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操度死了很久的人要念哪些经
佛教操度死了很久的人要念哪些经
10-01-08 &匿名提问 发布
丧葬礼仪篇星云大师
  在很多的礼仪中，丧葬礼仪和我们大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生自古谁无死，所谓“生死无常”、“生死事大”，生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生死看成是人生的两件大事，尤其“慎终追远”的孝亲思想一直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为人所称誉的美德，此与佛教的报恩思想颇为符合。不过，中国民间的丧葬礼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不合时宜的观念、作法实在应该净化、改良。例如：看风水、择日、死后八小时以内不能入殓、出殡时安排电子音乐、花车、游街、哭墓等，不但浪费，而且有失庄严。因此，特别订定丧葬礼仪篇，说明往生前的临终关怀、撰写遗嘱，以及往生后的助念、入殓、殡葬等礼仪，作为我佛子处理人生大事的准则。一、临终关怀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而死并非生命的结束，只是另一场轮回的开始，所以说&生死一如&，要我们看淡生死，进而勘破无常。但是在大限将至之际，如何让病者身心安乐，无苦而终，才是最实际的一种做法，这也就是所谓&临终关怀&。《佛说无常经》说：老病死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若比丘、比丘尼，若优婆塞、优婆夷，若见有人将欲命终，身心苦痛，应起慈心，拔济饶益。又说，对于临命终人的照顾必须：注意环境的整齐清净、光线的柔和、空气的流通。供养佛像，使病人观相而生善念。为病人宣说阿弥陀佛的慈心悲愿及西方极乐净土的种种庄严，使病人生起乐生佛土之心。引导病人念佛，其余探病者亦应为彼病人称念佛号，声声不绝；病人命渐欲终，即见化佛、菩萨执持香花接引，心生欢喜，必无退堕恶道之苦。若命终后，眷属应止哀，不宜大声哭泣，当取亡者新好衣服及随身受用之物布施，乃至礼请法师或自行诵经，以此功德回向亡者往生善道。又姚秦鸠摩罗什大师说，外国习俗中，一个人从出生至临命终时所作的善事平时都要一一记录下来，等到往生前，由家属为其讲说一生的功德，使亡者仰仗行善的福德，生起欢喜心，而不恐惧害怕死亡。可见佛教对&安宁照顾&、&临终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而且佛门对于&死&也有一套情理兼顾的处理方法。而作为佛教徒，平日热心修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实是往生善道的最佳资粮。“临终关怀”并不是消极的等死，而是积极的拔济饶益。透过对死亡的认识，让人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死亡的认识，让人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坦然欢喜地面对死亡。我们也希望家属对临命终人给予种种的协助，如舒适的环境，整洁的衣单，调和的饮食，乃至以庄严的佛号引导病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不但人生无有遗憾，更拥有死亡的尊严，以及充满着移民的欢乐。一般人提到死亡，总会产生种种恐怖、可怕的想象，担心自己会上刀山下油锅，受种种的苦刑。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死亡的真相之后，死亡对我们而言，就像领了一张出国观光的护照，到处可以海阔天空，悠游自在。死亡是人人所不能或免的，对于这必然经过的大限之期，吾人应该抱持什幺样的态度，才能胸有成竹，不惊不恐呢？ 1?认识死亡死亡的种类：人类，乃至一切众生，无论智愚贤不肖，死是人人必经的过程，只是死亡情况千差万别，各各不同。经典上将死亡分成四大种类：寿尽而死：这是一般所谓的寿终正寝，好比灯油燃烧完了，灯火自然就消灭了。一般人所期望的延年益寿，其实也有上限。人命在呼吸之间，到头来还是黄土一坏，所谓&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虽有迟速，相去曾几何时？&就是说的人寿有限，在劫难逃。福尽而死：经上说：&世人无知生死，肉眼无知罪福。