束吗_百度知道
和男友冷战中，一周了，我都快没信心了，算是结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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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冷战中一般都是男的先认错，但是女孩如果先撒娇结束冷战男的会觉的你很爱他的。
我怕他又有了
不要怕，要相信自己的魅力
怕知道结果
提问者评价
太给力了，你的回答完美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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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男友太小气了，就算是你的错也不该一个礼拜冷战，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去爱
结束不结束，你有很大决策权。他跟你冷战，那你偏偏不跟他冷战
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分。为什么老是有人一看见这样的问题就让人分开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在坚持两天看看。然后在想想你们的吵架的原因是不是很生气。实在不行你要动动脑子。女人一样需要聪明一点。其实有时候男人在女人面前很笨的。
想点什么办法呢
比如告诉双方的父母。让他们出面找个借口把你们同时喊回家一起吃个饭。或者一起去那里玩玩。这样不会尴尬。前提是都见过父母。如果没有。你真心爱他就说我父母想见你。看他对待你父母的态度怎么样。这就取决你们的未来。万一他在这个态度上毫无改变。甚至是冷淡的话。那就是他本来面目。不尊重家庭的人更不会尊重你。所以你可以开门见山问他什么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考虑一下你们是不是门当户对。有些人的想法。。。或者说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最重要你必须知道他是不是想娶你
刚开始他提出去我家，但当时我爸妈不在家，后来说去他家，我说可以，后来他说工程上出了点问题忙不过来，就再没有提过了
这样的话比较危险。只有在等等了！最关键取决你们为什么原因吵架。有没有一方不对。或者是为什么无聊的东西。还是无中生有。前面两个问题好办。如果是无中生有就比较麻烦。如果你老公做工程。那他家庭条件应该非常好。年龄应该也不小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在有钱人家庭生活的女人一定要聪明。而且要能受气。关键要和他父母关系要到位。要不你们分手他家里不一定知道还有你怎么一个人。做不到这几点。找个普通人生活是不二选择
他家里是很朴实的农村，长相一般，一个人在兰州，还没买房，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一起努力是可以的
刚开始他给家里说了，家里要我的生辰，我搞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回了几次家就很少联系我了
有算命了吧！不过那边人都很听家里的话。你是那年的。他是那年给我说下。我帮你看看你们合不合！
我也怀疑过他家里因为生辰说什么了
他那两周周末就回家
83年五行属水。86年五行属属火这样看来你们相克。
到底合适不合适要看你们的生辰八字和命理。估计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爱一个人我感觉是不应该看这些东西的
也许吧，如果他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看错人了
有几周周末从家里回来就不主动给我打电话了
你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有没有生活代沟。好好想想。然后认真的沟通一下！说明现在的问题。你年龄不小了不能在耽搁了。有时候和你过一辈子的人不一定是最爱的人
我需要打电话问问吗
在等两天。不急。如果他有心一定会联系你的。如果没心你打了也不会有结果。自己找气受。这个男人太小气了。不会照顾人啊！回头发你们的生辰八字我帮你算算你们有没有缘分。看看有没有机会挽回
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水火相克，
好吧，正好周末了，就等两天看看
就是，我打电话或许徒增烦恼
可以肯定，他现在特别想找你了，但是抹不开面子，男人嘛，你懂的，有时候你的一个撒娇，他的心里防线彻底崩溃，不要以为你先打破冷战表示你首先认错了，反而会让他更愧疚的，因为你男人会觉得自己有多么小气，这样他就会对你更好的。我女朋友就经常给我来这一招，让我无地自容。哈哈哈。你可以试试。祝你们幸福！
前天在朋友圈发了他照片，我赞了，他又发了高速路开车的照片，今天居然把照片都删了，什么意思
额(⊙o⊙)…打电话和他摊牌吧！
不过要好好说，好好问
不要意味着
小两口之间互相说开了
原来也不过如此嘛
你撒撒娇就过去了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你俩结婚了吗
那你就和他耗着
顺便这一次试试他
是不是真的爱你 在乎你
没结婚现在还来得及
不知道他爱不爱你
你就是嫁给他了也不会对你好到那里去的
找一个爱自己的男生不容易
我追问一句您为什么和他打冷战
我打电话他不接，我也没联系他
在家该吃就吃
而且你还要把吃的东西发到空间里
让自己高兴
趁早结束吧！他如果在乎你，他会来找你，你如果真在乎他，你也可以主动找他聊。
一般是两个人都自尊心太强，只要你哪怕只撒撒娇都可以解决。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光这样不可以的，还是摊牌谈谈吧。
之前就是因为不接我电话，才不联系的
直接找他去
不算，估计他也快绷不住了
以前从来不在朋友圈发照片，这一周发了两次，昨天我赞了，今天他把照片删了
算吧，2个都好斗 ，在一起以后斗到你死我活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不算，不是没提出分手吗，你在意他的话可以先和他说话呀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哦哦，那问问他是什么意思，看他意思决定在不在一起亲，爱情是两个人的
我怕面对，
没有别的觧决方法，我们的轻春耗费不起起亲
谢谢，我也想和他说清楚
是的，说清楚比较好点，谁也不误谁的人生
谁先主动联系对方谁就会失去主动权
天下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支花
那要看到什么程度了，
如果他一点都理你了，
对你的一切都不关心了。，
那就到完了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周
时间会解决一切
你俩结婚了吗？如果没结婚就分手算了，结婚前都不能迁就你，结婚后更难！
你俩经常这样冷战的话对女方特别不好，容易压抑得妇科病，有了孩子后闹心得事更多！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也许没啥意图，你想多了而已，也许他不希望你看到很多人回复得信息！
他如果真的爱你会主动找你，不会冷落子一周，早甩要解脱，
前天发了照片，我赞了，今天他删了照片
所以说，我都不耍男朋友。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我心肝，不要太表现的依赖他，他会觉得你离不开他，男人有时候也会无理取闹
必须的。该结束时就不要犹豫，现在什么样的都能找到。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那你们就见面好好聊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了。
我不敢打电话，怕失望
哎，别想那么复杂。长痛还不如短痛呢，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
主动点啊！
