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球梦魇困扰罗本尽显脆弱 荷兰人需心理医生？
来源：东南快报
　　在罗本这个名字前冠以“小将”、“小飞侠”这种前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8岁的他如今本应进入他职业生涯最稳定、最成熟的时期，但这个赛季过去之后，一种叫做“点球梦魇”的阴云将笼罩在这位纯种荷兰边锋头上。
　　罗本在这个赛季罚丢了两记简直无法让人原谅的点球，一是在德甲联赛客场对阵多特蒙德的最关键一战中，罗本将自己创造的点球罚失，让拜仁丧失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这意味着他们直接失去了德甲冠军；至于另一记大家都知道了，在自己最熟悉的主场，他的一记回传球般的射门被切赫揽入怀中――你可以认为他踢飞了拜仁登上欧洲之巅的最佳机会。
　　任何球星都会错失点球，而他罚丢的那两记只不过恰好出现在了两场关键的比赛中――我们本可以如此为罗本开脱，但赛后拜仁主帅海因克斯透露的一个细节让我们开始怀疑荷兰人的心理素质。他说，他之所以让门将诺伊尔上阵主罚一记点球，是因为“某些球员不能肯定自己可以主罚点球”，接着海因克斯毫不客气地报上了名字：“罗本信心不足&&你不能强迫队员罚点球。”而赛后的拜仁晚宴上，罗本以一个受伤的孩子的姿态接受妻子的安慰，这让罗本的脆弱形象更加凸显。
　　从球技的角度而言，罗本无可指摘，他在本赛季的德甲曾有过进球荒，但在拜仁狂飙突进的那几轮联赛，他突然开窍并且创造了7天时间进7球的疯狂纪录。他的速度仍然快如闪电，标志性的内切依然犀利，但连续两次的罚球失误以及此后的畏惧情绪让人觉得，他的心理素质还远未成熟――他本有希望在点球决战中以主罚命中的方式直接破除这一梦魇，但他退却了，如今剩下的事恐怕要靠心理医生才能解决。
　　本报综合
(责任编辑：majian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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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我现在顺利从梦魇困扰中走出来了，因为突然顿悟了生命的一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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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的告诉各位前辈和师兄们，我已经顺利的从梦魇困扰中走了出来，而且意外的顿悟了生命的一个秘密，也许有的高人早已知道这个秘密，但是对于世俗的我来说确实是脱胎换骨的一翻挣扎。
再说这个秘密之前，先发一下我下午在那个帖子中自己的的感受也决定也算对之前关心我引导我人们的一个回应。（其实下午发那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顿悟，这里特别要感谢LICUIHAO给我的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建议，正式这个建议让我茅塞顿开)下面是我下午回帖发的一段话，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大家的衷心的感谢，把我从拉回来，同时也让我经历了更深刻的心理体验：谢谢大家给我这些中肯的建议，你们给我的每一条话语，我都会认真思索的。也感谢太极妈给我的悄悄话。其实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思考，正如前面哪位师兄所说一定是有因的，我努力在寻求缘因，虽然有过极度恐惧的心理，但是在恐惧的同时我会有意识的寻找恐惧来自于何处，是什么会引起这种恐惧。因为是刚刚入门，所以不我会向有些前辈说出那么深奥的道理（甚至有的道理我也不能够完全参透），但是我会用最直白的话语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及感受来自何方源自何物。经过两日的探究，我感觉引起目前这种情况有以下几个因素：1.生理方面：也就是前辈所说的动功不足，工作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缺乏锻炼，身体的一些机能没有调动起来，肯定是有淤滞之处，而生理上的限制无法与因为静坐而产生大脑内部的剧烈变化的节奏相匹配；2.心理方面：我平时是胆子比较小的，总会为一些世人所谓莫须有的东西害怕，从小就胆小（当然胆小和坚强、坚韧是两回事，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当本来突然发生了如此巨变，尤其那夜接二连三反复的梦魇让我一下承受不了，所以感觉像要崩溃。3. 外部内部条件节奏不合拍：一直对佛道等等是敬畏态度，虽然读过一些这方面的历史知识，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接触过佛经，没有透彻的了解佛家。但是个人入静的过程却又来的太快，从我第一次打坐就比较有感觉，甚至第二次打坐都有些沉迷于那种万物俱静的状态。于是当梦魇来势凶猛的时候，我却一下子找不到出口，不知道何去何从。甚至最简单口中所念的词都不知道是什么，以至于现学来的“阿弥陀佛”一着急都念错了，于是阵脚大乱而几近崩溃。4. 