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眼中的世界，与孩子眼中的世界 - 简书
大人眼中的世界，与孩子眼中的世界
不止一次，我的父母和我说过:“你还小，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你不懂……”今天，我再一次听见，却不是从我的父母之口，而仅仅是从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不太讲道理”的大人口中。这令我开始不解。那句话，并不是对我说的，而是对另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子。那个女生，很礼貌，但她有一个冲动的姐姐，一个派不上什么用的姐夫。另一边是三个大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我住的不是什么大城市，那个女孩似乎也是这样，所以一放学，他们一行人就准备早早回家。但，却在一瞬间，她的姐夫倒车时，撞到了后面的车。我在一旁的公交车站等车，所以我也清楚的看到，并没有出大事，就连刮痕都是几乎没有的事。那三个大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向那个女生的姐夫索要了赔偿，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然而，那三个大人却突然拦住他们，不让他们走，要求立刻就去对车进行检查。女生很急，我听到她一再向那三人道歉，并抱歉的告诉他们希望下次再约时间，今天他们还要先回家，家里因为过年都赶着回老家，实在是事情太多，实在是有急事，希望他们理解。女生的言辞无一不是十分礼貌的。女生的姐姐情绪很激动，说话声音很大，但也绝没有一句脏话。正相反，那个男人的声音更大，而且时不时一句脏话，一次次表现出他对这几个年轻人的鄙视。尽管并不关我的事，却真的忍不住想质问他，他凭什么看不起年轻人？女生的姐姐在和男人吵架，女生无法，只好与那两个女人交谈，希望她们能与她好好沟通。那个女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必须立刻去，说那里很近，不会太麻烦，有这个时间吵架还不如快去帮他们修车。女生言辞依旧礼貌，在纸上写了电话，写了身份证号码，双手交给那两个女人，用柔和的声音说着抱歉，希望他们体谅，希望能先定下时间，让他们先回去。我听出来，女生的喉咙有些沙哑，似乎是感冒，喉咙不舒服的样子。女人没有接那张纸，只是皱着眉头挥手，告诉她说接下来一年，他们一点时间都没有，让女生别烦，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不要来掺和大人的事。我看到女生缓缓放下了手中的纸，看到她的眼中有泪水却强忍着没哭出来。突然间我开始不明白——不要掺和大人的事？那么现在大人的事到底指的又是什么事呢？在这里，这些所谓的大人们。凭着路人的身份，在一旁看戏，没有人上前劝阻，也没有人报警。在这里，这些所谓的大人们凭着“受害者”的身份，一再提出强迫性的要求，并且大骂脏话，一再质问对方态度问题，却不管不顾自己的态度有多不好。在这里，这些所谓的大人们凭着“本已经说好让你定时间”一句话，与对方吵起架来，却始终没有给出解决方法。只有那个女孩，不断在想办法，帮对方想办法；不断询问对方时间可不可以；不断将就对方，因为她觉得他们自己确实有错。于此同时还要拉住自己冲动的姐姐。“你个小孩子懂什么，这是大人的事情，你一个小孩子烦什么烦。”我突然很气愤。是的，大人们经历的比我们孩子更多，看的也更多。这是孩子们要向大人们学习并且敬佩大人的地方。但这却绝不能是大人看不起孩子的原因！最终这件事还是定下了一个时间，因为女孩的姐姐报警了。警察来的时候，女生把所有事情都与警察交代了，完全没有添油加醋。而那个男人，在刚刚骂完女孩和她的姐姐后，看到警察却笑的开心极了，处处表示理解，没关系。我惊呆了——刚刚的他绝不是这样的。我突然觉得人真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人的一举一动，都会伴随着一种叫做身份的东西。对那个男人来说，女生和她的姐姐是一种身份比不上他的人，所以他就可以大声吼叫，句句脏话。而警察是一种身份比他厉害的人，所以他就可以笑的如花灿烂，不断的表现出他的大度。如果之前他们不这么大吵大闹，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会吵起来呢？如果之前他们都可以为对方想想，那么他们有为什么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呢？我突然不太懂，大人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孩子，每个人都要接受教育。学校禁止打架斗殴，禁止一切不好的行为，更甚至不允许学生们因为吵架而出什么事情。所以孩子们不论遇到什么事，大多都更偏向于解决方法，而非吵架。孩子们不被允许说脏话，所以孩子们的语言绝不会出现句句脏话的现象，除非是家长给孩子做了不好的榜样。因此，孩子们的吵架，看起来也不会那么像吵架，而更偏向于理论，如若发现对方说服自己，即使尴尬一些，却也会自己承认错误。但孩子们活的也并不像家长所想的那么快乐，孩子们除了学习，在人际关系上也必须恰当处理。其中自然也就免不了一些面子，利益上的问题。也许有大人说，一个小孩子不要想太多了，孩子就是单纯可爱的，哪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其实并不然。就像孩子没有体验过大人的生活一样，大人们也没真正体验过这个时代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人与人的不同，同学中也会产生摩擦，也会有不快的事情。男生要看一些有着所谓“公主病”的女生的脸色，不然那些女生闹起来，就会弄得自己很没面子，让自己很尴尬。女生之中免不了勾心斗角，也许上一秒还笑的很开心，认为对方是自己的好闺蜜，下一秒却已经向另一个人说起她的坏话，说起怎么讨厌她。学校就像一个小小的社会，那里充满了更多极端情绪的人，所以同学之间处理问题更是小心翼翼。同时还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断逼迫自己变得坚强，不去理会那些流言蜚语，即使自己一个人偷着哭泣也不能让同学看到，以免自己被人看成软弱……这就是学校，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这就是孩子们接受的教育。然而经过这件事，我突然觉得，是否有些东西，这些所谓的大人们还需要向孩子学习。比如最平常的生活素养，说话方式等。这是我在一个大城市看到的。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还好我不是大城市的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市民在，中国才会一再被外国人耻笑！也就是因为有这样没有素养的人，中国人才会不断在他国惹出各种各样丢人的事情！身为一个学生，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大人的生活。可能有人认为我在胡说八道，但我只能说，时代在进化，人也在不断变化。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大人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所谓大人的世界就是像那些人一样。对不起，我宁愿永远活在我这个所谓孩子的世界里。
我是个喜欢安静而又喜欢吐槽的矛盾者，但我始终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矛盾的不仅仅是我
书路——荆棘鸟 请帮忙点击上图，不影响您浏览 荆棘鸟 作者：【澳】考琳·麦卡洛 内容简介 这本书是一部澳大利亚的家世小说，以女主人公梅吉与神父拉尔夫的爱情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克利里一家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年富力强的神父一心向往罗马教廷的权力，但他却爱上...
去年平安夜之前的一天，我给死党李尖尖用笔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是用碳素钢笔写的，我知道在这个网络忽悠人的时代，我们离可爱的传统已经越来越远了。死党是我玩了三年的闺蜜，他在乌鲁木齐一家房地产做职业顾问，业绩不错，凭了那一张能把死人住过的房子顺利卖出去的巧嘴之外，最主要的是...
因为周遭的婚姻变数，估计也有自身的不定因素，焕青告诉我最近很想看《围城》，电话里问我怎么样，好看吗？ 我还真没看过，但这不怪我，要怪就怪书太出名了，特别那句“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 经典注解更是一语道破。除此之外，就是文字层面的享受。 在电话上，我就说你就别看了，...
当人缺钱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疯狗一样，看见谁都会上去扑上去就咬的 也许在学校里的我，第一次感觉到那么的无力，为了借钱，怎样都可以，真的是可以做到，为了钱，真的可以低三下四的去求别人，即使以前感觉到关系并不是太好，都会想打电话，问问别人，有钱吗，可以借钱吗 现在的我，真的想说没...
小孩子，盼着快点长大。 以为长大后，就可以自由翱翔。 长大后，才发现，小时候才是最自在的时光。 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三十岁是个很遥远的距离。 二十岁的时候，觉得四十岁已经老了。 三十几岁的时候，觉得还好，还好，不算太老。 四十几岁的时候，觉得二十岁仿佛还是昨日。 年轮走过一圈...
找一个理由，和战友见一面，不为别的，只想一起怀念过去的岁月，一口老酒、一声老哥，热泪盈眶。
找一个理由，去和战友见一面，不管混得好还是混得孬，只想看看彼此，一声战友，一份关切，情谊绵长。
找一个理由，去见一见战友，时间一年又...
