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非”大会公布研究成果&非典传播有“高危”天气和人群--社会--人民网
“防非”大会公布研究成果&非典传播有“高危”天气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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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报道，由钟南山院士倡导的全国最大规模的“防非”研讨会昨日在广东省人民政府礼堂举行，来自广州、北京、香港、澳门等地的800多名专家在会上交流抗非经验，共享防非研究成果。各路专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发现。本报将专家的研究发现整理如下：　　野生动物是危险因素　　野生动物市场内从业人员感染的SARS病毒与动物有关，特别是与果子狸关系密切。来自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张周斌医师和徐慧芳副主任医师通过对广州市三家大型动物批发市场卫生环境的调查发现，野生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感染SARS病毒状况严重。　　张周斌和徐慧芳医师今年5至6月，从广州市3家野生动物市场内选取635名从业人员进行横断面血清学调查，结果发现被调查人员的SARS病毒感染率高达16.69%，明显高于对照组蔬菜从业人员。其中以经营野生动物为主和市场环境最差的新源市场感染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市场。　　徐慧芳副主任医师还发现，单营果子狸者的SARS病毒感染率为58.54%，明显高于单营蛇类者9.46%的感染率。两位医师由此认为，动物市场从业人员是SARS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野生动物则是其中的危险因素。　　为了寻找野生动物与SARS的关系，有关专家还对66种动物的1028份血样进行了检测，结果从一些鸟类，猴、蝙蝠、蛇、狗獾和穿山甲等动物体内检测到SARS抗体阳性信号。初步表明这些动物可能感染过SARS病毒，缩小了SARS病毒的溯源范围。上述研究表明，野生动物与SARS病毒有密切关系，同时，SARS病毒可能存在于某(几)种野生动物中。　　艾滋病患者不易染非典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小平所在的研究小组注意到一种现象：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例HIV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感染SARS。似乎艾滋病患者和HIV感染者对SARS不敏感。陈小平在论文中指出，在广东SARS流行高峰期，广州某医院有19例艾滋病患者曾与95例SARS病人同住一楼层一周以上，经调查，两类病人有接触史，医院的隔离措施不严，但事后证明无一例艾滋病患者感染SARS。　　而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蔡卫平主任医师也发现与SARS患者同时住在一个隔离病区的28例HIV感染者/艾滋病人却没有一人受到感染。蔡卫平在文章中指出，SARS流行的共同特征是近距离接触的强传染性，与SARS患者同住一个隔离病区的28位艾滋病病人中住院最短的2天，最长的整个流行期间均住在医院。他们接触SARS患者的时间甚至比医务人员还多，却没有一人受到感染。这是为什么？蔡卫平认为，这可能与受感染者免疫状况或病毒间的互相干扰有关，结果支持非典发病机制与细胞免疫反应过度造成损伤有关这一理论。　　陈小平则指出，在医学史上，疾病之间相互克制的著名例子有感染牛痘病毒可以预防天花，感染痢疾可以治疗神经性梅毒，并由此推断SARS和艾滋病的发病机制之间可能有相互抵抗的因素。　　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　　研究提示，大气环境变化与SARS的暴发流行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系，冠状病毒可能在10℃-20℃时最活跃，并有可能在冬春季卷土重来。专家由此认为，卫生和气象部门应对大气环境变化及“高危”天气向公众作出预警。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院长江朝强和卫生工程高级工程师周智翔从今年2月份开始对全球9个城市SARS暴发流行的环境因素进行研究认为SARS暴发前后，一般都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为病毒入侵人体提供了生存和繁殖的条件。而冷空气过后，大气环境有利于冠状病毒传播，造成更多的带菌者。这时，早前被感染的人开始发病，病例数突然增多。随后的另一次冷空气对SARS的流行则可能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更多的易感人群及密切接触病人的(或过于疲劳的)医务人员因免疫力下降而被感染；其次，降温减少了人们的户外活动，室内逗留时间相对增多，为SARS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冷空气的入侵使患普通感冒和其他呼吸道症状的病人骤增，部分疑似病人在隔离期间发生交叉感染，从而加剧了SARS的暴发。　　来自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杨智聪副主任医师通过对广州和香港两地SARS流行变化的研究，初步得出了SARS流行与气压和气温变化可能存在的关系。　　杨智聪副主任医师将SARS的流行过程分成了三个时期：每天小于10例新发病例的散发期、发病不断增多至高峰的暴发期和新发病例逐渐减少至20例以下直至结束流行的消退期。