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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狱养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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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各有不同，有人在电脑前度过，而福州市体育运动学校的18名孩子，则在跳水的跳板上开始了他们的暑假。
摄影 /柳涛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我
＃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我＃"重庆三美"由于长相问题，备受争议，组委会称，冠军很优秀，有"国际范儿"；东莞的另三名女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因为长得像嘲讽过一男子的女人，被该男子泼硫酸。而今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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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付达信抢劫未遂，被判入监2年。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他想，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
在监狱他胖了10斤，他说，敬老院的生活不如监狱。
他仍想着何时能再度入狱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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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洋来源 /中国周刊插画 /Jeffrey Vincent
（原标题为：《入狱养老记》）
73岁的付达信坐在只铺了一张席子的硬床板上，弯曲起一条腿。眼睛微闭的时候，他又想起了监狱里的生活。"有馒头和稀饭，不用劳动，生病了有人看。"如果还能让他一天抽上几支烟，这就是他对"好生活"的全部想象。
2008年9月，付达信在北京站广场抢劫未遂，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宣判的时候，付达信恳求法官："判得太轻了，你再好好审审。"他的想法只有一个，进了监狱，就不必再为吃饱饭而四处奔波。
一年半后，付达信提前出狱，住进了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镇敬老院。
"这里的生活赶不上监狱。"付达信光着脚走到柜子前，他想找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在两个干瘪的行李包里摸索了一会儿，付达信无功而返地坐回床边。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付达信说："我不想减刑。"
在灵官镇敬老院，付达信是个"见过世面"的老人。他去过北京，还在年三十儿的晚上吃过甜酒冲鸡蛋。这样的待遇其他老人想都不敢想。尽管村里人告诉他不要讲抢劫入狱的事，付达信还是经常讲给敬老院的老人听。
这一次，付达信站起身，和身边的一个老人模拟起当初抢劫的场景。"她背着包，我从旁边扯她的包，包还挂在她胳膊上，我就拿出了刀，让她喊抢劫。"
"刀多长？"敬老院的老人明知故问。
"不长嘞。"付达信用双手比划着刀的大小。"我削苹果的嘛。"每次说到这里，都会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没有办法，我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走这一步。"这句话让整个房间安静了下来。
日下午，北京站广场人流熙攘。身无分文的付达信又感觉到胃里饿得一阵阵痉挛。用手擦了把汗，他终于下定决心――抢劫。
摸了摸兜里的水果刀，付达信焦灼地寻找着抢劫目标。远处，一个警察在买矿泉水。"去抢警察，他就可以把我直接带进监狱。"可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还没走到跟前，警察已经转身离开了。
售票处，二十多个人在排队买票。其中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手里举着300块钱，眼睛盯着售票窗口一步步往前移动着。付达信觉得机会来了。他凑过去，用力一抻，扯下了100元钱。妇女回头一看，只见瘦小枯干的付达信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攥着缺了一个角的百元钞票。付达信拿出一把小水果刀，笑着对她说："你喊抢劫。"
"神经病!"中年妇女认为碰上了病人，自认倒霉嘟囔着转身继续排队。
"我当时这个气啊，想她怎么不喊啊，如果一喊，警察来了不就行了嘛。"付达信说。
付达信决定要抢个拿包的。在北京站广场西侧的花坛边，一个背双肩包的女大学生引起了付达信的注意。"把包给我。"付达信跟在女大学生身后喊了几声，对方都没有理睬。付达信只能小跑几步赶到跟前，拉扯女大学生的背包。背在后边的双肩背包被拉得滑落在手臂上。女学生抓着自己的包不放，付达信也使劲往怀里拉。争抢了一会儿，付达信体力不支渐渐落了下风。
他再次拿出小水果刀，让女孩儿喊抢劫。这次，女大学生喊来了警察。付达信心满意足地笑了。
经鉴定，仅被抢的一个挎包就价值几千元，包里还有其他物品，被抢物品共价值9000多元。付达信不管包里是现金还是卫生纸，他只希望办案民警把自己的罪行写得严重些，"希望能够多判几年"。
