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两小时
&　　　　　　　&&&&&&&&&&作者：南　帆
波音客机已经盘旋在狭长的日本岛上空，我仍然提不起神来。中午的太阳垂直射下，海面粼光闪闪。海岛的边缘十分清晰，甚至看得清一排一排涌浪漫上沙滩。可以从轰鸣声中听出，飞机正在放起落架。似乎没什么可期待的，仅仅两个小时的时差。黄皮肤，细眼睛，咕噜咕噜的对话之中有很多的降调，一切都是熟悉的。
真的熟悉吗？一个朋友曾经摇着头感慨：这个岛国在海里漂来漂去，古怪得很，没有人说得清他们。
机场旁边就有一条轻轨，我和同行的几个伙伴很快上了列车。车厢里很安静，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我们和邻座的日本乘客没有任何差别。对面的一个肥胖老头随着车厢的轻微摇晃开始打瞌睡，另外几个年轻人专注地玩着手机里的游戏。角落里一个头发染成黄色的姑娘正在翻阅一本杂志。录音广播不时报出下一站的站名。恍惚之间，仿佛还置身于北京的地铁车厢。
然而，大半个世纪之前，就是和这个如此相似的民族，长达八年的血腥厮杀。一块巨大的历史疤痕，时时还会发炎，胀痛，不小心就渗出血来。三八大盖，八格牙路，米西米西，花姑娘，《地道战》，《地雷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些过时的辞令渐渐退出了流行语汇。可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纹丝不动。不久之前的一个黄昏，我到了卢沟桥。残阳如血，干涸的河床里芦花摇曳，蹲在桥栏上的数百尊石头狮子依然怒目圆睁。
的列车还在哐当当地平稳运行。我一下子打起了精神，挺直腰身正襟危坐。
入住一个家庭式的小旅馆。
旅馆的主人是个中年男人，腿有些跛，到过北京、青岛和大连。他用日语说了很长的一串欢迎辞，并且夹上许多“哈伊”、“哈伊”的答复，说话的时候不断地哈腰致意。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懂日语。他和旅馆主人热络地往返对话，彼此之间的客气神态招惹得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鞠躬点头。
小旅馆很挤，只空了一间客房。脱鞋进了门，地上铺了四张席子，四套褥具。墙上几枚挂衣服的钉子，架子上一台15寸的小电视，一部老式的转盘电话机，一台旧的闹钟，如此而已。旁边四扇推拉门，门框中间的格子背后裱着洁净的白纸。推拉门背后隐了一间小贮藏室，可以搁行李。客房的角落另有一扇小门，里面是厕所和浴室。浴室的面积仅相当于一张小写字桌，竟然用石板砌出一个小浴池。浴室里的窗框、毛巾架擦拭得纤尘不染，窗台上还有一个花瓶，一枝小花别有风情。
多年之前读过一本韩国人的著作，专门阐述日本人对于“小处”的精细开发。螺蛳壳里做道场，许多精致的小产品都出自日本人之手。折叠伞，揣在口袋里的照相机，便携式录音机，等等。日本的小轿车瘦小玲珑，轻，薄，省油。日本人的“小”意味了局部的最大效率。中国古人的围棋风格粗率豪放。满盘烟云，大砍大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的围棋细腻精致，锱铢必较，精确的收官把胜局锁定在半目，这才叫本事。罗兰"巴特概括得很精采：小的感觉不一定是因为尺寸，“而是因为每一件物品、每一个姿态、乃至最自由、最活动的东西，似乎都是有框子的。”
可以从浴室的窗户看到另一家的后院。不过六七平方米，布置成了一个小园林的格局。庭院里铺满了小砂石，右下角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左上角一棵树。树叶修剪得极为工整，没有一片多余的叶子豁出轮廓线边缘。地下有几片落叶，似乎不那么自然，看上去更像是扫得干干净净以后再有意撒下的。
小旅馆两层，大约十余间客房。客房前边一个小院落，估计就是二十多平方米。小院落中央有一口池子，池子里游动着二三十尾红色小鱼；池边有数张小椅子；池子背后堆起一座小假山；假山上有两棵树，一座小石塔。精工细作，井井有条。我们突然想照一张相。可是，几条大汉往池子边上一站，所有的大小比例都不对头了。冲出来的相片，身后如同舞台上假的布景。
