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动不动就“打人”，是让很多爸妈都头疼的事情。很多家长都觉得宝宝的这种行为必须要尽早遏止在摇篮里，然而选择大多数家长都选择了暴力大制止，可是这样做，孩子们未必顺从！久而久之，老这样打人，养成习惯了咋办？
　　1“打人”，是孩子正常的表达方式
　　首先，家长们要知道，孩子“打人”，是某个年龄段的正常行为，并不是成年人心目中的“暴力”。
　　其次，孩子和其他小朋友因为一个玩具拳脚相向，也是很正常的。孩子的自我意识开始萌发，凡事都以“我”为先。别人抢“我”的东西自然不肯了，那么“打”就是一种排除他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他们眼里，这并没什么，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已，“我只是要我的玩具”啊，所以根本不理解大人让他道歉和“保证以后再也不打了”是什么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带着孩子一起，直接向被打的小朋友道歉并表关心，效果反而会好，因为父母的行为给孩子做出了一个正确的示范。
　　2正确引导，不要以暴制暴
　　小朋友的想法就跟小动物一样，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恰当的行为，需要家长用正确的方式来引导，教会孩子们“有情绪的时候应该怎样表达”。当孩子打大人的脸或是踢打小朋友的时候，你要平静而严肃的告诉他，这样会打痛妈妈，会让妈妈不开心，小妹妹痛了会哭；并且握住他的手，轻轻的抚摸，一边强调：“轻轻的，轻轻的”，让孩子感受到：轻轻的抚摸，才令人舒服。这样的引导，你可能需要做很多很多次，孩子才能真正理解。
　　自己的孩子“打”了别人，父母要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理解：“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只是喜欢那个东西，那个小朋友也喜欢，不想分享，所以你生气了，但我们不能打人哦。”讲道理要简短明确，否则孩子不买账。
　　记住千万不要用武力教训，这才是最大的错误！因为你打了孩子，就是亲身示范了“可以打人”，孩子正值模仿能力强的时期，会模仿你的行为，导致这种行为被强化。
　　3减少孩子打人的方法
　　避免不良示范
　　我们跟宝宝在一起玩的时候，常常会开心的捏捏或者拍拍宝贝的脸蛋，有时候还会开玩笑或吓唬他“妈妈要打你啦”。家长们觉得很亲昵的行为，其实给了孩子不好的示范，让他觉得摸脸、拍脸是一种表达喜爱的行为，但效仿的时候“不分轻重”，就演变成了大人眼中的“打人”。所以麻麻们不妨采用别的方式来表达爱意哦！
　　同样，打骂宝宝就更加不可以啦。
　　多给宝宝关注
　　给孩子足够的关注，确保他不是单纯想要引起注意才调皮捣蛋。孩子天生就有被爱被关注的需求，如果爸爸妈妈们太忙，孩子觉得被冷落，就会想法获取大人的注意力，“打人的时候，妈妈就会来管我”。
　　用好绘本，让孩子学会情绪的表达
　　孩子1岁以后，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萌芽，也开始感知自己的高兴和不高兴。当他不高兴的时候，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就会演变成发脾气、打人。可以通过绘本和游戏的形式，家长们演绎不同的表情，让孩子知道，不高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告诉妈妈，妈妈可以带你去做一些开心的事情。
　　4适当的"打闹"，可以让孩子自己解决
　　小朋友之间有打闹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孩子的世界很单纯，之前看《爸爸去哪儿》，Kimi与王诗龄就属于打闹之后立即握手言和的。
　　如果仅仅是因为一个玩具发生争执和矛盾导致吵闹，孩子们手上没有什么伤害他人的利器，事态不会朝恶劣的方向发展，那么家长们可以静观其变，不用那么着急介入调解。试着给孩子一点空间，说不定你还没转身，他们已经和好如初了，瞎着急什么呢。
　　最忌讳那种一上来就急着判定谁对谁错的，或者不分青红皂白认定大的欺负小的，把大的骂的狗血淋头的。对于有表达能力的孩子，可以先听听他们的理由，然后引导孩子可以怎么做，比如轮流玩，比如交换一下玩具，尽可能让他们自己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这样宝宝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升，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问题，就不用再求助大人了。
　　当然，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我们要时刻保护孩子的安全，当你觉得孩子有可能受到伤害，或是有可能伤害别人的时候，不要犹豫，请立即履行监护人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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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四）