研究发现，广州平均气温从首发SARS病例日的13.6℃波浪式攀升至末例的26.4℃，平均气温19.4℃，其中最高气温28.6℃居于首发病例的第5天，最低气温7.1℃位于末例子发病的前4天。平均气压则相反，它在SARS首发期较高，而在末例发病时较低。香港气温、气压和SARS变化趋势与广州基本一致，只不过推迟了一个半月发病，也推迟了22天结束。对此，杨智聪副主任医师认为，广州和香港两地SARS散发和暴发期与消退期相比均是气压居高，平均气温居低，并且SARS发病随着平均气压的下降和平均气温的升高而消减，说明这两种气象有可能影响SARS的发病流行趋势。　　专家认为，SARS暴发前后，云量增加使具杀菌作用的紫外线减少。大气悬浮物的增多，为病毒的粘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条件。过多的悬浮物，还会令免疫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　　补充水分有助防非典　　广州医学院刘东俊医师研究认为，SARS病毒有城市分布性，几乎不在广大农村地方蔓延，这可能与SARS病毒喜欢湿度小特性有关。研究认为，在农村，山水树木保持大气湿度，可有效阻止冠状病毒对人支气管的亲和力。尤其是树木的挥发油在城市中较少，而农村地区树木花草散发的挥发油如桉油、樟叶油气，可对支气管黏膜形成天然保护膜，抗冠状病毒能力加强，而城市高聚集人群中阳离子多，使支气管黏膜受损，易受攻击。　　刘东俊建议市民，应避免到城市拥挤的地方，灰霾天气少到户外，多到树木山水多的农村山野，保持室内湿度，并保证大量水分补给是预防SARS的关键。　　暴躁性格者易感染非典　　刘东俊还认为，SARS病与人的血型性格有关。A型血行为人、胆汁质人及A型血人均易罹患该病，这类人耐受性差、急躁、可塑性不稳定，争强好胜，使支气管黏膜软骨环处于不稳定免疫激活状态，易受冠状病毒攻击，在SARS病区中多半人为此类性格。&
（责任编辑：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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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非典广东领先国际　研究取得了五大成果
13位国内权威专家认为，广东的研究取得五大成果
　　本报讯　记者孙璇、通讯员林晓盠报道：由粤、港、沪、京及哈尔滨等地30余单位40余专家协作攻关取得的广东省防治SARS研究科技成果，昨天在穗接受国内权威专家鉴定。由北京大学医学院庄辉院士等13位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这一研究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鉴定会由广东省科技厅主持，钟南山院士就病原学、流行病学、动物溯源、诊断试剂和器材的研制、临床诊断和救治、组织管理等方面，代表研究课题组作了总结报告。
　　据介绍，目前，广东省防治SARS研究已取得“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扩增（PCR）荧光检测试剂盒”等4项新药证书、“早期检测SARS病毒感染的方法和试剂盒”等7项国家专利，以及包括115篇主要论文及7部论著在内的主要成果。
　　专家们认为，广东省防治SARS研究主要取得如下成果：
　　一是最早提出广东年非典流行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较早地证明该次流行的病原体为新型冠状病毒。
　　二是最早明确SARS的临床特征、潜伏期和易感人群，提出了预防医院内感染是控制SARS流行的关键措施之一，首先建立了SARS监测报告系统和社区家庭隔离模式。
　　三是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广东省早期的SARS病人与接触动物有关，并经过基因组序列分析，证明果子狸携带SARS样冠状病毒，其与人新型冠状病毒有很高的同源性，提示动物SARS样冠状病毒可能是人新型冠状病毒的前体。
　　四是研制了三种SARS诊断试剂盒和红外线体温检测仪，并得到了广泛应用。
　　五是最早在国内提出SARS的临床诊断标准和重症SARS的判断标准，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SARS。
（晓航／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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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JinYang Network & Information Co.Ltd. All Rights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争取项目资金很艰难
SARS科研者的困惑和苦恼：争取项目资金很艰难
　　日09:55　　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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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他们在面临SARS病毒这样的危机前，还要一盘散沙、搞“山头主意”而不能抛弃偏狭，走向协作吗？如果我们要抨击别人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那我们就该知道该做什么，而不该做什么。
　　面对SARS病毒这一公共卫生危机，国内病毒研究的分割封闭、重复研究、资源及署名争夺一度让中国的生物医学科研界障碍重重，如何建立公开、共享、协调和有效率的生物科
　　研机制，看来绝不仅仅是科研人员道德的问题
　　本报记者/易颖 见习记者/王小飞 摄影/王轶庶
　　为什么锁我资料？