看情况，他主动理你，说明他还是在乎你的，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额，这貌似没什么关系
是不是不想理我
你觉得他不理你，你也就不要理他，如果他先主动理你，哪就原谅他，如果他不理你，哪就拜拜了
嗯嗯，说得对
处了多久了，我觉得不是
那就结束呗！
如果你们还有情感，就不会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你男友没有在与你联系？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
太笑死了嘛，假如真的爱你喜欢你。早就跑来道歉或者和你聊天了
没有谁对谁错，只有谁更在乎谁。
你爱对方吗？
他前两天发照片在朋友圈里，我赞了，他又发了个高速路开车图片，今天又删了，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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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text]前往评论0返回顶部克格勃全史——第十一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 （1953——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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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　　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1961年4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的最高刑期，但6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他开始念小学。　　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样做的。　　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御计划给了他。　　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提供的情报的缘故。　　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　　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　　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　　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　　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　　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 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 个月。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年7 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盟洗室的区分标志。　　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厚的5 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 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人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 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心。　　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医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初联系时的“新东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谍。　　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　　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冷战以前以及冷战期间，大部分有关西方的重要情报，克里姆林宫都是从电子侦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报委员会第七总局（负责加密解密工作）重新并入舍韦廖夫中将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第五总局。1954年克格勃组建以后，加密、联络和解密的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　　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 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卷人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　　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　　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一公先科的证词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　　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1956196年），他和法国空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　　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馆。　　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　　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评。　　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人事变动、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成的。　　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 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足感。　　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 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　　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　　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　　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一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 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一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 名安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 美元，他却供养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并未引起多大怀疑。　　