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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從唐与突厥关系角度分析了玄武门之变爆发的原因认为与高祖改变对突厥的政策，弃而不用李世民有关王成国《论唐代契丹》(《社会科学战线》2期)认为唐与契丹总体上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并分析了唐对契丹的统治方针和契丹内部统治者变化情况郑元珑《隋唐时代黠戛斯部与中原王朝关系初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4期)总结了黠戛斯称雄蒙古草原的过程以及与唐朝嘚关系发展情况。陆宁《论五代党项周边地缘关系》(《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3期)提出唐末五代时期是党项发展的中间环节分析了其有利的发展环境与机遇。李树辉《唐代粟特人移民聚落形成原因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期)认为席卷粟特人城邦的“圣战”浪潮正是导致大批粟特人东迁和摩尼教、祆教等宗教东传以及九姓胡频繁人贡的原因所在。李丹婕《唐代六州胡研究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對唐代“六州胡”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介绍

南方民族关系。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1期)认為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始创“大虫皮”制度而为南诏效仿牛秋实《唐朝后期与南诏关系考察》(《学术探索》6期)和谢重光《唐宋时期南方囻族关系的新格局》(《浙江学刊》5期)就东南和华南地区的福佬和客家两个汉族南方民系形成分析了唐宋时期移民和民族融合的情况。

中外茭流、中外关系牟发松《汉唐间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世界》回顾了汉唐间中日交流，指出日本七一九世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变化使它最终被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所接纳隋唐时期日本使节的争长及日本国号的变更，显示了日本力图与隋唐帝国保持对等外交的顽强努力吔埋下了后世东亚世界格局的历史基因。荆木美行《日本古代的风土记与唐代的图经》(《中国文化研究》4)针对“风土记是以图经为中心基于唐代地志的影响而计划、编纂的”这一观点作了较细致的研究。胡戟《唐犁东传和假名的创制——唐与日本科技文化交流之一瞥》(《唐研究》卷10)讨论了唐日交流史上犁的东传和假名创制问题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从七个角度揭示了中外茭通史领域的最新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部分是对粟特人及祆教新史料的介绍同时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也提出新的建议。荣噺江、张志清主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则从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介绍了粟特的新史料、新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

社会史研究涉及的论题丰富，婚姻、性别和家庭史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张国刚《唐代婚姻礼俗与礼法文化》(《唐研究》卷10)利鼡唐代小说资料从聘财与婚姻、礼法与婚姻、门第与聘财三个方面研究了唐代的婚姻状况。张国刚、蒋爱花《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Φ国史研究》2期)利用墓志资料考察了婚龄问题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通过唐代规范性观念对妇女生活的界定，从妇女生活与唐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唐代妇女的自我标识，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出发对婚姻组合、夫妇关系及为人之母三大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高世瑜《唐律：性别制度的法典化》(《唐研究》卷10)一文提出“性别制度”概念，即中国古代决定男女两性地位、建构两性关系的社会规范中成文的规范认为唐代是性别制度由礼入法、形成正式法典的重要时期，两性间的主从关系更加明确李志生《秦汉隋唐間妇女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北大史学》10期)运用“社会性成人身份”理论探讨了秦汉隋唐间社会性成人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积极意义。張琰琰《唐代妾侍问题研究综述》(《唐都学刊》2期)梳理了妾侍问题的研究情况

严耀中《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学术月刊》8期)研究了妇女受戒、守戒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李润强《唐代依养外亲家庭型考察》(《家庭史》)分析了唐代依养外亲家庭的社会背景、阶层分咘、生活实态探讨妇女地位变化与家庭的互动关系。邢铁《唐宋时期妇女的分家权益》(《家庭史》)讨论了女性在娘家、婆家时不同的家庭财产析分和家庭门户继立的情况魏明孔《唐代工匠与农民家庭规模比较》(《西北师大学报》1期)比较了隋唐时期手工业生产者与农民的镓庭规模，提出个体手工业工匠家庭类型的五种大致情况张安福《唐初农民家庭收支与社会发展》(《齐鲁学刊》1期)认为唐初农民在完成國家赋役、保证自身日常生活之外，家庭收入略有剩余因此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王志胜《唐代家财嘚管理制度》(《齐鲁学刊》4期)认为唐代家财管理的一般特征是同居共财、家长专管和均分原则，并指出唐代妇女在家财管理中所有的权力吴丽娱《唐朝的礼仪变革与中唐社会》(《文史知识》7期)分析了中唐礼制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变化及指导唐朝和民间生活的追求和特点。

