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民原生态-我的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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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东西的直接诱因，是80年代初期，看过张曼菱写的自传体小说《有
一个美丽的地方》，深深打动了我。我想，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我也可以
和她写得一样美丽。恰好这一年（1982）我因病住院。便在住院期间写出了
初稿。但很粗糙，只是作保存资料似的追忆。因此只将其中个别章节投寄报刊
杂志，陆续发表了几篇。后来事情一多，更因为我写的不是名人传记，些些
凡人小事，不好意思找人出版，就把它长期放下了。直到今年暑假，闲来无
事，把它重新翻出来。旧稿重温，敝帚自珍，忍不住提笔修改整理一遍，决心
找个网站发出来。这也好，就不可避免地要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当年的人和事了。
历史是离得远些有时反而看得更真切，更接近本质。我愿意更理性地剖析年轻
的我。我真正感觉出了，有时写作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是自己的一种
需要。这就要求我更加真实，更加准确地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我决不想哄我
心婵媛而伤怀兮
眇不知其所趾
顺风波以从流兮
焉洋洋而为客
――屈原.哀郢
第一章& & 离& & & & & & & & & & & & 乡
& & 一九六八年，随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全国暴风骤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渐渐归于沉寂。11月份，长沙的中学生都回到离别两年多的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三中也是这时候开学的。到社会上厮混了两年多的同学重又聚集到教室。
& & 两年的大风暴把人吹冷了。同学们见面没有丝毫重逢的喜悦和惊异，比以往新学期开学同学第一天见面要冷淡得多。两年来，人以群分，各各的交结范围仅仅是几个因观点（不如说出身）而加入的相同派性组织中的人，不属这一范围的，两年多来没有过任何接触，甚至没见过一面。“革命”掀起的波澜使同学关系冷却成了路人，“红五类”、“黑五类”的划线伤了同学间的感情，十几岁的人之间竟一本正经地筑起了阶级的壁垒。现在回到学校，各自的角色仍在继续扮演。一下子，我忽然感到我们真的长大了许多，倒不是班里很多同学抽烟了，也不是同学中敢于公开谈论找女朋友了（三中是男中，两年前这是最大的道德问题）而是第一次觉得，与有些同学在一起无话可说，感到别扭。两年前我们从没这种感觉，同学合得来就一起玩，合不来自然会分开，哪里感觉过冷场的难堪和深深的隔阂呢？何况这难堪和隔阂来自于我们根本不懂而自以为很懂的政治原因。
 课不可能复起来，因为我们六六年就该毕业，无书可读了。革命却要不断的闹。到校才几天，“校革筹”就宣布了下一步的“闹”法――四个面向（毕业分配）。班上几位红五类早已面向蓝天，到兰州入伍当空军去了。还有几个到工厂、升学校的名额该给没走的“红五类”或别的次一等的“红外围”去分了。毫无疑问，我只有面向黄土，下农村。不过当时还讲究个“自觉闹革命”，须得你自己报名申请。
 终于有人报名了。班上第一个如果除去韩凯诗，（他早在十月随全市第一批自愿者去了靖县。）就是王源钊了。我是劫数之内的，听说湖区比山区好,我找杨觅知商量一下,决定还是早报为好，去常德县牛鼻滩。
 杨觅知和我两年多来形影不离。他的家庭我不了解，我们在一起玩，从不打听对方的家庭出身，似乎都怕伤了对方的面子，但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使我们互相视为同道。早在初三读书时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就预感到前途堪忧，正好又看了部电影《军垦战歌》，便萌发去新疆的热情。我们在图书室翻了不少有关新疆的资料，看到一篇关于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劳模王宗汉的报道，于是写了封信给王宗汉。请他帮我们联系去新疆。不久，回信来了，他给我们的满腔热情泼了盆冷水。那报纸上的劳模不见了，他劝我们不要来支边，那里不象电影里唱的，边疆无处赛江南。现在一想，这个王宗汉真是位实实在在的农民汉。他其实不回信也算是尽了良心了，他怕因他的事迹诱导我们误了前程，回信给我们讲真话，劝我们莫去走西口，那是受苦人的归宿，他就是从陕西流浪去的。但是我们少年气盛，去新疆的念头始终缠绕心头。
& & 六七年二月，趁着串联坐车不要钱，又一次煽起热情，还邀了韩凯诗跟我们一起走。临上车前一刻，韩的妈妈追到车站。站外广场的灯光暗淡，她好容易寻到我们，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流着泪把韩拉回家，还把我们数落了一顿，弄得我们跟人贩子一样难堪。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杨觅知面面相觑，豪兴顿挫。谁都是父母生的，我和杨觅知上了火车，各想心事，一晚无话。到了武汉下车玩了七天，又回来了，再提不起到新疆的话来。
 现在下乡就不是我们想不想去的问题了，非去不可。你能挑选的只是湖区、山区。正当我们还在七想八想，却没想到，没过几天，史山明竟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要下农村。这实在是意外，他的出身那可是在班上红光四射的。虽如此，文革两年中他却是红五类中唯一跟我们经常来往的朋友，他身上较少那种自来红的气息。他报名下农村，对我们似乎是个小小的安慰，毕竟我们这批人的家庭不是清一色的２１种人，替我们遮了丑。史山明报名下乡是因为他在学校最乱的一段时期，把学校的钢印搬到自己家去了。什么假证也没造，为自己挣了个干坏事的嫌疑，受到工宣队的压力，所以36计，走为上计。这在我们看来，真不算事，他都说要走，那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我们不再想它湖区山区，三人一起报了名，哪里先走去哪里。加上李歌闻、施长松，还有早打定主意的王源钊，全班共六人去了洞庭湖畔的牛鼻滩。
 一根藤上的瓜，四姐（莽莽）的命运决不会比我好，她也是她们学校首批下放对象。班上同学两年多来的派仗，以及我下放异乡，家里不放心，促成她决定了跟我下到一起，到牛鼻滩去。家里人都觉得姐弟在一起比一人一处要好。我无所谓，十八岁的人了，我不会需要她的照顾。但是两人在一起，让家里人放心，这倒是确实的。莽莽比我大几岁，那时认识到底比我正确些。
& & 家里一下要走两个人，气氛越来越沉闷。安置行头也是个大问题，多买一只脸盆都要挤压全家每月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空间。
 我的行装极简单：一块塑料布包着一床棉被，里面夹了几件衣服；一口皮子穿了洞的小皮箱；一把小提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莽莽比我的还少，她没有琴。妈妈当然想给我们装备齐整，但她无能为力，家里就这么个状况。我大慨是觉得我应该有点办事的能力了，于是就斗胆要求学校开张证明，说明我家两人下放，无钱置办必要的生活用品，想找父亲单位借点钱。学校很痛快地开了。
& & 我拿着这一纸证明到了湘医。先找爸爸。其时“牛鬼蛇神”正集中在医院的地下室。我见了他。这时他才知道我们要下乡。他是专政对象，此处非久谈之所，我只讲了大慨情况，约定第二天在他拖垃圾的路上再相见，就匆匆走了 。
& & 到这一年爸爸戴右派帽子已经十年，早已整得不敢乱说乱动，可还是不知为什么，近来罪又加了一等，罚他每天清运全院的垃圾。医院的垃圾特别脏，这是项又苦又累又脏又贱的活。使他斯文扫地这都不重要了，受辱已有十年，习惯了，主要是体力受不了，他已经64岁。这么一家大医院垃圾产量相当可观，他一个人每天拖一张板车，带把铁铲扫帚，把全院各个垃圾围子里边的垃圾掀进板车，运到6里地外的城郊，现时火车站的地方。一天要拉三、四趟。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因为一休息，垃圾围就满了，前一天没干完，第二天还是你的，医院根本不会安排人帮忙，他也根本不敢诉苦，只能默默地干。这一干就是几年，快70岁才换了扫地的工作。我想，出这主意惩罚我父亲的人现在想必早已退休了。他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让他来干这活，无节假，拿最低工资，一直干到70岁。他若有勇气活下去，那都算英雄，通令嘉奖。可他当年何能忍心让一个6-70岁的老头子干这么重的活呀？当然，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应该归罪于那条极左路线。但这些个具体主意难道不是具体的人非常具体地想出来的？极左的罪恶难道就只有路线的责任，而没有个人的担待？人性的沦丧与极左的猖獗是互为因果的。路加福音讲，耶稣对主张惩治那个失身妇人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人。有这样自省精神的民族有福了。前些年，余杰等人热议过一阵全民族的忏悔，我想并非多余。我们之间谁可以拿石头打人？
& & 第二天，我到了垃圾场，爸爸的板车停在路边，他坐在车把上抽烟等我。他抽的烟是自己切的烟丝自己卷的。我给他看我们学校开的证明，说要到医院借钱，要他打张借条。爸爸不肯，怕遭拒绝。我说我没有棉衣，我去的是湖区，风大，要求借钱总不算罪吧？他勉强肯了，写上借30元。我拿了借条帮他拖起板车返回医院。没想到医院政工部门和财务科什么也没说，非常顺利的借钱给了我。
& & 我借到了三十块钱，象办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回到家中，妈妈立刻给我做了件棉大衣。几天来，阴愁的情绪稍稍缓解一点，大慨是觉得医院肯借钱，总算是一种人道的创举。多年来，我们看到它对爸爸的态度，只有拒绝而决无同情。
