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日月如梭＂。以前常见用此词形容岁月易逝，我却不以为然。当我步入花甲之年时，我才惊觉六十年光阴如白驹过隙，真个是＂日月如梭＂啊。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从一个工人到市公安局的正处级侦察员，经历了五十年代解放初期的童年生活，六十年代的＂苦日子＂和＂文革＂风暴，七十年代参加工作步入社会的艰辛，八十年代的＂严打＂高潮和改革开放，九十年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的生死刹那间，二十一世纪退居二线后的侦查破案。忆往昔，快乐的童年和学生生活时常在脑海里重演，帷幕起起落落，好像又情景再现；四十年工作经历如一幅长卷历历在目，挥之不去，似乎已尘埃落定。蓦然回首，我发现自己根本就没有什么＂功成名就＂，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百姓，就好像是一块从山上滚落到山涧的小岩石，被湍急的溪流卷裹着，身不由己的跌跌撞撞地翻滚着随波逐流往前走，在这快乐并痛苦着的行程中，被逐渐磨去身上的棱棱角角，最终成为一块小小地鹅卵石，静静地躺在溪底，让湍急的流水从我身上永无止息的流淌过去。　　于是，我想把我这快乐并痛苦着的行程记录下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解放初期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军官。父亲张连生，河北霸州市人，一九三八年二月参加八路军，是一二0师（师长贺龙元帅）三五九旅（旅长王震）七一七团（团长刘转连）三营（营长冯光生）十二连的老战士。母亲常立美，安徽凤阳人，是四野十纵队军政教导大队的政治文化教官。 　　湘西剿匪胜利以后，部队为照顾解决首长的婚姻问题，给达到＂三五八团＂条件（三十五岁以上、八年以上党龄军龄、团级以上）的首长找老婆，我母亲就是被部队首长分配给了我父亲的。 　　相亲那天挺有趣。纵队首长把父亲叫到政治部：＂今天给你分老婆！＂父亲那年三十七岁了，近一米八的个头，浓眉大眼，气宇轩昂，浑身透着一股职业军人的英武刚毅。听说给自己分老婆，父亲既兴奋又紧张，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四次负重伤，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女方不会嫌弃他吧？首长按女兵名单把母亲叫进办公室，简单介绍了双方姓名、职务，然后宣布：＂经组织决定，你俩结为夫妻。你们谈谈吧！＂首长走了。母亲那年二十二岁，初中文化（那时念了中学的算知识分子了），皮肤白皙，双眼皮大眼睛，五官端正，真正的美女军官。　　母亲羞羞答答坐下来，随手拿起一份画报，遮住自己羞红的脸，偷偷地从画报边沿打量了父亲几眼。第一印象还不错！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分钟，双方都表示服从组织决定。第二天，父亲叫警卫员将母亲的军用被子搬到自己房间床上，让伙房加了几个菜，请来几位老战友，喝了顿小酒，恋爱结婚人生大事就算搞定了，那才真正叫＂闪婚＂、＂裸婚＂呢！ 　　一年以后，有了我姐姐。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日，我出生了，是个七斤半的胖小子。后来又陆续添了二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在雪峰山西面，一条公路蜿蜒着沿着大山的褶皱向前延伸，在沅江和巫水的交汇处，有座依山傍水的美丽山城，那就是湖南省的计划单列市洪江市（现为怀化市洪江区）。洪江历史悠久，商业、文化沉淀浓厚，夏为古荆之地，周未隶属于楚，秦为黔中郡地，明清时代为古商城，是七省通衢的商业重地，民国时期称为＂小南京＂。父母从部队转业到洪江市工作。父亲在洪江市人民银行（那时只有一家银行）任书记，母亲在洪江街道办任妇女主任。 　　那时全国解放才几年时间，百业待兴，但洪江因没有经过战火的蹂躏，仍然是商贾营集，经济繁荣。沅江由西向东流经市区，洪江市山城建在沅江南边，巫水由南向北汇入沅江，将山城一分为二，但主要城区在巫水西边的嵩云山下。城中心主干道叫新民路，由东向西，也是湖南通往云贵黔的要道。新民路在城中心莫名其妙的向北弯了一下又转向西面，原来民国时期修路时，原拟定要拆除电影院，电影院老板贿　　赂了国民党官员，让公路在电影院外拐了个弯，而保留了电影院，老百姓戏称这个弯是＂钞票弯＂。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是幸福快乐的。我七岁时才有了一个弟弟，之前我是父母的独子宝贝疙瘩。父亲特别喜爱我，我刚满月父亲就用筷子沾酒喂我，我稍大些后，父亲喝酒时就让我抿一口，＂害＂得我成年后喝个斤把酒不在话下。那时物资也丰富便宜，不象七十年代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鸡蛋六分钱一个，到饭店喝碗甜酒五分钱，买碗肉丝面条只要二两粮票一毛九分钱，如果没有粮票就要二毛一分钱。洪江大桥西边一百多米远处，有个老字号酒楼叫＂清心阁＂，后来公私合营归口到饮食服务公司了，父亲常带我去嘬两口，我印象最深地的是那儿卖的＂富油包子＂（用肥肉、芝麻、白糖做的馅），五分钱一个，咬一口满嘴流油，又香又甜。父亲知道我好这一口，他一高兴就把我带到清心阁，买二个热腾腾喧呼呼的富油包子，我抱着包子狼吞虎咽，父亲抽着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慢点吃，别烫着。＂我憨笑着抬头仰望着父亲，觉得我的父亲太可敬可爱了，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童年憧憬和渴望被满足的感觉非常奇妙和执着。为了这两个富油包子，我学会了察言观色，想方设法讨父亲欢心，不断满足着自己童年的憧憬和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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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洪江　　洪江这个小城市，是个古商城，房屋从巫水、沅江边开始，一层层慢慢向山上延伸，类似于重庆山城。城内有300多栋古窨子屋，以防火的风火墙分隔，形成众多的大街小巷，有＂七冲八街九条巷＂之称。外地人进入小巷后一会功夫就晕头转向，找不到出路了。外省人在山城建有29个大会馆，繁华时洪江有23家钱庄，17家报社，旅社客栈就有百十家。山城区域面积不大，而城市居民达到五、六万人。作为一个县级市，这个数字在解放初期是较大的了。　　洪江是个休闲的城市，每天晚上华灯初上，整个山城灯火通明，吃完晚饭的人们三五成群，踱上街头，边散步边逛商场。新民路上人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商场要营业到晚上十点才打烊。一些老头老太太，挎个竹蓝子，里边放些瓜子花生和酸萝卜片在沿街叫卖，一分钱可以买到三小片酸萝卜，又酸又辣。我们小孩最喜欢晚上上街玩耍了，在人群里挤来窜去，跑得一头大汗才回家。　　洪江人民银行座落在城中心，临街大门边有个门卫室，有持枪卫士守护，进大门二十余米才是三层楼的办公楼，楼后有个院子，有个很大的葡萄架，长约三十米，宽约二十多米，后面还有一栋宿舍。大门右边二十余米是个二层楼的储蓄所，临街另辟一门，有院子与银行联通，还有一个很大的食堂、澡堂。整个银行占地面积很大，我小时候就与银行的小伙伴们在院里玩耍，按大人的要求，是不准带社会上的小朋友进入后院玩耍的。　　解放初期部队首长转业可以带枪到地方工作，加上银行是金融重地，也可以配枪守卫，我父亲就带了二支枪。一支枪是驳壳枪，有二种弹匣，一种短的，压十发子弹，一种长长的子弹匣，压二十发子弹，可以打连发，威力很大。还有一支枪牌橹子，小巧玲珑，亮闪闪的装在一个精致的牛皮枪套里，皮带插满了小子弹，挎在身上很是威风。父亲经常教我擦枪，所以我二、三岁时就能熟练地拆装手枪了。负责银行警卫工作的宣叔叔，也是个南下干部，很垂涎父亲的那支二十响驳壳枪，父亲很大方的送给了他。我以此为由头，整天缠着宣叔叔，要玩警卫室的各种枪支。当宣叔叔不让我玩时，我天真的威胁他要收回那支驳壳枪。后来还是父亲表了态：＂让湘仪接触一下各种枪也可以，以后长大了万一银行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也可以拿枪抵挡一阵。＂这样，我认识了左轮枪、德国＂张口等＂、卡宾枪，并能熟练地拆装擦洗。　　三岁多那年，我在银行大门口跟地方上的小朋友们在一块玩，兴奋之余我吹嘘说我有枪，是能打死人的真枪。小朋友们当然不相信，讥笑我吹牛皮。我急眼了，偷偷跑到父亲办公室内屋，从枕头下摸出枪牌橹子，找出插满子弹的皮带和枪套，将枪装进枪套，将枪斜挎在身上，一溜烟跑到大门口。一群小朋友团团围着我，我得意洋洋地拿出枪来炫耀。这时有个七、八岁大的小孩说是假枪，要抢过去查看。我怎么能抢得过他说呢？情急之下，我一把将那小孩推开，＂哗啦＂一下将子弹上了膛，用枪指着那小孩胸口说：＂你再抢我的枪我就一枪崩了你！＂那小孩一下被吓愣了。门口的喧哗引起了警卫的注意，宣叔叔警觉地出来察看，眼前的一幕把他吓坏了。宣叔叔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悄悄快步走到我身后，猛一把抓住手枪往上一抬，顺势一扭下了我的枪，将我提溜到父亲办公室。其后果可想而知。父亲勃然大怒，将我脚不点地的提溜到葡萄架下，脱光衣裤，捆在木柱上，从竹扫帚上拆下一把竹条，打得我体无完肤。这是我第一次挨痛揍。从此，我擦拭枪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银行后院有个垃圾池，里面堆满了纸屑垃圾，还有很多用过的黄色牛皮纸的联行信封，我们就拣出信封拆开叠飞机、青蛙等玩具玩儿。一天下午，我和几个银行子弟又在垃圾池里翻信封，突然翻出一扎钞票，是一百张一元的新钞票，中间用条一指宽的纸带扎着。那是第二套人民币，一元纸币上印着天安门。几个人都还没上学，围着这一扎钞票，数了几次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钱。我把大家带到后院葡萄架下，几个人围坐在一圈，由我来分钱。我用手指沾着唾沫仔细地分着：＂我一张，你一张??????＂几个人紧盯着我分钱的手，看看自己面前的钞票，眼里充满渴望和幸福。我一圈一圈仔细分着，分了很久还没分完。有银行干部上厕所时发现了这一幕，马上，银行保卫干部把我们带进了办公室。弄清事情来龙去脉以后，钱全部被收缴了。事后查明，出纳将很多一元的钞票堆放在办公桌上，有一扎掉下去刚好落入桌下的竹蔑垃圾桶里，上面又堆了纸屑，被倒入垃圾池里，让我们发现了。后来，我们象守株待兔一样，又去垃圾池仔细翻找过若干次，但没发现一分钱，渐渐地我们也失去兴趣了。
