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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倔脾气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系一堂课上，一位教授提出了自己的上课原则：“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四不讲”显示出的是何等的自负，而说出这段话的就是国学大师。 今年是诞辰120周年，他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曾先后游学于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名校，精通英法德日俄等文，还接触和了解藏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等22种语言文字；他没有任何学位却成为“清华四大国学大师”之一，“（其）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他的课常常爆满，甚至吴宓、冯友兰、朱自清那样的名教授也被吸引来旁听…… 就是这样一位声名远播、人人景仰的博学鸿儒，却有着十分倔强的脾气，其宁折不弯、坚持主见，全天下都出了名。 当所长的条件是“不宗奉马列主义”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尝语后学：“古今中外，哪里有作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为此还特意安排陈寅恪当年的得意门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汪篯，带着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劝陈寅恪北上。年岁已高、双目失明、数十年备受漂泊之苦的陈寅恪，早已把南国当成自己最后的归宿，所以提出了北上的两个条件：一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是“请毛公（毛泽东）或刘公（刘少奇）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陈寅恪明确表示：“独立精神、，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之，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坚决拒绝了所长一职。 这是一个令所有人都很难堪的话题，以陈寅恪对历史、对现实的“通识”，他当然明白这样做是极大的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倔强秉性所在。 1954年1月郭沫若再次写信邀请陈寅恪，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毅然予以拒绝。 拒改一词 书竟没能出版 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不为主流推崇，但他仍然沉浸在自己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著作。他对自己的文字极其在意，特别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个字都是自己的，不允许别人做任何改动，哪怕是一个标点。 1956年，陈寅恪搜集自己往年的论文，编就《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书，寄给蒋天枢，嘱送古典文学出版社（今中华书局前身）。相关编辑阅读后，认为书稿中《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有“黄巾米贼”诸语，有损农民起义形象，要求改动或删除。但陈寅恪拒绝修改，坚持按原作刊行，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双方都不肯让步，致使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日期一拖再拖，数年不能问世。 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 愤别讲坛 1958年，文化界开展了反对“厚古薄今”的运动，指责陈寅恪为封建主义立场之种族文化论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更是召开针对陈寅恪的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接着有学生发表文章，批评陈寅恪的学术观点，说他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是一面资产阶级的“大白旗”，应当拔掉。 陈寅恪没想到自己在讲坛上耕耘了32年，却被看不懂他的论着和论文的学生扣上“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帽子。更有甚者竟然不顾事实，在大字报中说他在教学中“贻误青年”。 陈寅恪从未受到过这种奇耻大辱，对此大为愤慨，同时也为“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被粗暴践踏而痛心疾首，他让夫人抄下大字报的内容、作者名字，作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并毅然向校方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坚决不再开课，以免“贻误青年”；二是退休，搬出学校到外面住。 陈寅恪的强烈抗议，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后来校长许崇清、副校长陈序经等人多次登门拜访，表示对他的尊重，并再三挽留；相关人员也在党内受到批评，做了检查，并登门向他道歉，他才勉强收回退休的要求和同意不搬出学校，但仍坚持“不再上课”。1959年，历史系招收隋唐史专业研究生，请陈寅恪做导师，他感到学术不自由而加以拒绝，夫人以及助手黄萱多次劝他复课，也被拒绝。自此，陈寅恪离开了自己深爱的讲坛。 康生吃了闭门羹 陈寅恪脾气倔，倔得近乎“狂妄”。系里组织拜年，被他拒之门外；北国政要来访，也被多次挡驾。即使是像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名流政要，也需先征得其同意方可，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其中最惨的是吃了闭门羹的康生。 1962年康生南下广州来到中山大学，向校领导提出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以生病为由，称不便接待。无论学校办公室的人如何动员，陈寅恪就是不见，甚至还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娱。