& & 成行的日子越来越近。天气也和心情一样，阴沉沉的。这天我跑完几个同学家，已经快天黑了。云层厚厚的，北风紧吹着，要下雪的样子。我加快脚步往回走。到北门城门口时，我突然一眼看见了妈妈。她朝着我们学校方向走，蹒跚着脚步，注视着行人。可是她没看见我，还是我走近，拉了她的手，她才看见我的。我问她到哪里去。她扁着嘴，不回答我，只牵着我的手往回走，两眼直直地望着前面，手把我抓得紧紧的，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我猜想，她是等我太久，怕我出什么事。我越是要走了她越是心不安，她想要我在她跟前呆久点，好多嘱咐我一些话，她这是舍不得我。我真应该早点回来的，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
 回到家里，天完全黑了。家里没有亮。莽莽一个人坐在黑暗中，见我们进来，就自己走进后房，再也忍不住，啜泣出声。今天她的户口注销了。要知道计划经济、城乡两元化社会，有户口就有口粮、有户口就可能有工作、有户口就有各种票证、有户口就有合法身份、没有户口叫黑人黑户；户口就是人的命根。莽莽虽早已决定要下乡，但户口一直没迁，像鸵鸟把头插进沙子，不想接触这个现实，一直挨下来，知道再也挨不得了，今天才“自觉”去派出所注销了。现在手里拿着被注销的那页纸，坐在后房，独自伤心。妈妈见状还是一句话不说，走进厨房，默默地为我们去做饭。此时她像一只不能保护自己翼下小鸡被捉的老母鸡，再不能为我们多做点什么了，心中唯有凄凉。
 第二天，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天不亮，大姐来了。那时她在五七干校。她来为我们送行，送给我和莽莽一人一个军绿色的饭盆，提了一食盒红烧驴肉来，算是为我们饯行。
 我们都没有多说话。李艺林、吴可敏来了，她们邀莽莽一起走。随后，我也走了，总算都还平静。
 迈出了家门，走进了社会，我似乎觉得开阔得多，整个社会好象不是先前那样冷酷。我们来到学校集合上车。留下不走的老师同学向我们热情地挥手。同命运的同学在车上并不老是愁眉不展，车一开动我们就恢复了平日开玩笑打闹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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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田& && &园& && &诗&&
& & 牛鼻滩在常德市的东边，坐船沿沅水而下，两小时就到了。
& & 这就是牛鼻滩。站在江堤往下看，一坦平洋，一片绿野，几条沟渠把它切成几块。团团绿树环绕的便是村庄，它们总建在稍高的土丘上。
 公社为我们长沙来的一百多名知青办了三天学习班，然后通知各生产队派人把我们领走了。三中的同学全到黄溪堰，二十一中到百家湖，其它学校的分到兴丰。
 我、杨觅知、王源钊、史山明分在一个生产队_黄溪堰十六队。对这种安排我很满意。我不愿跟莽莽在一起，免得受约束，认为我们四条汉子结成一团，生活可以无拘无束，尽情快乐。
&&农民们挑着我们的行李，二十来里路很快走完。当天，我们被安排到社员家过夜。
农民们围了一屋。刺鼻的旱烟味、昏黄的煤油灯光、陌生而又惊喜的眼神包围着我们。他们把我们当客，认定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搞过年把两年就要回城。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命运，家庭既是“统麻的”，下了乡就不是只到乡里打过转。文革中，长沙有个知青的造反组织，叫“红一线”（来自农业第一线）。这些人家庭出身跟我们一样，文革前就下了乡，进城造了两年反，只为一件事--------户口回城。哪里回得了，到如今已有４、５年“知龄”。为了区别于我们，人们叫他们“老知青”。其实我们走的将是同一条路。农民不信，他们说社教、四清时，工作组来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了一阵，都要走的。
& & 这个时候的我们故作豪情满怀，说下放不比社教，社教是工作组教你们，下放是你们教我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顿胡言乱语，又拿出纸烟来招待老乡们，全是“金纸纸”包的湘江、红舞、光荣。看他们恭恭敬敬接过纸烟，口中称谢：“您吃、您吃”，那身份的不同立刻显示出来。我们不是故意要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恰好相反，是想做得尽量跟他们接近的样子，故作姿态，充好汉，装里手。掏出塑料烟嘴，歪刁在嘴角，那烟也索性撕了纸盒成把的甩，却越发衬出他们的谦卑和我们的狂傲无知。我们这时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十几岁的学生伢子，偏要装出一副久经风浪的老练派头，十足的幼稚可笑。生产队其实来了一群无知识青年。但是农民们倒不介意这些，他们能原谅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小节，善意地讥笑我们做家务闹出的笑话，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们不爱出工。
& & 头回出工就让我们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每天清晨走５里路到拦马口修一条渠道。站在淤泥中，从沟底向外掀泥。我们是穿着雨靴干活的，农民们非常羡慕。而他们情况好的也只能穿双解放鞋，那可得小心又小心，免得陷进淤泥中拔不出来；大多数则要打赤脚，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脚冻得彤红。我们羡慕的则是农民们象骆驼似的能耐劳，他们从早到晚一直是那样不急不忙的干下去，掀起泥巴来潇洒自如。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天职。我们自以为搞过些体育锻炼，也爱打球、游泳，搞劳动不在话下。可是抓了几下掀板，全都不中用，不是上体育课的味道，感到又累又乏味。午饭也在工地吃，是集体开伙。冰冷的饭菜，坐在土堆上，就着北风下咽。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工地我们是爱去不去了。
& &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大水冲了也不足惜：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好大。
& &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但是毕竟这是项大政策，首先被罩住的还是我们。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人，妹妹尚年幼，本来可以不走的，“最新指示”一出，妹妹也呆不住了，她受不了周围的压力，又害怕山区的神秘，便独自一人随五中的知青下到沅江，插队落户了，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家里只剩妈妈一人了。爸爸的情况更不好，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他的结论是极右，处理是开除公职、留院察看、继续拖垃圾。这罪名为什么又要加重，恐怕连医院自己也不明白，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我走时借的３０块钱，第二个月就全部扣清，而且爸爸的工资再次削减，每月只发３０元（后来又加了１０元，一直拿到一九七八年）。王源钊、杨觅知的家信也没有一句佳音，他们的家也是接二连三地往乡里走人。史山明，本应算是生逢其时，想不到他下乡不几天就接到家里的电报，竟是向他报丧，他父亲因病去世。
 那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我们烧稻草取暖，围坐一起，寂然无语。王源钊端着灯，进到里屋，想找点烟抽解闷。屋里黑咕隆咚。“啪”地一声，他把我的小提琴从吊在屋顶的搁板上撞了下来，琴颈被摔断。这把琴是二姐夫送给我的。６７年，我从学二胡开始接触音乐，几个月以后我就有了这把琴，从此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它，音乐成了我的第一爱好，我正是从学音乐中体会到自学的乐趣。琴突然一下没了，我的感觉就象掉进了冰水中，冷得瑟瑟的。王源钊知道闯祸了，楞在屋里没出来。我们进去后，他嗫嚅着问我还能不能修好。这只有带回长沙试试看了。看着那断成两截的残骸，其实心里已不存多大希望。祸不单行，史山明的事已够伤心了。我们熄了稻草火，不再说什么。睡吧，还有什么好坐的呢?第二天我们还得送史山明去常德乘车回家，走二十五里路，陌生的路。
 天不亮我们就动身。奔丧的队伍悲哀且严肃，一路上默默无言地领教那湖区的污雪和泥泞。只等送史山明上了车，我们的情绪似乎才好了点。& &
& & 常德、牛鼻滩、黄溪堰是一个钝角三角形中的三个角，常德到牛鼻滩有近６０里水路，想不到离黄溪堰反近得多，才20多里旱路。但是那时离城二十多里就已显得十分乡野-----没有电杆，没有马路，没有汽车，没有饭铺，没有商店，甚至连砖房也没有，只有泥糊草盖的茅屋和大片的稻田。
 回转的路上，走到陶家铺，好容易才见到一座砖房。那是抽水机站，公家的房屋，我们走进去歇歇脚。屋里没有一个人，也没有家具，只有一口熏黑的灶，灶上方的墙上挂了一条风干了的肉，腊红腊红，象城里卖的叉烧。虽然只有几两重，可也能为我们的晚餐开开荤。我和杨觅知都看上了它，跳上灶，把它摘下来，找张纸一包，夹在棉衣内，溜出了屋。这是我们头回顺手牵羊，偷东摸西。不过拿回家，那却是不能吃的，它根本不是什么叉烧，王源钊说它是一块“盐碟”，不晓得那是猪身上的哪部分，反正一刀切下去，猪肝不象猪肝，瘦肉不象瘦肉。王源钊里手得很，他讲吃不得，那就是质检部门的鉴定了。王源钊父亲大概在国民党里是个团级干部，解放后他家自然配享负数的“县团级”待遇，到了社会底层。街上破鳝鱼的、兑猪血的、卖扯骨肉的朋友认识不少，这套生活经验比我们丰富，我们听他的。