&一切众生的寿命像水上的气泡一样，气散则灭，自己所有的福报一旦挥霍尽了，自然就会人死神去。这就和千金散尽的富翁沦为乞丐，终久会饿死、冻死的道理是一样的。意外而死：就是一般所说的&横死&，是本来不应该死，因为遭受意外，回避不及而身首异处，例如：战死、车祸亡故、被人刺杀，乃至被虎豹豺狼咬噬??等，都是事先难以卜知的，俗语说：&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就是形容这种变故。自如而死：前三种死都是不可预料，不能自主的，而这种自如的死法，却是可以把握，能够自主的，也就是佛门中“生死自如”的境界。佛教里面有很多修持深厚的古德，要生就生，要死就死，以因缘聚散及道法圆满为生死，不受一般生死大限的箝制。死亡的现象上面所说的四种死亡，或多或少都会有征候。根据经上记载，一般人的死亡现象有三种征候：地大增上：如果这个人是因为肉体、骨骼的毛病而死亡，他在临死时会觉得全身像大地陆沉于海中一样，缓缓慢慢的一点点沉没、掩埋，有一种很大的压迫感，如同“地大落入水大之中”一样。水大增上：如果这个人是因为血液循环系统不顺畅而去世的话，他在临死时会觉得全身浸在水中一样，先是有茫茫一片的湿冷感觉，然后逐渐变为火焰燃烧一般的高热感，如同“水大落入火大之中”一样。火大增上：这是因呼吸系统障碍而去世的征候，像野火在暮色中燎烧，全身感觉到烈风吹刮，碎为微尘，片片烟飞灰灭，如同“火大落入风大之中”。死亡后的情形死亡是躯壳形体从有形有限转化为无形无限，因此，人死后的境况与生前有所不同，可从下面几点来比较：时空的限制：人在生前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隔，不能随心所欲，万里遨游，也 无法返老还童，纵情恣性，可是一旦死亡而脱离形体的桎梏，他的道心真性就可以自由自在来去，穿越三界时空了。肉体的负担：《法句经》上说：“天下之苦，莫过有身，饥渴寒热，瞋恚惊怖，色欲怨祸，皆由于身。”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我们的大负担,饿了要找东西喂他吃，冷了要替他加衣，生病时要忍受病苦的痛楚。这个身体所带给我们的烦恼，远比带给我们的快乐多。而死亡之后，神识不再受躯壳的牵制，不必再去侍候这个色身，就没有饥寒、病痛的生理折磨，也没有种种触受压迫的负担了。 人天的神通：活着的时候，人的种种能力都受到躯体的限制，死后则不受物理世界的拘束，能够穿墙越壁，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事物，听到耳朵所听不到的讯息。而且神识具有浮留在空中的能力，能够自由自在地飞行，其运动的速度可以随意念所生而无远弗届。除了佛陀的金刚座、母亲的子宫胎不能穿越之外，其余物理世界的任何阻碍都可以穿梭自如，真是“念动即至”了。死往何处去我们常想念死去的亲人，不知道他们死后情形是怎幺样的，所以逢年过节就替他们诵经超度，祈求他们的安宁。这种超度、祭祀如果是表示慎终追远的孝心，当然很好，可是一般人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亲人去世了就会到地狱去，所以要赶快请法师来替他诵经超度，给他念上几声&南无阿弥陀佛&，死者的神识就可以安息了。这种想法真是大错特错，对父母长辈也太不恭敬了。因为堕入饿鬼地狱的，都是作恶多端、罪孽深重的众生，难道我们的父母亲人在我们心目中是个人间的大恶人吗？我们为什幺不会想：父母亲人去逝，是到天界去享乐，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呢？世界上许多宗教都认为：人死后必然会先受审判。例如：我们民间的道教，就相信人死以后要受十殿阎罗的审判，要上刀山、下油锅、进鬼门关。天主教和基督教也说人死了以后要受上帝的审判，那时万民仆伏在上帝座前静候判决。我们佛教对于人死后的去向，不是这样安排的。道教审判的大权操在阎罗王手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最后审判权操之于救主上帝，而我们佛教相信：死后审判我们的不是佛陀，不是菩萨，也不是阎罗王，而是由我们自己的业力来审判我们自己。未来投胎转生的好坏，要依过去作为的好坏决定；未来轮回六道的去向，要看自己过去造业的因果而定。在佛教里，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幸福与痛苦不是被神只操纵左右的，而是在自己手里。人死了以后，往何处去呢？唯物论者认为人只要一死，就什幺也没有了，谈不上什幺去向，因此生命是短暂的，是容易消灭的，这种论调使许多人对生命的本质起了怀疑和恐惧，不懂得珍惜人生。