查看版本 cat /etc/issue 重置root密码 sudo passwd root 删除文件：rm 文件名 删除文件夹：rm -r 文件夹名孩子脚踝被摩托车绞断 湖北一周连发三起_新浪湖北_新浪网
　　春节假期开始了，不少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们出去走亲访友，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年难得的愉快日子。
　　但是，小编在此要提醒各位家长，千万别忽视孩子的安全。尤其是在老家带着孩子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时候。
　　孩童坐摩托车 脚跟腱被绞断
　　飞飞家住蕲春，前两天，爸爸骑着摩托车带他出门，飞飞坐在爸爸后面，但在经过一个下坡的时候，爸爸突然觉得车子跑得有点不太正常。
　　当时爸爸也没有在意，等到下坡走完之后他才惊恐的发现，飞飞的整个脚都绞进了车轮，脚踝都出血了。
　　当飞飞被送进医院后，医生给出的结论更令人心痛：飞飞的脚跟皮肤都绞碎了，跟腱绞断了，跟骨绞骨折了。
　　医生介绍：飞飞后续还要再接受两次跟腱修复和植皮手术，一次意外给孩子带来了不小的折磨。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家住仙桃的鹏鹏也是在坐摩托车时，突发意外。
　　鹏鹏的爸爸骑摩托车带鹏鹏去理发，突然鹏鹏喊腿疼。爸爸赶紧停车一看：孩子的后脚跟绞到摩托车里面了，幸亏车速不快，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仅仅这一周就收到三例被电动车、摩托车绞伤脚踝的孩子，明显高于上个月。这主要是由于孩子们已经放假，加之春节临近，不少家长都带着孩子外出走亲访友。不当使用交通工具为孩子受伤埋下了隐患。
　　医生提醒各位家长：电动车、摩托车后座是不能坐小孩的。小孩子天性好动，腿脚很容易绞入车轮受伤。
　　除了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会使孩子受伤之外，春节期间，孩子的出行、玩耍、饮食等，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安全隐患。家长们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防止鞭炮炸伤
　　o告诉孩子要远离燃放的烟花爆竹，多普及烟花爆竹的危险。
　　o不在室内或易燃物附近燃放烟花爆竹，尤其是农村裸露在外面的电线。
　　o小心保存，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
　　o不要把点燃后的鞭炮随意乱扔，尤其是人群或是下水道井盖等地。
　　o不让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燃放烟花爆竹
　　o购买安全合格的烟花爆竹
　　注意乘车安全
　　o给孩子正确使用儿童座椅。
　　o禁止手抱孩子坐在副驾驶座上，交通法也不是不允许的噢。
　　o乘飞机起飞降落时尽量哄孩子睡觉，或是喂些水，减少对耳膜的伤害。
　　o车站、机场、旅途中看护好孩子，不要把身体探出窗外。
　　o不要在车内玩尖利坚硬的玩具，以妨紧急刹车被戳到。
　　o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孩子一个人独自留在车内。
　　o自驾的家长注意控制好时速，严格遵守交通安全。
　　防止孩子被拐走失
　　春节期间人流量大，尤其是庙会、表演、舞龙这种传统项目非常集中，大人们非常喜欢去凑个热闹，感受节日氛围等。
　　孩子脚踝被摩托车绞断 湖北一周连发三起
　　o人多时，尽量不要让孩子单独行走，牵好手或是背垮防丢失包包。
　　o逛商场时，不要让孩子乱走乱窜，乘坐自动扶梯要牵牢，最好乘坐升降梯。
　　o挑选商品时，交待同行的人看好孩子，切忌出现你以为她看着，她以为你在看护的情况，及时沟通，不要让孩子脱离自己的视线。
　　o游园时，防止贪玩走失。另外去人流密集的地方最好佩戴口罩。
　　春节本是幸福温暖的节日，千万别因为疏忽大意给孩子带来痛苦，家长们一定要千万注意！
01-29 08:39|分享
01-29 07:16|分享
01-29 07:13|分享
01-28 10:21|分享
01-28 09:14|分享
01-28 09:09|分享
01-28 08:50|分享
01-28 07:42|分享
01-28 07:31|分享
01-28 07:28|分享
新浪地方站　　前言：　　德国诗人歌德云：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野火春风》是我正在写作的自传体回忆录，似可当小说读，因为生活有时比虚构的小说更加精彩。但绝非小说，因为她几乎是照着日记写下的，除了当兵前的日记已经烟消云散，我几十年所经历的包括上达庙堂，下至草民，宏观国事，微观民生，个人浮沉，他人言行等等一地鸡毛的人间故事，均来自我至今保留着的35本日记。鲁迅先生说翻开中国历史一查，只发现两个字：吃人。我翻阅自己的日记本，也发现两个字：怪诞。衍生成四个字即荒诞离奇：荒诞的人生、荒诞的环境、荒诞的家国；离奇的人事、离奇的社会、离奇的历史。过往年代的爱恨情仇、喜乐悲苦、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谎言、人性之善恶、忠诚与密告、潜伏与被潜伏、商场无间道、官商勾连之陷阱，几百个故事纷至沓来……年逾花甲，追忆万花筒似的光怪陆离的人间故事，映射了个人经历与家国面目，自有一番辛酸苦辣在心头。为了阅读之愉悦，我自然做了必要的文学修饰。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严格遵守非虚构原则，不敢有丝毫的杜撰。每当夜深人静开始敲击键盘，我就沉浸在往昔的莫名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我的心情如过山车似的忽高忽底又哭又笑，常有泪珠在眼眶滴滴欲坠。　　今日重阳，九九登高。且将我的写作，作为人生的又一次登高吧。即日起，我将陆续贴上不会被“河蟹”的部分章节，首次上天涯，请多关照。　　童年时光（1953年11月——1961年8月）　　第一章
浦东：生命的起点　　1、感谢上帝眷顾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孩提时每每读到白居易的这句诗，幼小的心灵便会为小草感到无比的伤心，嫩嫩的、绿绿的小草怎么这么短寿？及至长大成人，在经历了太多的生死离别，感受了太多的人生苦痛后，我却为小草的一生感到羡慕与敬佩：来的可爱，去的庄严，一生绿绿葱葱，万分诗情画意。而我们人类呢，来时自哭，走时人哭，一生忙忙碌碌，万分辛苦劳顿。　　尤其让我们人类汗颜的是小草的生命是完整无缺的，犹如一曲流畅的牧笛。而我们人的生命却是支离破碎的，是用每个昼夜的生与死链接起来的。或许正是这种生命的方式决定了人的一生会有无穷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大智大愚，就连那些影响历史进程的政治家也会闹出许多矛盾百出有悖常理的言行。我一直认为死亡并不可怕，其实我们人类每天都要经历一次死亡，每天都不知道明天的太阳是否照样升起。我甚至祈祷上帝，当这个世界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让我在任何一个夜晚长眠不起。有人质疑，我就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话回应：我思，故我在。人一旦入睡就没有了思想，没有思想的人难道还存在生命么？　　小草秋枯春荣，岁岁循环，生生不已，但是一到来年，不管烈火怎样无情地焚烧，只要春风一吹，又是遍地青青满眼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我们人类却无法死而复生。所以，我说人不如草，一天一枯荣。我的生命也大抵如此，充满了悲喜。　　我生于1953年11月末。我一来到这个世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脸盘上镶嵌着的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作为父亲的长子，母亲的六儿，他们给我起名“汪青”，一汪清水的含义，附庸风雅很有诗意吧，也谐音延续了同母异父哥哥们的“卿”字。我姓石，名中有汪，长大通报姓名，常有自以为聪明的人马上说“哦，你爸姓石，你妈姓汪。”也怪不得他人，“汪”字原是百家姓之一，如李白诗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的汪伦，清末因行刺摄政王失败被关进大牢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兆铭，还有原上海市长汪道涵、现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等，少有人用作名字的。40年后有算命先生说我时辰八字缺木，名字又多水，所以与木头打交道顺利，开酒店与酒水同流合污犯冲。我生在冬天，60年前的冬季真正是天寒地冻，地球上的气候尚未变暖，大多数南方人也没有现在已经普及的暖气空调，家中取暖多把煤球炉拧屋里一搁，门和窗户留些缝隙以便通风既可——彼时的上海真正是君子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除了一身空皮囊没有浮财让小偷惦记，受农民意识多子多福影响的伟大领袖正发动人民大批一个姓马的人，号召多生多育，许多家庭都是“光荣妈妈”之家，屋里几乎窝着一个班的人，绝少倾巢出动。邻居们抬头不见低头见，远亲不如近邻，陌生人一进来就像鬼子进村迎面全是警惕的眼睛，小偷绝无可趁之机，不像现在独门独户住了多少年都叫不出邻居的姓名，所以一般家庭都不装门锁，晚上睡觉把门用插销插住或放一只凳子椅子倚靠着房门即可。　　一个多月后，我的生命之花险些枯萎。那天夜里上海天气零下8度，妈妈照例把煤秋炉拧屋里一搁，不知哪根神经糊涂了，没有留门缝，插住门后插销，就睡下了。半夜2点，做中班回家的父亲怎么敲门都不见妈妈开门，心知不妙，硬是一脚踹开房门冲进屋里，只见满屋子的哥哥姐姐和妈妈一个个活像死鱼嘴吐白沫不省人事。抵抗力和人的年岁成正比，我最幼小自然煤气中毒最重，全家人送到附近东昌路善堂路上的浦东第三医院，据说我被医院的郭院长抢救了7天7夜，一颗幼小的花蕾总算没有夭折！　　到我满一周岁后的两个月，正逢除夕夜，我的生命之花又一次遭受摧残。　　大姐大我十岁，那时我刚学会走路。我们19弄是苏联援建的公寓，尖顶红瓦，每层四户共三层12户人家，每家都有配备碗橱、煤球柜的公用厨房、卫生间和带浴缸的洗澡间，外面还有个带水池的大晒台，居住条件虽然达不到彼时政府宣称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社会标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属“高档住宅”。从我家到厨房的走道呈L型约有8米距离。刚会走路的小孩子，在热闹的除夕夜，最喜欢“虬闹猛”，我屋里屋外满世界走，刚跑到L型拐角处，大姐拎着一只灌满沸水的热水瓶迎面撞到了我，热水瓶立刻倾翻，滚烫的开水如瀑布般洒在我左背上，剧烈的刺痛使我杀猪似地大叫，凄厉的嚎叫声把大姐吓晕，父母亲赶紧跑来，泼水难收，一切都晚了。据说送到第三医院抢救了10天总算保住了小命，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脸没有破相，只在左背上烙下了一块巴掌大的伤疤。世界真小，50年后结识上海大世界对面的原红光医院郭岗医生，才知当年救了我两次性命的郭院长就是他的父亲——原来这家医院是他家的私人诊所，49年后被政府公私合营了。　　如此这般的摧残，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还发生过多次，只能说我的命大。　　去年读百岁老人著名学者周有光的《我的人生故事》，有人问他长寿秘诀，周老幽默地回答道：“上帝太忙，把我忘了。”在此借用下，我的人生能延续至今60年，生命之花依然璀璨，各类器官零件均能正常运转，实在要感恩上帝慈悲不让我去天堂报到。