 讲起偷东摸西，我们队的弟兄们比不得八队的彭小汇、刘国青的手艺高。他们每次去牛鼻滩或去常德从不空手而归。军衣军帽、回力鞋、半导体，凡是那个年代的时髦用品，得便就收。一次他俩到了一家较大的供销社。营业员坐着烤火，态度冷淡，不想起身，结果遭了报复。这两个家伙在店里仅有他两人的情况下，竟把柜台上一口大玻璃缸用军大衣一裹，挟出来了，里面还有大半缸糖果。
彭、刘的扒窃历险和战利品只为我们“喜闻乐见”,到底不敢效法。我们属于小来偷针，大了还是偷针的一类小混混。
李歌闻也在八队，但是他从不参与这种事。李歌闻是个正派人，现在回想起来，他有极强的生活原则。跟着这帮破罐破摔的人在一起，他保持了洁身自好。跟他比起来，我们差得太远了。可惜他离开我们太早了。他是招工上来后得胃癌去世的。
& & 黄溪堰大队大约有6000多亩水田和上千亩湖荒野地，分为16个生产队，几乎每个队都安排了几个长沙知青，绝大部分是同一个学校的同学，早认识，相互交往就没什么特殊的感觉了。只有13队、14队的，她们是长沙21中的，并且是女同学，在这里真要算客。我们三中是男中，懂事起就没接触过女同学，见了她们就跟宝玉见了天上掉下的林妹妹，只想找她们玩，又不知如何接近。只哓得她们中有一位叫何莹莹，她是在初到公社的头一天，办学习班，唱了两支歌而出名的，本来嗓子也好，就此端出了歌星的架势，不太理人。其他三位连名字也不知道，看起人来也有点鼻孔朝天。她们怎么不跟着自己的学校分到百家湖去，要跟着我们到黄溪堰来？她们对男同学也感到不好接近吗？她们喜欢唱歌，可喜欢跟我们一起热热闹闹地玩？她们成了我们心中的谜，我们都想探探新世界。
& & 莽莽和吴可敏、李艺林分在７队，她们离８队近。我们与这两个队走得最勤。全大队统共９个女同学，她们自然容易相熟，所以很快我们就能听到一些关于13队、14队女同学的事了。她们的名字叫周书薇、王载安，她们俩在13队。但是她们中谁是周、谁是王，我们很长时间没有分清。何莹莹是知名人士，众所周知。第八跟她一个队，我们也很快搞清了她是谁。她叫林三妹，“第八”显然不是指她排行老八，明明白白大名叫三妹，她的同伴们硬要改称她为第八，那是指骨牌中的“天九”、“地八”。我们文革两年也玩骨牌，自然觉得叫她这个外号的女同学肯定不是整天板起一副脸的。
& & 过完年，生产队初五就出工，我们很不习惯（社员也不习惯），过完十五还不想做事，只想东游西逛。我们到了百家湖。那里的知青都是长沙21中的。知青们拿出甜酒、腌肉、藕、渣辣椒、风干的萝卜招待我们，是牛鼻滩的搞法。说话中还不时夹几句常德话，我们也一样，听去蛮舒服。
& & 21中的同学都认识我们大队的几位校友。听他们介绍，她们都是平常人物，没有与我们不同的地方。.给我留下印象深的只有周书薇。曾佳知说她会跳舞，很大方，很热情，学校哪次哪次演出，她表演怎样怎样。我问：“她是谁”？ 他讲是个子长得高点的。其实那时的书薇长得胖，并不显高，不象会跳舞的。反正跳忠字舞要求不高，按道理我也没必要留意谁会不会跳舞，我自己就根本不会。但是有一点很奇怪，我这时候老琢磨一个问题：周书薇到底是13队两个女同学中的哪一个？照身材看，王载安稍苗条些。
百家湖的知哥们并不十分热衷于谈论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同学，因为她们实在也是平常得很。我们不同，我们愿意说起她们，我们是同一个大队的。但是适可而止，再打听多了就很不好了。从知哥们的言谈中感觉到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生活与我们有多大的不同。我们感兴趣的事，他们看得稀松平常。我倒有几分羡慕这种生活，希望今后在我们的圈子里有几个这样的同学，她们是生活的色彩。你看现在的电影，电视剧，没了女角那还叫戏？
 在百家湖一直玩到天黑，尽兴而归。
& & 我们队离13队很远，但是偏偏有几亩田在13队附近。那里离本队反倒有5、6里路。那天出工我们没有带午饭，又不想往回跑。想办法到13队混一餐去，管她们怎么想，在你屋门口出工招待一餐饭，总还是蛮合理的。我们就这样为自己找到理由，进了她们的茅屋。& && &正好是她俩在家。见了面我们又不自然起来。只好无话找话，问问她们同队两位男同学的事。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知青点。那两个男生不是我们三中的同学，年纪也比我们大好几岁，他们除了队干部外其实跟谁也无来往，我们同他们比同女生还陌生。这时他们四人还没有分家，那两人要恰好回来我们真还不尴不尬。
& & 幸亏女同学们对她们的队友一点不怀好感，说他们之间天天见面可以一句话不说。那二位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少有出门，也从不待客。出工去了箩里的米，壶里的油要做记号，防她们多吃多占。两个女同学一边笑一边骂。我们也跟着她们讥笑那两个男的，说他们&将来肯定发财变地主&。看来我们都不喜欢那种无声无息循规蹈矩的过日子，都喜欢有点动静，有点来往走动的。
& & 我们的到来为这茅屋增添了几分生气。不必开口，午饭自然要请我们的。她们操办起来，拿出了从长沙带来的晒干的香干。那可能是王载安带来的，因为她显得更能干些。我已经分清了她们谁是谁。她们又到菜园割了一把韭菜，拔了一个萝卜，忙开了。我们蹲在灶前烧火。这是为了有点事做，不致一副吃白食的样子。我们本来是混饭吃的，她们一客气，我们就只有讲点斯文了，毕竟是初次接触。只是日后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她们并不喜欢装斯文的人。讲起她们邻队14队的女伴何莹莹，因为歌唱得好，下乡没几天就被县宣传队招走了，几个月后回到乡里，蛮神气的，周书薇说她“才进城几天就小姐得不行了，说自己习惯不好，喜欢洗澡，问我浴室在哪里。我说你没发烧吧？”正是，都在地里刨食吃，就莫乔装打扮了。
& & 首次接触，我们受了既有节度，又不乏热情的欢迎。我们总算建交了。随后的几次出工，我们大约又去过一二次。
& & 大队召开社员会。前一天我们泡了一桶糯米。磨成浆。第二天一早，把浆灌进枕头套，吊起来，好让水沥干，浆成团。谁知性急了点，沥下去的水是白色。农民们捧腹大笑∶这些城里的戆（音撞）帮。又不是摇豆浆。滴下去的哪止水，连浆也流了。要不喊得早会只剩下个湿枕套。还是他们传统的老法子可靠：把浆乘在盆里，盖块布，把稻草灰轻轻铺在布上，慢慢把水吸干。
& & 这件事农民笑过一回就撂过手，没有象他们编的城里人下河洗渣辣椒的故事，津津乐道。一讲起街巴佬的无能，回回都是这件铁证。渣辣椒是常德乡下特有的一种腌菜。将辣椒剁碎，与糯米粉拌匀装坛腌制而成。长沙人刚去，第一次尝。便有人编出个知青把渣辣椒浸到水里洗去米粉，剩下辣椒皮的笑话。其实我觉得那渣辣椒远没有这糯米浆的笑话现成而又生动。但农民自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后即便要笑我们无能，他想起的仍是我们从没犯过的洗渣辣椒的错误。
 农民帮我们扯干了糯米粉，我们放心开会去。
 只要是开会，不管是知青会、社员会；公社开、大队开，（那时会也多，又是欢呼九大，又是珍宝岛，最新指示……乡里赶这些热闹从不落后）知青们只把它视为团聚的日子。摆脱掉田里的泥水，好比来散心。史山明有一个月才挣30分工，那就是开了3天会。
 那天开的什么会？批判9队的刘立正?农业学大寨?我记不清，也不关心。只知道我们队，8队，还有莽莽、吴可敏、李艺林、沈萧云、黄工红等知青聚在一起，谈我们感兴趣的事。等到散会，我们说，到我们队去吧，我们吃汤圆。沈、黄二位是三队的女同学，史山明似乎跟她们很谈得来。我们几个则想再叫上13队的同学。
 沈萧云、黄工红比我们大两岁，又跟姐姐她们玩在一起，本可&倚老卖老&。我们之间没有篱笆，一请即来。只是通过她们请13队的女同学却有点不好启齿。是我找的黄工红，说：“你们把13队的女同学一起叫来吧，人多热闹。”。这时别人怎么想我，我不知道。但不能说我这时心里有了谁。我只觉得有这些女同学在一起我们生活中的色彩丰富多了。要说心里真的没谁吗?那你又怎么非请她们不可，没想去请14队的？当然，把它解释成礼尚往来也勉强讲得通，因为她们请过我们。感情这东西，真还不是几句话讲得清的。这么说吧，也许那时我心里想要有谁，可并不知道那是谁。
 汤圆，和月饼一样，农历十五月亮圆时的供品。中国人把它当作团圆的象征。这一天不是十五，但它在这一天的意义象征着我的定情礼。它把我和书薇渐拉渐近，团得圆圆的。
 十多个人到了我们的茅屋。我们在大锅里烧起一锅水，学乡里的吃法，把汤圆有的下蕻儿（菜苔）、有的掺甜酒、有的放红糖加猪油，有的什么也不放；甜的、咸的、白开水的，都有。大家围着锅台，忙的忙、尝的尝。
& & 我们痛快地吃、痛快地玩。我拉起了小提琴(琴带到长沙修好了)。吴可敏在唱歌，她唱得不错，学王玉珍，唱的是洪湖水，她姐姐是武汉歌剧院的演员，跟王玉珍一起，是她的偶像。沈萧云也很大方，她不用三请四邀就用长沙腔唱了首“九凝山上白云飞”，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可是我想听书薇唱一唱，大家也想听她唱一唱。她唱了，唱“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唱&红灯记'中&留下红灯无价宝&。她是适合唱这类歌的。我们男同学就唱苏联歌曲。
& & 史山明原先看何莹莹瞧人不来，就讲过要给13队、14队的唱首&小杜鹃&。那里面说∶小杜鹃叫布谷，少女把新郎挑。看她鼻孔朝天，永远也挑不着……为此他捧了本翻得卷角的《外国名歌200首》，下过些工夫。现在她们真来了，也不唱了，改唱“河里水蛭从哪里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里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每当他唱到“哎哟妈妈，你可不要对我生气”，大家就齐声和一句“哎~哟”。是我指挥的。由于太卖力，笑果好，效果不好。又有人提议，要叫书薇跳舞。人家都说她跳得好，这天却有点谦让。屋子小，我们把她请到外面的坪里，反而更拘谨了，我以为我可以在她面前表现一下，为她伴奏一支梁祝或四小天鹅，最不济也得是红头绳窗花舞之类。她不肯只肯跳个忠字舞。这种舞任她跳得天花乱坠，我有点觉得象做广播操，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 & 但是水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氛围，我太喜欢这天的氛围了，我长这么大没跟女同学这么放开玩过。后来书薇告诉我，她就是通过这样的聚会，觉出我身上有某些她喜欢的“气质”。
