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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 ]秋风：用官员腐败来换制度变革可行吗？
秋风：用官员腐败来换制度变革可行吗？
政治制度总不完美，政治现实总有缺点。国民当然不能要求政府提供天堂，但置身于不完美的现实，政府至少要以最大的诚意向国民表明自己致力于解决问题、克服制度缺陷的态度：我确实没有做好，但我知道我错了，我会往好的方向努力。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界有人提出“腐败有益改革论”。计划体制遏制市场之发育，私人企业家为实现市场准入的突破而不得不贿买官员，很多人因此讨论企业家的“原罪”，经济学家则辩护说，从社会效果上说，企业家贿买官员实属迫不得已；至于官员，接受贿买而开放市场，总要好于官员拒绝贿买也拒绝开放市场。乍一看，这说法有一定道理。官员确实腐败了，但毕竟在计划体制的边缘，打开了市场发育的缺口。然而仔细想来，这种腐败真的有益么？市场确实获得了一线发育的机会，但这也就决定了市场机制从一出生就是扭曲的。同时，这种贿买的政治损害绝不仅限于接受贿买的官员。于法、于理，官员接受贿买总是不对的，官员本来还有所忌讳，腐败有益论则让官员们理直气壮地受贿：我受贿，反而是开放的表现呢，可以推动市场发育、社会进步。不接受贿买的官员反而在阻碍社会进步。基于此，官员们放心大胆地继续保持不合理的控制、管制，反正只要我接受贿买、私下开个口子，控制、管制就不会构成市场进入的障碍。这种腐败也向社会领域蔓延，医院、学校同样遭受腐败之侵蚀。最近，又有人提出“腐败阶段论”，称要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腐败有益改革论”尚知道腐败不好，但用腐败可以换来制度变革，也就值了。结果是否如此，当然可以争论，但腐败有益改革论者还有理想主义情怀。“腐败阶段论”则是高度实用的，这些年来，面对滥用权力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都会有人搬出“发展阶段论”。坦率地说，近来陆续出炉的此类命题，实为一种奇怪的论说。它以“成熟”的姿态谈论社会稳定之重要性，其实只能用鼠目寸光来形容其混乱的理念和孱弱的逻辑。腐败确实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因为人总有弱点。但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一切心智还算正常的政治家都会向国民承诺，决不姑息腐败，一定会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近些年来，从高层执政者到地方官员，也确实都不断重复这样的表态。能不能做到，能够做到哪个程度，那是另外一件事，重要的是这个表态，它展示了最起码的政治责任伦理。表达这种态度的政治家、官员还明白：政府保有统治权之本在于国民的认可，《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国民的认可既可以基于优良治理之现实，也可以基于统治者追求优良治理之希望。政治制度总不完美，政治现实总有缺点。国民当然不能要求政府提供天堂，但置身于不完美的现实，政府至少要以最大的诚意向国民表明自己致力于解决问题、克服制度缺陷的态度。这就是古代中国开明而负责任的皇帝频下“罪己诏”的动机：我确实没有做好，但我知道我错了，我会往好的方向努力。每一个“罪己诏”都可以给王朝赢得一份国民的信赖。古今中外最杰出的立国者、治国者、最深邃的政治哲学家都会同意，这样的信赖是政府权威的唯一真实来源。国家就是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们基于相互信任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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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 | 隐瞒亲人死讯，有集体无人伦
导语:据报道，在汤尤杯比赛期间，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向队员王晓理隐瞒了其外婆去世的消息后，直到其帮助球队夺冠之后才告诉她。而湖北省乒羽中心主任石伟就此事回应称，国家队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一个人连家属去世都没有知情的权利，这样的“国家队”跟拿牌机器有何区别？家人可以为王晓理着想做出各种利益和后果考量，但不能“己所欲施于人”“为了你好。”这句话可算中国父母一句标志性的口头禅。在汤尤杯赛前，当王晓理的外婆病危直至去世时，她的妈妈李汉珍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选择与教练组一起隐瞒噩耗。有很多人认为为了冠军失去见外婆最后一面的机会不应该，她却觉得自己清楚孩子性格，不认为自己向王晓理隐瞒是错误的。大赛前得知家人噩耗，或许会影响选手的竞技状态，又或者选手最后选择退赛让多年苦练付之一炬，这些可能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家人就有权利替代王晓理做出决定。所幸最后被隐瞒噩耗的王晓理是夺冠了，母亲的抉择尚算没有违背初衷。然而，万一在隐瞒噩耗的前提下，最终她还没能夺冠，还有什么能安慰她？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中，家长总是高于子女一等，似乎他们也习惯于掌控一切。替代长辈和晚辈思考，凡事持“为了你好”就可以完全不顾他人感受。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哪怕是医疗中的隐瞒病情，也多多少少存在偏颇。据北京肿瘤医院康复主任张宗卫介绍，在他们的实践工作中大概有70-80%的家属一经诊断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向病人隐瞒病情。然而，病人对于疾病的知情权和对于治疗的选择权，都是作为病人两条最基本的权利。实际上，以告知病人实情为前提的告知疗法在国外多有采用，实践效果也表明，在合理告知和积极干预的情况下，告诉病人真实病情并没有那么可怕。但很多的中国人，却凭着朴素的“为了你好”的情感，就剥夺了他人知晓病情的权利。
