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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缓解就业压力未来20年每年需创造2000万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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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大量的人员失业，不仅是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其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会相应地抵消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说以工代赈是较低的失业救助形式，那么从社会核算的角度来看，积极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对增加全社会的福利来说，其意义也不亚于经济的增长。并不是所有的增长都能带来同样的就业机会，不同的增长方式，其就业弹性是有很大差别的。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使社会福利水平能够得到稳步提高，就必须把积极地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扩大就业，用铺新摊子的办法显然是不行的，要向经济结构高速化要岗位，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混合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通过企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小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巨大作用。同时，采取多种灵活就业的形式，把终生就业转为时段性灵活就业，大力发展非全日制工人、、小时工、弹性工时等非正规就业形式，实现岗位共享。特别是服务业，灵活的就业形式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两条腿”走路的思路在解决就业问题上，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促进增长快的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发展新经济。信息产业和网络技术实际上已成为推动“新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成为继蒸汽机、电力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有史以来的其他传统产业。在产业的技术和资本不断增密的情况下，其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是难以替代的。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新经济”成长迅速的国家，就业问题也解决得比较好。另一种观点主张制订一套完善的“就业优先经济发展策略”。随着商贸服务不断朝电子化的方向的发展，不但加快了产品增加值中的劳动含量的递减速度，使就业增长率下降，而且对于文化和低技能的劳工来说，就业空间无疑被压缩了。因此，应积极发展适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般来说，提高就业率的首要前提是保持经济增长。根据经济学家的计算，通常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创造就业岗位100万个。但这只是一个大前提。经济学家告诉人们，就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经济结构。结构不同，就业弹性系数也不同，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就业的拉动效果也不同。就是说，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未必创造出相应的岗位，关键还要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是属哪一类及其发展速度如何。如果是高科技产业，发展速度就算很快，吸纳的劳动力也不一定很多；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第三产业，就可能创造比较多的岗位。近几年来中国经济连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并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传统的工业企业不仅创造的新岗位有限，大部分还进行了减员增效，从而增加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对59个城市职业供求状况的显示：商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的用人需求，分别占到总需求的30%、19%、15%，已成为目前国内吸纳劳动者就业的主体行业。从产业领域看，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总需求人数的70%以上，已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如何协调就业与发展的关系？增长速度并不能代表一切，保持适当的就业率应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有专家提出，解决中国就业矛盾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加快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步伐；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具有市场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要重视发展劳动含量较高、就业容量比较大的服务业，扶助能为下岗工人提供就业的小型企业。城市化提供就业空间大多数国家缓解就业压力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城市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劳动力素质；三是扶持小企业，提高就业密度。加速城市化进程被认为是缓解就业矛盾最有效的途径之一。9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达75%，发展中国家为38%，最不发达国家为22%。目前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大约在49%左右；与同期国际社会比较，中国的城市只能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全国13亿人口中仅有30%左右生活在城市。据中国科学院《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供的数据，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NP相当的国家相比，低了12个百分点；与国内非农业比重相比，低了20个百分点。因此，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引导、加快城市化进程，对于扩大就业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从农村就业形势看，中国只有15%的可耕地，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为 0.1公顷，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中国出现了庞大的农村大军，但仍拥有3亿左右的农业活动人口，占全国总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农民的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这对农村经济和吸纳外来人员的城市都造成了压力。多少年来，如何减少务农人数一直是索绕在政府官员和许多专家脑海的问题。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将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是占全国人口近3/4的农村及其所依赖的农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成果预计，在入世后的5年中，仅生产小麦的农户的就业人口就将减少540万。2000年，到乡以外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已达5500多万人。除目前农业部门仍然沉淀着的约1.5亿剩余劳动力外，“十五”每年还要新增100万左右的农村富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乡镇企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近来这种吸纳能力已大大减弱，2000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仅增加160万人。因此，加快城市化进程是降低农村高失业率的根本途径。