& & 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在全国风靡开来，连这偏僻的洞庭湖角落也狂热地响应起来。农民们的兴趣一半出于忠诚，一半是天生的爱热闹。队里的这类活动都在幺婆家进行。莫以为幺婆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婆。这里习俗儿子越是宝贝名字越要叫得贱，最好叫成女的。因为他们相信冤鬼是专门拣家里宝贝缠的。&婆&既是女的称谓，又是一种贱骂。所以这里所有婆们都是男人。喊明叫响是给鬼神听的。实际上队里的&毛婆&&幺婆&&婆娘&都是家里的一根雄性独苗苗，看得心肝宝贝一样。相反，谁要喊女的为婆，那就是对她极大的侮辱。连外婆都是不叫的，叫“嘎嘎”。这幺婆就是一位20多岁的男子汉，生产队民兵排长，浓眉大眼粗嗓门。
& & 一黑早，幺婆领着全队百十来口人，规规矩矩站在领袖像前。先三呼敬祝，再来几段最高指示，接着许心发愿∶&敬爱的毛主席，今朝跟您家请示。今朝俺的男劳力都去开沟，女的在屋里收草灰。今朝夜里搞完哒再来跟您家报喜。&这叫做早请示。到晚上天杀黑，一队人马汗水未擦，又聚到幺婆家，听他面壁汇报：&敬爱的毛主席，今朝俺搞了一天，还有蒂蒂沟尾巴没搞完，对您家不起。俺明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再去几个人，一定把它杀尾哒夹卵&。等他讲完，政治队长、生产队长、贫协主席，一个个或多或少也讲几句。不讲怕不好。这叫做晚汇报。然后跳忠字舞。每次这种舞一起，我心里就不是味。那歌既不动听，又无情感；那舞在亿万未经训练的农民一动作起来，只觉得丑恶无比。这种场合是完全踏倒个人人格和尊严的。不管你是造原子弹的、造卫星的、还是拿手术刀的绝顶聪明人，人人都要麻木不仁地伸胳膊伸腿，.舞之蹈之，做出一副蠢像，跟巫婆神汉相似。整个中国愚昧到了这种程度。尽管周围的人都在跳，但我跳的时候还是很不好意思，能躲则躲。我大概就伸过两三回胳膊吧。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在乡里大约都是照着前面这一套模式进行的。完全程式化，有点像宗教仪式，但远不如宗教仪式的肃穆与虔诚。看得出来，最初的阶段农民们确是有热情搞这一套，特别是每家每户的神龛里，代替以往的财神菩萨供着一套&红宝书&，那是没人布置的家庭作业，却做得那样自觉、那样普遍。越是文化水平低的人群，人们越是有种从众的心理。天生爱热闹，随大伴，合大势。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独立的人格。因此特别容易鼓动起来。一有风吹草动，不问为什么，也不问会怎样，只看别人在干什么。若是上面布置的任务，那连干什么也不问，只管一窝蜂地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些的打倒孔家店、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让人们痛快一时的机会，一旦发动，无不万民雀跃景从。应了一句名言“革命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中国人又特别喜欢过节，没有节都要造出几个节来。因此运动初期，人们确是满腔热忱搞那套把戏的。
 学大寨也在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集体要越大才越社会主义。早在年初，我们队跟11队合并，称11队，一下子成了全公社最大的生产队，社员300多，田近800亩。知青也由四个变成八个。
& & 我们队后是一片干涸的湖泊。沼泽遍地。残存的水塘长满了菱角荷花，湖泥中埋着藕；水里栖生着各种鱼类；开春了，野鹤傲然独立在荸荠田；一种叫&没鸡&的水鸟神经质地扎着猛子。晴朗的天气，阳光明媚，岸柳吐着新绿，空气暖洋洋地散发着泥土和水草的香味，满湖的青蛙鼓起泡放肆叫，布谷鸟在湖边的小林中比赛唱歌。一块生意盎然的湿地。好好把这里整治一下，或是干脆不管，这里都能显出大自然的丰饶与美丽。偏偏人是闲不住的。学大寨，治山治水，以粮为纲的方针为害到湖里来了。我们当时虽不能从生态学的角度批评围湖造田的做法，但是极度的劳累也使我们牢骚满腹。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这两点是显而易见的，没有学问的人也能明白。
& &我们把湖泥罱上来，筑成田梗。然后一小块一小块的开荒。湖泥太深，又尽是水草，牛拉不动犁，就由人拉。5个人一张犁。泥水没到大腿，走一步湿一身，一天下来就成了五个泥人，拖着一张犁，远远看去像一头在泥湖中慢慢蠕动的怪兽，那张犁和扶犁的人是它的尾巴，也糊上泥浆，跟着那巨大的身子在摆动。似这般卖力，全队人马一天也犁不出多少田，却费了不少&愚公精神&。春后插上一季稻，然后就看天吃饭。那年的雨水特别多，一到夏初，后湖白茫茫一片，秧苗漂浮在水面上。辛勤的汗水尽付东流。
& & 这时候农民们不言语了，上面的指示仍在默默中执行，完全听天由命了。他们不是不懂应该怎样种田，而是不懂这样的&社会主义大生产&是怎么回事。过去的“小生产”还懂点，但是不让搞，那就随你学大寨也好，种政治田也好，反正这田不是自己的，你要怎么种就怎么种，他们只认出劳力。劳累，农民并不怕。他们怕的是没饭吃。中国农民历史上就没吃过饱饭，尤其58年饿得记忆犹新。粮食在农民眼里 就如同招工在我们眼里一样看得重要，而以粮为纲这提法有号召力，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上面的想法总是有道理的。把湖排干了种粮食，至少在直观上不像瞎胡闹，比58年砸锅毁灶办食堂炼钢铁有长进。加之学大寨搞成了一场运动，上上下下培养了一批吃吊手饭，不顾客观实际的干部，他们起劲地推行这一套，因此，什么园田化，建居民点，开大寨田，修人工河，围湖造田得以年复一年的进行，把个锦秀家园搞得破败不堪。
& & 我们跟农民不同，怕苦怕累。我们对这套东西的反感是出自身体本能承受不了的劳累，我们只盼望休息。
& & 终于，春天的秧插完了。生产队发了几块钱过端午。得好好休息休息了。我们和7队、8队知青打平伙（出份子钱），准备热热闹闹过节。为过节，我和杨觅知专门去常德城里采购了一些肉食果蔬。
& & 过节那天，农民一早给我们送来甜酒、粽子。我们自己也做了一大缸甜酒。早晨胡乱吃了些，我们和姐姐她们就聚集到8队来了。李歌闻他们也有了新房，比我们的要宽敞。这是他们头回摆席。掌锅的是刘国青和杨觅知。我们只做下手就行了。大鱼大肉，饭碗筛酒，一碗半斤，那是8队农民偷偷酿的米酒(那时自己酿酒是非法的，破坏国家粮食政策)，送给知青喝的。这酒清淡甜苦，非常好喝。
& & 饮酒欢歌，正热闹，来了几个8队的青年农民。他们跟知青的关系特别好，要跟我们比喝酒。我们中有史山明能喝，就推他上阵。他们说不行，其中一个叫三婆的，说我们是装套（忸怩作态），今朝要歪嘴巴吹牛角――都来（哆睐）。喝就喝。我们也不示弱。但要按我们的规矩喝。我们围成一圈玩击鼓传花。花到男的手里罚喝酒，到女的手里罚唱歌。自然击鼓的是我们。常常是传到三婆处，花就落他家。他明知有诈，也佯装不知，来者不拒，接了碗就喝。他酒量不下二斤，这种米酒就没数了。不知击了几通鼓，一缸酒快完了，史山明也甘拜下风，学了常德话说，我们是老倌子屙尿――不扶（服）不行啊。这句话没讲好，有人听不懂，偏要问“此话怎讲”？等到想明白，一屋人笑得前仰后合。
& & 改造人的思想最便捷的做法莫过于改变他的语言。到这时候我们都学会了常德话，还是当地土话。常德话跟四川话、湖北话近似，是一个语系。长沙话跟它的差别反而更大。但学它不难。它的特点是生动传神，古朴俚俗，又透着一股雅。它的音调极富表现力；它的词汇有些若把它写出来，竟是古语书面语，文言文。举几个例：
& & 几时（什么日期）、何址（什么地方）、几多（非常）、消停（从容）、摔摆（游手好闲者的清闲自在）。整个一套衣服，从里到外竟是《金瓶梅》、《 红楼梦》的用词：滚身（棉衣）、小袄（夹衣）、衫子（罩衣）、褂儿（衬衣）、小衣（裤）。讲人反复无常是“屙尿变”；捣蛋放泼叫“拿横拍”；平民中的特殊人物是“大社员”；自行车叫“洋马马”……
& & 你听他们挖苦麻子脸是怎么说的：&&
& &&&筛& & 天牌& & 烘笼盖& & 雨打沙台& & 虫吃萝卜菜& & 石榴皮翻转来& & 核桃壳不分内外& & 满天星星无云遮盖& & 一片大雪逗猫儿踩坏。& &&&
& & 把粗俗的内容说得如此雅致，像不像诗宦人家大观园那帮无聊公子行的酒令？我抄一个《红楼梦》中的酒令来比比。我们那时看书不多，好在13队有一套两卷本的《石头记》，我从周书薇那里借来看，爱不释手。如今既讲到风雅处，也来附庸一下。抄贾宝玉的太雅；薛蟠的又太俗；蒋玉函的合适些，且听他说：
& & 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合。
& & 接着唱支曲成酒面：
& &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姣，恰便是活神仙离碧霄。度青春，年正小；配鸾凤，真也巧。呀！看天河正高；听谯楼鼓敲；剔银灯，同入鸳帏悄。酒底：花气袭人知骤暖。
& & 我用常德方言也来支曲子。看它入席：
& & 一爱姐的头，头发黑油油，一对辫子软溜溜，搭在肩后头。二爱姐的眉，生得好秀气，弯又弯来细又细，不用画眉笔。三爱姐的环，金打银丝缠，挂在姐的耳巴边，走路打秋千。四爱姐的手，好似白莲藕，十指尖尖像嫩笋，越看越风流。五爱姐的腰，生得好苗条，走路好似风摆柳，又像水上飘。六爱姐的衣，红的套绿的，花边栏杆满身齐，扣在姐怀里。七爱姐的裙，折得好均匀，两朵鲜花二面钉，裙上系金铃。八爱姐的裤，八尺毛蓝布，不长不短正宜合，打齐螺蛳骨。九爱姐的脚，像只小羊角，走起路来歪歪倒，好像踏软草。十爱姐的鞋，时兴样子乖，上安绒球和丝带，人见人人爱。
& & 薛蟠的都过得关，这曲过不过得？我还有酒底咧：
& & 一脸笑稀烂。
& & 这正是我们那天的景象。我们饮酒、唱歌、说德语，满堂快活，一脸笑稀烂。
& & 常德话我们讲得琅琅上口，用起来有时比长沙话还活套。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
& & 节日过得无忧无虑。只是没想到，这是我们下乡七年最后的一次欢聚。此后盛筵不再。套句当地话说：我们是，两婆媳上床――没得公（工）夫了。生活的车轮正一步步驶进常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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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回到现实