吃了闭门羹的康生心中自然不快，后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陈寅恪所着《论再生缘》时，康生简单几句话就使该书在陈寅恪有生之年没能出版。陈寅恪因为自己的倔脾气，留下了终生遗憾。 不屈的交代：动乱岁月实话实说 坚持留在大陆的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从1966年冬开始，多次被迫进行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则充分显示了其心态与风骨。 1967年陈寅恪便有这样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中山大学）的组织交代。”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陈寅恪极力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支撑着早已平静等待死亡的病残之躯，度过这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的日子。日，备受折磨的陈寅恪由于心力衰竭凄然逝世。 对于自己的倔脾气，陈寅恪早已深有觉察，他曾赋诗“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自恃，但他的倔，并非恃才、矫情，而是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是其“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的表达。问题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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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负气成今日 四海无人对夕阳？
于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理学张载儒家为历代士大夫主流，法家之士纯以治国，未有儒者之治史舆论话语权。变法强国之大才略者多以改革破坏士大夫利益集团利益，身死政成，或士大夫反扑身死政灭。商鞅，吴起，王安石，张居正诸人下场，或身死，或倒台，或被污，或清算。儒家之士，实只饱食终日，碌碌无为，坐而论道者。汉宣帝见太子汉元帝柔仁好儒，欲易储以定国本，后因结发许后故剑情深，不忍而罢。曾训诫元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所以自古治国，外儒内法，以礼仪之道謊骗黔首，令其忠孝仁义，统一思想，禁锢人性，盲从于上层建筑。再主以法令权术，制御万民。后元帝纯任儒教，果然酿下大祸。纵观两千年士大夫儒士阶层，党争，非为政见，多因私利，再抑武独尊，祸国殃民尽是此辈。偏偏儒士有一套理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的。大有慈悲救世迷惑之意。可历史长河里多如流沙的他们只会作威作福，士农工商，社会阶级等级分明。老子天下第一，你们都是狗屁。文人清高根源在此。他们只会嘴上说着这一套，做着又那一套。那句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谓襟怀，宏愿，自己是不信的。有了权柄，天下酒色财势尽有，还不是要安慰普通老百姓，我们享受这些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为你们无私付出，殚精竭虑，劳累奔走。最高的欲望志愿：有形的皆有了，这是利，和利总在一块无形的是什么？名！权势在，利已得，复要天下景仰，万民崇拜，君上待之如弟子礼，名望于青史千古流传。说白了，还不是要做帝王师！！！帝王师不够，更要万世师表！！！如此贪婪。可是，浩如烟海的史书里，偶尔会有一两个人，让我们看到，他是信那些宏愿口号的，那是他的信仰。那些为了达成如此崇高的宏愿理想而做的所作所为，让他在儒士这个大污泥池里如沙粒中的蚌珠，璀璨耀眼。于谦，文以载道。士大夫阶层里那个为了四为真言粉骨碎身浑不怕的真儒士。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北直隶京师顺天府菜市口，一个被判斩决弃市的六十岁老人。围在法场周围的民众围了里一层外一层，他们没有在凑热闹大声喧哗，愁云惨淡，天际尽是一片哭声，反复回荡着于大人、于少保的悲戚呼唤。那个将死的老人，不知是否回想起几十年前的一件事：永乐十九年（1421年）经过乡试、会试，最后在殿试中了进士的一个青年，走进了官僚体制内。他很年轻，才学很高，别人考了一辈子皓首穷经都难以考到的体制资格他在这年二十三岁就做到了。他走进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仕途，想要达成他不被同辈士子当回事暗笑的崇高理想。宦海沉浮，国祚多艰，黎民运途，一路走来还是到了这一步。廷益先生，您后悔过吗？在从地方官吏调回京师朝廷中枢那一年：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您从未想过后悔！大明血四百年华夏大耻，一扫腥膻，光复中华，蒙古北返，终为祸患。燕云形胜天下屏障，自石敬瑭卖与胡人，四百年不为我有。朱棣自燕王起家，喜燕地风土，篡位后虑金陵难服，诛异己十族立威，迁都于燕蓟欲朝廷自为天下先驱，灭蒙古之患，守华夏安康。仁宣父子励精图治，纳谏如流邦国乐。朱高煦从父定策，自度功大，欺仁宗仁慈、宣宗年幼，效其父故事，志大才疏，不能自制，天下笑柄。于谦此时初登朝堂，御史监察，一身正气，于宣宗侧大骂朱高煦罪状，得宣宗赏识，以其年轻，思以锻造他日大用，委以柱石之望，外放历练。先出按江西，一洗刑法吏治。明廷加控地方实权，以六部增设副职安插地方主权，于谦前事出彩，破格超迁，巡抚河南、山西。到任后亲自走访两省大小地方下级民事，殚精竭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时宣宗早逝，三杨辅政，识于谦柱石之才，凡其所奏，一一施行。后三杨死，王振儒士出身以英宗宦官亲信上台总揽大权。地方资历已足，方要入京师中枢后备，王振误以他事生隙，打压不成，放回地方。起起落落，再勤恳为民。政绩斐然，复起用入京。这是英宗正统十三年1148年，自宣宗宣德五年1130年以兵部右侍郎下控地方巡抚，到此18年再入朝堂为兵部左侍郎。十八载岁月，彼时风发青年老矣，久不得志，不得入京畿却不以为恨，一心为民，在其位行其事，百姓承其德安居乐业，宦海污秽，独行艰难，不改初心，有大德哉！世人皆说英雄造时势，时势为英雄。走向顶峰吧，于谦，你毕生丹心所求，至此可得成安天下之宏愿矣。于谦入朝的第二年，正统十四年1449年，惊天巨变：王振儒士之私心，为帝王师不够，欲建功业名望于青史，唆使明英宗出居庸关于关外亲征自己主事打击蒙古瓦刺部，丧师大败，王振身死，至尊被虏。朝中至高层君上空位，决策层百官惶惶，瓦刺欲借机趁势奔袭，包围京师。国家有亡国蹈靖康之危。宗室亲王英宗亲弟景帝监国，百官争议迁都，于谦前以力谏英宗亲征，英宗不从，此时见国危至此，百官群僚上级下属恐惧胆怯欲效赵构故事，洪钟大吕喝醒众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景帝百官醒悟，皆以于谦为主心骨，升兵部尚书，诸事由其主措。