日，北京铁路运输法院审理后认定，付达信的抢劫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鉴于其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判处其2年有期徒刑、处6000元罚金。付达信没交那笔罚金，"我哪有钱"。
"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不止一次有人问付达信，为什么要抢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付达信说，自己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付达信是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灵官村的农民。在村里同龄人中算是个"秀才"。1957年高小毕业后，他考上了县里的林业中学，当时这个学校是免费的，上午读书，下午劳动。但是只上了一年，学校停办了，付达信回到了村里。当时正好赶上招工，付达信的户口还在学校没有转回来，于是错过了招工，最后只好在家务农。
因为家里穷，付达信一辈子都没有娶过亲。年轻的时候，在云南放过6年的鸭子，鸭子被人毒死了，他开始常年在广西、广东打工。
年纪大了，付达信再也干不动活，只能回到村里。三十多年前修建的泥砖房已经塌了半边，村民经常看到付达信蹲在田埂上，米饭泡上凉水，便是一餐。近年因为年岁大了，干不动田里的活，付达信将村里分给他的八分地退了回去，也由此走上了"食不果腹"的艰难道路。前两年付达信身体还好，可以干些活，收入刚刚够养活自己。近些年他得了病，再加上岁数大了，挣的钱很少。入狱前，付达信已经两年没有吃上肉了。
为了养活自己，付达信在附近批发一些烤烟、干鱼和虾子，一个扁担、两个筐，挑到集市上去卖。年纪大腿脚慢，付达信总是落在同去的村民后面。平均下来，每天可以挣两三元钱。要是卖不掉，还要亏了成本。
原先付达信家还通电，后来村里给各家安装了电表，付达信拿不出600元装电表的钱，他家再也没有通电，晚上黑乎乎的，没有急事根本不点蜡烛。"那东西太贵，比吃饭还贵。"付达信说。
由于生活太艰难，2003年付达信找到县民政办反映情况，才知道自己是五保户，可以拿到补助。
在祁东县，像付达信这样的"五保"老人（即指无赡养人、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有一万人。九成以上都在村里自己生活，无人照顾。
付达信生病后没有钱去医院治，只有躺在床上挨着。村里人说："再见到他时，他就是一个干枯的壳了。"
付达信找过村里、镇里，甚至市政府，但都没有钱给他。因为国家在五保老人的医疗，尤其大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措施。
从2003年起，他领到了一年300元的补助，到2007年涨到了600元。付达信说，一年600元平均下来一天也就1.6元，根本不够生活的。"我们这里米1.5元一斤，肉13元一斤。一块六，你说能吃啥？"
2008年8月，已经69岁的付达信在同乡的带领下到广西柳州收废品。人生地不熟，付达信骑着三轮车转了三天，没有收到一点废品。他也发觉自己骑不动三轮车了。无奈，付达信回了祁东县。实在活不下去，付达信想起自己在捡来的报纸上看过的一则新闻：一个病人为了治病，犯罪入狱，监狱竟然给他看病。想想自己，"死都不怕了，还怕进监狱吗？"付达信决定到北京抢劫。一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二来也想反映一下自己的生活状况。
付达信用捡破烂的钱买了一张去河南郑州的火车票。到了当地继续捡破烂，有钱就买票，没钱便逃票，辗转到天津，又到了北京，整整用了十天的时间。
抢劫后，付达信终于如愿以偿地进了监狱。
"牢"有所养
和其他人不同，付达信进了看守所便喜上眉梢。见到馒头，付达信更是欢喜得不得了。"馒头，我最喜欢吃了。"付达信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做过胃部手术，付达信的胃肠一直不好。馒头可以综合他过多的胃酸，让他舒坦许多。
看守所里的犯人很少见到这么能吃的老头。他什么都吃，并且绝不浪费。别人吃不完的饭菜，付达信也会一一代劳。三个月，付达信胖了10斤。
在看守所呆了三个半月，付达信被转到天河监狱。这里是送服刑人员回地方监狱的中转站。付达信发现这里的生活更好了。不仅天天有馒头吃，老年人每天早晨还有一个鸡蛋。
在监狱里，付达信两年来，第一次吃到了肉。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生怕把肉片很快吃完。付达信把肉放在嘴里反复咀嚼，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被同囚的狱友笑话了好半天。
三个半月后，付达信被转回到湖南省长沙监狱服刑。监狱发给他夏服、春秋服、冬装各两件，鞋子两双。被子发了两床，一床铺，一床盖。不仅有被套床单，夏天还有席子发。热水瓶、桶子、杯子一应俱全。
付达信觉得长沙监狱吃得更好了。一日三餐按时吃饭，不仅馒头管够，午饭的时候还会有西红柿炒鸡蛋、海带炖排骨、玉米炖排骨。开水是统一供应，不限量。年三十儿晚上过了12点，监狱还会给犯人送来甜酒冲鸡蛋。
每年600元的五保户补助依然在发放。村里的会计把钱邮寄给付达信，他还偶尔在监狱里买些面条来当做早餐。
在监狱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需要劳动的。付达信每天早晨6点30起床，洗漱、整理内务，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吃过早餐，别人出工后，付达信便回到监舍内休息。长沙监狱里有花园、篮球场，放风的时候付达信可以随便溜达。"只要不出了四面高墙电网的大院子就行。"付达信说。
闲来无事付达信就看书看报，背唐诗，写字。有时候跟狱友下下棋，每天都要收看新闻联播。付达信在监狱做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检。"脑血管硬化、骨质增生、双肾结石、前列腺炎。"和以前生病硬扛着不同，付达信在监狱生病，中午和晚上都会有人来看望。每天均有医生来巡诊，有急病随时到狱内医院就诊，病得重了还会有专人来照顾。付达信前列腺炎发作，监狱里的医院看不好，还由四个警察陪同着去监狱外面的社会医院诊治。"他们扶着我，从来都没跟我说大话（大声呵斥）。"