& & 夏天，湖区的农活特别忙。田里的秧刚插完，接着就薅稻，薅完一遍薅二遍。又整理晚稻秧田，过6、70天，稻子熟了，双抢来临。我们八个知青(和11队合并后)全在禾场晒谷。这并不比下田轻松。每天上万斤谷堆摊开---扒拢---上风扇---进仓。遇到打风暴（暴风雨）更是紧张得象救火。从天不亮到天黑，汗水沾着草，沾着灰，又痒又痛。心里就想换个工种，到秧田扯秧。干不多久，腰酸背痛，头倒向水面，胀得眼脸浮肿。当地谚语;农村工夫三门狠，插秧割稻扯棉梗;。我看冒一门不狠，条条蛇咬人。
　　但在大田干活也有寻开心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田里收红花草籽，割着割着，只见杨觅知渐渐脚发软，身子慢慢倒下去，倒在一堆草籽上。农民们走上前叫：小杨，小杨。我们也围了上去，叫他推他。他眼睛半睁半闭断断续续地说：;不要管我。…红花草籽…割…割完没有……;。我们告诉他还没割完。他说;我…我…我不行了…你们要…要快割…完成党…党……;他不说了。农民们问他;小杨，你怎么了？;他支支唔唔还想演下去。有人提醒这草籽地里最是蛇多，要把他抬到田埂上。一语未了，杨觅知一蹦几尺高。我们放声大笑。喜剧到此收场。剧本;是我编的。农民们没有笑，他们对这种幽默并不欣赏，悔不该耽误了露水润润的时间。因为太阳再高一点，草籽一枯，会全撒地里，割不成了。
　　农忙时节，队里连十来岁的伢儿、几十岁的婆婆老倌都出工了，我们不好意思躺在屋里睡觉。工是出了，生活却搞得一蹋糊涂，分给我们的菜地，我们从没去过，是哪几块都搞不清，长满了草。八个人都出工去了，没有个持家的，家务乱得一塌糊涂。虽然农民有时也送菜给我们，但杯水车薪，只济得一时之困，多数时间吃光饭，实在馋得人喉咙里伸出手来，便萌生出偷的法子来。分工轮班，夜间袭击农民的菜园。本队社员的不去，受害的是邻队社员。那也不多。盗亦有道，我们经常袭击的是生产队的几亩菜地。队里的地，夏天种八方瓜，我们吃八方瓜；冬天种大白菜，我们吃白菜。社员心里有个概念，我们是公家的人，毛主席派来的客人。这回就不谦让了，把自己交给公家省事。这帮客人本来就是一群小混混。
　　湖区的烧柴特别成问题。全靠双抢时分的几捆稻草，各家各户把它从远远的田里拖上田梗，晒干挑回来。一天劳累过后，我们挑不了多少，很多就没要。后来我们生活发生困难，首先遇到的便是能源紧张，即使锅里有米，也无法把它煮熟，硬是干着急。我害过一次阑尾炎，正是挑过稻草后，喝了几口稀饭,，忙跳进水沟洗澡，便发作起来，痛得我一身发软，是在大队赤脚医生打阿托品、青霉素，镇痛消炎给管住的。没开刀。几十年居然也平安无事。秋天，我还拉过一次痢疾，也使人感到害怕。社员们说我丑相丑（瘦）得厉害，是生产队派人摇船，从柳叶湖送我去常德看的病，莽莽陪我去的。在乡里容易生病，而乡里又恰恰缺医少药。毛泽东的农业政策乏善可陈，但他说，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搞合作医疗，那是对的，我真心赞成。只是赤脚医生水平差了点，挑选和培养医生的方法不对，看出身。有点儿戏。
　　下乡之前，我是个沾不得肥肉的斋公，就是炒菜多放了点猪油我都能嗅出味，引起反胃。这个毛病下乡后不治而愈。这原因我想一方面是清苦的生活已刮干净肠胃的油水，生理机能在作本能的调整；另一方面也许还有心理的因素。
　　在我们茅屋西边大约50米处，有一个用棉秆和稻草扎的窝棚。我们从没靠近过它，初时以为是堆柴草，很久后才知道那是队里一个叫“叫化子”的地富子弟的栖身之所。他姓吴，年纪与我们相仿，上无老，下无小，中间无兄弟，只有一个填房的继母同他栖身一处。继母已是风烛残年，估计整天是躺在棚子里苟延残喘，不见天日的，因为我们从未见过真人。后来叫化子被大队派到湖北荆江分洪工地，长期服劳役去了（每个大队都有这样的任务）。这老妈子此后是怎么过的日子便不得而知，反正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未见过这人，也不知世上有这么个人。直到有一天，队长派我们的工，埋死人，才知道那堆柴草似的窝棚里还住了这么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生物。现在已经死了，叫化子远在几百里外的水利工地没回。
　　我们拿着工具去到窝棚。队上的贫协主席吴伯斌在几位吴姓社员帮助下正在用一床芦席捆尸体。捆好后，那几个社员就走了，只留下伯斌佼（当地称叔为佼）在张罗。
　　我们的任务是在村头靠仓库的棉花地边挖个坑，再把尸体抬到坑边，然后用绳子把尸体缓缓放进坑，再铲土掩埋。从始至终干这事的就是伯斌佼和我们四个知青。队里把这个活派给我们，我以为这是他们觉得死人的场面太凄凉，他们下不得手；我们平时一副久惯江湖的好汉模样，干这个合适，所以叫我们干。我们的确也不想让人轻视了，抖擞精神，装得不在乎。可那土“沙沙沙”地往芦席上掀时，我心里却极不是味。跟我们以往干活打打闹闹不同，四个人一句话没说，默默掀土，直到平地冒出个小土堆，伯斌佼才说没事了。嘱咐我们晚上不要做饭，到他屋里去。我们赶快离开这不祥之地。远远看到伯斌佼烧了几张纸，坟头飘出一缕轻烟。
　　我们是有请必去，好像端午节以后，我们肚子里就再也没有进过荤腥了，连油盐都少有沾。点灯时分，伯斌佼果然又来叫我们。
　　桌上摆了几碗小菜和一大盘切成巴掌大的回锅肉，没有一丝热气，几碗酒也筛好在那里。这就是死了人，所谓吃冷猪肉了。坐好后，伯斌佼说，叫化子回不来，这顿饭是他替叫化子请我们的；老妈子成分是高些，可日子也苦，老妈子在队上没其他的人，死了没得人埋；你们青年是毛主席派来的，觉悟高，不信迷信，阳气也旺，没得忌讳。┉┉。
　　伯斌佼几句话，让我们又想起了自己有过的形象。虽不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英雄海量，至少伯斌佼夹到我碗里这块肉是决不能退还到盘子里去了，悄悄扔到桌子底下更不能干。我把脖子一硬，吞了下去。赶快喝酒抽烟压油腻。我这辈子第一块肥肉就是这样吃下去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伯斌佼虽姓吴，但跟叫化子家并无亲戚关系，却曾经是他家一个佃农，自然是苦大仇深，不然也当不成贫协主席。他为这个地主婆张罗这场谁也不想沾边的丧事，有点匪夷所思。今天看来，能够解释得通的说法，与其说是职责所系，不如说是念旧情，毕竟在他家打工一场。我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未必都是半夜鸡叫似的。
　　过了一个夏天，我们觉得住的房子太小，很热，秋后决定自己动手，搭一间偏屋。农民把这样的事看得很难，想不到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伢子没把它当回事，说干就干。我们自己和泥制砖，自己搓草绳，自己做门框，自己盖稻草，像鲁宾逊一样，一切自己来。屋子盖得象模象样，还新砌了口灶。这事让农民很夸了我们一阵。过去盖房砌灶之类的事，农民都要请工匠做。茅草屋不比瓦屋难盖，我们开了头，这类事不是什么技术大不了的事。农民并不是学不会，而是这类事他们从来请人做，便成了规则，循旧守法，迈不开步。
　　奇怪的是，集体工我们不愿出，为自己盖房子倒兴致勃勃。四个人一齐上阵，分工合作，都干得十分上心，连我们喂的小狗黑来那几天都兴奋不已，跟着我们上窜下跳，忙个不停。这差别决不是知青们私心重，而是自己干自己的事自己能作主，而且做那事情的目的，和能够达到的结果自己是完全清楚的。出集体工，人象机器一样，从哪里开始，到哪里停止，自己根本不知道，启动刹车全不由己，这里面的差别是自由与不自由。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那它要战胜资本主义就难了。违反了人的本性。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的集体农庄几十年跌跌撞撞一路上从没消停过。联产承包一夜之间把它打个落花流水，力量就在于它是顺着人的本质而行的。真可谓经济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所以邓小平说“计划经济（公有制的逻辑归属）不等于社会主义”，三个代表也不强调经济成分的性质，只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它若要求私有化，你也应该去代表。我们这时候早就把这些个道理想明白了，不知那时的肉食者为何那样冥顽不灵。
　　上河堤修水利是冬天头等大事。这时晚稻留给妇女们去割，男劳力统统得上工地。谁要想体会一下人海战术的含义，他只要到水利工地来走走就行了。水利工地常常是集合了全县几个区几万劳力大会战的地方。整个工地除了有2~3台充作压路机的履带拖拉机和几个整天喊叫的高音喇叭外，其他一切就和修长城的秦朝没什么两样了。马克思说，生产工具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志，可是看看我们一身：手里拿的(锄头)、肩上扛的(扁担)、身上披的(蓑衣)、头上戴的(斗笠)、脚上踹的(草鞋)、活脱一个兵马佣。
　　生产力如此低下，生产关系却莫名其妙地公而又公，大而又大。人民公社这种体制集体合作的性质几乎没有。体制内外关系完全是行政的上下级关系，公社的财产劳力象是国家的财产劳力，可以任意调配。而农民对国家的财物却没有丝毫权利。在农村，国家的神威显示得最充分的有两件事，一是交公粮，一是修水利，没人敢说个不字。交公粮，给你派定个数字，便一粒粮也不能少，哪怕你自己没吃的，也要先交国家；修水利，给队里定下劳力数，便一个也不能少，都得上堤。
　　那时修水利还讲究个造声势，美其名曰大兵团作战。每到秋冬，工地上便红旗如潮，密密麻麻到处是人。他们挑着担子，排成长龙，沿着一条条从田里踏出的路，不停地往返。去是一行，来是另一行，井然有序。喇叭唱着样榜戏。喇叭不停，路上的人不停，喇叭叫停，路上的人流立刻就断了。远看就象无数条驼着土担子的传送带，从田头向堤岸卷去。而喇叭就是这条输送带的电闸。
& & （说到这里，我提前讲个哭笑不得的笑话：我们在农村的最后一年，周书薇在冲天湖水利工地当广播员。有一天突然停电，工地的指挥风风火火闯进广播室，急吼吼地对着书薇：“快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快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周书薇说没电。他急得骂起娘来，操起一面旗子冲出屋外，喊几个人火速通知各大队民兵营长，看他的旗子摆动方向，加油或是放松。以旗为号令，指挥进退，如同古战场。原来工地上几个公社之间早有不成文约定，每当上级有人来巡视，我们邻近的工地广播就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他们挑担的队伍就要快步如飞。现在他们的歌已放了好一阵，上级巡视估计快到我们这边了，该我们放《大海航行靠舵手》了，各大队听到后，民兵营长就要发动各自队伍加快步伐。偏偏这种时候停了电，指挥怎么不急！）