于谦只身肩天下兴亡，愿粉身碎骨成此大任。除王振余党振朝纲，集地方勤王之师安人心定守备。策立景帝重安国本。瓦刺围城：十月敕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上皇破紫荆关直入，窥京师。石亨议敛兵坚壁老之。谦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亟分遣诸将，率师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都督陶瑾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硃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宣武门，而谦自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武兴陈德胜门外，当也先。以部事付侍郎吴宁，悉闭诸城门，身自督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必死，皆用命。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却敌彰义门北，擒其长一人。帝喜，令谦选精兵屯教场以便调用，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谦理，军务。初，也先深入，视京城可旦夕下。及见官军严阵待，意稍沮。叛阉喜宁嗾使邀大臣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复邀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帝不许，也先气益沮。庚申，寇窥德胜门。谦令亨设伏空舍，遣数骑诱敌。敌以万骑来薄，副总兵范广发火器，伏起齐击之。也先弟孛罗、平章卯那孩中砲死。寇转至西直门，都督孙堂御之，亨亦分兵至，寇引退。副总兵武兴击寇彰义门，与都督王敬挫其前锋。寇且却，而内官数百骑欲争功，跃马竞前。阵乱，兴被流矢死，寇逐至土城。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王竑及福寿援至，寇乃却。相持五日，也先邀请既不应，战又不利，知终弗可得志，又闻勤王师且至，恐断其归路，遂拥上皇由良乡西去。谦调诸将追击，至关而还。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谦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固辞，不允。乃益兵守真、保、涿、易诸府府州，请以大臣镇山西，防寇南侵。于少保，天下之得以安，皆你一己之力也！而后于谦独揽朝堂大全，收拾颓势。明廷因此一振，走回正轨。与瓦刺外交干涉，于谦助英宗被释。景帝幽禁英宗于深宫，本以英宗子宪宗为储，景帝移皇阼立己子。景帝太子早逝，病危于宫中。于谦刚直不阿，恶党争之事，京师之战，将领石亨恃功生骄，欲掌权恨于谦不助己，伙同宦官曹吉祥、朝中野心之士许有贞，阴谋要得定策复辟之功。本景帝已无嗣，景帝若死皇阼自回英宗之手，三人蒙骗英宗不顾险恶成功夺门南宫复辟。而后陷害于谦欲夺大权，于谦终究被奸谋所害。宦海险恶，浊世独清，早知今日矣。现世惨祸境遇，后代青史议论，世人誉毁人言，皆于我何干。万民安康，社稷兴隆，唯此一心中所愿。君上待己如何，我亦无悔。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于少保，理想或我以所能而致达成，或因以我牺牲而成，或不成亦万死不惜。你能达成理想，亦是大幸！题主说这是对中国历朝历代的士大夫一股正气的评价。我把我的观点说一下。这篇是我自己的文，在另一个 的国士无双答案里。匿名是虚荣为了逼格不想类似问题重复粘贴滥竽充数。有闲暇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谢谢大家。版面-人物(People)主题:“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有感刘金祥&&&&生前傲岸孤寂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也许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当今文化界评介和学术界言说的热点话题。窃以为在海内外文化人当中日渐升温的“陈寅恪热”，与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寻觅与重建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和默契。面对社会的浮躁、喧嚣和无序，面对价值理念淡漠和道德伦理失范，一部分冷静沉稳的文化人，开始把视点投注到与“终极关怀”相关的命题上，思考起“塑造理想人格”和“重构人文精神”一类的严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三联书店出版广东学者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叙说一个文化大师道成肉身的悲怆历程和人生况味。 &&&&陈寅恪生于1890年，其祖父是光绪年间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散原）作为近代著名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和吴保初并称清末“四大公子”。陈寅恪幼承家学，长而留学海外。1925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燕京大学执掌教席。1949年南下广东，先在岭南大学后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1969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中忧愤抑郁而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描写的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在岭南的生活断面，这是一部非常成熟却又相当诱人的传记，作者用激情浓郁的笔调，对晚年陈寅恪的人生作了透彻明快的摹写和言说，给人一种不由自主地追寻大师的足迹，去做沉重而神圣的漫游的触动和感受。陈寅恪晚年的岁月是悲凉而凄寒的，他幽寂冷寥的身影，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的力量和人性的震撼。“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沉沉寤寐间。夜半虫声忽惊觉，魂归何处瘴江边”，这是一段交织着为人与治学、政治与学术的痛苦历程；这是一段饱蘸凄怆与屈辱、苦寒与困厄的混沌轨迹。