在监狱里，付达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他总希望时间过得慢些，再慢些。但是，好景不长，付达信被减刑了。
提起减刑，付达信满脸的不高兴。"上过报纸、上过照片的犯人都会被减刑半年。"付达信不接受减刑，减刑要写悔过书，付达信不肯写。"我敢作敢当，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最终，其他犯人为付达信代写了悔过书，付达信提前半年出狱。"吃了睡，睡了吃。除了吃饭就是看病。不干活，监狱也不愿意要你。"
付达信拿起一支烟卷，嗅了嗅说："我以前在监狱里，别人请我抽10块钱一包的香烟。现在1.8元一包的，还不一定能抽上。"
敬老院的生活
日，村里为付达信的侄儿出了500元路费，将付达信从长沙监狱接了出来。没有耽搁，付达信被送到了灵官镇敬老院。这是2009年新落成的敬老院。砖混结构四合院式，有两栋共32间住房，工作人员三名。过了两天，灵官镇民政办的彭主任便来看望了付达信。因为"入狱养老"的事情，当地的民政部门颇为紧张。
入狱前，付达信并没有住在敬老院。村长付发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付达信住进敬老院，村里需要每年给他缴纳600斤口粮。因为付达信没有把房屋抵押给村里，才迟迟没有住进敬老院。
在农村，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委会和村民小组。可在日益空心的农村，集体没有足够的钱供养贫困老人。在祁东县，有9成以上的五保老人未能住进敬老院。"要不是进了监狱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还住不进敬老院。"付达信说。
然而，付达信对敬老院还是非常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座养老院只是一座空壳，根本比不上监狱。
出狱三天后，付达信就发现了敬老院的问题：二楼的平台高于房间，下雨便往房间里灌。房间的墙上裂了一条条口子，食堂后面的水泥平台已经全部塌陷。一年600元的补助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每月300元的伙食费，算下来一天10块钱。说是伙食费，其实一个月的所有开销都在这里面。付达信因为胃肠不好，早晨要自己煮面条、还要偶尔抽包烟。这些钱扣除后，付达信只能少去食堂吃几顿。
自来水爆裂已经多天，负责煮饭的工作人员懒得去挑水，便花钱雇佣敬老院的老人去担水。"一桶水两元钱，这些钱也是从伙食费里出。"老人们为了零花钱争先恐后地去挑水。
付达信刚住进来的时候是两人间。最近，对床的老头瘫了，拉屎拉尿实在太臭，付达信只能搬了出来。敬老院没有负责卫生的工作人员。付达信说，去年一个叫胡建国的老人病死在房间里。
中午将近，一位下肢瘫痪的老人拄着两个板凳缓慢地挪向饭堂。付达信坐在老人的条凳上试图攀谈几句。"烦得很！"老人向付达信吼起来。付达信讪讪："能活着就不错了，谁也管不了谁。"
敬老院的棋牌室里放了一口棺材，是院里的其他老人备下的。棋牌桌上布满了灰尘，蜘蛛正在一台严重损坏的电视机上专心地织网。付达信说，院里本来两台电视机，坏了一台，大家就只能凑在一起看电视。他保持着监狱里的习惯，坚持看新闻联播。除了了解国家大事，还可以收听到春节国家民政部和中央财政给全国五保户发补助的消息。每次他都拿着本子记下来，比如："2010年，中央发给全国五保户每人100元红包钱；2011年中央补助全国五保户物价差价8个月；2011年，全国五保户每人200元慰问金；日，中央为全国五保户每人补助200元。"
"我只是想发些补助，买面条吃。"付达信拎起桌上仅剩的半扎面条。
付达信怀念监狱，可他已经73岁了，他实在没有把握，还有没有体力，回到那个"安乐窝"。
两年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让人尊敬的头衔，两年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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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濂来源 /《新世纪》插画 /Jeffrey Vincent
（原标题为：《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一
晚年的爱因斯坦，和罗素一样"不务正业"。他品评时政指点江山四面出击，他写牛顿写开普勒写居里夫人写圣雄甘地，他探讨黑人问题犹太人问题，他反对核武器主张世界政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过公共知识分子最爱谈论的那个话题――批判资本主义。
在1949年发表的《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爱因斯坦抨击资本主义过度的竞争意识及其对掠夺性成功的顶礼膜拜，认为若想消除资本主义对个人的摧残，就必须以社会主义经济取而代之。
这篇短文引来了各种非议，根据理查德?A?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中的说法，直到1970年仍有经济学家撰文痛批"该文质量低下"。波斯纳更是因此把爱因斯坦当成专业化时代里"既聪明又愚蠢"的学者典范：聪明自不待言，拜托，他可是爱因斯坦！至于愚蠢，波斯纳的意思是说，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对经济问题也可能不甚了了，一旦由于过度自信而贸然越界发言，往往就成了"砖家"，而不是专家。