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 月，他被调到福尔特一米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 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 天后，他像4 个月后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人们得到丹莱普自杀的死讯那天，另外一名原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维克多·诺里斯·加米尔顿，在《消息报》头版向世界披露了一些福尔特一米德的秘密。此人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同马丁和米切尔一样心理有些偏执。不过他还是以某种方式通过了检查。　　1957年，在国家安全局“生产处”的中东部工作，同搜集到的阿拉伯语情报材料打交道。　　1959年2 月，国家安全局的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病”，但由于缺少阿拉伯语专家他被留了下来。7 月，在医生确诊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症边缘”后才让他回了家。一年后他却出现在莫斯科，公开揭露国家安全局“生产处”对中东国家的情报侦察并表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当局利用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这个便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希腊等国给自己驻联合国代表的密码指示，在到达真正收报人手里之前就已落到了美国国务院手中”。　　在丹莱普暗地里将福尔特一米德的文件转送给苏联情报总局的上司的那个时期，克格勃在破译美国密码方面至少取得了一项重大成绩，其中克格勃间谍罗勃特·李·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此人看上去不像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他是一名经常抱怨命运不济的美军中士，有时生活还要靠妓女供养。1953年在西柏林供职期间，他逃到东部并要求为自己和未婚妻——妓女赫迪提供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劝他返回了西德，在那边他可以得到双份工资。很快约翰逊又收买了一名中士——他的朋友、同性恋者詹姆斯·阿伦·明特凯恩巴乌。此人受命寻找其他能为克格勃工作的同性恋者。尽管约翰逊在这方面有功劳，但他是一名很难驾驭的间谍，很多年间他只能搞到些二流情报，1956年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被军队除名后同赫迪一起去了拉斯维加斯，他希望在赌场上发大财并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在两个幻想均告破灭以后，他开始酗酒，强迫赫迪重操旧业。　　1956年底，赫迪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再卖淫时，约翰逊便无以度日。　　1957年五月，明特凯恩巴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他们住的带顶篷的卡车里，随身带着克格勃500 美元的礼物，游说他重新开始工作。克格勃想让约翰逊到美国空军工作，以便搞到导弹布署的情报。但果不出所料，空军没有录用他。可陆军却接收了他，因为那里没人知道他同妓女们的关系、他的嗜酒如命、当然更不知道他的间谍行为。之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导弹基地作警卫。两年期间，约翰逊先后向明特凯恩巴乌提供了照片、计划、文件等。有一次他甚至提供了克格勃要求的从燃料箱中吸出的导弹燃料实物。然后由明特凯恩巴乌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克格勃上司阿纳托利·阿法纳索维奇·叶利谢耶夫。一般他们都在华盛顿“布尔列斯克（意为“脱衣舞”）剧院附近见面。据明特凯恩巴乌说，叶利谢耶夫对这些地方总是有些比较感兴趣。1959年约翰逊被从得克萨斯调到美国驻法国军事基地。不久就有一位新接线人同他在巴黎接头。此人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乌尔茹莫夫，约翰逊只知道他是“维克托”，他把藏在烟盒里的500 美元给了约翰逊。“这是圣诞节礼物！”乌尔茹莫夫开玩笑说。赫迪当时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同约翰逊一起工作很不容易。但乌尔茹莫夫的耐心、恭维和钞票起了作用。1961年底约翰逊成为一个机场的机要联络中心的警卫。这个中心负责传送在华盛顿、北约、美军驻欧洲指挥部和美国第六海军舰队之间定期交换的秘密文件、密码系统和设备。　　第二年约翰逊为了迎合“维克托”的不厌其烦的劝说，一步步接近了上有三道锁的秘密文件库。他先是搞到了第一道锁的钥匙纸模，没过多久他偶然在废纸篓里又找到了一张写着二道锁密码的纸片，最后利用从克格勃得到的便携式义射线仪发现了第三道锁的密码。1961年2 月15日夜间，约翰逊首次潜入文件库，装了满满一书包密码文件和其它秘密文件，并把这些统统转交给了资利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伊万诺夫。这个人是派来协助乌尔茹剪夫工作的，这些材料又由他转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克格勃间谍头目。　　使馆内早有一批技术人员等候着，他们把文字材料和书包里的东西进行了快速拍照。不到一小时文件包就送回到约翰逊那里。离下岗还有很长时间，约翰逊就把一切都恢复原状。据诺领科讲，在机场的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的，第一批秘密文件库中的文件很快就送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手里。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苏把双方的情报机关联合起来会省很多钱。尽管如此，他对苏联情报系统提供给他的帝国主义秘密一直保持着很大兴趣。　　1962年约翰逊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准备给家人们分礼物时，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祝辞，同时他还被告知授予了苏军少校军衔。他得到2000美元的奖励，并允许他利用这笔钱在蒙特卡罗度假。1963年4 月底以前，约翰逊一共提供了17包文件，其中包括对美国密码系统的详细记述，美国在欧洲的核部署以及北约和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约翰逊开始大意起来，克格勃怕事情败露决定暂时停止行动。而当克格勃准备恢复这一行动时，约翰逊已去了别的部门工作。1964年诺先科逃到西方透露的情况终于使约翰逊被捕入狱。　　谢列平除了开展获取密码材料的行动并协调这方面工作以外，也没有忘记“积极行动”，以便对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施加影响。1959年1 月，他在第一总局设立了一个新的假情报部，即D处（后来的A处）。最初有50多名工作人员，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将军任处长一直到1968年他去世。他是个其貌不扬的高个子亚美尼亚人，但颇具魁力。叛逃人员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对他很有好感，认为他在所有同事中是个有魁力的温文尔雅之士，他精通英语、法语和波斯语。