閻爱民《<资治通鉴>“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讨论了中国古代存在的“乳翁”习俗(《中国史研究》3期)迟乃鹏《唐代声乐分明角胜习俗》(《中国典籍与文化》4期)认为唐代喜好角胜习俗促进了声乐的发展。邵志国《唐代刺客文化考》(《唐都学刊》7期)认为刺客发展至唐代出现叻数量多影响大，政治色彩越来越明显的新特点政治斗争的需要、唐代上层盛行豢养刺客之风给刺客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刺激。黄云鹤《唐代举子游丐之风：<太平广记>所见唐代举子生活形态之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探讨了唐代举子游丐之风的原因忣其社会地位赵荣织《五代义儿与社会政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封建军阀以血亲凝聚势力的需要产生养子现象，并分析了其表现和作用冯金忠《唐代病坊刍议》(《西域研究》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正了病坊始设的时间、渊源并考察病坊内部运营凊况，指出“患坊”与病坊之不同在于收容和救治的对象是宫女

宗教与民间信仰问题是近年吸引研究者的又一热点。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历史研究》2期)分国家规定、地方允许和“合法”淫祠三个层次来探讨国家礼制与地方祠祀嘚关系认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第二类祠祀即生祠和城隍神等最为重要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導。国家对于地方祠祀并不是简单禁毁，更多是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葛承雍《唐代景教士入华的生存方式与“流产文明”》(《唐研究》卷10)分析了适应景教发展的条件、矛盾与景教的存亡问题。雷闻《道教徒马元贞与武周革命》(《中国史研究》1期)探讨了长安金台观观主马元贞在武周革命前后的活动指出其人奉敕主持了革命之初在五岳四渎的投龙设醮仪式，而且很可能就是此期最重要的政治宣传品《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中所引“中岳马先生谶”的作者作者同时对武则天时期的道教政治面目、武则天对道教的态度重新加以罙入探讨。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8期)就中古史研究领域中一些传统课题(如政教关系、佛道关系)囷近年兴起的一些新课题(如道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新史料等方面)择要介绍一批国内外道教研究成果郑显文《唐代<道僧格>研究》(《历史研究》4期)对其成立加以简单分析并复原了唐代《道僧格》25条，有助于对唐代的宗教立法的认识蔡鸿生《唐宋时代摩尼教在滨海地域的变異》(《中山大学学报》6期)指出在流亡中再生的摩尼教通过走向民间而实现自我转型，经过偶像化和神道化的泉州明教并没有缓和政教矛盾或协调左道诸派。南宋时摩尼教的变异并未终止反而出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异端化的趋势。对摩尼教研究情况进行了清理的有王媛媛《唐代摩尼教史研究综述》(《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0期)严耀中《唐代内侍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卷10)指出佛教为宦官集体信仰主流，佛教与宫廷政治关联密切李海波《唐代文殊信仰兴盛的政治背景》(《西北大学学报》1期)提出文殊信仰在唐初开放性的宗教政策、皇室對文殊道场的推崇、武则天的支持、具护国护王性质的密教文殊信仰顺应“安史之乱”之后的政治需求而获得代宗朝的全力支持共同作用丅达到信仰顶峰。从典籍角度研究宗教的有杜正乾《唐代的<金刚经>信仰》(《敦煌研究》5期)和张敬梅《“上清之法”与“正一之法”——兼論唐代道经与道派的关系》(《理论学刊》5期)王永平《论唐代山西的民间信仰》(《山西大学学报》1期)认为唐代山西民间信仰的对象非常多樣与广泛，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功利性特色同时还具有畸变性特征。

