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_全文阅读_1-米花在线书库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_1
仅仅分享，请读完后删除。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自序（1）周濂　　去年夏天，因为在《锵锵三人行》中的一席话，陈丹青不得不连发两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不在节目中声讨炫富与红十字会，而是把矛头对准网络围攻所折射出来的"文革"遗风。尽管文章写得进退有据、不失法度，但是澄清和辩白本身就不由得让人感慨，原来飞得再高的人也还是躲不过铺天盖地的唾沫星子，也还是会忍不住抹一把脸、吐两句槽。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这句话："为什么我不愿谈红十字会？因为不相信，一如今日的大学，无非官场，无非官僚。我的不相信，还包括对历来监督它、改变它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这口气，像极了三十年前北岛的那首名诗："告诉你，世界，我不相信！"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连黄河都能改道，可是作为职业受骗者的我们却仍旧停留在"我呸"的阶段。"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好吧，我承认以上论断过于偏激。三十年过去，至少我们不再冲着面目模糊的世界宣泄不满，而是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红十字会、铁道部以及更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部门。除了骂脏字和吐口水，我们还在努力学习用更理性也更技术的方式去质疑，比如"7*23"动车事故发生之后，有人到现场勘查地形，有人收集各种数据做分析，有人做模拟实验，大伙儿纷纷扮演福尔摩斯。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有关部门一再搪塞推诿，质疑往往有始无终，真相总是扑朔迷离，人们才会时常感受到"无能的力量"，才会有对改变的所有可能"深深地不相信"。　　虽然都是不相信，如果说北岛的呐喊还多少带着少年人的不甘和血气，那么在陈丹青这里， 我看到的只是不加掩饰的失败主义。什么是失败主义？查百度百科可知，这是"一种因为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思想"。在我看来，与其说失败主义是一种思想，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思想有清晰的学理与脉络，可以论证也可以反驳，可情绪不同，它来去无踪，就像下水系统失灵的城市，一场小雨就会水漫金山泛滥成灾。　　当失败成为习惯，当对改变不抱任何信心，我们也就只剩下了"我不相信"这句喊话。更有甚者，还会发展成为"我不相信"强迫症，症状较轻的每当读到新闻报道，不管来自《环球时报》还是新浪微博，第一反应一概都是我不相信这是事实的真相；症状较重的则惯用阴谋论去揣度整个世界，他们奉行另一个"两个凡是"原则：凡是你竭力主张的一定都是假的，凡是我能设想到的最坏可能性就是真的。　　身处这个动荡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而且不相信的对象绝不止于不受限制的公权力，它也可能是衣着光鲜的经济学家，是微博上加"V"的名人，是沿街乞讨的妇女，是不慎跌倒的老人，甚至是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或者相濡以沫的爱人。因为不相信，因为"不相信"强迫症所并发的失败主义和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的世界。不久前，独立参选人遭打压，网友纷纷声援，有人冷冷地说：别装逼，想出名总要付出代价的；山东某女得知前夫罹患尿毒症，捐肾救之，有人冷冷地说：激动啥，骗遗产吧。这简直就是"心理阴暗、人人平等"。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种向下的力量要把所有人拉低，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要撕破人道主义的温情面纱。自序（2）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相信别人、相信政府呢？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意愿有限性的伤害。"换句话说，选择相信别人的同时，也就给别人留下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我养过一只小狗，见到任何人都会扑通倒地，然后亮出柔软的腹部邀请被抚摸。这种因为对世界懵懂无知而拥有的绝对安全感真叫人嫉妒。　　2008年秋天，烟火艺术家蔡国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次国内个展，主题是"我想要相信"。这个说法如此励志，以至于我忍不住拿来作为本书的序言标题。可是我深深地知道，它仅仅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一个虚幻的愿景。作为一个被标签化了的自由主义者，我虽然有"想要相信"的意图，却无法像午夜电视购物最牛广告人那样一脸惊喜地告诉读者"应该相信"什么。事实上，最经常挂在自由主义者嘴边的一句话是"千万不要相信公权力"。与其说这是在妖魔化公权力，不如说是在还原一个真实的公权力：首先，公权力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理性经济人，拥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始动机；其次，任何掌握公权力的人都部分地怀有为自身利益而滥用权力的动机。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政府制度，以便即使在流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我当然明白制度的稳定性要远甚于人格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我同样认为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这个世界的必由之路。某种意义上，人生就是一场彻底的清算，一场与自己的本性进行的战斗，一个也许永远都没有标准答案的"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你需要清算智识上的无明，更重要的是克服意志上的软弱。你当然可以选择向古人今人熟人亲人陌生人求助，但是归根结底，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依傍。就像本书的同名文章结尾处所说的，"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其实不管是从装睡中醒来，还是重新开始相信改变的可能，都是一种radical choice，这个"决定"何时做出，因何做出，做出之后需要承担哪些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一切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你自己，没人可以代笔。　　