1941——1943年他在德黑兰工作，年以阿瓦洛夫的假名在巴黎工作，此后任情报委员会西欧处处长，最后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阿加扬茨被任命为D 处第一任领导，是因为他伪造回忆录有功。他先后伪造了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架》、伊万·克雷洛夫的《戎马一生》和登在某月刊上的铁托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铁托似乎承认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大部分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前苏联外交官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两次大战之间他定居巴黎，后来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别谢多夫斯基制造的赝品中有两本是以斯大林侄子的名义写的（而斯大林根本没侄子），书的写作技巧之高，甚至把像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都给迷惑了（1955年他曾为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写的新闻评论写了序言）。同这些作品相比，戈尔季耶夫斯基70－ 80年代接触到的A处制造的赝品及假报道就显得粗糙多了。　　1959年阿加扬茨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西德，克格勃希望它成为新纳粹的堡垒。　　在对西德采取一项“积极行动”之前，阿加扬茨先做了一次试验，他把自己的一组部下派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乡下，在夜幕的掩护下到处涂画德国纳粹党徽、张贴反犹太标语、掀翻墓碑雕像。克格勃驻该村的情报员报告说，事件使很多村民感到恐慌， 它鼓动了一小撮当地反犹分子采取了针对犹太人的类似行动。 年阿加扬茨在西德使用这一计谋获得巨大成功。一些东德间谍被派到西方，他们受命捣毁犹太人纪念碑、教堂和小店铺，在墙上张贴反犹标语。克格勃策动的这些活动自然而然得到当地流氓和新纳粹分子的响应。 从1959年圣诞节直到1960年2月中旬， 西德当局登记在案的反犹太行动共有833起。后来苏联的行动突然停止，但也早已破坏了西德在国际公众心中的形象。西德政治家和宗教活动家不得不饮下这杯屈辱的苦酒。《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波恩无力彻底清除纳粹遗毒》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外国报界对西德的普遍反映。　　1959年5 月，谢列平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肃反委员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克格勃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2000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政治局派出的代表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基里琴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国防部科外交部的代表。谢列平提出了一个总体计划，为了达到苏联政治的长远目标、消除来自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日本的威胁，需要动员所有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D 局奉命以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配合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国家机关。　　尽管谢列平有“积极行动”这样设计周密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拒绝更彻底的境外行动。谢罗夫领导时期，第一总局十三处负责暗杀活动，但它卷人了几起公开的丑闻。在法兰克福暗杀全国劳动联盟（西德）领导人格奥尔吉·奥科洛维奇的行动失败后，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尼古拉·霍赫洛夫于1954年逃到西方。1955年十三处雇用了德国一名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利德普列特，企图除掉全国劳动联盟会长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但维利德普列特重蹈霍赫洛夫的覆辙，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向西德警方把事情全盘托出。1957年9 月，十三局尝试用铝（一种放射性物质）毒死霍赫洛夫的行动再一次遭到失败（它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希望在尸体解剖时轮残留物不会被发现）。　　几次失败之后接着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暗杀西德的两名乌克兰移民领导人——1957年除掉了全国劳动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列夫·列别特，1959年10月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这些经过谢列平和赫鲁晓夫批准的行动使他们两人确信，暗杀个别著名人物仍然是克格勃境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这两次行动的执行者是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暗杀列别特时他只有25岁。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克格勃小组和斯塔申斯基做了行动准备。暗杀用枪是克格勃武器试验室研制的一种毒气枪，射出的是氰化钾，气体侵人人体时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十三局的预料是正确的，病理解剖学家没有起任何疑心，很快在诊断书上写下，死因是心力衰竭。斯塔申斯基先用狗试验了手枪的性能，他把狗牵到离卡尔斯霍尔斯特不远的林子里，把它拴到一棵树上然后开了枪，几秒钟的痉挛之后狗就一命呜呼了。实验表明，这种枪非常保险，于是他就开始了正式行动：他伺机等候在黑暗的入口处枪杀了列别特和班德拉。　　1959年斯塔申斯基被召到莫斯科总部．在隆重的气氛中谢列平授与他红旗勋章并宣读了嘉奖令；“嘉奖他出色地完成了政府特别重要的任务”。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将送他去继续深造德语并学习英语，3——5年后他将前往西方，完成一些新的一任务。“工作不轻，但很光荣。”当时谢列平这样对他说。　　但是斯塔申斯基同霍赫洛夫和维利德普列特一样，后来对谋杀都感到了一种厌恶。　　在这方面1960年同他结婚并带有反共情绪的东德姑娘茵加·波尔起了不小的作用。1961年8 月，逃住西德的道路被柏林墙堵住的前一天，斯塔申斯基夫妇逃到了西德。他供认了谋杀列别特和班德拉的罪行，1962年在卡尔斯鲁瓦接受审判，并以参与谋杀罪被处以8 年监禁。法官宣布主犯应是那个将政治谋杀视为合法的苏联政府。克格勃中马上就有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比斯塔审斯基晚4 个月逃往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说。”