王晓理和她的外婆感情亲密，却被隐瞒消息一直到夺冠之后才得知其逝世消息。组织领导们隐瞒死讯时为的是“国家队利益”，选择告诉其真相同样是为了“国家队利益”如果说作为家人，李汉珍隐瞒外婆死讯多多少少是出于保护女儿职业前途，担心女儿受打击的心态，那么从上到下教练组的心态则完全是功利主义、金牌至上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湖北省乒羽中心主任石伟坦承是他向相关领导上报情况，也是他不让李汉珍告诉孩子真相。而其理由却是：“国家队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我们上届已经把尤伯杯丢了，这次是主场作战，不能再丢了。”即使是随后决定让其家人告知消息，也不是出于情理，而是出于战绩的考虑——“万一她奥运前夕从某个环节无意了解到真相，可能影响更大。” 倘若是家人强烈要求，组织无奈之下答应帮忙圆谎，虽不合适但情理上多少说得过去。如今为了国家队的战绩，为了更好地备战奥运会，竞技彻底凌驾在了亲情之上，甚至即使在竞技之间，也是国家队的竞技绩效凌驾于个人竞技绩效之上。先前隐瞒你亲人的死讯，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为国家出成绩拿金牌夺冠军，这时候选择告诉你事情真相，是挑合适节点让你调整心态以免影响更大，同样也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为国家出成绩拿金牌夺冠军。当竞技体育摆脱不了面子体育和政绩体育的时候，球员的人伦情感就很难被优先考虑。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女子举重75公斤级冠军曹磊就有类似的经历，而在大赛时隐瞒不利情报，几乎已成为潜规则。 当事人从头到尾都没有知情权，“忠孝难两全”是个伪问题，她连“难两全”的机会都没有无论是家人的“为了你好”还是羽毛球队的“国家队利益至上”，表面上看道貌岸然，其实都无视了王晓理自主选择的权利。假设她能得到外婆病危病故的通知，她也未必一定会退赛回家看外婆，毕竟在得知家人逝世情况下依然坚持比赛的事例并不少。而且无论是她还是许多比赛时被隐瞒亲人死讯的运动员，事后都对家人做法表示理解。问题在于，得知噩耗后作何选择看的是个人取舍和权衡，即使是忠孝难两全也总得做出抉择，然而王晓理连得知外婆病情和死讯的权利都没有，那所有的假设就失去了合理性前提。 尽管中国的《民法通则》对“遗体瞻仰、告别、吊唁、知情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并不表示这些权利不受法律的保护。根据民事法律适用的原则，有法律依照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依照民事习惯。“遗体瞻仰、告别、吊唁、知情权”，法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予以保护，但按照我国民间的善良风俗习惯，人去世之后，死者亲属对死者有瞻仰、告别、吊唁等权利，以寄托对死去亲人的哀思。日《北京晚报》报道，男子陆强隐瞒父亲死讯，其弟在一个月后给母亲扫墓时才发现墓碑上还刻着父亲名字，遂诉诸法院，丰台法院一审判决被告其哥哥和嫂子书面赔礼道歉。 日《北京日报》报道了一个法院案例：母亲去世两年后两个女儿才知晓，她们认为哥哥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致使她们没能参加葬礼，丧失了“祭奠权”，遂将其告诸法院。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哥哥的行为有违公序良俗,应作出一定的赔偿。经法院调解,哥哥自愿赔偿两妹妹精神损失费各5000元。中国民法通则中尚未明确“祭奠权”概念,但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祭奠权”实质上是基于传统习俗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内涵丰富,包括亲人死亡情况的知情权、安葬权、墓碑署名权、保持墓碑及坟墓完整权等。公民有权参加直系亲属的葬礼,有权对已去世的亲属表示祭奠,这也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是一种优良的社会公德和民间习俗。
举国体制之下，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运动项目本身都有些变味。运动员不该是金牌至上的荣誉机器，马布里在得知自己被隐瞒亲人死讯后大发雷霆愤然出走在这起案例中，所谓“忠孝两全”的难题根本不存在，因为王晓理从来就没有得知真相，连站到十字路口的机会都没有。为了“不能再丢的金牌”，为了“国家队的利益”，其人伦情感被置于边角，让位于金牌和荣誉。然而，如果给了她选择的机会，结果还会是这样吗？运动员张洁雯在谈到类似的经历时说：“我可以理解家人为何要瞒着我，他们都是为了让我可以专心比赛，但理解和接受是两回事。如果可以让我选择，我宁愿舍弃比赛回广州见奶奶最后一面，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是她带大的。”在国外，类似为荣誉不顾人伦情理的案例少得可怜。当年马布里在纽约尼克斯效力，其父亲在麦迪逊花园球场看儿子打球时心脏病突发过世，时逢球队冲击季后赛的关键阶段，总经理以赛亚·托马斯怕马布里状态受影响，将噩耗压到赛后才告知。这令马布里大发雷霆，愤然出走，才有了后来的北京队CBA夺冠。日，火箭主场迎战爵士队的比赛中，麦迪打了半场就不见踪影，去医院陪老婆生小孩了，火箭最终也主场告负。2009年圣诞节期间，曼联门神范德萨妻子在家突发脑溢血，主帅弗格森甚至特批其无限期休假以照料妻子。同样是北京奥运会，刘翔强劲对手之一的梅里特，奥运会前夕因奶奶去世而放弃参赛。在面对可能到手的珍贵的奥运奖牌面前，梅里特表示不后悔，称“还有什么比亲人更重要呢？”
马布里无法忍受球队对其隐瞒父亲过世的消息。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和集体主义，反而违反人伦忽视了个人情感价值这种看似崇高伟大实则荒唐可笑的行为，不仅仅局限在竞技体育的圈子内，因此以畸形的体育观笼统盖棺定论可能并不靠谱。类似新闻不少见，媒体曾广泛报道“母亲为不影响儿子参加阅兵隐瞒丈夫死讯54天”，并将之树为典型。据不完全统计，在亚运安保工作中，直系亲属去世仍坚守岗位的有228人，妻子生小孩或临产而无法前往照顾的有407人。这本是违反人伦常理的事情，却往往被官方媒体大加赞赏。重庆红歌团69岁的老人易如国，为了到北京参加红歌演出，不顾90多岁尸骨未寒的老母亲毅然离家进京。他说：“这次演出，我代表的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自发捍卫集体荣誉固然值得嘉许，但过分的集体主义教育，将个人物化为社会的螺丝钉，甚至广泛推崇有违人伦的“职业操守”，否定了个人情感存在的价值。