出于好奇，我在Jstor搜出那篇批评文章――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激进的美国经济：1970年的调查》（Radical Economics in America: A 1970 Survey）――结果让人哑然。作者只用了短短三句话评论爱因斯坦，没有任何文本分析；所谓的"质量低下"，更像是专业人士对非专业人士的傲慢指责，以及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反观爱因斯坦，虽然他天真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有助于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但是他的越界发言远谈不上愚蠢，至少，他还不忘提醒人们注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
爱因斯坦既是理论物理学的权威，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按波斯纳的说法，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由此看来，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义就包含了越界发言，如果物理学家只准谈物理，经济学家只准谈经济，文学家只准谈风花和雪月，那就无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可见，越界本身不是问题，越界的方式、程度以及效果才是问题。
在所有越界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中，爱因斯坦的苏联同行、著名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最让人神往。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的影响下，萨哈罗夫在其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见解》一文中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思想自由面临着三种威胁：一种是来自蓄意制造的通俗文化麻醉剂，一种来自胆小、自私的庸俗的意识形态，第三种来自官僚独裁者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及它的得意武器――思想检查制度。因此，思想自由要求保护一切有思想的诚实的人。"
除了维护思想自由，这位苏联"氢弹之父"还热衷于反核运动，积极宣传绿色环保理念，抨击苏联入侵阿富汗。
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中有这么一段描述："萨哈罗夫……对精神自由的勇敢捍卫，他的大公无私以及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人类良心的代言人。"
萨哈罗夫应该感到庆幸，如果他生活在微博时代，恐怕也难逃"公知"的帽子而被网络水军的唾沫彻底淹没。
从公共知识分子到"公知"，如果我的记忆没错，这个变化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
在一篇广为流传的博文里，"公知"的形象被简化成几个漫画式的特征，比方说"初级公知"需要熟练掌握的概念有七个：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和普世价值；"中级公知"需要天天扫射专制、极权和暴政；而"高级公知"私下里要占尽体制内的所有便宜，但是表面上要为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义务代言人。
此文结论是："不管是什么层次的公知，其目标都是一样，那就是以最小的代价占据最多的公共资源。"
这篇博文的宗旨简直可以一言以蔽之为"破除迷信"。
什么叫做"迷信"？迷信就是"错误地相信某物是高贵的、超俗的、或者崇高的"。而破除迷信的方式就是把"看似高等的东西"还原成"低等事物的一个特例"，具体来说，就是"在崇高中发现寻常，把神圣还原到平凡，或者证明高贵者并不值得尊敬"。
以"公知"为例，这篇博文试图传达的基本讯息是，你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错！你只不过是一个沽名钓誉之徒，满嘴自由民主实则蝇营狗苟，一心只想攫取公共资源。你是理性声音的传播者？错！"公知"的门槛很低，只要你活学活用"公知"速成手册，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知"。
这种剥落金身、裸露泥胎的暴力解释法，目的就是制造某种刻板的印象，迎合并坐实大众所预期的"事实真相"。
但是另一方面，这通大棒也并非全无章法，不管是否歪打正着，它的确击中了一些要害，也正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准确性，才会让"被公知者"一方面有对号入座的忐忑和心虚，另一方面又有被污名化的愤懑与苦恼。
毋庸讳言，公共知识分子必须要为"公知"的污名化承担部分责任。
随着专业分工的日趋精细，必然导致"知识的深度以牺牲其广度为代价"。由于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又没有深入事实细节的耐心，让某些公共知识分子习惯于停留在价值和规范的表面进行抗议，久而久之，这种被掏空了实质内容的老生常谈就会堕落成陈词滥调。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义愤和同情方向仅仅是由他们的意识形态所决定，那么迟早有一天人们会发现，除了掌握"对"和"错"的差别，他们对这个世界其实一无所知。