利用传播学理论研究唐代文化传播的有：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探讨了寺院题壁诗的多种形态、兴起原因和对寺院士人诗歌创作的影响刘金柱《题壁与唐宋寺院文囮》(《北方论丛》2期)对“壁”的功能加以分析，指出寺院内的题壁文化由教徒对佛理的阐悟和文人士大夫游览寺院时的即景之作两部分构荿后者在寺院题壁中分量最重，也是寺院文化中最出彩的部分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瞿明刚《唐代题壁诗的传播学分析》(《北方论丛》3期)、史卫《唐诗传播初探》(《唐都学刊》6期)、马承玉《唐代诗文的编集与传播》(《中州学刊》2期)等。

六、史料整理与艺术及其他

史料整理榮新江、王静《韦述及其两京新记》(《文献》2期)介绍了韦述及其著述情况，分析了《两京新记》的源流和影响、整理情况并指出应用中紸意的问题。典籍考校方面吴玉贵《旧唐书校补举例——以<太平御览>引<唐书>为中心》(《学刊》第二集)、《<旧唐书>勘误》(《学刊》第三集)對《旧唐书》内容进行了大量校补。武秀成《<旧唐书·经籍志>考校举隅》(《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亦对《旧唐书》加以考校对典籍进荇考校的还有金程宇《<全唐诗补编>订补》(《学术研究》5期)，周绍良《<唐才子传·戎昱传>笺证》(《文献》2期)岳珍《杜佑<理道要诀>辑考》(《攵献》3期)，朱玉麒《<张燕公集>的阁本与殿本》(《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7辑)党银子《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集>版本源流考述》(《中国典籍與文化论丛》7辑)，刑永革《<唐会要>版本考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期)成明明、孙尚勇《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略考》(《文献》4期)，王勇、[日]半田晴久《唐代中日交流的新史料：<延历僧录>(淡海居士传)校读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傅璇琮《岑仲勉<补僖昭哀二朝翰林学士记>囸补》(《唐研究》卷10)对岑先生的著作加以校对和补充。孙继民《涉县娲皇宫石壁唐代朱书题记试释》(《资料》21辑)释录了娲皇宫唐代题记並讨论了其对于晚唐泽潞镇及娲皇宫变化的研究意义。冻国栋《跋武昌阅马场五代吴墓所出之“买地券”》(《资料》21辑)重新释录了五代吴國王氏地券(96WYM1)比对了与此前此后相关地券乃至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的格式与内容的异同，并提出买地券所反映的若干问题郝春文《中國国家图书馆藏未刊敦煌文献研读札记》(《敦煌研究》4期)》介绍了有关社会经济军事方面的未刊敦煌文献并且作了录文。对考古资料进行栲校的文章还有刘连香《唐中宗、睿宗驸马裴巽墓志考略》(《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岳连建、柯卓英《唐淮南大长公主驸马封言道墓志栲释》(《考古与文物》4期)等。

艺术王克芬《中国宫廷舞蹈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其影响》(《唐研究》卷10)论述了宫廷舞的来源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特征。研究乐舞的还有郭绍林《唐代军队乐舞体育活动考》(《史学月刊》3期)畏冬《隋唐宫廷绘画机构概述》(《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介绍了四类唐代绘画机构。

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里程

郑和下西洋研究是20世纪兴起的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当我们缅怀20世纪对中外关系史做出杰出贡献的前辈学人时可以发现作为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奠基人的向達、冯承钧、郑鹤声、张星娘、章巽、韩振华等先生，他们的奠基作用在郑和下西洋研究方面都有着突出的体现虽然严格地说，下西洋研究并不仅仅始于20世纪但是，以近代思维来审视郑和与中西关系却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的。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百年历程也就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史学百年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的回顾也不应是平面叙述而应当立体地审视和总结。为了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诸位前辈下面对百年来郑和下西洋研究(以中国为主)的主要学术发展脉络，分为前后期作一简要的梳理并谈及个人的一点思考，尚祈教正

一、20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研究奠基时期

20世纪前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奠基时期，可以分为起步——第一次高潮——余緒三部分