父亲死讯被母亲隐瞒长达54天，王震阅兵结束后泪洒家乡。真正的选择应该是个体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主承担后果作出的选择再回到新闻本身，假设，王晓理得知外婆去世的消息后，不回家而选择继续坚守，是否又会遭来道德围殴？“化悲痛为力量”，往往要么被官方包装成为英雄楷模，要么则会被民众视为冷血不孝。但凡事皆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要个人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能做出自主的选择与决定，并由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无论抉择为何，都不该引起太大的非议。只是从目前来看，个体选择的权利还太匮乏，会有家人替你做决定，会有组织替你做决定，其后果只有当事人自己默默承受。结语：当“国家队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得舍弃个人利益。可怕的是，很多情况下并不见得有第二选择摆在你面前。
易中天：学人与文人
学人与文人
18:37:00——
人民网：中学女老师工作不满一年自杀 遗书称"累垮了"
中学女老师工作不满一年自杀 遗书称"累垮了"黄芬的妹妹说，她们通过有关途径获得了姐姐生前亲笔写下的遗书，姐姐在遗书中称自己“总 (北京)　受到学生的恐吓、和威胁，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学校故意安排我做那么多活，我都累垮了”。 黄老师生前照片 &黄老师家人向记者提供的遗书人民网讯&海南省三亚市一所中学一黄姓女老师今年3月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被发现在宿舍内自缢身亡，留下遗书称受到学生的恐吓和威胁，而且称“学校故意安排我做那么多活，我都累垮了”，家属由此认定该女老师之死和校方给其太大压力有关，并向校方提出赔偿要求，但校方在支付了抚恤金、安葬费等9万元之后便再无下文。6月3日下午，这所中学校方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该女老师自杀一事，但认为和学校并无关系。24岁女老师工作未满一年突然自杀该名自杀的老师名叫黄芬（化名），出生于日，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人。2007年从澄迈中学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就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并取得理学学士学位。2011年7月毕业后分配至三亚市一所中学，从事高中信息技术课及数学课的教学工作，并担任高一（7）班班主任。根据事发后校方提交给有关部门的一份“情况汇报”显示，今年3月24日上午12点左右，和黄芬住在同一栋宿舍楼的一位老师煮饭后去宿舍敲门叫她一起吃饭，却没有反应，接着就回来到邻居宿舍叫另一名老师出来一起去敲门喊，也没有反应，门是从里面反锁的。此时他们感觉情况有点不对，立即电话报告学校领导，学校负责人决定马上撬门进去看，门撬开后发现黄芬老师已在卫生间里面自缢身亡。接到校方报案后，辖区吉阳派出所干警迅速到达现场并对现场进行保护。当天下午，经三亚市公安局技术人员对黄芬进行尸检后初步判定为自杀，3月27日，警方作出《法医检验尸体死因通知》，确认黄芬“系生前自缢窒息死亡”。留下遗书称被学生威胁 “累垮了”黄芬死后，其家属和校方为其死因和责任界定及赔偿问题发生争执。黄芬的妹妹对记者说，姐姐生前性格开朗，热情大方，虽然刚分配到这所中学任教还不满一年，但和学校其他老师相处得都不错。她说，据姐姐的同事和一名大学同学说，事发前一天晚上，姐姐还在一名老师家玩，其间有说有笑，未见异常。11点回到宿舍后还和其大学同学通过短信聊了一会。她说，3月24日下午接到校方通知说姐姐自杀后，全家人都很震惊，也很悲痛，尤其是年迈的父母和爷爷都很难接受。但随后警方作出了姐姐是自杀身亡的结论，家人只得接受了这一事实。之后由于按照家乡风俗人死后要尽快入土为安，因此在校方提出尽快安葬姐姐并支付了抚恤金、安葬费等9万元之后便安葬了姐姐。黄芬的妹妹称，在安葬了姐姐后，家人又向学校提出，黄芬之死系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未尽到管理责任所致，应承担赔偿责任，并参照海南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提出了80万元的索赔要求。但被校方拒绝。直至5月份，校方和三亚市教育部门均未对她们的要求作出正面回应。记者注意到，在前述“情况汇报”中，校方称，黄芬系自杀身亡，校方不负赔偿责任。但黄芬家人对此很难接受。黄芬的妹妹说，她们通过有关途径获得了姐姐生前亲笔写下的遗书，姐姐在遗书中称自己“总受到学生的恐吓、和威胁，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而且“学校故意安排我做那么多活，我都累垮了”。她说，据姐姐的一名大学同学说，黄芬就有学生给其发威胁内容的短信向校方有关负责人反映过，但校方未及时、妥善处理这一问题。而且校方领导对姐姐的工作安排也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给姐姐造成了较大的精神压力。从这一点看，校方肯定应为姐姐之死负责。校方称事情“已经解决了”6月3日下午，记者联系了学校负责人，该负责人在电话中确认了黄芬自杀一事，但否认黄芬之死和校方有关。对于黄芬家属的诉求，他以事情“已经解决了”作答，对于具体处理过程，亦未作详细说明。三亚市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一直未接听记者的电话。5月30日，记者还联系了三亚警方，请警方对黄芬家属提供的黄芬遗书真实性予以证实，并披露相关案情。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未获回应。（雷诺）(本文来源：人民网 )&
怎看“学校替私人收童子尿”