既然人死了什幺都没有，因此有人就纵欲享乐，有人杀盗淫妄，无所不作，这种遮无因果的人生观，实在是一种肤浅可怕的邪见。基督教对于死后审判的看法虽然与佛教不同，但是他既有升天国、下地狱主张，就表示死后生命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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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术语）又曰和上。律家用上字其余多用尚字。本为印度之俗语，呼吾师云乌社，至于阗国等则称和社，和阇（Khosha）等，和尚者其转讹也。罗什三藏翻为力生，以依师而弟子之道力得生故也。晋书佛图澄传曰：‘法常与法佐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佐入见澄，澄已知之。于是国人每相语曰：莫起恶心，和尚知汝。’按，此二字见正史之始也。魏书释老志，浮图澄为石勒所宗信，号为大和尚。大和尚又始见此。翻译名义曰：‘和尚外国名，汉言知有罪知无罪也。’寄归传三曰：‘言和尚者，非也。西方泛唤博士皆名乌社，斯非典语。若依梵本经律之文，咸云邬波驮耶译为亲教师，北方诸国皆唤和社，致令传译习彼讹音。’百一羯磨一曰：‘邬波驮耶，译为亲教师。言和上者，乃是西方时俗语，非是典语。’玄应音义十四曰：‘和尚菩萨内戒经作和阇，皆于阗国等讹也。应言郁波弟耶，此云近诵。以弟子年少不离于师，常逐近受经而诵也。又言邬波陀耶，此云亲教，旧译云知罪知无罪名为和尚也。’慧苑音义上曰：‘和上，按五天雅言和上谓之坞波陀耶，然彼土流俗谓之殟社。于阗疏勒乃云鹘社，今此方讹音谓之和上。虽诸方殊异，今依正释。言坞波者，此云近也，陀耶者读也。言此尊师为弟子亲近，习读之者也。旧云亲教师者是也。’业疏三上曰：‘中梵本音邬波陀耶。在唐译言，名之依学，依附此人学出道故。自古翻译，多杂蕃胡。胡传天语，不得声实。故有讹僻，转云和上。如昔人解和中最上，此逐字而释，不知音本。人又解云：翻力生。弟子道力，假教生成。得其远意，失其近语。真谛所译明了疏，则云优波陀诃。稍近梵音，犹乖声论。余亲参译，委问本音，如上所述。彦琮译云郁波弟耶，声相近也。’秘藏记本曰：‘天竺呼俗博士曰乌邪，汉家讹误以乌邪为和尚。加以乌邪是俗儒之称，而名道人，大误耳。正可云拔底耶，天竺呼有智僧为人师者为拔底耶。拔底耶者，亲教义也。所以，出家人也称为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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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佛教，是指元世祖即位至顺帝末年的百余年间（）蒙古族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元王朝时期的佛教。为了叙述方便，将元朝未正式建立以前蒙古时代的佛教也在本文内略加叙述。自十三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统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帕思巴圆寂后，他这一系的僧人继续为元帝师的有亦怜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乞剌斯八斡节儿、辇真监藏、都家班、相儿家思、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旺出儿监藏、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亦辇真吃剌失思等喇嘛（《新元史?释老传》）。又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而喇嘛僧则享有一些政治经济特权。    此外，汉族僧徒与河西回鹘僧，仍受到相当的待遇。元初佛教界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且禅宗盛行江南，天台、白云、白莲等宗亦相当活跃。但对佛教教义未有多大的发扬，仅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僧尼人数之增加，有甚于过去。而寺院大力经营工商业等，尤成为元代佛教的一特殊现象。    