在革命摇篮里长大（四）
这期间，剧团时常到附近地区演出，有时朝出夜归，有时就在各村流动，记得住过西由、朱桥等村。话剧队和京剧队轮流演出，但京剧队演出较多，也更受欢迎；话剧队剧目较少，早期的《保卫芦沟桥》、《流寇队长》等剧不再上演了，现在经常演出的只有前面提到的《重逢》和根据巴尔扎克的小说《刽子手》改编的《烙痕》（又名《举起义旗》，改编者不详），《重逢》可能是丁玲根据她自己和冯达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创作的，剧中人白芷、马达明，暗喻丁玲（本名蒋冰姿）和冯达，《烙痕》则把小说中西班牙人改成了中国人，法国占领军改成了日本鬼子。这样的剧目虽然不易被农民观众理解，但人们还是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尽管天寒地冻，而且十几里外就有鬼子的据点，敌人随时可能出动奔袭，这一切都不能遏止苦难中的人们对精神滋养和审美愉悦的渴求。
演出和教学活动持续进行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敌人开始清乡了，我们又分成若干小组，疏散到各村去，而且不断转移，记得我们先后到过石灰嘴、虎头崖等渔村。分散活动后我们的生活更加艰苦，记得在虎头崖时用来下饭的东西只有辣椒面。不过在海滩的礁石上，退潮时会露出很多牡蛎，我们把它们的壳撬开，伏下身子直接吸取里面的嫩肉，那的确是无比鲜美。当然，肯定也吸进很多微生物，好在那里海水很少污染，所以并没有什么不良后果。有一次我和伯坚、滕吉俊来到海边，看到沙滩上有一只小船，便把它推下海水，大家跳进船去，摇起桨，向海里驶去。但不久发现风向不对，猛烈的东南风，很快把我们的小船吹得离岸很远。大家感到不妙，便努力掉转船头，拼命向海岸划，风浪却总想把我们推向大海。于是展开了一场人与风浪之力的较量，最后当然是我们胜利地回到海岸，但也累得汗流浃背筋疲力尽了。后来一位渔民告诉我们，这样恶劣的天气他们都不出海，所以我们的冒失行为真的很危险。
这个春天，我开始对诗歌发生了兴趣，并且越来越浓，最后竟写出一首处女作。其实我在入伍之前，也曾写过一首或几首诗，记得城里的族兄鼎新（后改名坚石）到我家来时我给他看过，他曾指出其中的错字（我把“像”字都写作“相”，认为它们音义相通，可以假借）。诗的内容现在全忘光了，只记得有“喋血抗战”字样，这是从当时的报刊上看到过的，认为很新奇，就用于自己的习作里，究竟怎样才是“喋血”我当时并不很明白。不久，我们又热衷于唱歌，就把写诗抛在一边了。1940年的春天为什么突然诗兴大发？我也莫名其妙，也许是积累了一些印象和感受，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这时有点发酵吧。我经历过几次夜行军，从莱阳到掖县，从掖县到蓬莱，从大泽山到渤海边，印象比较深，所以我这第一首诗就是《夜行军》，现在编在诗选《草间集》的卷首。由于到那时为止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真正的诗，无从借鉴，完全是凭空杜撰，所以这首诗非常幼稚，这是不必讳言的，不过里面还是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例如——
&&&&穿过沉睡的村庄，
&&&&微微的暖气扑上眉梢。
&&&&........
&&&&马蹄敲着崎岖的山石，
&&&&火星迸起三尺高。
&&&&.......
&&&&“喂！小鬼，不要睡觉！
&&&&&&&&迷迷糊糊地要摔跤。
就拿最后两句来说，小孩子贪睡，行军时常常边走边睡，甚至还会做梦，有时不免摔跤，如果前面的人站住，还会撞到人家身上，假如撞到马屁股上，那就有挨踢的危险，没有亲身体验便很难写出这些诗句。这时还写过一些别的诗，但都在历次运动中散失了，不过这些幼稚的东西丢失了也没有什么可惜。
大约在四月份，有通知说，鲁迅艺术学校停办了，鲁迅剧团划归胶东军区，改为鲁迅宣传大队（后又改称前线剧团）。郝艺军校长去福山当县长（离休前是国家经委副主任）。贺进恒回蓬莱搞武装斗争（抗战后期他专搞炮兵，建国后曾任二炮参谋长、副司令、司令。他虽然功勋卓著，职务飙升，却两次错过了授衔的机会，是高级军官中未获将军衔的一人），梁古月到上海做秘密工作（据说后来在敌人追捕时坠楼牺牲，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因王佩兰而死的）。我们其余人员全部到了军区所在地，这时有一个新成员——刘锦琳加入。她是刚从敌占区来到根据地的一位清纯少女，一身城市打扮，旗袍上套一件毛衣，脸上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神气。后来,她成为该团一位主要演员，后又随她的丈夫仲曦东转入外交部门，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司长。
到达军区不久，通知伯坚到大众报社任记者，并要我也同去，显然是为了便于照顾我。于是我们便告别了剧团，于5月1日到招远县的香沟村，向报社报到。记得我们是从南向北，顺着山间的道路进入香沟的，沿途看到几个村子都有我们兵工厂的工人在冶炼、浇铸、锻打，生产武器弹药。工人的劳动强烈地吸引着我，一边走，一边看，脑子里就形成了一首新诗：
&&&&炉火在熊熊燃烧，
&&&&风箱在愉快歌唱。
&&&&握紧沉重的铁锤，
&&&&抡动有力的臂膀。
&&&&叮！当！叮！当！
&&&&我们是抗日的铁匠！
&&&&&&&&........