　　建国前我国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币种繁多，面值很大，从一元币到五万元币，有几十种。1955年3月，我国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一万元兑换第二套人民币一元，一百元兑换一分钱。这时我国才发行＂钢蹦＂，有一分、二分、五分三种铸币。　　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银行工作很繁忙，干部们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回收的第一套人民币要分币值认真地捆扎好，让地区中心支行送＂头寸＂的汽车带回去。既要发行新币，又要回收旧币，金库＂头寸＂的进出量增加不少。父亲经常要去检查金库的工作，我也屁颠屁颠的跟在父亲身后，到金库去长长见识。　　解放初期洪江银行的金库就修建在办公楼一楼，银行营业大厅右边有一条走廊，十多米长，两边是房间，左边是警卫和办公的地方，右边就是金库。金库四周都是用近一米厚的钢筋水泥浇筑的，有二道门。第一道是铁门，一米五左右宽，二米多高，二十多公分厚。门上有二个钥匙孔，装了一个汽车方向盘似的铁圆盘。开门时要二个保管钥匙的人都在场，分别插入钥匙，一人再用力扭动圆盘，铁门才在＂吱呀呀＂的刺耳噪音中打开。第二道门是木门，金库保管员才有钥匙。金库四周靠墙有木架子，钞票就分面值分门别类地摆在上面。崭新的钞票一捆捆装在麻袋里，码在地上。新＂钢蹦＂则是用专用木板钉的箱子装着，堆成一堆。金库里还有一个半人高的铁保险柜，用来装收购的金银。收购的银元用箩筐装着，摆在地上。银行的孩子从小就在机关长大，成捆成堆的钞票见得太多了，但进金库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除了金库保管员和行领导，任何人严禁进入金库。金库地上散落着一些＂钢蹦＂，人们就在＂钢蹦＂上走来走去。我甚至产生了偷偷捡起几个的邪念，但严格的家庭教育使我终究也不敢弯下腰来。地上散落的亮闪闪的＂钢蹦＂给我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以至几十年以后，我还是不止一次地在梦境中遇到自己在路边、河滩上不断捡到或挖到＂钢蹦＂的场景，而且这些＂钢蹦＂越挖越多，直到自己从梦中吓醒。　　那时虽然全国解放才几年，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但社会治安状况似乎比现在还好些。无论是银行营业大厅还是储蓄所，都是一条一米多高的柜台，将里外分开，在柜台外一伸手，就能拿到里面桌子上堆放的成捆的钞票，但那时从没听说过抢银行的。不像现在银行营业场所修成碉堡一样，在防弹玻璃后面数钱，还时时提防着歹徒抢劫。储蓄所和营业大厅也不关门，我们银行子弟常进去玩耍，或去找阿姨要张复写纸啊大头钉之类的小物品，身边就是成堆的钞票，但没有一个人伸手拿过一分钱。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我们认为偷钱是世界上最卑鄙的行为，偷一分钱都是要挨枪子的。　　自行车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父亲从部队带来一辆捷克产的锰钢架的自行车，又轻巧又结实，我家几子妹都是用这辆自行车学会的骑车。我刚学骑自行车时不会转弯，在银行后院直直地对着葡萄架木柱就冲过去了，我一声＂呀＂的惨叫还未停，已经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小汽车可是稀罕物，市委市政府才有一辆苏式吉普车，消防队有辆中吉普改装的消防车，其他单位都没有小汽车。司机是当时最吃香的职业，不愁找不到对象。现在汽车已成为家庭普通消费品，在当时连做梦也不敢想像。　　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干部们住单位宿舍，连家具也是租公家的。我家的床铺、桌椅、柜子都是国家的，每月连房租才几元钱。父母工作忙，根本没时间做饭，全家吃食堂。那时普通干部每月工资才二十元左右，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七、八元钱就够了。我父亲每月工资102元，母亲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属于高薪阶层了，但随着妹妹弟弟的出生，5个子女，雇了二个保姆，大妹张明还送到别人家里去托护，吃穿用行教育处处要花钱，经济也就日渐紧张了。到五十年代未时，我记得常吃的上海光明铁筒奶粉就逐渐淡出餐桌，衣裤也是年纪小的接着穿年纪大的旧衣裤了。　　小孩最喜欢的就是过年了。除夕夜全家人高高兴兴的包水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不像现在除夕夜看中央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包完水饺就围在火盆边听父母讲故事，几子妹哈欠连天地谁也不去睡觉，因为守岁到半夜零时父母要发压岁钱。我父亲发压岁钱也有特点，他不按人头均分，而是全部换成＂钢蹦＂，他一手抓一大把＂钢蹦＂，举得高高的，吊足了我们的胃口后，他一放手，＂钢蹦＂满屋乱滚，我们几子妹欢天喜地大呼小叫地乱抢。姐姐张湘洪比较斯文，大家淑女般捡的最少；大妹张明粗犷，伸开双手在地上乱刨；小妹张华狡猾，拿一把扫帚扫；我则拿一粉笔，在地上画圈，圈内的都是我的。有次父亲又高举＂钢蹦＂准备再次放手时，在刚放手那一刹那，我突然伸出一项帽子，在半空中接＂钢蹦＂，一下子捞了不少，但引起了公愤，认为我违规，被迫全部上交，重新再来。在大呼小叫中我们度过了除夕夜。那时还没有弟弟张文呢。
　　过年拿到压岁钱，女孩子就去买发夹、绢花、手帕之类小物品，我则是买鞭炮，大炮、小挂鞭丶＂地老鼠＂小花炮等买一大堆。回到家细心地将挂鞭拆开，一颗一颗装在联行信封里，分门别类藏好，慢慢地玩。我最喜欢玩的是＂拉炮＂，比小炮稍大一些，两头各有一条小绳，一拉绳炮就炸响了，所以叫＂拉炮＂。我一买来＂拉炮＂银行机关院内就＂遭殃＂了，办公室门边、抽屉底下、字纸篓下面等只要我想得到的地方，都被我装上了＂拉炮＂。安装也很容易，用订书机把小绳钉上去就行了。银行上班时，门一开、抽屉一拉，＂嘭嘭＂的炮声不断，将人吓一跳，我则躲在一边偷着乐。 　　五十年代小朋友玩什么呢？玩滚铁环、打陀螺、拍三角板、弹扣子。弹扣子就是将一粒衣扣放在地上，用手拿着一粒扣子在眼角比划比划，自由落地下去弹地上的扣子，如把地上的扣子弹的翻个身，那就赢得这粒扣子了。我不屑玩弹扣子，喜欢滚着铁环到处跑。到五、六岁时，我就约一些小伙伴玩打仗的游戏，跑得一身臭汗。不像现在，孩子们坐在电脑前就能把我们以前玩的打仗游戏玩的更加刺激、更加逼真、更加淋漓尽致，但是没有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三岁左右，我进了市委幼儿园，一帮南下干部的子弟，把幼儿园搞的不亦乐乎。那时幼儿园不像现在，现在幼儿入园后每天要学拼音字母，还要写字学文化，甚至还要学英语，把幼儿搞得比学生还学生化。幼儿园主还在幼儿正常托付时间，办什么音乐啊舞蹈啊器乐啊外语啊凡是能想到的都要举办的形形**的＂特长班＂，没交钱进＂特长班＂的幼儿就受老师歧视，单独在一边玩。天晓得幼儿会有什么＂特长＂被＂天才＂的老师挖掘到了。反正就是想方设法把幼儿家长口袋里的钱挖出来，放在自己钱包里，心里忿忿不平的要额外多掏很多钱的幼儿家长，在被迫交钱时还要虚伪的向老师扮出灿烂的笑脸。在正常的幼儿托付时间将正常的幼儿教育内容当成再次敛财的借口，这简直就是文明的＂抢劫＂。我也没在幼儿园学过拼音识字啥的，更没有参加过什么＂特长班＂，自我感觉好像并没有影响到我后来的智力发育，至今我也还没患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　　五十年代的幼儿园都是国家办的，没有民营的。设备、师资、环境最好的就是市委机关幼儿园。各个街道委员会和大中型企业单位也有自己的幼儿园。幼儿园老师的任务就是带着小孩安全、快乐地玩。每天上午，老师在教室里给孩子们讲故事、教唱歌，玩中寓教。十时左右每个小孩领到一小杯牛奶豆酱、两块饼干或几粒水果糖，吃完后就户外活动，围成圆圈坐在小橙子上玩＂丢手巾＂、击鼓传花等游戏，大家玩得也十分开心。中餐时隔天菜里还有肉，没有肉时就有油煎得一面黄的豆腐。午睡后继续在教室里上会课。一块黑板，一台脚踩着弹奏的风琴，一个讲台加几十张小课桌课椅，就构成了一个教室的硬件设施。下午的自由活动是最轻松的，小子们玩打仗丶躲迷藏，丫头们跳绳、踢田、踢踺子。一个跷跷板就勾得我们排着队争先恐后的往上挤。往往是在我们兴高采烈玩得一身臭汗时被家长们领回去。 　　我和市委一位领导的儿子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市委大院各楼间乱逛。一天，市委会议室坐了十来个领导围在长条会议桌边开会，我俩爬在地上溜了进去，我用手将一个坐在椅子上的领导屁股抠了一下，赶快猫腰跑了出来。那个小伙伴傻傻地，居然学我的样，猫着腰挨着个很快地在每个领导屁股上抠一下，搞得到会的人人都扭头往后看，发现是我们两个小鬼恶作剧后，大家都笑了起来。那时的市领导多是部队南下的老干部，都喜欢孩子，表现的很大度，也没人责骂我们，哈哈一阵大笑后，来了个秘书模样的人，把我们领出了办公楼。如果是现在领导开会有小孩捣乱，竟然敢摸＂老虎屁股＂，触犯官威，肯定会招来一顿臭骂，而在五十年代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干部们则显得很大度宽容。
　　童年的我长得虎头虎脑，打小就有北方人的身板，同时也有北方人的敢做敢当、憨厚朴实的潜质，十分淘气，胆子太大，是重点防范对象，大人们百密一疏，稍一走眼，我就没影了。胆大固然是优点，但也给家长陡添许多烦恼和担忧。　　在我二岁左右的一天，父母带我去拜访一位老战友，这位老伯也住在一座大院里。无聊地我乘大人们谈兴正浓，悄悄溜出屋门到处乱逛。父母突然发现我不见了，便与主人家人一起四处寻找我，遍寻不见，便愈加着急起来。寻到后院，遇到一位老奶奶拉着我正到处帮我寻找父母。原来我不知道怎么跑到后院去了，后院有口古井，十多米深，井口直径一米左右，却无井台护栏，与地面平行，地上铺的石板。我跪在井口，看到深幽幽的井水里有一个人，仔细一看，那个人好像是我。我摇摇头，里面的人也学我摇头，我把头缩回来，里面的人也不见了，我用手抓住井口，悄悄伸出头，里面的人也伸出头来了。里面的人是谁呢？他怎么会住在那里呢？我怎么也闹不明白？这时，老奶奶来井口洗衣服，发现了我。老奶奶吓坏了，她不敢喊我，怕我一惊一头扎到井里去，便悄悄放下衣服，蹑手蹑脚走到我身后，一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老奶奶脚都吓软了，坐在地上哆嗦半天才站了起来。父母得知原委后，对老奶奶那是千恩万谢啊！　　三岁时，一天自来水厂检修，停水了，干部们每人要到河边去挑二担水做生活用水，行里有个二十余立方米的大水池。打开银行的后门，顺着石板小巷走几十米，就到了后街，叫沿河路。穿过沿河路，往下走一百多米就是巫水河了。保姆李姨把我和姐姐安顿在河沿上坐好，再三叮嘱姐姐要抓住弟弟，不要让我到河边去，然后李姨挑着一担水到银行去了。五岁的姐姐怎么能看得住我呢？李姨的身影刚消失，我立马跑到河边。河边水面上飘着块二米多宽的竹排，我先在竹排上玩水，见竹排外还停着条小渔船，我便想上船去玩。船尾离竹排有一米来远，我人小手短，够不着，我往前一扑，抓住船沿，想把船拖过来，谁知船被我一扑，马上向河中间飘去。我一看不对，马上撒了手，心想脚还在竹排上，可是人已经成了一个横＂一＂字，一撒手我一头就扎进了河里。河水淹没了我的头，我紧闭着嘴，一沉到河底，我拼命一蹬，又窜出了水面。在我一上一下拼命挣扎时，李姨挑着空水桶来了：＂湘仪呢？＂姐姐指着在水里窜腾的我奶声奶气娇滴滴的说：＂弟弟在水里。＂李姨大惊，扔下水桶，奔到河边，在竹排上抓住我的衣服，将我提了上来。我也不知道在水里折腾了多久，幸运地是没窜到竹排下面去，我喝了几口水，也不知道害怕。 　　银行大院左边一百多米，就是洪江电影院，偏偏电影院经理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于是我便成了电影院的常客。久而久之，保姆发现我不见了，就直接到电影院去找，黑灯瞎火地顺着人行道往下摸，发现有小孩坐在地上，顺手一提就往回走，甭用看，那准是我。 　　父亲是个京剧迷，他会拉京胡，常边拉边唱自娱自乐。晚上带我去看戏成了常例。建国初期洪江电影院到塘坨口的京剧院是个下坡路，再往前到市政府又是上坡路。一进京剧院剧场，左后方用柜台围出一块地方，卖香烟茶水、瓜子花生、蜜饯糖果等。前面中间三到五排是贵宾坐，座椅后背有块木板，后排坐的人可以在上面放茶水小吃等。天热时有茶倌送毛巾擦汗，你伸手一招，茶馆从人行道上就远远地扔一毛巾卷过来。冬天时，则可租一竹蔑火笼，内有炭火取暖，亦可自带火笼烤火。我坐在父亲腿上，在＂依依呀呀＂的唱腔中昏昏睡去。待到锣鼓＂呛呛呛＂急促时，父亲便叫醒我，那便是开始打仗了，打完仗我又睡过去，直到剧终，打着哈欠跟兴致勃勃地父亲回家。　　四岁时，父母下班了，二个保姆一个照看孩子们洗脸洗手，准备开餐，一个忙着拿托盘去食堂买饭菜，一转眼，我没了。吃多零食的我一点也不饿，本能地往电影院去了。到了电影院，大门紧锁，离电影上映还早着呢。我便到老乡家串门去了。串到一户人家，进去一看，人家饭菜刚上桌，我便甜甜地叫＂叔叔、阿姨＂，人家乐了，一瞅，不认识啊：＂你姓什么？