今日话题现代医学中，用尿液提取物治病其实很成熟 尿激酶是一种被FDA批准的抗血栓类化学药品知情者透露，收集来的尿是液用于提炼尿激酶，从而生产心脑血管药品。尿激酶由人的肾脏分泌，在尿液中可分离出来。人体内有一种叫纤维蛋白的物质，能够形成血栓。而有一种叫纤溶酶的物质能够降解纤维蛋白。尿激酶则能把没有活性的纤溶酶原给激活成纤溶酶。所以，尿激酶其实是一种化学药品。在美国，FDA早在1978年就通过了雅培公司的尿激酶生产许可。而在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批准了此药。不过尿激酶的发现和传统医学没有关系许多人都以尿激酶的案例举例，来说明传统医学中的“人尿入药”是多么有先见之明。不过，尿激酶的发现半点没受传统医学的“启发”。普遍认为英国科学家MacFarlane是尿激酶的发现者。1947年，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和另一位研究者Pilling的文章。这篇名为《正常尿液中的纤维蛋白溶解活动》（Fibrinolytic activity of normal urine）的文章提到他们发现了试管中尿液的纤维蛋白溶解现象，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一种物质的作用，而这种物质就是尿激酶。后来人们做了许多的实验，不但能够提取尿激酶，更能将其用于血栓的治疗。根据资料，我国在1978也已经有研究机构将尿激酶用于临床试验。1978年，尿激酶是这样被FDA批准生产的（新药审批）——→第一步，雅培公司提交新药尿激酶临床实验申请（必须包括新药物理化学资料、动物实验资料等）。→第二步，申请生效后，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需要同时进行。而人体实验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象一般是健康的志愿者, 人数5到10名。对剂量、副作用、初期药代动力学进行试验。第二阶段——对象为患者, 人数至少100名。了解药物的疗效、用途、短期毒性及药物相互作用。第三阶段——对象多数是患者，数百人到上千人, 在医学中心进行。确定剂量, 采用双盲试验, 与对照药比较，观察长期服药的副作用。→第三步，雅培公司上交材料，提起尿激酶的生产和上市申请。FDA的消费者安全官员检查上报资料是否完整。检查完毕后，再由药理、化学、药物动力学、细菌学等专业人士来审核，撰写审核报告并呈更上一级主管。最后，FDA召集咨询委员会人员，详细讨论实验结果。→第四步，180天之内，FDA给出了答复，批准了雅培公司的申请。根据FDA的资料，在1978年一共有121个新药提交了上市申请，通过了86个，雅培公司在这场漫长的新药申请仗总算是翻身了。根据一般数据，新药从研发到批准需要8年。投入当然是有回报的，根据后来的数据，这种药一年能为雅培公司带来2.5亿美元的收入。以上过程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样本随机双盲实验。因为安慰剂效应的存在，也因为一些病本来就能自愈，所以这是现代医学中公认的确定疗效的利剑。
需要说明的是FDA批准的范围是治疗肺阻塞。而FDA并不认为实验结果能支持这种药能治疗其它的血栓类疾病。而加拿大卫生署也批准了尿激酶，不过治疗范围大一些，还包括清洁静脉导管等。2001年，有公司申请了用尿激酶来治疗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上市许可，结果就被FDA驳回。1998年，雅培公司的尿激酶因为生产不规范，有传染风险而被FDA叫停4年（生产监督）雅培的尿激酶并不是在人的尿液中提取的。而是在死亡的新生儿的肾部组织培养液中培养提取的。在1998年，FDA在检查中发现，雅培让一个叫作BioWittaker的公司来代工，该公司从有传染病的人的肾脏组织中提取物质。而一些该做的对新生儿和母体的检查都被忽略了。总之，许多程序都不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所以FDA认为，雅培公司的尿激酶有传染疾病的风险。FDA随即叫停。不过FDA其实一度恢复了尿激酶的生产，只是要求其在包装上加上——“生产该产品所提取的肾脏细胞是从许多有传染病（包括热带传染病）的高风险人群中来”。几个月后，FDA再次叫停。这是一家公民组织的功劳。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Public Citizen's Health Research Group）调查发现，雅培的肾组织来自哥伦比亚的一家医院。而那些胎儿和新生儿有患热带传染病的可能。事实上，FDA在一般人眼中够严厉了，但是在公民运动健康研究组织眼里还不够。他们认为FDA袒护大药商，因此常常和FDA对着干。自1971年创办以来，该机构已经让32种上市医药下架或让监管机构对其副作用提出公开警示。让制药巨头们损失惨重。 2002年10月，经过一番努力，雅培公司的尿激酶再度通过FDA的许可。在说明书上，雅培公司注明，这种药物是在死亡28天以内（非传染病致死）的新生儿的肾脏组织培养液提取，新生儿与母体都要接受包括C型肝炎病毒在内的一系列测试。不过在缺席市场的4年内，市场上的同类型产品占有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尿激酶不复当年之勇，2006年尿激酶被雅培公司转卖出去。经过二次倒手之后，握有该品牌的MICROBIX公司找到一家印度药厂合作。不过现在还在再开发阶段。也就是说，现在美国市场上没有尿激酶。其实，美国FDA在报告中也说，没有发现任何一例感染个案与尿激酶有关。但是，雅培就因为生产不规范而取消了资格。让这个曾经一年为公司赚两三亿的王牌药就此没落。而在国内，就拿前些日子的“毒胶囊”来说，并没有太严厉的处罚，几番危机公关后，又静默了。 对比起来能看到，“小作坊从学校收童子尿”其实健康风险很大从学校收童子尿的逻辑在于，药厂认为小孩子的尿液比大人健康，风险不高。不过，记者调查发现，其实是小作坊将尿液初步提炼后再卖给大一点的公司。从医学的角度来提炼尿精酶，首先要保证尿液来自健康人体，其次是尿液在8小时之内必须提炼，这样才能保证尿液的新鲜。私人收集尿液，提炼尿激酶的工艺安全性要打个问号，虽然学生的尿液会相对健康，但是学生是否用了抗生素，尿液是否变质这些问题需要专业机构来验证，不能仅凭肉眼来判断。而小作坊主自己是怎么判断的呢？他们说，“尿清，不浑，那就是好尿。”这样的健康风险自然不能忽视。这药要注射到体内去，想必每个人想到都会打个哆嗦。 不过，这和传统医疗的“喝尿”是两码事 尿激酶能治血栓不代表“喝尿”也有此功能尽管尿激酶的发现没有传统医学的“启发”。仍然有人拿这个证明“喝尿疗法”确实是治病的。这可不是一回事。根据资料，每公斤尿液可以提取5000单位的尿激酶。而根据说明书和临床试验数据，在治疗中经常一次就给药几万乃至上百万个单位。可是一个人不可能一口气喝几公斤的尿。同样的，如果尿液中真的有其他能治病的活性物质，也需要计算剂量，而普通尿液95%都是水，活性物质很少。古今中外，许多人都相信“尿”有奇效，认为“尿”能治百病乃至癌症国外有个“替代疗法”叫“喝尿疗法”（urine therapy）。不管是古埃及、古印度还是17世纪的法国都盛行此道。最为夸张的是，印度前总理德赛公开在电视节目《60分钟》说喝尿让自己保持健康。BBC记者也在泰国发现，许多人相信尿能治疗癌症。而在我国的传统医学中，人尿也是可以入药的。《本草纲目》称人尿，“咸，寒，无毒。寒热头痛，温气。童男者尤良（《别录》）。主久嗽上气失声，及症积满腹（苏恭）。明目益声，润肌肤，利大肠，推陈致新，去咳嗽肺痿，鬼气病。