楼主发言：996次 发图：0张 | 更多
　　2、陆家嘴往昔　　我们19弄属黄浦区崂山街道，位于崂山西路与栖霞路之间，离浦东中心医院（即现在的东方医院）很近。崂山新村名是依据崂山路而来，上海的新村名大抵来源于近旁的道路名。原来的崂山路分为东路、西路，不明底细的人走在路上想找到目标常常摸不着头脑。因为上海的道路不管东西向还是南北向，大都是在一条路上分成东路西路或南路北路——如南京路一条道分成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西藏路一条道分成西藏南路、西藏中路和西藏北路——而崂山东路和崂山西路却是两条并行的道路，中间隔着其它小区。1987年夏季，我的新疆战友张春生（其兄是文革中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从东北来沪看我，在崂山西路上走过去走过来，怎么也找不着我刚迁至崂山东路的家。彼时也没有手机、寻呼机可供联络，东问西问，“费了老鼻子劲”（他的东北话）才找到我家。20多年前浦东开发，政府取消了崂山西路名，改称南泉北路，原先的崂山东路去掉一个东字，叫做崂山路。　　上海的街道通常用中国的省份和城市来命名：南北纵向通常以省份名命名，东西横向用城市名命名。如南北向的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浙江路、西藏路等；东西向的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延安路等。上海的地名就如一幅中国地图。说来有趣，把中国的地图套在上海的地名上，据说是1862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城市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各国争执不休都要保留自己的街道名。英国领事麦华陀想了个主意，制定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谁都别争，就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于是上海街道名就像一幅摊开的中国地图。台湾的台北地名命名的更仔细更精确，以南北向的中山路和东西向的忠孝路为一个十字坐标，划分出上下左右四块，左上那一块的街道，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右上那一块的街道，以中国地理上的东北城市为名，左下那一块，是中国的西南，右下那一块，是中国的东南。如果熟悉中国地图就可按图索骥，找成都路、贵阳路就往西南去，找长春路、吉林路就到东北角，找绍兴路、宁波街就朝东南走，找兰州路、哈密街就到西北方向。我们浦东呢？只要对中国山东有所知晓，就会发现浦东的道路名几乎都是山东各地的县名，什么招远路、即墨路、昌邑路、乳山路、崂山路、临沂路、枣庄路、文登路（浦东开发后嫌文登路名不雅遂改称东方路）等等。据传上海解放初期负责浦东市政规划的是一批山东南下干部，或许是想念家乡，便就地取材把浦东的道路都冠以山东老家的地名“望梅止渴”。　　十几年前，崂山新村街道取消，改称陆家嘴街道，傍上了“大款”，因为浦东开发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陆家嘴是上海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是上海的金融中心，矗立着几十幢摩天大楼，有许多世界500强企业在大楼里办公。在我儿时，浦东却是一派说城市不像城市，说农村不像农村的景象，通公共汽车的道路仅有浦东大道和浦东南路两条，公交车只有81路、82路、85路、86路四条线路——彼时中国缺乏石油，每辆公交车顶上都背着一个大煤气包，犹如一只大乌龟——最高的建筑是浦东南路东昌路口消防队的瞭望塔，楼高8层约25米。19弄的居民主要是海运局、远洋公司、港务局、长航局的职工，全是和水打交道的单位。人员祖籍来自五湖四海，几乎涵盖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内蒙以外的所有省份，尤以江浙人居多。小区由竹篱笆围住，约有20几栋三层楼，尖顶红瓦。院子里栽满了柳树、桑树、桃树与高大的悬铃木，满眼绿意葱茏——近年有事去浦东，常会不由自主的拐到19弄看看，儿时的印象已不复存在，三楼加高至五层，空间感大幅缩水，小区里的树木几乎荡然无存——彼时最有趣的明明是上海市黄浦区户籍，就像美国印第安人原住民，去浦西我们叫去上海，自己不把自己当上海人看，自嘲是“上海市黄浦二区”（彼时黄浦区分浦西浦东两块，浦东还有南市区、杨浦区的部分地块，现在都叫浦东新区了）。彼时上海如一头睡着了的狮子，没有地铁、没有隧道、没有大桥，60年代前去浦西要坐木制舢板船，每次过江都要小心翼翼牵着船夫伸来的竹竿爬上舢板船，一不留心就会掉进黄浦江。　　但是，崂山地区彼时却是浦东最繁华的文化和商业中心，浦东唯一的工人俱乐部，很气派的东昌电影院，二层楼的崂山商场和菜市场以及我的母校——崂山路小学都在附近，离我家仅一步之遥。更重要的是崂山地区是我儿时的天堂，看电影、看演出、看小人书、打气枪、去菜场排队买菜、捡拾发潮水飘散四处的瓜果、有了钱就去商场买盐津枣、和小朋友打斗玩耍，当然还有我的小学生活，无数故事都在这块巴掌大的土地上演绎。
　　3、儿时的“伊迪园”　　离我家最近的是东昌电影院，和19弄仅隔着一条崂山西路。电影院坐南朝北，和浦东工人俱乐部相互守望，当中是一块长200米宽30米的绿化带。西边是崂山商场，拐个弯进去是菜场；东边是我后来就读的崂山路小学。每逢东昌电影院放映新片，我总能先睹为快，因为我是父亲的长子且老来得子，要钱方便，电影票通常1至2毛钱。50年代中国还没有大革文化命，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击胡风反党集团、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打倒彭德怀张闻天等走马灯似的运动，虽已深海静流着未来中国大乱的暗潮，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小屁孩没有什么触及，尽管58年跟着妈妈去浦东大道六号桥大炼钢铁，也权　　权当参加一场盛大的游戏而已。彼时中国文化很繁荣，30年代以来的电影如《乌鸦与麻雀》、《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羊城暗哨》、《渡江侦察记》等连轴放映，都是我喜欢看的电影。东昌电影院彼时还有围墙，围墙两侧是一长排报廊，上海的大报小报如《文汇报》、《解放日报》、《青年报》、《文艺报》、《少年报》等数十种报纸均及时更新。我四、五岁后在爸爸和哥哥姐姐的教导下，已经认识很多字，通常的看书阅报没有障碍，特别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杂文和插图漫画。电影和书报为我儿时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也为我后来一上学当干部、参加上海美术培训班举办个人画展、进中学创办战地黄花评论组、到新疆部队从事新闻报道与杂文写作、文革后考上华师大中文系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知识越多越反动”，也为我后来舞文弄墨结识几位著名作家、鼓吹台湾作家柏杨的酱缸文化、在学校公开演讲反腐败、不留神闹出所谓的桃色绯闻被领导抓住小辫子上纲上线，再后来以莫须有罪名险些开除我党籍埋下了伏笔。
　　东昌电影院的南边有一大片荒地，19弄不少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农场”，我家也有一小块自留地，种着高粱和一些丝瓜、番茄等菜蔬。奇怪吧，大上海居民还有自留地？这一要感谢彼时浦东没有改革开放，到处是荒山野冢、池塘小河，甚至还有49年前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碉堡；二要佩服人在饿肚子时的穷极思变，只要不饿死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都敢干。三年困难时期，上面只顾着反右倾斗彭德怀，只想着支援亚非拉维护大国形象而不顾民生，也没有后来遭民众诟病的城管。因此，市民们就学当年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私自圈地种菜，以瓜菜来填饱肚子。　　记得60年夏的一天下午，彼时正是最困难时期，我7岁已经懂事了，跟着爸爸去自留地里劳作了一会儿，就嚷着要去俱乐部玩，爸爸看看高粱红了，本想马上收割，做一些高粱面饼子给全家人填饱肚子，只好说“好吧，我们明天来收割。”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过去一看，一簇簇高粱只剩下一根根竿茎，头上的高粱穗子不翼而飞，我难过地哭了——我哭不是喜欢吃高粱面饼子，那红的像猪肝似的高粱面饼子吃在嘴里糙得像沙子，绝不比大米白面好吃。我哭是因为自家辛勤一夏的东西被人可恶的偷走了——我气愤的要去割别人家的高粱穗子来堤内损失堤外补，爸爸不允，叹了口气说：“人家没有了，也要难过的。”父亲是个正派厚道的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从不占别人的便宜。
　　东昌电影院的西边是彼时浦东最大的崂山商场，上下两层，一楼卖食品小吃，二楼卖布匹衣物。我有了钱就往崂山商场一楼跑，木架玻璃柜台里有着琳琅满目的各种食物，小孩最爱台香橄榄、盐津枣、蜜饯和水果糖。除了物质吸引，还有三个场景至今在脑海里挥之不去：一是柜台上方牵着两根铁丝，顾客买东西，营业员收了钞票往铁丝上吊着的夹子一夹，“嗖”一声滑到商场中央的收银处，过一会，又听一声“嗖”，收银员把发票和找头弹了回来。二是大热天商场屋顶一排用绳子牵挂着1米见方的硬纸板做的人工大风扇，有专人来回拉动鼓起一阵阵凉风给顾客降温。三是商场里贴满标语口号，什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吃小亏赚大便宜”等等，后来知道后面两句口号均来自刘主席——彼时家里都挂着毛、刘两位主席的画像，就像天上悬着两个太阳。不知道后来毛发动文革打倒刘是否因为嫉恨这一违反自然的景象？
　　浦东工人俱乐部（现在叫浦东文化馆，也是91年浦东开发办公室最早的办公所在地）是浦东唯一的一家大型文化娱乐场所，中间是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剧场，两侧各有一个可容纳两三百人的小剧场。一楼有乒乓室、绘画室、游戏室、练琴房；二楼还有图书室、舞厅等。俱乐部的院子内还有溜冰场、马戏场、花园长廊。每到礼拜天，父亲有空就会带我过来玩。彼时的中国铜臭味不浓，文化单位还没有一切向钱看，俱乐部不收门票，凭工会会员证可带一个小孩进去。除了看戏看电影，我常去绘画室画画去游戏室玩耍去图书馆看通俗小人书，有时也去练琴房看二哥拉手风琴，哦，二哥的手风琴口琴都很在行，还是俱乐部合唱团团员，用现在话说是个地道的文艺青年。59年二哥当兵，63年复原回来去上海工具厂工作住单位宿舍后就很少来俱乐部了。彼时的浦东工人俱乐部，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动，在一个几岁小孩的眼里，简直就是希伯来人《旧约》中一个宁静和平的伊迪园。