住哪儿啊？＂我说我姓张，就住在银行。人问＂你吃饭了吗？＂我说＂没呢＂。那户人家也姓张，挺喜欢我，给我盛上饭，我上桌就吃开了。家里找不到我，可忙乎开了，全行干部放下碗筷，＂呼拉拉＂全出门大街小巷地找我。吃完饭，我谢了叔叔阿姨，还要去电影院，人家不依，把我送回了银行。 　　我小时候淘，但是可能还没有现在的小孩淘。前二天我儿媳妇谢WJ在网上说：＂怎么管教混世魔王啊？＂原来我二岁半的孙子张JX在深圳幼儿园被幼师投诉了，就是太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丶＂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啊！我心说：你们不是让笑笑（孙子的小名）一岁就到美国式幼儿班去接受美式教育吗？不是提倡＂放养＂吗？笑笑要是不能比他爸爸、爷爷更淘出点名堂来，那真是暴殄天物，对不起那个美式教育了，我看你们还＂美＂不＂美＂？ 　　我的童年就是在建国初期的五十年代度过的，其实对我来说，那个年代并没有给我留下很多印象，童年时代早已消逝在我两鬓的花白之中，残留的片断也是在父母的讲述中得以强化，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倒是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关系。战功卓著的老军人领导干部，那么敬重事业，任劳任怨，平易近人，没有现在官僚的颐指气使、耻高气扬，不可一世；那时的干部，那么敬岗爱业、勤奋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没有现在公务员的尔虞我诈、投机钻营、追逐名利。我不由想起一次酒局上，一人酒后夸夸其谈，大讲＂小人难防＂。我实在听不下去，淡淡地说：＂要防小人，就要比小人更小人。我不屑于当小人，那样太累，所以常被小人算计。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吧。＂那人顿时哑口无语。想想五十年代的干部，我们不禁要问自己，我们到底缺少点什么呢？
　　六十年代的痛与狂 （一）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年代的前期，我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济进入了最低谷，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后期开始了＂文革＂，红色风暴席卷大陆，整个社会是癫狂的。五十多年过去了，每每回忆起六十年代那一幕，我心中仍有阵阵悸痛。 　　1959年至1961年间，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于大跃进运动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造成近四千万人的死亡。我们将这三年称为＂苦日子＂，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1980年以后改称＂三年困难时期＂，西方学者称为＂大跃进＂饥荒＂。这三年是天灾更是人祸的悲惨时期。　　1958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俗称＂一五＂计划）超计划超幅度的完成，导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作出了过于乐观放错误估判，在中国大陆引起了＂三面红旗＂运动，即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的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导致党内无人敢说真话提反对意见。无计划的浪费粮食（认为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无计划的人口生育，大炼钢铁运动使农民成了炼钢工人，粮食烂在地里无人以收割。加上这三年发生了异常地天旱和涝灾，粮食严重短缺，从而导致＂苦日子＂的惨剧发生。 　　大炼钢铁时期，洪江建立了钢铁厂，投入了全民炼钢运动。我家凡是沾点铁腥味的东西，都捐献出来去炼钢，就连我滚铁环玩的铁环也难逃厄运。筹建钢铁厂时，市领导召集各系统领导开会，动员各行各业各单位伸出手来支持钢铁厂的建设。没有资金？父亲站起来：＂没问题。银行给贷款！＂没有办公用具？父亲站起来：＂没问题。来几辆卡车，到银行来拉！＂父亲傻里叭唧的把银行的桌椅板凳会议条椅捐了二卡车。父亲后来被评为全地区大跃进的先进个人。大跃进运动啊，就是被无数个父亲那样永远忠于党、坚定不移地跟党走的老党员领导干部们推波助澜地搞下来的。　　＂三面红旗＂时期老天爷也眷顾啊，连续几年农业大丰收，仓满囤尖，人民公社大食堂那是海吃海喝啊，人人都觉得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牺牲农业，大干钢铁，提出的口号叫＂三年超英，五年赶美＂！天晓得弄几个钢锭锭铁坨坨出来就能说明我们赶上美国了？无计划地浪费粮食、全民炼钢，粮食烂在地里也没人收。　　终于遭报应了。从1959年起，连续三年啊，老天爷也真是邪了门了，不是旱就是涝，地里愣是不长庄稼。＂苦日子＂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仓底那点粮食很快就搜罗完了，全民大饥荒啊！粮食、物资极其匮乏，每人每月定量供应九斤大米，二两油，每人每天三两米。后来连每月九斤米也供不足了，不足部分折成红薯。市场上见不到吃的东西，物价暴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普通干部每月工资二十来元钱，县团领导每月工资才一百来元，南瓜却卖到五元钱一斤，还难得遇到。 　　我家那时有四个子女，加上父母和两个保姆，八张嘴连在一块有一尺多长，每天要往里面填东西，吃什么呀？父母愁坏了。每天三顿改为二顿，干的改为半干半稀，后来改为米饭熬野菜，就这样还不能吃饱。大人们节衣缩食，自己喝点汤汤水水，尽量让我们小孩多吃一口。由于严重缺乏营养，全国爆发了＂水肿病＂，病人全身浮肿，手指一按一个坑，半天也恢复不了弹性。父亲也得了水肿病，他是多次负重伤因战致残的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啊，地委领导让父亲去疗养院疗养，父亲不去，就那样拖着轻飘飘地脚步每天还得坚持工作。我长大后曾问过父亲，为什么当初不去疗养，毕竟疗养院条件好一些啊。父亲叹了口气说：＂当时全国都困难，党需要我们啊！＂停了一会，父亲慢慢地说了一句：＂再说，我也放心不下你们啊！＂　　没有粮食、没有肉制品、没有蔬菜，食物简直就是一片空白。野菜挖完了，树叶吃完了，街头巷尾不时出现倒毙的饥民。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到洪江嵩云山上挖＂观音土＂，一种白色的颗粒状的泥土，又叫＂神仙土＂。那是毫无营养价值的骗肠胃的泥土啊，人吃下去后，肚子涨的大大的，拉不出屎来，痛得直叫唤，要用手指抠。不少机关干部、工人、城市居民，实在挨不过苦日子了，被逼得回了原籍农村，在农村靠山吃山，还能勉强找条活路。　　1960年冬天，我的爷爷张春海，在老家实在活不下去了，从河北省霸州市东段乡石家堡村来我家度荒。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爷爷，是个一米八几的北方老人，那年已有七十来岁了，背不驼，腰不弯，下巴上一络小山羊胡，他打小就练武术，有一身好武功。　　父亲想尽办法，不知从哪弄来一小碗红烧肉，放在炭火盆的木框上，和我爷爷坐在小板凳上，边烤火边喝红薯酿的劣质酒。父亲两眼红红的，端着小酒盅，半天说不出话来。做儿子的离家几十年，连老人的吃饭问题也解决不了，父亲是内疚啊！父亲把小碗往爷爷那边推，让爷爷吃肉，爷爷不吃，把小碗往父亲这边推，一来二去，小碗裂成两半，红烧肉滚到火盆里。父亲眼里的泪水终于滚滚而下。　　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爷爷手里玩的三个大铁球，爷爷玩了几十年，铁球磨得锃光净亮，铁球里面还套着个小球，大球一转里面的小球也转，＂嗡嗡＂的响，很是好玩。他手里握着三个铁球，手指一动，三个铁球就飞快地转起来。正转的欢时，爷爷大手一捏，三个大球嘎然而止，里面的三个小球仍在＂嗡嗡＂地转，余音未了，爷爷手指一动，三个大球又反方向飞速转动起来。爷爷两只手都能玩，倒背着手也能玩，勾得我整天围着爷爷转。洪江大凡上点年纪的人，都对这个玩铁球的老人有印象，那可是一绝啊。终于有一天，我将爷爷心爱的铁球扔上天而不幸没有接住，摔凹进去一块，大球转不起来了，小球也不＂嗡嗡＂响了。爷爷耷拉着个老脸，老大地不高兴，从此我见爷爷就躲。爷爷就来了一次洪江，回老家后没几年就走了。　　为了解决肚子问题，父亲这个三五九旅的老兵就带我去开荒。那地方叫＂万人坑＂，埋死人的地方，当时还没修体育广场，到处是死人骸骨，把骷髅拨弄到一边，开出一小块地，种上了辣椒、红薯、南瓜。从吃辣椒叶、红薯藤开始，直到收获，使我们没有饿死。
　　（二）　　1961年，我弟弟张文出生了。赶上饥荒日子出生，也算倒霉的了。肉食品公司、副食品公司什么物资也没有，柜台里货架上空空荡荡，售货员面黄饥瘦无精打采坐在那发楞，连红糖也买不到一斤，更别说鸡鸭肉蛋了。父亲想法弄来一只皮包骨头的兔子，我们四子妹欢天喜地围着父亲，看父亲怎么侍弄这玩意。父亲用开水煺了兔毛，开了膛，细心地把内脏弄干净。　　煺兔毛丶开膛时一股又腥又臭的味道熏得我们直皱眉头，我们口里叽叽喳喳地喊着＂臭死了！臭死了！＂实际上一个劲地咽唾沫。父亲把兔肉炖了一锅汤，内脏做了小炒。这天我们比过年还高兴，每人捧着一小碗兔肉汤，小心翼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那感觉棒极了，什么燕窝鱼翅也比不上这碗汤香啊！妈妈坐月子就吃了这只兔子。由于孕期就营养不良，月子里就奶水不足，弟弟生下来就瘦瘦小小的，长大后既不往高里长，也不往横里长，连一米七高也达不到，以至我后来经常调侃弟弟：＂看到你就想起了苦日子，你是那个年代的活化石，宝贝啊！＂　　怀化地区植物油厂在洪江市郊区，父亲骑自行车跑了八里地，找老战友开了个后门，弄来二个＂菜枯饼＂。＂菜枯饼＂就是菜籽榨油后的渣压成的饼，直径约一尺、厚一寸许，每个有七、八斤重吧。这种机械压成的饼特别硬，要用刀削才能削下来一些，削下来的渣是薄薄的一层一层的菜枯。做饭时就削一些下来，放在锅里，同大米、菜叶一起熬。我那时读小学了，上学前我偷偷抱着菜枯饼拼命啃，咬下一小块，藏在兜里，上课时摸出来慢慢地咬着吃。菜枯放在嘴里是粗糙的，苦涩涩的，但苦中有甜味。后来我知道菜枯饼是用来喂猪的饲料时，我甚至还想过，猪大概是没有味蕾的。　　我一直深深怀念我家的二位保姆，向伯伯和李阿姨（又叫矮子姨），她们俩前后在我家待了十几年，既使是＂苦日子＂她们也没有离开我们一步，与我们一起同甘共苦，直到我们五子妹都长大。向伯伯和李姨都已作古，如果她们在天有灵，一定会看到跪地长拜的我在祈祷，祝她们在天堂过得幸福美好。　　＂苦日子＂留给我的记忆是悲伤的，它让我看到人类为了生存是如何竭尽全力在挣扎；＂苦日子＂留给我的记忆是激励的，它让我明白身陷逆境时要如何背水一战、奋力一搏；＂苦日子＂留给我的记忆是哲理的，它让我知道身在福中，要低调做人、居安思危；＂苦日子＂留给我的记忆是宝贵的，它让我永远热爱生活、热爱明天，世界是美好的。　　1962年，春暖花开时，大地恢复了生机，我们也走出了三年＂苦日子＂。孩子们像严冬下蛰居了三年的小虫子，纷纷拱出地表，又忙忙碌碌地四处活动开来。　　生活条件逐渐好转，红晕又染上孩子们的脸庞，欢歌笑语洋溢在机关大院。吃饱了喝足了，我琢磨着用糖块把机关里一、二十小孩引诱到一块儿，宣布我为＂司令＂，要当＂孩子王＂了。比我年龄大的小孩嘴里嚼着我的糖，居然反对我。我早就准备了＂杀手锏＂：＂我的爸爸管你们的爸爸，我当然要管你们。你们要是不服我管，我就告诉我的爸爸，让我的爸爸好好管管你们的爸爸。＂在＂爸爸管爸爸＂绕口令似的＂*威＂下，完成了权力的集中。　　六十年代机关干部宿舍院的小孩和街道居民的小孩玩不到一块儿，产生点矛盾也在所难免。社会上的小孩人多、性子也野，在争斗中吃亏的往往是我们这些干部子弟。为了收复地方小孩，我精心策划了一次伏击战。我先安排伙伴们收集了一些小玻璃瓶、香烟盒，装上大便。再买来鞭炮，细心地拆开，三五棵扎在一起，将引线扭成一根，插进小瓶或香烟盒，做成若干个小＂炸弹＂。准备工作做好后，我们主动不断挑衅地方小孩，终于约好了打架的时间。那天，我将伙伴们分成两组，埋伏在悦来旅社门前一条二十多米长的石板台阶上面，然后派二个小孩到照相馆旁边小巷里居民小孩集中的地方去挑衅，引他们进入伏击圈。十多分钟以后，二个奉命＂诱敌＂的小鬼吓得屁滚尿流又兴高采烈地跑来了，手脚并用地亡命往台阶上窜，口里乱喊＂来了来了！＂我马上下令：＂都躲好，听我命令再点火！＂等一、二十个居民小孩乱烘烘涌上台阶时，我一声令下＂点火＂！顿时，小＂炸弹＂飞进人群，＂噼噼啪啪＂地鞭炮声中大便满天飞，对方顿作鸟兽散。这一仗彻底摧毁了居民小孩的斗志，双方握手言欢，几十年来无战事。