停久者，服之佳。恐冷，则和热汤服（藏器）。止劳渴，润心肺，疗血闷热狂，扑损，瘀血在内运绝，止吐血鼻衄，皮肤皴裂，难产，胎衣不下，蛇犬咬（大明）。滋阴降火甚速（震亨）。杀虫解毒，疗疟中（时珍）。” 所以，人尿被认为“性寒”，在《本草纲目》中有一百多条关于人尿的方剂。总结起来，人尿可以滋阴降火、止血消瘀。而实际上，尿激酶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可能引发严重出血。可见“止血”一说很荒谬。和许多传统的“以人入药”的疗法一样，用“尿”治病更多来自迷信的原始思维 据学者考证，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应该成书于东汉时期，受到严重的“得道成仙”思想的影响。它的卷首就是，“久服通神明，不能，能化为汞（丹砂）”，“久服轻身延年（云母）”，“久服耐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玉泉）”等。都是让人通往“神仙”的“好用品”。也说明“中医药物学知识就是在这么一种浓厚的巫韵中，以研究长生，通神明，成神仙为首务的气氛中发展起来的。”（据《走出巫术丛林的中医》，何裕民，张晔，文汇出版社）而在传统文化方面造诣极其深厚的台湾学者龚鹏程在他的文章《以人入药》中提到“以人入药与道教尤其渊源”。 龚鹏程认为“以人入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人肉、人血等，属于人身上的一部分；第二类，人尿、人耳屎等，属于人的排泄物、分泌物；第三类，则是死人枕、夫衣带、妇女裤腰等，跟人事有关的药。在第一类中，有身体崇拜的性质，比如认为人血有灵力。当然也有“以形补形”，或者“物以稀为贵”的考量。这类药甚至被称为“大药”、“至药”。第三类，则是一种活脱脱的巫术，例如难产就把丈夫的衣带烧成灰喝下。值得一提的是，人尿这种污秽之物，怎么就成了药了呢？这类似于“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倚”的物极必反思维，越是污秽的越变成了“圣物”。其实不光人的排泄物，许多动物的排泄物一样被入药，就像专题《中国孕妇的保胎荒唐剧》中提到的“犬尿泥”一样。而童子尿这种东西来自“干净”的童子，当然“至纯至秽”，就好像武侠小说里的“至阴至阳”一样更受追捧。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以人入药”的问题，在南非甚至还发生过非常骇人听闻的“杀童入药”丑闻。据实证主义哲学创始人孔德提出人类“认识演变的重大规律”，即无论是个人的或族群的各种思辨或知识门类的发展，都先后经历三个不同阶段：神学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或抽象阶段和科学或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各种现象被看成一些超自然主体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其最直接、最明显的形式就是拜物教和巫术。而用人的粪便等污秽之物来驱走病邪属于人类早期的“感应巫术”。可见，这是人类在旧时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一国一民族的特殊问题。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传统医药也开始有了经验累积。只是经验恰恰是不足以证明确切疗效的，需要的是实证研究。比如一个人喝尿之后发现自己血脂降了，可能真正原因其实是他素菜吃得多了，再加上安慰剂效应、自愈功能等等的作用，可见经验并不可靠。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以自己的尿什么入药其实是不要成本的。这也是物质匮乏的人们很自然的选择。事实上“喝尿”就跟“喝海水”一样，很可能让人脱水，传统疗法的副作用值得警惕全球销售量最大的生活科技杂志Popular Science（中文刊名为《科学新时代》）曾经撰文讨论过“喝尿”的问题。文章说，尿液中除了水而外其余的百分之五对人也没好处——不然你的身体也不会特意将其排除体外。这部分的尿液包含氯化物、钠、钾等各种人体剩余的电解质。尿液中还有一些酸，是肾脏排泄出的多余有毒物质，但只有大量饮用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但过量的钠会带走细胞水分、让人脱水，而过多的钾则会引起突发性心脏病。医生说，“这就像是饮用海水”。英国饮食协会的海伦·安德鲁斯也认为“喝尿”像是喝海水，并且可能破坏肠道健康。而尿激酶则不同，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和市场反馈报告后，人们很清楚此药的副作用有哪些，也清楚怎么抢救。因此，我国尝试“尿疗”的几百万人，请更谨慎无奈的是，“喝尿疗法”并非天方夜谭，也不是个例。世界范围内都有许多“喝尿疗法”的拥戴者。一些传统医师也在很认真地考虑和研究此方法。在中文期刊论文资料库中能看到大量的此类研究资料。据新华社2001年的报道，来自辽宁省一次尿疗学术研讨会上的消息说，辽宁有3万多人是尿疗的实践者，而我国有300多万人在采用尿疗治病。结语：第一，传统医药并非百无一用。但要入药，靠的不是神灵也不是经验，而是实证，FDA批准与监管尿激酶可作范本。第二，小作坊收购童子尿，提纯卖给药厂；小作坊从皮革提取明胶，卖给药厂……这样的现代医药制造也让人无语。而FDA与尿激酶也是范本。
闾丘露薇：让我们都来聊聊这个话题
让我们都来聊聊这个话题
发表于 日 07:44 阅读(4133) 评论(30)
外滩画报专栏---------------------应该是两年前，朋友约我吃饭，说起了他的一个打算：要做一部纪录片，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然后准备放到网上去。因为我是做电视的，所以来寻求一些专业建议。我很惊讶，因为朋友是一名企业家，这个话题，学界关心的人更多一些。当然，他也算得上半个学界人士，当时他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人口政策和创新能力的关系，正是他手中进行的课题。仔细想想，倒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自己创业作企业，自然对创新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而创新说到底是人，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自然对创新也有关联。虽然我没有经济学背景，但是朋友拿出来的数据和推导的过程，对我来说，很有说服力。