　　4、“上海曲西”与“野蛮小鬼”　　黄浦二区是相对于黄浦区的浦西地块而言，属地理范畴，但是从人文概念出发分为一区二区也无不可。黄浦二区中心就是现在举世闻名的陆家嘴金融区，毗邻黄浦江。彼时陆家嘴还没有东方明珠电视塔，原址是浦东公园；也没有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和正大广场及滨江大道，原址是上玩一厂钢球厂烟草机械厂立新船厂等第二产业；更没有陆家嘴绿地和环绕四周的高楼大厦，原址是国棉十厂利华造纸厂和一大片低矮的棚户区。从19弄步行到黄浦江边只需十分钟，300米宽的江对岸就是繁华的外滩万国建筑群。　　或许姓名中水多，我从小喜欢戏水，常常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到黄浦江边摸螃蟹捉泥鳅，很快学会了游泳。站在陆家嘴黄浦江边眺望外滩，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像托尔斯泰笔下描绘的俄罗斯森林，大厦群里一条条马路就像森林中的山间小径，我们这些“野蛮小鬼”被阳光晒得活像一条条黑泥鳅四处乱窜。到了夏天暑假，从黄浦一区到浦东玩耍经过19弄的同龄人，比我们黄浦二区的人脸皮白皙得多，如同白色人种，穿着西装短裤和尼龙丝袜子，一副公子哥模样。彼时我们把浦西来的人叫做“上海曲西”——这个词没有收入词典，我也不知道确切含义，大约就是瞧不起人的贬义词吧。碰到有点血气的“上海曲西”就回骂我们是“野蛮小鬼”，双方一言不合就拳脚相交大打出手，结果可想而知，每次都是“上海曲西”落荒而逃，我们大胜而归，原因很简单，我们“野蛮小鬼”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上海曲西”到浦东主要是去离19弄不远的洋泾苗圃采摘桑叶喂蚕宝宝，因为黄浦一区都是水泥建筑森林，马路两旁都是外国人种的法国梧桐树没有桑树。我小时候也养蚕宝宝，看着蚕宝宝一粒粒撒仔、化作白胖胖的蚕蛹很是有趣。几乎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喜欢养蚕宝宝，但养的人多了，19弄和附近荒地里的桑树供不应求，蚕宝宝就会发生生存危机。蚕宝宝不像人可以实行计划性的“票证供应”，那就要到洋泾苗圃去搞了。洋泾苗圃离19弄三里路，是彼时浦东的一个大型苗圃，毗邻久安公墓（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些坟墓里的冤魂不知被上面乔迁何处？），苗圃中有大片的桑树林，可是经不起黄浦一区二区的“上海曲西”和“野蛮小鬼”联合采摘，为了保护桑树不受破坏，苗圃领导就加派人手加紧巡视。
　　记得是60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翻越墙篱笆进入苗圃，刚采摘一会，就见两个纠察疾步跑来，其他几人见势不妙赶紧翻墙逃走，我成了他们的俘虏。纠察看着我小小的个子、恐慌的大眼犯了愁：打我一顿怕出人命——彼时中国人的人性未泯，不像现在常常发生些莫名其妙的死法；叫我罚款也没钱。我有小聪明，每逢出去做“野蛮”事情，都把项圈和手链脚链摘下放家里——其中一人就出了个“馊主意”给了我记忆一生的处罚，他恶声恶气地说：　　“把迭只小赤佬屁股上忒点柏油，看伊今后还敢勿敢来！”　　于是，这两个纠察扒下我的裤子，把我摁下身屁股朝天，抄起笤帚在我屁股上涂上了一层黑呼呼的柏油。那个狼狈样我终身忘记不了。不敢这样回家，就坐在农田边上把屁股在泥土里来回蹭来回磨去除污渍，细皮嫩肉经受不了如此“磨练”都破了皮渗出了血。悄悄回到家想蒙混过关，没想到妈妈守株待兔把我一顿痛打——原来逃回家的小伙伴已把这事传得沸沸扬扬，纠察“行刑”时，他们就在篱笆外贼头贼脑围观呢。　　除了养蚕宝宝，我还喜欢跟着大人去杨高路两边的小河“拷帮头”捉鱼虾。所谓“拷帮头”就是把小河两头用泥土堵上把水排掉，“图穷匕首见”、“河枯鱼虾现”，活奔乱跳的鱼虾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有一次，我的双脚踩在河床泥土里被水草缠住了，越陷越深差点沉到水底还吃了几口水，幸亏几个大人慈悲为怀，伸出援手把我救了上来。儿时类似这样的险境不知有多少，感谢上帝眷顾不要我过早去天堂报到。
　　我自幼顽皮好动自恃聪明，有时很有天分，有时很是愚蠢，有时又很疯狂，一如彼时的社会彼时的领导人，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钦佩令人讥讽又令人斥责的事情。　　我小时候“眼虎”特准是个天分——“眼虎”即普通话所称的“眼力”。　　文革前，东昌电影院和工人俱乐部附近区域是小孩们的“伊迪园”，彼时不像现在的小青年都窝在家里玩电脑看电视做一个“沙发土豆”，我们喜欢玩抓强盗、斗鸡、滚铁圈、放风筝、捉蟋蟀、摸螃蟹、粘“爷壶子”（即蝉），都在野外活动，所以叫“野蛮小鬼”。电影院附近小贩众多，摆小人书地摊的、卖各种小吃的、兜售各种手工品的，还有套圈圈打气枪的，甚至在电影院东侧广场时不时有河南、山东等地过来表演杂耍和马戏的。儿时的我以为世界就这么大，难怪我会把二楼的茅伯伯喊作“毛主席”，把他家当做音乐圣殿了。除了肚子饿或嘴巴馋买些吃的或看看小人书，我还喜欢打气枪套圈圈，特别是打气枪。所谓打气枪就是离开三米远，用气枪瞄准前面的一个架子中摆放的飞机、大炮、兵舰和士兵模型，打准靶心，那目标就“啪”的倒下，摆摊老板按规矩就奖励你两枪，通常一分钱打两枪。我每次过去都能获得老板的免费打枪，因为我一分钱可以打倒底打倒天黑收摊，为什么？因为我的“眼虎”特准。我一分钱两枪基本上枪枪打倒目标的靶心，就能接受奖励继续打下去。如此一来，位置给我一人占了，老板耗不起，每次见我过去就拱拱手说“小爷叔，侬眼虎准，把侬免费打两枪，打好侬帮帮忙好伐！”是人都经不起恭维，就如上面被类似好学生的人马屁拍晕，消灭麻雀大炼钢铁什么事都不顾自然法则胡搞一气。我也是，听老板这么一恭维，又能免费打枪，就打几枪鸣金收兵，得意洋洋地走了。
　　我有时还很愚蠢，经不起别人引诱常常自讨苦吃。　　有一次，几个大我几岁的孩子拉我到7号门口，指着一个高两尺大肚子口如小碗大的陶瓷缸，说他们“眼虎”不准，不能把一块石头扔进去，说我打气枪“眼虎”准，扔石头不一定准。我经不住挑唆，摆开架子，离开5米，屏住呼吸，把石头一下扔出去，只听“哐嘡”一声没有扔进瓷缸口而是击中瓷缸身，那瓷缸就破碎裂开了缝。瓷缸是人家洗了放在门口晒太阳的，这下被我打坏，那家大人跑来拉我回家找我妈赔了几块钱，我被妈妈打了一顿。后来我知道，这几个孩子和这家小孩不和，就借我“眼虎”报复。当然，有时没人引诱，是我自作聪明自讨苦吃，比如有一次，两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小孩子在搬动一块60公分见方的水泥道砖，看看他们搬着石块直不起腰，我就自告奋勇换下其中一人，和另外一人用尽力气直起腰，刚走几步，那小孩子筋疲力尽突然松开了手，石块失去平衡掉下来，把我右脚踝划了一个橄榄大的伤口，鲜血直流，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右脚踝上。
　　我是华夏小编，要是楼楼感觉靠读者打赏赚钱太难，可以联系我。华夏签约容易，上架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我带你吃网站福利。我的QQ:
　　我儿时天不怕地不怕，行动疯狂常常被人斥责。　　彼时上海小朋友喜欢“斗鸡”，既有双人“斗鸡”也有团体“斗鸡”。所谓“斗鸡”即单腿独立，双手抱起另外一条腿，互相争斗，把对方挑下马即为胜利。不是说大话，19弄同年龄人的“斗鸡”冠军我当之无愧，即使比我大几岁的人很多也斗不过我，甚至后来下乡学农、去新疆当兵和一些比我高比我壮的人“斗鸡”，他们都是我的手下败将。原因一是我讲究技巧会借力攻其不备，二是我胆子大气势夺人敢于亮剑。俗话说：胆子小的怕胆子大的，胆子大的怕不要命的。经常有人被我斗的几天下不了床，骂我“野冲军”。彼时我们小孩子还常常玩“捉强盗”“拍犯人”，隔着花坛树丛两军对垒互相抛掷石子，石子上面涂抹黄泥土，谁身上被扔得黄泥土多谁算输。谁让我是“神枪手”呢，有一次，我把石子不偏不斜扔到对面15号伟民的眼睛上，使他成了“斗鸡眼”。他妈妈不依不饶，骂我是“野蛮小鬼”，一边找上门叫我妈付了一笔医药费。当然，我又被母亲痛打一顿。
　　我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有一怕：怕电。　　记得刚读小学一年级时，有一天下课回家，走到东昌电影院旁边的崂山西路，看见一辆迷彩色的军用吉普车停着，车里没有人，透过窗玻璃发现里面放着几样玩具和连环画小人书。我目无法纪歹念顿生，想把它们拿出来玩玩看看，伸手一沾到车门把手，一股强大的电流袭击了我，浑身发麻，顿时瘫倒在地上。正好我们11号那位“毛主席”下班经过，把我抱起来，说：“小辫子，这车通了电，不能碰啊。”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触碰带电的东西，有时甚至家中灯泡坏了都不敢换，可谓：被蛇咬一口，十年怕井绳。——真正是有其父必有其女。30几年后我和妻子小顾带着3岁的小女儿阳阳开车去我苏州购置的房间过“六一”儿童节。那天我在客厅看书，小顾在厨房忙着，女儿一个人在里屋玩。不大会，女儿发疯似地尖叫着跑出来大哭大闹，我们跑去仔细察看，发现床边电源插座杵着一根铁质钥匙，才知道一定是女儿玩耍时触了电。从此，小女儿和我一样也怕“电老虎”了。
　　如此一来，菜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原来只要有钱就可以买，现在还须凭证供应；原来是买方市场，现在是卖方市场；原来市民眼睛只看菜色，现在要看营业员的脸色：营业员心情不好，就把称压得很平，心情好或是熟人就把称抬得高，这之间的差距就大了，这边多一两，那里多一份，家里的饭桌上就丰盛多了。一时间，营业员就成了“香饽饽”。19弄有几个大龄女青年在菜场做营业员，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这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纷纷成了家。这和现在的女青年找对象要“拼爹”要“傍大款”要“高富帅”是一个道理，可见马克思说的“物资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何等正确。　　困难形势愈发严峻，老百姓的肚子愈发紧缩，菜场的局面也愈发紧张。别以为有了票证就可以随时去购买，之所以实行计划供应就是因为物资紧俏，而且计划不如变化，常常缺东少西，要买到自家需要的菜还须赶早。尤其是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像农村赶集一大早要去菜场排队，这时候家庭人多的优势就显示出来了，大人拖着小孩去排队，如果买的菜多人手不够，就把篮子甚至砖头代为排队。中国有句古话“饱暖思淫欲”，其实应该加上一句下联“饥饿无尊严”。为了买菜，就常常上演全武行，把个安宁的菜场搞得像是战场。