至少有17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被撤职或降职。但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迫使政治局和克格勃的领导重新审视暗杀活动及其冒险性。斯塔申斯基一案被国际社会广泛宣传，因此政治局决定放弃克格勃在苏联集团境外组织的作为推行苏联政治一般手段的暗杀行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这一手段（如1979年12月在阿富汗刺杀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冷战后期，包括在冷战之初，克格勃对外活动的方向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要对手”　　的。60年代初克格勃首次有机会在美国“眼皮底下”的拉丁美洲建立行动基地。这事发生在1959年1 月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统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之后。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宫始终对拉美革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一直认为，由于美国的巨大影响，在那里共产主义巨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卡斯特罗受过古巴大地主阶级的良好教育，他从古巴人民党（正统派）及其创立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奇巴斯的理想中获得了政治灵感。　　1958年夏天以前，古巴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强调，推翻巴蒂斯塔统治只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古巴工人起义。　　第一总局二处（拉丁美洲处）先于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看出了卡斯特罗的潜力。最早发现其天赋的是克格勃年轻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奥诺夫，此人会西班牙语，50年代在克格勃驻墨西哥间谍总局工作。卡斯特罗因组织进攻军营被关了两年，1955年出狱后在墨西哥流亡一年。在那儿卡斯特罗找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向同巴蒂斯塔作战的游击队提供武器。提供武器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列奥诺夫为他领导游击战争超人般的领袖素质而惊叹，于是开始同他见面并给以热情的精神支持。列奥诺夫认为卡斯特罗的政治主张既不成熟也不明确，但却注意到了他在控制自己亲手开创的“7 ．26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断，以及情愿给自己未来的统治蒙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的胆识。列奥诺夫还发现，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和他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回到古巴，但列奥诺夫对他组织游击战前景的评价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反应。卡斯特罗当政后，列奥诺夫的先见之明和他同古巴领导人固有的联系使他官运亨通，并在1983年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负责克格勃在整个南北美洲的行动。　　甚至在1959年1 月卡斯特罗上台后，莫斯科仍然怀疑他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古巴人民社会党也只是把同苏联联盟看成是一个战术步骤，就像当初支持巴蒂斯塔统治一样。　　卡斯特罗在党的老领导层中实行大清洗，使其瓦解，然后又利用这个党迅速控制全国局势。后来卡斯特罗又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以示支持，他认为这些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古巴的玻利瓦尔。1959年7 月，卡斯特罗的情报头目拉米洛·瓦尔特少校前住墨西哥同苏联大使及克格勃的间谍局举行秘密会谈。此后克格勃向古巴派出了上百名苏联人，旨在重建古巴的安全情报系统。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后代，国内战争后他们逃离西班牙在苏联定居下来。西班牙老共和党人之一思利克·李斯特·法尔汉组织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志愿组织），协助同反革命怠工作斗争。另外一个共和运动的老将，阿尔贝托·巴哈尔建立了一个教育中心网，培养游击队员。但克里姆林宫并不急于公开支持卡斯特罗的非正式统治，而是让捷克人先作些表示。当年秋天以劳尔·卡斯特罗（不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混为一谈）为首的古巴代表团到达布拉格，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尽管劳尔习惯于和衣而睡并对金发妓女尤为热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狂热信仰给主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路易斯吗斯·马丁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通过劳尔对菲德尔施加影响。我个人认为，菲德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他受到党的欢迎。劳尔在布拉格接到了赫鲁晓夫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1959年10月，劳尔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哈瓦那，该代表团以原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间谍头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希托夫（他就是阿别克谢耶夫）为团长，试图为建立伺古巴的外交关系打基础。希托夫赠给菲德尔一瓶伏特加、几罐鱼子酱和一本莫斯科风景摄影画册。然后他告诉卡斯特罗，苏联人民对他个人以及古巴革命非常钦佩。卡斯特罗打开酒瓶，又叫人取来些饼干。“伏特加太棒了！多好的鱼子酱！”他赞赏地惊叹，“看来同苏联建立贸易联系是值得的。”希托夫回答说：“这太妙了，菲德尔。那么您对建立外交关系这件大事怎么看？”最终，于1960年5 月，苏联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完全承认了卡斯特罗的统治。希托夫以文化顾问和塔斯社代表身份留在哈瓦那，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在最初的动摇之后，赫鲁晓夫热情地公开支持古巴的统治（但此时还不是卡斯特罗当政）。7月9日在一次火药味很浓的讲话中他表示：“为了支持古巴的斗争，我们会做出一切努力……现在美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大了。”第二天切·格瓦拉夸口说，古巴受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保护”。