我曾经一度认定，没有人可以仅凭一己之力站立，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个可以用尽全身气力去拥抱的对象，并且希望这个拥抱可以让自己变得安全、强大甚至完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认同昂山素季的这个说法："真正的改变是通过理解、同情、正义、爱心后的内在变化。"只有经历了如此这般的内在变化，你才会和自己停战，才能够学会"不自负、不迟疑、也不骄慢"地与世界媾和。小至个体，大到国家，概莫能外。　　本书收录的文章虽然在时间上跨度有十年之久，在主题上貌似也是东拉西扯，既有时评政论、影评书评也有思想笔谈，但是归根结底，它们都存在着一种内省的视角，都隐晦地刻画了过去十年来我在思想与情感上的点滴变化。非常感谢天窗文化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愿意结集出版这些文章，虽然我并不清楚它们能给读者带去多少积极的影响。于我而言，重读这些文章，至少证明了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因为虽然我时时感到"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但是我还是会忍不住偷偷地想，改变在发生呢。　　是为序。笑而不语与中国表情在前不久的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裁判的各种错判漏判层出不穷，以至于常常听到央视解说员这样描述受害方主教练的反应：先是狂怒不已，然后无奈摇头，继而怒极反笑，最后则是：笑而不语。　　这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再熟悉不过，尤其是最后那个表情，充满想象力的中国网民们甚至为它创造出了一个Made in China的英文单词：smilence。这一神鬼莫测的表情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比方说某报发表文章《被圈定的‘黑老大’到底有多黑？》，有网友回曰："笑而不语"；某专家谈《民主的中国经验》，解析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权利超速"和"民主失败"，一片叫骂之声中，依旧能够瞥见"笑而不语"的网友打酱油飘过......　　本该愤怒，却无怒气，典型的状况无非以下几种：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这是因为他有超绝的自信和君子的雅量；凤姐"人皆知而不愠"，分明是自我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偏差；至于"笑而不语"者，我猜想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早就洞彻了社会现实的丑陋、有限人生的无聊以及世俗权力的愚蠢。　　"钢七连"的口号是"不抛弃不放弃"，"笑而不语"者正相反，他们信奉"不纠结不纠缠"，这其中不仅有世事洞明的心照不宣，更有人情练达的隐忍不发。　　在某种意义上，我承认比起愤怒与暴力，"笑而不语"没准是一条更好的自我救赎之路。愤怒虽然可以最大程度地被共享，却不会因此造就一个共同体，而只能造就一个暴民团体，它在摧毁一切秩序的同时，也将吞噬每一孤独个体的灵魂。而且，就像歌德所说，愤怒就"像腌鲱鱼，是不可能一放多少年的"，在庞大森严的社会控制力量面前，愤怒、仇视这些应激性的情感终难持久，继之而来的第二反应就是充满无力感的沮丧、无奈和泄气。　　所以，至少从表面上看，"笑而不语"者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因为他们不仅战胜了怒气，赢得了快乐，而且还在相视一笑的默契中体会出智商和情商的双重优越感。　　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笑而不语也许克服了个体的暴力，却更大地鼓励了国家的暴力。伏尔泰说："真正的喜剧，是一个国家的愚蠢和弱点的生动写照。"有人认为伏尔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暴力与天真常常结对出现。换言之，暴力和天真其实是互为前提、因果相生的：暴力催生天真，天真进一步助长暴力。　　如果这个说法没错，那么几年前的"艳照门"无疑算得上是一场"真正的喜剧"，因为它至少为我们留下了两条最生动的时代注解：一个是"很黄很暴力"，一个是"很傻很天真"。试造句如下：中国股市很黄很暴力，小散们很傻很天真；中国足球很黄很暴力，球迷们很傻很天真；中国楼市很黄很暴力，房奴们很傻很天真......　　当然，"笑而不语"者一定会拒绝对号入座，在他们看来，尽管上位者很黄很暴力，自己却不傻不天真。何止不傻不天真，简直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然而他们没有想过，历史往往不会精挑细选，为每个人的功过得失仔细打分，而是一股脑地进行打包处理。　　当年赵高指鹿为马、晋惠帝睁着一双无辜的大眼睛说"何不食肉糜"的时候，左右的臣民何尝不是心存鄙夷却又笑而不语？时至今日，指鹿为马已成千古笑谈，笑话里的主角却不独只是赵高，还有身边那些唯唯诺诺、笑而不语的人。　　从躲猫猫，喝开水，系鞋带，睡觉死一直到发狂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集体裸奔的时代，各种语录和轶事变本加厉、层出不穷。我怀疑，终有一日，后人会像嘲笑晋惠帝一样嘲笑我们，因为我们的笑而不语。　　也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笑而不语"这个中国制造的表情尚未成为"中国表情"，否则十三亿中国人全都长着一张拈花微笑的脸，那还真是件很穿越的事情。　　（2010年）　　　　大学校园中的"无名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大一学生的来信，回复时我扫了一眼她的电子信箱，尾缀是"pooh"，便追问了句："你喜欢维尼熊（Winnie the Pooh）么？"很快我收到她的回信："老师知道么？你是第一个从我的邮箱看出来我喜欢维尼而且向我问的！而且，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个在课堂上叫我发言的！是第一个上大学以来问我叫什么名字的......"　　她的喜形于色让我颇为感慨。算起来，这个自述"很单纯、很开心、有点幼稚"的孩子很快就要在大学度过将近一年的时光，但在这一年间，很显然她一直处于nameless（无名）的状态，在偌大的校园里忙忙碌碌地出入于各个课堂，就像小马驹儿在没有路标的大草原上没头没脑地四处乱撞，却没有一个老师真正在意过她的存在。　　为求证这个现象是否普遍，我在"校内网"（现为"人人网"）上挂了个帖子，征询学生的意见，观点惊人的一致："多数老师对学生漠不关心"，"回想大学我就是nameless"，"nameless四年并继续nameless飘过"......其中一个说法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大学校园盛产"无名氏"，是因为"如今的大学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人情味儿的自助性社会"。　　大学之所以没有人情味儿，首先是因为这个社会缺少人情味儿。