　　最近一个多月，李玄严(化名)教授正为一系列的怪事情头痛不已。他是广东某科研机构的教授，正承担着很重要的几项SARS攻关课题研究任务。
　　前些日子，为了实验室安全起见，他把一些分离出来的病毒资料存放妥当，等第二天上面已经挂了一把锁。他有些惊讶，因为这全是他多年做实验留下的资料，事先没有任何人跟他商量过要将他的资料上锁。于是，他换了把锁。更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向保卫科报案，要求“保护现场”。
　　相伴发生的还有这样一些蹊跷的事情：李玄严放在桌面上的一沓资料不翼而飞；为了了解关键病人的一些资料，李玄严连续打出十多个电话联系协调，都毫无结果。
　　有人向李玄严透露说：“听说你在跟国内研究机构搞什么合作？”
　　李玄严对记者解释说，“最近我在配合国内的研究机构做一个基础研究的课题，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内部的羁绊突然就出来了，而且来得不明不白。”
　　李玄严曾在国外做过研究，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研究必然是个协作的产物，就像跨国公司那样，往往需要调动相当大范围的研究力量来协作进行――“我们已经习惯了小农经济式的治学方式，搞小作坊、小团队，如果还没有新的科研模式，我们难保不会重蹈覆辙。”
　　李玄严的遭遇，在SARS病毒爆发后的六个多月来，一直也是同行所苦恼的：今年2月份，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两位专家受命飞赴SARS病毒爆发地，但没有获得SARS病毒标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终于得到了病毒标本，但是“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一个可笑的例子是，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汪建博士为了病毒标本追寻良久，都空手而归。后来通过朋友关系，他从北京某研究院“偷”了一点样本，整个过程“像进行特务活动一般”，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瓜皮帽和口罩。
　　甚至连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这样的权威机构要病毒也不容易。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回忆说，当时她居然听到有人说：“把病毒灭活了再给CDC，他们即使拿到病毒，也做不出来！”
　　至今徐教授仍怒不可遏：“煮熟了的种子能种出什么来？骂这些人没有科研道德还算轻的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法定权力集中资源，如果把病毒灭活了再提供出去是违法的。”
　　而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了9个国家的11个实验室，组建了多中心研究协作网络。通过这个网络，研究人员可以共享临床实时病例和组织样本，观察对方的电镜图像，交换和评估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为何错失SARS科研“黄金机遇”的原因，美国《科学》杂志分析说，在锁定病原、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描述其如何致病等方面，中国科学家本来都有可能拿到世界第一。之所以“败给”了外国竞争者，部分可归因于缺乏协调与合作、不敢挑战权威以及与外界存在隔阂等科研体制上的问题。
　　尽管在SARS病原体的发现、病毒检测诊断及理论的阐述，SARS疫情最为严重的中国的首创科研纪录为零，但是，《科学》杂志仍然认为，中国科学家还是有潜力回答对防止SARS复发至关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
　　艰难的项目资金
　　日，广东省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疫苗研制组副组长陆家海博士终于拿到了经费本，里面有政府拨给他的30万元科研经费。为了这笔经费，他苦苦争取了8个月。
　　“这笔经费来得太晚了，而且30万元，怎么够研制疫苗呢？”他问道。
　　陆家海带队的疫苗和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课题组，整合了解放军军需大学、暨南大学生物医学研究开发基地、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第一军医大学和中山大学的相关资源与科研人员。
　　而SARS灭活疫苗和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项目，至今已经花掉了400多万元。这些钱主要靠的是自筹的、来自于各合作单位垫付的资金。陆家海本人垫了30万，那是他从军队得到的转业费。而研究起步初期，最重要的一笔经费则来自于一位香港实业家10万美元的资助。
　　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最大作用在于，在SARS疫苗研制出来之前，一旦发生疫情，既可以用来给未确诊的SARS疑似病例和高危人群作紧急预防接种，又可以用来给确诊病人进行治疗。这是陆家海课题组在SARS最严重的关头不分昼夜研制出来的。
　　今年5月中旬，陆家海携带他研制的SARS灭活疫苗，乘飞机前往长春，制备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7月19日，陆家海课题组的马抗血清研制成功。据测定，其杀死SARS病毒的效价高于非典病人康复期血清数百倍。
　　日，接到广东省科技厅的通知，陆家海进京向科技部汇报了他的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的研究工作，同时汇报的还有另外两家科研机构。