　　有时田土不能取，需要挑船土。那也是气势壮阔。人们从对岸取土，驾船运到这边。几百米的河面，几百条船，穿梭般的来回。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气象。土担子从岸上挑上船，到对岸再从船上挑上岸。一担土，百来斤，压死人。可把它倒在大堤边一看，又是那样微不足道。那些河堤最小的也要比长城粗壮得多，实实在在都是一担一担堆起来的。你要看过修堤，你就会被我们民族不畏艰难，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移山填海的精神所感动。现在不管如何评价那时的兴修水利，这一点我始终是看到的。
　　我去东岸公社挑过一个月土。每天百多斤的担子驼着，在堤上爬上爬下不停地奔跑。有句俗话说得怪担子不怕远，有个好回转。你去挑上百斤跑远路试试。“任重道远”本意不是鼓励的意思，说的是艰难。肩上百多斤，爬坡上坎，脚打跪。我算知道这门苦差的滋味了。而我还只上过一回堤（以后虽年年上堤，但只是搞宣传）。农民则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理智点说，水利是应该修的，这是千秋功业。但那几年太作贱劳力，县府、区府、社府没有作过认真规划。为了表示革命热情，造出声势给上面看，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挖条沟，明天在那里开条河。注重的是宣传效果而不是实际效果。没有科学论证，没有可行性研究，纯属拍脑袋工程。后来证明，绝大多数工程原来劳而无功，甚至相反，破坏了大自然。开金石河、修冲天湖都是例子。这两处工程我都是亲身经历过的。看湖南省志第十卷是这样记载这两处工程的：
　　1970年汉寿县围垦菱角湖，废金石垸小凡洲为洪道，汉寿县出入沅水的主航道从此断航（《湖南省志第十卷》214页）。1974年常德县修建冲天湖、柳叶湖排灌工程，在唐家嘴堵口…后复在七星坝堵口养鱼，航道因之人为截成三段，…总航程虽较前缩短4公里，却只能分段通航10-50吨小船（《湖南省志第十卷》225页）。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省志上讲的是水运方面的损失，至于对生态的破坏则无法估量，以至30年后不得不退耕还湖。想想当年水利工地的热火朝天，看看今天省志上这几行冰冷的文字，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难怪当年彭德怀在庐山发牢骚：要不是中国人民好,我们也会要请苏联红军了(指发生波匈事件)。中国的农民可敬可钦。他们刻苦耐劳，知恩知足，任劳任怨。知道他们的血汗是白流了，也没半句怨言。
　　一年快要结束，要准备回家了。那些年提倡过“革命化的春节”，它的含义就是不过节。农村做得比城里还彻底，初一到初五只歇五天工。要知道学大寨的年月，农民没有农闲，没有星期天，这是一年中他们唯一的休假。当然也是我们一年中唯一一次探家。这个命我们还不想革，一心只想团年。
　　人离开家就懂事些，那时城里供应差，我们不能空手见爹娘。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回娘家的开心只有离开家的人能领会。我们到姚家荡办年货去。
　　姚家荡是片水面很大的湖，有公社的渔场，可以买到鱼。那里碰得到偷猎的猎船，可以买到野鸭、大雁。猎船是种窄窄的小船，象根独木舟，虽不是整棵树木挖空的，却也拼装得坚固异常。船身只有一棵树粗细，一门铳安在船中，占了船长的2/3。船上带了狗，铳枪上好药，填满铁砂。猎手们几条船相约，见有雁群降落的浅滩，他们便穿过芦苇，隐蔽着，悄悄围上去，各人选好位置，把狗放出去，狗在浅滩上奔蹿，把雁群吓得往水中游，相对集中。然后猎手们一声吆喝。雁群轰的一下,飞上天。就在这一瞬间，扣动板机，铳枪响了。被击中的大雁栽下来，扑通着翅膀，嘎嘎叫着，呼唤着远遁的同伴。凶恶的猎狗闻声而至，叼起打落的猎物送到主子跟前。
　　69年，大雁和野鸭，还有一些羽毛非常美丽的水鸟，真不少。往后几年渐渐绝了迹。猎人们说是农药为害。一只雁子有十多斤，只卖三块钱。雁毛，就是天鹅绒，还能换回一块多，实际一只雁子只花一块多。为了这点钱，荼毒生灵，真真造孽。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见到便宜，就不及其余了。不过那时也没有绿色和平，保护动物一说，.都是那肚皮闹的。我前面讲这些打野鸭的人时用了一个词“偷猎”，说明打猎的行为并不合法。但你千万别以为那时禁猎跟现在一样，是为生态，不是，是为堵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年货办好后，我和王源钊半夜摸黑路，送莽莽和李艺林她们到牛鼻滩坐船先行回家过年。路上，经过永福时，竟遇到该大队设了路卡。一帮大人小孩手持梭镖半夜拦住行人要检查路条。缠住我们问个不休。这都是什么年代了，又时兴起路条来了？我们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路条到哪里领？他们也回答不出，只说是奉命行事，这才刚开始，过年后每个队还要挖防空洞。那种草木皆兵、庸人自扰的味道令人又气又急又好笑，莫名其妙。我都忘了当时是怎么脱的身。今天想来，其时正好是“林副统帅”下一号令，战备骤紧，抑或是传错了命令，抑或是乡里人难得有了过把戏瘾的机会，便上演一出和平时期，荒郊野外，赤卫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抓敌特的活报剧。，
　　姐姐走后不久，我们也打点行李准备上路。11队的董罗生邀我和他同行。他说他父亲单位在德山经常有便车回长沙，他在德山有不少朋友。我于是把铺盖捆成包，寄放在他们屋里.，因为他们的房子与一家姓何的下放居民相连，东西放在那里比放在我们那栋孤独的茅屋安全。11队有四个知青，现在我们是一个队的了。
　　我和董罗生一起到了德山，结果等了三天，不见有车，吃饭开始成了问题。他那些德山的朋友都是些没下乡，也没工作，呆在家惹父母着急生气的主，不可能招待我们。在此期间我们花去吃饭的钱早够买张船票了。第4天，我们在附近郊野捉来一条刚满月的小狗，把它宰了，借口锅，架几口砖，检些柴火，弄得半生不熟的吞食了它。这还能呆吗?本是为省钱，现在反费多的了。我决定乘船走。再拖连买票的钱都会不剩。小董不肯走，他还要等下去。那也行，我走后别人接待他也容易些。
第四章&&分裂与爱情
& & 一个不幸的消息把我从长沙催了回来& &
& & 正月一个寒冷的夜晚，小董他们的邻居何家烤完了火，把草灰撮了倒在门外墙脚就上床睡觉。墙是竹杆裹草，糊一层牛屎的墙。那牛屎已经剥落，只乘下光草杆。不料墙下的死灰复燃，渐渐烧上墙。茅草屋加上老北风，一时片刻，整栋房屋化为灰烬。何家的财物自不消说，连张世民,魏可箴、小陆、小董四个知青住的房屋，以及全部财物，加上我寄放的东西也烧得一干二尽。
 全队8个知青，只剩下3个人的铺盖。尤为严重的是,，上一年队里粮食减产，工分只值4角/10分工。我们又游手好闲快活了一年，只挣了1800分工。王源钊最多，也只有2000分，比个女社员还少。菜园荒芜了一年。草垛也只有矮塌塌的一个，那是我们全部的能源。无论柴米油盐，衣,食,住都面临极度的困难。我们遇到了经济恐慌。它几乎是顷刻间砸到头上来的。前一年的农村生活我们把它看得浪漫有趣，过完年，它竟换了副恶狠狠的面孔教训起我们来了。
&&张世民他们已是一无所有。我们虽也穷得丁当响，到底还有茅舍3间，薄被3床。8个人就挤到这一块来了。
& & 首先威协我们的是烧柴问题。有时连雨不晴，稻草不干，米在锅里煮差那麽一把火不得熟。把屋里找遍也找不出能烧的来。我们只有劈板凳，或是扯一把屋顶的草应急。那茅屋被扯得千疮百孔，人见人笑。我们却笑不出来。现在我一看到人们乱烧柴草树木我就感到可惜，是那时&能源危机&给我的印象太可怕。菜一直是稀缺的。好在乡里米饭香甜，沾点酱油或是米汤也能吃下去。粮食早已不是国家供应的了，.队里减产，工分粮少得可怜。我们谁也不会记帐，不知上一年到底吃了多少国家安置粮。心下怀疑队里肯定占了我们的便宜。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出工。队长一问就说是没饭吃。于是队里就给粜一点，有一顿没一顿的混下去。但是铺盖也是大问题，队里不能解决。伙伴们对此也无动于衷，从不说要想办法。我对此是不满的。几个遇难者中，张,陆,董都是家境较好的人。而魏可箴又不爱动，不多说话。只剩下我，家境既不行，又自以为能干，特别是急躁。于是竟不觉当了这场火灾受害者的代言人，向上面开口要铺盖去了。
& & 开始我是去公社申请补助。公社把此事推到县民政办。当天我又从公社去县里。几经交涉，县民办同意给我们若干布票，若干床棉絮票。但他们只开证明，由公社发给。
 我拿着证明，从常德往回走。这已是下午4点多钟。天开始下雨，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在石公庙过河，天已全黑，雨变成了雪，正下得紧。.还有1-20里路。脚下溜滑，乌漆墨黑是不可能走回队了。我鼓起勇气走进堤边一户人家。屋里几个人，年纪相仿，都3-40岁，不象一家人。他们围地灶而坐，烤棉饼取暖.。我说明投宿的来意。瘦小的主人面有难色。围坐烤火的人跟我搭上话知道我的困境后，劝主人收留我过夜。主人也实在不好把我推向外面漫天的雨雪中了，把我让进屋，跺掉脚上的泥水，围坐到火边来。有了舒服感，肚子里就伸出无数双手来。可这人家没有做饭的意思。看来他们是吃过饭了，也无人问我这话，估计就是有人问，我也会硬撑说吃过了，看那主人的勉强之色，我实在不敢说我还没吃饭。晚间主人要我们四个人睡在一口巨大的藏谷的大柜上。原来那些烤火的人也是投宿的过客。把油灯一吹，便不说话，纷纷睡去。
& & 第二天一早，雨还在下。他们起得早要赶路。我也跟着爬起来赶路。主人拦住我，要收住宿费。这实在没想到，这里不是旅社，我不想出钱。我此番差旅就是出来告穷的，早知要出钱，我何不大大方方买晚舒服?不至到如今一身冰冷，腹中空空，一晚不曾睡好。况且我跟人家共的被窝，你若收了他的，就可不收我的；你若没收他的，那为什么要收我的?我这套歪理当然没说，嘴巴咕咕几几，可那钱是打定了主意不得出的。主人知道我油水不多，不理我了，一边招呼那几个清东西要走的过客去了。我平生第一回赖了账。实在不光彩。
& & 我又上了路。泥泞中鞋袜全湿透了，棉衣也已飘湿，嘴巴里饿出清水来。“饥寒交迫”,算是知道这句成语的用法了。.