当我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没有家人理解，虽然当时因为家人的存在，那一晚我度过了，但是家人不理解我，以为我在搞什么迷信，甚至可能会以为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突然就不可理喻了。这方面也给我不小的压力。5. 前面也有师兄说关于梦魇时对大脑状况描述的很形象。因为我在梦魇中也在给自己寻找方向，在找寻他来自于何处，来自于何因。应该是因为脑部气息变化引起的，而这些微小的变化因为平时忙碌的生活所掩饰，平时没有发现，脑子连电一次，就找到感觉很容易连电第二次第三次。我现在清醒的状态下，在突然安静的时候，脑子都有这种趋势，但是因为我找到了原因，所以现在已经会控制了，每当即将连电的时候我能转移注意力而避免它的出现。我不懂佛道，目前只是觉得这应该是生理学的自然现象。但是让我困惑的是打坐是不是不应该为了避免梦魇而控制这个连电现象，而是就应该让他连电，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修行。希望大家就这一问题给我解惑。南怀瑾先生说过的不能轻易守上丹和下丹，否则容易出问题。当我第一、二次打坐的时候就感觉脑部有异常现象类似耳鸣，当时我就很困惑，不知道这种现象算不算守上丹，虽然我并没有将意念集中在脑部，但是因为产生类似耳鸣显现不由得我不去关注脑部。感觉精神上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此。鉴于两日以上深刻反思，我有以下解决方案：1. 停止打坐只是暂时，等契机合适了再持续打坐。或者我现在不天天打坐，间断性打坐，一点一点探索自己身体的变化，循序渐进不能太快。2. 还要多锻炼身体，练练动功。3. 多看看佛道经典，深入了解一下这方面知识，先从基础做起，及时将来出现问题自己可以为自己找一个出口。再次感激各位！和我一起度过难关！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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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要谈谈所顿悟的生命秘密，我需要一段时间打字，大家别着急压抑了两天的我今天晚上心情很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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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心理过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观察推理过程，一句两句说不尽。我需要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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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耳鸣 ，就我知道的原因有三类，其中一类 ，于 “觉知魔事第八（特别发出来。参看） ”精品中-》参考资料里讲的很详细了，就是一类魔事，属于障碍。其余两类，一个是阴阳体系太接近而产生的，（此类都有一些预示。可查）另一个是，自然界的那种声音，类似耳鸣，振动频率，相当于在大自然野外听见的那种寂静声。也是入状态的一种显现。其余的，先说这么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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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顿悟了一个生命的秘密，但是同时却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请对心理学和哲学感兴趣的朋友认真看完我的解读过程。
先从LICUIHAO的建议说起吧，他建议我去“门罗吧”或者“清明梦吧”看看。其实以前我去过“门罗吧”，研究灵魂出体的，但是当时我没有特别仔细看，因为我一直都是崇尚正统儒释道的思想，像灵魂出体的是事总感觉有些歪门邪道，所以不做过多关注和研究。但是这次梦魇事件之后，您们每位前辈和师兄送给我的话我都仔细斟酌，所以今天下午我就特意又回到门罗吧，并且仔细查看了一些精贴。意外的发现，一些练习灵魂出体的人，在出体之前的征兆是鬼压床或者耳边嗡一声，很多练习灵魂出体的人就是苦苦追索修炼这样的征兆出现。这个征兆和我梦魇前的状态一模一样，那么换个角度说，如果我能在此刻控制自己的意识，理论上就应该做到灵魂出体了。 ——第一个结论：梦魇和出体前兆一样，走出这一步需要潜意识主动控制。
所谓的灵魂出体，很神奇，似乎无所不能，但是练习者做过实验：出体前在窗台上扣着放两张扑克牌，提前不知道扑克牌是什么数字花色，然后灵魂出体之后所谓的灵魂去翻看那两张牌记住数字花色，等灵魂归体醒来之后再去看那两张牌，结果发现和灵魂出体时看的不一样。那面也就是说灵魂出体是梦境是假象是潜意识，看到的并不是真相。 ——第二个结论：出体是假象。