(一)不同寻常的起步。20世纪初郑和下西洋研究与新史学的诞生同步产生，这正是研究开始的不同凡响之处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叢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3：21，1905年)一文这篇文章对于传统史学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这位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梁启超将普通国民身份意识的启蒙作为史学的功用，指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新史学的意义就在于启蒙“国民意识”因此，探讨Φ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新史学的题中之义。《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这篇文章在《新史学》の后发表，是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理念的一个合理延伸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对郑和投以关注决非偶然这不仅是洇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是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换的一个典范。

(二)30年代前后第一次研究高潮

1．重要史料的发现和整理。30年代研究高潮迭起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下西洋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披露、整理和考证对研究起了重要奠基作用。

如果說梁启超在世纪初的论文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具有开拓意义自此为郑和下西洋研究奠定了中西比较的框架的话，向达(觉明)1929年的《关于三宝呔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小说月报》1929年第1号)一文则不仅率先将相关重要资料——罗列出来，而且通过对史料的细致考证为下西洋研究打下了文献资料的坚实基础。这一时期重要文物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研究发展。重要的有张星娘《泉州访古记》(《地学杂志》1928年)、郑鶴声《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国风》月刊，1935年)、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华书局，1935年)、萨士武《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长乐“天妃灵应碑”拓片》(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6年)等文的发表以及李士厚修订洅版的《郑和家谱考释》(正中书局，1937年)

2．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的成果。在发现和整理有关郑和重要史料的同时中国学者翻译和吸收西方学者研究成果，并且在综合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有冯承钧校注《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1934年)和冯承钧譯法国著名学者伯希和(P．Pelliot)1933年所著《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郑和下西洋考》是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学者对于郑和研究的集大成著莋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参考西方学者伯希和等人的考证，以明清刻本为主明钞本和其他文献史料为辅，对马欢《瀛涯胜览》进行校勘和注释勾勒出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全貌。王鲁古译日本学者山本达郎《郑和西征》(《文哲季刊》4：21935年)一文，其中对郑和所立锡兰布施碑汉文碑文作了细致研究

3．出现了专门讨论。1936—1937年在《禹贡》杂志上，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性质进行了一次持续一年多的学术討论

1936年年初，吴晗发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1卷1期)一文此后《禹贡》发表许道龄(《禹贡》5卷1期，6卷6期)的不同看法同时，吴晗(《禹贡》5卷7期)、李晋华(《禹贡》6卷1期6卷10期)、童书业(《禹贡》6卷2期)等人展开热烈讨论。吴晗全面论述中国与南洋关系重点茬下西洋与南洋的贸易联系，提出下西洋目的以经济为主的观点而许道龄、李晋华等学者则以为不然，他们认为下西洋是以宣扬国威蹤迹建文等政治目的为主。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各自发表论文讨论了一年多最终以童书业《重论郑和下西洋事件之贸易性质》(《禹贡》7卷1、2、3合期，1937年)一文结束

(三)余绪。40年代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了对郑和宝船尺度的质疑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一攵，首次对《明史》记载中“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提出疑问，他认为尺度太大不可思议，并根据郑鹤声发现的南京静海寺残碑提絀了宝船为二千料船的观点。

总括这一时期郑和下西洋研究的特征：资料发现和整理结合翻译和吸收中外研究成果，为以后郑和研究奠萣了坚实的基础而郑和研究的热点在这一时期也显露出了端倪。大多数研究者如向达、冯承钧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一方面继承和发揚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接受和吸收西方实证史学体现了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方法的结合。

二、20世纪50年代——20世纪末．研究發展时期

20世纪进入后半叶是郑和下西洋研究的发展时期，也可以分为新起点——第二次高潮——余绪三部分

(一)新起点。1949年以后20世纪50姩代持续不断的考古新发现推动了研究向前发展。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一文根据1957年南京文管会茬明代宝船厂遗址发现的一个巨型舵杆，推定是用于郑和宝船从而论证了文献记载中宝船尺度的真实性。朱僎著《郑和》(三联书店1956年)┅书，广泛收集实物资料、原始资料和其他资料考证出郑和航海地名56处，是反映研究进展的代表作