 这里是芦山公社的陶家铺，这一带有知青，是长沙15中的。无论如何要混餐饭吃。我向路上的社员打听。他们热情的告诉我：&有，有知青，巴地边那一栋茅屋就是的，你们长沙妹子，袁琪，你认不认得?&他以为是长沙人就都认识。不过这次还真碰巧，袁琪我还真认识。她家也是湘医的，她是袁纲的姐姐。但是我们虽同住湘医，甚至同一个小学读过书，却从来没有过来往，男女界限分明得很。.不管它，衣食足才知礼节，我这般田地还讲哪样呢？我们3中出来的男生一接触女同学总比别人多些想法，其实多余。
& & 我径奔茅屋而来，敲开门，屋里三个女知青。袁琪一下认不出我，少不得来番提示，也不必难为情，好在我一身泥水就足以说明，是这一场雨雪把我推做不速之客的，你的屋在路边就轮到你办招待。.袁琪马上记起了我是谁，并且很高兴。一扯，我们知道了她的小姨和我三姐还是同学，这就更拉进了我们的距离。另外两位同学见她在热情的招待我，想我们是他乡遇故人，就告辞走了。
 这么早就出了远门，事情本身就有点奇怪，所以她很快就问了我希望她问的话。她立刻动手张罗起来。她的茅屋很小，很简陋，但她收拾得很舒适。厨房干爽爽的。我坐在糠窝边向灶里塞草把，红红的火映透全身，灶边暖烘烘的，感到舒服极了。袁琪在灶台上忙着，一直跟我说着话。她非常热情。15中的同学都很老实，不活跃,。这一路其实有不少她们的人。这一片的知青去常德都要经过她们家门口。然而却很少来往。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愿意同人交往的。刚走的两位同学就是同一个大队的，天雨没出工串门来了。15中是女校，她们交往的圈子非常小，封闭在本校的同学中，跟我们3中很相似，在外面放不开。我大概是袁琪接待的第一位异性同乡，一旦接触，并不感到隔膜，很想交流，也很容易交流。
 饭熟了，我一身也烘干了。我们坐下来美美地吃一顿。看我狼吞虎咽，袁琪在笑。我为我吃得多解释：整整一天了，这是第一餐。袁琪确实搞得丰盛，把她从长沙带来的东西都搬出来。我想我此刻若是回到队里，无论你受了多少苦，立了多大的功，也不可能得到犒劳的。即使他们有此心，也拿不出一点象样的东西撂锅里煮的。那个正在遭难的家穷得揭不开锅。我回去十有八九还得借米下锅。这话我都没好意思跟她说。今天到她这里算是来对了。但是我不能表现出贪恋她这里的舒服。饭后不久，我提出要走。她说等雨停吧。过一阵看那天色不象要住雨的样子。我说不能等了。她不再留，就叫我带上伞走。我说正是雨季，伞你自己要用。她指指墙上的蓑衣斗笠，说她在队里出工用这个，进城才打伞，我下次进城再来还她也不迟。我后来才听说她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公社劳模、生产队妇女队长。看到墙上那套披褂行头，再听她说的，我觉得她是个真诚朴实的人，就接过伞，谢她上路了。但是那伞后来是托她们公社肖黛还她的(肖黛是黄工红的同学，到我们队玩认识的),就没有机会再见到她。
到队里后我没有即刻去公社领布票，那几天，去长沙的同学陆续回来了。我们去了一次三队。那是沈萧云、黄工红邀请我们去吃他们自制的米粉。我想我们恐怕是沾了史山明的光。他这时跟沈萧云正热乎。这以后，有一天傍晚，沈、黄又一次光临我们的茅屋。
& & 沈萧云是来找史山明的。他们占着前面一间房。
& & 黄工红和我们进到里面房间，她跟我们不生分，总能找点什么谈。但是今晚我没料到她会讲到我本人。话是从沈萧云史山明谈恋爱讲起。后来她问我是不是对周书薇也有意思。我否认了。本来也是没影的事。她说：&没影就好，周书薇是有朋友的了。&我并不感到很惊奇，或者说我装做很平静。说&我知道，她朋友好象姓马。&以前王源钊他们讲过，他们见过周书薇和两个男的青年工人在12队到台家铺的大路上走，不久又在大队见到她的一封信，落款是常德×× 厂马寄。我们认为他就是周书薇的朋友了。
& & 黄工红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直接意义，但却促成我办了件书生气十足，也带几分虚伪的事：我明白有人在议论我，这并不令我反感。现在她把话挑明了，给了我直接讨论这个话题的机会。我要给书薇写封信。黄工红跟我谈的就是写信的理由。我要向她表白，我对她是有好感的，但决不会去做第三者，云云。年青男女之间想要直接表达倾慕之意是不容易的，要没有黄工红的谈话，我写信就显得是空穴来风。既不想做第三者，那表达好感做什么?有了这次谈话，写信才是事出有因。我应该想到，书薇可能对我是完全没那意思的，那我也不是那意思；但书薇也可能对我并不拒绝，那我就是及时发出了信号。发出这个信号的意义是重大的。黄工红谈话就是给了我一个发信号的理由。我这个人做事是太需要理由了。
 那麽现在来想想，当时我到底对书薇有不有那意思呢?应该说我当时并没有认真想过。诚实地说，如果有机会，我会接受；没有，我也不会刻意去追求。因为至此为止，我和书薇还是陌生的。我不可能为了一个我不了解的人去莫名其妙地当第三者。.那只会象唐.吉柯德暗恋情人一样的愚痴。虽然可爱，但更可笑。我很清楚这一点。因此那天我在黄工红面前平静的表现是诚实的。
 但是，我为什么要写信呢?前面说的只是表面的理由。真正的原因，无论现在我怎么回想，也是难以讲清的。这就是我上面说的几分虚伪。也许向别人，特别是向异性表达好感，这是人的一种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人性美，它并不考虑在对方看来有无必要。后来书薇也许是不自觉地基于同一认识接受我的。
这信怎么交给书薇呢?
 那天下午五点来钟，我从牛鼻滩领了补助的布票归来，决定去一趟13队。刚走进她们的村落，就见到了书薇。妇女们正好收工，书薇挑着一副撮箕跟在队伍的后面。我还从没叫过她。这一次只得大着胆子喊声&周书薇&。她的表现是手足无措，不知是不是说了声跟她走，转身就匆匆地走了。我跟着她，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是那样的慌张，连头也不回一次。肯定了，她也听到过人家的风言风语，这是在避嫌。这样更好，她明白我来找她就不是无故的了。我似乎更有理由来这一趟了。她要慌才好，她要象没事人一样，大大方方，我又如何开口谈正事呢?她会笑我自作多情。现在才叫师出有名。走到村落尽头，进了她们的茅屋，她才镇定下来。王载安在长沙还没回；那两个男同学早跟她们分了家，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动手做饭。当然，蹲在灶前塞&洋窝&（草把）的是我，这是生人帮忙做饭的最好差事。
&&一时我们什么也没得说，难堪万分。她一定会想，我这回单独一个人来是什么来意呢?随便来玩玩吧你又不随便，这么拘谨；有话要说吧你又不肯说。再耽下去会让人看不上的。干脆从黄工红说起，直入主题，把信交给她看。这信我本来准备临走再交给她。我是个急性子，等不得了。不然她会一直胡乱猜想我的来意，叫我坐立不安。
 书薇看了信，既没有激动也没有反感，她在灶台前不言不语忙她的。第一道难关过去了。我来意表明后她没有讥笑我。这是我原先最担心的。我们沉默了片刻，还是我先开口。无非开始重复信的内容。她这时作了个重要声明，讲她从没有男朋友。.我说不是有个姓马的吗?她说那叫马丽华，是个女的，在德山工作。到大队来过的二位青年工人是热心的马丽华介绍来玩的。根本谈不到那事。我听到这里竟没有一点反应，竟没有感到这是喜讯，或者说，我还不能一下意识到，她这一解释足以改变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坚冰已经打破，我毕竟和一位同年的姑娘郑重其事的谈到了这方面的事。这往往是一段姻缘的前奏。至少，我认为从此后我们的交往将大大密切。
 那天我们没有谈更多的话就分手了。
&&以后的几天，我揣揣不安地等待着，总认为她会给我一个什么答复。结果并没有。事实上我也没有向她提出过什么问题。可我到底沉不住气。想知道她对我有什么看法。这几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有了更强烈的想见面的愿望。
 我又去了一趟13队。这次王载安从长沙回来了。我没有久坐.告辞出来了。.没想到书薇肯送我。我们走在队后的小路上。天空铺了一层薄薄的云，月光透过云层，大地显得很亮。在一片树影下，我们站住了。四周静悄悄，一时间我们找不出一句话说，也不便说，生怕有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无言地看着对方。以前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大胆专注地看过一位女同学。今天也许是春天的夜幕，掩饰了我的羞怯；也许是她本身吸引了我。她也在看我，那目光象一团羽绒在我身上轻轻拂过。她的眼神有一种对我的信任，或者蕴含有更深的感情?我只觉得她那黑罩衣衬托下的面容象那春天温馨的夜空一样，显得无比的沉静与动人。这感觉用现在流行的讲法就是所谓触电的感觉了。我要她把手伸出来。手拉手我也许好开口些，她没有伸。我感到难堪，一下子什么思想也没有了。心在嘭嘭跳，脑子象结了板一样，猛里猛通亲了她一下。她把我推开，紧张异常。我清醒过来，羞愧万分，恨自己太冒失。这一次我们匆匆地分了手，结果她仍然什么答复也没给我。& && &
& & 但是几天后她就安抚了我的心。她和黄工红、王载安到了我们队，虽然什么也不讲，我也懂得，她的回访说明了她对我那晚的莽撞全无责难的意思，我仍可以再去找她。.这一次则是她主动拉我坐到村边的一片菜地旁。我们坐了很久很久，谈到了家里人，谈到了自己的过去。这显然不是毫无意义的闲聊。我总算明白了，我们的关系进展顺利。
我办事喜欢考虑再三。但是这件事我没有事先算计过，没有犹豫过，第一次接触它就把它做得十分明朗。这应归功于我还是归功于书薇?