这和之前我所获取的一些观点当然很不相同，人口红利，分子分母的关系，是证明人口多的弊端的最多被人提起的理由。我当时提醒朋友，这可能是一个敏感的题目，我甚至无法确定，是不是可能在网络上传播。我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就在几个月后的两会，有人大代表提议，开放二胎，准备就这个话题做一期节目进行讨论，结果，嘉宾都来到演播室门口，一个电话，节目临时换题。也因为这样，当朋友自己撰稿的纪录片，半年后在网络上出现的时候，又有点惊讶，然后开始揣摩：难道口径开始松一点了？至少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人口政策，应该算是安全了吧？于是，做了一期关于人口政策的节目，从丁克家庭，生了二胎面临罚款的家庭，到老人院，很婉转的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三十多年之后，目前面对的问题。都不敢提前预告，担心“午夜凶铃”，不过，节目播出之后，一切都没有发生。不久前，朋友把他的研究结果写成了书。关于这本书，也有点波折，最后被归类在学术书籍当中才最终出版。新书发布来了很多家媒体，好奇搜索了之后的相关报道，寥寥无几。研讨会上，一位被邀请的学者，显然和朋友的观点不同，我当然喜欢这样针锋相对的场面，因为学术讨论，就是要允许有不同的观点和质疑对方的方法。只是听到这位学者指责朋友以及其他支持对人口政策进行讨论的学者，是在攻击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免心生反感：如果连学术讨论都被按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那又如何可能对一个问题进行充分讨论？一位计生委的退休官员，在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有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中国的妇女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她们道歉。”也因为这句话，我坚定的认为，一定要和他做一个访问，让他在我们的镜头前，好好的谈谈他的心路历程。他回忆自己九十年代抓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只要是我们所到之处，血流成河。”他讲起自己看到汶川地震，那些失去了唯一孩子的家庭，他的眼睛开始湿润：“我们真的对不起这些家庭啊。”就在几年前，这位退休的官员和其他的一些学者，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重新审视目前的一胎政策。这些学者当中，有从事人口学研究的，也有法学专家，他们提醒政策制定者这样一点：当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候，政策制定者就说过，三十年后应该进行检讨。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这封公开信对于这些学者们来说，就好像掉在海绵上的一根针，没有产生任何的回响，至少从官方的层面。这不免让他们有点失望，甚至有些绝望：因为在一些人口学家的眼中，改变中国低出生率的最佳时机已经彻底的过去了，未来的中国，必然是一个老龄化，年轻人缺乏的倒金子塔国家，而在我那位朋友的研究结果看来：未来中国，会步入日本的人口结构的轨道，而被印度迅速追上。多一个人，就会分薄资源和经济总量，这样的思维方式，说到底还是把人当成一个分母，这样的思维模式在现在，至少可以让这些学者们觉得欣慰的是，已经不再是绝对的大多数了。一些人对自己的生育权利，对别人的生育权利，开始有了不同的思考，权利意识的觉醒，也让基层的计生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当然，也间接的导致了一种新的营收模式的出现。只是，如果真的觉得，人多会影响经济，那又为何存在只要支付了罚款就可以多生的现实？既然有研究认为，中长期来看，人口增加并不会分薄经济收益，为何这样的讨论不能大大方方的展开？如果计生影响了社会和谐，是否应该反思政策的合理性？难道放开了，人口真的就会大幅度增加，因为其他国家走过来的道路都说明，经济越发展，生育率约低，难道中国真就是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和全球发展趋势不一样？-------------------------详细内容，欢迎收看本周的“走读大中华”，凤凰卫视中文台6月8日，星期五晚上1920，重播周六中午1125。
风青杨：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
风青杨：中国人为什么不敢说真话？日 18:13来源：
作者：风青杨 图说：资料图中国人为什么说谎?有人总结了让人不得不撒谎的很多理由：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科学逼人撒谎：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爱情也逼人撒谎：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但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随着社会飞速发展，说真话成了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社会资源，说谎倒成了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生活中无时无刻都在上演一幕幕《宫心计》，是谁在逼中国人说谎?说真话的代价在中国敢于说真话的历史人物中，一个人是司马迁。他因为在朝堂上因为为李陵说了句真话，结果惹得武帝大怒，竟被处以宫刑，生理和心理同时遭受伤害。另一个是海瑞，他的结局比司马迁幸运一点。海瑞因上书直陈时弊，惹恼了嘉靖被罢官。说真话很容易受到打击报复，是人们不愿说真话的重要原因。近代也是如此，1956年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鼓励知识界说真话，勇于批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足之处，结果等大家遵照指示大胆的说了，却被毛泽东以所谓“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弄得家破人亡，后来，毛泽东还得意洋洋的称之为“阳谋”。五九年反 以后，党内人士从此雅雀无声也不敢说真话了。