他盲目膑足，却写就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千古绝唱，他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孤傲，却与很多普通人结下了生死之交，他毕生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之路，却总为世俗所役政治所累，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更是一位名垂华夏的文字泰斗……该书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对陈寅恪的人生状貌和精神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完整的了解。 &&&&历史老人是公正无私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最终要被还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本身也必将被剥去神秘的面纱，露出真实的面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作者从条分缕析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入手，再现了陈氏晚年的生存状态，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犹如打开一扇天窗，使读者看到了暗夜静穆的苍穹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斗。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学问精深和学识渊博方面能望陈寅恪项背者寥寥。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史学闻名，但又绝不仅仅是个史家，他学贯中西，融汇今古，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有的成就，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用僻书，而是在人人能读、人人能解的平常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的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仅从史学角度看，陈寅恪是清代嘉乾学派的嫡系传人，是中国最后一位考据学大师。在风烛残年的最后二十载，陈寅恪用诗证史，挖掘小人物如柳如是、孟丽君的生活世界以叙史议史，臻于中国史学研究的高峰。三十年后风行至今、影响甚巨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传承和发扬，极大颠覆了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开启了新的史学研究气象。因此，评说陈氏的学术贡献殊其难矣。熔“史笔诗心”于一炉的《柳如是别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征引儒法道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多达六百余种以上，且是在他盲目膑足的衰年写成的，仅此一例，足见其博大精深、清严端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通过叙事记言述思，披露了陈寅恪晚年诸多文化细节，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窥见陈寅恪在岭南的著述风采和学术功德。从这本书中我们还知晓，陈寅恪生前已不仅仅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史学大家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名扬于世。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时，即断言“合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对陈哲三大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以上述三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学术成就和学界威望共同对陈寅恪钦敬有加绝非偶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寅恪的学术，恐怕只能用他形容王国维的话来形容才比较妥帖：“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毋庸置疑，陈寅恪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而更多的人把他看成是近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丰碑，这种精神虽发轫于“五四”时期的诸多开宗立派的硕学鸿儒，但将其作为一种终生恪守的信念却终止于1969年忧愤而死的一代大师陈寅恪。陈寅恪的博学和通识，孕育了他的历史文化情结。他对历数千载之演进而渐衰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至死不渝的眷恋。尽管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处于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寡欢沉郁的凄楚状况，但他仍以浓郁的文化情怀抗拒冷酷的现实，实际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经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他的文章著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意绪，充满着博大的传统情怀。在文化取向上，陈寅恪忧虑物本主义吞蚀人文主义，西方文化同化中华文化。1927年，他的忘年交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后，陈寅恪对王氏之死作了如下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是这种人与文化“共命”的信念，使陈寅恪保持了超出穷则独善其身意义的人生操守，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消磨而不损蚀些许。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在追忆陈寅恪晚年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把陈寅恪的精神风范镌刻在中国历史的年表上。在这二十年间，现代一些与陈先生属同一时代的文史大师，已大多成了“不唱歌的夜莺”，正迈入清点“拓荒播种”所带来丰硕业绩的人生尾声时期，而陈先生则坚持其一贯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名山事业正进入高潮，生命正向“博大精深”处开掘，从而步入数千年来治史者渴求“赋予历史以灵魂”的幽深境界。