&&&&赤手空拳披荆斩棘，
&&&&平地上盖起了厂房。
&&&&在这寂静的山谷里，
&&&&回响着钢铁的歌唱。
&&&&叮！当！叮！当！
&&&&我们是抗日的铁匠！
&&&&&&&&&&&&&&&&&&&&——《我们是抗日的铁匠》（1940）
《大众报》是日在黄县创刊的，第一任社长阮志刚，不幸在1939年“12·9扫荡”的河南战斗中牺牲了，继任的社长是我在军校的教员王卓青，他战前在中学教英语，举止文雅，戴一副金丝眼镜，十足的知识分子气派，他后来曾任青岛市委书记。副社长兼经理部主任李显堂，是一个朴实的农村知识分子。经理部之外还有编辑部、电台和印刷厂。编辑部主任徐允一是昌（邑）潍（县）一带人，大学生，喜欢高谈阔论。编辑部副主任丛鹤丹也是军校教员，他是我的同乡，是黄县最早的抗日救亡团成员之一，到过我家。他在军校讲国际知识，在这里也是分管国际版和副刊。国际版的编辑是于大绅，他是蓬莱人，北师大体育系的学生。身材短小，白面有须。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方位感，他给全社人员作时事报告，常常是“指东道西”，讲西方时指着东面，讲东方时指着西面。但他却很有幽默感。当时生活很苦，有时要吃糠和麸皮，他说：“我到野地里大便，完了以后回头一看，啥也没有，全被风吹跑了。”80年代初，听说于大绅病笃，在北京住院治疗，我和伯坚去探望，这时他已病势垂危，见到我仍然开玩笑，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淘气的故事。当时我被分配到他的国际版作见习编辑。编辑部共有四名见习编辑，除我之外还有董甡、丛笑难、林雅琴，最后这一位是王卓青社长的爱人，以前是他的学生，人很清秀，但因营养不良，有点憔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把电台送来的电讯誊写到稿纸上。当时新华社尚未创办，我们只能收到路透社（英国）、哈瓦斯通讯社（法国）、美联社、合众通讯社（美国）和中央社的新闻，编辑要经过分析加工，才能采用，做起来很难，对编辑的要求比较高，我当然不能胜任，所以只能抄抄写写，后来还干一些跑腿的工作。有时于大绅也让我就一条新闻拟一个标题，但我写出来的多半是抒情诗或标语口号似的不着边际的句子，什么“太平洋上白浪滔天”之类，很少被采用。
我当时的确是沉湎在写诗的热情中。到报社之后，先把在路上打好腹稿的《我们是抗日的铁匠》写了出来，接着根据栾家口夜航的经验写了一首《航海之歌》（《草间集》中这首诗的附注说是作于“6·1”扫荡之后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到香沟不久后写的）。当时还写了其他几首，抄在一个拍纸簿上，题曰《草李子》。我所谓的“草李子”是故乡山野间一种小灌木，秋天结出像樱桃那么大的紫红果实，又酸又涩，并不好吃，但我们上山拾草时却常常摘来嚼食，至少可以使你口颊生津，聊以解渴吧。文革期间在山西安泽插队劳动的时候，在那里的山上又见到这东西，当地老乡却呼为“欧李”，我想这大约是“郁李”吧？不久前读白居易集，其中提到一种“侧李”，这才恍然大悟，我所谓的“草李”就是“侧李”。其实我们那里乡间人们本来就是叫它“侧李”的，我觉得这名字难懂，以为是“草李”之讹，结果反而弄错了。总之，我当时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的诗册，无非是说，这些习作青涩稚拙，是一些不中吃的野果而已。香沟是一个小山村，编辑部位置在东北角的山坡上，是三间向阳的新房子，门前一片打麦场，屋后和北面就是野地。傍晚的时候，大家便坐在门前空地上乘凉。丛鹤丹同志爱好古典诗词，他看我喜欢写诗，便时常对我背诵一些唐五代北宋的小令，我接触李后主、韦庄、欧阳修、秦观的作品就是经过他的介绍。
