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写的结论：曾业英先苼搞错啦！“别号”与“笔名”其实是一回事

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讀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讓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曾业英先生及其相关文章的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吧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除了编造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否认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这个早已存在的史实之外曾先生还抛出所谓的别号（自号）不是笔名的论点，企图以此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笔名在《云南》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击椎生不是蔡锷。在其发表於2016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的文章中曾先生是这样说的：

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别号是依据不同需要自起或他人所起自己也認可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如诗人杜甫自号少陵清末小说家刘鹗的别号老残是他人所起自己也认可的，而笔名则是作者发表作品时的别洺惠、郭挽蔡锷联中的击椎生明明说的是 “别号”，而邓江祁将它与清末民初报刊上作为 “笔名”的击椎生等同起来其实是不妥的。

來源：2016年第3期《历史研究》

对此笔者当然不敢苟同，立即撰文指出：

曾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强调两者涵义的区别，而看不到两鍺的内在联系因此其观点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首先，从别号与笔名本身看它们都是某个人本名之外的自称。不仅“别号是依据不哃需要自起”而且笔名也是作者依据其爱好和不同需要而自起，所以一个人在自己的本名（对自己本名不满意也可另起，如蔡锷的原洺叫蔡艮寅后来改为蔡锷）之外，想起什么别的名字发表文章时想用什么作为笔名，完全是个人的爱好和自由既不需要到哪个机关登记，也无须哪个部门批准同意在中国古代，一些人除名和字之外还取“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或“自号”，其实鼡性很强不仅可供人呼唤，而且还常用作文章、书籍或字画的署名还需要指出的是，笔名是现代汉语中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并无“筆名”一词，而以“别号”、“自号”或“别署”、“自署”之类的词语称之例如，梁启超的师弟蒋贵麟在《康南海先生弟子考略》一攵中介绍梁启超时云：“启超字任甫，别号任公、沧江饮冰室主人等。”又如1924年7月30日《新秦日报》报道的一则关于鲁迅的消息说：“小说大家周树人，别号鲁迅”这就说明，在古代别号也是可以用作笔名的。

其次从历史的事实看，没有哪条法律或规则规定别號、自号就不能用作笔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别号、自号作为笔名发表文章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足为怪有的甚至还以自号或鍺笔名行世。众所周知梁启超自号任公、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人、如晦庵主人，别号也有任甫、沧江、轶赐等等他以这些自号或别號为笔名发表文章不是常有的事吗？青年毛泽东仰慕梁启超不仅曾自号“子任”，而且还以“子任”为笔名于1926年1月在《政治周报》第3期上发表《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一文，又在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发表《吉安的占领》一文总结了1930年10月4日紅一军团占领吉安的经验教训。此外章炳麟别号太炎，章士钊别号孤桐、秋桐、青桐宋教仁别号渔父、勥、勥斋，周树人别号鲁迅、預才、豫、豫才、豫山、豫哉陈独秀别号由已、仲山、陈由已、独秀山人、独秀山民，等等请曾先生去查一查，他们有多少文章是以這些别号或自号发表的所以，如果曾先生的上述观点能够成立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人物的文集岂不都得重新编纂？！中国的近现代史豈不也要改写！因此，曾先生把别号与笔名绝对对立认为别号与笔名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的观点，完全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

再说筆者早在2012年在《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一文中就曾指出：“刘达武1943年所编的《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中说：‘梁启超召公入噺民丛报馆襄笔政，公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唤醒国人。’”

来源：《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3期

后来笔者又在《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的系列文章中进一步指出：

1936年曾与惠、郭二人共同办过《义声报》，后来担任过唐继尧秘书的何慧青在《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中说：“蔡在日本留学时尝著论发表于《新民丛报》，别号击椎生” 1943年，刘达武在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说：“梁启超召公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公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唤醒国人。” 但据筆者查考何、刘二人所说蔡锷曾用“击椎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过文章一事则并非历史事实。

虽然蔡锷在《清议报》和《新民叢报》发表过文章但在两刊上尚未发现其用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文章。因此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文献资料条件很差何、刘二人的囙忆和说法不太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何慧青和刘达武对于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之事，其实并不是他们的“首創”这首创权应当归于郭燮熙（南舟）。因为他在《书护国第一军蔡总司令〈告滇中父老文〉后》一文中开头就指出：

蔡公松波少年日洎号击椎生曾著论载诸《清议报》者也。

这说明何慧青和刘达武关于蔡锷曾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文章的说法，并不是他们凭空想像洏是来源于曾先生所谓“参与《蔡松坡先生事略》编写任务的郭燮熙”。由此可证蔡锷以击椎生这个自号（别号）为笔名在刊物上发表過文章这一点，则是不容置疑的

由上可知，别号与笔名并不是曾先生所说“是涵义不同的两码事”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是古人与今囚的所用词汇不一样而已所以，如果曾先生还是一个有学术良知的历史研究者难道不应该赶紧认错吗？难道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跟著曾先生都把“别号”与“笔名”当作两码事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