元代管理佛教的机构，最初设总制院，即以国师为领导。后又设功德使司（简称功德司）。至元二十五年（1288）总制院改称宣政院，扩大管理职权，且在各路设行宣政院，代替了功德司的事务。僧官如僧录、僧正、僧纲等，也都由宣政院管辖。后来到至顺二年（1331）撤销行宣政院，另于全国设立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各地僧尼事务。元统二年（1334），又罢广教总管府，复立行宣政院。    元代寺院和僧尼的人数，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全国寺院凡二万四千三百一十八所，僧尼合计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若将私度僧尼糀E算在内，恐怕还不止此数。    元代皇室所建官寺很多。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这些土木费用都很浩繁。英宗至治元年（1321）所建的寿安山佛寺，铸一佛像曾冶铜五十万斤（即今北京西山卧佛寺的卧佛）。    随着寺院的兴造，又规定每寺住僧约三百人，于是朝廷将大量田地给与寺院。    例如，中统初（1260）给庆寿、海云二寺地五百顷。大德五年（1301）给兴教寺地一百二十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1312）给大普庆寺田八万亩，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山东益都田七十顷。至正十二年（1352），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成，以江浙废寺之田归之。据大略统糀E，自世祖中统二年（1261）到至正七年（1347），前后共给寺田三千二百八十六万一千亩（《续文献通考》卷六）。这些寺院土地的主管机构是太禧宗禋院。各寺都设有总管府、提举司或提领所来经管业务。其一寺的田地散在各路的，便就各地设立主管机构。如大护国仁王寺，有襄阳、江淮等处营田提举司、大都等路民佃提领所。大承华普庆寺，有镇江、汴梁、平江等处稻田田赋提举司。大承天护圣寺，有平江善农提库司、荆襄等处济农香户提举司、龙庆州等处田赋提领所等（《元史?百官志》）。    元代寺院经济成了畸形的发展。因为寺院在拥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大力从事商业和工业。当时各地解库（当铺）、酒店、碾硙、湖泊（养鱼场）、货仓、旅馆及邸店（商店）等，很多是寺庙所经营。如皇庆初（1312）给与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外，还有邸店四百间，即其一例（《陔馀丛考》卷十八）。其在工业方面，如开采煤炭和铁矿，也有寺僧参加。成宗大德元年（1297）有禁权豪僧道擅据矿炭山的命令（《元史?成宗纪》）。仁宗延佑三年（1316）于山西五台山灵鹫寺置铁冶提举司（《元史?仁宗纪》二），这也是前代寺院所无的经济活动。还有银矿的开采虽非寺院直接经营，而其收入却归寺院所有。如至顺元年（1330），闻蔚州广灵县地产银矿，文宗即令中书太禧院派人经营，而以其所得归大承天护圣寺（《元史?文宗纪》三）。寺院的工商业经营，当然和政府赋税收入有关。政府对于寺营的解库，有时禁止，有时命其纳税。而政府对于各处住持僧人将常住金谷掩为己有，修建退居私宅，开设解库，也有禁令（见《元典章》卷三十三）。    至元三十年（1293）曾命僧寺之邸店、商贾舍止（旅馆），其货物照章纳税(《元史》卷十七)。其后更时有明令，使僧道为工商者纳税。特别是诸河西路僧人有妻子者，当差发、税粮、铺马、次舍，与庶民同；以防止当时富户冒为僧道，规避差役（《元史?刑法志》卷一百零三）。    元代没有大规模举行官刻藏经的事，这是因为大都（今北京）弘法寺原来已有金代刻成的大藏经版，世祖至元中曾重加校订，成为元代的弘法寺大藏（当时有《弘法入藏录》，今已佚）。至元二十二至二十四年间，更召集汉藏大德僧人学士等对勘汉藏两种大藏经的异同，编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此外，民间私刻的藏经也还有几种版本。先是杭州余杭县南山大普宁寺白云宗僧徒于至元中募刻了大藏经版一副，约六千卷，此即通称的普宁寺本。稍后，在成宗大德年间（），宋末创刻未完的碛砂版藏经继续雕刻，至仁宗至治末年（约1323顷）完成，共六千三百余卷。又在大德十年间（1306），松江府僧录管主八从弘法寺大藏中选出南方各种藏经刻版所缺之秘密经类等，刻成二十八函，约三百一十五卷，以为普宁寺版和碛砂版的补充。