晚饭之前，旅馆的老板娘送来了茶水和自制的小糕点。小糕点类似果冻，小小的，一口吞得下一块。
曾经在许多日本影片里发现一种表情：哪怕仅仅问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对方立即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瞪圆双眼，“哈伊”、“哈伊”地用力地点头――那种聆听圣旨的认真劲使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和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这是日常的礼节，还是多年训练出来的习惯？我在机场工作人员或者商店营业员的脸上反复看到这种表情。
一个空出来的下午，打算浏览一下。自己乱窜效率太低，打电话联系了一家从事半日游业务的旅行社。因为环境不熟，迟到了二十分钟才抵达约定地点。旅行社开来了一辆七八十个座位的大巴士。仅有我们三个顾客，第一排都没坐满。除了司机，旅行社还派了一个日本的妇女作导游。
导游大约快六十岁了，穿一身合体的呢西装。她在北京当过外交人员，中文不错。这种导游仅仅是不定期的兼职，增添一点临时收入。我们请她坐在座位上指点车窗外的风景，她客气地谢绝了。她坚持站在大巴士的过道中央，手执麦克风，一板一眼地向我们三个人讲解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有名的场所，脸上挂了一副经典的日本表情。大巴士拐弯的惯性带得她踉踉跄跄，她只能用左手牢牢地揪住座椅的靠背，手背上青筋毕露。如果询问一句什么，她就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以至于我们也不得不拿出一份专注的神情对付她的负责态度。
海边看过一个丰田公司主办的汽车主题公园，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一些回到大巴士。导游闲逛去了，过了一阵子才返回。我透过车窗看到她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来，步履缓重，脸上显得落寞、疲惫、松弛。然而，刚刚登上车厢，她的身体如同一根放松的弹簧蹦了起来，表情和声音立即注满了活力。她一迭声地道歉，仿佛有什么不妥似的。
我们在的千叶原电器街下了车。信步踱入街边的一家电器店，一个店员立即上前殷勤地招呼。他的神情活络、大方、得体，但言辞之间似乎没有日本人那种抖擞的精神。一问之下，果然――是上海人。
我们所住的街区大约是中产阶级聚居之处，路边一幢一幢的小别墅。小别墅多半两层或者三层。除了主楼，围墙里通常还有一间配电房，一两棵修剪整齐的小树，一个泊车位。也有些小轿车泊在屋外，紧贴着墙根。我总是感到惊奇，轿车怎么能如此熨贴地挨着墙根塞入这么小的空间？司机似乎不可能有如此的技术，更像是吊车凌空把小轿车精确地搁在那儿。
同行的一个伙伴了解日本的行情。他估计得出这么一幢别墅的价格。我记不住具体的数目，反正是一个我这一辈子难以企及的数目。
这个街区十分安静，遇不到多少行人。拐角处悬挂了一幅标语，内容是抗议附近盖一幢高楼。一个穿牛仔裤的妙龄姑娘牵着八条狗散步。八条狗的项圈都拴在她的腰带上。她有些手忙脚乱，不时被某一条狗拖得一趄趔。
街区的中央有一个不小的公园――六义公园。隔着围墙可以看到公园里交错的树枝，许多乌鸦栖在树枝上哇哇地放声聒噪。乌鸦是日本的吉祥鸟，常常动静很大地飞行在城市的高楼之间，放肆地从空中抛洒下鸟粪来。六义公园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公共财产。何谓“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也。儒家的诗学思想漂洋过海，成了一个公园的命名。
日本的许多园林显出了萧瑟和僵硬。为什么呢？公园里的每一寸地皮似乎都有人照管，每一棵树都修剪得中规中矩，棱角分明。斧凿之迹如此公开，规范如此严厉，自然之趣消失了。草地上没有蚯蚓和蚂蚁，林荫道上没有纷乱的枯叶，土坡上没有杂草乱石，树丛中没有交错横斜的枝丫――这种人为的整饬遮盖了一个舒展的、生机纵横的大自然。