从城市劳动力市场情况看，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地方性政策法规，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就业条件的差异十分明显，表现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在就业的选择上差距很大。户籍制度的松动应该是加快城市进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未来20年中，每年需创造出2000万个就业机会来完成吸收剩余劳动力，因此，必须利用自身的规模优势把创造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压到最低。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的规模越大，创造每个就业机会的成本就越低。到2001年初，全国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34个，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地区。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放开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估计这一数字将迅速增加。据一些国际机构估计，50年后这个比例将升到大约50%。小企业推动大就业“小企业、大就业”是经过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所证明的一条重要规律。美国经济拥有个人经营的小企业1600多万家，在全美所有的独立企业中，99%的企业雇用的员工人数不到500人。据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统计，这些小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占美国工人总数的52%。大约有1960万工人在员工数量少于20人的小公司里工作，有1840万美国人在员工数量介于20人到99人之间的公司里工作，有1460工人在员工数量介于100人到499人之间的公司里工作。小企业源源不断地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今天，对美国经济起支配作用的企业绝不是大公司。在1990年至1995年间，小企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占全国的3/4。小企业也是新生力量进入美国经济的切入点，例如，很大一部分妇女都在小企业中工作，估计目前女性拥有个体企业占全美个体企业总数的35%。同时，小企业也趋向于雇用更多年龄较大的工人和喜欢兼职工作的工人。就国内来看，截止到2000年末，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176万家，其经济总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自90年代末私营企业被允许进入贸易、交通、通信及金融等领域后，其发展的空间更加广阔。长期以来，大多数国有企业为人员过剩、福利负担及庞大的等问题所困扰，而新兴的私营小企业则没有这些负担和问题，从而呈现明显优势并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近几年全国新增加的约2.5亿从业人员，85%以上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尤其是大批下岗的“前国企工人”正在民营经济中找到一条生存之路。民营小企业具有资本有机构成低、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等特点，其所蕴含的经济效能正为世人所看重，既是将农村过剩劳动力和城市闲置劳动力转化可利用资源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储蓄、、积累的一个重要机制。随着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对许多行业的需要将越来越大，小企业吸收的劳动力也将会越来越多，整个国家的GDP中，由民营小企业创造的产值也会增加。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0年小企业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平均每年1.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成为经济增长强劲的推动力量。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供的数据，2000年每天有4000多名下岗职工到私营企业再就业，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取代国有企业成为经济的主角，越来越多外商正把目光瞄准私营企业。政府正采取一系列措施，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包括修改宪法，以提高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国有银行正把贷款对象从发展迟缓的国有大型企业开始转向民营部门。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统计报告提出，在被统计的196个工业业种中，除了关系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及军需产业和电力工业等，国有企业应该从其余146个工种中逐步撤离。随着发展环境的改善，民营经济将成为改善中国就业前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劳动力素质亟待提高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技术的运用，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含量大幅度增加，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现有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发展。据对北京、广州等59个城市就业市场的调查，目前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高达45%以上，下岗职工近14%，以农村进城劳动力为主的其他人员占了30%。供求信息表明，企业越来越看重技术技能型劳动力，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约占总需求人数的近60%，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正在增加。然而，大多数求职者文化素质、技术技能水平偏低。从新增劳动力就业情况看，2001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115万人，各类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分别为：教育部直属高校89.4%，其他中央部门（单位）所属高校为78.61%，地方高校为65%；全国毕业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达93.8%。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但由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人力资源的潜力尚未转化为现实优势，更多的还是表现为一种人口负担。人力资源开发的核心就是通过教育培训，使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得到提高。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是如何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与技术水平。专家对就业与教育的相关性研究结论提示，发展教育事业一来可以从总体上提高劳动者素质，有效防止结构性失业；二来以就学替代和延迟新增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缓解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以教育培训促进就业者素质的提高，还可对失业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使15岁―19岁、20岁―24岁两个年龄组的劳动力参与率有所降低，并对降低整个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参与率产生积极影响。目前中国大学生占同龄青年的比例大约在7%左右，根据推算，如果将比例提高到30%，那么中国总的劳动力资源的劳动参与率就能下降近3个百分点，减缓劳动力就业近3000万人。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负责人介绍，政府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通过强化就业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以及整体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提高国家的就业水平与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建设造就高素质与高技能的劳动者队伍。部门自1998年开展“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以来，为1000万下岗职工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迄今全国已累计培训下岗职工1200万人，其中800万人实现了再就业，超过平均再就业率20多个百分点。