我们到来之后，编辑部又来了一位同志，好像姓李，年纪比较大，大约在40岁以上，他是昌潍一带人，但是从延安回来，常常谈些延安的事，还会唱不久前在延安创作出来的歌曲，如向隅的《红缨枪》和杜矢甲的《拿起我们的红缨枪》，并教我们唱陶今也的《沙原的歌声》。但这位李老行动有些奇特，来了几天，他说“我要回家看看”，于是飘然而去。这在我看来很怪，因为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很多人都是整个抗战期间从不回家。后来“6·1”扫荡”结束后，我们已迁到掖县南部，此人又飘然而回。当时我得到几本书，其中有鲁迅的《而已集》、《热风》和冰心的《繁星》、《春水》，郭沬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天，我正在翻阅《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说：“这你看不懂。”于是从我手中拿走了。那本书我的确看不太懂，但他的这个举动，还是令我感到奇怪。后来我离开报社去医院治病，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在报社了。
香沟村的中心，也就是山沟的底部，是一片广场，报社开全体大会的时候就在这里集合，平时则是警卫连的操场。广场的北面有一个房间是报社的救亡室，报社在黄县的时候，前面提到过的族兄陈坚石曾在这里工作，后来他被调走了，在香沟时负责人是陈日新，一位画家，后来在北京画院任副院长。他那里有一些书刊可供借阅，记得我从那里借过著名长篇小说《水泥》的作者格拉特科夫的一本不著名的小说《沉醉的太阳》，写的是一个少年在海滨避暑时的感情经历。由于主人公的年龄和我相仿，所以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颇深。还借到一本《新文艺描写词典》，编者钱谦吾，后来知道就是阿英。这本书其实很无聊，但却让我接触到许多名著的片段，记得当时我最喜欢的是高尔基在《车尔卡什》中对夜间大海青光粼粼的描写。
我们到报社不久，曾目睹一次可怕的惨祸。一天，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从村里跑出一个全身着火的男孩，一边哭喊一边狂奔，跑到村口又翻身跑回去了。这时另一个全身着火的男子又跑出来，我们叫他倒在地上打滚，同时去找毯子来灭火，但他倒在地上已经滚不动了，等到把火扑灭，只见他身上的皮肉一片一片地掉落下来，他倒下的地方露出地面的树根都烧焦了。人们立即把这两个烧伤的人送往医院。虽然医院并不远，但在送到时，那个男孩已经死亡。当晚，那名男子也死了。据说他死以前一直惦记那男孩的情况。事后得知，那男孩是印刷厂的工人，他到库房去领汽油，保管员在光线不足的库房里点上一支蜡烛，不小心把蜡油滴进汽油，导致油桶爆炸，造成了这一惨剧。使我深受感动的是那位保管员并不担心自己的存亡，却只关心年轻工人的生命。
我到报社刚好一个月，日寇又抽调兵力，从6月1日开始，对我平、招、莱、掖根据地进行“扫荡”。鉴于河南战斗的教训，报社接到敌人出动的消息后，便将一部分妇女和病弱的同志疏散隐蔽到群众中去，留下身强力壮的83人，组成三个中队，一中队是警卫连，二中队是机关人员，三中队是印刷工人，全部配备了武器，准备与敌人武装周旋。到报社不久，伯坚即被派往区党委，作为驻领导机关的记者，所以由他来照顾我已不可能了，但我已经是大孩子，可以照顾自己，所以未被疏散，而编入了第二中队。我们从香沟出发，开始连续不断地行军，敌人向南，我们就向北，敌人向东，我们就向西，一直这样和敌人周旋了近一个月，敌人猜测这一带有一个“独立营”在活动，可就是找不到我们。
在这次“扫荡”快要结束时，一天，我们经过一整夜行军，黎明前到达招远县的泊石山（也作薄石山），隐蔽在山沟里休息。不一会儿，只听得树叶沙沙作响，下起了霏霏细雨，于是我们便到山下的村子里暂避。我觉得自己似乎刚刚把疲乏的头挨到临时的枕头——砖块上，就听到了射击声，只好不胜厌烦地从草铺上爬起来，同大家一起向泊石山头跑去。我们一定要在敌人接近之前抢占这个制高点。这时雨已经停了，枪声也听不到了。到达山顶时已经是晨光熹微。向山下望去，只见敌人的纵队正在山下行进。这时敌人并没有发现我们，但报社电台的台长李大伟拿出信号旗向山下发信号，询问对方是什么人，敌人看到了信号，知道不是他们的同伙，便拉开散兵线向山上冲来。我们一看不对，留下警卫连掩护，其余的人便顺着山沟向山下撤。敌人冲到山腰进入射程后，我指挥员一声令下，排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到敌人清醒过来，警卫连早已撤离阵地，敌人只有漫无目标地乱放枪炮，直到中午，我们在几里路外还听到泊石山上一片枪炮声。