管主八还于大德六年（1302）以来刻成西河字（西夏文）大藏经版一副，共三千六百二十卷，并印施三十余部于各地。又白莲宗复兴而传入福建之后，也于仁宗延佑二年（1315）在建阳县发起开雕毗卢大藏，得到当时福建行省长官亦黑迷失的赞助，担任了劝缘主，但只刻成《般若》、《宝积》、《华严》、《涅盘》四大部，今福州鼓山和山西太原崇善寺还存有它的一些印本。至于蒙、藏文大藏经亦于武宗至大年间（）    由嘉漾在内地和西藏地区分别刻成版片，但印本久佚。    元朝喇嘛教的著名人物，首推帝师帕思巴（）。他在至元六年（1269）曾受命为蒙古族制造文字，进号大宝法王。他曾说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轨》一卷。后来又为世祖太子真金讲《彰所知论》。其著名弟子有胆巴、阿鲁浑萨里、沙罗巴、达益巴、迦鲁纳答思等。    胆巴（？—1303），藏族人。幼年依止帕思巴，被命赴国外学习梵典。中统间（）帕思巴荐之于朝廷，号为金刚上师。因不容于宰相桑哥，被谪于潮州，后召还。寂后进号帝师。    阿鲁浑萨理（），维吾尔族人。从帕思巴修学，旁通一些民族语言并汉文经史百家之学。帕思巴回西藏时，携他同行；后荐之于朝廷，官至集贤馆学士、平章政事。    沙罗巴（），西域人。幼从帕思巴剃染为僧，学诸部灌顶法。他能操一些不同民族的语言，尤精通藏文，任世祖和帕思巴之间的译人。他译有帕思巴《彰所知论》二卷、《药师琉璃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仪轨》二卷、《佛说坏相金刚陀罗尼经》、《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经》、《文殊菩萨最胜真实名义经》各一卷。后授江浙等处释教总统，所译经典都雕板流通。    达益巴（），师事帕思巴十三年，帕思巴回西藏时，他送到甘肃临洮，又亲近其地学者绰思吉十九年。武宗即位，召问法要，寂后谥佑圣国师。    迦鲁纳答思，维吾尔族人，通达佛教及诸民族语言。他被荐入朝后，世祖命他从帕思巴学习佛法和藏文，期年而通。他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的经论，世祖命锓版，散给诸王和大臣。    此外，还有必兰纳识里（？—1331），是帕思巴死后仕于元朝的维吾尔族学者。他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皇庆中，受命翻译梵文经典。西域各地送来的文书，都由他翻译。至顺二年（1331）给以国师之号。他用蒙古族文字译了汉文的《楞严经》，梵文的《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盘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藏文的《不思议禅观经》等，皆行于世。    元代的禅宗，北方有金代万松行秀、雪庭福裕一系的曹洞宗师、与海云印简一系的临济宗师。南方则有云峰妙高、雪岩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元叟行端等著名临济宗匠，传持禅学。    万松行秀（），在金代极有盛名。他撰有评唱天童正觉《颂古百则》的《从容录》六卷，与当时江南的天童如净并称为曹洞宗二大宗匠。他的及门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全一至温及居士耶律楚材等，而以福裕的法嗣繁衍最盛。    耶律楚材（），出身辽的皇室而仕于金，后来成了有名的政治家。    他从万松行秀参禅三年，得到印可，号湛然居士。他随成吉思汗出征西域时，致书请行秀评唱天童正觉的《颂古百则》，行秀即在燕京报恩寺内从容庵撰出，楚材为作序刊行，即后来有名的《从容录》（《从容录序》）。    海云印简（），曾为忽必烈讲说佛法并传戒。他重兴真定临济寺，时人称他为临济中兴名匠。嗣法者十四人，有语录曰《杂毒海》。元代著名政治家刘秉忠，就是他的弟子。    刘秉忠（），原是云中南堂寺僧人，名子聪。印简应忽必烈之召赴蒙古，途经云中时，闻他的才名，约之同行，很受忽必烈器重。印简南还，他遂留于行帐，参决军政大事，后恢复本来的刘姓，命名秉忠。世祖即位时，他起草的朝仪、官制等一切典章，成为元朝一代的政治制度。遗著有《文集》十卷。    当时南方，自南宋以余杭径山、临安灵隐等为禅宗五山小刹后，禅门宗匠辈出，其代表人物有：    云峰妙高（）于至元十七年（1280）住径山，时教家大毁禅宗，妙高与一、二同志入京力争。