正因如此，陈先生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成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而且生命再度迸发出的无限活力，使历史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文化”这一永恒的主题，个中蕴涵着未被人类深刻阐释的意义，将如一条绵亘的河流，不尽东流，让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大师思想的深奥和人格的超拔绝非局促而宵小的等闲之辈所能比拟。我们穷极一生，倘能沿着大师的脚迹，匆匆领略他们的精神风景，就是对他们的膜拜、钦敬和尊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着力褒扬陈寅恪的嘉行懿德，并力倡其如泰山乔木，淇园绿竹，穆穆常青，永裕后世。的确，陈氏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都贯穿着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有时是超越情感超越学术超越时代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默念平生固未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正因为陈寅恪不趋时不傲物，“不求闻达于诸侯”，他的著作才有卓尔不群的见识，才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陈先生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实超过许多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常说，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同样的世界和人生对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境界”。陈先生的早年知己王国维先生对“境界”的理解可谓深矣，陈先生亦然。而陈先生在为王国维立的碑中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亦不能研究学术。这种境界贯穿了陈先生的一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更显得意义深远。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纯正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陈寅恪虽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学院门墙之外。徐葆耕先生在《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一文中，曾说陈寅恪“如一口深井，难测底蕴”。陈氏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入侵的《心史》，书稿装入铅匣，沉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比喻自己的著述，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熔铸了坚定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但其思想意蕴却深藏在文字的“铅匣”中。十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纸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使陈寅恪的声名和思想流布于民间，使陈寅恪的精神和操守传承于后人。 &&&&一部传记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依赖于这部作品是否表现为某种创作方法，而在于作品表现出来的创作方法具体形态的质的规定性。笔者曾读过多种陈寅恪先生传记，如钱文钟编著的《陈寅恪印象》、张杰和杨燕丽选编的《追忆陈寅恪》、叶绍荣著述的《陈寅恪家世》、吴定宇写就的《学人魂陈寅恪传》、汪荣祖撰写的《史家陈寅恪传》以及蒋天枢编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刘以焕执笔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等，在这些陈寅恪先生的传记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种。其原因表现在：第一，这本传记回避了对陈寅恪晚年著述的学术价值的评估，着重渲染其人生最后二十年的至性至情，这固然不能显现先生傲立学术江湖的价值，但对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亟需从被称为“学人魂”的陈寅恪身上获取一种新的人文道统则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这本传记与其说是史论结合的史学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传记，陆键东的叙述饱含情感，洋溢着才气，看得出他对人生、对历史、对个人与历史的关联都有很深的洞察。他很可能是个古龙的读者，那伴着警句出现的跳跃与满是感慨的议论，很有古龙的味道，也使全书生色不少，绝没有一般传记尤其是这种学者传记的平淡枯燥，倒平添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作者着重阐发了陈寅恪的“潜德之幽光”的情怀，书中不少文句夸饰而煽情，琐碎平常的事情一经文学笔法点绘，俨然一部动人心扉的英雄传奇。所以，传记少了些含蓄厚重，多了些伤感矫饰。上述两点，虽然说是这本传记“不是最好”的证据，但却反映了当前畸变的社会心理，换言之这是时下读书界浮躁之气未除的表现，也是当前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领域人文精神孱弱的表征。辛弃疾在《采桑子》词中对两种写作境界做了形象的阐释，第一层境界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文学的境界，热烈伤感有余，含蓄质朴不足；第二层境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厚广博有余，率真清丽不足。这本著述系纯正的文学传记，属第一层境界，而所写传主又是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少年之春风春情写生命的晚熟金秋，我们仅仅看到秋风秋雨、红妆素裹的陈寅恪，未见一老树枯涩、独立天地间元气浑成的陈寅恪。