这个街区还有一个刀具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造型独特。几番路过，都未曾遇上博物馆开门。
日本礼法周全，种种敬语充斥言辞，对话之间轻易不说出“是”与“非”的判断。模糊，暧昧，吞吞吐吐，左右回旋。然而，一个突然的时刻，会有一柄锐利无比的刀闪电般的一击，一切都干脆利索地了结。
刀是日本武士传统的一个重要标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特地写了一章：《刀――武士之魂》。武士幼小时就开始练习使刀，15岁正式佩刀。刀不仅是护身之器，而且是忠义和名誉的象征。通常，刀必须装饰在书房或者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夜里则置于枕边，伸手可触。如果谁不小心跨过武士放在床铺上的刀，那就很可能大祸临头。后来，我在其他博物馆的玻璃橱中看到了长短不一的佩刀：隐隐的纹理，锋刃寒光凛冽，用新渡户稻造的话说，“它的弯度把最卓越的美和最强大的力结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的武侠似乎更钟情于剑。一壶酒，一柄剑，浪迹江湖，剑仿佛收藏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剑术比刀术更为繁杂精妙。一般地说，武侠小说之中的道长或者某一门派的宗师用的是剑而不是刀。好马快刀，刀仅仅表示了单纯的凶猛和骁勇。
日本，刀是至尊。日本的刀术风格奇诡。电影之中一身黑衣的忍者蒙起了脸――刀术就是他们的语言。压低身姿，拖刀疾跑，双手握刀运转如风，迅捷无比的一击随即退步收刀，片刻之后对手才慢慢地瘫软在地。迅捷无比的一击――我们甚至也可以将偷袭珍珠港战役形容为雷霆般的凌空一刀。
刀象征了忠义和名誉。某些时候，锋利的刀刃必须指向自己――同样为了忠义和名誉。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切腹自杀。对于武士说来，切腹自杀包含了庄严、勇气、坚忍和美。这是刀的精神。以下是一段转摘于《武士道》的切腹自杀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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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行完礼后，善三郎把上衣脱到系带那里，裸露到腰部，为了不致于向后仰面倒下，按照惯例，小心地将两个袖子掖进膝盖下面。这是因为日本武士必须向前伏下而死。他沉思一会坚定地拿起放在面前的短刀，好像喜欢得依依不舍似地注视着它，看来暂时在集中临终的念头，但很快便深深地刺入左腹，慢慢地拉向右腹，再拉回来，稍微向上一划。在这非常痛苦的动作中间，他的面部肌肉一动也不动。他拔出短刀，身体屈向前面，伸出了脖子。痛苦的表情这时才掠过了他的面部，但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此时一直蹲在他旁边、纹丝不动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的断头人，不慌不忙站了起来，转瞬间高高挥起大刀。刀光一闪，咔嚓一声噗咯倒下，一击之下便身首异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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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联系上了Y君，相约一起吃生鱼片。