　　（三）　　洪江幸福路小学是教学条件、师资力量都很好的一所学校，我入学时还叫茅庵街小学，后来才改名。那时第一节课前还有一节课，叫早自习，学生们自己朗读课文或做作业。早自习时高一年级的同学主动到低年级的班上来作辅导，叫＂小老师＂。我刚入学不久，早自习时，一位二年级的小哥哥主动来辅导我看图识字，我跟着他念＂大米、豆子＂。念到＂玉米＂时，他看了半天，也不认识这二个字，就教我念＂包谷子＂。我一想不对呀？书上是二个字，怎么念成三个字呢？我说你教错了！＂小老师＂面红耳赤地争辩，说他认识图上画的就是＂包谷子＂，书上印的是二个字，念出来就是三个字。我不相信他，拉着他去找老师，才知道是＂玉米＂二字，俗称＂包谷子＂。　　班主任表扬我学习认真，有好学精神，让我当了班长。这一下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门门功课成绩优异，且一发不可收拾，这个班长的＂官帽＂从小学一直戴到高中毕业。可见人都是有上进心的，适当的表扬或委任＂官职＂，有时的确能改变一个人。如果要追溯我走上＂官场＂的发迹史，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源头。后来我还琢磨，如果我不是小学一年级头上就被套上＂班长＂这个＂紧箍咒＂，就凭我调皮捣蛋的＂聪明才智＂，指不定会干出什么惊天地泣鬼神坏事来。　　幸福路学校在六十年代做了一件在国内乃至全世界都颇有影响的大事，就是组建了＂红领巾气象站＂。曾老师带领十来个五、六年纪的学生，利用一些简陋的器械（谈不上设备），参照历史上的天气情况和气象谚语，搞起了天气预报，准确率居然还比较高。　　气象站设在学校一座三十余米高的小山包上，旁边就是学校大厕所。刚组建时木栅栏隔出一块六十余平方米的地，立了一根风向标，旁边一个一米高的木架子上放着一个四面都是百叶窗的木箱子，里面放着几根温度计、湿度计，地上一个小坑里放一量杯，上面有一漏斗状的物件接雨水，以计录降水量，地上还插几根温度计，就算是预测天气的设备了。我们分成几个组，轮流值班，每天观测三次，记录风向、风力、温度、湿度、降水量、观察云彩情况等等。晚上七、八点钟就在一间小平屋里分析数据，观察泥鳅、蚂蟥等小动物的情况，参照气象谚语，得出天气预报，报告曾老师签字同意后，将天气预报写在纸条上，送到一里路外的市广播站，每晚停止广播前播放天气预报。　　后来改为用学校的电话向广播站报送天气预报。我在那时收集了很多气象谚语，比如＂燕子低飞带雨来＂、＂泥鳅跳、雨水到＂、＂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有雨天边亮，无雨顶上光＂、＂东虹日头西虹雨＂等等。一批小学生毕业了，又有一批新人补充进来，几十年来，曾老师不知培养出多气象爱好者。＂红领巾气象站＂坚持了三十多年，深入千家万户，每天晚上给洪江人民送去天气预报。直到九十年代电视普及，有线广播淡出人们的生活，才没有听到天气预报了。　　小学生活里萌发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追求、向往、理想和憧憬，承载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快乐、忧伤、幸福和遗憾，成为我们人生路途上的一块块路标，远远地留在了我们的身后，默默地见证着我们成长的历程。
　　（四）　　俗话说：＂最美不过故乡山，最甜不过家乡水。＂洪江确实是个有好山好水的好地方，按现下时尚的话说，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且不说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商贸发达，单就嵩云山和沅江、巫水，凡去过洪江的人，都会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我最难舍的是巫水。　　巫水由西向东，穿过山城，汇入沅江。离沅江不到二百米的巫水河上，有座大桥，沟通南北大道。在新中国建立以前，这座桥是木桥，毁于肆虐地洪水，后改为石墩的木桥。桥面由粗大的枕木铺就，汽车经过时枕木就一跳一跳的上下乱颤。桥两边一米多宽的人行道上也是在木梁上搭的厚木板，木板间有一、二指宽的间隙，可见桥下奔腾的流水，让人走在桥上胆颤心惊。桥北头的栏杆边开有一个口子，连接一茶楼，坐在楼上观景品茗，无比惬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苦日子＂刚结束，政府拆除了旧桥，修建了现在的钢筋水泥大桥。建桥时在上游不远处修了一个临时汽车轮渡渡口，下游不远处搭了一座人行浮桥。夏天枯水季节巫水河面约一百米宽，水最深处不到两米，河水清澈见底，鹅卵石间飘着少许水藻，一群群半尺长的小鱼在水里嬉戏。浮桥两边成了孩子们嬉水的天堂，我就在那时学会的游泳和潜水。我们最喜欢的恶作剧是在小伙伴潜水时，　　在水下用两块鹅卵石使劲敲击，刺耳的躁音将人逼出水面，被戏弄者破口大骂，我们悄悄扔下石块，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在心里暗笑。　　洪江大桥浇灌桥面时，我们躲开工人的视线，悄悄爬了上去，在高高的桥上伸头俯视，让我第一次感受到登高恐怖时脚底发麻的感觉。许多年以后，我在梦中还不断看到修建中的洪江大桥被洪水包围，我孤怜怜地在桥墩上挣扎，或是我骑着自行车在桥上行走，大桥突然垮塌，我从自行车上飞出去，在空中滑翔的场景。　　每年端午节前后，洪江要组织龙舟赛，有条件的单位都早早准备好龙舟和队伍，等待大显身手。临近比赛时，巫水河上热闹非凡，几十条龙舟在水面训练，勾得我们一放学就往河边跑。正式龙舟赛那天，万人空巷，巫水两岸人山人海，人声鼎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每年龙舟赛都被市航运公司代表队以他们高超的驾船技艺和强健的体魄夺得头筹。我最喜欢的是在龙舟前面＂拿大顶＂的表演者，他双手紧抓船舷，倒立船头，两腿在空中随着龙舟上锣鼓的节奏，用各种刚劲有力又优美幽默的动作吸引人们的眼球。我亦以此人的表演来评判代表队的优劣。　　那时我感觉到洪江山好、水好、人好、生活更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憧憬中。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日子都在一天嘎然而止。这一天就是日，中央发出了开始＂文革＂的＜＜通知＞＞，拉开了十年内乱的序幕。
　　（五）　　这场历经十年的磨难，给我们留下太多的悲惨记忆和累累创伤，虽然已过去近半个世纪，我仍不忍再揭开这块伤痂，让它鲜血淋漓地示人。　　那时我刚进入洪江市一中读书，因＂文革＂而停课闹革命，投入了这场荒诞的＂革命＂。　　戚本禹的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说该剧是为彭德怀翻案，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等文章，拉了＂文革＂的序幕。各地掀起了揪斗＂小邓拓＂和＂五一六＂分子的高潮。各县市紧急摸底，列出要抓的人的名单，然后集中公、检、法、司人员和抽调大批武装民兵，在一天深夜突然行动，将睡梦中的一批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作为**、***主义分子抓了起来。　　时任洪江市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国栋同志也被作为＂小邓拓＂被揪斗。陈行长是个部队南下的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南征北战，出生入死，革命了半辈子，突然成了**、***主义的＂小邓拓＂，他怎么也想不通。我父亲时任银行的书记，是单位的＂一把手＂。父亲对这场运动也不理解，曾经的老战友怎么就成了＂小邓拓＂了呢？可是父亲对此也无能为力。　　一天，＂造反派＂要抓陈行长去揪斗，我父亲站了出来：＂今天我要找陈国栋谈话。＂把陈行长领进了办公室。陈行长焉头焉脑坐在沙发上，父亲也不言语，摸出一瓶白酒、一包卤肉，将酒倒在两个大茶杯里，递给陈行长一杯。陈行长一愣：＂张书记，你不是要找我谈话吗？＂父亲说：＂谈个X巴话。喝酒！＂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可能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抗争了。陈行长顿时眼眶都红了，两双摸枪杆子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文革＂运动发动起来了，可是仍不能令伟人满意。为了深入发动群众，伟人号召全国大中专学校的学生进行全国＂大串联＂，并且身穿绿军装，戴上＂红卫兵＂的红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了从全国各地赴京的数百万＂红卫兵＂。　　伟人每次接见＂红卫兵＂都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各地反复播映。不得不说伟人发动学生这一招是英明的。躁动的大中专学校的学生们狂热起来了。他们走出学校，象一股股洪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流往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联＂，发动群众深入进行＂文革＂。　　整个社会成了学生的海洋。学生们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武装带，左臂上戴着＂红卫兵＂红袖章，背上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挎包，举着大红旗，浩浩荡荡行走在神州大地。每到一个集镇，学生们沿途抛洒着三指宽的纸条上印着的＂最高指示＂，热情洋溢地演讲，引来无数人群围观。　　为了支持学生＂大串联＂，中央发出＜＜通知＞＞，要各地免费接待＂红卫兵＂。一个＂红卫兵＂的红袖章成了畅通全国的通行证。全国各地成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坐火车、汽车不要钱，每人还发五元钱生活费（那时一个人一月的生活费才需要八元钱）。所需经费全部由地方财政负责支付。　　人流从四面八方涌往北京。无论是火车客车、货车还是汽车上挤满了学生，有的学生干脆坐在火车车厢顶上，更多的学生则步行。＂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去！＂成了＂红卫兵＂的最大心愿。　　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以更狂热的行动在全国各地＂串联＂，抄家、批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反。　　全国人民被真正＂发动＂起来了。