　　上海频临东海地势低，崂山地区更是一块凹地。彼时共产党刚接管大上海还不懂城市管理，当官的只忙着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不懂城市的防涝排涝。每逢台风刮来，下水道堵塞，菜场附近的道路就成了一条条小河，漂浮着从菜场流散出来的蔬菜瓜果，特别是圆形的浮力大的瓜果，如冬瓜、南瓜、西红柿、辣椒甚至长条形的丝瓜、茄子等。这下苦了菜场领导幸福了老百姓，大人小孩各显神通，木桶铅通一起上阵，谁拿到就算谁的。　　19弄4号楼有个刘姓大美女，她弟弟刘吉弟是我小学同学，好几个男青年追着想和她谈“朋友”都不入她的法眼，大美女挡不住诱惑也拿了两只漂到她家门口的冬瓜，就被那些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起了个绰号，叫做“两只瓜”，至今几十年，还在19弄的老人中口口相传。我二哥部队复员回沪，竟和“两只瓜”谈起了朋友，只是大美女出身有问题，她父亲解放前是小业主，我家却是根正苗红的工人阶级，二哥又是光荣的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居委干部的几次告诫下，在我大哥（大哥也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在市劳动局下属单位当领导）姐姐们的劝说下，也在我受大人唆使常常跟踪盯梢嬉笑下，二哥烦不胜烦就迷途知返，一段才子佳人的浪漫史被扼杀在摇篮里。居委干部和哥哥姐姐如此“政治挂帅”的行为在文革结束后还发生过一次，而且我又参与其中，目标竟是我的父亲，我亲爱的父亲也多半因此原因过早离世，给我留下了一个终身不能释怀的遗憾，当然这是后话。
　　6、麻雀和钢铁　　1958年，中国发生了两件“空前绝后”的事。　　第一件是除四害，即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据说是伟大领袖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他体恤民众，生怕老百姓吃不饱饭过不好日子，就决定除四害，发动一场除四害的人民战争。19弄是工人阶级聚集区，又在那位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领导下，自然不甘落后。我那时5岁，顽皮好动好热闹，就跟着大人除四害。19弄及附近黄浦二区地块河流多，树木多，本地人老房子多，正是四害横行之地，特别是麻雀“叽叽咋咋”成群结队的在天空上下翻飞，根本不把人放在眼里——彼时上海特别是我们黄浦二区生态环境优良，不仅麻雀多，还有喜鹊、黄鹂、斑鸠、乌鸦，甚至还有盘旋天空的老鹰，现在除了麻雀和家养的鸽子，其它鸟类都不见了——既然伟大领袖发号召，我们19弄的大人小孩如民国政府号召抗日似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全体出动，拿着政府发给的锣鼓，并把家里能够发出声响的家什，统统跑到户外敲锣打鼓，满世界噪声。人们占领所有的高处房顶，摇动树枝，晃着长竹子逼使麻雀不停地飞，可怜的麻雀没有可以栖身和落脚之地，掉下来活活累死——据说都是心脏破裂。还有的被政府组织的神枪手击毙或被毒药毒死。后来听说上海在短短几天里就捕杀麻雀50多万只，全国捕杀麻雀19亿只。后来还听说大文豪，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为此作诗《咒麻雀》一首全国传颂：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那一阵，上海的天空麻雀几乎绝迹，和麻雀们同类的其它飞鸟以及蜻蜓、蝴蝶、蝉虫、蚱蜢等小精灵也都很少见了，那时我不懂什么环境问题，长大后才知道这破坏了生态系统。虽然和大人一样为完成伟大领袖的任务感到兴奋，但是心里总有些不开心，那么多给我们小孩带来乐趣的小生命没有了，世界上只有两条腿的人，多没劲呀。
　　第二件是大炼钢铁，也是伟大领袖发动的人民战争。　　彼时浦东大道六号桥附近是浦东大炼钢铁的主要场所之一，我记得跟着母亲去过几次，那是我吵着要去看热闹母亲才带我去的。母亲那时没有固定工作，政府为了大练钢铁就把待业人员统统组织起来，日以继夜，保证完成上面下达的炼钢任务。我印象中，六号桥那里有一排约10个“土高炉”，浓烟冲天，旁边堆着钢渣……妈妈和很多大人挥汗如雨。妈妈干了几天，有些自豪也有些纳闷，回到家里和父亲说：　　“这样能炼钢啊，这不是儿戏吗，这不就像我们老家秋收后烧麦棘稻草么？”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爸爸摸摸头，说：“这是政府号召的事，让你做，你做就是了，不要乱说话，当心惹祸呀。”父亲读过私塾，知道些历史上的“文字狱”，说话比较注意分寸。　　什么国家大事，我小孩不懂，我图的是热闹是欢乐是一场大人们的盛大游戏。当然也有不爽，为了炼钢，上面要求把家里带铁的东西统统上交支援炼钢，把我玩的滚铁圈的铁圈和摸泥鳅用的铁杆都搜去了——这些东西可是我求大人帮我做的呀。　　回忆至此，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我不知道一年后开始的灾难，尤其是灾难期间发生的大规模虫害加剧了粮食供应紧张是否跟灭掉了麻雀有关？我更不知道全民大炼钢铁到底给老百姓带来的是希望还是失望，是天堂还是地狱？
　　第二章 同母异父一家人　　1、我的父亲　　我父亲生于1914年，老家湖北黄陂（现属武汉黄陂区，天河机场就在黄陂）。40年代因为战乱，随老乡顺着长江东漂到上海黄浦江码头讨生活，49年后在上港一区做后勤工作。我懂事后，父亲曾和我谈过他年轻时的事：30年代初，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湖北闹革命，十几岁的父亲曾跟着折腾过一段时间，部队打散后回到家里，祖父母严加管束，再也不让他乱跑。祖父母只有父亲这个独子，在村里有几亩良田，一幢宅子（1992年我送父亲骨灰回乡安葬第一次回去，大宅子还在，只是常年失修破烂不堪，乡亲不敢拆，一定要我这个做长子的签字同意才予以拆除），就盼着父亲安安稳稳过日子，哪知父亲年少好动就想到城里生活，就跑到汉口，后来日本军队攻占了武汉三镇，父亲就跑到上海来了。　　父亲长得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去年我女儿在我书橱里翻出一张60年代父亲的相片，直叹爷爷是一帅哥。父亲读过私塾，又家底殷实，据说在湖北时先后有7个相好，到了上海举目无亲，有工友把他介绍给我母亲，两人如前世有缘就结了婚。母亲的前夫51年因病去世，留下五个未成年的儿女分居沪鄂两地，四个儿女在湖北乡下，在上海就只有一个小女儿也就是我的小姐，母亲半文盲又是“三寸金莲”小脚，没有稳定的工作只偶尔打打临工补贴家用。父亲没有计较母亲的家庭现状，把母亲乡下的四个儿女全部接回上海抚养成人。父母亲几十年和睦相处，很少见他俩红过脸吵过架。父亲每月工资88元，是彼时上海工人最高的工资。父亲正派厚道又一向乐善好施，对有求于他的人总是尽力帮助。我经常见到邻居朋友找我父亲：“石伯伯，我手头有点紧，借几块钱吧。”父亲就不假思索从口袋摸出钞票，至于还不还就不管了。81年2月他猝然去世，有好几个人哭着来还借他的钱。
　　53年后我和两个弟弟相继出生，同母异父，一家两姓。父亲对母亲的五个儿女视如己出，并没有偏袒自己的三个儿子。我上面几个哥哥姐姐对我父亲也很尊重很孝顺，外人根本看不出我家是同母异父一家两姓。只是父亲对我这个刚出生就差点死去，长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长子多了几分怜爱，也惯坏了我的一些脾性，如顽皮好动，说话不饶人，嘴巴挑食，从不吃葱蒜辣椒等辛辣食物，面条里有些香葱都要挑出来，还患有工人家庭人很少有的洁癖，特爱干净，如吃饭餐具必须开水烫过，也不挨近人，怕人嘴里的唾沫飞进碗里，与人说话也保持一定距离。　　家人叫我“金大爷”——此句也未收入词典.大概是娇贵宝贝的意思。父母还在我脑袋后扎起一根几寸长的小辫子（为此常被小朋友揪辫子，怕妈打我，不敢剪掉辫子就百般蹂躏不让其长长，二年级时母亲开恩总算把辫子剪了，我的绰号就是小辫子），脖颈挂着白闪闪的银项圈，手腕和脚踝套着银链子，跑起路来浑身上下银光闪耀仿佛哪吒下凡。66年“文革”伊始，全社会大破四旧，母亲无奈才摘下我的项圈链子卖了。
　　69年父亲退休，71年底我母亲因脑溢血突然去世，父亲孑然一身，几年后又闹出一个类似当年二哥的“政治挂帅”事件：19弄有一个约50岁的宁波老太，常来找父亲聊天，有时也帮助做些家务，久而久之就传出他们准备结婚。当时我还在新疆当兵，连续接到哥哥姐姐的来信，告诉我这个宁波老太的前夫是个局级走资派，67年上吊自绝于人民，按彼时政策是反革命家庭，要我无论如何阻止父亲的“新感情”进一步发展。74年我回上海探亲时间短，旁敲侧击了几句，父亲只是哀叹“你哪知道爸爸一个人的苦楚啊”。彼时哥哥大姐都已成家另立门户，小弟读中学，我在部队，大弟在单位上班早出晚归，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如今只留下父亲一人，明显看出他有一种孤独感。复员回沪，我见过那个宁波老太几面，很端正的模样，看得出年轻时是个美女。父亲闲不住，彼时在一家工厂做门卫，有人传言说宁波老太经常到工厂陪父亲。大哥大姐于是找我，特别提醒说：
　　“你现在是大学党委组织部干部，要政治挂帅，政治关系清白最要紧，决不能让我家沾上反革命分子的边。”哥哥姐姐都是党员，在单位里都是干部，所以上下一致都很讲“政治挂帅。”大哥讲了单位一件事：有一个女青年日常工作积极表现很好，组织上想发展她入党，一外调发现她的男朋友出生资产阶级家庭，就劝她终止恋爱关系，或许她小说看多了爱情至上不肯分手，最后被下放“三线”工厂，至今在安徽山沟沟里回不来上海。大姐也说起她厂里一个积极分子正准备入党提干，也是因为他父亲娶了个地主女儿出身的“后妈”没让他入党也没让他当干部。　　大哥大姐说的事我自然清楚，我75年从新疆部队复员回沪在大学组织部做党务工作，入党提干都要把“祖宗三代”的政治问题查个水落石出。我那时工作顺利仕途看好，也不想因为来了个有“政治问题”的后妈毁了自己的前程。大家就想了个办法，借口湖北安陆的二姐（我二姐65年支边去新疆乌鲁木齐工作，后来结婚，姐夫是新疆军区警卫营的副连长，78年带着二姐转业回到安陆老家工作）家里需要人照顾，请父亲过去帮帮忙。父亲向来助人为乐又很喜欢二姐，就这样去了安陆。
　　一年后的81年2月初，父亲做了个恶梦赶紧回到上海，我和大弟去十六铺码头接他，一见面就看见父亲明显发胖，满脸红光，回到家里坐在藤椅上——以前坐藤椅很宽松，如今却被父亲的躯体塞得满满的——父亲拍拍藤椅扶手，气喘吁吁地说：　　“你二姐把我当菩萨供着哪有什么事呀，天天大鱼大肉，还能不胖么.”　　我是这场家庭骗局的主谋之一，自然不敢明说。二姐与我们同谋，只想着好生款待，以使父亲“乐不思蜀”忘记那段和宁波老太的“新感情”。彼时我已经结婚，住在学校宿舍，晚上常去19弄看他并替他洗脚（父亲太胖，难以弯下腰洗脚）.80年代初乘过飞机的人不多，我却经常乘飞机天南地北出差，一次闲聊，父亲羡慕地说：　　“你经常坐飞机，哪天我也想坐坐飞机呢。”　　“好啊，今年我放暑假就陪你坐飞机旅游，爸爸想去哪里呀？”　　“好是好，”父亲望着我，哀哀地说道：“就怕我没这个福气了。”
　　想不到一语成箴，2月20日早晨，父亲照例去东昌电影院前面的草坪舞剑晨练，突发脑中风倒在地上，众人不懂救人知识，七手八脚赶紧把他送到浦东中心医院，下午就去世了。亲人死亡有预兆，我至今不相信这是迷信。大弟告诉我那天早晨煤炉熄灭了，按惯例父亲会生好炉子做了早点才外出，那天他一反常态叫弟弟自己解决。小姐也说那天早晨出门头昏脑胀，努力睁眼看路，却见天穹飞舞着一片白花花类似招魂幡的纸片。　　想想我也是，通常一上班，我就会乖乖地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工作，可是那天心神不宁，窜到隔壁的宣传部、保卫处东走西看。我记得很清楚，9点10分，在浦东中心医院工作的邻居顾红菊打来电话，我连忙赶到病房，父亲已经昏迷不醒了.……我悲愤难抑，泪如雨注。医生劝慰我：“得这种病就像睡觉睡过去了，你爸爸应该没有什么痛苦。”可我心中的痛苦又怎能抚平？