Y君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读于一所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之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九十年代初期，Y君东渡日本，先是在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随后开始了打工的生涯。餐馆里洗盘子，当店员，当推销员，居无定所，奔波漂泊。Y君的运气是从做掮客开始的。他从中国批发一些日常用品到日本，卖给一些社区的小超市，赚到了一些差价。Y君厚道而且口讷，没想到这反而帮了他。日本商人严谨持重，伶牙利齿的家伙占不到多少便宜。Y君逐渐与几家小超市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每年回中国办几次货。重要的是信义。Y君说，由于彻底的信任，这几家超市的主人已经很久不问他采购的价格了。很长一段时间，Y君把挣来的钱藏在卧室的席子底下。哪一天晚上睡觉时开始觉得背硌得难受，他就得上银行存一次钱了。
这时的还是有些冷。Y君戴一顶棒球帽，斜挎一个小包，骑了大半个小时的自行车才抵达。根据他的服饰相貌，多数人很难想象他在北京和深圳都有自己的企业和楼房。他退掉了租用的写字楼。寓所里的传真机和小挎包里的移动电话已经足以解决全部的商务往来。
骑在自行车上的Y君是的一个孤独的闲人。没有太多的生意可谈，家人只愿意呆在中国。剩下的时间，Y君开始重操旧业――写小说。Y君在的闹市买了一套公寓，价格昂贵。我们到公寓里看了看，屋内细部的装修十分考究：马桶上几个电子控制的按钮分管不同的出水量，浴缸上有一个电子温度计调节水温，房门阖上时必须出现一声圆润的“咔嗒”――否则就是太松或者太紧，厨房里的抽屉拉出一半必须能够自动缩回去――否则就是里面的轨道没有调好角度，如此等等。Y君还没来得及置办家具，卧室内只有一张写字桌。Y君伏在这张桌子上写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卡拉OK厅里放声乱吼一阵。
&&&&&&&&的地价贼贵，真是“居大不易”。吃完生鱼片出了门，路过银座的一条繁闹的马路。Y君突然说，现在踩在脚下的曾经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皮。我们都站了一下，感觉不出什么。
两天之后我们飞到了，当天下午匆匆看了看天守阁。穿过天守阁厚厚的城墙走出大门，天已经黑透。回眼望去，天守阁阁楼的飞檐翘在夜空，背后一轮孤月。一个同行的伙伴到了路边玻璃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向Y君报个平安。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他却迟迟搁不下话筒，嘴不断地重复一些简单的客气话。事后他解释了一条日本的规矩：双方通完电话，要让长辈或者上司先放下电话，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他想让Y君先挂机，Y君却固执地谦让――最后还是他拗不过先放下了。
我们都说不出什么，默默地想象Y君一个人骑自行车穿行在的喧闹之中。
曾经在新宿的一幢高楼顶上观看的市景。道路纵横交错，各种车辆小甲虫般地飞驰而过。但是，有一个区域树木葱笼，仿佛闹市之中的一个孤岛。Y君说，那里是皇宫。
日本的各路政要不断地在电视里露面，演说辩论；相形之下，天皇仅仅是政治事务之中的一个抽象符号。天皇深居九重，不介入各种具体的决策。当然，皇宫里的生活也可能成为全日本津津乐道的话题：太子娶了谁做妃子，妃子迟迟不能怀孕，终于生出了男婴还是女婴，叽叽喳喳吵个不休。可是，这些与国家大事无关。
一条开阔的马路，几片开阔的草坪，背后就是皇宫了。一圈雪白的围墙，角落里矗立着灰瓦的岗楼。围墙里面长了许多大树，围墙外面一条护城河，河水碧绿。拐角的阴影里，似乎浮游了几只天鹅――看得不太清楚。天皇悠闲地居住在里面，街道上拥塞的车流与闪烁的霓虹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日本人怀疑天皇的至高威望。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之中描述了明治维新后第一代天皇偶尔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情景：“群众匍匐在他身前，没有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正视。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严密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窥天皇。”作为一个西方人，本尼迪克特对于天皇的支配能力十分惊讶和不解：