这次战斗，除警卫连一位班长不幸面部中弹牺牲外，只有我受了一点轻伤。当时我正在谷底的山涧里奔跑，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身边，爆炸的气浪把我掀到半空，来了个“鹞子翻身”。我丝毫未觉得自己已经负伤，爬起来继续向前跑。跑了一会儿，才发现鲜血从我右边的袖管里流了出来，但一点也不感到痛楚。当我涉过一泓溪水时，又发现右脚踝也被炸伤，鲜血把清浅的溪水都染红了，直到这时我才觉得有些痛。恰好此时我遇到报社的卫生员，在他的扶助下我安然地离开战场。后来发现，我的右臂是被子弹射穿的，但没有伤筋动骨。
事后，从当地群众了解到，敌人抬走死尸一具，重伤两名。我们在打扫战场时，还发现了敌人遗弃的上面写着“武运长久”字样的太阳旗一面，钢盔两顶。可以想见，当时的敌人是如何狼狈了。
我负伤后，被安置在电台副台长李达的妹丈家里疗养。李达的妹妹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妇女，我至今仍能记得她那俯在我头上的慈爱的面容和充满爱怜的眼光。当时正是麦收季节，她每天都给我吃用新的面粉做的又大又软的馒头和大盘的炒鸡蛋，在这位大嫂无微不至的照料下，不到两个星期，我身上的两处伤口完全愈合了。
我回到编辑部，报纸已经复刊。由于敌人还没有完全退出我根据地，所以为安全起见，我们的电台安设在掖县城东南云峰山顶的古庙里，编辑部则住在云峰山东南不远处一个山村。我的任务是每天上山去取当天的电讯。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这个任务是最轻松愉快的了。每天下午，我沿着幽静的溪谷向山里走去。绿荫里有无数小鸟，用亲切的絮语欢迎我，令人想起秦少游的词句——
&&行到小溪深处，
&&有黄鹂千百。
不过遇上暴风雨天气那就是另一副光景了：乌黑的浓云吞没了山峦，人就在雷雨云中行走。雨点像鞭子一样抽打在脸上，山涧里奔腾着猛兽似的山洪，在离我不远的山坡上，一声霹雳爆炸之后，空气里立刻充满刺鼻的气味，很像石匠磛磨时岩石粉末的味道，当时我以为是雷电炸碎了山岩，现在想来也许是放电之后产生的臭氧，但臭氧究竟什么气味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所以只是猜想而已。遇到这样的天气怎么办？退缩不前吗？掉头返回吗？不行！胶东八百万人民在等待着我们出报！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浑身有了力量，迎着暴风，穿过雷雨，向山顶跑去。那时正当盛夏，几乎每天下午都有雷阵雨，我却一次也没耽误取电讯。有一次，我在半山遇雨，咬着牙一口气跑上山顶，抬头一看，啊！头顶上是蔚蓝的晴天！低头看看山半，仍然是云封雾锁，雷电的火光在云雾中迸射。灿烂的阳光照耀着云海，滚滚的乌云像大海中起伏的波涛。正如刘禹锡所描写的——
&&&&疾行穿雨过，
&&&&却立视云背。
&&&&白日照其上，
&&&&风雷走于内。
这时候，我非但不感到辛苦，反而庆幸自己有机会领略这样的奇观呢。
每天这样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湿了，又没有第二件可换，常常是下山后脱下唯一的上衣（春天在石灰嘴买的一件蓝色毛巾布的翻领套头衫已经被枪弹射穿，现在是一件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白色小布衫），挂在夕阳里，站在一边等它晾干，至于裤子，就只好用下身的体温把它烘干了。日子一久，皮肤就难免受损害。加上那个山村蚊子特别多，每天晚上，尽管点起薰蚊子的蒿绳，蚊子仍不断叮咬，早晨醒来，脸都被叮得肿胀、麻木了。由于睡梦中人们仍然无意识地不停拍打，早上互相一看，个个满脸是蚊子血（其实是人血），全像关公一样“面如重枣”。我大约感染了细菌，身上生了严重的皮肤病，后来化脓溃疡，不得不住院治疗去了。