工人被发动起来了，工厂停产；企业被发动起来了，企业停工；学生被发动起来了，学校停课；机关事业单位被发动起来了，都不需要上班，闹＂革命＂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级党委、政府机构瘫痪，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靠边站＂，＂造反派＂当家作主人。　　厄运降临到我父亲头上。　　我父亲象许许多多领导干部一样，被＂造反派＂揪出来批判斗争。一块十多斤重的木板用一根细铁丝吊在脖子上，铁丝几乎把脖子勒断。一顶纸糊的一米多高的高帽子用一根细绳捆在头上。帽子和木板上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连生＂，姓名用红笔打上叉。一面铜锣提在手上，在游街批斗时边走边打锣，还要喊＂我是走资派！我罪该万死！＂在游街时，两边围观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对＂走资派＂吐唾沫、扔杂物、拳打脚踢。　　看着游街中的父亲佝偻着腰，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流，一路忍受着拳打脚踢，艰难地行进在游街队伍中，我的心中在流血，眼里要喷出火来。我用自行车内胎橡皮做了一副弹弓，准备了一些小石子，藏在兜里，跟着游街队伍走。看到谁打＂走资派＂最心狠手毒，我就盯死他，跟他走到没人注意的地方，狠狠给他后脑勺一弹弓，然后在被打者惊叫声还未发出时迅速转身，若无其事地走开。其实我的举动是十分危险的，万一被人抓到那是死路一条。　　＂文革＂中不知有多少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在残酷迫害下死于非命。有的人实在无法理解这场运动，无法忍受残酷迫害，只有以死抗争。原怀化地委常委、老红军、宣传部长孙X，被迫自缢。原洪江一中一位老师，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学生揪斗、残酷殴打，在被关押的学校柴房里自缢。我们得知后跑到柴房，看到这位老师的遗体仍挂在梁上，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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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群众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迅速分化为两大派，并各自成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什么＂青年近卫军＂、＂红革联＂、＂工联＂、＂风雷激＂、＂千钧棒＂、＂湘江风雷＂，这个＂指挥部＂，那个＂司令部＂，五花八门。一派被称为＂保守派＂＂，一方被称为＂造反派＂，两派都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两派群众组织由互相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向。一个家庭中因观点不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大有人在。　　在本单位＂造反＂已经不能满足＂造反派＂日渐膨胀的夺权欲望和控制欲。他们要走出单位，走向社会，夺取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大的地域，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自己更大的野心。于是，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开始互相联合，壮大自己的力量，开始了权力的争夺。
为了统一群众的认识，更好地进行＂文革＂，中央提出了＂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同时，一场盲目崇拜的＂
＂运动也悄然生起。
　　＂大鸣、大放＂就是解放思想。想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尽可以大胆的说、大胆去干、大胆的去造反。只是不能说**、反毛主席的话，谁说了谁就是＂现行反革命＂，立马就会被逮捕。
　　＂大字报、大辩论＂是形式。 　　＂大字报＂就是用毛笔在整开张的大纸上写出要说的话，再张贴在墙上或大字报专栏，供人观看。那时＂大字报＂和标语口号真正是铺天盖地。 　　标语口号多是＂誓死捍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油炸、火烧XXX＂、＂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XXX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被打倒者的姓名要倒着写，再用红毛笔打上大大的叉。　　张贴＂大字报＂有专栏和非专栏两种。专栏大小不等，多在墙上开辟一块长十余米、高三米左右的地方，四周用小木条作框边钉在墙上　　，两边有副对联，多是毛主席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横披多是＂誓死将文革进行到底＂之类口号。中间空余地方供大家张贴大字报。非专栏则是随意张贴，只要有人经过的地方，墙上均可贴大字报。　　＂大字报＂写的是揭发、批判＂走资派＂的文章，表示为什么要打倒XX才能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或者是摘抄中央文件、报刊社论文章，学习体会等。其中也不乏野史和绯闻。XX是叛徒，如何背叛革命；XX是国民党特务，潜伏在洪江等待****；XX是土匪，以前如何**抢掠；XX是如何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XX有次讲了句对毛主席不敬的话，发展下去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XX是个假和尚，在外搞女人；XX生活腐败变质、乱搞男女关系；XX有次摸女人屁股，调戏妇女；XX贪小便宜，把单位的自行车轱辘换到自己车上等等。野史、绯闻类大字报前围观的人最多，里三层外三层，观者边看边＂啧啧＂发表感叹。观看大字报成为当时人们的一大乐事。　　贴大字报的人太多了，今天刚贴上去，第二天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于是有人在大字报上写明日期，注明＂请保留X天，严禁覆盖＂。有的群众组织干脆派人二十四小时看守在大字报旁边。写大字报也锻炼了人的书法，有的人由此练出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大辩论＂是观点不同的群众组织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互相指责攻击。我说你是＂假革命＂，你说我是＂假造反派＂。都说自己这一派才是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的＂造反派＂。　　＂大辩论＂不分时间、地点、场合，随时随处可以进行。大的场面发展到两派组织参与的群众越来越多，由灵牙利齿的二个发言人辩论发展到许多人同时互相辩论，七嘴八舌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干脆不辩论了，上街**。两支队伍在大街上齐头并进，边走边喊口号。路人一见**了，尽管互不相识，也立即加入到与自己观点相同的**队伍中，队伍越来越大，数千人自觉列为两支队伍，怒目相视，我喊＂打倒＂湘江风雷＂！你喊＂打倒红革联＂！喊到嗓子哑了，双方干脆每走一步就重重跺一脚，手指对方队伍，眼里冒火星，口里恶狠狠地＂呸！＂一声。后来参加＂呸！＂队伍者，也闹不清哪支队伍与自己观点相同，反正加入进去＂呸！＂了，心满意足，也算是表明自己立场了。　　小的＂辩论＂可以演变成家庭战争。由于立场、观点不符，几句话不合就大打出手，夫妻反目，丈夫不交钱，妻子不做饭，同床异梦，形同陌人，但却不离婚。父子之间的两派斗争也十分激烈，往往以父亲拳脚相加、儿子离家出走，贴大字报宣布脱离父子关系而告终。
　　(七)　　那时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流行的说法是：一方是＂造反派＂、一方是＂保守派＂。　　现在的年青人听到这两派的说法，会产生疑问：群众都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革＂造＂走资派＂的反，为什么会分成两大派呢？团结起来造反力量不是更大吗？是不是＂造反派＂就是乱来，以＂武＂的方式进行＂文革＂，是＂坏＂的；而＂保守派＂就是保＂走资派＂，以＂文＂的形式进行＂文革＂，是＂好＂的？　　我作为亲历两派斗争的一员，这个疑问同样也曾经困惑过我。许多年以后我才逐渐想通了这个问题。　　群众之所以分成两大派，是因为自己的立场、观点不同，而导致要打倒和保护的对象不同。两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在互相指责对方是＂保守派＂，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文革＂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派群众组织要保护某人，另一派要把某人抓走批斗；或者是一派群众组织已揪出一个＂走资派＂批斗，另一派来要人，也要揪走去批斗，两派互不相让。为此，两派群众开展大辩论，辩论没有结果就拳脚相加，棍棒相见，人多势众、心狠手毒的一派取得胜利。　　局势一天天混乱起来。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在互斗不止，谁来管事啊？只有部队了。1967年1月，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三支两军＂，即支持**群众、支援工业、支援农业，对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洪江市（现为怀化市洪江区）进驻了军队，实行军事管制，人民银行作为要害单位也进驻了一个班的战士。 　　此时，我父亲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任务的是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是父亲生活、战斗了几十年的老部队，当时部队中有不少首长是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　　四十七军某师白副师长率师部进驻原黔阳地区（现为怀化市）所在地安江镇，离洪江仅三十余公里。抗日战争期间，白副师长在延安时是父亲的通讯员，两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亲如兄弟。他一到就向原地委打听父亲的下落，得知父亲在洪江市后，立即要洪江市安排会见我父亲。
　　一天上午，一辆吉普车来到我家院子门口，车上下来二个＂造反派＂，破天荒地满脸堆笑，请父亲上车到市革委去。我怀疑是＂鸿门宴＂，跟父亲上了车。　　在市委小会议室，有人告诉我们，有个部队首长指名要见父亲，他们也不知道是谁。过了一个多小时，门外传来一阵紧急刹车声，几辆小车停在楼外，＂造反派＂头头们涌出去迎接，父亲淡定地坐在沙发上抽烟。在嘈杂声中，一个穿军装的大块头站在会议室门口，目光犀利的扫视室内的几个人，视线停留在父亲脸上。父亲扔下烟头，站了起来，看看来人，逐渐透出惊喜的目光。两人站在那儿，互相伸出一个手指点个不停。父亲大声说：＂小白。是你这小子！＂来人大喊一声＂老首长！＂扑了过来，两人拥抱在一起。　　在会议室里，白叔叔问起父亲的情况，父亲指着＂造反派＂头头们说：还不是被他们把我作为＂走资派＂抓起来批斗嘛。说着介绍了被批斗时的惨景。白叔叔拍案而起，怒斥＂造反派＂：你们看看老首长那一身伤疤，那是打鬼子、打国民党留下的！没有他们流血、牺牲，有你们的今天吗？他是＂走资派＂？那我是什么派？你们是什么派？！　　白叔叔当即要接父亲到部队去。父亲想了一会说：＂我是有组织的人，没有组织批准我哪儿也不能去。＂白叔叔想了想：＂好吧！这事由我来处理。＂　　造反派停止了对我父亲的批判斗争。过了十几天，白叔叔来我家，与我父亲关门密谈了很久。大约一个月以后，市革委宣布，经省革委批准，我父亲因战致残身有多种疾病，提前离职休养。我父亲离休了，侥幸逃脱＂文革＂这一劫。