当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对日本有体验或了解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简直是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部队还没有遭受过地区性的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者。……天皇说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服从了。不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还手指不离枪，中午时就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便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奋身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就是东方，神秘的东方。
一辆中型吉普从街头驶过，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什么。因为口气激昂，这时的日语有点儿像是咆哮。同行的伙伴也只能听个大概，但是明白这是右翼组织的宣传车。军国主义，轰炸，刺刀，大屠杀，他们还是想用这一切塑造世界？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批狂热分子的脸，我们看到的是另一批人。
因为抄近路，我们穿入一条小马路，马路背后是一个小公园。挨着公园的铁栏杆搭着一溜的帐篷。有的帐篷敞开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床铺、炊具和电视机。另一些帐篷像个小箱子吊在铁栏杆上，帐篷外还用麻绳捆着一辆自行车。几个日本人站在帐篷边说笑。另一个红鼻子的日本人手里摇着铃铛，独自引吭高歌，帐篷里卡拉OK伴唱机放到了最大音量。他作了个手势邀请我们加入，我们也作了个手势表示要赶路。
不知道漂泊在这里的是一些什么人。乞讨者？流浪汉？或许，一些出门躲债的家伙？日本经济不景气，负债者甚多。以往，这些负债者多半在家里撑着，面子上挨不过的时候就以自杀了结――负债者在日本的自杀人数中占据了一个很高的比例。现在――也许人心不古吧――这些负债者开始溜出家门，能躲多久算多久。好死不如赖活，帐篷里的日子还是比债主锥子般的目光和刺人的言辞好受吧？
我突然停下了脚步。我在许多帐篷外面发现了标语。我只看得懂英语“no
war”、“anti war
”，还有一些日语的标语也是相近的涵义。那时，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全球都贴满了反战的标语。然而，如果乞讨者、流浪汉或者躲债的人也将目光转向了中东，如果仅仅拥有一个小帐篷的人也愿意为一些远在天边的事情高声呐喊，那么，公道和正义仍然可以期待。
日本多寺庙。雨中乘坐新干线子弹列车赴，沿途不时就可以见到一座寺庙，黑黝黝的铁塔淋得湿漉漉的。寺庙的最显眼部分往往是梯形的屋顶，斜斜的一大片灰色的瓦。有时会觉得，这种屋顶像一顶过大的斗笠，寺庙被压得矮矮的。多数寺庙的门、柱、梁、墙以深褐色为主，严肃凝重。
的一个寒冷的黄昏，我们到了有名的。上山时走错了路――拐入了一条僻静的上坡小路。路边有一些人家，许多人家门口的几米远就矗立着坟墓。生与死近在咫尺，我们暗暗有些心惊。这些坟墓四方形，不过一两个平方米，大理石砌的底座和栏杆。墓碑高高耸起，超出一个人的高度，上面刻着死者的姓氏。每一座坟墓都打扫得极为整洁，仿佛每一处都用抹布拭过。
转过一个弯，眼前突然出现了清水山的一条峡谷。峡谷上方树木交织，绿意汹涌，峡谷底下密密麻麻地排列了几千座坟墓，或高或低的墓碑错杂林立。一抹残阳斜斜地掠过，几只乌鸦盘旋啼叫，声音悠长清远。几千座坟墓之间阒无人迹，只有寒风和隐隐的林涛。