但是另一方面，被冠以"公知"的多为自由派知识分子，而那些举着"公知"帽子四处乱扣的则是非自由派或草根大众。如果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某些"非公知"绝不比"公知"更少公共性；从自我赋予的使命和任务来看，"非公知"更是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了客观、公正、理性与良知。由此看来，把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为"公知"的隐微目的，恰恰是为了争夺公共知识分子的正统地位：我才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你只不过是欺世盗名之徒。
随着"公知"成为烫手的山芋，"公知"已然成为一个没有任何指称功能、只具有骂战和污名化作用的伪概念：非自由派骂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反骂非自由派是"公知"，自由派内部互骂"公知"，非自由派内部也互骂"公知"，草根则说你们全家都是"公知"……这场乱战至今尘埃未定，但是穿过硝烟弥漫的战场，我们已经隐然可见那座地基尚未打成就已成废墟的公共空间。
数年前，媒体披露广州地铁员工家属免费坐地铁，当时广州地铁负责人解释是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则为此重新诠释淮南王刘安的鸡犬升天说――"为了防止拉登发动恐怖袭击、撞击天庭，我特意实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制，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及时帮助疏散与救援，这是一个安全上的举措，并不是专门把成仙作为福利。"
以上论证看似荒诞不羁，但是换个角度想想，刘安们可是在煞费苦心地实践协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问题上诉诸公共理由。
在某种意义上，对"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处利益冲突时代的"刘安"，却要故作清高地扮演社会的守夜人！如果单从利益分化的角度看，我不晓得谁是真正活在真空里？利益分化也许是一个分析的角度，但是如果本着利益还原论的思路去解释一切，则未免太过粗疏而且错漏百出。
但问题在于，在一个利益博弈公开化的时代，越来越多的利益代言人从幕后操盘手变成了台前主唱。各方都在变着法子，试图让公众相信自己是为公共利益考虑。
理想的状况固然是在每一个公共问题上，各方都能基于公共理由进行充分协商并达成共识，但更加现实的做法也许是，鼓励利益代言人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谋划"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恰恰不是利益分化的太过度，而是利益分化的还不够明白、不够彻底、不够公开，如果各种利益集团真的能够开诚布公地发表观点、选举代表，就政治权力和财富分配进行理性的博弈，那么中国的公共空间和政治未来将会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人假借公共理性的名义来混淆视听，一定会有人根据政治正确性站队并打压异己。
而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他们当然也同样身处利益纷争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地会被裹挟到利益的漩涡之中，但是与此同时，他们有着足够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尝试着去质疑政府的权威、大众的神话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评"公知"面目丑陋言辞乏味，只知坐而论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这些批评古已有之，也常常击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总是认为，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前行路上的门槛，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拆除门槛，相煎何太急？
本文描写了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完成的心脏移植手术，虽然接受移植的患者也只是多捱了几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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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清晨插画 /于艳辉
（本文选自《心外传奇》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果壳阅读出品。作者为心胸外科医生，科学传播团体"科学松鼠会"成员。）
克里斯蒂安?伯纳德成长于南非的农村，幼时贫困，当其他同学都能穿着足球鞋踢球时，他却只能望鞋兴叹，光着脚丫子满场跑。自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在一个叫做塞拉斯的葡萄园实习，给一个家庭医生当助手。就像很多年轻的医生感觉到的那样（未必是错觉），伯纳德认为病人们喜欢他的程度超过那个老大夫。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伯纳德会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家庭医生也未可知，但是最终他却因为跟老大夫合不来而被赶了出来。看来这条道是走不通了，伯纳德不得不另谋出路，离开此地去了开普敦。在开普敦大学，他开始学习普通外科学，并以肠梗阻为研究方向申请学位。他的动物实验做得不错，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可惜，由于某种"潜规则"的存在，这一申请失败了。有好事者私下里给了他这样一个解释：他根本不可能申请成功，因为他让子女进入了讲英语的学校，这被认为是希望子女有朝一日可以离开南非。要想在南非医学界取得较高的地位，他的孩子就必须讲祖鲁语。