　　2、我的母亲　　我母亲老家是湖北黄陂另外一个村，71年12月26日因脑溢血突然去世，早我父亲10年，年仅53岁。古话云：严父慈母。我家却倒了个个。母亲是半文盲又是“三寸金莲”，没有稳定的工作只偶尔打打临工，但秉持儒家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传统，家教甚严，对儿女们一视同仁，决不允许做坏事，谁做错了事一律“严刑峻法”伺候。她的执法工具是一把戒尺，执法部位基本上是手心手背和屁股，我儿时自作聪明顽皮好动常常闯祸，常常是她的“专政”对象。现在想来我家孩子没有谁堕落成“阿飞”“奶三”，也没有谁异化为反动分子——似乎我除外，在80年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差点被开除党籍，因为没有被开除党籍的那三位著名，最后给了我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实在和母亲的“严刑峻法”“依法治家”有关。父亲通常秉持无为而治，很少“暴力执法”，听说有一次大姐还在读中学时不知为何顶撞了母亲，父亲看不过去打了她一巴掌。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吃饭的嘴巴多，父亲的薪水一时入不敷出，母亲也学上面做法实行“计划供应”，求大于供时也常有饿肚子的时候，“大鱼大肉”没有了，油水不足导致家人几乎个个面有菜色——我从小嘴刁，又逢三年困难时期正是长身体年岁，常常饿肚子影响发育，致使我的个子矮于兄弟们——但是母亲总有办法弄来些可供果腹的食物养活家人，八个同母异父的儿女均成活于世无一人夭折，也是妈妈的一大功劳。现在上面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允许开办小微银行和贷款担保公司，记忆中我母亲早就是这种办法的“先驱”，逢年过节需要用钱时，母亲就会“约会”邀请几个邻居和朋友各自出资若干人民币，协商决定谁可先获得“贷款”。这种“约会”办法使我家度过多次难关，如二姐支边新疆、小姐下放农村、我去新疆当兵等等，没有“约会”筹集来的钱，我们离沪都要“躶体”出行了。后来文革风暴刮来，“约会”被视为非法而禁止了。
　　母亲脾气耿直，性情急躁，喜欢仗义执言，好管闲事。三楼10室谢家伯伯因为资助广东亲戚被定性为“反革命”，小孩子常常会盯着他骂，都被母亲劝阻了。因为母亲正直正派，被大家选举担任我们这栋楼的治保主任、居民小组长。也正因此，一个寒风劲吹的冬天也就是毛泽东诞辰那天，隔壁“死奶奶”家（她丈夫属坏分子，因为他酒后乱性奸污了自己的女儿）又吵起架来搞得楼上楼下不得安宁，政府一直到现在都特别防范坏人闹事，注重社会稳定，作为治保主任的母亲义不容辞，披上衣服去“维稳”，不小心受了风寒引起脑溢血，猝然离世。彼时我赴新疆当兵刚一年才满18岁，正准备“上吊”政治处。接到电报，张政委（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上将的秘书）担心我年轻路上不安全，派司令部时参谋一路护送我到乌鲁木齐上火车，12天后回到上海，只见到母亲的一只深褐色骨灰盒。
　　父母亲的去世按病理学讲都是脑溢血引发，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和哥姐“害”死了父亲，是隔壁“坏分子”“死奶奶”家“害”死了母亲！假如我们不是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的前程，就不会骗父亲去二姐那里，也就不会“大鱼大肉”损害他的身体；假如“坏分子”家吵架无需治保主任、小组长妈妈前去“维稳”，也许妈妈就不会遭受风寒侵袭突发脑溢血——但是，时间如水，流走了的人生再也不能倒流回来！
　　3、同母与异母　　我家是个大家庭，父母双亲、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两个弟弟和我共有10人。现在家庭大多为“二加一模式”即父母两人加一独生子女，上世纪5、60年代政府信奉“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就像鼓励大家放开肚皮吃饭一样，也号召妇女多多“造人”，生育五个孩子以上的就是“光荣妈妈”，政府就在“光荣妈妈”家门上贴一张红纸黑字的标识以示褒奖。因此，我们19弄的“光荣妈妈”家庭颇多，不少家庭有十个以上儿女，整整一个加强班。我和弟弟跟哥哥姐姐一家两姓不是同父同胞，但是一母所生情同手足，父亲对母亲和前夫所生的哥哥姐姐视同己出，外人看不出他是后爸。据说人类社会最早是母系社会，子女只认母亲不知父亲，人类进化到“一夫一妻”制，父母就都相认了。
　　19弄有十几家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家庭，后者几乎无一不有“后妈”虐待丈夫和前妻所生子女的劣行，却很少听到同母异父家庭发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暴行”。为什么“后妈”常留恶名，“后爸”却少见恶行？我的前妻小周家就是一个“后妈”家庭，母亲去世后她父亲续弦和“后妈”又生了三个孩子，前妻四个孩子遭到“后妈”的百般虐待，除了她——我和她是“青梅竹马”，从小在19弄长大，小学同校中学同班，小学我俩都是“三条杠”，中学我是班里的红小兵排长，我当兵由她接任排长。我复员后和她谈朋友时，就劝她学我家和睦相处看在她爸爸面上和后母和好，叫她一声“姆妈”。　　她爸爸忠厚老实，是“石骨挺硬的老宁波”，彼时在上海港机厂当车间主任，是多年的劳动模范，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有创新精神，发明了多项技术革新，曾经多次赴北京得到刘主席、周总理接见——小周经过很大的思想斗争终于在我陪同下第一次开口叫那个“后妈”为“姆妈”，我分明看见他父亲一脸欣喜。是啊，哪个父亲不希望家庭和睦啊。她的“后妈”也没有固定工作，和我家一样是她父亲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及至长大我似乎一点点明白了，一个家庭不管血缘无论钱财，关键在于家庭里谁是“主导”，常言道：男主外女主内，中国家庭通常都是母亲管钱管物主导家庭生活，因此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家庭的子女的遭遇就完全不同。辛亏我家是“同母异父”，才没有“相煎何太急”了。
　　大哥二哥都是复员军人、共产党员，三个姐姐和大弟也是共产党员，都在各自单位当着大小干部，照理小弟最该是党员——他78年考入南京解放军通讯电子工程学院，毕业后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当文化教员，首长暗示他写入党申请书，可他就不愿入党，十多年前和妻子技术移民加拿大。在这样的“党员政治”家庭，在人人想“进步发展”的年代，就可知道我二哥当年的“浪漫史”、我父亲的“新感情”是怎样的和家庭氛围格格不入最终胎死腹中了。尽管我对“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问题有了些认识，可我心里仍有一事不能释怀，因为我一直没弄清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否安葬在一起？
　　谢谢各位天涯网友的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可以做他山之石呢。
　　周末问个好，待会听讲座，晚上再更。
　　4、父母同穴之谜　　孔子曰：夫妇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何得不亲？蒲松林在《聊斋》中亦云：生同衾，死同穴，魂魄亦相随。可是我父母亲是否同穴至今却是一个谜。　　我父亲81年去世。依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叶落归根，同时也回乡拜谒母亲。1992年1月，我表示承担飞机票,我们兄弟姐姐，一起护送父亲回老家安葬。但出乎意料的是两个哥哥和大姐都推说有事不能同往，只有小姐一家和我们兄弟（小弟一家从广州直接回武汉）及儿女共9人搭乘飞机护送父亲骨灰回乡——我禁不住悲伤万分，父亲竟是这样化作灰烬才遂了生前的乘飞机梦——那天和小姐说起此事，小姐似乎话中有话：　　“不管他们，我要去的，爸爸待我们这么好，怎么能不去。”
　　我委托已从新疆部队转业在湖北安陆工作的二姐夫落实了墓地墓碑等事后，就到了老家黄陂泡桐镇石家田。这是我第一次回老家，从汉口租用的面包车停在泡桐镇大道旁，雨刚停歇，我们十几个人下车沿着泥泞的乡间小路踽踽而行，村子里一支约10人组成的迎葬队伍吹着凄婉的唢呐敲着鼓和钹走来，把我们引到村口。村子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都姓石，但我们一个都不认识。在打谷场，见到了素未谋面的远房姑妈和三叔等几十个乡亲，一阵寒暄后簇拥着我们进村，此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迎接我们的队伍连绵百米。乡亲腾出了最好的屋子，准备了崭新的被褥供我们住宿。坟墓建造费我在上海时已经汇给二姐夫，我取出一千三百元现金给姑妈、三叔和表哥朱希来作为安排接待我们的酬金。午餐安排在三叔房里，摆了四桌酒席，肉糕、肉丸、鱼丸、糯米圆子等家乡菜摆满台面。下午2点，姑妈和三叔陪我们转过山坳来到墓地，墓地在村旁一座小山包上，那里有许多已故亡魂的坟墓。父亲墓地在山包一处向阳的平坡上，四周一片青松翠柏，新立的花岗岩墓碑上刻着父亲和母亲的姓名。记得1975年5月父亲回老家把母亲的骨灰盒带回安葬，小姐就随口问姑妈、三叔我们母亲的墓地原来在哪里，三叔把手朝下方20米远处指指说：　　“我好久没有来这里了，好像在那里吧。”
　　我们就走下去想看看安葬了母亲17年的地方，可是怎么找都没有发现母亲原来的墓地，一个疑问油然而生：按理父亲的坟墓应该和母亲的在一地，或者母亲的坟墓和父亲的在一处，怎么三叔会说“在那里吧”。我就问他现在父亲这个坟墓是不是我们父母亲的合葬墓？他一愣，似乎刚才失言了，眨眨眼，姑妈连忙接口说：　　“你妈妈原先和你爷爷奶奶葬在一起，后来村里搞土地整改时坟地都被平了。”三叔叹了口气，说：“唉，你们不要问了，你们爸爸叶落归根回来就好。”他瞅瞅我们，又说：“反正墓碑上把你们爸爸妈妈的名字都刻上了，他们就是在一起了啊。”　　这个回答显然不能打消我的疑问，难道把父母亲的名字刻在一块碑上就算合葬了？我还想继续打探，姑妈和三叔却走到上面帮着乡亲在我父亲墓地前张罗摆放祭祀贡品。我呆站着，忽然想起两个月前和二姐夫通电话关照墓碑上要把父母亲的名字写正确，二姐夫沉吟一会，说：“都写上啊？如果家里有麻烦，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晚上，我问二姐夫这座新建的墓地到底是不是父母亲的合葬墓？二姐夫和三叔说的如出一辙：“名字刻在一起了就是合葬墓呀。”我的疑问更深了，父母亲是否同穴这个事如同哈姆雷特那句话：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如今父母亲是否同穴也是一个不解之谜了.