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则开始在讲话中鼓吹，古巴革命“只是拉丁美洲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卡斯特罗的思想基础仍然值得怀疑，但他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斗争中的功绩使得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改变了在拉美的战略——改变传统的只对有正确理论的共产党的支持，转而采取同民族解放运动“有所贪图地结婚”的政策，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得到群众更广泛的支持。1961年4 月，在美国支持下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吉隆滩登陆失败，莫斯科更改变了对美国实力的看法，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都显得非常薄弱。　　尽管卡斯特罗对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敌意日益增长，但同克格勃间谍头目安德烈·希托夫却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1962年3 月，卡斯特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原古巴共产党（他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一直在打该党的主意）。不久，卡斯特罗同他的关系彻底破裂，并请求任命当时还使用“阿列克谢”这个假名的希托夫为新大使。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希托夫走马上任。6 个月之后，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导致了二次大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危机。1962年初，美国在英国和土耳其布署了“民兵”新型洲际导弹作为对那里已有的中程导弹的补充，这样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在距美国仅90英里的古巴布署苏联导弹，就可以在核威慑上占上风。与其说这是赫鲁晓夫在分析情报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低估美国和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决心的一种自负。在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西方“民主”到了足以发动战争的程度。“吉隆滩”行动中肯尼迪的优柔寡断使赫鲁晓夫深信，这位年轻的总统“眼高手低”，“我有把握说，肯尼迪是个软弱的人，面对挑战缺乏应战的决心”。如果能悄悄把核弹头布署在古巴，就可以迫使美国面对不得不讲和的现实。1962年夏，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动工兴建导弹发射基地，从这些基地发射的核弹头有效射程均在3000公里以上，几分钟内便可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各主要城市。　　在冷战期间的所有危机中，苏联的侦察工作都比西方有效得多。而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首次在情报方面同苏联打了个平手，甚至略胜一筹。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危机的“震中”距美国边境仅90英里。另外，西方在搜集情报技术方面的两项巨大成就也打破了苏联的情报优势，其中之一是空中侦察方面。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苏联实行“领空开放”政策’以使双方能互相从空中观察到双方的军事调动。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后，美国开始单方飞行高度可达21000 米的“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1962年击落一架“U—2”飞机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对飞行员盖利·鲍埃尔斯的公审，只是暂时压制了美国的气焰。几个月之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卫星照片的清晰度要低于“U—2”拍的照片。1963年，克里姆林宫默许了卫星侦察，双方开始广泛使用侦察卫星，包括采用电子侦察和拍摄各种目标。　　50年代中期，西方对苏联境内的间谍侦察工作也有很大改一进，尽管它不像空间领域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61年春，英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冷战期间苏联在西方的最大的间谍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尼科夫斯基。他是情报总局的官员，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工作。　　别尼科夫斯基的朋友中，有情报总局局长伊尤·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火箭兵和炮兵总局局长、炮兵主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别尼科夫斯基搞到的情报（一年半时间用“米诺克斯”相机共拍下了5500幅照片）有很高价值。其中有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资料，包括战斗性能、弹着点精度、点火实验时出现的故障。　　别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表明，苏联导弹及航天武器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北约严肃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对策。别尼科夫斯基同时为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在最紧张的时刻有20名美国分析家和10名英国分析家研究他的成果。及时有效地收集情报对西方必不可少，这使之能够在古巴布署导弹之前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加勒比海危机。日，“U－2”飞临古巴上空，拍摄下了首批弹道导弹发射场的照片。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借助于搜集来的、有关建造发射场各个阶段详细资料的秘密文件确定了照片上建筑物的用途。这些文件是别尼科夫斯基依靠同空军主帅瓦连佐夫的私人关系潜入导弹空军总局转拍下来的。10月16日这些文件已经放在美国总统的桌子上了。鉴于这些信息，肯尼迪组建了一个解决危机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此组织在未来13天中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截止到10月19日，“U－2”　　飞机向执委会证明共有10个建设中的弹道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实行封锁以保证对向古巴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实施检查。在几乎整个一周的时间里世界都在核灾难的阴云笼罩之下。　　