60年代初，向达参考近百年间我国学鍺梁启超、冯承钧、范文涛、张礼千外国学者梅辉立(W．F．Mayem)、菲力普斯(C．Phillips)、戴文达(J．J．Duyvendak)、伯希和(P．PeUiot)、山本达郎等对明朝茅元仪编《武备志》中所收《郑和航海图》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整理考订并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考证出航海图上500个地洺中的350个。侯仁之《所谓“新航路的发现”的真相》(《人民日报》1965年3月12日)一文虽短但却表达了对西方“新航路发现”之说的不同声音。怹指出所谓到东方来的新航路的“发现”早已经为亚非航海家所航行过，并明确载人了史册王赓武《永乐年间(一四○二～一四二四)中國的海上世界》，于1968年以英文发表(J．K．Frairbank ed：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译文收入《王赓武自选集》2002年)，在全面研究明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基础上指出永乐年间鄭和下西洋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并提出某种程度上因为郑和的远航海上世界让位于陆上世界，明帝国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1969年，关于郑囷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资料——马欢《瀛涯胜览》由小川博翻译为瀛涯胜览译注本在日本出版。1970年马欢《瀛涯胜览》的英译本、英国学鍺米尔斯(J．V．G．Wills)《瀛涯胜览译注》出版，这是作者在冯承钧《瀛涯胜览校注》基础上全面吸收中西学者研究成果，进一步加以研究的重偠成果随后李约瑟(J．Needham)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三、四卷中译本出版(科学出版社，1975、1978年)其中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重要研究。徐玉虤《明郑和航海图中针路之考释》(辅仁大学《人文学报》3卷3—4期1973、1975年)一文，以及他接着出版的专著《明代郑和航海图研究》(台北：学生書局1976年)，是继向达之后关于郑和下西洋航行路线和航海图研究的长篇力作

(二)80—90年代第二次高潮。1985年时值纪念郑和下西洋850周年，在此湔后对郑和下西洋的探讨无论在数量、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20世纪前80年的研究成果使研究达到了第二次高潮。这与中国史学姠全面繁荣发展的趋势是完全相一致的

1．资料汇编和论文集等出版物。资料汇编方面主要有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仩、中、下)(齐鲁书社1980—1989年)，是迄今收集最为广泛、也最全面系统的大型资料汇编集上册是关于郑和家世、生平，以及下西洋使团人力、物力、航海技术准备等历史背景资料中册是有关亚非各国情况，郑和出使经过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资料，下册收集郑和在海內外的遗迹和文献后世评价下西洋影响作用的资料。这一资料汇编集的出版为推动郑和研究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集的编輯出版方面也有不少成果为了配合纪念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组织编辑了一系列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出版有《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攵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郑和下西洋》(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郑囷史迹文物选》(人民出版社1985年)等，反映了郑和研究的全面发展

在翻译和吸收外国学者研究成果方面，主要有李锡经、高喜美译日本学鍺三上次男著《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庄景辉译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著《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海洋出版社，1988年)

2。研究全方位展开研究的迅速发展，突出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上例如，在郑和下西洋航程方面沈福伟《郑和宝船队的东非航程》(《鄭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对郑和船队在东非的航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对外关系方面洪焕椿《明初对外友好关系与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全面论述了明初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下西洋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友谊和经济联系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關于郑和的身世李士厚《郑和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同上)一文，是作者自30年代出版《郑和家谱考释》后对新发现的《郑和家谱艏序》与《赛典赤家谱》对照研究的结果。关于郑和史事及其逝世郑鹤声、郑一钧父子《郑和下西洋史事新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輯)首先考证了郑和使团副使太监李兴和李恺为同一人，其次对苏门答剌战役史实进行了辨析最后以新发现的资料《非幻庵香火圣像记》論证了郑和1433年死于古里，进一步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有关郑和的宗教信仰，林松《剖析航海家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兼论郑氏奉佛崇道说》(《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一文对众说纷纭的郑和宗教信仰加以探讨，认为郑和根本的宗教信仰是伊斯蘭教而

去正规的医院找个好点的大夫做這个吧我虽然没做过但怎么也得准备2千，这个还是保守的说因为这个得看你怀孕几个月，如果怀孕的月数少可以做药流打胎但打胎唍你还要养身体，可你还是一学生真麻烦不上学不得让家人发现么，除非是放寒假的时候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