当时我连路也不能走，只好用担架抬到医院。到了医院，办公室一位同志招呼我吃饭：“吃饱，别卖呆！”如此亲切的接待确有点出乎我的意外。在这里住了一天或两天，我和其他一些重病号，仍用担架抬着，转到后勤二分所去疗养。二分所远在栖霞西部，相距约100公里，我们走了两三天，才到达分所驻地。伤病员躺在担架上当然很舒服，但抬担架的农民却辛苦得很，当时正值盛夏酷暑，炎阳如焚，他们吃力地扭动着屁股，汗珠不断地落在干燥的山路上，我看了一方面感到很惭愧，同时也决心为人民多做好事。分所驻地在蚕山北麓，蚕山是一座土山，但在它的顶端，突现出一个石峰，峭壁悬崖，几乎无人能够攀上峰顶，整个山的形状像一只乳房，所以人们也叫它奶头山。伤病员就分散在山下几个村庄里。我所在的村庄是最靠西边的一个，后来也曾转移到其他村庄，但在头一个村庄住的时间最长，我对她的情感也最深，后来还曾两次从那里路过，可惜现在记不起村名，其他几个村名也忘记了。只记得北面有一个集镇赵格庄。我曾和几位病友一同去赶集，买了一些蜂蜜，是盛在一个泥碗里的。本想拿回去慢慢享用，但回来的路上忍不住去舔食，舔到最后已不觉得甜，只觉锝咸了，但已所剩无几，只得继续舔下去，等到走回分所，已经完全舔光了。
我到分所以后，当天一位女护士就打来热水，让我洗净全身。我正在擦洗，她闯了进来，一见我光着身子，马上退了出去，但立刻又返回来，站在门边看着我洗，大约是记起了护士的责任吧。当时治疗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每天清洗，然后涂上硫磺软膏，虽然缓慢，但也有效，溃疡渐渐消失了，但感染仍未清除，所以住院时间很长，直到1941年春节我才出院。在此期间，我大部时间都用来看书。
我到医院时带了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和一本简谱乐理（听说是郝艺军编写的，不过书上没有署名）。简谱乐理很快就看完了，其内容我早已熟悉，这时不过系统温习一下而已。《罪恶的黑手》是臧克家的第二本诗集，内容与现实密切相关，而文字凝炼，熔铸了中国古典诗歌一些意境和形象，在住院的几个月中，我反复诵读，深受影响。在此以前我曾读过冰心的小诗，虽然坐在月光下穿着缟白衣裳的母亲形象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但对我写诗并无影响，所以，臧克家是给我巨大影响的第一位诗人。来医院之前，经理部有一位诗歌爱好者听说我也喜欢写作，曾找我切磋诗艺，相约以《乞妇》为题各作一首，互相观摩比较，我的一首后来大部忘记了，只记得其中的几句——
&&&&&&这年头，谁家不是
&&&&&&&&十条肠子九条空，
&&&&&&对着枯坟哭诉啊，
&&&&&&&&又有什么用？
&&&&&&&&........
&&&&&&走出村来，一阵西风
&&&&&&&&吹得人再也抬不起头！
从这些句子中可以看出，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受到臧克家的影响。后来我从村子里又找到一本《千家诗》，我接触中国诗歌传统就是从它开始的。以前虽然翻过《绝妙好词》、《白香词谱》，但只记住一些例如“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之类的明快句子。《千家诗》当然不是什么理想选本，而且所选又限于五七言律绝，从中难于看出唐宋诗的全貌，但它毕竟收录了许多历来脍炙人口的名篇，而且所选多半深入浅出，绝少晦涩艰奥之作，所以还是一个便于初学的读本。而且我找到的这个本子还附有司空图的《诗品》，它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诗的种种意境，也对我很有启发。记得我当时最欣赏的是“雄浑”一品中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和“悲慨”中的“大风卷水，林木为摧”，“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等句。书的顶上一栏还载有关于诗韵及对仗的知识，“天对地，日对星，大地对长空”等等。我在养病期间把这千家诗几乎全部背过了，甚至自己也写了一首七言四句的小诗，当然并不合律，所以不能叫作绝句——