再回来说我的梦，梦里见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或者被什么东西所压住，这一切都应该是自己的潜意识，因为我害怕恐惧那些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会不断的出现。 ——第三个结论：我之所以梦魇，是因为我潜意识的恐惧和恐惧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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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线”——学生的梦魇 家长的困扰
《时事报告》
嘉宾：　　王 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洪 明　 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牛 颖　 北京二中分校教学主任　　邓 强　 学大教育集团副总裁　　薛 婷　 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　　主持人：梁 玲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多少年来，为“响应”这句口号，占坑班、补习班层出不穷，赞助费、补习费五花八门，对应着的是孩子越来越少的休息时间和家长们越来越重的支出负担。国家一直将“减负”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目标，但在起跑线面前罕见成效，究竟该拿起跑线怎么办？社会、学校和家长一起挠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似无还有”的起跑线　　主持人：“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人们喊了很多年，也听了很多年。到底存在不存在起跑线？如果存在，合理吗？　　洪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也非常纠结的话题。到底有没有起跑线？严格地讲，教育这项公益性事业，本身不存在起跑线，因为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是培养人，对个人来说，教育的作用是挖掘潜能学本领；对国家和社会来说，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传承文化血脉，推动文明进程。所谓的起跑线是对教育异化的结果。这个异化的过程很微妙，它附加给教育另一层意思，什么呢？就是教育是一个赛跑的过程，它有一种竞争的色彩。因为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为社会选拔人才的功能，有选拔就有淘汰，因此自从有这个功能之日起，教育就已经超越了它原有的意义，被异化了。　　王烽：关于起跑线这个问题，杨东平先生的观点很有意思。他说人生的确是赛跑，但不是短跑，甚至不是中长跑，而是马拉松。起跑线对于马拉松来说，是最没有意义的。起跑阶段跑得快有什么用啊？后面你可能就没劲儿了。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　　起跑线本不该有，但实际上它确实存在。这个起跑线不仅拴住了高中阶段的许多学生，而且拴住了初中阶段的学生、小学阶段的学生，甚至向下蔓延到幼儿园阶段、胎教阶段，弄得大家都很疲惫。王 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王志才 摄　　牛颖：我担任教学主任这个职务、管理小升初的招生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北京二中因为是体制改革学校，有一定的招生自由度，可以自主选择一些学生。头几年的招生场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大操场，进深大概有50米，前面摆一排桌子，留出最长的道排队。学生们人人背一个偌大的包，走到老师面前，不用说话，先哗哗地倒书包，倒出来很高一摞证书。不得不说，这样的场景，刚开始是非常震撼的，瞧得我们后脊梁发凉，立刻反省自己——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该报班了？我们一年招400多个学生，最多的一年每天要面试2000多个学生，我们要记录：这个孩子都获过什么奖，是不是市（区）三好，是不是有奥数奖，是一级还是二级；还有英语，甚至公务英语，有的孩子都拿到了公务英语二级的证书。才艺、技能更是五花八门，不少孩子的钢琴水平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八级、九级。当时我们就想，这么点大的小孩儿，是怎么学完这些东西的？　　薛婷：作为家长，我们也想让孩子自由发展。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输不起，不可能拿孩子的前途做赌注。我们想把最好的给孩子，无形中就给孩子加了很多的砝码，贯穿到幼儿教育、小升初、中考、高考等各个阶段。说实话，我们很困惑，也很无奈。　　洪明：起跑线造成的恐慌心理是很普遍的。去年我们调查发现有一个“三年级现象”，以参加课外班为例，数量普遍是在小学三年级开始猛增的，各类课外班和语、数、奥等带有选拔性质科目激增。孩子在一二年级也有上课外班的，但还是以琴棋书画为主，到三年级明显不一样了。起跑线在什么地方？绝大多数家长认为三年级是个爆发阶段。　　