　　20年后和小姐谈及此事，我说我记得82年春节哥哥姐姐曾经回过湖北，小姐说她没有去，因为两个哥哥和大姐只是说坐船游览长江顺便到武汉玩玩，他们一路上要搓麻将而小姐不会搓麻将就没请她去。我当时闻讯也和哥哥姐姐说一同回去，一来为母亲扫墓，二来送父亲骨灰回老家安葬，三来也可以了却我一睹故乡的夙愿，但都被哥姐婉拒，说我也不会搓麻将。而且小弟那年寒假正在湖北安陆二姐家过年，得知哥哥姐姐来到武汉要回黄陂，也想去老家看看，但也被二姐婉拒了——如果按胡适主张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我“大胆设想”也许那次他们回湖北就把母亲的坟迁到别处了，而这个“别处”只能是他们生身父亲的墓地。　　为了维护家族和谐，我没再“小心求证”，但疑问却在脑海里翻腾，养育之恩即生养血缘和抚育之恩究竟孰轻孰重？人生来世一养二育，某种意义上抚育比生养更加重要，更何况我父亲在那么困难的年代不分亲疏不辞辛劳的把大家抚养长大，甚至大哥的一双儿女从小都在19弄我家由父母亲抚养长大。当然我不会责怪哥哥姐姐，或许他们更认同血缘关系，而我只是祈福父母亲能够“生同衾，死同穴，魂魄亦相随”。　　那天晚餐后，大弟的妻子嫌住宿条件差要回武汉住宾馆，我11岁的女儿也嫌乡下脏要跟着走，我阻止了她，“这里条件再差也是我们的根啊，爷爷不到上海工作，你也是乡下人呢。”并教她一个逻辑推理：“没有爷哪有爸，没有爸哪有你！”
　　5、家族病的魔咒　　虽然一家两姓（哥姐姓邓），虽然父母亲或许没能“死同穴，魂魄亦相随。”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的兄弟姐姐都和父母亲一样患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我不知道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有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我三岁时祖母曾来上海看过我这个长孙，喜欢把我搂在怀里摸着我的小辫子教我唱“丫头丫，吃黄瓜”此类儿歌，88岁高龄才无疾而终。但是我们湖北人喜欢大鱼大肉却是世界有名，生活好的时候，父母亲招待来客都是每人一大碗排骨炖藕或红枣炖蹄髈。小周第一次来我家上门，就被那一大碗红枣炖蹄髈吓倒了，他们宁波人讲究咸鱼咸肉少而精，更何况那个“后母”严格把关呢。　　肥肉油脂摄入多了，如何不让人得“三高”？我从小嘴刁也不喜欢大鱼大肉老劝父母亲改革饮食习惯，但无法撼动父母亲常年养成的生活习惯。两个哥哥前几年均因心脑血管疾病先后离世，姐姐弟弟也都患有血压高等“三高”，大弟友清2009年来已经发生过几次“脑梗”，应该说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家的家族遗传病。按理我也逃不出家族病的魔咒，办过几年酒店，做企业应酬多，喜欢喝酒又抽烟。说来奇怪，我是个异类，虽年逾60，却没有“三高”问题，血压低80高120，十分正常，每次去医院体检量血压，护士总要疑惑的盯着我看几眼，问：　　“你到底多少岁数？”
　　96年海运局处长李桂珍介绍浙江海宁一个风水大师陈富国来沪给我的几家企业看风水，没想到一见面，就要给我算命。到我酒店会客室落座，我报上时辰八字，风水先生掐掐手指，口中念念有词，一句话就吓了我一跳：　　“石先生，你小时候差点死掉。”我不信有人向这位风水大师透过底，因为我从不跟他人讲儿时大难不死的几件灾难，就连我女儿都不知道。　　“我家人都有血压高等毛病，就是我血压不高以前还一直偏低，不知是什么原因？”算好命，我老实承认确有其事，并虔诚地向他请教道。　　“哦，你要感谢菩萨，是菩萨救你出苦海。”风水先生正色道：“因为你小时候磨难多，菩萨可怜让你长大免去痛苦，把你的生理机制扭了过来，所以你和家人不一样，没有三高毛病。你的性格也和家人不一样，所以你长大后会遭遇那么多其它劫难。”　　我没有考证风水先生关于我因灾把“生理机制扭过来”的话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但他说我和家里人性格不一样，长大后诸多劫难也算实情。我的哥哥姐姐弟弟都生有一个和两个儿子，我却只有两个女儿。更奇怪的是我不仅没有“三高”之类疾病，而且我的脾气性格和兄弟姐姐也不一样：数十年来，他们工作太太平平，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就连家庭生活基本上也是循规蹈矩。而我工作上大起大落，政治上遭受狂风暴雨，感情生活也不顺利，先后结了三次婚。难道我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万劫不复？
　　鲁迅先生说翻开中国历史一查，只发现两个字：吃人。我翻阅自己的日记本，也发现两个字：怪诞。衍生成四个字即荒诞离奇：荒诞的人生、荒诞的环境、荒诞的家国；离奇的人事、离奇的社会、离奇的历史。过往年代的爱恨情仇、喜乐悲苦、生命与死亡、真实与谎言、人性之善恶、忠诚与密告、潜伏与被潜伏、商场无间道、官商勾连之陷阱，几百个故事纷至沓来……　　期待期待！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等着更新看后面的故事。
　　6、三年困难时期　　我的童年如果按8年计算，应该分成前后两半：从出生到58年大跃进为前，之后到61年我上小学为后。前半部分基本生活也即温饱问题还算稳定，后半部分的生活就捉襟见肘了，彼时中国人的生活大体也可以如此划分。尽管上面已经在某些特定阶层掀起一阵又一阵的“运动风暴”，但是对于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没有大的影响。但从59年开始，不知是自然灾害还是人祸引起的大面积生活困难就像一下回到了解放前，不，回到了原始社会，据说那三年全中国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此事至今引得中国的左右两派或称“公知”和“WU毛”们争论不休。说实话，就上海情况，我没有看见或听说有人饿死，但在71年当兵后，听到来自陕西绥德、河南上蔡、江苏邳县的战友说起当年家乡“饿殍遍野”“人相食”的事，特别是他们把新疆部队的伙食称为天天过年。要知道，刚当兵头半年我整整吃了6个月的“窝窝头”，“窝窝头”是那时上海学生的“忆苦思甜”饭啊。由此，我相信那三年中国是发生了大规模的饿死人事件。否则，挂在墙上后来被打倒的刘主席就不会对另一个也挂在墙上的毛主席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我童年的前半部分除了死过没有饿过，相对来说，我家的生活因为父亲收入高，逢年过节“大鱼大肉”还是经常有的。平时家务主要是母亲操持，因为孩子多，母亲忙着照料儿女，又是直筒子性格不会精益求精，厨艺很一般，我至今想不起母亲有何拿手菜。但母亲会腌制各种酸菜如萝卜、豇豆、大白菜，比现在超市卖的好吃多了，记得我家有几个大肚子小嘴巴的陶瓷泡菜缸，每次做好都要分给邻居。三寸金莲的母亲和父亲都特爱干净——这或许是母亲生养8个儿女都能存活的缘故？我从小“洁癖”也遗传了父母亲的基因。彼时中国人大约只有80%存活率，平均寿命仅有40几岁——家里陈设虽然简陋却始终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彼时人家不讲究铺设木质地板或地毯，多是原生态水泥地坪。记忆中，我妈每个礼拜天都要组织哥哥姐姐拖地板，先把地坪浇上肥皂水，蹲在地上用刷子来回刷，尔后排除水渍，用拖把拖干净，乃至把个原生态地坪折磨的成了“麻皮”，弄巧成拙。
　　父亲忙于工作，平时很少做菜，但是一到过年过节或是家里来客，父亲就当仁不让掌起了勺。父亲的拿手菜肴主要是湖北人爱吃的几样，特别好吃的有肉糕、扣肉、肉丸、鱼丸、糍粑、糯米圆子，还有一鱼三吃的鳗鱼等。肉糕原料用猪肉、姜葱、地栗充分剁碎搅拌放进各种调料，做成一只厚如生日蛋糕似的肉糕上笼蒸熟，只是比蛋糕大得多，几乎有小圆台面那般大，吃时切割成一块块两指宽一指长，或蒸煮或放汤里和黑木耳、金针菜、黄芽菜一起杂烩。我至今最怀念的是鳗鱼三吃，鳗鱼肉拌上地栗姜葱做丸子，鱼皮凉拌，鱼骨糊上淀粉蛋清下油锅煎炸成金黄，吃在嘴里满口鲜香。只是菜场里鳗鱼不常有，一到货就要排队购买。2012年我和妻子去武汉办事，到湖北菜馆就想吃儿时父亲做的菜却不见踪影，遍布武汉三镇饭店的菜肴和上海饭店没有什么不同，而“热干面”到处可见。
　　@在水千方
12:27:44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等着更新看后面的故事。　　-----------------------------　　谢谢关注。人生故事应接不暇，慢慢来。
　　从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我6岁也记事了，生活开始坠落“水深火热”状态了，不要说父亲那一手诱人的好菜，即使吃饭都成了问题，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鱼肉不见了，连季节性蔬菜都没有了——彼时农村没有大棚种植蔬菜——58年还发社论号召全国人民放开肚子吃饭的政府也没辙了，“票证”也不管用了，老百姓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彼时黄浦二区特别是19弄附近河浜池塘很多，记得经常和哥哥姐姐以及邻居把家里的大木桶当做打渔船，做一张渔网捞鱼，或到河浜边去摸泥鳅，倒也偶尔能改善下生活。但是人去得多了，河浜里的鱼和泥鳅几乎绝了种，我们就到更远的城乡结合部如现在浦东的主干道杨高路那里割马兰头等野菜吃。主食也不是以前米店供应的粳米即上海人俗称的大米，即使口感粗超的粞米即上海人俗称的“羊西米”都要计划供应了。记得有一段时间，连小米都断供，政府就把原先喂猪的豆腐渣拿来供应民众，那黄黄的糟糠带着一股酸臭味，入口又粗又燥又难吃，烧熟了用酱油或盐拌一下就是一餐饭了。
　　东昌电影院和崂山商场附近陆续出现了专卖五香菜根的小摊，小贩支一个煤球炉，搁一只大钢精锅，把洗净的卷心菜、花椰菜的菜根放在锅里，加上盐、糖、味精、五香粉、咖喱粉、胡椒等各种调料越煮越香，类似现在街上常见的茶叶蛋。我肚子饿时就去买了吃，对身无分文的人来说，这种菜根都吃不到。没有“大鱼大肉”，没有了油水，甚至饭都吃不饱，人人都面带菜色。大姐那时在福利工厂干体力活，又是长身体时期，吃不饱饭也没有油水，她一早常常从猪油罐里舀一勺淋上些酱油拌泡饭吃——猪油是母亲去菜场排队买来的猪皮和肥肉熬制的，榨干油的油渣拌上盐或白糖就是一道佳肴。　　回想起来，彼时19弄也有生活过得好些的人家，往往是那些工资高又在船上工作可以各地搜寻食物带回家的，如我家对面15号和斜对面23号有两家男人在船上当船长，月薪360元——这在当时绝对高薪，彼时普通工人的月薪通常几十元——每逢船长公休，尤其是夏天，家里没有空调冷气，晚饭时，太太把小圆桌往门口一摆，摆上几碟油炸花生、红肠、皮蛋和几瓶青岛啤酒，船长边吸烟边喝酒吃菜的模样，把我们小孩子肚子里的蛔虫都勾引出来了。
　　吃不饱饭，没有油水，人就没了营养，人人不用减肥，个个自然廋弱——彼时很少肥胖人，不像现在胖子满大街——我61年刚读小学时走路急了或上完厕所立起来经常眼前一黑晕倒，究其原因，一是襁褓时煤气中毒伤了身子，二是灾难时期缺乏营养压抑了血压。父亲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一次我发烧生病躺在床上，父亲红着眼只是叹气，说：“怎么办、怎么办呀？哪怕有个鸡蛋补补也好啊”小姐大我四岁，看我可怜，也在一边抹眼泪。　　小姐出世也苦，前面已有两个姐姐，母亲不想再要一朵金花，便用布一包要扔了，她父亲不忍心，阻止了这场“扼杀”。小姐性命保住了，但被弄伤了支气管，喉咙时常没来由的咳嗽，眼睛也迷糊，和姐姐们相比，她一直长得瘦弱，中学毕业去农场时体重只有70几斤。可悲可叹的是她一岁多时，父亲就患肺结核不幸去世了，幼小的心灵里没有丝毫生身父亲的印象——第二天，小姐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我捡到一只鸡蛋，我马上煮给你吃。”原来她放学回家路上，在一丛灌木林中捡到了这只鸡蛋。不大会儿，小姐捧着一只热乎乎的鸡蛋过来……我忘了当时是不是谢过小姐，但几十年过去，我都记着这只鸡蛋！