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机构无论在加勒比海危机发生时，还是在调解加勒比海危机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除了收集情报以外，间谍机构还担负着其他两项任务：同白宫保持非官方联络渠道和传播有关苏联在古巴布署导弹的假情报。这两项任务的主要执行者是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他是克格勃的人，在华盛顿以记者身份活动。　　据他说，在危机开始前一年多时间里，他充当了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热线”　　及“秘密联系渠道”。1961年5 月，一名美国记者把他引荐给总统的兄弟及最亲近的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这之后他们每周在某个地方见两次面。博利沙科夫的“正派”给罗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根本没想到，博利沙科夫是克格勃的人，罗伯特说：“他是赫鲁晓夫的代表……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事要转告总统或总统有话要转告赫鲁晓夫，我们就去找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我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同他会面。”博利沙科夫使罗伯特相信，他用不着那些多余的外交途径便可直接得知，赫鲁晓夫在想什么并且“毫不隐讳地直言相告”。他说，“双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提供的秘密渠道，“应该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坦白直率了”。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之前，克格勃建立“热线”的基本作用是希望苏联在古巴中程导弹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保守这个秘密。 日，博利沙科夫同罗伯特见面，把赫鲁晓夫的例行信件转交给他。往常罗伯特出来迎接他是不穿西装的，衬衣领口敞开着，领带也是松开的。但此次气氛异常：“和以往的会面不同，主人在家中穿起了深色官服，平日不听话的头发也被梳理得齐齐整整。他面无表情……态度冷淡而谨慎。一切都预示出正式会见的性质”。接着博利沙科夫叙述了信的内容：“赫鲁晓夫总书记为美国在古巴周边制造的局势感到担忧。我们重申：苏联提供给古巴的仅限于防御性武器，以保卫古巴革命的利益……”罗伯特请博利沙科夫慢慢地重复一下信的内容，他笔录后交给秘书去打出来。他说：“很好，我会把赫鲁晓夫的信转给总统，在必要时他会通过我给你们答复。”第二天博利沙科夫被总统的密友、记者查理斯·巴特种待请去共进午餐。巴特利特通知他，肯尼迪总统希望得到赫鲁晓夫“更为详尽的书面信件，而非他兄弟传的口信”。博利沙科夫于是逐字逐句地把对罗伯特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巴特利特全部都笔录了下来并转给了总统。9 天后约翰·肯尼迪看到了“U－2”飞机拍摄下来的古巴正在兴建中的导弹发射场。总统顾问特奥多尔·索伦森后来回忆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靠博利沙科夫这条渠道，通过他经常收到赫鲁晓夫的信，因此他感到自己受骗了，实际上他确实受骗了。”　　10月24日，巴特利特把博利沙科夫请到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给他看了2O张“U一2”飞机摄下的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照片右上角还保留着“仅供总统参阅”的字样。　　“呶，你怎么解释这个呢？格奥尔吉？”巴特利特问，“我敢打赌，古巴有你们的导弹，这你一清二楚。”　　据博利沙科夫说，他当时回答：“我从未见过这种照片。我不懂，这上面是什么。　　没准是棒球场？”第二天照片被公开刊登出来。巴特利特又打来电话，谈话是这样开始的：“喂，格奥尔吉，你们在古巴有没有导弹？”　　“没有。”博利沙科夫回答。　　“OK。鲍勃让我转告你，你们在古巴有导弹。这是赫鲁晓夫说的，总统刚刚收到莫斯科的电报。”　　对博利沙科夫来说这消息就像“晴天一声霹雳”。　　博利沙科夫名声扫地以后，莫斯科为建立同白宫的“秘密联系渠道”重新挑选了候选人。接替博利沙科夫的是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头目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40年代末他在伦敦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侦察任务，因此在总部自我感觉颇为不错。　　年他化名福明在华盛顿任间谍头目。10月26日14点30分，他打电话给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费克利索夫知道，此人是白宫的常客。从声音判断，费克利索夫很激动。他要求斯卡利10分钟后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西洋风味”餐馆见面。刚一落座，他就表达了想请斯卡利传递一条重要消息的愿望。“如果苏联撤回导弹，美国是否同意公开许诺不驻古巴？您能不能利用在国务院的关系弄清楚这一点？”19点35分他俩又在“希尔顿”大饭店的自助餐厅见面。斯卡利说，他同国务卿金·拉斯克联系过，他对费克利索夫的建议很感兴趣。在这以前已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详尽的、充满感情的信，信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建议。尽管任何正式交易都没达成，但在“西洋风味”餐厅中由费克利索夫首先说出的建议成了调解危机的基础。10月28日赫鲁晓夫表示，将拆除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同时美国保证不出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出服役期已满的“朱庇特”导弹。　　古巴危机解决之后，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火冒三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关系。莫斯科平息危机甚至没跟他商量一下，这使他十分恼火。安抚卡斯特罗的任务交给了克格勃驻哈瓦那的前任间谍头目、现在的苏联驻古巴大使亚历山大·希托夫，因为他成功地同这位古巴领导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后来希托夫在莫斯科总部吹嘘说，在古巴危机时他成了菲德尔的私人顾问，对卡斯特罗来说苏联大使馆是他的第二个家，有时他甚至同希托夫一家在使馆厨房中做饭。　　正值危机处于白热化之时，奥列格·别尼科夫斯基被捕，他提供的情报无论对加勒比海危机的爆发或是平息都起了关键作用。第二总局是在1962年监视英国大使馆时，无意之中发现了别尼科夫斯基的行踪。”　　1959年以前克格勃一直认为，西方侦察机关不会冒险同自己的间谍在苏联境内直接联络，只会在国外同他们见面，而在苏联国土上，仅限于“邮政信箱”这一渠道。然而1959年10月，6 年前在维也纳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情报总局中校军官彼得·波波夫被捕，他就在莫斯科直接向他的上司转交情报。他是通过一个“切点”完成这一切的：人流中两个人好像完全无意地撞一下。波波夫的案件过去之后，1960年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尔罗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决定监视美、英两国使馆。这些规模巨大的行动每年进行两次，每次为期两周，而且监视面涉及外交官家属，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者、商人，还有使馆工作人员。