但以陈的精魂之大，后人实难彰显其万一，所以易中天教授大发“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慨叹。作者陆键东先生有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去了解专制时代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钩沉发微，索引考证，将文学形象的陈寅恪再现于世，为当前精神领域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陈寅恪晚年所在的中山大学年复一年暗中搜集整理的“陈寅恪材料”、“陈寅恪近况”之类的动态报告，均为当年权力者掌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动向的依据。这本修订后的传记以秘籍档案和近年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作为创作的重要佐证，辟建了当代人物传记的一个新领域，使人获知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竟有阴阳两界之分，如果单纯以公开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传，不过是人物的阳界一面，而被鬼魅们操纵的阴界隐伏在昏暗中不见天日，“阳界”的许多现象终究得不到真实的逻辑的解释。以陈寅恪为例，假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些鬼魅行径终究是鬼魅行径，于先生也终究无损，先生寿终正寝之日，仍会像朱师辙那样，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下，知识分子几近宿命的悲剧因未能昭然幕启而呈现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但或许是更深刻的形式。让我感触至深的不单单是陈先生在外部环境和自身残疾的情况下，以其独到的学术造诣去创造学术佳作，而是这一历程中“人与文化”紧紧相连所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深情。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晚年经常吟诵的主题，也是自己晚年心境的真实表白。 --修改:feimeng FROM 118.195.65.*FROM 118.195.65.*“无须远溯乾嘉盛 说着同光已惘然”“依稀廿载忆光宣 犹是开元全盛年”“初意潢池嬉小盗 遽惊烽燧照神京”&&&&&&&&&&&&&&&&&&&& 出门一笑大江横【 在 feimeng (梧桐树，三更雨，不知多少春秋) 的大作中提到: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有感刘金祥&&&&生前傲岸孤寂的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也许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当今文化界评介和学术界言说的热点话题。窃以为在海内外文化人当中日渐升温的“陈寅恪热”，与人们对人文精神的寻觅与重建显然有着某种同构和默契。面对社会的浮躁、喧嚣和无序，面对价值理念淡漠和道德伦理失范，一部分冷静沉稳的文化人，开始把视点投注到与“终极关怀”相关的命题上，思考起“塑造理想人格”和“重构人文精神”一类的严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三联书店出版广东学者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叙说一个文化大师道成肉身的悲怆历程和人生况味。 &&&&陈寅恪生于1890年，其祖父是光绪年间积极参与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陈三立（散原）作为近代著名诗人与谭嗣同、丁惠康和吴保初并称清末“四大公子”。陈寅恪幼承家学，长而留学海外。1925年回国执教于清华大学，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此后，他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燕京大学执掌教席。1949年南下广东，先在岭南大学后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1969年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中忧愤抑郁而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描写的是陈寅恪先生晚年在岭南的生活断面，这是一部非常成熟却又相当诱人的传记，作者用激情浓郁的笔调，对晚年陈寅恪的人生作了透彻明快的摹写和言说，给人一种不由自主地追寻大师的足迹，去做沉重而神圣的漫游的触动和感受。陈寅恪晚年的岁月是悲凉而凄寒的，他幽寂冷寥的身影，带给人们的是文化的力量和人性的震撼。“不生不死度残年，竟日沉沉寤寐间。夜半虫声忽惊觉，魂归何处瘴江边”，这是一段交织着为人与治学、政治与学术的痛苦历程；这是一段饱蘸凄怆与屈辱、苦寒与困厄的混沌轨迹。他盲目膑足，却写就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千古绝唱，他有一种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和孤傲，却与很多普通人结下了生死之交，他毕生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之路，却总为世俗所役政治所累，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史学大师，更是一位名垂华夏的文字泰斗……该书提供的信息使我们对陈寅恪的人生状貌和精神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完整的了解。 &&&&历史老人是公正无私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段最终要被还原，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本身也必将被剥去神秘的面纱，露出真实的面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作者从条分缕析档案文献和采访当事人入手，再现了陈氏晚年的生存状态，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犹如打开一扇天窗，使读者看到了暗夜静穆的苍穹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星斗。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学问精深和学识渊博方面能望陈寅恪项背者寥寥。