启蒙运动以及工业革命之后，传统的礼俗社会（community）急遽变革成现代的法理社会（society），冷冰冰的契约关系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亲缘和友爱，社会如此，学校亦如此。　　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不夸张地说，如今的大学教师早已把肩上的责任自动缩减为单纯的"授业"。"传道"不符合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解惑"？对不起，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于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异乎寻常地守时，来时无影去时无踪。一个大一的孩子告诉我，这一年来只有两位老师在课堂上给他们留了电子邮箱，其余的人都对学生抱着"敬谢不敏"的漠然态度。　　自大学扩招以来，让原本就处于严重失调的师生比例雪上加霜。以我个人为例，这个学期共有两门课程，其中本科生全校公选课有80名学生，研究生专业必修课则有68名学生，面对数目如此庞大的学生，只能采取"讲座"（lecture）的方式进行教学，师生间的互动自然无法顺畅地进行。　　公允地说，大学教师没有义务记住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日大学，学生若想脱颖而出，赢得老师的关注和承认，就必须让自己首先变得积极主动且强大--这是基本的生存之道。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只有基于"优秀"与"卓越"才能够得到"承认"和"尊重"，那么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注定只是"无名氏"。因为究其根本，"卓越"是一个贵族性的概念，它无法均摊给所有人，而只可能属于少数人。　　这个学期我收到大量学生的来信，都在焦虑于为什么周围的同学如此目标明确，为什么自己依旧懵懵懂懂。出于某种补偿心理，他们会一方面忙不迭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另一方面又强求自己在考试时门门得优。在这种全方位恶性竞争的氛围下，只可能造就彻底的赢家和彻底的输家。都说大学教育正在堕落成为一种"失去灵魂的卓越"，但是在我看来，更可忧虑的是那些赢家并不因此成就"卓越"，反倒可能因为熟谙了各种潜规则而变成蝇营狗苟的现实主义者，与此相对，输家则因为遭遇挫折或不公而成为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义者。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以丧失灵魂为代价。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追求"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这是一种独立性和依存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对于那些刚入大学的"小土豆们"，他们的个性与身份认同更多地依赖于教师的培育和关怀。事实上，有时学生并不奢求太多，只要教师真心实意地将他们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来对待，学生一定会接收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并因此鼓舞起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我在"校内网"挂出那个帖子后不久，一个研一的孩子来找我，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日他因故缺课，一周后当他进入教室时，老师递给他一页纸，说："你上周没有来，这是给你留的课程讲义。"这个孩子说，研究生这一年里，这是他第一次感觉自己不是"无名氏"。　　（2009年）装装文明人（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某日，我在牛津街头溜达，看见马路对面跌倒一个老太太，想也没想就跑过去扶她起来，让我大为惭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时候脑海里竟然冒出一个念头：她会不会讹诈我呢？幸亏我反应得快：这是在番邦不是在天朝......　　事后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时候不是这样子的，看见解放军叔叔敬礼问好，遇见拉车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虽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们70后的童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有同为70后的朋友嘲笑我选择性记忆，说她的回忆和我恰好相反，充斥着"习惯性撒谎"的各种恶行恶状，比如明明没有扶老奶奶过街非要说扶了，把墨水奉献给全班同学是因为快要评三好学生了，从没去过老师家却要写老师呕心沥血改作业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认小时候做好事时常会有私字一闪念--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扬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荀子早就说过，"人性本恶，其善者伪"。装是文明开始的第一步，装啊装啊就信以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装不是问题，装什么和怎么装才是大问题。　　几个月前我到英国访学，左手护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实实过海关，边检人员一边和身边的女同事调情嬉笑，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例行的各种问题，磨蹭良久，正当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之际，他合起护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气地来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次日去牛津大学哲学系找办公室主任Tim Moore办理校园卡，问带没带照片，带了，"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请填这里这里还有那里，"Thank you very much"；请坐，哦不坐，接着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一来二去，我自以为明白了，这叫做礼多人不怪，总之习惯就好，千万别把英国人的客气当回事儿。然而待得时间越久，我就越发现自己的判断失之偏颇。没错，的确有一些英国人假模假式，温良恭俭让的背后隐藏着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但不可否认更多的人真的是发乎本心地与人为善。　　更重要的是，他们只是在装"文明人"而不是在装"圣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兽性。