1956 年的一天午饭过后，伯纳德在停车场遇到了一位刚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回来的大夫。据这位大夫讲，明尼苏达大的教授对南非的医生评价极好，希望再次有南非的医生能去 接受培训，并问伯纳德是否愿意去。伯纳德还在为申请学位失败的事窝火呢，一个改变他人生轨迹的重大机会就出现了。当晚他与妻子简单商议之后，便决定去美国发展。
通过前面的讲述，我们已经知道，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在当时是心脏外科发展的前沿阵地，一系列重大技术进步均在此发端。在外科掌门人欧文?奥根斯汀的开明领导下，那里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外科人才，出现了第一次低温下心脏直视手术、第一次人体交叉循环心脏手术、心肺机的重大技术改进、第一次便携式心脏起搏器的临床应用……不过当时的伯纳德可并不知道这些，他还没有做心外科大夫的打算，他甚至连明尼阿波利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都还不知道呢。最初，伯纳德在明尼苏达大学还是进行普外科方面的学习和进修。他在实验室研究肠闭锁，在手术室给奥根斯汀当助手。由于这些年伯纳德并没有啥收入，在美国的日子当然不会舒坦，但自小穷困的他似乎有着异乎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让美国医生们颇为震惊。他晚上充当护士，在社区做些仆人的工作来挣钱养家，其他医生都觉得这也未免太跌份了。有一天他无意中路过一个手术室的门口，里面进行着一台心脏外科的手术，正缺人手，就招呼他刷手上台帮忙。心脏手术的场面当真把伯纳德震撼了，他作出了人生中至为关键的一个决定――转行心脏外科。如果说之前被家庭医生赶出、在开普敦大学受挫都是他被动接受命运的驱使，那么这一次转向，则完全是他主动的选择，虽然这个契机仍是很偶然。他跟奥根斯汀提出放弃目前普外的工作，想去心脏外科学习，奥根斯汀起初对这一要求不太高兴，最终还是同意了。在心脏外科刚刚开始于明尼苏达兴起的时候，很多最初慕名来看奥根斯汀手术的医生都纷纷转去看心脏的手术。作为已经成名多年的外科学大宗师，奥根斯汀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很可能会对这批新兴的少壮派加以打压。可事实是，那些关键性的进步都是在他的支持下完成的，甚至日后发生在南非的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手术，也与奥根斯汀的一个慷慨之举有关。作为当家人，奥根斯汀常把自己比作后勤司令，要为年轻人的发展提供足够的阳光雨露。这对一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来说，弥足珍贵。
接下来的几个月，伯纳德开始跟着李拉海等人学习心脏外科，学习如何使用心肺机。凭着扎实的外科基本功、过人的天资以及不懈的努力，渐渐地，他可以参加一些心脏手术了，有时候甚至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操作。但心脏外科毕竟是一门风险极高的专业，伯纳德又是一个新手，他在手术室的日子不太可能风平浪静。有一天，伯纳德在为一个七岁的孩子做心脏手术时，误伤了心脏外壁，血开始向外喷涌。他顿时慌了手脚，没有先以手指压迫止血，而是试图用止血钳钳夹，结果反而扩大了破裂口，监护器上显示的血压数值一路跌下……作为上级医生的李拉海发现问题后，飞速刷手，上台，止血，可孩子的心脏却再也没能重新跳动起来。在心脏外科手术中，某些关键时刻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最恰当的反应，伯纳德的这一失误导致一个也许有救的幼小的生命就此夭折。
伯纳德吓得够呛，充满懊悔地说："这可怎么办，我无论怎么做也无法换回这个孩子的生命了。"李拉海问道："你有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学到东西？"伯纳德回答："学到了，这种情况应该先用手指压迫止血，再做后续处理。"李拉海说："OK ，这就足够了，明天又将是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你将迎接新的考验。明天的手术，仍由你来操作。"
这样的打击，可能在很多外科医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曾经遇到过，而伯纳德的遭遇却不止于此。他在学习期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对于一个需要手指等小关节精确动作的外科医生来说，是极具破坏性的，但伯纳德却顽强地坚持了下去（或者说关节炎饶过了他），并取得了不凡的学习成果。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以肠闭锁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博士学位，同时以动脉瓣膜方面的研究攻取了另一个硕士学位，并有幸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助。除此之外，伯纳德还有幸结识了当时明尼苏达大学之外几位顶尖的心脏外科医生，包括梅奥诊所的约翰? 韦伯斯特? 柯克林，德克萨斯的丹顿? 阿瑟? 库利，和麦克? 埃利斯? 德贝奇 （Michael Ellis DeBakey ， ，在冠状动脉外科、人工心脏、人工血管方面都是一位先驱者)。
1958年年初，当伯纳德觉得自己可以回到南非一展拳脚时，谁也没想到这个仅仅在美国学习了两年的年轻医生，会在回国之后搞出那样大的动静。按照伯纳德自己的说法，奥根斯汀基本上就是将其视为一个医学生而不是外科同道。临行前，奥根斯汀向华盛顿方面为其申请了一万美金（一说为六千），用以购置一台心肺机带回南非，这一慷慨决定后来让美国一些外科医生懊恼不已。