　　据悉，另外两家都得到了国家资助，而陆家海的汇报却没有了下文。
　　陆家海的成果，在11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需要和机遇：SARS疫苗研究咨询会”上引起注意。目前，陆家海项目组与加拿大和美国的相关机构进行科研合作的洽谈正在进行。
　　“资源的争夺战并没有停歇。”上海的一位学者分析说，继标本之后，项目资金和设备成了新的“紧俏资源”。
　　“项目资金是不是用在刀刃上？跟国际项目比较起来，国内有些基金的项目评估体系值得审视。”这位学者说，一些基金项目的评审往往“只在小圈子评审”，钱通常集中在几个大实验室的手里。而国内做得比较科学的，是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遴选模式：随机抽取5个专家担任评审委员，相对比较公正，只要是真正好的项目，即使没有什么名气的青年学者也能拿到。
　　一拥而上和重复研究
　　2003年4月份以来，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和生物制品公司等200余家机构分别组成“国家队”和“地方队”、“民间队”，参与到了这场SARS疫苗研制竞赛中，按一位专家的说法是“各自保密，分别使劲”。
　　4月底启动的两支“国家队”有着充足资金和过硬的技术设备：一支由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及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组成，一支由军事医学科学院5所、中国科学院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和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组成，主要进行“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的研究。
　　据媒体报道，一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北京教授这样描述了“国家队”组建时的竞标过程：“5月5号交标书，9号就定了。”此外，“在两三天内就分完了钱，很多人都不知道。”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黄文林教授说，他也是事后才听说“国家队”招标的，所以没有来得及参加。
　　“地方队”主要集中在广州、上海和武汉。上海市组成了上海药物研究所和复旦大学3个研制小组，分别主攻“蛋白质疫苗”、“灭活疫苗”和“DNA核酸疫苗”。武汉大学的动物实验基地刚建成一个动物P3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则联合武汉大学医学院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研制“灭活疫苗”和“减毒疫苗”。
　　“地方队”的小团队意识也时有表露。
　　广东省“非典”科技攻关组的一位项目负责人回忆说：“通知我们去开会的时候，文件都出来了，广东的攻关组有哪几个课题组，有哪些人参加，已经大致定下来了。除了治疗时期直接涉及到的专家，基础研究领域的就只请了政府官员平时熟悉的专家。而按照学术的思路来说，攻关小组应该是云集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但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找人。”
　　尽管后来的攻关小组名单连续调整两次，陆续加入了一些研究免疫和病毒的专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还是没有邀请省外和国外一些知名专家，还是有点小团体的味道”。
　　事实上，目前广东的攻关小组内部就有4路人马在从事着与疫苗有关的研究工作：中山大学基础医学部的吴长有课题组进行蛋白质和多肽疫苗；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黄文林课题组主要进行DNA疫苗和腺病毒载体疫苗的攻关；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陆家海课题组则是马抗SARS病毒免疫血清和灭活疫苗的研究；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院士领军的香港大学、复旦大学和广州医学院三方合作的课题组也正在进行滴鼻疫苗的科研成果转化和“灭活疫苗”的开发。
　　“这里面投入得最多的还是政府的钱。民间基金和公司是自己承担项目的风险，看准了有市场收益才投入。有的省动辄已经是上千万元。”广东一位部门官员这样评议说，“跟疫情的紧迫性有关，这次SARS科研采用的还是过去由组织攻关组，行政划拨的方式，但是，和国防科研项目、基础研究项目不一样的是，因为疫苗又有着明显的产业化前景，因此，各个科研机构参与的积极性都很高。”
　　“这样就引起了项目重复的问题。例如灭活疫苗，是进入市场最快，也是完全成熟经典的疫苗制备方法，所以，除了国家队以外，地方队和民间队都在憋着劲地做，互相不通气，也不搞什么同行评议，暗地里比赛着看哪家先做出来。”
　　经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潘卫庆教授对此觉得有些不可理解，“已经通过动物实验的项目资料应该是可以公开的，听取一下同行的意见不是坏事，依我的想象，不可能把别人公开的数据抄来发表吧！”
　　“国际间的合作通常都比国内容易。人家已经享受了合作的益处。国内的机构都自己紧抱自己的，路就容易越走越窄。”
　　资源共享的制度设计
　　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从网上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发言稿打印下来，认真读了，上面又是画线又是批注，“经历了SARS，再谈科技文化，句句都说到关键”。
　　徐冠华部长在11月中旬“中国科学家论坛”上的这个发言很容易被解读为“SARS反思”。