 事情的开端莽莽并不知道，知道后她是不赞成的，她觉得我们还小，才20岁，尤其是还在农村。我以为是吴可敏向她讲了什么话，莽莽误信了她的，便十分幼稚地和吴可敏吵了一次。那肯定是我不对，但我后来想向她道歉都没有勇气。
 我们的爱情故事开始得并不甜美，由于生活环境以及自身性格的原因，这爱情从来没有奏出过酣畅的乐音，没有放射过媚人的光彩，她不含诗意。但她使我们满意。幸福是没有一定的标准衡量的，纯粹是主观的感觉。如果专讲爱情的幸福，似乎有种种不同的认识：男才女貌，男耕女织，小康人家，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情趣，互敬互让……这都不错，这些爱情幸福观我都赞成，但在我们身上除了某些情趣一致外，其他的我们都不是，甚至连互敬互让都做不到。我们是两个有很多不一致的人。我真正感到满意之处，是我们都很看重这分感情，她的纯度是很高的，没有掺合功利的杂质，否则它不会降临在农村，降临得那样快，而且后来也未生变故。若考虑过功利，那发出和接受这分情感都会顾虑重重，后来也会生变故。.那时我们是真的不甚明白利害，若有今天这么明白，这个故事就是另外的写法了。我不敢说我们真有多么纯真，纯真二字分量极重。我只能说这段爱情建立的心理过程和事实过程都很简单。不象别人的那麽复杂。因此它显得比较自然，自然得就象地里长的一样。我们没有在心里权衡过利害得失。也没有听别人替我们&参谋&&顾问&过。连家里人的意见也没听过一句。.尽管我们要发愁的事多得不得了，但却从没为我们的关系发过愁。这就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人生全部的幸福，爱情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幸福的爱情，可以说他的一生并不幸福，或并不十分幸福。
我的日常生活则远远比不得爱情的幸福。命运中的众神不象爱神一样的眷顾我，他们要冷酷得多。
 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无数的困难压在我们头上。八个人有一顿没一顿，过了今天不想明天。我对这种状况感到忧虑，对谁也不吭一声的沉寂感到厌恨。这个先前我以为蛮不错的幼稚的小集体在困难面前显出了它是多么的无能。当然，如果仅仅是王源钊、杨觅知、石三明和我，情况也许会不同些。困难还在于我们负起了救助张魏陆董的义务。
& & 他们四个人，张世民、魏可箴、小陆都是明事理的人，也都能吃苦，住到我们这边应该说比我们的心情还难受。他们心底里很想能尽力来减小这个大家庭的困难，只是无能为力。只有小董，可能从小在家里干得很少，家境也很顺，没经历过艰难，他显得柔弱些。在我们那样严峻的困难面前，仍是整个一脸不想事，我们有一顿，他跟着吃一顿；我们没有了，就等着我们想办法。家务也不做，一直像做客。他也许从没想到过，这是我们在帮他，却不知他这棵牵牛花缠住的树苗同样是柔弱不堪，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沉重的负担将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如果是个成熟懂事的集体也许可以团结在一起克服困难，我们欠缺的正好是成熟和认真。分裂势所必然。等到这个大家庭再冒不出烟的时候，看来只好开小灶了。
那些天大家把话闷在心里。史山明正在热恋中，队里生活一概不管，没吃了就到外面打游击，王源钊心事重重，有时发几句牢骚；杨觅知只要哪天能借到米，吃了一顿饱饭就穷作乐，逗它的狗(我们还喂了狗)。
& & 我们这副穷样子我是最怕书薇来看到了。我们这个家过去也曾热热闹闹，快快活活，现在穷得揭不开锅。她要来看我连条坐的板凳都没有，当柴火劈了。同学间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她来了场面会很尴尬，我的脸上实在无光。
& & 最不好受的是张世民，魏可箴、小陆。他们住在我们一起不能说好，因为实在不好；又不能说坏，跟我们一样呆在屋里睡蒙头觉，发怨气。有怨气就应该找队里交涉想办法，想不出办法只能忍饥挨饿去出工。
　　八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把困难提到桌面上来。这本来是唯一的办法.。我也想过，要有本家账，让每个人的花费和捐助是明明白白的，稀里马哈，今天吃我的，明天吃你的，看似和睦，实际大家心里并不认同，时间一长就没有拿的了。亲兄弟明算帐，这句古训才是维持长久之计。但我没有讲出口，也没有人肯商量，连杨觅知也跟我没商量，总觉得朋友之间一本正经谈经济问题是小气，不好意思。我们真是幼稚到了极点。什么叫没有饭吃?这就是千真万确的没有饭吃!我们有时一天仅吃一顿藕，还是靠赊账买了队里的，吃到肚里刮油，反而更觉饿。有时借了点谷，这本是喜事，可是连挑到大队的机房打米去都磨磨蹭蹭。水缸常常是空的，无人肯去挑水。应了那句老话：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样的日子根本无法维持下去，却又没有能力正视现实，认真商量怎么办。
既然我们这个大家庭没有一个能主事的头，那就只有散伙，我越来越这样认为了。
& & 大家庭散了，虽然它是情势所然，并且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但是，对此我负有我的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责任在于我没跟任何人讲过我有什么主张,，这个集体虽说是幼稚无能，谁也不能牵头负责，但我自己根本也表现不出解决困难的能力来，又不能自甘吃亏，还自以为为大家申领了布票棉被，大家对此不该无声无息。甚至比所有的人都轻率急躁，在没有作任何商量的情况下，率先主张散伙。这种表现的实质是非常自私的。散伙的客观原因则是八口之家太大了，困难太重太具体。加之大家既爱面子又无能。正是《红楼梦》里讲贾府，吃饭者众，“运筹谋划的竟无一人”。蛇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八个20岁的毛头小伙组成一个贫困之家，无人主事，是能混过去的吗？
 八个人分成了五起。尽管事实证明分开确实比八个人捆在一起好，各自想办法，除了董罗生跑回家里去了外，终于都能坚持到队里的第一颗谷子打下来(当人民公社濒临绝境时，不是分田到户解的危吗?)。也尽管我们没闹过一次意见，没吵过一次架。但是一个屋顶下五口灶，这样奇特的关系总叫人别扭。这样的日子我不想过了，坚决向队里要求去喂猪。.队长万铜同意了。从此我离开了这个小集体的生活。
& &到这时我觉得也许当初应该跟莽莽生活在一起的，稀里马哈不分彼此的朋友关系不是生活中可取的，朋友之间不仅要有无间的友谊，还要有认真的生活态度。我也是从这时开始越来越不愿意加入到成群结伙东游西逛的年轻人队伍中去了。这种队伍一窝蜂，临到有事，个个都没主意。这种认识是我性格独立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样讲并不是什么&觉今是而昨非&，更不是说我这些朋友无能，恰好相反，离开农村后，他们个个都混得不错，包括董罗生，他们从这段生活中得到的经验更丰富，在他们各自后来的生活道路上都走得非常坚实，比我强。我否定的是我们过去嘻哈一团的处世态度。我肯定的是我真实、准确地记载了我性格发展的客观过程。实际上这种认识带来的消极作用更明显。它促使我本来容易形成的孤独向深里发展定型。
第四章&&牧歌
养猪场在拦马口大队的河堤上，离本大队隔着一片沼泽湖田，大约三四里路。一大段河堤只有牧场的茅舍一间，显得空旷。
&&这里的风景优美极了。河堤铺满了青草，堤下面柳叶河一湾碧水静静地流向邻近的柳叶湖。远处可以望见白鹤山。它伸进湖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半岛，有点象颐和园的南湖岛。半岛上郁郁葱葱，有一所当地颇负盛名的白鹤山中学，绿岛红房，象颗宝石镶嵌在明镜般的柳叶湖中。晴朗的天气我们还可以看到太阳山和月亮山蒙胧的山影，好象这湖光山色背后浅浅的天幕。这河、这湖、这山，连同它们的名字，就是一首诗，就是一幅画。.站在河堤往东看，是沼泽、沟渠、农田。开满荷花的零星水塘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树丛围绕的高地就是我们的村子。
&&我与外界的联系只能以舟代步。于是我学会了撑船。撑鸭划子最好玩，不大不小，坐上一人，压上一担谷，船帮就只剩一指在水面了。这种船外型简洁，一身轻快，一篙点去，船如箭飞。我经常要到队里运饲料，撑船便成了我最经常最有趣的活动，有事无事我都要摆弄它几下。.莲子船也蛮好玩，这种船是采莲蓬用的，只能坐一人，两头尖尖，象一口切开的槟榔。人坐中间，在密密的荷花茎叶中前后左右穿行自如。运饲料时，驾着船，顺手摘几个莲蓬，寻几个菱角，或是沿路探查那沟渠交汇处农民施放的花蓝(渔具)，把它提起来看它施得有鱼否。不过我从没拿过花蓝里的鱼，纯是好奇，看那花蓝施了多大的鱼，是鲫壳，鲇鱼，还是黄咕? 欣赏那花蓝的巧妙，没菜吃我也不偷鱼。过去在生产队我们偷东摸西，主要是闹着玩，几个人邀了一起去并无多少做贼心虚的&偷感&。城里人说偷书不算偷，乡里人说偷吃喝也不算，都有一套使自己心安理得的歪理。但一个人站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手伸进别人的花蓝摸鱼总有点起心谋财的味道，那性质好象跟一伙知青连打带闹地去菜园偷小菜是两回事。我没菜吃可以在荷塘中找那从叶到茎、到果实都是刺的&鸡荷杆&，把带刺的皮剥了炒了吃。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荷杆，它其实是一支指拇粗的细藕。此外还可以捉到青蛙。若有耐心就去钓鱼。盛夏的夜晚，月光下你甚至碰得到爬上岸来歇凉或是产卵的脚鱼。真的，湖区只要勤快，生存并不难。
 在这里我和一个姓吴的老头喂了半年猪，度过的是一种安谧的牧歌似的日子。
这个时期要有一点书看就好了，那真是读书的好环境，可惜，我只在十队知青处借到本新版的《青年近卫军》。这本书我感到很奇怪，反复看了几遍出版日期，真是1966年以后出的。 半年就看了一本书。整个下放时期令人深感痛惜的就是我们虚度了光阴，正是读书的年纪，看书太少。把文化的命一革，乡里根本就找不到可看之书。不仅乡里，城里也如此。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到1975年才把四大名著重版出齐，算是文革十年中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一点门面。外国文学作品更是洪水猛兽，十年功夫就公开出了本《青年近卫军》洋为中用。我不解，那时节为何独对法捷耶夫的这篇小说格外垂青。一阵浩劫过后，汗牛充栋的外国文学作品中单单挑了这本重版，莫非是看起了作者20大后为斯大林循节自杀，不事二君的高贵品质?高尔基也算个无产阶级作家，他的作品那时就没得到这种殊荣。莫不又是忌恨他骨子里知识分子的桀骜不驯?当然这是今天多少看了些苏共党史才这么猜的，那时我们头脑要空得多。
帖子发不出，不知如何申请系统自动审查。
连载仍然发不出，郁闷
仍只能发短语，不能发正文。不知何事得罪了何人。向斑竹和管理员多次求助也无济于事。我只好中止发帖。向仍在点击此文的朋友们深表歉意。若真妨碍了什么人，实属无心。在此一并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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