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以史学闻名，但又绝不仅仅是个史家，他学贯中西，融汇今古，在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取得了罕有的成就，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不用僻书，而是在人人能读、人人能解的平常典籍中，发现别人视而不见的问题，即他常说的“发古人之覆”；他的这种本领达到了极高明的地步，如燃犀烛照，洞察幽微，为学者所折服。仅从史学角度看，陈寅恪是清代嘉乾学派的嫡系传人，是中国最后一位考据学大师。在风烛残年的最后二十载，陈寅恪用诗证史，挖掘小人物如柳如是、孟丽君的生活世界以叙史议史，臻于中国史学研究的高峰。三十年后风行至今、影响甚巨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是对陈寅恪治史方法的传承和发扬，极大颠覆了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开启了新的史学研究气象。因此，评说陈氏的学术贡献殊其难矣。熔“史笔诗心”于一炉的《柳如是别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部长达八十余万言的皇皇巨著，征引儒法道释、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多达六百余种以上，且是在他盲目膑足的衰年写成的，仅此一例，足见其博大精深、清严端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通过叙事记言述思，披露了陈寅恪晚年诸多文化细节，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窥见陈寅恪在岭南的著述风采和学术功德。从这本书中我们还知晓，陈寅恪生前已不仅仅作为一个考据大师、史学大家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名扬于世。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初识陈寅恪时，即断言“合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傅斯年对陈哲三大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以上述三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学术成就和学界威望共同对陈寅恪钦敬有加绝非偶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寅恪的学术，恐怕只能用他形容王国维的话来形容才比较妥帖：“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毋庸置疑，陈寅恪一直是中国文化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文化历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而更多的人把他看成是近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丰碑，这种精神虽发轫于“五四”时期的诸多开宗立派的硕学鸿儒，但将其作为一种终生恪守的信念却终止于1969年忧愤而死的一代大师陈寅恪。陈寅恪的博学和通识，孕育了他的历史文化情结。他对历数千载之演进而渐衰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至死不渝的眷恋。尽管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处于衰老病残、冷清寂寞、寡欢沉郁的凄楚状况，但他仍以浓郁的文化情怀抗拒冷酷的现实，实际上正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所言“政治这个范畴已经难以覆盖陈寅恪的文化意蕴，也无法盛得下陈寅恪的人文世界”。他的文章著作乃至整个生命，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文化意绪，充满着博大的传统情怀。在文化取向上，陈寅恪忧虑物本主义吞蚀人文主义，西方文化同化中华文化。1927年，他的忘年交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后，陈寅恪对王氏之死作了如下评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正是这种人与文化“共命”的信念，使陈寅恪保持了超出穷则独善其身意义的人生操守，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消磨而不损蚀些许。事实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在追忆陈寅恪晚年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把陈寅恪的精神风范镌刻在中国历史的年表上。在这二十年间，现代一些与陈先生属同一时代的文史大师，已大多成了“不唱歌的夜莺”，正迈入清点“拓荒播种”所带来丰硕业绩的人生尾声时期，而陈先生则坚持其一贯主张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名山事业正进入高潮，生命正向“博大精深”处开掘，从而步入数千年来治史者渴求“赋予历史以灵魂”的幽深境界。正因如此，陈先生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成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而且生命再度迸发出的无限活力，使历史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文化”这一永恒的主题，个中蕴涵着未被人类深刻阐释的意义，将如一条绵亘的河流，不尽东流，让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 &&&&大师思想的深奥和人格的超拔绝非局促而宵小的等闲之辈所能比拟。我们穷极一生，倘能沿着大师的脚迹，匆匆领略他们的精神风景，就是对他们的膜拜、钦敬和尊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一书着力褒扬陈寅恪的嘉行懿德，并力倡其如泰山乔木，淇园绿竹，穆穆常青，永裕后世。的确，陈氏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都贯穿着独立与自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有时是超越情感超越学术超越时代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默念平生固未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正因为陈寅恪不趋时不傲物，“不求闻达于诸侯”，他的著作才有卓尔不群的见识，才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陈先生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实超过许多哲学家。