所谓"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种，正是吾辈"，作为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可以装文明人但不可以装圣人。我们以前并不是不装，而是装的太崇高，万众一心地装，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难以收拾。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装的动机太功利，总惦记着立竿见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却偏偏要在雷锋像前集体下跪宣誓做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荒腔走板沐猴而冠。装装文明人（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人是环境的动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时就会飘来一句"早上好"、"对不起"或者"谢谢你"，这逼迫我随时处于礼貌用语的待命状态，久而久之就很难总是摆出一张"烦着呢别理我"的臭脸，而是渐渐地学会走在路上目视陌生人，微笑，并道："Have a nice day ！"　　老实说我对于这种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装"多久毫无自信，除了卖光盘的和推销保险的，很难想象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关村街头随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也正因为此，我才越发对翻译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女士是英国人，追随夫君杨宪益来到中国，历经各种政治风波，"文革"期间她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处如此极端的环境，她依旧恪守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操守，每当看守送饭给她时，总是答以"谢谢你"。　　说到尊严二字，戴乃迭还为我们留下了另一则弥足珍贵的记忆。四十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马乱的贵阳乡下教书，后来在回忆录中戴乃迭充满感情地提到当地的农民，说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尊严"，称赞"中国农村的农民即使贫困、没文化，也总是一种古文明的后嗣"。　　《易*贲卦》中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无论是学富五车的戴乃迭，还是大字不识的中国农民，他们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尊严都是化性起伪、文明教化的结果，这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性情积淀和德行培养。　　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这本小书中说："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是对美的喜爱，是荣誉，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其影响的事物变成了头等重要的东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国，犬儒主义者装孙子，民族主义愤青装大爷，而在我看来，与其肆无忌惮地发泄心底里的戾气，不如抑制住对伪善的厌恶先装一装文明人。　　（2010年）榜样的力量（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印象中，"全国道德楷模"上春晚是央视最近两年才用的招数，虽说套路与十余年前"爱的奉献"相差无几，但至少楷模们脸庞更质朴、神态更本色，比起八卦消息满天飞的当红歌星要来得可信且可敬。　　"道德楷模"的宣传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学术界的说法这属于"示范伦理"的范畴，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依旧乐不可支的颜回到"二十四孝图"，中国人从来都笃信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示范伦理的"兴"映衬出规范伦理的"衰"。这是一个说教的主题已经用尽的时代，从"五讲四美三热爱"到"八荣八耻"，规范虽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这样的困局表明规范已经被彻底掏空了道德意义和指导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范伦理才成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剂良方。　　可是问题在于，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随着时空尺度的拓展呈递减趋势的。道德楷模必须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个具体入微的熟人共　　同体中，唯当他的善良是你我亲眼所见，他的勇敢是你我亲耳所闻，才有可能因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当道德楷模们四下穿梭只为陌生的人群巡回演讲时，哪怕听者动容闻者啜泣，得到的也不是光荣而只是虚荣。　　被架到空中的楷模是偶像，稍不留心就会现出泥胎金身的本来面目。不信就让我们看看某网站的这段报道："大年初一下午，参加中央电视台牛年春节联欢晚会返回武汉的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一下飞机，就被迎接他的武汉市武昌区委书记、机关干部给围住了，......区委书记张光清说，看到你在春晚上向全国人民拜年，你是武汉人民的骄傲，辛苦了！吴天祥说，这不是他个人的荣誉，这是全市人民的荣誉。"　　我丝毫不怀疑吴天祥同志曾经做过很多好人好事，可是一旦被政治绑架，就会出现类似言不由衷、虚头八脑让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明明是好榜样，却生生做成了坏榜样。　　不久前辞世的季羡林先生差一点就成了这样的坏榜样，幸亏老先生觉悟得快，主动摘去了包括"国宝"在内的那三顶高帽。近来网上流传季先生的语录，比如"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都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什么圣贤气象，恰如一个网友所言，看他的文字听他的故事都会觉得，他不是一个圣人的形象，而是一个人性美好的典例。榜样的力量（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一个凡人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我们的人性。"