就连有“国宝”之称的大学问家季羡林老先生，可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但即使到髦耋之年，却还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到了近几年，类似的事情又逐渐多了起来，诸如彭水诗案、进京抓记者案、彭帅案等。有了这些经验教训，人民在说真话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我这样说会不会被跨省?“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这话是闻一多说的，要跨省请找他，与本人无关!那些有名的人都被抓了，我这样的普通人会不会更惨?这些念头生出了，让人民痛快的说真话也就难了。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 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说谎话的“好处”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比较而言，中国人拥有的说假话的权利更多。不像美国人，连总统撒个谎也要小题大做，非得弄成“xx门”不可。中国人的文化，美国人永远不懂。从赵高指鹿为马、李林甫口蜜腹剑、到林彪“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中国人形成了“假话文化”，底蕴愈来愈深厚。平民百姓，为明哲保身，也不得不时常说假话。57年以后的“运动员”，有几个不靠违心的假话过关呢?当说假话成为生存的必需时，假与丑、与恶似乎就不能联系在一起。而当某些人靠说假话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假简直就成了光荣。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说谎为何成了一门“艺术”?有个真实的事情，一位局长退休后，单位人都为他开欢送会，结果有一个人指出局长把一个字的读音念错了，局长反问道：“我一直都这么念，你们怎么不早点说啊，如果早点说，我就改正过来啊。”一群人直到这时才说，以前指出怕局长不高兴，局长顿时感慨万千。是啊，以前哪个敢说局长的字念错了啊，除非他不想在哪个单位混了。其实这样的丑剧经常在我们生活中上演，而我们每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其中说假话的角色。《皇帝的新衣》里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情绪不稳定、牢骚满腹，多半是由于憋得慌。不说真话导致小道消息容易传播，由于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成了必需的负担，于是，人们只能依赖送礼、贿赂等不正常的形式撑门面、联络感情、获得对方信任。很喜欢马克.吐温所说的一句话“永远都要说真话，只有这样才不用记住你所说过的话”。生活中，为了某些目的，如炫耀自己或隐瞒真相，我们经常都会说些大话、假话。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更多的时候则是为了那可怜的面子问题。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选择闭嘴；有些人，不能说真话的时候，就说假话。如果，说真话，会带来灾难，说假话，能明哲保身，那结果不言而明，实际危害的不仅仅是他人，受伤害的也会是自己，甚至国家。&
郭震海：“高居庙堂”怎能真知民生
郭震海：“高居庙堂”怎能真知民生日 07:51来源：
作者：郭震海官员“作秀”是百姓极其痛恨的，譬如官员骑自行车，总免不了遭百姓质疑。然而，近日一位副市长骑自行车，不但没有引起质疑，反而引得一片叫好：芜湖市副市长詹云超骑自行车不是下乡，而是送自己的女儿上学，相关照片在网上“疯传”（《新安晚报》6月2日）。詹云超承认，自己几乎每天都骑车送女儿上学。其爱人也表示，平时都是“老公负责送，我负责接”。詹云超再正常不过地送女儿上学，此举能引起“围观”，显然是因为其“副市长”身份，还因为他骑的是自行车，而非耀武扬威地开着公车。这次网上一边倒叫好，它所释放出的信号很明显：官员也是人，总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在业余时间，放下“官架子”融入真实的日常生活，骑着自行车送送孩子、到菜市场买买菜，也是一种深入群众的形式。真正的亲民，并不一定要前呼后拥下基层去吃一碗百姓饭、到地头蹲一蹲。能放下“官架子”并以真实姿态融入本真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亲民。千百年来，从“铜锣”开道到警车呼啸，中国百姓提到官员总是习惯性地想到“肃静”和“回避”。过去政府官员身居衙门，偶尔出访、视察也须地方小吏清道，此乃封建社会产物。如今，一些地方官员出行，也大搞警车开道、警员清道，前呼后拥，整个车队更是无视红绿灯，一路畅通无阻。譬如，上级官员下基层原本是去听民声，然而浩浩荡荡，事先有基层官员安排好，甚至进哪一户都提前嘱咐好，还有模拟和预演的。如此下基层，怎能听到真正的民声呢？官员出行需要保护，这在国内外都有，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需要动用警车、警力，中央曾有明确规定，真正按这个规矩办事的又有多少呢？百姓常说：“官不大架子不小”。确有一些官员特别喜欢讲究“级别”，公文包有人提，车门有人开，喝茶有人倒，乘电梯有人跟，就差有人代理吃饭和上厕所了。别说一个副市长，就是一个副县长，真正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的又有几个？动辄就是“忙”或“应酬多”，又有几个官员真正到菜市场买过菜？吃饭有人陪，家是常不归。看报道，但凡提到官员，总是说该同志一心为公，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爱人和孩子，难道这些官员就真的那么忙吗？君不见，倒下的贪官中，十之八九在外面养着“情人”，有的甚至不止一个，这又反映出什么呢？一个真正爱民的好官，首先要从爱家开始，一个真正亲民的好官，首先要从亲近自己的家人开始，每一个官员都该扪心自问：每月在家里陪着爱人和孩子吃过几顿饭？在外面风风光光地进饭店和酒楼，又有几次是自掏腰包？公车不得私用，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人？小“腐”不拒，离大“贪”还远吗？其实，詹云超副市长作为父亲骑自行车送自己的女儿，这本是分内事；作为官员，他公务之外骑自行车而不动用公车，这也是应该的。之所以受到公众“围观”，说明现在不少官员热衷于前呼后拥，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公众赞扬詹云超骑着自行车送女儿，这其实是呼唤各级官员能真正放下“架子”，别“摆谱”，既然来自群众就该融入群众，融入生活，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果官员总是“高居庙堂”，下基层把小麦认作韭菜，那时丢掉的就不止是民心了。&