我们从侧门进入。据说的创建者慈恩大师是唐僧的第一个弟子。寺庙内部正在大兴土木，寺庙背后的山岭还在冬眠。枫叶已落，未开，我们只是短暂地坐了坐就离去。的正门外是一条弯曲的石板路。路边诸多小店，茶具、酒壶、瓷器、折扇、绣像画等种种小工艺品清雅可喜。我在一家小店里发现了一套一寸高的小酒盅，每个酒盅上都绘有一幅彩色的春宫图，意态风情各不相同。寺庙和坟墓是神明，是无常，是庄严肃穆，那么，酒盅和春宫图就是生的意趣了。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点头哈腰的日本男人。日本男人的性格藏有非常强悍的一面。武士道传统倡导男人的坚忍、责任心以及男性气概。即使饥肠辘辘，武士们也要在嘴里叼一根牙签，摆出酒饱饭足的架势，决不能流露出一丝的可怜相。日本的小学生冬天也穿着短裤，这肯定包含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涵义。报纸上说，日本的一些家长反对女性担任小学教师――他们担心男孩子被带出娘娘腔来。
这些要强的男人发狂地工作，挣钱养家。如果能够将太太养在家里，一回来就有人送上拖鞋，端过一杯热茶，那肯定是一种荣耀。但是，家庭责任心并没有限制他们眷顾其他女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之中奇怪地发现，日本虽然是佛教国家，然而，他们却沉溺于肉体的感官享乐，例如洗热水澡，酣睡，还有性。一个朋友刚刚到日本住在公寓里，每天晚上都得被隔壁放肆的叫床声吵醒。当然，性首先是男人的享乐。工作之余，男人们可以公然地挟妓听歌观舞，或者共度一夕之欢。艺妓高雅一些，妓女的价格低廉一些。他们的观念之中，维持家庭、赡养太太、生儿育女与放纵于烟花柳巷是不相矛盾的两个领域。
有人将岛国的海鲜食品作为性欲旺盛的理由，或许言之有据？总之，日本的色情场所相当发达。一个晚上，我们在街头遇到一个大头的侏儒。他撞了撞我的胳膊肘，向我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不解其意，掉头而去。后来询问了日本的朋友――他猜测可能是一个皮条客向我们开出某种女郎的价码吧。
日本的许多旅馆里都有收费的三级片频道，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日本的漫画杂志。日本的漫画老少咸宜，销量巨大。任何一个街区的超市里都有漫画杂志出售。圣斗士星矢或者灌篮高手仅仅是这些漫画的部分内容，还有许多漫画是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生活。漫画之中逼真地绘出各种性交姿态，而且配上了简明的文字。放学之后，一大堆背着双肩包的小学生拥在超市的书架前，既翻阅他们的樱木花道，也领略男男女女的床笫之事――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妥。
男性气概的另一面就是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规定的女性职责是相夫教子。穿着和服，迈着碎步，悉悉索索地穿行于卧室与厨房之间，这就是日本妇女。《菊与刀》提到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对该校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讲到应该学一点欧洲语言时，其理由是希望她们将来可以把丈夫们用的书，掸去灰尘，正确地插入书架。”可是，这一切还能持续吗？传统的堤坝似乎正在溃决，日本的不少女性开始回收性的自主权。一个久居日本的朋友说，他曾经在酒馆里和陌生的日本女人公开讨论同性恋、性虐待和口交问题。这就是开放。那些寂寞的家庭主妇常常打电话参加各种色情俱乐部。他甚至知道，有些日本女人会因为购买一件名牌服装而卖淫――当然不能让丈夫察觉。