&&&&&&&&晚秋寒雨夜偏凉，
&&&&孤灯独坐漏更长。
&&&&灯残人倦抛书睡，
&&&&淅沥声中梦悠扬。
这里面虽然没有什么创造性，然而确是我病中生活的一个真实剪影（当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更漏）。分所的负责人本来是黄县怀麟医院的护士长，怀麟医院和崇实学院都是教会办的，而且都在城东的小栾家疃。三叔和这位护士长有同学之谊，把我住院的事通知他，希望他予以关住。所以我住院不久他就来看我，而且带给我两本书，一本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雅各武武莱夫的小说《十月》，一本山纵政治部出版的《军政杂志》。雅各武莱夫据说是一位“同路人”，这本小说不是从起义者的角度，而是通过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的眼，来展现十月革命的情景，不过仍能使人获得一些真实的印象。《军政杂志》是给领导干部看的，但也有关于战斗的报告，好像还有歌曲，记得是何士德的《父子岭上》。总之，我在养病期间反复阅读的就是上述这几本书。最后读得烂熟了，又从货郎担上买了一本“寸半本”的小字典，逐项阅读它的条目和注释，这对我也不无裨益。回到报社后，我还曾用同样办法阅读《辞源》，获益更多。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电影。本来黄县城里有一间电影院，但我从未进去过，也就不知道电影为何物。养病期间，分所附近有一家兵工厂，厂长是我们一位护士（就是看我洗澡的那位姑娘）的男朋友。他们为制造弹药，收集了一些旧影片，有一天来为分所放映，慰问伤病员。影片很旧，残缺不全，没头没尾，况且是默片，却又没有字幕，看不出究竟说什么，虽能看出是记录战争的新闻片，然而是何年代、是何军队、是何战役，一概莫名其妙。不过，看到一些士兵正在奔跑，突然僵扑不动，却听不到射击的声音，感觉总有些怪怪的。不论如何，这就是我与电影接触的最初经验。
分所的驻地离敌人的据点实在并不很远，最近的大约不到二十里路，似乎很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但实际上这种袭击很少遇到，因为敌人很怕八路军，每个据点的兵力很有限，除非调动几个据点的兵马“分进合击”，否则不敢出动，平时只能蹲在炮楼里摸纸牌来打发日子。有一次听说鬼子要出动，村里的老乡把我们带到蚕山的北坡上过了一夜，当时的情景我曾记录在一首题为《蚕山之夜》的诗里——
&&&&云雾吞噬了蚕山的孤峰，
&&&&看不见的雁在空中哀鸣。
&&&&老乡把我们引到蚕山之麓，
&&&&让我们隐蔽在玉米秸从中。
&&&&........
&&&&我撑着千斤的眼皮，
&&&&聆听着荒村的犬声。
&&&&度过这迢迢的长夜，
&&&&朝暾又将把蚕山染红。
&&&&在同甘苦、共患难的生活中，我们和村民之间形成了情同父子的关系。老乡们把我这个刚刚13岁的少年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亲切地叫我“陈儿”。当时分所把我的冬装费交给村里，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村长对几位妇女讲：咱们一定要把陈儿的冬衣“扎箍”（置备、制作）好。当时我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温暖的感情，想起去年姚奸细贪污我的服装费，以致我栖栖惶惶过了一冬，两种情景的对比，更增加了我对人民的依恋，我把他们当作我的亲人。
离开黄县之后，我一直惦记着留在家乡的母亲和弟弟，后来听说敌人占领黄县后就到我家捉人，但母亲已经带着弟弟逃走，从此就信息杳然了。栖霞与黄县毗邻，我在养病期间，常常望着故乡的方向，思念流亡中的母亲，心中出现《遥望》篇中的诗句——
&&&&遥望天边的云树，
&&&&云下该是我的家。
&&&&我凄然地凝视着想：
&&&&母亲此刻在做什么？
&&&&........