季先生显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示范伦理的另一个潜在危险在于，虽然好榜样能够触动我们的人性，但是坏榜样却往往要更具诱惑力。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这样问道：如果不正义的人过得比正义的人更幸福，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成为一个正义的人？这是一个让人挠头的问题：如果在现实的逻辑里面道德楷模注定无法在世俗意义上获得成功，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按其本性，人们更愿模仿在社会中最易成功且获利最大的行为，而不会模仿看似动人而实际会吃亏的行为。　　相比坏榜样，好榜样有一个天然的弱点，好榜样的树立和维护有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败坏起来却是一溃千里不可阻挡。这个学期结束不久，有学生告诉我，考场上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平素里总是壮怀激烈痛砭时弊的老师，在目睹作弊现象时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语带无奈地叹道："你们这样我倒是没什么关系，只是对不作弊的同学不公平。"这位学生说，那一刹那有如"偶像的黄昏"，第一反应是想把卷子糊在这个老师的脸上。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不知名但有担当的媒体工作，主编策划了一个封面专题叫做"梦想的中国"，哲学家陈嘉映写了一篇非常出彩的命题作文，他说："我梦想的国土不是一条跑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差别只在名次有先有后。我梦想的国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采花的、在溪边濯足的，容得下什么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的......"这样的梦想显然无法寄托在三两个好榜样的身上，因为唯当所有人都向一个目标狂奔时，才需要在终点处矗立一个标杆。更何况，在一个普遍正义尚未实现的社会里，好榜样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辉终究只是暗()夜里的微光，它可以鼓励人们前行，却无法真正照亮这个大地。若要遏制坏榜样的无穷破坏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正义制度的建设上。这个社会必须要能带来比"靠人们的信念坚持"更多的保障。　　（2009年）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不久前的上海大火，引来周立波与网民的一场口水大战，尽管事关政府责任和公民表达这些严肃话题，但绝不妨碍周立波那张大嘴吐浓痰，其中最结棍的莫过于这一啐："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　　都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幸运的是周立波只喝咖啡、不喝墨水，只吐浓痰、不吐莲花。如果他不巧读过柏拉图的《克里托篇》，整个争论就会变得稍微复杂一些。　　在这篇不长的对话录里，即将面临死刑的苏格拉底同样拒绝移民，而且还提出了一个相对缜密的论证：任何雅典人在成年之后，认清了城邦的政治组织和法律，如果仍旧心怀不满，大可以带着财产到他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任何人在这样的前提下，仍旧选择留下来，城邦就有理由认为他在事实上"承诺"按照城邦的旨意行事，这是一种自愿订立的契约。　　当周立波说："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良民吧。"我猜想他真正想说而说不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　　按照这个逻辑，哪怕你是一个出身贫寒的打工仔，不通外语也不了解外国习俗，仅靠微薄的薪水度日，买了盐就没有必要再买酱油，你依然拥有选择离开自己祖国的自由。所以，你只要仍旧待在这片国土上，你事实上就已经默默地认可了它的法律和政策，由此你必须做一个奉公守法的"良民"。　　这个逻辑看起来顺理成章，不过在我们满心欢喜地接受它之前，再来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假设你在睡梦中被人绑架到了一条船上，醒来时眼前除了汪洋大海就只剩下那个面目可憎的海盗头子。现在你有两个选择：1. 离开这条船；2. 留在这艘船里。前者当然意味着自溺，问题在于，后者是否意味着你其实已经在自由地表达你对船主权威的认可？　　我必须把这个例子的发明权交还给休谟。这位英国哲学家的想法很简单：风紧，但不扯呼！没本事移民的，请做个公民吧（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不扯呼，可能是因为不愿扯呼，不能扯呼，无论怎样，都不意味着你默默认可了这个海盗或者这个制度，而只是因为你被它绑架了。明明一边是大怪兽，一边是小蚂蚁，却活生生被绑在一条船上，一起沉船，一起落水。　　2010年岁末的网络正在疯狂流传一个发生在厦大辩论会上的求爱桥段：　　"请问反方一辩，你有男朋友吗？请回答有还是没有？"反方一辩沉默。两秒后，"那么好吧，默认的答案就是没有！"　　虽然我那颗跳动不停的八卦的心无比热爱这个浪漫时刻，但是我的理智却在举双手双脚反对男生的强盗逻辑。　　没错，就是强盗逻辑！哪怕这个男生是以爱的名义，哪怕反方一辩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哪怕中文字典里有一个词语叫"默认"，都无法支持男生单方面得出那个让围观群众雀跃不已的答案来。　　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这样向他的祖国表白："我想让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会怎样？那我只得，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一旁，走过。"马雅可夫斯基写得诗意，但在充满负累的现实生活中，有谁能够如此斜风细雨、步履轻快地离开自己的故土和祖国？　　一个不认可现有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人，不但会出于各种原因放弃移民，而且还会接受来自政府的公共利益，比如国防安全、环境保护、法制和社会秩序等，但即便如此也仍旧无法证明他已经默认了这个政府或者制度，因为大多数的公共利益，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既无法主动接受也无法主动拒绝。如果因为吸入了空气就要效忠政府，估计承办朝鲜旅游团的公司就要破产了。　　风紧，但不扯呼，不意味着反方一辩接受了男生的求爱，不意味着你只能做一个良民，当然也不意味着你必须要和制度死磕。现在的形势并没有迫使我们只可能在良民与暴民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个社会还有许多的空间可以去拓展。作为公民，我们可以用法律做挡箭牌，如果法律是恶法，还可以"公民不服从"。