　　（八）　　＂文革＂中的打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6年8月开始，红卫兵在＂破四旧＂中打人、抄家。第二阶段是紧接着全国＂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当权派＂，揪斗＂走资派＂，尤以1967年1月前后全国性＂造反派＂夺权期间为甚。第三阶段是1967年5月至年底，两派群众组织间进行的全国性的＂武斗＂。
　　＂破四旧＂就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首当其冲的是捣毁洪江市嵩云山的大兴禅寺。　　大兴禅寺建于明未清初，寺宇气势恢宏，流金溢彩，寺内共三进三院，有二十来个和尚在修持。数百手持棍棒的红卫兵冲进寺庙，勒令和尚立即还俗，收拾东西下山，通过劳动自食其力。和尚稍有迟疑，红卫兵挥棒便是一顿乱打，打得和尚抱头四处乱窜。　　和尚们当时住在寺庙二进大雄宝殿前面两边两座厢房内，厢房有两层，和尚们多住在二楼。二楼是个大通间，和尚的住宿条件很简陋，连床铺也没有，一溜地铺，有的扯个绳子挂个单人蚊帐，有的连蚊帐也没有。一床一米多宽的又黑又硬的薄垫被，铺上一床白麻布床单，一床白麻布的小被子，一块白麻布包着几件僧衣作枕头。靠院子的窗边有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经书。红卫兵把和尚的衣、被、书等物从窗口扔到院子里，放火焚烧。这时一个白胡子主持过来交涉，同意下山还俗，要红卫兵别打人了。红卫兵停止了追打和尚，有几个和尚从火里抢出一些未燃的被子，抱着被子逃出了寺庙。其余的和尚早一溜烟跑的不见影了。　　在打和尚的同时，红卫兵开始捣毁寺庙设施。一丈多高的＂四大金刚＂，被套上绳索拉倒在地砸烂。关圣帝、如来佛、千手千眼观音、罗汉等佛象被拉倒砸烂，祖师殿中的无意佛祖，传说是涂金粉的肉身菩萨，其实也是泥佛象。有心眼多的红卫兵赶快在菩萨背上心脏部位打个洞，伸手进去乱摸，摸出一些包来，里面放有茶叶、五谷。原来传说那儿藏有金子。　　＂破四旧＂浪潮席卷大地，普通百姓也无幸免。红卫兵冲进千家万户，你不主动交出＂四旧＂物品，红卫兵就打人抄家，捣神龛、砸花瓶、烧古画古书、搜缴金银首饰，老太太耳朵上的金耳环，手上戴的金戒指，小孩的银首饰，高跟鞋、绣花鞋、裙子、旗袍都是＂四旧＂。各种文艺书籍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一律抄走烧毁，连环画小册子也难逃厄运。女同志烫的头发，红卫兵上来就把你头发剪成鸡窝，你要敢反抗，打一顿不说，干脆把你剃个光头。　　家庭出身不好的、＂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僧侣道人、洋教士、有海外关系的等人成了斗争的主要对象。红卫兵冲入这些人家庭，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把这些人揪出来毒打、抄家、游街。各地都出现了打死人的事件，有不少人被逼的自杀。　　对打人的问题，当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这对行凶打人无疑是火上加油，也导致后来发生的残酷迫害各级领导干部和全国性大＂武斗＂。实际上毛主席在上面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今后再不许打人。＂偏偏这关键的一句话没有向群众传达。　　＂红卫兵＂都是大中专学校的青年学生，他们把参加＂文革＂、＂破四旧＂当成第二次＂五四运动＂，满腔＂革命＂热情，仿佛在从事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这一阶段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所谓＂刘少奇、邓小平路线＂阶段。当时认为＂文革＂的重点在党外，不在党内。而毛主席及时发表了＂最高指示＂，指出真正的危险在共产党内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文革＂的重点应该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有理＂，是要造当权派的反！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　　第二阶段的打斗，重点放在了残酷迫害＂走资派＂。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王洪文等工人运动领袖人物，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毛主席对此给予赞誉，中共中央还向上海发出贺电。这无疑是吹响了全国造反派夺取党政大权的号角。　　洪江市委、市政府被造反派夺了权。
　　@临江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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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的系列记忆之后，后续将连载系列破案故事以及作者父亲的抗日战争期间故事,请大家关注期待.
　　佩服作者的记忆力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能力，系列文章确实可以作为洪江历史、中国历史的系列教材，共我们学习、参考！以史明智！
　　(九)　　如果要从时间上来划分的话，我想大致可以从1966年10月算起，到1967年夏季全国发生大＂武斗＂前，作为一个＂夺权＂的阶段。　　在此之前，是各级党委在领导＂文革＂运动。10月以后，洪江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开始如火如荼的揪斗＂走资派＂。这时，洪江的＂当权派＂并不是一网打尽的被打倒，有的领导被批斗后，又被＂解放＂出来，仍在工作；大多数党政领导则被作为＂走资派＂揪出来，＂靠边站＂并受到残酷迫害。1967年1月＂造反派＂夺取洪江党政大权后，对＂走资派＂的残酷迫害达到了高潮。　　红卫兵和造反派采取一切手段残酷迫害＂走资派＂。＂吊半边猪＂、＂坐喷气式＂、剃＂阴阳头＂（将头发一半剃成光头）、用带铁钉的木棒毒打、秘密关押不给饭吃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比日本鬼子还法西斯。　　原地委常委、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老红军孙成同志，不堪迫害、受辱，奋然自缢以死抗争。　　洪江一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夺取了学校领导权，殴打校领导，把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揪出来，麻绳将老师捆成一个＂粽子＂，跪在台上批斗。在批斗发言中，不时有红卫兵冲上台对老师拳打脚踢，将老师象皮球一样踢得乱滚，打得老师满脸鲜血直流。这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听说有个被揪斗的老师不堪迫害自缢了，便跑到学校去看个究竟。见一位老师（忘了姓名）悬在关押他的学校柴房（那时学校食堂煮饭炒菜还是烧柴）的木梁上，尸体悬在空中无人理采。红卫兵和学校教职员工造反派正忙着写大字报，刷大标语，说这位老师＂对抗运动、死有余辜、罪有应得、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认识一个造反派（这里姑且不提他姓名），在＂文革＂时闹得很欢。夺权时他把单位党支部的公章搜出来，一边痛骂一边恨恨的用菜刀将公章劈成几瓣。在批斗＂走资派＂时，他手持一把二尺多长的粗大铁火钳，冲上台去，死命殴打跪在台上的时任商业局党委书记的杨华生同志（南下工作团的老干部），当场将杨华生同志腰椎打成骨折，昏死在台上。这个造反派给杨华生同志留下终生残疾，一年四季疼痛不已，直不起腰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我在洪江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时，杨华生同志任检察长，我曾向杨检察长提起过那个造反派当年残酷殴打他的事情。杨检察长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他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去的事了。那时他们还年轻，不懂事。＂　　是年轻、不懂事吗？不！是那个年代造反派人性的泯灭、兽性的暴发。　　第三阶段似乎可以从1967年夏算起，到1968年9月，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止，为全国大＂武斗＂时期。　　1967年4月，中央文革下令停止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运动接近尾声。洪江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纷纷回到洪江。　　＂一月风暴＂引导全国性大夺权。洪江的造反派夺取了各单位的党政大权。　　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之间为夺权发生的斗争越演越烈。长期唇枪舌剑的大辩论、剑拔弩张的针锋相对、拳打脚踢的争斗，终于发展为真枪实弹的武斗。这是一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在一个执政党领导下，不是为了争夺统治权而发生的全国性的＂特殊战争＂　　辰溪县八六一兵工厂被抢，各县市武装部枪械库被抢，各企业单位武装部的枪支弹药被抢，大批枪弹落入造反派手中。洪江的造反派手中也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　　洪江银行的造反派也武装起来了，武器五花八门，主要以冲锋枪、步枪为主。造反派中我最佩服李以荣叔叔了，他在我眼里简直是个＂全才＂人物。无论是木匠活、电工活，还是修理闹钟、收音机，自学成才开汽车，他都能鼓捣出点名堂来。一天，李以荣叔叔坐在大门里边石条橙上擦一支苏式冲锋枪，我在他对面弯着腰手撑在双膝上，边看他擦枪边和他聊天，讨论连发啊、弹速啊、射距啊等问题。我说＂你把弹匣下了，小心别走火＂。他说：＂我是老玩枪的。子弹没上膛，没问题。＂在擦拭枪膛时，他把枪立起来放在腿上，上下反复擦，突然油抹布带动枪栓，＂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谁知道这支枪滑膛，＂啪＂一枪走火了，子弹擦着我耳边飞了出去。我耳朵里＂嗡嗡嗡＂一阵响，也不知道害怕，还笑着说：＂你吹牛皮吧！这下走火了吧！＂李叔叔脸都白了，对我说：＂你别对你爸爸讲啊。＂过后才知道后怕，当时枪口只要偏个几厘米，我的脑袋就开花了。　　我那时也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纪，混进造反派组织，搞到一支带三菱刺刀的苏式步骑枪，马上就与几个朋友去打靶玩。打完靶我们就到洪江大桥上去用手榴弹炸鱼。枯水期巫水河只有二、三米深，清澈见底，大小鱼儿在水里清晰可见。我们将手榴弹扔下去，眼见得手榴弹在河底随波翻滚，手榴弹爆炸时鱼儿早吓跑了，我想起父亲说过，手榴弹拉火后要七秒钟才爆炸。我瞅准一条大鱼，掏出一颗手榴弹，旋开木柄后的铁盖，掏出拉火环，右手执弹，左手拉火，木柄内＂滋滋＂地冒出一股白烟，越来越浓，我默数到＂四＂时用力投出手榴弹，可手榴弹一入水鱼儿就吓跑了，炸起一股水柱来。没几天，有人举报我是＂走资派＂的＂狗崽子＂，枪被收缴了，我也被清除了。