母亲和弟弟当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我直到战后才有所了解，有些情节是近年来才逐渐弄清的。母亲是一个善良、聪敏、多愁善感的人，不是很有主张、很有办法，遭遇这样大的变故，只好求助于大姨。大姨的性格与母亲迥然不同，刚毅而有决断。她立即担负起保护妹妹的责任，亲自出马，四出联络。我的二姨和四姨早已去世，大姨仍去和她们的夫家商议，求他们照扶我的妈妈。四姨丈姓山，他的继室同我们虽然并无血缘关系，但却深明大义，热心帮忙，表现出中国人民在危难中互相救助的高尚精神。在她们的积极帮助下，1939年整个春天，母亲由大姨陪同，带着十岁的弟弟在黄县四乡到处流浪，东躲西藏。但是时间久了，感到这也不是办法，于是大姨决定让母亲到大城市去投靠亲戚。她说服大舅父带我母亲先去青岛。大舅父刘金铭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他的担子里货色很少，只有些针头线脑之类的小杂货，可见他没有什么本钱。他是一个忠厚懦弱的老实人，在他们兄妹中他是老大，当时已将近六十岁了，在危难中也挺身而出，带着几个亲人到青岛去了。
青岛至少有两家亲戚，一家是我的三爷，也就是我祖父的亲弟弟。他们全家曾在1937年冬回黄县避难，现在又逃回青岛来了。三爷经营一家酱园，生活优裕，接待侄媳和侄孙应当没有困难。其实不然。当初我母亲和志修弟躲在大姨家时，有一天三奶奶和敬之姑突然造访，大姨觉得蹊跷，开门迎客之前先让我母亲和志修从后门逃到野外，三奶进门后到处查看，又开了后门呼叫志修，志修和妈妈藏在一个田边地堰的角落不敢答应，最后三奶她们才失望而去。当时三奶的说词是担心志修母子的安危，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当我母亲一行人到青岛投奔她家时，三奶竟假装不认识他们，故作惊讶地问道：“这是谁呀？”当时已经是中午，到了吃饭的时间，但由于这些不速之客的意外到来，他们竟宁肯饿着肚子迟迟不肯开饭。中午过去很久，大舅只好到街上去买了一盘饺子，给我母亲和弟弟充饥。为什么当初那样“关怀”，如今这般冷淡呢？实在耐人寻味。后来人们推测三奶她们为什么跑到水亭村去找我母亲，志修认为只有一个解释：一定是敌人逼迫她们协助搜捕陈文其的家属，她们不敢抗命，只好为虎作伥。但此事不好当面质问，他们也未作解释，多年来来谁也不肯提起，至今仍是谜团，现在当事人相继谢世，恐怕永无揭开谜底的可能了。总之，当时看来三爷家不肯收留，于是大舅又带着我母亲他们去找我的外祖母。外祖母本来是住在黄县的，而且和我们同住一个村庄——打线徐家，也是为逃避战乱，到青岛和她的小儿子、我的三舅刘金钟（字警宇）同住。三舅在一家茶庄做事，是一位体面的商人，收留两位亲人应当不成问题。然而不幸的是，我这位外祖母，虽然是我祖父的亲妹妹，就是说也是我的祖姑母，但对我母亲而言她却是一位继母，于是也拒绝接待这些危险的客人，甚至连暂住几天也不行。于是我母亲他们只好到一位疏远的亲友家临时过夜，然后到济南去投奔二叔文轩。
二叔本来也住在青岛，但战前就失业了，现在不得不去济南谋生。他是一个血性汉子，笃于兄弟情义，应当是靠得住的。但妈妈一行到了济南以后，发现二叔仍然没有职业，只能在交易所炒股，收入极不稳定，而且他已经在养活一个八口之家，如果再加上两口，是绝对无法维持的。母亲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经过反复计议，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回根据地去，依靠人民政府解决问题。于是大舅又带着我母亲和弟弟回到黄县，找到政府，通过前面说过的王振东，把母亲安置在蓬莱北沟一带，也就是我随北海银行部分人员撤出黄县后曾经隐蔽居住的地方。后来二叔一家，先是志峰、志仁两位堂兄来到根据地，投身革命，不久二叔二婶也带着堂弟堂妹（志筠、志刚、志敏）举家迁到根据地来了，只有大姐志清嫁了什么人，仍然留在敌占区。
大舅护送我母亲和弟弟离开黄县后，敌人不知从哪里得到风声，又到我家捉人，扑空以后，便到大舅家，把大舅母剥去衣服，吊起来拷打。这位善良怯弱的妇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惊吓和凌辱？竟然自缢而死！关于大舅母还要补说几句，她是一位皮肤白皙红润、慈眉善目的人，我从未听到她大声说话，总是柔声细气地。她心灵手巧，在亲戚中以善于缝纫著称。我上学以后，学校要统一做制服——当时称为“操衣”，即上操时穿的衣服。但祖父认为多此一举，不肯出这笔钱。妈妈没办法，只好请大舅母为我做一套。她十分用心地替我缝好了，针脚细密，令人赞叹。然而她用的是中式剪裁方法，不合乎要求，最后还是得祖父违心地拿出钱来去做制服。现在这曾为我缝制操衣的舅母，又为掩护亲人而牺牲了。等到大舅把他的妹妹、外甥安顿好，回到村里，已经是家破人亡。这残酷的打击使大舅痛不欲生，一病不起。但他没有绝望，据说，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大姨听到门外似乎有狗的呻吟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大舅趴在门口。他在这风雨之夜耿耿难眠，冒着大雨，连滚带爬，来到五里路外的水亭村，要对自己的“大姊妹”倾吐自己胸中的积郁。他说：“我要留着一口气，等着民治（这是伯坚的乳名）他爹回来！”可惜啊，他没有等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含恨而死了！千百万像大舅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我认识了中国人民的灵魂，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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