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持之以恒地去行使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在常态生活中以良民心态逆来顺受，在情绪失控的瞬间又以臆想中的暴民面目骂娘。在良民与暴民之间，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　　季羡林说："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作为没有本事移民的，我们所能期盼的是社会上不同角色的人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所谓"微革命"，就是一要人人行动、敢于担当，二要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如果因为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使得此时此地的世界是一个更好的所在，哪怕就好那么一丁点儿，那么你的言行作为就是善的，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这是我的看法。　　（2011年）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这个夏天已经过去，在暑热和戾气逐渐散尽的初秋重提《南京！南京！》或许是个好时机。　　必须承认，关于这部片子已经有太多针锋相对甚至南辕北辙的评论。面对这样一个黑色深重的题材，每个人的观看过程总是一再地被"沉渣泛起"的历史记忆和"泥沙俱下"的现实经验打断。究竟哪些场景是"历史"上不真实的，哪些情节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哪些桥段是"品位"上不够高尚的，哪些立论是"政治"上不够正确的，哪些处理是"情感"上冒犯观众的，各种观点是如此地对立和纠结，以至于我有一个近乎相对主义的判断--那得看你更"愿意"相信电影本身的道理，还是自己的道理。　　以角川自杀为例，日本观众加藤嘉一相信这样的日本兵不止一个，而更多的中国人则认定这只是特例或者压根就是杜撰！隐藏在这类"硬事实"之争背后的是理念上的分歧。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能否在历史上找到"角川"，而在于当陆川刻意放大角川的叙事地位时，他就必须直面两个尖锐的指控：第一，用"占领者的视角"去审视1937年的南京城乃是一种"汉奸"行为；第二，在30万条生命的背景下浓笔描述侵略者的人性，体现的是一种虚假且孱弱的人道主义品味。我无意回应"汉奸电影"这个莫须有的指控，因为它不仅严重误读了陆川，更是在矮化和羞辱咱们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说到电影审查制度，不禁让我想起十年前那部同样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鬼子来了》，众所周知这部片子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国内公映。根据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审查报告"，其中的一个理由是这样的："剧本第40页：毛驴发情一场，原文学剧本中已改为毛驴钻入鬼子粮仓。现影片第1590镜至1606镜，未做修改。此情节格调低俗、无聊。"倘若该报告属实，则我们应该毫无保留地相信电影局官员的智商，他们既然能够看出毛驴发情是无聊的，就一定能判断出《南京！南京！》到底是不是汉奸电影。　　说来有趣，《鬼子来了》的导演姜文与陆川的缘份不浅。姜文不仅主演了陆川的处女作《寻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与陆川"合拍"了这部片子，成功地注入了不少姜版的老奸巨猾和玩世不恭。必须承认，这多少与陆川"热血青年"的风格有些格格不入。　　事实上，也正因为陆川是热血青年，所以《南京！南京！》就特别地紧张，从画面到情绪到整体掌控都显得紧张。相比之下，姜文这部被枪毙了的《鬼子来了》要放松很多，中国农民的狡黠，生存的小智慧，面对残暴时的绝望，绝地处出于本能的反抗，反抗时的瞻前顾后，乃至于脑壳落地后的阴魂不散死缠烂打，这一切都表现得非常--人性。人道主义是张一撕就破的薄纱（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没错，是人性。如果说《南京！南京！》是一部极富"人性关怀"的片子，那么《鬼子来了》就是一部极富"人性"的片子。之所以在"人性"后面抹去"关怀"二字，不是说姜文不关怀人性，而是说姜文刻意回避了"人性关怀"这类宏大叙事所带来的形式主义"滞胀"。仍旧是那个未经证实的《电影审查报告》："剧本第39页，大家商量送鬼子回去一场，原文学剧本中描写日军到了村中，将大米洒成一圈，将百姓圈住，逼百姓吃饭，吃不下的还按住头往嘴里塞，日军队长讲话时，百姓们都不理他。而影片第1763镜至1871镜，将这场戏改为联欢，并大力渲染，一起喝酒唱歌，百姓们感激不尽，日军与村民亲如兄弟，并有‘今儿我高兴，不单是冲这几车粮食，主要是冲皇军给了我们面子’等台词。"审查局官员认定"这是对剧本立意的重大改动，从根本上悖离了主题。"　　中国老百姓爱面子，哪怕这面子是鬼子给的，该高兴就高兴，这道理政治上不通，人性上通。相比之下，当《南京！南京！》最后一幕赫然打出"小豆子，还活着！"的时候，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下让全场掌声雷动观众热泪盈眶，但是事后总让人不禁心生疑窦：这样的处理是不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这样的感动是不是一种剧场效应以及导演的刻意为之。　　当然，这些事儿不能全怪陆川。有时候，"关怀"是一个很"随便"的字眼，它可以落实到很具体的事物上，也可以依附在很抽象的概念上，特别是那些超级抽象的超级概念，比如民族，比如国家，比如人性......也正因为如此，"关怀"极易面临的一个指控是，它总是与"装"撇不清干系。　　《鬼子来了》与《南京！南京！》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原因之一在于题材不同。虽然都是抗战片，但《鬼子来了》选择的是胶东半岛一个封闭农村的小环境，这是一个几乎被八年抗战遗忘的角落，虽然最后发生了屠村事件，但对于整个大历史来说并不构成"事件"，所以姜文在大部分时间可以用近乎"戏谑"的方式去叙述。而《南京！南京！》注定只能浓墨重彩、正襟危坐地去演义，任何微小表情的不端都会被视作不恭。个人的生活史在这一刻无可逃脱地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所捆绑，宏大叙事是必由之路。　　原因之二在于导演在年龄、阅历以及性情上的差异。我相信姜文永远也拍不出《南京！南京！》，就好像陆川拍不出《鬼子来了》。姜文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他的"一点正经没有"是骨子里的。而陆川则是一个严肃的知识分子，这种内在的气质让他没法不喜欢"天地有浩然正气"之类的价值观，我猜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不严肃的知识分子讨厌陆川以及《南京！南京！》的缘故，因为一旦知识分子严肃起来，就是一个既"无趣"又"简单"的有德之人。　　十年过去，从《鬼子来了》到《南京！南京！》，一个深描"人性"，一个弘扬"关怀"，一个虽然被禁但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另一个则登堂入室并最终赢得亿万票房，两相比较，到底是进步还是堕落，我说不好。