目前已经开始实施的第二期“三年千万”再就业培训计划，目标是在2001年至2003年，组织1000万以上下岗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通过技能培训和创业能力培训，增强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能力，促进其实现再就业或走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之路。与职业培训同时实施的还有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据介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资格认证制度，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职业标准和任职资格条件，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既客观公正又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中国实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7年来，已经制定并颁布了4000多个职业（工种）标准，全国已有2500万人取得了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就业的通行证，职业资格证书已经赢得了与学历文凭并重的声望，正成为劳动者求职、任职、择业的资格凭证，也是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无论是来自老体制还是来自新体制，如今都走到了同一个知识与技能的“战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称，“十五”期间，作为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举措，职业资格证书将覆盖全国主要职业或工种；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中，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覆盖面比目前提高一倍；从事技术职业（工种）的新增劳动力，在就业时都必须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全面实行持证上岗；力争使具有高级技能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达到获员总数的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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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法律快车微信随时随地为您提供免费法律咨询通胀有压力 如何来缓解(图)
来源：津报网-天津日报
　　2007年我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节节攀升，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维持高位。今年5月，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3.2%，6月份4.4％，7月份5.6％，8月份更达到6.5％，CPI指数可谓连创新高。但是，CPI并不能完全反映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国际原材料价格及房地产租售价格均未计入CPI，而这两项价格在过去几年中涨幅惊人。　　近几个月CPI指数的快速攀升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游生产企业成本上涨的压力已经开始向下游传递，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与此同时，2007年5月金融结构外汇占款达到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43.6%。由于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引起的外汇储备激增导致大量外汇占款，更为当前我国流动性过剩推波助澜，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美国长期以来以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遗留下来的世界主导货币优势，滥发美元掠夺国际铸币税并输出通货膨胀。这次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美联储大肆向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下调利率以缓解危机，又使得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贬值，国际原油价格一举突破80美元/桶，国际黄金价格站上700美元/盎司的高位。国际原材料价格普遍以美元计价，美元的流动性泛滥，造成国际原材料价格自2001年以来持续暴涨。从2001年年底到现在，反映国际市场核心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的CRB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133%，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约220%，铜价上涨约330%，大豆价格上涨约100%。可以说在这6年中，国际上以美元计价的能源、金属、农产品价格都在快速上涨。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出现30%左右的下跌幅度，美元兑欧元更是大幅贬值39%，而人民币兑美元仅仅升值了不到10%。　　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与国际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连年创出新高。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地位的确立与巩固，我国借助人力资源优势迅速在国内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由于内在原料资源的匮乏，中国在国际贸易结构中存在着高出低进（出口大于进口）与高进低出（高价进口原材料低价出口产成品）的矛盾。近年来，中国在原材料领域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不断从国际上高价进口原材料，并借助廉价劳动力成本以相对于国际市场较低的价格出口产成品。美元贬值导致原材料价格大幅走高，而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不足，在国内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而我国快速增长的出口，导致国内供给转向国外，国内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从而极易在国内诱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因此，美元贬值最大的受益者肯定是美国，而最大的受害者极有可能是中国。　　有别于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的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此次通胀更多的表现为成本推动型，其背后诱因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而美元持续疲软并扮演国际央行角色，正在输出并制造全球性通胀。因此，此轮通胀所面临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也比以往表现的更为复杂，治理通胀的难度也在加大。我们提出应对目前通胀压力的措施主要有四点：一是尽快把短期利率由负利率调到正利率。二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三是加强综合调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举。四是加强产业结构调整，解决进出口贸易的高出低进与高进低出的矛盾，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过猛上涨。　　若想从根本上遏制通货膨胀，国家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低附加值商品的加工工厂，需要提高自主品牌的生产能力，促进产业升级，调整进出口关税及退税政策，鼓励自主品牌、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同时，应当调整产业投资结构，目前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运用利率手段和税收政策调控房地产市场，从而遏制房地产价格上涨，缓解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现象，远离通货膨胀。　　（文／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　胡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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