日本女性的传统形象是，低眉顺眼地跪在地上擦地板，或者跪在餐桌旁给丈夫添饭。长期的跪姿扭曲了她们的双腿，以至于她们成了“半截子”美人――萝卜腿是许多日本女人的心病，特别是脱下和服改穿现代服装的时候。这种腿型和这种心病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她们已经明白，最简单的疗法就是：站起来，挺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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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德川美术馆买了一套明信片。上面绘的是屏风，油漆精美的食品盒，各种穿和服端坐的瓷人、泥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胖娃娃，如此等等。色调鲜艳，线条刻意――甚至有些呆滞和死板。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灵动、韵味，鄙薄错彩镂金，渴慕出水芙蓉的天然之姿。可是，日本艺术的装饰感、形式感似乎特别强烈，有时是堆砌过多，有时是洗炼过度。
相扑是日本的国技。喂养出一个体魄硕大的相扑选手需要漫长时日的严格训练和特殊的膳食。相扑比赛开始之际，相扑选手和裁判摆出一大串仪式化的姿势作为前缀，然而，真正的对抗不过推搡几秒钟就告结束。这与西方十二回合的拳击大战大异其趣，仿佛没有内容似的。过多的形式考究令人感到了内涵的匮乏。用罗兰"巴特在《符号的帝国》之中的话说，这是意义的“空无”。
深深的鞠躬，层层叠叠的客气话，反反复复的谦让，类似的形式如此密集的时候，真正的敬意反而被遮盖起来了――这犹如生动的身躯被裹入肥大的和服一样。直指人心的表情消失了，眼前只有礼仪的符号。日本人的礼品包装也是如此。红色丝带，金箔纸，纸盒子或者木盒子，绸缎的底座，最后礼品才姗姗而来――通常不过是一支原珠笔，或者一把无足轻重的折扇。所以，罗兰"巴特觉得，这些礼品包装不像空间的外壳保护，而是产生了时间上的延宕。至于最后露面的那个小礼品，“它看上去小小不言，教人忍俊不禁，毫无价值”，这种礼品已经不像个实在的物质，而是变成了一种没有内容的期待对象，“日本人用蚂蚁似的力气所搬运的，实际上是空空洞洞的符号。”形式大于内容，这些形式已经从生活之中切割出来，冻结成一种没有现实意义的仪式，像是一层多余的生活硬壳。
但是，繁琐的形式并不能证明日本人感觉迟钝，一切都是按步就班地执行公式。相反，日本人有精微的感觉，善于捕捉风吹草动的波纹，或者顿悟微妙的禅意。这就是他们精美的俳句：“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树下肉丝、菜汤上，飘落瓣”；“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如此等等。也许，繁琐的形式阻断了他们仰望的视野，大的、开阔的、远在苍穹的雄伟之物销声匿迹。于是，低下头来，他们有了一个精致的、纤毫毕现的内省世界。
多数日本人吃得不多。他们的快餐称“便当”。打开扁扁的纸盒子：一块鱼，一个寿司，一团饭，一枚菜，样样俱全―－但是量少。按照我的心意，一餐至少要吞下两盒。日本的街头有些小面馆，汤面口味极佳。让我苦恼的是，一碗面只能把自己喂个八成饱，常常不得不再加上一块面包。
然而，我不知道日本人如此好酒。他们不像俄罗斯人，一仰脖子将一瓶伏特加倒入喉咙；日本的酒馆喝的是清酒。度数不算高，一个晚上喝下来只是有了醺醺然的醉意――这就是佳境了。许多公司白领的午餐一盒“便当”打发，晚上下班之后就要相聚小酒馆喝一番。日本的各种小酒馆星罗棋布，格局都不大。一个吧台，几张桌子，这种规模的小酒馆比比皆是。入夜，这些小酒馆几乎家家客满。白天趴在那里打瞌睡的侍者和老板娘觉得，这时生活才真正开始。
相聚喝一番并不是叫几盘菜填饱肚子，文雅地饮三盅两盏了事，许多日本人一个晚上甚至连喝三茬。先是七八个同事聚在一张长方桌上，杯觞交错，相互劝酒；酒酣耳热之际散了伙，又有三四个彼此投机的再围到另一家小酒馆喝第二茬；出得门来还未尽兴，再拖一个知己换一家小酒馆买醉。三茬过后摇摇晃晃地回家，多半已经午夜。夜间乘坐地铁，一踏入车厢就能嗅得到浓烈呛鼻的酒气。