“选拔赛”和“不公平”联手拉起起跑线　　主持人：看来起跑线确实存在，表现出来的是家长的焦虑、名校的抢手、孩子们成堆的证书，那起跑线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王烽：如果追问原因，可能没有人去认领这项责任。你问起谁，谁都觉得主要责任不在我这儿，但现实又是起跑线这个紧箍咒越念越紧。　　我认为，归根到底还是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教育体制问题。激烈的竞争再加上义务教育不均衡的现状，将压力层层向下传递，一直传递到幼儿园，甚至更小的阶段。拿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就肯定存在一条线，有人差一点儿，有人超一点儿。但是，假如说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多元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道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甚至不当状元，个人的人生幸福、人格完整也可以是成功的标志，人生赛跑就不是朝一个方向跑，就不存在尖锐的输赢问题。竞争还是有的，但被碎片化了、小圈子化了，像现在这样让人寝食难安的起跑线就没有了。　　除了以高考为首的考试升学制度，跟它相关的学生评价制度、教师评价制度、学校评价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等一整套考核制度体系，决定了应试教育像紧箍咒一样拴着教育，拴着学生，无形的起跑线就形成了。以地方政府对教育干部的考核制度为例，一个班、一个学校学习成绩怎么样、升学率怎么样，直接决定了学校校长能否升迁、教师的福利待遇水平，等等。　　还有一些商业化的教育机构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商业因素不是始作俑者，但确实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赢在起跑线”这个口号应该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提得很妙，既适应了我们现在教育体制的现状，也抓住了家长的心理，同时为开发更多的教育产品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我通过调研发现，一些老师被商业利益诱惑了，有些教学内容在课上不讲，“我就讲这些，如果想学得更扎实，课后可以报某某班来找我”。洪 明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王志才 摄　　洪明：我认为起跑线的存在，第一是整个社会选拔用人的机制造成的。今天的社会等级的划分比以前更明显了，阶层之间的沟壑也更深。社会阶层状况必然会反映到人才选拔机制上，人才选拔机制又必然要落到教育的头上来解决。所以，我认为社会用人机制倒逼着教育发生变化。过去有句话形容高考叫“一考定终身”，大学生都是国家包分配，“进了大学门，就是国家人”，后来没有了这个说法。各行各业都没有了一考就能决定的说法，想当律师你要考，想当医生你要考，即使博士毕业，想进一些所谓高端行业就业，也还要面对面试、笔试，甚至心理测试等这样那样的测试。社会的用人机制不断地在对教育产品、受教育者提出挑战，在教育行业里，选拔性质越来越凌驾于教育的“教化”本性之上。　　第二，是因为教育系统内部的分化。为了适应社会人才的分配，学校系统内部也发生分化，重点校、非重点校，有的地方分星级学校、普通学校，还有职业学校跟普通学校之间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使得人们在受教育过程中要面对层层分类，层层选拔，导致受教育者不知不觉地卷入竞争，“人往高处走”慢慢演变成人们的共识。即使在免费的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教育资源不均衡，还是会产生竞争，谁不想在入学的一开始阶段就享受更好的教育呢？这促使人们在就学过程中内心无法平静，特别是家长。　　今天的家长对子女追求成功的诉求比以前更强烈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的成败对于家长来说是百分之百的，简单地来说就是“输不起”。而且我们调查发现，越是高学历家庭对于孩子的竞争性，即通过快班等各种方式增强竞争力的动机就越强烈。　　薛婷：有些家长说，我不让我孩子接受这种培训，只想让孩子自由发展。但是那就得看这个家长有多强的定力，一开始可以，甚至可以坚持到五年级都不报，但是你到了六年级再不报，心里就会特别慌，因为孩子的同学大多都报了。现在小升初的考试，考试内容里面奥数占的比例就挺大的，我儿子以前就没报，但是后来我还是报了，如果你不报就考不上重点班。　　邓强：不少人都看到社会培训机构的成长和壮大，也有人认为起跑线是我们喊出来的。但我要说的是，这种观点恰恰是颠倒了因果关系，不是市场大喊起跑线，起跑线就诞生并存活下来，而是先有起跑线，而后市场用自己的方式把它的需求给表现出来。起跑线本身存在于家长心中，如果不存在，喊出来也没用。西方就是这样的，欧家几乎没有课外辅导的概念，只有各种营、各种兴趣活动。有一种理论说课外辅导实际上是一种“影子教育”，公立教育体系是什么样，对应着就有什么样的课外辅导。 &　　“观念误区”不可小瞧　　主持人：除了考评体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以外，还有什么原因吗？　　洪明：社会发展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均衡，短时间内很难改变。反过来想一想，学校之间的不公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和家长选择的结果啊！举个例子，千万、亿万富翁愿意让孩子跟一群还处在温饱状态家庭里的孩子读同一所学校吗？打工子弟学校成立之后，又有多少北京市民愿意把孩子送去那里就读呢？由于家长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平衡，不少人似乎需要教育的不平衡，来满足对他自己身份或成就的定位。　　起跑线造成的“高压症候群”，还跟我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有关系，跟人才观、幸福观有关系。我们把成功、幸福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就等同于一个好工作，等同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一个家长不从内心深处爱自己的孩子，但是爱的表现是什么呢？西方爱的表现是孩子内心的自由、快乐和宁静，东方就是成功，光宗耀祖、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很多家长是想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弥补自己人生“不成功”的缺憾。我们的成功观更青睐于横向比较：我为什么幸福？因为我超过了你，“高”于你。这种成才观、幸福观，反映到教育上面，就形成功利主义色彩的教育。　　近期有不少专家学者指出，现在的社会阶层固化越来越严重，下层想往上迈的难度越来越大。但是不死心的父母多得是，还是想往上迈，靠什么？你想从一个阶层往上一个阶层走，就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代价。老百姓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靠苦学。在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要求下午三点多钟就要放学，让老师补课是不可能的，就要靠课外。有的家长除了课外辅导班，自己还给孩子布置功课，或者请家庭教师，这是最笨的法子，但也是最现实的方法。　　再有就是今天很多家长对于成才成功的规律、教育的规律有一定的认识误区，误认为高分意味着教育的成功，眼前的成功就意味着今后的成功。很多家长认为好的幼儿园意味着好的小学，好的小学就意味着好的初中，好的初中就是好的高中，好的高中就是好的大学，好的大学就是好的工作。　　其实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等待，是厚积薄发，教育绝对不是简单的累加过程，而成功的组成因素也非常复杂，除了分数、技能还有很多，比如意志力等非智力性因素。不久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孩子考上南京大学了，但是畏惧上学，为什么？因为高三一年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目前在大学阶段，很多孩子厌学情况非常严重。这都证明了所谓成功绝不是简单的阶段累加，我们要让家长更多地去了解这些理念。　　今天的家长陷入“囚徒困境”：如果我们两个都不上课外班，我们两个最后上大学的比例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上不上，你也不知道我上不上，最后结果就是大家都上；我不知道你上几个，我就上越多越好，孩子有多少时间，我就上多少。家长找不到最优的途径，就把别的家长视为假想敌，给孩子不断加码。邓 强 学大教育集团副总裁 王志才 摄 　　邓强：跟谁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的家长互相比的欲望特别强烈，而不太考虑自己孩子的特点、个性，反正我超越你，名次比你好就可以了。而在其他很多国家的教育理念里，是不提倡甚至不允许你跟别人比的，孩子要做的是自己跟自己比，这样才容易让孩子找到他自己的特点，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我觉得咱们横向比较的观念应该调整，至少在舆论导向上、教育方式改革上，让孩子们形成自己对自己的了解，自己跟自己比较。　　王烽：关于课外辅导班，比我们发展得早，而且学生考试的压力更大，是他们最早造就了课外辅导班盛行这个现象。当时我们还比较麻木，没想到过了五六年的时间，我们也感同身受了。这说明东方文化在重视教育方面很有一致性，在教育理念上也非常相像，比如把学习知识和教育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在家长心里面考试成绩决定一切，而且都很认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　　纠偏纠错，制度建设是根本　　主持人：既然起跑线的存在是个错误，那应该怎么办？　　洪明：今天我们真是怀着心忧天下的情怀，去探讨这个问题，试图去解决家长的困惑和忧虑。　　