监视活动基本上都由七局的行动小组完成，但却是由第二总局指挥的。在1962年初，有一个行动小组开始监视别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接线人的妻子詹妮特·奇卓尔姆。当时她从大使馆出来，想从别尼科夫斯基那里取定期提供的一批微型胶卷。在阿尔巴特区，七局的一个监视者发现了奇卓尔姆和一个陌生俄罗斯男子“切点”式接头。两名监视人员一直“护送”奇卓尔姆太太到大使馆，但因为他们接到命令不暴露自己，所以没有拦住她让其交出刚到手的纸包。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跟踪别尼科夫斯基，但20分钟后且标就消失了。从这时起第二总局就知道了莫斯科有一个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并且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网，但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别尼科夫斯基的证据。　　不久，别尼科夫斯基的过分自信使他处于败露的边缘。按照规定，情报总局和克格勃的所有官员如果去外国使馆，都应该预先取得第二总局的同意。但别尼科夫斯基有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并未执行这一规定。第二总局的人很恼火，于是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别尼科夫斯基的酒友）便亲自写道歉信请求不要计较这次误会。格里巴诺夫将军表面对谢罗夫的道歉表示满意，但亲自命令在别尼科夫斯基的家和工作单位进行监视。　　借助安放在别尼科夫斯基邻居家窗台上花盆里的长镜头，可以清楚地拍摄到，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调至某一频道，收听广播并作某些记录的。　　1962年7 月，莫斯科来了一名英国商人格伦维尔·威恩，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通信员。别尼科夫斯基再次违反保密规定，在“乌克兰”饭店威恩的房间里同他会面，这足以使第二总局对他产生一定的怀疑。更可疑的是，进到房间里以后，别尼科夫斯基打开了收音机和浴室中的水龙头来掩盖交谈声。但格里巴诺夫的技术专家们还是分辨出一些谈话的片断，这是别尼科夫斯基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一个证据。此后，第二总局让住在别尼科夫斯基楼上的一家去黑海度假，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钻了一个小洞，安上一个大头针针头大小的镜头，通过它可以看到别尼科夫斯基使用“米诺克斯”牌相机、密码和一次性密码本的情况。为了对他的公寓进行彻底搜查，第二总局制定了一个能使他离家几天的计划。毒药专家把别尼科夫斯基的椅子用毒药处理了，别尼科夫斯基暴病了几天。　　已经接到指示的情报总局的医生们，通知他要住院治疗几天。在这几大中，第二总局的人从他家里翻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必备用品。但为了能通过他挖出一个大的间谍组织，并没有马上逮捕他，而是让他“逍遥法外”。　　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量情报都是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克格勃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成功的渗透工作。据说，危机过后赫鲁晓夫甚至“向情报总局表示谢意，因为在华盛顿截获的电话交谈有助于了解美国官方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进行讨论，从根本上讲有助于最终解决危机”。但是考虑到事态发展之快和执行委员会的保密机制，电子侦察实际上对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定，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情报。虽然总部一再要求，但驻华盛顿的克格勃间谍头目费克利索夫似乎未能搞到大量可信的情报。费克利索夫当时的情报来源同别尼科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处。此人是代号“萨沙”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1959年在德国服役时，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利亚平收买。萨沙是一名领薪金的间谍（他的女友一直靠他的钱糊口，所以在德国他负债累累）。据尤里·诺先科说，他提供整箱整箱的文件来换取克格勃的钱。1962年萨沙调到华盛顿，但他无权接近执委会的文件，所以只能提供些二流情报。　　萨沙成功地度过了加勒比海危机，而别尼科夫斯基却没他那么走运。正当危机高潮的时候，安在他房间天花板里的镜头发现，他正在研究假护照。格里巴诺夫怕他的叛逃打算得逞，便命令马上逮捕他。10月2 日，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便得知他的事已败露。当天在莫斯科的一根电线杆上出现了一个暗号，这表示别尼科夫斯基在“邮箱”　　里留有资料。到“邮箱”取资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被克格勃抓获，但他声明自己有外交豁免权。对此人的监禁引起了一场颇为可笑的第二总局各处间的误会。此前从没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去过“邮箱”那儿，克格勃误认为别尼科夫斯基只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当时，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同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的当事人），因此此案由二处（英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处）负责，他们不愿意让负责美国事务的一处插手这件事。当不知所措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说出自己是何许人也时，二处不得不同竞争对手一处一起调查这个案子。　　在旷日持久的审讯中，别尼科夫斯基遭到严刑拷打，在1963年5 月的公审会上他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别尼科夫斯基暴露后，他的酒友、克格勃前任主席谢罗夫将军也失宠了。别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谢罗夫的情报总局局长职务也被撤了。在一次毫无节制的狂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大街旁的一所院子里开枪自杀。有关他死去的唯一报道是他过去的一些同志匿名发表的一条简短消息。克格勃全史——第十一章 斯大林之后的冷战时期 （1953——1963）该投稿暂无简介分享点赞0收藏0归去来兮提督愿,余年还做欧洲人。&/&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寸步难行”。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寸步难行”。[+展开简介]本站不提供任何视听上传服务所有内容均来自视频分享站点所提供的公开引用资源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1904047Copyrigh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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