像所有的成功者一样，伯纳德名动江湖之后，经常被人问及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他回答说：机会，想象，能力，运气。很多有过欧美学习经历并有一定能力的年轻人，回国以后非但得不到重用，甚至可能遭到打压。伯纳德却没遇到这些。在开普敦的格鲁特? 斯库医院 （Groote Schuur Hospital ），当伯纳德提出要跟自己的头儿劳教授（J . H. Louw ）一起开展心脏的外科手术时，劳回答说："不不，我没打算做这个，既然你学了心脏外科，那么你来。"非但如此，劳教授还积极地帮助伯纳德组建科室团队，筹办心脏外科实验室。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被幸运女神关照一次不难，可像伯纳德这种一次又一次被关照的，也太令人嫉妒了。这样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也昭示了伯纳德日后的辉煌。回到南非以后的伯纳德又多次出国学习。1966年，当决定要做心脏移植这一手术时，他心里清楚，对于他来说，手术技术方面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关键是如何抗排斥。为此，伯纳德在美国里士满的弗吉尼亚医学院跟大卫? 修姆（David Hume）学习了三个月。在那里，修姆为他提供了可观的薪水，并让其在肾移植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处理供体，如何处理排斥反应等等细节。那时，理查德? 洛厄（Richard Lower ， ）是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心脏外科主任，此人是继 19 12 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亚历克西斯?卡雷尔之后，又一位在实验外科学方面有极高造诣的外科医生，是心脏外科学发展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洛厄当时已经能开展动物的心脏移植手术，而伯纳德正是在这个阶段的学习中，有幸观摩了一次洛厄在狗身上做的心脏移植手术。这也是开展心脏移植手术之前，伯纳德唯一一次与心脏移植直接有关的学习经历，此前他并没有看到任何人做过此类手术。本来伯纳德要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一位助手无意间说漏了嘴，他跟洛厄说："你知道吗，伯纳德准备回南非以后开展这个手术的。"洛厄只是耸了一下肩，心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还没做成呢。
孰料，仅仅四个月后，洛厄所认为的国际玩笑就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现实。这件事可能真的让洛厄纠结了很久很久。直到2008年5月其去世时，《纽约时报》的纪念文章还提到他一生对心脏外科的贡献，说他为人类第一例心脏移植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并解释说他所以没有早期施行人体心脏移植，是因为顾及供体受体组织不相容等原因云云。这次从里士满学习归来后，伯纳德开始组队准备心脏移植的手术了。他们首先完成了一例肾脏移植手术，为的是打开局面，让南非在伦理及法律层面认可器官移植。幸运的是，南非当时针对器官移植供体的法律还是较为先进的，如果有两个医生判定一个病人脑死亡，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供体提供心脏、肾脏和肝脏，但有权宣布病人脑死亡的医生不得从事器官移植的工作。这次肾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病人术后存活了二十三年。伯纳德在晚年经常提起此事，他开玩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做肾移植效果最好的外科医生，我的肾移植病人术后二十三年存活率为 100%。"
之后，伯纳德一面高调对外界宣称自己在瓣膜外科方面开发了许多新的技术，一面反复进行动物实验，完善心脏移植的技术细节，秘密地为人体心脏移植做筹备。美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就连他的顶头上司，格鲁特? 斯库医院的院长也不知道他的具体计划。
一个叫路易斯 ? 华什肯斯基 （Louis Washkansky）的病人被选中了。以今天的标准，他绝对不符合心脏移植的要求，他病得太重了。这名时年五十五岁的病人，患有冠心病合并心脏衰竭，同时还有糖尿病和外周血管疾病。这个家伙年轻时是一名举重运动员，"二战"时在军队服役，身材高大，头脑聪明，喜欢赌博、吸烟、喝酒，热爱生活，性格外向，有强烈的求生欲。他一直试图保持男子汉气概，在妻子面前装作一切都好，病成这样还偷着抽烟，几乎是垂死之人了还不忘与护士调情。
1966年4月时，内科医生已经认为他活不过几个月，可是这个顽强的家伙居然晃晃悠悠地又活了一年多。但他依旧是垂死的状态。1967 年9月，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困难与水肿，肿胀的下肢甚至必须钻孔导液。他无法睡觉，只得坐在椅子上，让水肿液顺着腿流到盆里，皮肤也几乎变成了黑色。这样垂死的挣扎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患有心脏病而还活着的情况，病情最重也不过如此了。因此，当伯纳德说，为他换一个新的心脏，他还有生存机会时，他决定抓住这棵救命稻草。
在手术实施前三个星期，他们等到了一个供体，但是伯纳德放弃了，因为这是一个黑人。在南非，种族问题十分敏感，如果病人和供体中有一个是黑人，则他们极可能被攻击为用黑人做人体试验，这是捅马蜂窝的事。因此他们还得继续等。但华什肯斯基的病情愈加严重了，死神在步步紧逼。事实上即使在器官移植已相对多见的今天，这种受体在等待合适的供体出现前就死亡的情况也非常多见，伯纳德很担心他会失去这次机会。