我们不得不承认高考是绕不过去的，目前，高考是实施人才选拔最有效的方式，这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之一，你想动它一点点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高考的根基动不了，能动的是一些枝节，我们国家一直在想办法做一些改革，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学生负担减轻了吗？没有。选拔机制改革不但没有解放孩子，反而给孩子、家长带来了不安全感，什么原因？它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不久前某个名牌大学自主招生面试，问一个理科的孩子，请你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是什么？一个理科孩子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理科孩子还拿大量的精力应付这些东西，是减负还是增负了呢？　　怎么去消弭这条起跑线，如果从大的方面来说，是要从社会建设的高度来着眼和着手的，我们需要建设和谐社会，打破阶层固化，促进社会公平，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视角。　　从教育制度层面上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的教育存在自相矛盾的东西，一个就是普适性教育，第二个是精英教育，该不该允许特色学校、示范学校存在？如果允许存在，怎么招生？我认为要逐步——国家目前的政策也正是这么努力的——消除学校内部，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的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化战略。　　但是制度的改变是很难的。现在地方教育也搞GDP，考一个状元就奖励多少，官升几级。我们想把好的学校跟差的学校拉平，这不仅需要付出物质上的代价，还有很多实际困难。比如说人大附中的校长，他能到郊区的学校进行流动吗？有些老师一调动就跳槽了。的师资平衡做得相对好一点，因为日本的老师是国家雇员，类似于公务员身份，要服从国家调遣。中国目前也有这样一个流动的举措，对接、共建、教师支教，但是力度太小。我们讲教育均衡，讲了多少年了，特别是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声音更大，但牵涉到的部门和层级太多，包括人事、财政各个部门，靠教育部门单枪匹马是无能为力的。　　王烽：起跑线的问题，我们不能光指责谁，光抱怨，也要看到希望。比如说教学内容的改革已经启动了，学校首先给学生减负，从教学内容上减难度、减量，恢复正常的学习状态和秩序。现在国家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还有一些相应的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就是重新调整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科的教学内容和难度，准备在今年年底之前把17个学科、148套教材做一个较大规模调整。　　关于质量标准，这需要政府来引导。我们正在研究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质量标准，而且这个质量标准应该是基本的标准，而不是高标准。同时建立质量监测制度，这个监测不仅是按照基本教育质量标准来监测，而且还监测学生的心理、身体发展状况，然后要发布报告，让全社会监督，现在已经有了监测试点城市名单。同时，我们还在制定《素质教育督导评估办法》，我们老说素质教育没有抓手，那就从督导评估这方面先做起来。　　学校减负改革很多地方都已经做了，有些试点，比如说辽宁盘锦、江苏南通、陕西西安、甘肃省、安徽省、山东省都探索了减轻学生负担的办法，还有招生考试的办法。我比较赞同在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这个防火墙就是中考制度的改革。这项改革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例子，是山东省招远市的做法。他们把所有的高中阶段名额，包括优秀高中的名额，百分之百全部分配到义务教育学校，以什么为依据呢？以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评价为依据，这个评价以什么为标准呢？以素质教育指标为标准：身体、心理，再加上对学习成绩的考量，这就完全打破了基础教育按照应试的方式，按照高考的要求去竞争，给义务教育阶段恢复了正常生态。他们高考的升学率没有下来，反而提高了，这种做法就达到了优质均衡的目的。　　我认为改善起跑线的问题，核心还是在于政府加强管理的问题。干部考核、治理混乱的课外辅导现状，政府都可以加强作为。比如，成人参加的英语等级考试，就应该硬性规定禁止学龄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参加。 &　　全社会应一起努力　　主持人：除了制度建设，还有哪些工作可以做？　　洪明：学校也可以有一些作为，比如调整学校内部的评价导向，比如在课程设计上下功夫，推动人内在的发展。减负并不是负担越轻越好，而是负担适量才最好，让负担变成人发展的内在动力。