不少小酒馆有些可人的陪酒女郎。她们陪着说些开心的话，不着边际地恭维一番，让那些白领解除心头的压抑。日本社会等级森严，长辈与上司的权威不可冒犯；同时，日本白领的日常工作十分繁重，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支撑。因此，晚上的这一壶酒是开怀，是放纵，是冲掉白日堆积在胸中的郁闷之气。三杯酒下肚，胆子回来了，激情回来了，想象回来了。他们不是在醉醺醺之中丧失了自己，而是发现了自己。一些西装革履的家伙拘谨古板，循规蹈矩；然而，饮了几杯酒，他们就会眉飞色舞，甚至敢于在银座的街头扯开拉链当众撒尿。尽管第二天早晨有些头痛，嘴巴发苦，然而，正是因为想到晚上还有一场好醉，白天他们才有勇气重新把自己塞入写字楼的那个小格子。
鹿儿岛的一个晚上，几个新朋旧友一起在小酒馆畅饮。我突然记起一件事，出门到街角打了个电话。或许因为有了点酒意――转身返回的时候，我一下子想不起自己是从哪一家小酒馆出来的。这个街区不过一平方公里左右，相似的小酒馆竟然几百家，每一幢楼的上上下下都缀满了小酒馆的招牌。街道不大，漫街都是往来的客人和陪酒女郎，阵阵喧笑夹着招徕生意的邀请。因为不谙日语，无从问起，我只能凭模糊的记忆兜圈子。大约转了半个小时，我才摸了回去。那些朋友仍然盘腿而坐，大声劝酒，似乎没有人察觉我的失踪。
的北面有仙台，鲁迅曾经在那里读医；再往北是，山高雪厚。似乎看过以渔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高仓健饰演主角。然而，我们却一路向南，，，，――一直到了鹿儿岛。隔着万顷海涛，鹿儿岛的对面就是上海了。
除却琉球群岛，鹿儿岛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画在地图上像一根伸到海里的脚拇趾。鹿儿岛市区就看得到山，山不高但有嵯岈之势。可以开车到盘旋到群山的深处。那里的冷风吹得皮肤发紧，甚至阳光也白白的发软。但山坳里有温泉，一缕一缕的蒸汽弯曲上升。泡了温泉再去吃啤酒烤肉，妙不可言。鹿儿岛的居民常常要看一看对面的那一座活火山有什么动静。凝神注视，不时可以见到顶端的火山口冒出淡淡的烟雾。乘坐二三十分钟的渡轮，我们到了火山脚下。那里仍然有些人家居住。半山腰有一个作坊。一些民间艺术家呆在那里，用火山灰烧制茶壶和各种器皿。
岛津家族是鹿儿岛的重要历史人物，据说是他将日本引入工业时代。他家的大庄园是鹿儿岛的一处要塞。庄园里的各种花卉植物十分繁茂，但是，日本朋友指给我们看的是山墙上的弹洞。鹿儿岛的人骁勇善战，民风剽悍豪爽。他们似乎不耐烦一带大城市人的繁文缛节。
多年前鹿儿岛发过一场大洪水。凶猛的洪水一下子冲垮了横跨河上的五座老桥。洪水退去之后，鹿儿岛人到了下游捞回这些老桥的每一块石头，逐一编好号码运送到一个公园里，按照原貌重新修复。这个小小的公园一下子将五座桥揽在怀里――一个以桥为主题的公园。显然，这种构思只能来自精细的日本人。
收拾这一趟行程，免不了整理一大堆信手拍下的相片。这些相片平淡无奇，没多少异域风情可供炫耀。可是，有一张相片反复跳出来，相当碍眼。为什么呢？
其实只是一张日本的旅馆里随意拍下的相片。那天晚上换上了旅馆里提供的日式睡衣，对襟式的，两片之间用小带子绑起来。我们觉得有趣，取出相机彼此拍了一张。现在，这张相片真的有些别扭。
穿着日常的服装站在日本的地面上，这很正常，自己认得出自己。可是，穿上了日式的睡衣就像个日本人了。还咧嘴笑着，没心没肺的模样。
据说，我们这个城市的影楼提供婚纱照，新郎和新娘穿上日本和服合影是一个必备的节目。旗袍加瓜皮小帽和马褂，这是传统；西式的婚纱加蝴蝶结和西装，这是西洋；剩下的就是日本和服了。新娘也如日本女人似的把头发捆扎起来，手里捧一把折扇，新郎是黑色的和服，有时腰间还挎一柄刀。凭什么要挑日本的和服？天下漂亮的民族服装多的是，新疆的，西藏的，朝鲜族的，泰国、缅甸和印度的民族服装也光彩夺目，怎么轮到他们了？一个朋友愤愤地说，妈的，一些傻女婿手里还要摆弄那把破刀，就差往鼻子下面贴仁丹胡了。
不就是一套随时可以脱下来的服装吗？这种激烈是不是小题大做？然而，服装是记忆和历史的引子。那个朋友说，谁又能把记忆从心里抠掉呢？当年，母亲大声吓唬我们的时候不是说坏人来了，也不是说老鼠来了，而是说日本仔来了！
现在，这一张相片也遭到了记忆的抵制。抵制那件日式睡衣，也抵制那一副没有记忆的笑容。我想把相片撕了，可是转了个念头，还是收了起来。难堪是治疗遗忘的秘方。或许，这才是这一趟行程之中最为意味深长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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