1967 年 12 月3 日下午，一位二十五岁的白人女孩丹尼斯? 安? 德威尔 （Denise Ann Darvall）和母亲一起出了车祸，母亲当场被撞死，而丹尼斯到医院后被宣布脑死亡，其心脏尚在跳动。此时的伯纳德必须要面对一个同时失去妻子和女儿的男人，提出他的主张――一个不近人情的要求。文献记载，伯纳德对女孩的父亲说："我们这有个濒危的男人，如果您授权我们使用您女儿的心脏，我们将可能挽救他的生命。"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回答得很简单："如果你们没能救活我的女儿，那么就试试挽救这个男人吧。"我不确信真实的细节是否如此，真的有在经历过如此巨大打击之后，还能这样冷静慈悲的父亲吗？
另一边，华什肯斯基先生在获知已有心脏捐赠者之后的两分钟内，再次表示愿意接受这一手术。还在睡梦中的部分移植小组成员分别接到了电话，纷纷忙不叠地赶来，甚至有人穿着睡衣出现在医院。还有人汽车半路抛锚，一路连滚带爬地上了山，等到了格鲁特? 斯库医院时已经狼狈不堪地上气不接下气。华什肯斯基被推往手术室，在这个他期待许久的重要时刻终于到来之时，这位强人开始有些发抖了。过去有一位经历过重大手术的拳击手曾经对他说，"这种感觉就像是还不知道敌手是谁时，便被推上了拳台"。华什肯斯基在被麻醉前的最后一句话，是紧张地问伯纳德："告诉我，我们的敌手是谁？" "它是死神黑桃J ，"伯纳德答道，"对付它，我只有一张王牌――心脏。"丹尼斯的心脏停止跳动后，又等了三分钟，确定其心脏不会再跳动起来之后，医生们开始迅速开胸建立体外循环，为切取这枚健康的心脏做准备。与此同时，隔壁的手术间里，华什肯斯基也被打开胸部，准备建立体外循环。两边的手术必须在时间上密切配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可就在为华什肯斯基建立体外循环的操作过程中，一个意外差点儿使全部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初，伯纳德打算在大腿根部的股血管处插管建立体外循环，以方便胸部的手术操作，但由于粥样硬化的存在，病人的血管条件实在太糟糕了。体外循环的回路不通畅，压力检测显示急速升高。这时如果发生血管破裂，大量的鲜血将喷涌而出，这个手术也就提前结束了。危急中，伯纳德果断排除险情，重新在胸腔主动脉处建立体外循环，挽救了这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一些有关外科医生的影视剧中，出现手术过程中鲜血溅了医生满身满脸的情况，就大致是这样。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很难理解当时的凶险，真可谓千钧一发、分秒必争，一个闪失就可能令一次手术彻底失败。除了心脏外科之外，别的外科专业确实罕有这种情形。伯纳德来到供体的手术间，切取了丹尼斯的心脏，放入冰盆，拿回主手术间交于助手 （一说为助手切取的供体心脏）。2000 年9 月 15 日，当伯纳德再次回忆起这次手术时，他说："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我将华什肯斯基的心脏切掉时，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一个'活人'空荡荡的心包腔，只留有部分心房的外壁。我忽然意识到，到了这个关头，真的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相比于华什肯斯基宽阔的胸膛，丹尼斯的心脏是显得小了点儿，吻合在仔细地进行。这些基本操作，伯纳德早已烂熟于胸，无数次动物实验的演习，正是为了今天这一刻的实战。吻合完成以后，最关键、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这颗被移植的心脏能否重新跳动起来呢？现在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该手术的录像资料，对于那时情景的描述出现了两个版本。一个医生说，当时的情景就像打开了汽车的点火器，伯纳德只轻轻一拍，这个心脏就开始跳动起来了，激动不已的伯纳德气喘吁吁地说："上帝啊，它开始跳了！"但据2000年伯纳德的那次访谈中所说，事情并非如此顺利。当丹尼斯的心脏第一次开始在华什肯斯基的身体里跳动起来之后，伯纳德命令停掉心肺机。可此时病人的血压开始直线下降，心脏越跳越慢，他们不得已又重新启动心肺机，待心跳恢复正常，血压平稳之后，再次关掉心肺机。同样的情况又出现了。伯纳德真的开始怀疑这次手术能否成功了。不过，谢天谢地，第三次尝试停掉心肺机时，这颗心脏终于没有令大家失望。伯纳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麻醉师对血压的读数简直是进入我耳畔动人的音乐，'血压现在五十毫米汞柱，现在五十五，现在六十，现在六十五，现在七十，八十啦……'"
经过了一整夜的奋战，手术在 1967 年 12 月4 日早上七点结束了。伯纳德这时才拨通了院长的电话："院长，我完成了一例心脏移植手术。"院长在睡意蒙胧中接起了电话："嗯？在狗身上完成的么？""不，是人。""我……你怎么才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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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一朵花问苍井空我爱你的一切，为了你我学会了如何翻墙去follow你的一切，还记得第一次你来上海做show，当你双手挤压自己胸部时，你就是光就是电。从此以后你不再是我硬盘里的.rmvb，我疯狂地迷恋你，follow你在围脖上的一举一动。我爱你，我没有更多的奢望，请问你能与我共进一次晚餐吗？我没有什么钱，我家楼下的烤串味道还是不错的！要试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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