学校应该把社会的呼吁转化为办学理念，比如北京二中的“空气养人制度”就提倡不追求分数、不追求校内GDP，而是以文化的内涵促进人内心的成长。薛 婷 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 王志才 摄　　牛颖：我们校长提出的“空气养人”理念，是为了在小天地里培养有二中特色的人才，在内部的课程建设、培养方向、办学理念上想办法、下功夫。把孩子的成长看成是一种自然的需求，强调学校对孩子的熏陶就像呼吸一样，是自然发生的，不需要任何压力，让他每天自然汲取学校提供给他的养分。　　邓强：一些社会培训机构为探索新鲜的、适应素质教育的方式方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少做法更强调将孩子的特点、意愿和因材施教原则结合起来。我相信公立学校的老师不是不想这么做，而是大班教育很难针对每个孩子这么去做，但是个性化的课外辅导恰恰可以这样去探索实践。比如“零分教学法”，老师会给孩子出一些题，只有选择题或者判断题，让孩子做。你只要能得零分，你就是最棒的。你想一想，这个题要真得零分，就等同于他得了100分，因为他知道正确的答案才知道错误的答案。这种教育方法更看重唤醒孩子的自信。　　薛婷：我看报纸上登过，河北现在搞了“十大知名校长”的评比，知名校长有任务，要去带很多刚上来的年轻校长，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办法。　　王烽：还有好学校带薄弱学校，与薄弱学校结对子的方法，听说不错。这方面目前缺乏深入的研究。牛 颖 北京二中分校教学主任 王志才 摄　　洪明：安徽省就是这样，一个好学校捆绑一个薄弱学校，两个联动发展，用人机制、教师流动都遵循一加一的模式。　　家长的改变也很重要。我们要唤醒一个一个的家长，破解家长陷入的“囚徒困境”。应该让家长知道，竞争无法消除，但是竞争可以延缓。竞争起跑线不要越推越低龄化，还是要往回收一点，让孩子在他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知道主动性竞争的时候，可以适当加重一点竞争的筹码或者力度。所以，起跑线不要拉长，舆论宣传要协助改变家长的教育理念。　　有人问我，很多家长对于什么是成才观、成功观，心里是明白的，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其实很明白，但实际教育孩子的时候转变不过来，要靠什么来转变家长的成功观、成才观呢？　　我认为，知行合一，行为知之端。如果你不愿意做的话，说明你知得不深，还不是真信。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价值序列，也就是你认为什么更重要。假如说你家孩子成绩暂时下降了，但是他过得比较快乐，这时候就看你认为什么更重要了。如果你认为孩子的自由与快乐在价值序列里面占第一位，发展是第二位，你把握好“度”的问题就行了——只要成绩不是下滑得很厉害，就让他维持现状。再比如说，有家长觉得亲子关系最重要，只要孩子跟我关系好、感情深，愿意听我的，愿意共同商量去解决问题，那上不上课外班、成绩是不是在前十名是次要的，这样的家长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放在第二位。总之，家长得有个清晰的价值序列，你把什么作为培养孩子的第一目标，而且是非常坚定的第一目标。如果你理论上可以同意，或者别人可以，放到自己孩子头上就不行，那说明你还没有真信或者坚信。　　很多家长的心态是非常矛盾、非常纠结的。有的家长既想让孩子快乐，又想让孩子发展；既想让孩子获得素质上的发展，又想让孩子在应试上不要落伍。因为两者很难达到完美统一，又有不少家长以应试为中心，兼顾其他，从报的课外班就能看出来，让孩子参加夏令营、出国游玩，课外班也有琴棋书画，同时不放松语数外等科目的学习。　　跟广大的家长朋友说一句，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你自己要把握好家庭的幸福。无论社会多大，变化得多快，家庭不能因为教育问题产生更多的焦虑和矛盾。家长尽量别把自己承受的压力和焦虑转移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而是尽心尽力用最科学的办法来指导孩子的教育，无条件接受孩子的起点，也要平静地接受孩子受完教育的结果。　　链接　　什么是“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经典概念。两个人一起做坏事被警察抓获，分别关在两个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警察告诉这两个囚徒：如果你们中的一个人告发同伙，就可以被无罪释放，同时还能得到一笔奖金，而同伙会被重判。如果两个囚徒互相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被重判。　　表面上看，两个囚徒应该同时保持沉默，警察找不到证据，两人均可获得自由。但他们不得不仔细考虑对方可能采取的选择。A犯根本不信同伙在诱惑下不出卖自己，同时他意识到，同伙也会这样来推测他，也就是说，即使自己选择沉默，但B犯肯定会选择背叛，那最后倒霉的就只有自己了。所以，A犯的结论是背叛同伙，赶紧招供。最终的结果是，两个囚徒都按照这种逻辑行事而得到了最糟糕的“双输”结局——双双坐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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