和教僧仙林论辩得到胜利（《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雪岩祖钦（？—1287）得法于径山无准师范。历主潭州尤兴寺、湖州光孝寺，最后主江西袁州仰山，人们称他所住的地方是法窟。他的语录力说儒释一致。有《雪岩祖钦禅师语录》行世。    高峰原妙（），从雪岩祖钦问道，后入临安龙须山力参。又至天目西峰狮子岩隐居，常设三个疑问（三关）勘验学者，时称“高峰古佛”，有语录行世。    中峰明本（）是高峰高足。他有时住庵，有时住船，到处称其所居为“幻住”。丞相脱欢和翰林学士赵孟等多从他问法。仁宗时高丽王子王璋特往参谒，明本作《真际说》开示之。遗著有《幻住庵清规》、《山房夜话》及《语录》等，收于《天目中峰和尚广录》，元代编入大藏经中流行。嗣法弟子天如惟则、千岩元长等，皆为宗匠。    元叟行端（）和天目中峰同时，阐扬大慧（宗杲）门风于径山，名闻京国。门下人材甚盛，楚石梵琦，梦堂昙噩是他的高足。有《语录》行世。    一山一宁（）是南海普陀山的名僧。大德三年（1299）奉成宗命持诏书使日，住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及京都南禅寺等处。寂后，给以国师之号，称一山国师。其所传禅学称一山派（《元亨释书》卷八）。    此外，天台、华严、慈恩、戒律诸宗，仍余绪未绝。如天台宗的湛堂性澄、玉岗蒙阔、浮休允若、大用必才、绝宗善继等；华严宗的仲华文才、大林了性、幻堂宝严、丽水盘谷等；慈恩宗的普觉英辩、云岩志德、吉祥普喜，以及律宗的光教法闻等，都是当时各宗硕果仅存的学者。    湛堂性澄（）从佛鉴铦（音先）学天台教观，弘法于杭州演福寺。    至治元年（1321）应召入京，校正大藏。著有《金刚经集注》、《弥陀经句解》    等行世。蒙润、允若、善继等，都出其门下。玉岗蒙润（）从古源、湛堂等受业，盛弘《法华》于杭州。晚年隐居龙井白莲庵，率众修法华三昧，著有《四教仪集注》，为台宗学徒入门书。浮休允若（）从大山恢学天台教仪，后依湛堂于南天竺寺，极受器重。他的风度严峻，被称为僧中御史，著有《内外集》。大用必才（）从蒙润受教，遂嗣其法。至正二年（1342）大弘天台教于杭州。著有《法华》、《涅盘》诸经讲义。绝宗善继（1286—    1357）为湛堂法嗣，历住天台荐福、能仁等寺，阐扬《法华》三大部教义，晚年专修净业。他的弟子如玘是明初的名僧。    仲华文才（）是元代华严名僧。他讲授经论，主张通宗会意，视语言文字，不过糟粕而已。世祖命为洛阳白马寺住持，号“释源宗主”。后为五台山佑国寺开山第一代住持，署真觉国师。了性、宝严等是他的高足。所著有《华严悬谈详略》五卷、《肇论略疏》三卷、《慧灯集》二卷（《佛祖通载》卷二十二）。大林了性（？—1321）历游诸方讲席，学贤首教，后从文才至五台，备受启迪。当时喇嘛受朝廷尊宠，所有名僧莫不抠衣接足，乞其摩顶，谓之摄受；    了性惟长揖不拜。寂后谥曰弘教。幻堂宝严（）是文才的嗣法弟子。    文才三坐道场，他都随从。后住普安、佑国二寺，与了性大弘《华严》教义（《大明高僧传》卷二）。丽水盘谷的师承不明。他一生好游名山。诗名著当世。    世祖的驸马高丽王子王璋，请他讲演《华严大意》于杭州慧因寺，备致礼敬。有《游山诗集》三卷行世（《大明高僧传》卷一）。    普觉英辩（），受慈恩学于柏林潭，弘法于秦州景福寺，道俗称为无佛世之佛。云岩志德（）从真定龙兴寺法照学慈恩教义。至元二十五年（1288）朝命江淮诸路立御讲所三十六所，他被选为讲主，开讲《法华》、《唯识》等疏，号佛光大师。吉祥普喜通达《唯识》、《因明》诸论，也是江淮御讲所的讲主之一。当时云南僧端无念为《唯识》名家，曾和普喜辩论《唯识》，对他的造诣极为倾服（以上见《大明高僧传》卷二）。    光教法闻（）是元代唯一律师。他从温公受学《法华》、《唯识》    及《四分律》。帝师亦怜真请他讲《般若》，指授《因明》要义。后被召居京师大原寺、大普庆寺。当时从他受戒的僧俗很多，号光教律师（《佛祖通载》卷二十二）。    元代佛教在传统的各宗以外，江南还有白云宗、白莲宗等教团。这两家都起源于宋末，都提倡念佛，励行菜食，只是白莲宗许有妻室为异。白莲宗是宋苏州延祥院沙门子元所倡。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其徒号为“白莲菜人”。此宗因发展迅速，遭受“妖妄惑众”之嫌，子元被流放到九江，教团也被解散。后来小茅阇黎纠集信徒，重新倡导，但他的见解就差远了（《释门正统?斥伪志》）。另外，白莲在被禁以后，由于优昙宗主普度的活动，在庐山得到复兴。普度所著《庐山莲宝鉴》旨在显彰子元的教义,破斥当时彰德朱慎宝、广西高仙道等附托白莲的异说。