还是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深刻又讨巧："依其本性，进步看上去总比实际上更为伟大"。　　1934年，奥地利犹太裔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决定为一个叫做伊拉斯谟的人道主义者立传，在这本题为《一个古老的梦》的小书中，茨威格写道："历史......不赏识温和派，不赏识扮演斡旋者角色、充当调节者的人；总之，历史不赏识有人情味的人。她看中的是狂热派，是极端无度的人，是思想和行动领域中的冒险家......"也正是这一年，茨威格不堪纳粹迫害决定流亡海外。8年后，他和妻子在巴西双双自杀，用生命印证了那本书里的断言："对抗的紧张状态在历史上偶尔也会发展到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简直是出现一场席卷大地的风暴，人道主义顿时成为用手一撕就破的薄纱。"　　陆川的失败以及成功在于，他试图再次给这个世界蒙上一层人道主义薄纱；而姜文的成功以及失败则在于，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明了，这人道主义的薄纱其实一撕就破！　　（2009年）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英语中有个词叫做"white lie"，谎言既为白色，自然充满了温情和善意：慈眉善目的圣诞老人扛着一大坨礼物限时专送，仁心仁术的医生隐瞒绝症患者的病情，老和尚告诫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莫不是此类白色谎言的代表。　　当"white lie"上升到国家的层面，为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那就有了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名唤"noble lie"，谎言竟然都可以是高贵的，那是因为它不仅立意高远，而且大爱无疆。　　有时候，"忽悠"的确是可以成为"护佑"的。　　相比"高贵的谎言"所具有的古典意蕴、贵气逼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天然带有机械时代的冷酷无情。19世纪初，法国思想家德*特雷西在批判启蒙运动时创造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将之定义为关于观念及其起源的科学。　　不过现在我们不再用"科学"这样的字眼去形容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真理，而在于政治，不在于知识，而在于信念。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以行动为导向的信念系统"。换言之，意识形态的宗旨不是去探究客观的事实，而恰恰就是通过再造和扭曲事实去激发和维持群众做某些事情或者不做某些事情的信念。　　举一个不算遥远的例子，上世纪60年代明明是史上少有的风调雨顺，但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却可以倒白为黑，不仅悍然将其命名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且成功地撩拨起全体人民对于"北极熊"的刻骨仇恨。　　有趣的是，时间过去50年，当所有人都认定这个信念系统已经濒临破产的时候，齐泽克却在5月的上海，讲述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故事：　　"在欧洲，我们有长着长胡子的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是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意识形态，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人们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齐泽克的意思是，无论是高贵的谎言还是冷酷的意识形态，其实都不必费劲巴拉地维持它的表面光鲜亮丽，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　　齐泽克的故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验，在这片充满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国度里，正在上演的更可能是下面这个充满了温情的场景：　　午后的幼儿园里，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见，阿姨在小床边巡视，孩子们假装发出沉沉入睡的呼吸，小心脏里想的是一个小时后冰爽可口的绿豆汤。时钟滴滴答答地走，有些孩子天生没心没肺倒头便着，有些孩子装啊装啊就真的睡着了，当然，或许有更多的孩子一直在装睡，他们在起床铃响前的半小时，就时刻准备着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　　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么？　　但我怀疑很少有人能够一辈子--从摇篮到坟墓--都在梦醒时分喝到绿豆汤。那些最终进入梦乡的孩子不会心焦悲剧的诞生，可对于始终在装睡的孩子来说，却必须时时按捺住这个让他崩盘的念头，在百爪挠心中等待被叫醒。　　可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　　（2010年）我们都是一小撮（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大约是18年前的一个周末，我坐在返校途中的332路公交车上，后座两个中学生叽叽喳喳地在聊天，男生说："我最喜欢郭峰了！"女生兴奋地答："就是就是，我也特别喜欢他，每一首歌都唱到我的心坎里去了。"　　这个星球上居然有人认为郭峰--而不是张楚--能够直指他的灵魂！那一刻，我的世界尽头至少向南拓展了5 000公里。我第一次明确地意识到身边原来潜伏着如此众多的陌生人，他们貌似与我同在一片蓝天下，实则却来自另一个平行的世界！　　此后的18年里，让人抓狂的事件反复上演。比方说，一个在杭州当音乐教师的高中同学，从来没有听说过马拉多纳；上海某高校教师，杰出青年，经常在报刊发表豆腐块文章，不知道王小波是何许人也；今年春节返乡，某专门负责网络宣传工作的公务员在我这里头一回听说了"五毛党"。　　马拉多纳、王小波、五毛党......正是这些常识构成了我的基本生活经验，但在广大人民群众眼里，它们却有如"天外飞仙"一样不知所谓。类似的经历多了，我那颗曾经想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心自然也就凉了。事实上，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自己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并且，如果我胆敢对郭峰、赵峰、钱峰还有汪峰说三道四，那就连少数派都做不了，而只能去做"一小撮"。　　说到"一小撮"，所有两岁开始看央视《新闻联播》、7岁开始读《人民日报》的中文读者都了解，这个说法的完整版本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分子"，而它的反义词则是："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的广大人民群众"。　　