　　(十)　　造反派夺得武器武装了自己，在＂文攻武卫＂口号的激励下，更是威风凛凛、神气十足。大街上不时可见佩枪的造反派武装列队前行，大卡车驾驶室顶上支着机关枪，车厢里满载执枪人员，呼啸而过。我们不断听到＂马路消息＂（非官方消息），上海打仗了、武汉坦克车进了城、成都武斗开了大炮，炸死不少人，＂青年近卫军＂在安江打了一仗，被打死的人堆了几卡车等等，搞得人心惶惶。不过，在＂武斗＂期间，洪江地域内并没有发生持枪、炮＂武斗＂的事件。　　当时的洪江第一机械厂无论是建厂规模、生产能力，还是技术力量，在全地区都小有名气。该厂仿造了我国的半自动步枪，雪亮的刺刀，烤蓝的枪身，黄澄澄的枪托，像模像样的。该厂在枪上扎上红绸子，敲锣打鼓送到市革委来报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该厂并没有投入批量生产，毕竟该厂不是军工单位。　　洪江在＂武斗＂期间开枪打仗打死人的事件只发生了一次。1967年的夏天，洪江的造反派携机关枪、冲锋枪、步枪等武器，分乘几辆大卡车，到安江去参加战斗。在离安江十公里左右的石修（小地名记不清了）一带，与对方接上了火，一番乱枪中，洪江的造反派中有三人被打死，其中一名是女工人。尸体拉回洪江后，在工人俱乐部停灵三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死者被命名＂烈士＂，各种＂誓死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的大标语铺天盖地，造反派组织送来无数的花圈，地上燃放后的鞭炮屑有一寸厚。 　　＂武斗＂期间我年纪不大，属于进了中学又停课闹革命，朦朦憧憧跟在大哥哥、大姐姐屁股后面跑的那类学生。所以并没有亲自参加过＂武斗＂，对这段历史也知道的不全面。记忆犹深的是洪江造反派参加＂武斗＂被打死三人后不久，我曾约几个好朋友，骑自行车到发生＂武斗＂的现场去看过。几个人在小山头上指指点点，这一仗如果让我们指挥，要怎么怎么攻、怎么怎么守，颇有一番＂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雄心壮志＂。　　1967年8月，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的高潮。洪江的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难逃厄运。我到公安局工作以后，曾听老公安讲述过那一幕。那时洪江的公检法在公安局一个院子里上班，全部人员加起来才一百来人。进大门的左边是传达室，右边是食堂，顺着一条三米多宽的水泥路往上走约三十米远，是一栋二层的办公楼。办公楼后面往山上走，还有二个小院子，有几栋木房子，是民警们的宿舍。公安局外面是一圈约二米高的围墙，墙上爬满了＂爬山虎＂（一种沿墙生长的滕状植物）。　　一天中午，大家正端着碗要去食堂吃饭，李铁岩（后曾任怀化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兼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正厅级领导干部）也在人群中边敲着饭碗边往食堂走，突然发现大门外面公路上涌出大群造反派，端着枪、呐喊着顺公路斜坡往公安局冲。＂造反派来了！快跑！＂干部们顿时＂炸了窝＂，四散奔跑。李铁岩把饭碗一丢，一溜烟跑到围墙边，翻墙出去，往嵩云山上跑了。这天没跑得了的民警们就倒霉了，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走资派的忠实走狗＂，被造反派吊起来殴打，五花大绑捆着游街示众，然后关押起来批斗。公检法办公室办公用具被捣毁，档案材料被撕烂烧毁，工作陷入瘫痪。　　跑出去的公检法干部们纷纷到周边农村或亲友家落脚，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仍然有民警在利用社会关系掌握社会动态情况，收集情报信息，坚持开展工作。当然，也有极个别＂委屈求全＂者。XXX就用绳子把自己捆绑起来，脖子上挂着自己的驳壳枪，回到公检法大院，向造反派＂投案自首＂、＂负荆请罪＂。这位老同志后来也与我共过事，我发现他其实也是个老实人。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为了生存他才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混乱的无政府局面一直持续到实行＂军管＂，成立洪江市革命委员会，才算告一段落。　　革命委员会是＂文革＂中的产物，它取消了党委、政府的职能，实行＂一元化＂领导。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采用＂三结合＂的形式，即由没有被打倒的或＂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代表、群众组织的代表、＂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省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被取消）在＂军事管制领导小组＂领导下恢复工作，社会治安秩序才逐渐好转。
　　＂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和千千万万个红卫兵一样，不管男女，最时髦的着装是一身绿军装、一顶军帽，腰扎硬塑胶制成的解放军的制式腰带，挎一个印或绣有红色＂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用布挎包，除了没有五星帽徽和红领章，活脱脱就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哪有那么多军装供应红卫兵呢？于是出现了很多仿制品。兄弟们一见面，首先就摘下对方的帽子或翻看衣服左胸内侧，查看有无印有部队被服厂号码等字样的长方形印章，穿＂水货＂会引来大伙叽笑的。由于我父母都是转业干部和与部队的诸多关系，所以我的装备都是正统的军用品，没有＂水货＂，很是引人羡慕。　　弄不到军装的人，最起码也要有顶布军帽，连军帽也没有的人那就太＂掉价＂了。＂穷则思变＂，没有便抢。社会上便出现了弱肉强食抢军帽的现象。你抢我的，我抢你的，被追上抓到了无非还给你帽子而已。一个人戴着军帽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个人，老是打量那帽子，看是否是真货，看准了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揪下来抓在手里回头＂撒丫子＂就跑。等被抢的人反应过来要追也来不及了。我还见到一次骑自行车的人抢军帽的，那应该算是现在飞车抢夺的祖师爷了。我也被人抢走一顶军帽。那天晚上我走在大街上，突然头上一痛，军帽被人从后面抢走了，等我回过头来，只见人流中一个二十多岁瘦高个在狂奔。我茫然中追了几步，那人已消失在人来人往的夜色里。当时我心中即懊恼又愤怒，最令我痛心的是军帽上缀有父亲留下的一枚五星八一帽徽。五角星的每个角尖上有个小孔，可以穿针引线，钉在帽子上。为了发泄愤怒，我也抢过别人一次军帽。那天晚上上街庆祝＂最新指示＂发表，在人流中我盯准一个戴军帽的人，我把他当成抢我军帽的人，满怀仇恨地悄悄向他身后靠拢，一把抓下那人头上的军帽。　　在我出手的一刹那，我突然感到自己在做贼、做强盗，是在犯罪，被抓到是要坐牢的。强烈的恐惧感一下笼罩我全身，我感到心脏在激烈地跳动，仿佛就要跳出喉咙，让我紧张地喘不过气来，手脚一阵发麻，随即发软，大脑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回头狂奔逃命。我在人流中左冲右撞，从大街冲到小巷里，不知跑过几条小巷才敢回头，看看身后空无一人，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脏在剧烈跳动，大脑慢慢恢复意识，我才感到一阵阵后怕。抢来的军帽早就不知被我扔到哪儿去了。看来做坏事也是要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的。心理素质不好的人最好别去干坏事，真的会让人瘁死的。　　那个年代人们对毛主席的敬仰啊，用＂顶礼膜拜＂来形容还是远远不够的。他就是太阳，没有他世界便陷入了黑暗；他就是空气，没有他人类就无法生存；他比父母还要亲，比太阳还要红。毛主席说的话，叫＂最高指示＂。人们说到＂毛主席＂这三个字时，都不由自主地满怀深情，加重语气，将＂毛＂字拖长音。＂文革＂时期毛主席曾多次发表指示，指导运动按他希望的轨迹发展，我们称之为＂最新最高指示＂。当时流行的说法叫传达最新最高指示不过夜，而那时没有电视机、没有互联网，怎么能做到尽快传达呢？就靠广播电台了。每逢传达前，上级会电话通知各县市革委会，什么什么时间广播电台要传达最新最高指示，请各地组织收听。革委会赶快通知广播电台做准备，县市广播站赶快通各乡镇、公社广播站准备。那时广播站一天只有早、中、晚三次广播，接到通知后，广播站提前一个小时就开机了，大街小巷的高音嗽叭和千家万户的小广播匣子就叫唤开了，大家就都知道有最新最高指示要发表了。　　不管白天黑夜，各单位的人都要赶快到单位集中收听，一字一句认真记下来，再用毛笔写在纸上，贴在四人抬的长方形木牌上 。木牌高约一米，长约三米，下面有个架子，可以摆在地上，有木杠子，四个人抬上肩游动着行走。参加庆祝的人们要按单位列队，高举红旗若干，其余人要高举毛主席画像或最新最高语录牌，这种木牌大多为五十公分宽、一米高，背后钉有一根长木棒，比木牌子要长一米左右，用来举牌子，还要有人高举火把，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上街庆祝。有的单位在木牌背后装上干电池，将手电筒灯泡用漆刷成五颜六色串联起来，隔十来公分一个灯泡安在木牌四边框边上，再加一个日光灯上的启辉器，一开开关灯泡一闪一闪很是好看。这种庆祝活动绝大多数是发生在深更半夜，在通讯很不发达的当时，能够做到传达不过夜，倒也是颇不容易的了。　　庆祝队伍在行进间，还要跳＂忠字舞＂，即一种广场或行进中的舞蹈。在＂早请示晚汇报＂时有时也要跳这种舞蹈。其舞蹈语言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照搬下来，为简单易学进行了简化，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形象表意。如一手持红宝书置胸前伴前弓步，为紧跟毛主席；食指用力指地并跺脚，为打倒牛鬼蛇神；十指张开自胸前伸出，再收回至两腮间反复作放射状，为＂我们有多少心里的话儿要对您讲＂等等。　　我那时无论是参加＂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还是参加庆祝最新指示发表或跳＂忠字舞＂，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愚昧，反而觉得自己在从事一项无比忠诚的活动，是一种很正常、很自然地表达感情的方式，虔诚地投入到这种仪式中。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当＂政治＂侵入日常生活后，这种仪式实际上承担了统一人们的语言行为模式、思维意识定向趋势等更根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奴役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思维，教化人们的言行，消蚀人们的识别力、判断力。狂热的个人崇拜演化为宗教式的仪式，它不仅仅在外在上让人臣服于某一个人或一种组织形式，而且在内在上成为一种奴性化的精神枷锁，让人过一种惰性化的生活。
　　先刷一下，上去后再更新今年的内容，有人在看吗/　　湖南老乡顶一下
　　我一直在期待更新。