　　第三章 小小联合国　　1、五湖四海的邻居 　　我儿时上海城区公寓房真正的本地人居民很少，他们大多住在浦东平房老宅，说一口和上海城市人不同口音的上海本地话——当然这只有我们分辨得出，外地人搞不清楚，统统把上海话和本地话称为叽叽咋咋的“鸟语”。后来去新疆当兵，部队多为北方人，只见上海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就是不明白说什么心里干着急，所以彼时部队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不怕打，不怕杀，就怕你说上海话。到后来干脆禁止上海兵在一起不准说上海话，只能说普通话。其实，上海话并不难懂，比起温州话，我们上海话好懂多了。6、70年代伟大领袖组织抗美援越，我们部队也派了一批指战员出国参战，回来听他们说起战事，谈到电话联络要保密就一概使用温州话，因为温州话不要说美国人越南人听不懂，就是我们中国人都听不懂，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9弄的居民来自全国各省份，说的话也是五湖四海，浙江人、江苏人、广东人、福建人、湖北人、山东人各说各话，时间一久，各地方人大融合，相互间也都能有效沟通了。我们小孩学话快，东拉西扯各地方话揉在一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到也说遍天下都不怕了。可是我们都不愿和浙江人特别是宁波人说话，因为他们的喉咙实在大，挨得近简直是打雷，难怪上海人说：宁愿和苏州人吵架，不愿和宁波人讲话。几十年后我在大学做培训，到天津、陕西、广东和江苏等地给党政干部和企业管理者授课，南方人猜我是北方人，北方人猜我是南方人，仅从我口音上分辨，很少有人说我是上海人，这大约是儿时在19弄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练就的一副“超口音”。
　　19弄约20几栋公寓楼，住的大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工人阶级，这和彼时政策宽松人员流动较自由有关。只要你在上海单位工作，政府按计划都会给你分一套房子，这让现在上海900万“海漂”农民工须出钱租房情何以堪。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否定计划经济，对于基层民众包括上面历来宣称的我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计划经济更受人欢迎，至少能够“居者有其屋”不会两极分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们11号三层12户人家来自全国各省市，简直是个微型“联合国”，我记忆中有湖南人、宁波人，苏州人、苏北人、福建人、山东人、广东人，还有一个台湾人家。按成份，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另有两家“带帽”家庭；按工作单位，多数在海运局，还有港务局，长航局，邮电局等。小时候，最让我怀念的是谁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送给邻居尝尝，尤其逢年过节，我们这个微型“联合国”就像开了个中国美食节，大凡我国各地风味美食如山东水饺、广东糕点、台湾小吃、福建馄饨、宁波汤团等，纷纷登场相互流通各显其美，让我从小就对各地美食大饱口福。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儿时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也不讲什么“四项基本原则”，分不清敌我，不管是“毛主席”的音乐之家，还是“反革命”的广佬谢家，“老酒鬼”台湾人家，或者是“洋囡囡”的玩偶之家，都是我小时候经常涉足之处。其实，全世界的小孩子只有一个始终不渝的原则：哪儿好玩上哪儿。
　　2、“毛主席”的音乐之家　　我最喜欢去的是二楼6室的“毛主席”家。　　必须说明，19弄不在北京中南海，我家邻居也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但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最初几年，一直以为二楼6室的茅家伯伯就是毛主席，因为茅家伯伯和我家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太像了——大背头、团团脸、大眼睛、双眼皮，只是下巴上没有那颗痣。平时穿一件四兜中山装，皮鞋铮亮，走路气势轩昂，一副大国领袖模样。我至今还胡思乱想，这个茅家伯伯说不定正是毛主席当年在上海走失的儿子哩。记忆中我五岁就跟着小伙伴追着茅伯伯屁股大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遗憾的是，这个毛主席一点不“亲民”“爱民”，从来不搭理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小花朵”，可是我们还是虔诚地一口一声“毛主席、毛主席”。现在想来可以理解，这个“毛主席”一定烦死我们了，天天被人瞎叫又不是真当上了主席，怎么可能和我们两眼墨墨黑的小屁孩“与民同乐”呢？当然也有例外，有一次，我一个人一边喊“毛主席、毛主席”一边尾随他走到东昌电影院附近，他回头一看，就停下脚步弯下腰，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糖，摸摸我的小辫子，笑嘻嘻地说：　　“小辫子乖，我不是毛主席，以后不要再叫我毛主席了好吗？”　　“不、不、不，你就是毛主席，你就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我受宠若惊，一边喊的更响亮了，他直起身摇摇头，尴尬地急匆匆走了。现在想想很可笑，但我们小孩的世界就如井底之蛙那么一块巴掌大的天空，哪知道天外有天，楼外有楼，真正的毛主席住在北京中南海呢。而且，我们泱泱中华几千年来不都是教导老百姓要无条件崇拜热爱服从最高领袖不管是皇帝、总统和主席吗？“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哪有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呀。
　　茅家伯伯约50岁，在邮电局机关工作，是单位的工会主席，人称“茅主席”—— “茅”“毛”读音相同，我们小屁孩真以为此“茅”即彼“毛”了。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音乐爱好者：女儿爱唱歌，一副好嗓子。大儿子踩风琴，小儿子敲扬琴，茅伯伯拉二胡，他太太——一她在家爱穿旗袍，模样仿佛月份牌上的上海滩歌女——弹古筝。一家五人都是音乐家，全家人就是一个乐队，中西合璧，琴瑟和谐，堪称音乐之家。最热闹的是礼拜天晚上，晚餐后把锅碗瓢盆洗刷干净，把桌椅板凳一围，一场家庭音乐会就开始上演了。茅家伯伯对我们喊他“毛主席”虽不感冒，但家庭音乐会却很亲民开放，礼拜天晚上房门虚掩着从不上锁，任何人一推门就可以进去做一个观众，也有喜爱唱歌的邻居自动加入音乐会一起唱歌欢乐，或许茅家人都信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吧。我记得彼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如“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山楂树”、“喀秋莎”等等都是保留节目。我们小孩喜欢“轧闹猛”，每逢礼拜天晚上，我常常挤进去装模作样的做一个小小“音乐发烧友”， 跟着哼哼瞎唱。如此耳濡目染，我居然学会了不少俄罗斯歌曲，及至上小学我被选为学校合唱团成员，还去上海市少年宫表演过“英雄小八路”并出任主角。可惜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茅伯伯家庭音乐会就被红卫兵当“四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缔了，茅伯伯一家也被造反派批斗过几次，辛亏他和太太出身工人家庭，历史清白无暇，只是天性爱好音乐罢了，没有给他和家人带帽。　　当年的茅家音乐会，是彼时万马齐喑的上海乃至中国的一个充满优雅情趣的圣殿，茅家人是彼时精神贫乏的中国人的一个充满人性光芒的群体——逝水如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道茅家迁居何处，一切是否安好？多么怀念茅家的音乐会啊！
　　3、“反革命”谢家伯伯　　谢家是广东人，住三楼10室。谢家伯伯在港务局做机修工，他太太是个很和善很瘦弱的女人，小女儿谢惠玉和我小学同班，她家人仿佛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看就是广东人，体型偏瘦，眼眶深凹。谢家妈和我妈很要好，一个湖北人，一个广东人，两个年纪相仿，各家门上都贴着“光荣妈妈”大红标志的主妇，各自说着变异了的家乡话求同存异互相沟通，倒也顺畅。记忆中我们两家关系亲密的标志是我们两家经常互送食品，谢家做了什么广东糕点小吃，我家做了什么湖北特色菜品，双方就楼上楼下如丝绸之路似的互相上门赠送。我家以肉制品为主，他家以米粉制品主打。广东人擅长各类用米粉制作的糕点，我们湖北人向来肉当家。谢家妈做的糕点品种繁多，不仅好吃，糕点的形状也特别吸引人：兔子、小鹿、金鱼、猪啊羊啊牛啊栩栩如生，还有金元宝、圆铜钱等应有尽有。我上他家玩，就爱把玩各种各样的糕点模具，有用铁做的，大多数是用硬木刻成的，用的年代久了，那模具都泛着油光光的褐色，手感很滑。我家做了好吃的如湖北肉糕酥油圆子和糍粑，或者我妈腌制的酸萝卜、酸缸豆、酱黄瓜等，我妈就要送去一份。当然，其他邻居也经常互通有无，如福建人刘家的馄饨，山东人姜家的饺子，苏州人杨家的面点，还有台湾人林家的腊肉腊鱼等。只是谢家妈妈的广东糕点品种丰富，模具好玩，给我印象特别深。
　　58年初夏，谢家伯伯广东老家来了个十年未见的远房表弟，说是到北京办事，顺便路过上海来看看表哥。谢家伯伯请表弟吃了顿便饭，送了10元钱和几样妻子做的广东糕点让他带在路上吃，表弟就走了。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夜里，19弄小区“乌呀乌呀”驶来两辆警车，下来几个警察跑到三楼二话不说，把谢家伯伯拷上手铐带走了。那是个夏天，我还没有睡觉，跟着大人呼啦啦跑出来看热闹，被母亲一把拉了回去。　　妈妈回到家里，叹了口气对我爸爸说：　　“谢家伯伯那么老实的人怎么也犯事了。”　　“犯了什么事呀？”我爸爸问。　　“我哪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作为小组长的妈妈大概了解了一些谢家伯伯的事，又对我爸爸说：“不就是请他表弟吃了顿饭送了点吃的吗，这也算反革命？”原来，谢家伯伯的那个远房表弟不知哪年做了国民党特务，这次是要到北京“潜伏”，准备明年国庆十周年庆典时轰炸天安门，暗杀毛主席。没料到被北京公安局抓获，顺藤摸瓜就查到在上海有这么一个远房表哥，还在他家吃了饭拿了钱。上海公安局就把谢家伯伯抓了起来，关了几个月，没有查出其它问题，且谢家伯伯在单位工作表现一贯良好，又是技术骨干，就把他放出来了。但是说他资助反革命，给他戴了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交街道居委管制，每个礼拜天罚他扫地，范围是我们11号周边区域。谢家伯伯是个老实人，每到礼拜天早早的就拿着一把大扫帚扫地。彼时的人们革命警惕性都很高，特别是小朋友爱憎分明，看到谢家伯伯出来就像盯着二楼那位假“毛主席”似的，大喊大叫：　　“反革命，扫垃圾！反革命，扫垃圾！”　　有几个特别顽皮的小朋友还拿小石子朝谢家伯伯扔，谢家伯伯一概不响，只是扫地。有一次，有个小朋友把石子扔到他脸上，破皮冒出了鲜血。我妈看不下去了，跑过去训斥了那个小孩几句，并召开居民小组会，说道：“谢家伯伯犯了事，政府已经处理了，还罚他扫地，大家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再骂人更不要扔石子了，如果哪天把谢家伯伯弄伤了，你们每家轮流扫地去！”我妈妈这招真管用，以后就很少有小孩欺负谢家伯伯了。几年后，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19弄又揪出一批“走资派”、“反革命”、“坏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等等，一时所谓的“牛鬼蛇神”充满世界，批斗会一场场上演。我家对面15号还揪出一个隐瞒资产阶级成份的人加以监督劳动。这把我爸弄得心神不宁，对我妈说：“哎，我当初还好没有回去做地主，跑到上海当了工人，要不然我也要倒霉了。”妈妈看看爸爸也闷头不响了。
　　4、“死奶奶”家的悲剧　　“死奶奶”家住一楼3室，在我家斜对面。“死奶奶”家是苏北人，她的现任丈夫前妻死后取了她。我不知道明明是个大活人，为什么叫她“死奶奶”，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