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常说，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世界是同样的世界，人生是同样的人生，但同样的世界和人生对于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称之为“境界”。陈先生的早年知己王国维先生对“境界”的理解可谓深矣，陈先生亦然。而陈先生在为王国维立的碑中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是对学者人生境界的一种深刻理解。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亦不能研究学术。这种境界贯穿了陈先生的一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更显得意义深远。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纯正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出高贵的书生风骨，令人“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留待后来人”。陈寅恪虽是一位蜚声中外学界的大学者，但其声名从未越出学院门墙之外。徐葆耕先生在《文化的两难处境及其他》一文中，曾说陈寅恪“如一口深井，难测底蕴”。陈氏在其著名的《论再生缘》的校补记后序中，把自己的著作比作“固非吴井之藏”的“所南心史”。“所南”即宋末元初富有传奇色彩的士人郑思肖，他写了一部痛诋异族入侵的《心史》，书稿装入铅匣，沉入苏州的一口井中，于明末被人发现。陈寅恪以“所南心史”比喻自己的著述，是意味深长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熔铸了坚定的理性和丰富的情感，但其思想意蕴却深藏在文字的“铅匣”中。十几年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纸风行，在一定程度上使陈寅恪的声名和思想流布于民间，使陈寅恪的精神和操守传承于后人。 &&&&一部传记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依赖于这部作品是否表现为某种创作方法，而在于作品表现出来的创作方法具体形态的质的规定性。笔者曾读过多种陈寅恪先生传记，如钱文钟编著的《陈寅恪印象》、张杰和杨燕丽选编的《追忆陈寅恪》、叶绍荣著述的《陈寅恪家世》、吴定宇写就的《学人魂陈寅恪传》、汪荣祖撰写的《史家陈寅恪传》以及蒋天枢编辑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和刘以焕执笔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等，在这些陈寅恪先生的传记里，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版）不一定是最好的一种，却是最引人关注的一种。其原因表现在：第一，这本传记回避了对陈寅恪晚年著述的学术价值的评估，着重渲染其人生最后二十年的至性至情，这固然不能显现先生傲立学术江湖的价值，但对现实社会的知识分子亟需从被称为“学人魂”的陈寅恪身上获取一种新的人文道统则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这本传记与其说是史论结合的史学著作，毋宁说是一部文情并茂的文学传记，陆键东的叙述饱含情感，洋溢着才气，看得出他对人生、对历史、对个人与历史的关联都有很深的洞察。他很可能是个古龙的读者，那伴着警句出现的跳跃与满是感慨的议论，很有古龙的味道，也使全书生色不少，绝没有一般传记尤其是这种学者传记的平淡枯燥，倒平添一层跌宕起伏的戏剧色彩。作者着重阐发了陈寅恪的“潜德之幽光”的情怀，书中不少文句夸饰而煽情，琐碎平常的事情一经文学笔法点绘，俨然一部动人心扉的英雄传奇。所以，传记少了些含蓄厚重，多了些伤感矫饰。上述两点，虽然说是这本传记“不是最好”的证据，但却反映了当前畸变的社会心理，换言之这是时下读书界浮躁之气未除的表现，也是当前中国大陆思想学术领域人文精神孱弱的表征。辛弃疾在《采桑子》词中对两种写作境界做了形象的阐释，第一层境界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文学的境界，热烈伤感有余，含蓄质朴不足；第二层境界是“却道天凉好个秋”，深厚广博有余，率真清丽不足。这本著述系纯正的文学传记，属第一层境界，而所写传主又是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少年之春风春情写生命的晚熟金秋，我们仅仅看到秋风秋雨、红妆素裹的陈寅恪，未见一老树枯涩、独立天地间元气浑成的陈寅恪。但以陈的精魂之大，后人实难彰显其万一，所以易中天教授大发“劝君免谈陈寅恪”的慨叹。作者陆键东先生有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睁大了惊异的眼睛去了解专制时代某些习以为常的现象，钩沉发微，索引考证，将文学形象的陈寅恪再现于世，为当前精神领域提供了一个顶礼膜拜的偶像。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陈寅恪晚年所在的中山大学年复一年暗中搜集整理的“陈寅恪材料”、“陈寅恪近况”之类的动态报告，均为当年权力者掌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动向的依据。这本修订后的传记以秘籍档案和近年学术界的新发现、新成果作为创作的重要佐证，辟建了当代人物传记的一个新领域，使人获知长达几十年的历史竟有阴阳两界之分，如果单纯以公开披露的材料、文字等立传，不过是人物的阳界一面，而被鬼魅们操纵的阴界隐伏在昏暗中不见天日，“阳界”的许多现象终究得不到真实的逻辑的解释。以陈寅恪为例，假若没有发生文化大革命，也许这些鬼魅行径终究是鬼魅行径，于先生也终究无损，先生寿终正寝之日，仍会像朱师辙那样，沐浴在一片光辉之下，知识分子几近宿命的悲剧因未能昭然幕启而呈现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但或许是更深刻的形式。让我感触至深的不单单是陈先生在外部环境和自身残疾的情况下，以其独到的学术造诣去创造学术佳作，而是这一历程中“人与文化”紧紧相连所洋溢着无比暖意的深情。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这是陈寅恪晚年经常吟诵的主题，也是自己晚年心境的真实表白。 --修改:topboy FROM 117.38.184.71FROM 117.38.184.71 选择讨论区&BYR-Team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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