　　珍宝岛事件后的备战 　　1969年3月，爆发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珍宝岛是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一个零点七平方公里的一涨洪水就淹掉一半的小岛。为了这么个小小的岛，中国跟超级大国前苏联较上了劲。中国说珍宝岛东边江面宽阔，主航道在珍宝岛的东边，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苏联说岛西边江水深，自古主航道就在岛西边，珍宝岛是苏联的领土。双方僵持不让，就动手打呗。苏联首先入侵珍宝岛并向我国纵深炮击，解放军边防部队奋起反击捍卫我国领土。这是一埸世界注目的战争。中苏双方陈兵数百万于中苏边境，大规模战争乃至核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局势紧张地令人窒息，仿佛只要一个火星就会引起爆炸。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是可敬可佩的。在抵御外来侵略者的时候，中国人可以由一盘散沙迅速凝聚为一只拳头。什么革命大联合后残留的群众组织观点不同、派性分歧、武斗后残留的芥蒂等等，在这时都烟飞灰灭。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一个点上，那就是＂要准备打仗＂！也许若干年以后的年青人会有疑问：别危言耸听吧？有那么紧张吗？真的会打仗吗？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确实是大仗在即。时任苏联总书记的勃烈日涅夫还准备动用原子弹，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大城市的重要工厂向内地转移，叫＂三线建设＂。转移到洪江的＂三线单位＂有解放军第三六一四工厂、天兴机械厂、湘西仪器仪表总厂。全国上下大挖防空洞，大搞防原子弹爆炸、防空演习和应急军事训练。　　我所在的洪江一中也组织师生大挖防空洞。那时学校按军事编制分班级，不叫班，叫排。我们那批初中部共十个排，五、六百名学生。我在三排任排长、团支部书记。学校按排分配挖防空洞的任务，每天分早中晚三个班轮流工作，大约二天就轮到一次。挖防空洞的工具就是锄头、十字镐、畚箕。力气大的男同学负责挖土掘进，其余同学有的负责给畚箕里上土，有的负责担土运到洞外。防空洞一米八左右高、一米二、三宽，每挖进十几米要拐个小弯，忽左忽右向里掘进，中间还有叉道，与其他防空洞相连接。每隔十米左右有个小电灯泡，是低电压的，发出昏黄色的暗光，勉强可看见走路。同学们干劲十足，满头是汗，个个像泥猴一样。挖到一定规模时，对挖好的防空洞要搞＂被服＂，即用砖头砌好两壁和拱顶。学校又分配任务，每个学生要上交学校一百块砖，二个半截砖抵一块。我们放学后就担着畚箕四处游荡拣废砖头。拣也拣一些，偷也偷一些，好不容易才完成任务。　　我们学校防空洞的＂被服＂工作大多数是＂哑巴＂完成的。＂哑巴＂是学校食堂的一个员工，比我们大个七、八岁吧。小伙子长的蛮精干，也还周正，人很聪明，干什么象什么，可惜是个聋哑人。我是排长，无论是挖防空洞时要验收，还是上交全排的砖头要点数，都要与＂哑巴＂打交道，彼此很熟。＂哑巴＂的记忆力很好，我毕业一、二十年以后，有次在洪江大街上遇到他，他居然还记得我，十分热情地跑过来，笑着拍拍我的警服同我打招呼。十分关切地指指我，又比划一下长头发，伸出两个大拇指相对上下弯曲，问我结婚没有。我笑着点点头。他又比划抱婴儿的模样，在脸上比划一下胡子，又比划一下编辫子，问我生了个男孩还是女孩。我比划一下长胡子，伸出大拇指。他高兴地笑了。他兴奋地比划着告诉我，他也结婚了，生了个男孩，会讲话。我拥抱了他一下，双手拱拳恭喜他，他脸上充满了幸福的表情。
　　除了挖防空洞，准备打仗的气氛很浓。全校师生每人一根＂反修棍＂，即一米五左右长、锄头把粗的圆木棍，用油漆涂成半截红色、半截白色。上学都得扛到教室去，放在课桌边。进行军事训练时用木棍代替枪练习刺杀技术。学生们分成担架队、救护队、卫生队等队伍，分别训练。训练时学生们左边背个军用布挎包，右边背个水壶，腰扎武装带，人人严肃认真。担架队要练习用二根长木棒加一床被套，迅速做成一副担架，如何匍伏前进，将伤员弄上担架，再抬着伤员弯腰跑下来。救护队要练习人体各个部位伤口的止血丶包扎，骨折后的固定等。卫生队则要加上学习扎银针，打点滴等。我看见卫生队员在训练时，互相在脸上、手上、脚上扎银针，扎得象小刺猬一样，让人一阵头皮发麻。　　为了减少原子弹爆炸时对人体的危害，我们经常进行演习，在遇到原子弹爆炸时，要背对爆炸方向迅速卧倒，双肘支撑微抬胸膛，双手捂眼，等冲击波过去后迅速就近进入防空洞。全市防空演习隔几个月就要进行一次。当防空警报撕心裂肺地鸣响后，全体市民必须停止工作，走出办公楼、车间、学校、商店、住宅，全部有组织地疏散进入防空洞。市里还专门组织人员对疏散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在战备的那个时期，虽然我们也知道，苏联的军事实力比我国要大，但我们不知道差距是那么巨大，就象拳击赛上轻量级拳手面对重量级拳手一样。但我们不怕，要打就打吧！我们那时想的是，不管你怎么扔原子弹，最后解决战争的仍然要靠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在核大战一触即发时，美国出手了。虽然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但美国认为，崛起的中国有利于牵制苏联。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无利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战略需要和经济利益。美国宣布：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只要苏联的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美国即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将对苏联采取报复行动。勃烈日涅夫气得暴跳如雷，被迫取消了＂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计划。
　　1969年10月，中苏开始边境问题谈判，战争气氛才稍有缓合。但是我国的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工作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六十年代的感言　　现在社会上流行将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称为＂八0后＂、＂九0后＂。我们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年近花甲，姑且戏称＂五0后＂吧。＂五0后＂伴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成长，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生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我们长身体最需要食物、营养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日子，食物严重匮乏的境地是现在的年青人无法想像的。填饱肚子成了我们的奢望，能活下来成了我们最大的追求。我觉得这三年好比分娩前的阵痛，我就好像是在母亲产道中挣扎的婴儿，经历着产道的挤压、窒息，在痛苦的垂死挣扎中获得了新生。　　＂苦日子＂对我来说是残酷的，它让我在生死线上浮沉、挣扎；＂苦日子＂对我来说是垂怜的，它让我挣脱了死神的魔掌，活到了今天；＂苦日子＂对我来说是宝贵的，它让我学会了怎样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地去求生存，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坚韧不拔；＂苦日子＂对我来说又是充满哲理、启迪的，它让我永远记住什么叫＂知足长乐＂，热爱生活，快乐、幸福地过好每一天。　　在＂五0后＂学知识最需要教育、辅导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文革＂，在历史舞台上演的这幕荒诞剧中扮演了不堪回首的角色。我们也曾年青过，在＂火红的年代＂里，我们用青春口诛笔伐打倒＂走资派＂，坚持＂无产阶段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我们也曾＂澎湃＂过，大串联、破＂四旧＂、大字报、大辩论丶大批斗，留下过我们激昂的身影；我们也曾＂战斗＂过，＂走资派＂的鲜血使我们亢奋，＂武斗＂的枪炮声中，见过＂战友＂永远倒下的年青身躯。＂十年浩劫＂是民族的灾难，我们在梦魇中随波逐流。　　年届花甲的我盘点自己的年轮，发现我的青春是在＂文革＂中度过的。＂文革＂让年青的我酸涩，从批斗＂走资派＂的红卫兵，到父亲也被批斗，我成为＂走资派＂的＂狗崽子＂，再到成为＂斗、批、改＂的＂急先锋＂、＂学毛著积极分子＂、＂先进个人＂，在＂文革＂时期我走的是数学中二次函数的曲线，起伏不定。＂文革＂让年青的我迷惘，在冲冲杀杀中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没有自我，没有自立，没有自主，没有自信，身不由己地在政治旋涡中沉浮，成为政治教父脚下供台上的祭品。＂文革＂就是一个＂黑洞＂，吞噬了＂五0后＂的青春。　　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以后，再冷静地反思＂文革＂，让我这个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五0后＂对＂文革＂这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认识。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运动呢？我认为，一是毛要捍卫他的绝对权威。＂三年困难时期＂以后，毛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任国家主席。此时，党内多次进行的＂路线斗争＂、无休无止地政治运动开始让人厌倦，党在＂大跃进＂运动上的重大决策失误让人认识到科学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党内外一大批有识之士逐渐凝聚在抓经济建设的刘少奇主席周围。当毛的一篇文章要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时，竟然在北京受阻，这让感到大权旁落的毛的忍耐达到了临界点。　　熟读＜＜二十四史＞＞、深谙宫廷斗争险恶的毛再也无法忍耐，他对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产生了深深地疑问，为了捍卫自己的绝对权威，毛不得不发动＂文革＂运动。二是＂反修防修＂的政治需要。毛是一个忠诚地＂马列主义者＂，他从苏联赫鲁晓夫的上台，看到了中国＂反修防修＂的重要性、紧迫感。于是，毛提出了＂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为了中国永不＂变修＂，他不能不发动＂文革＂运动。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敢于让老百姓起来造反、既撒得开又收得拢的，除了毛主席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　　＂文革＂是不是＂十年社会大动荡＂、＂十年大浩劫＂呢？其实最乱的、称得上＂动荡、浩劫＂的也就是前三年。＂革命大联合＂以后社会治安秩序也逐渐恢复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