至大三年（1310）他亲自入都，呈上白莲宗书，进行白莲宗的复兴运动，因而得到宣政院的认可。以后，一般遂以白莲教中得到朝廷认可的称为正宗，未得到认可的称为邪宗（明果满编《庐山复教集》）。    元代的佛教艺术有好些特色。特别是由于帕思巴等弘传西藏地区流行的密教，使元代的佛像塑造及雕刻艺术起了一大变化。尼泊尔著名的佛像工艺家阿尼哥擅长画塑及范金为像。中统元年（1260）帝师帕思巴在西藏地区建黄金塔，阿尼哥和尼泊尔一批匠人到了西藏。帕思巴因他技术优异，命他监工。塔成以后，即从帕思巴出家，相随至北京。最初奉命修补了明堂的针灸铜像，京师金工都佩服他的巧妙。至元十五年（1278）还俗，授大司徒，领将作院事。两京（大都和上都）    寺观之像，都出其手（《新元史.阿尼哥传》）。其他自西藏地区和蒙古地区来的工匠，如塑造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大小一百四十尊的禀搠思哥斡节儿八哈失，塑造青塔寺四天王像助手阿哥拨，铸造玉德殿三世佛、五方佛等鍮石像，又制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诸色人匠总管府总管杂儿只，及奉文宗皇后命铸造八臂救度母等鍮石像的八儿卜等，多是阿尼哥的徒弟（《永乐大典》本《元代画塑记》）。    从阿尼哥学塑梵像最矨E绝艺的是汉人刘元。至元七年（1270）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求造梵天佛像奇工，刘元被荐见阿尼哥，从学西天梵像，遂成绝艺。元朝两都名刹的塑土、范金、抟换（即夹纻漆像俗称脱沙）为佛像，出于刘元之手者，皆精绝无比。官至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后人称为刘正奉（虞集《道园全集?刘正奉塑记》）。    阿尼哥、刘元一派以前的佛像手法称为汉式佛像。自阿尼哥始称为梵式佛像。    这种梵式佛像，不但盛造于北方寺刹，现今南方杭州也有一些遗迹。如著名古刹灵隐寺前飞来峰岩壁上的几百尊佛像，就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所凿造的梵像。    元代僧徒的著述，虽不及唐宋之盛，但如禅宗僧徒行秀的《从容录》、明本的《中峰广录》、普度的《莲宗宝鉴》、德辉的《敕修百丈清规》、庆吉祥的《至元法宝勘同录》、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觉岸的《释氏稽古略》等，都是一代的要著。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祖铭、栯 堂、大??、宗衍、子庭、本诚、子贡、圆至、实存、善住、大?、清珙、至仁、惟则等皆是（以上各人的作品都收入清代顾嗣立编的《元诗选》）。    明本为著名禅僧，作有船居、山居、水居（住水边）、鄽居所谓《四居诗》    数十首，为世传诵。行端亦宗门名匠，尝拟寒山子诗百余篇，自号《寒拾里人稿》。    栯 堂益为大慧杲四世法孙,有《山居诗》四十首流传于世。清珙居吴兴霞雾山，禅余作《山居吟》，其章句精丽，有《石屋珙禅师诗集》。圆至字天隐、大?字笑隐、本诚字觉隐，诗名相埒，当时称为“诗禅三隐”。圆至善为古文，所著《牧潜集》，雅丽可诵。明姚广孝谓元代僧人的文章，虽三隐并名，应推天隐为第一（见姚广孝《牧潜集序》）。大?为南京龙翔集庆寺开山第一代住持，校正《敕修百丈清规》，为禅门定式。说法之余善为文，著有《蒲室集》十五卷。本诚后名道元，居吴下，善诗并工山水绘画，有文集行世。大圭为文古雅，诗尤有风致，著有《梦观集》。善住字云屋，著有《谷响集》。子庭善口辩，有诗名，平生好游，著有《不系舟集》。这些都是元代特出的诗僧。
此类题目只能参考别人的研究成果，反正我个人是没有本事回答你的。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元朝佛教》：     中国佛教学院《中国佛教史略·元代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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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经和阿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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