不过奇怪的是，自从明确地把自己归类为"一小撮"之后，再遭遇"郭峰唱到我心坎里"之类的对话时，我反而变得越发淡定起来。显然，我既没有勇气自绝于人民，也没有天真到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样的陈词滥调来搪塞自己，我之所以安于成为"一小撮"，只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小撮！　　前不久我在网上分享柬埔寨版的MTV《不想长大》，引来争议一片，起因是我的一个评价："柬埔寨人莫非都对‘门’有挥之不去的情结么？"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四六不靠的观感，是因为在我那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耳朵听来，整首歌充斥着前门午门朝阳门总而言之与各种"门"死磕到底的发音。话说到这里，还只是无知者无畏，没有踏足任何"政治不正确"的禁地。真正要命的是有学生变本加厉地追了一句："中南半岛的那些语言听起来是世界上最搞笑的。"这个略带歧视性的说法立即招致一个留学英国的孩子的反对："不要这样说，如果大家听到西方人怎么议论中文，恐怕就笑不起来，有些人觉得中文就是king kong ding dong之类的古怪音调。"我们都是一小撮（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这位留学生的意思是，面对柬埔寨人时我们也许是大多数，但面对英美人时我们其实还是那一小撮，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最好的做法就是悬隔一切判断，如此才有可能避免"不自知的恶与暴力"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　　我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这个留学生的观点：要做淡定的一小撮，而不是狂热的大多数。我所不同意的是就此放弃"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的权利。事实上，只要不试图代表人民去宣判，不抱着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去睥睨，在善意批评他人的时候也能够接受他人善意的批评，这个世界就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多元，而是富有差异性乃至趣味性的多元。　　记得互联网刚刚兴起的时候，曾经有人盛赞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就好像一个打破一切壁垒、抹平一切差异的理想世界很快就要实现。但是现在看来，网络虽然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却没有真正拓宽我们的世界，它所实现的联合更像是"有限人的有限联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看似四通八达、互相链接的网络社会实则被细化、断裂成有着不同趣味、取向、话语习惯乃至行为规范的小社会：彼此壁垒分明、界限森然。在有所选择地看待世界和接收信息的过程中，人们被分解、打散在各种小社会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社会中，人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的联合以及理性的沟通，更重要的还有趣味的相投以及幻觉的相互支持。　　在一个充满着差异性和趣味性的多元主义社会里，我们应该把"人民"放进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把"审判我就是在丑化人民"以及"代表人民审判你"这样的说法放到微博笑话语录里。　　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我们碰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小撮，只有成为世界的一小撮，才能真实地看清世界。　　（2011年）抒情是一种病（1）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如果我是《时尚》杂志的主编，孟京辉一定是六月号的首选采访对象，尽管有评论家说孟京辉一直在做着与时尚、流行为敌的斗争，但是当你目睹如此之多的观众涌向青艺小剧场，乃至台阶上都坐满了目光虔敬的青年时，谁能否认孟京辉不是时尚和流行的代名词？在看完《恋爱的犀牛》后，唯一让我明白的一点是有关先锋的定义--所谓先锋就是那些以否定现有的时尚来证明只有自己才是时尚的人。　　然而，一个让观众和作者都有些尴尬的事实是，尽管剧中充斥着对"生活模仿电视剧"的戏弄和不屑，但是我们并没有从话剧中发现任何超越电视剧的"生活因子"，这台在垃圾场中生长起来的话剧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鲜的东西--这不怪导演和编剧，想象力不是凭空而至的，谁能拔着自己的头发升空？所以在把通俗电视剧作为靶子和生长基地的同时，也就命定了整台话剧只有否定性，没有肯定性，只有批判性（其实就批判而言也不过尔尔），没有建设性。我们无法从中发现新生活的任何气息和踪迹，所谓对"冷漠的现实世界"的反抗无非就是歇斯底里的滥情--这种"好感动好感动"之类的抒情在同期播出的《还珠格格》那里比比皆是，而那个被刻意塑造为另类的男主人公马路则无非是尔康之流的话剧翻版，我看不出任何坐两小时公车到青艺小剧场去接受再教育的必要。　　选择郭涛和吴越做男女主角尤其让人怀疑孟京辉的居心叵测，众所周知这两位是肥皂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分别饰演过若干海枯石烂、惊天动地的爱情角色，这种几近不言而喻的反讽意味尤其令我悲哀不已。吴越的表演几乎不用太多气力（郭涛的"气力"也许大些，小剧场的效果让我真切地目睹到他额头的汗珠和眼中的泪水），只需将《和平年代》里的角色原封不动地照般到舞台上即可，这同样不怪演员，导演的本意就是如此--你丫就是这么一个"带着打印机气味"的主儿，从电视剧到舞台，从直意到隐喻。抒情是一种病（2）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　　　话剧的本意似乎是说在这么一个后现代主义时代，爱情虽然让人目眩神迷但却不堪一击。不过结局却不免有些叫人困惑：对爱情的嘲讽和狐疑没有一以贯之，青春的激情和生命的热血仿佛是在挣扎着要把这种不合时宜的抒情坚持到底，这样的剧情发展像极了通俗电视连续剧和流行歌曲的普遍程式，想一想黄舒峻的"恋爱症候群"，一千多字的长篇大论有990字是在打击嘲弄那些为了爱情"刷牙刷得特别干净，洗澡洗得特别用力，半夜起来弹钢琴"的人们（怎么样，孟京辉的表述才能似乎还不及黄舒峻来得明快且击中要害），但是在最后的20余字当中，曲风急转直下，温柔缱绻、柔情蜜意、海枯石烂的抒情最终替代了所有的不屑和反讽，爱如潮水浩浩荡荡冲决一切世俗的网罗和羁绊--这样一种坚持据说正是剧作者廖一梅想要表达的东西，但这显然太过浅显和庸常了，电视里成天放的就是这些调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话剧这种奢侈的形式来表达它。　　当然当然，我们不能拿《恋爱的犀牛》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