信力建：朝韩统一是否指日可待
朝韩统一是否指日可待
901.6210GDP44()1960253---821/31970400---4101980700---159221990980---64826.52007957----19624201978GDP245()6001990价值达７６４６万美元。至于粮食援助，１９９４年７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去世后，中国就一次性向其提供了１０万吨粮食的无偿援助，被朝中社称赞为“兄弟情深”。对朝鲜的粮食援助61319458938 19501195062519506253636701872462039672320501/3206070801988ITIT759IT2011GDP3.6%GNI2.2520102.05179181392 1910819455/GDP
山东莱子：发展党员8000万：韩信用兵多多乏善？
发展党员8000万：韩信用兵多多乏善？ 据中央外宣办2011年6月24日新闻发布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秦丰公布，截至2010年底中党党员总数为8026．9万名，基层组织总数为389．2万个，2010年发展党员307.5万名，党员总数比上年净增227．4万名。2010年另有3.2万党员出党绝大部分为开除。人民网2007年７月９日曾报道，２００６年底中共党员总数为７２３９万，迄今5年增加党员近1000万，增幅近20%，是年该报道称，先进性教育后入党人数和入党积极分子人数明显增加，党的威信凝聚力明显提高增强，党的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5年来中共党员大发展，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应该随之更强，但是外逃贪官和贪案剧增让人们对“人海战术发展党员战略”产生怀疑。据人民日报萧良量文章报道，“十七大期间中纪委中组部公安部人事部内部材料称，一九九二年以来在党官员（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驻外机构公派人员）外逃共六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央行等机构调研称，成功外逃在党官员侵吞携带出境资金一万亿元以上，仅2001到2002年一年半外逃资金七千亿元”。 贪官搜刮携逃民膏民脂远超三十年来约8000亿美元外资引进总额。至2003年底“初步统计境外定居贪官家属一百二十万人”，其中定居港澳的16万2千人定居欧美80万人加拿大20万人美国18万人。 随着中共党员队伍大发展，外逃贪官日烈继续发展。据6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姚冬琴|最新报道，至2011年检察机关仅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达18487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5年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舆论戏称党员队伍大发展与贪官成比例增长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5月23日国家防外逃委三次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忧心忡忡地说，当前防逃工作严峻形势，要完善防逃工作机制加强防逃顶层设计，发挥各部门职能优势统筹部署加大力度整体推进，有效防止违纪违法国家工作人员外逃。 全国人口有一头算一尾平均近15人(去了老人和儿童，估计7人一个党员，名副其实的“战斗小组长”）就有一个先进分子，中国什么事情能办不好？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仅管理就是一个难题，人多乱猪多烦，8000万党员党务管理要投入多大人力物力？何况那些入党动机复杂分子只能给组织添乱添麻烦，入党没有得到实惠的人马上表示后悔，是这种动机复杂的例证。“入党做官”曾是现今体制永远“潜规则”，大学生要进入公务员队伍必须是党员和学生干部，在校大学生争先入党就热背景不言自晓。农村有些地方发展党员要为巩固本宗族势力“服务”，变成赤裸裸的“宗族党”。许多地方正是党员干部在起负面作用，有的党员不但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连组织上的党关系也飘零四方了。强调党员数量优势好像受了传统的“人多力量大”思维影响，其实在没有质量保重的情况下，党员人数再多也是一包“豆腐渣”。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当然不错，可是在效益和质量压倒一切的高频率社会，把精力用于清除垃圾而耽误真正的大事是组织致命的悲哀！英雄党员千万不嫌多，败类一个就坏事！《红岩》里江姐和成岗是坚强的堡垒党员，是江姐成岗这样的堡垒党员用鲜血和生命换取了新中国的诞生。甫志高一个叛徒就把重庆党组织彻底葬送。狼牙山五壮士党员一声高喊撼摇五岳，八女投江党员带头惊天动地，杨靖宇赵一曼冰天雪地战寇顽，都是党员质量做英雄壮举内涵。质量永远是胜利的法宝，有了质量才有数量的优势，没有质量的“曹操百万大军”，充其量是火烧赤壁的“乌合之众”。苏共曾是拥有90余年历史近二千万党员独掌政权74年的大党，但是“双重价值”的党员队伍犹如拆除地基的大厦轰然倒塌土崩瓦解，战斗力必须用党员的忠诚和质量来保证，1921年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也不要。想想列宁的话，8000万党员庞然组织该想到什么？中新网6月4日报道教育部在京津黑沪浙赣鲁豫鄂粤川滇陕宁新等15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上海网络调表明，当前高校近八成学生有入党愿望，与近年来比例持平。“八成”，多么激动人心的数字！似乎在鸦片的麻醉里疯狂地摇滚跳舞，如痴如醉，如梦似幻。
> [中国新闻周刊 ]秋风：用官员腐败来换制度变革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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