　　“都在呼吁建立一个资源共享的科研体制，政府和科研界在很多相关问题上的认识已经很到位了，”黄文林教授说，“关键是立法要跟上。我国目前的科研法规大的方面好像什么都有了，更需要在法律规定的细节上深化。”
　　今年5月才回国的中山大学基础免疫学教研室主任吴长有教授持相似的看法，“科学研究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
　　正在与广东省商谈疫苗合作项目的加拿大“SARS疫苗加速研究计划”中国联络处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加拿大对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的共享，有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科研资源，包括科学家本人在科研活动中的法律地位，包括经济权益的合理规定，是成果共享的基础。”
　　据介绍，在加拿大，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地位，科研人员的劳动及其成果的法律地位，诸如机构是盈利性的还是非盈利性的，专利权的申请，知识产权的归属，工作的报酬，科研活动的经济收益等问题，一方面有比较完备的总体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也有具体的合同来约束和保障，相关各方责权利比较清晰合理，且已基本形成惯例。
　　他介绍说：“对科研成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要是不能共享，成果就毫无意义。根据加拿大法律，公家掏钱做出的成果，必须与社会共享。私人资金的成果，有各种保障其利益的方法。这样，通过共享，个人的利益随之得以实现。”
　　“事先，就通过合同把权利义务关系规定清楚了，该是谁的就是谁的，科学家怎么会拒绝合作呢？”这位工作人员说。
　　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的徐军教授介绍说：“我去过英国，也去过美国和日本，感觉到这些国家的科研体制都差不多，但我们的体制跟它们的很不一样。”
　　“比如，我向国外同行索要相关资料，一般都很方便，”徐教授说，“但同时，对方也会寄来一份协议。――这已经是一种规范了。”
　　目前，多数国内SARS研究人员已经意识到了协作的重要性。美国《科学》杂志上即将发表的《中国SARS流行期间病毒的分子进化规律》是SARS肆虐以来，内地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杂志的首次登台亮相，值得注意的是，这更是一次难得的大规模科研合作的“集体照”。
　　论文的署名一共有十多个单位，和国内讲究排名次序所不同的是，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有这样一句话：“这些作者对课题有同等的贡献。”
　　课题的真正负责人――中科院上海生物科学研究所赵国平教授则以“关于总体工作，请致电……”的方式出现在署名页的最下端。
　　“知道这个项目经历了多少曲折吗？这个课题本来没有得到一分钱的科研经费，几十株毒株涉及到十多家单位，赵老师还要一家家去收集，搞协调的时间和精力是做研究的几倍。”一位论文的参与者透露说，“有个单位拥有不少病毒资源，就提出要在排序上面占个什么位置，逼着赵老师签了协议才同意合作的。”
　　“这是一个好苗头，但科研的协作更需要制度保证。”这位专家评点道。
　　(应当事人要求，李玄严为化名)
　　附录：
　　国家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11月中旬的“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的发言要点
　　第一，加快建立开放的科研机制和宽松的科研环境。我们要努力减少或消除各种不必要的行政壁垒，摒弃“山头主义”式的管理构架；……制定鼓励政策，以加强和促进科技系统内部的开放，包括研究人员之间的开放，专业领域之间的开放，研究机构之间的开放，以及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开放。
　　第二，确立公平竞争的机制。通过近一个时期的探讨，我们认为未来我国创新体系和管理机制，应当本着“开放、流动、公平、竞争”的思路进行构建。我们要使那些有独立思考、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进入我们的视野。几万元、十几万元的支持经费，有可能使他们步入科学殿堂，孕育出伟大的科学家。
　　第三，改革科技评价机制。科技评价问题既是一个管理操作问题，也是一个文化建设问题。我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存在一定弊端，突出表现在为减少选题失败而回避风险；不重视新人的原始性创新，将很容易导致创新思想受到扼制。
　　第四，建立科技资源共享机制。这是目前我国创新体系中较为薄弱的一个关键环节。……由于部门分割、体制封闭，我们在科研投入方面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很突出，甚至有个别机构和专家学者垄断把持由国家财政投入所获得的科研设施和数据资源。……我们将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府支持科学技术发展、扩大公共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科研基础条件平台建设”，着力于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并为各类人才特别是那些“小人物”们提供更多公平参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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